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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上午十多个曾在上海避难过多年的奥地利犹太人一起来看望我。他们在1938年希特勒入侵奥地利前后逃到了上海，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才回到了奥地利。他们在上海住了10年左右，都能说一些上海话，对中国人特别是上海人非常亲热，说永远忘不了上海的救命大恩。我是在上海长大上学的，因而他们也把我看成是自己人。我本来是想请他们中午来吃便饭的，但他们说我刚到任，事情很多，只要吃一些上海小点心就可以了。使馆厨师中没有上海人，只有一个常熟人，做了一些上海人常吃的油条、豆浆、馄饨，还做了上海大世界旁边店铺里卖的菜饭。他们看到油条、豆浆很高兴，但过去到使馆来要过，使他们吃惊的却是菜饭，他们笑着用上海话说，我要排骨的，你要四喜的。大家像老朋友一样，谈得很高兴，吃得也很高兴。他们在上海的时候正好我也在上海，谈的都是过去上海的往事，用的是德语和上海话的“合资德语”，到中午才尽欢而散。 他们中领头的一个中国名字叫洪赉生，他是我去年到维也纳后最早认识的上海犹太人。在使馆国庆招待会上，一位头发花白，戴着老花眼镜的矮个儿客人走进来，紧紧握住我的手用上海话对我说：“我是上海人，叫洪赉生，你就叫我老洪好了。我是1947年回到奥国的，上海话都忘记脱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德文名字叫亨格勒特，原来是维也纳一家银行的职员，在1938年希特勒侵占奥地利之前几个月逃到了上海。他父亲早两三年到上海开了一家卖零头布料的小店，他到上海后给英国人看大门，还在父亲店里做活，日子还混得下去。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把所有犹太人集中在虹口一个地区里。不久，他父亲病故了。他和夫人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恢复了自由，就申请回奥地利的护照，终于在1947年回到了维也纳。他几次对我说：“我伲一家永远不忘上海的救命大恩，否则早在德国集中营的炉子里烧掉了。”过了几个月，他来了电话，他要带十多个在奥地利的曾在上海避难过的犹太人来看望我。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的犹太人大多数去了美国、以色列和其他地方，只有很少年龄大一些的人回到了奥地利和德国。当时在奥地利的大约有100多人，很多由于年龄大，找工作很困难，不少人靠政府救济为生。他们对中国人特别是上海人怀有真挚的感情。在1965年初我国在维也纳刚设立商务代表处时，他们就找上门了，后来在1971年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他们更把使馆看成自己的家。那时，他们人数还有六七十人，还有三个上海媳妇，原来都是纱厂的包身工人。后来，有些人病故，有的人离开了，到我80年代初到维也纳时只有十多人了。 战后，有许多犹太人从美国和其他地方回到了维也纳。后来，又有不少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到维也纳来建立公司企业，同苏联东欧做生意。所以，在维也纳的犹太人逐渐多了起来。经过美苏之间的多次谈判，苏联对境内的犹太人放宽了移居国外的手续，大多数都经过维也纳再转到以色列、美国和其他地方去。在维也纳郊区，有两个犹太人的难民营，苏联犹太人来到后先在这里居住，经过甄别后再转出去。在维也纳市内，有犹太人的教堂、商店和学校等。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晚上，奥国民议会反对党人民党的副议长邀请我参加在维也纳著名的萨赫饭店举行的晚宴。副议长是人民党的元老，曾两次访问过中国，与苏联东欧也有不少交往。参加宴会的有人民党的主席莫克和其他主要的领导人，奥地利的大主教柯尼希，以及同我一样到任不久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大使。 副议长在宴会上把我作为主宾，坐在他的右面，莫克坐在他的左面。柯尼希坐在他对面，两边是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大使按到任先后分别坐在他右面和左面。在外交宴会上，排位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要按客人的地位职务，到任先后，也要按主人举行宴会的意图，主要客人的排列等。这是一门非常细致的艺术，搞不好就会造成不愉快，甚至得罪人。我常常以一些正反实例，要使馆办公室主管礼宾的同志认真注意宴会排位的问题，而且在参加人家的宴会时，也注意通过排位来观察主人的一些想法。 在宴会上，主人给我热忱地介绍了莫克及其他人民党领导人。我到任后曾礼节性地拜访过莫克，简短地作了友好的交谈。莫克是在1979年8月担任人民党主席的，其他领导人中也有不少是新人。看来，这次宴会主要是莫克希望他的党加强同我国的关系。他在宴会上对我一再表示，他作为人民党新的领导的代表希望增加同中国的往来和联系。我说，中奥两国关系很好，我们同奥各个党都有来往，欢迎他加强联系和往来的想法。他还谈到发展两国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想法，我表示欢迎，今后如果有具体的建议希望随时告诉我。人民党在议会中是主要的反对党，在工商界中有很大影响，我今后除了做好执政党的工作外，也要注意做好反对党的工作。 主人还给我介绍了奥天主教大主教柯尼希，说他在上次访华时得到了深刻的印象。柯尼希曾在1980年上半年应我国宗教界的邀请访问过我国，在他之后法国天主教的大主教也访问了我国，因而引起了国际媒体对我国同梵蒂冈关系的议论。但梵蒂冈同台湾仍保持着关系，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我到任后没有去看望柯尼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议论。副议长同梵蒂冈来往很多，他曾多次同我两位前任谈过愿意推动梵蒂冈同我国的关系。这次他专门宴请我，并且邀请柯尼希参加，看来也有这个意思。我没有得到部内的指示，因此当他同我谈到同梵蒂冈的关系时，我只是简短地说明了我国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立场。 宴会是外交工作，同样也是所有外事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有些是要增进友好关系，介绍认识一些朋友，也有些是要谈一些问题，了解一些情况，说明某个问题的立场等。我常常对使馆同志说，参加宴会是一个重要的而又细致的工作任务，出门前要有所准备，在宴会上要注意观察应付，回来后还要想一想有些什么印象。在“文革”中，有人把外交宴会说成是什么“吃喝外交”，即使不是故意诬蔑，也是愚蠢无知。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五日 我邀请波兰沙夫教授中午在使馆便餐。他是老共产党人，华沙大学哲学和经济学教授，由于在一些哲学问题上特别是异化问题上的争论，已辞去教授的职位。他非常赞成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认为波兰也应当这样做，虽然情况有所不同。他是一些欧洲名人在罗马成立的罗马俱乐部的常务理事，也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顾问，因此常到维也纳来，已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是第一次同他见面，听他从波兰局势谈到波苏关系，再到美苏关系，对我了解苏欧关系很有帮助。 他对波兰局势的恶化感到担心。去年8月革坦斯克造船厂的工人为反对物价高涨、供应匮乏举行罢工，并成立独立工会。一些城市也相继发生罢工，有些城市的生活出现瘫痪。党和政府内部矛盾增加，发生分裂。8月24日，平科夫斯基接替巴比乌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9月6日，卡尼亚又接替盖莱克出任党中央第一书记。但罢工仍继续扩大，工业生产不断下降。到今年2月11日，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再接替平科夫斯基成为部长会议主席。他是军人，但是温和派人物，能否控制局势，还很难说。这个危机没有结束，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他说，波兰由于它所处的地位和历史的情况，国内发生的问题不管是何起因，都会有反对苏联干涉和控制的性质，因而比其他东欧国家更易引起苏联疑虑和干预，而且也更会影响苏美的关系。勃列日涅夫已一再警告波领导人要注意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活动，已发现苏军在边境上有调动并举行演习。里根在4月3日写信给勃列日涅夫，警告他不要对波兰动武。可是，苏联不会容忍波兰局势的恶化，并进一步影响其他东欧国家。尤其是现在，听说勃列日涅夫身体不好，谁来接班尚在未定之中。柯西金已经病逝，苏斯洛夫也有病。苏联领导危机正在加深，今后的发展值得注意。雅鲁泽尔斯基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后，已召集政府、企业和工会的代表，希望各方作出让步，尽快达成妥协，停止罢工，恢复生产。他还明确警告各方如果继续闹下去，引起苏联的军事干涉，像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所做的那样，对大家都没有好处。他还接见了在波兰有很大势力的天主教会的代表，希望他们能进行斡旋，稳定局势。这个道理比较容易讲通，但还有不少人不肯罢休，不能不令人担心。其他东欧国家的情况也不令人乐观，苏联长期来老子党老子国家的做法正在自食恶果。 我到维也纳后，一直感到在这里作为东西方的桥梁研究东欧局势及其同苏联的关系有方便之处。东欧国家对这里的工作很重视，除外交官外，还派有不少经贸、科技、文化方面的人员。同时，这里的东欧的流亡人员也不少。西方研究苏联东欧问题的人就更多。我在一些招待会上常碰到他们，如果注意同他们谈谈，就有可能对某个国家的某个问题有个比较符合实际的了解。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在维也纳的中小银行里，可用西方货币以很低的汇率兑换苏联东欧的货币，而且数量不受限制。银行只是附上一张小条，说：“请您注意，这些国家的海关是不准带进它们的货币的。”苏联东欧原则上是不准带出本国的货币到国外的，那么这些货币是哪里来的呢？有人说，是苏联东欧的人自己带出来的，也有人说，苏联东欧外汇紧缺，有意投放一批本国货币在西方市场上的。可是，在维也纳和其他西方市场上苏联东欧货币的汇率，比苏联东欧本国官方的汇率低四五倍、七八倍，甚至十多倍。苏联卢布官价是一卢布换一个多美元，而在维也纳银行一个美元可换六七个卢布，东德马克官价是一个东马克等于一个西马克，但在维也纳和西柏林的银行一个西马克可换三四个东马克，捷克斯洛伐克的克郎和匈牙利的福林也相差五六倍，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货币更相差十多倍。苏联东欧的海关检查很严，也很难阻挡大量的货币带入境去。而且，苏联东欧的工资水平比较低，物价也相对比较便宜。因而，在西方市场上兑换苏联东欧货币，再带入境去在当地商店里购买东西，住高级宾馆，进高级饭店，采购高档商品等，都难以想象的便宜。这样，就出现了许多的投机行为和违法分子。 同时，在维也纳有许多商店，专门为外国驻苏联东欧国家的使馆特别是西方国家的领事馆采购食物、水果、用品和材料等，并且按时用卡车送到那里去。由于这些年来苏联东欧经济困难增加，市场供应缺乏，有些进口东西如香蕉、橘子、咖啡、可可之类减少进口，在市场上很难见到，有些食物和用品从肉类、鱼类、奶制品、酒类到洗衣粉、卫生纸等市场上有，但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也有很多商品买不到。因此，这些代购商店应运而生，成为生意兴隆的行业。这些商店服务周到，可以按月送，也可以临时急送，小到卫生纸大到电子设备都可买来送到，而且包退包换，但手续费运输费很贵。我国驻苏联东欧的使馆为了节约费用，都自己开卡车来采购。开始时驻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的使馆来得多，后来驻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东德的使馆也来了，最后驻苏联使馆的也来了。他们挤住在我们使馆里，还要派翻译同他们一起采购，给使馆加重了工作压力，但兄弟使馆的困难比我们的困难更大，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是我们的重要工作。 通过这些情况，我深切地感到了苏联东欧的经济困难正在加深，今后应引起更多的注意。我过去长期担任新华社驻外记者，新华总社有个规定，驻外记者应有三分之二时间在外面活动，不在办公室里，有些记者反映三分之二的时间太多，在外面无事可干。后来，新华总社的领导人说，如果实在没有事，可以去看商店的橱窗，看物价。就是说，到街上去，同普通人接触，看普通人的生活，可以观察和发现很多的问题。做外交工作也是一样，要注意细小的事情，普通的情况，有可能发现一些重大的问题。有不少的人觉得外交工作很神秘，其实同其他工作一样，都是从点点滴滴做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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