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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呵，作为一个阴谋家、野心家，在生前没有受到应有的审判，反而能以那么高的职位，那么耀眼的荣誉死去，对于他本人来说的确是很幸运的。他能做到这点，除了老天爷成全他让他早死之外，还与他善长宦海沉浮之术有很大的关系。 还是让他来给我们作证吧。 康生早年曾是李立三路线的狂热分子。为了获得李立三的信赖，他对党内批评李立三错误的人，总是不加分辩地加以驳斥，对着人家拍着胸脯，气势汹汹地说：“李立三同志是正确的。谁反对李立三同志，谁就是反党，李立三同志是我们的好领导，我坚决拥护李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线。”这种表现当然使李立三满心欢喜了，立即把他由江苏省组织部调至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 可是，一场突然而来的政治风雨使他吓出了一身冷汗。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在党的三中全会上，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遭到了批评。怎么办呢？不能就这样跟着李立三倒霉了。于是，他很快便冷静了下来，沉着地转向，一反吹捧李立三之常态，脸不红心不跳地大骂李立三，说：“我早就看出李立三这一套，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东西；在领导作风上，他唯我独尊，夜郎自大，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当面严厉斥责李立三说：“你领导这一年多，使中国革命受到了多么大的损失，让人多么痛心，自己没有那个能力，还坐在指挥台上称王称霸。”最后还冷嘲热讽地说：“没有那个金刚钻，就别揽那个瓷器！” 这一反戈一击，使他洗掉了李立三主义支持者的名声，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地位，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 尔后，他又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新主人王明的怀抱里。先是装作满脸羞愧的样子对王明说：“李立三当权的时候，我跟他一道，曾经给过你两次处分。都怪我水平不高，没有看出问题；就是看出问题，也没有勇气顶。结果冤枉了你，使你受了委屈。我感到很内疚，我诚恳地向你认错，希望你能原谅。”说完，又略微停了停：“当然，给你的那两次处分，我思想上也不通。可是，李立三大权在握，我不能不服从。历史证明，你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我错了。” 王明听了这一番近乎忏悔的话，也就原谅了他，宽宏大度地说：“不必过虑，区区小事，不足挂齿。人非圣贤，谁能无过，过去的事，算不了什么，今后咱们要好好合作。我这个人有嘴无心，从来不计较旧怨。”以后康生又多次吹捧王明，说共产国际能把你这样有胆识而又英明果断、具有雄才大略的领导选上，这说明共产国际的高瞻远瞩。这样，中国革命就大有希望了。 过不了多久，他便被王明委任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后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副团长。 1935年，遵义会议宣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的死刑。康生又想着怎样摆脱王明了。 抗日战争爆发，康生一想不能老呆国外，否则以后在党内就没有地位了。于是他到医院里会见到苏联养病的王稼祥，以探探国内的风声。一见面康生就恭维地说：“稼祥同志，你在长征途中辛苦了，毛泽东同志真了不起啊！中国有这样的英明领袖，革命胜利就有指望了！”然后又关切地说：“稼祥同志，你不要急着回国，就在这里把身体彻底养好，你是为革命立过大功的人嘛！”临走前，又试探地问：“稼祥同志，我请求党中央调我回国工作，你看行不行？驻共产国际代表，就请你来接任吧！”王稼祥只是笑而不语，他知道康生的为人。康生又接着说：“稼祥同志，你如果同意的话，我就请示国内了，让我回去好好地跟着毛泽东好好学习学习。长期在国外，太脱离实际了。” 1937年1月，康生与王明一道回到了延安。这时康生还不想立即把王明甩掉，因为他还想靠这四年莫斯科工作的成绩在延安捞好处呢。结果康生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不久康生就拉王明去党校作报告，大谈“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于统一战线”，康生赞其报告“很深刻”、“很重要”。此时，康生虽已不再是王明的副手了，但他仍对王明保持着一段不冷不热、若即若离的关系，以便日后留有余地。同时还因为他们在苏联还有一段见不得人的整人历史需要共同保护。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的左倾路线，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王明彻底垮了下来。作为王明的追随者，康生极为害怕，他想现在是甩掉王明，反戈一击的时候了。于是，他在领导面前，在会场上大力揭发王明的缺点，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领导认为他揭发有功，委任他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这是一个重要的部门，对党内干部握有生死予夺之大权。康生利用这权力，在延安整风的“挽救”运动中，诬陷、杀害了不少好人。 如此重要的职务的获得，说明他还是很得高级领导的信任的。截此为止，他已经两次历险而又两次幸免，两次被重用了。其中的关键是他善于投机钻营，见风使舵。 解放后，康生因与饶漱石争夺华东局书记一职失败，便“养病”了六年。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上，他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降格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在陈伯达之后。康生对此很是恼火，但又不好发作，只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不仅要把失去的夺回来，而且还要捞回更多的东西。为此，他又开始思讨怎样施展自己的拿手好戏了。 他知道，现在毛泽东是党的领袖，要想获得高的职位，必须先取得他的信任。于是，他想方设法接近毛泽东，吹捧毛泽东。 首先是大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一点他比林彪来得早。康生一反几年前空闲的常态，开始变得忙碌起来了。 1957年3月13日，在中央宣传会议的总结发言中，康生大力吹捧说：“自1952年以来，随着社会的大变动，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四个方面的新的说明，新的发挥，新的发展。”“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如何学习它，研究它，说明它。”以后又在不同的场合大力吹捧。说：“自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毛主席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论；这些新理论，马、恩没讲过，列宁也没讲过，斯大林虽然讲过一点，但讲得不彻底。”还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顶峰，世界上没有谁能超过他的水平。”后来康生还多次对人炫耀说自己是“顶峰论”的发明人呢。 1958年，康生到全国许多地方大力鼓吹“左”的一套，称赞“大跃进”，说：“这个时代，形势喜人……要敢想、敢说、敢做。”“每日每时每刻，都有新事物出现，真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现在是创造奇迹的时代，只要我们把封闭的脑袋打开，什么奇迹都不在话下。”“至于农业大学，至少要挂五个牌子：第一是学校的牌子；第二是挂工厂的牌子；第三是挂农场的牌子；第四是挂研究所的牌子；第五是挂农林局的牌子；最好挂上十几个牌子。”“什么叫科学研究？就是大胆地想，大胆地搞，就是异想天开，想入非非，它并不神秘。”还说什么：“甘薯长得象西瓜一样大，可以翻十几番；烟草长九公尺多高，象四层楼那么高。”炼高炉，一个八岁的小孩用小竹竿穿孔当鼓风机，“每次出铁三、五斤。”…… 可是，“神话”毕竟代替不了现实。浮肿病，饿死人，使得中央不得不到庐山去召开政治局会议以研究对策，总结经验教训。这时康生心里感到有点惴惴不安，看来要批“左”了。他已听人说过彭德怀、杨献珍对他在全国各地的讲话很是不满，说他：“简直是疯子，一派胡言乱语，好端端的国家弄成这个地步，还在那里一个劲地吹。”康生由此对他们两人怀恨在心。 可是，让他想不到的竟是彭德怀的一纸“挑战书”使他得救了。庐山会议不批“左”而转向批“右”了。但康生仍借此狠狠地批彭德怀，以泄私愤。他说：“你彭德怀，早年起名叫‘彭得华’，野心好大啊，要得中华！还起个号叫‘石穿’，水滴石穿，搞阴谋嘛”！ 会议还批判了张闻天。康生想此人是个理论家，发言逻辑严密，有理有据，很难象批彭德怀那样去批倒他，得有理论水平。于是他在8月3日向毛泽东呈上《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问》。 康生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赢回了他失去多年了的权力。这是后话，再说他从庐山回来后还惦记着杨献珍欠着的仇还没报，干是又挥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向杨献珍扔去，直至把他弄得“向党低头认罪”为止。 1966年，康生窥测到毛泽东想发动一场运动，于是出谋划策，抛出了启动文革的第一张大字报。 当林彪受宠，成为新的接班人后，康生为了讨好这位未来的新主人，也竭尽献媚之能事。一天他看到一份学生写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材料，说有人要在北京搞兵变。康生一看，脑子一亮。“兵变”，林彪最近不是大讲兵变吗？可从这里为他的讲话找到个实例，以显示林副统帅的料事如神，这样林彪一定会感激自己的。于是康生跑到北师大、北大去演讲，宣称：“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千真万确的！”“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彭真是否要抓军队？要！”这时彭真早已被打倒，康生这么做是想借此让群众把矛头指向林彪的仇人，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贺龙。经康生这么一说：“二月兵变很快在北京，全国流传开来。 林彪立即接过康生抛过来的政变绣球，要求吴法宪、李作鹏赶快去找材料，中心就是陷害贺龙插手空军和海军，想把这两军作为搞反革命政变的基地。这两种编造的材料抛出后，贺龙就不明不白地被捕了。但麻烦的是没有过硬的罪证材料，林彪心里有点发虚。此时，又是康生出来解围。 他凭着自己的想象绘声绘色地描述起了贺龙是怎样搞兵变的：你们知道吗？贺龙在北郊修了个碉堡，还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他给体委发了枪炮，大炮就安在什刹海，对准着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或无线电俱乐部。贺龙与刘仁，与团中央的玉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七百条枪。 这么一位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出来说话，而且说得又是那样的有鼻有眼，哪还有假吗？人们原先所存的一点怀疑此时也都消散了。贺龙此时就是有翅也难飞了，更何况野心家正想要他的命呢？林彪为此对康生大加赞赏。 康生讨好林彪的另一着是编《林彪文集》。1969年把中央党校的心腹叫来交代说：“你们要把林彪文集印出来，规格同《毛泽东选集》一样，这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务。时间要抓紧，对外要保密。” 经过一年的时间的忙碌，《林彪文集》印出来了，封面是闪闪发光的烫金大字。印完后，康生恭恭敬敬地把样书送给林彪。但这一次他留了一手，先不急着发行，要看一段时间再说。林彪拿着这金光闪闪的《林彪文集》，十分高兴，称赞康生为不可多得的智囊人物。没想到康生这一手算是留对了。林彪于1971年“九·一三”摔死于温都尔汗。他不禁一叹：“好险呵！”然后下令把那数以万计的《林彪文集》送到了纸浆厂里，秘密地销毁。 1966年12月，姚文元《评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为此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也即《二月提纲》。康生作为小组的成员也参加了讨论，当时彭真曾征求过他对《提纲》的意见，他摇摇头说：“没有了。”他本人还亲自圈间过，并顺道与彭真一起到武汉向主席汇报。 时隔一个月之后，当他与江青一起向毛主席汇报时，却意见颇多了。他说：“彭真执笔的这个汇报提纲，是反对文化革命的，这是包庇吴晗。他们也是反对主席的，在吴晗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的问题上，他们明目张胆地与主席唱对台戏，居然当面反驳主席。”他又继续挑拨说：“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彭真等人控制的单位，一直按兵不动。……他们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了。” 当毛主席给《二月提纲》定性为“错误的”以后，在五月上旬的中央政治局大会上，康生除了向《二月提纲》发射猛烈攻击以外，还说：“我虽然也是五人小组的一员，但彭真偷偷摸摸地背着我，根本不同我商量，这完全是一种阴谋活动的产物。”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 结果彭真被撤销了一切职务。而康生则是吉星高照。他和陈伯达被指定来起草“五、一六”通知。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顾问。这个小组后来获得了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权力。康生也随之达到了一种几近一下之下，亿人之上的地位。 但是，捣鬼有术，也有效，但不会长久。总有一天是被人识破的。康生生前虽对他的这些阴谋诡计掩饰得较巧妙，但死后人们还是恢复其野心家、阴谋家的本来面目。真应验了一句古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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