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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朝廷内外对于以刘瑾为首的“八虎”集团的所作所为早已议论纷纷，群起攻之，谴责他们的倒行逆施。顾命大臣、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等人首先上疏规谏，劝武宗以国事为重，割绝私爱，除掉“八虎”。接着，户部尚书韩文等人交章弹劾“八虎”的劣迹，要求将他们绑送法司，严加惩治。韩文拟好妻疏后，交给焦芳签署。按照朝廷规制：各部会奏，应首先由吏部签署，而焦芳正好身为吏部尚书，狡猾的他害怕祸及自身，推说劝谏本是自己份内之事，不肯首署。韩文又是气恼，又是鄙夷，立即向他表示自愿承担责任，不连累别人，焦芳才敢上呈奏疏。 武宗看过奏章，为难得哭了起来，他既碍于群臣的情面，又舍不得从小陪伴他长大的刘公公，最后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将刘瑾等人迁居南京了事。无奈刘健等大臣哭劝皇上杀掉“八虎”，免留后患。在群臣的强大压力下，武宗只好忍痛割爱，答应第二天早上便下旨，将刘瑾等人逮捕下狱。大臣们松了口气，以为这次总算除掉了祸害。 不想，此事被焦芳窃听了去．焦芳一向与刘健、谢迂、韩文等人有矛盾，当年，焦芳竭力钻营，一心重进翰林院，刘健曾极力阻止过，虽然焦芳最终如愿以偿，但他对刘健的憎恨已深埋心底。弘治十六年，焦芳改任吏部侍郎，为了捞取资本以求晋升，他上疏“建言御虏四事”。刘健看后认为疏中所提的建议都是远离实际、难以实现的空言，予以否定。因此，焦芳对刘健的仇怨又加深了一层。对谢迁，焦芳也是积恨已久。谢迁对焦芳的奸邪早有察觉，同样堵塞过他升迁的门路，平日里也常弹压他的卑劣行径。因而，焦芳对刘健、谢迁等人恨之入骨，一直伺机报复。 焦芳出于私怨，想借“八虎”之力替自己报仇雪恨，他立即密报给刘瑾等人，使“八虎”抢先一步，连夜赶进皇宫，跪在武宗面前，边叩头不止，边大哭不已，结果使武宗回心转意，收回成命。刘瑾等人又趁机反咬一口，陷害弹劾他们的韩文、王岳等朝臣。 第二天早朝，群臣们兴致勃勃地走进大殿，等待对“八虎”的宣判。而焦芳还摸不清局势的脉象，他对同僚胡乱寒喧着，又怕得罪太监们，进殿时故意磨磨磳磳走在后面，自我表白说；“今日之事，为首之人当在前面承担责任。”暗地里又对太监们说：“奏疏是韩文等人的主意，我根本不知道。”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 在这场正与邪的斗争中，焦芳充当了可耻的告密者，给刘瑾以反扑之机，使事态一夜之间急转直下，结果，刘健、谢迁、韩文等人被迫辞官，而刘瑾“八虎”集团更受重用，进一步掌握了朝中大权。不久，刘瑾等人大打出手，大开杀戒，罢免、流放、杀害了一大批异己，使朝野上下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焦芳在关键时刻向刘瑾等人通风报信，立了“大功”，自然得到刘瑾的赏识，很快，焦芳被引荐进了内阁，也成了实权派人物，从此公然与“八虎”勾结，助纣为虐，坏事做绝。 如果说焦芳在投靠刘瑾之前是依仗流氓无赖手法孤军奋战，那么，可以说，在他投靠刘瑾之后，是奴颜媚骨，甘当羽翼，为虎作伥。为了进一步向上爬，焦芳将人格、尊严、廉耻统统卖给了刘瑾，象狗一样摇尾乞怜，刘瑾的话就是圣旨，刘瑾的好恶就是是非标准，刘瑾虽然专擅朝政，但他不识字，不能亲自动手批答奏章，但他还要紧握这个大权，便把奏章带回家中，让自己的亲信党徒帮助批答、决断，往往由焦芳润色加工。焦芳对公务马马虎虎、敷衍了事，而对刘瑾的旨意却竭尽犬马之劳。他对刘瑾以“千岁”相称，自称“门下”，他对刘瑾的谄媚，实质上是对权势的崇拜，焦芳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拜权者。 人性总有其两重性，象焦芳这样无耻的小人，注定具有媚上欺下的两副嘴脸，对其主子，不惜奴颜婢膝，甘当鹰犬；对于异己，则百般排挤，动辄侮辱，大发淫威，甚至想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焦芳初任吏部侍郎时，吏部尚书是老臣马文升，对于这位正直无私的顶头上司，焦芳根本不放在眼里，而是千方百计要取而代之，明着，焦芳发泼撒野，动不动恶语相加，破口大骂；暗着，他勾结言官，肆意诬陷马文升。对马文升这样的老臣尚且如此，对其他人更是不在话下。 刘健，谢迁等人被迫辞官回籍后，焦芳还不解气，他与刘瑾合谋进一步迫害刘健、谢迁、韩文。将他们打成“奸党”，削去一切诰封，追夺所赐玉带服物，甚至多次借故杀害他们。幸亏有李东阳等人暗中周旋，使他们免遭毒手，保全了性命。 兵部尚书刘大夏，因揭露阉党刘宇的劣迹而触犯了焦芳，焦芳便怀恨在心，怂恿刘瑾抄没刘大夏私产，将刘大夏捕拿下狱。后由于群臣力争，才免去刘大夏死罪，发配到广西戍边。焦芳却说广西与刘大夏家乡太近了，又把七十三岁的刘大夏贬戍肃州（今甘肃酒泉）。 焦芳简直是丧心病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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