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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到日本商埠长崎，经神户、横滨，改乘火车到东京。在横滨时，已有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和湖南留日学生会派员前来接待，林伯渠等一行人，在他们的帮助下，到了东京，很快就安顿下来。 其时，中国留日学生已有几千人，多数荟集东京，品流很杂，有的是为升官发财来镀金买文凭的，有的是抱着救国救民的宏愿来勤学苦读的，有的是因从事革命，被清政府通缉亡命而来的；也有借名游学，日事玩乐吃喝的。中国留日学生大都进速成学校或普通科。林伯渠在这年夏初进入弘文学院就读师范科。 弘文学院是日本著名教育家、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于一九○二年专为接待中国留学生创办的。院址在东京牛込区西五轩町，设有普通科和速成师范科，普通科三年毕业，教授中学课程；速成师范科肄业半年、八个月、一年或一年半不等。由于近年来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猛增，弘文学院发展很快，一九○三至一九○四年间，在下谷、神田、巢鸭等地扩建了四所分校。林伯渠到校那年，弘文学院的中国留学生有六百零四人，其中湖南籍一百一十人。由于当时留日学生由各省保送，多为集体入学，乡党观念较深，学院亦往往以地名为班名，如称湖北普通班，湖南师范班等。陈独秀、黄兴和鲁迅都曾经在这所学院肄业。其时，日本的生活水平不高，物价较低。弘文学院每年收学费、食宿费三百日元。官费留学生每年可领官费四、五百日元，另有实验费和旅行费，一般说来生活还算是优裕的。师范科学习日语、修身、教育学、数学、理化、史地等科目。林伯渠在西路师范学过日语，对各门功课都有根底，因此在学习方面并不感繁难。中国留学生除了上课和复习外，课余时间大都用来跑留学生会馆，进书店，听讲演等。从一九○三年起，各省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了好几种杂志，作为宣传革命的武器，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以及湖南留学生出版的《游学译编》月刊等。更早的第一批留日学生戢翼翚等，也在三年前组织了《译书汇编》社，从事翻译工作。他们相继翻译了欧美资产阶级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以及日本学者福泽谕吉等人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哲学、历史等方面的大批名著，就地出版，广泛发行，使新来的留日学生林伯渠等大开眼界，耳目为之一新。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以半文半白的革新文体，宣扬君主立宪，批评时政，过去在国内，就对林伯渠起过颇大的影响。来到日本后，林伯渠在卢梭、孟德斯鸠等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和留日学生激进派的影响下，日益倾向革命。他听到黄兴与宋教仁常常谈起日本义士宫崎滔天夸奖广东有个孙文多次组织反清起义，是当代人杰，早就心仪其人。但是，在一九○四年，对于满清王朝“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险恶用心，他还不是一下子就认识的；对能不能联合清廷共同抵御外国的侵略这一重大问题，他和陈天华同样，还是动摇模糊的。他在留学生中结识了大批革命志士，如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杨毓麟，刘道一、姚宏业、仇亮、田桐、程潜、程子楷、覃振、白逾桓、吴崑、以及秋瑾等①，都是在这期间认识或订交的。宋教仁自一九○四年秋策动长沙起义失败后，于这年冬天逃到东京，不久即与陈天华等向湖南留日学生发动捐款，筹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宣传革命的阵地。林伯渠参与了捐款筹备工作。《二十世纪之支那》于一九○五年六月创刊，只出了三期，便遭到日本政府封禁，其后移交给中国同盟会，改出《民报》作为该会的机关刊物。 -------- ①杨毓麟、姚宏业、田桐、白逾桓，吴崑皆弘文学院学生；除田桐、白逾桓、秋瑾外，其余皆湖南人。 一九○五年是亚洲政局风云谲变，国家多故的年代，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时期、建立新型政党的年代。打了一年半的日俄战争，经过这年五月间的对马海战，俄国太平洋舰队几至全军覆灭。在我国东北领土上作战的四十万俄军，也抵挡不住日本军队凌厉的攻势，节节败退。俄国不得不在美国的斡旋下向日本言和让步。但实际上丧权失地的，仍然是挂着“局外中立”招牌，颟顸无能的满清政府。在一些中国人看来，这次日俄战争，日本对俄国的胜利也就是君主立宪对君主专制的胜利，所以这次战后，中国的立宪派又活跃起来。 这年七月，孙中山由欧洲回到东京，经宫崎滔天的介绍，找到黄兴、宋教仁等，秘密商议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联合组织政党的问题。七月三十日在东京赤坂区召开同盟会的筹备会，商定这一革命新组织的会名为中国同盟会，推黄兴、陈天华、宋教仁、马君武等八人负责起草章程，并规定了入会仪式和誓词等。 林伯渠听到孙中山抵达东京组党的消息，心头有说不出的高兴。他早就渴望着有一天能够亲眼见到这位闻名已久的伟大人物。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东京中国留日学生和华侨决定于八月十三日下午在麴町区骏河台富士见楼举行欢迎孙文大会。林伯渠和弘文学院的中国学生满怀激情参加了这次大会。到会的群众达一千三百余人，远远超过了原定六百人的预计，把个小小的富士见楼挤得无插足之地。尽管这时天气炎热，汗流浃背，大家都不愿离开，以一睹孙中山的丰彩和亲聆他的言论为快。当孙中山缓步走上讲台时，周围掌声四起。孙中山首先叙述他的革命主张和经过，指出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大有一日千里之势”，“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如国人发奋自雄，不难“突驾日本”，“并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 最后，孙中山满怀激情地指出：“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皆羡慕此英雄用武之地，而不可得。我们生在中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反都是沉沉默默，让异族儿据我上游，而不知利用此一片好山河，鼓吹民族主义，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以执全球的牛耳，实为可叹！”① 孙中山的演说给林伯渠印象最深刻的是：孙“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他为什么赞成民主共和，反对君主立宪。他说：‘铁路是好东西，但怎样成功的呢？英国开初试用木轨，用马拖车；后改铁轨，仍用畜力；最后，终于蒸汽机车实验成功了。政治的进步也与此相同，由皇帝专制，到君主立宪，终于民主共和。我们现在一开始就懂得了这个道理，为什么还要用畜力拖车呢！这岂不是最愚蠢的事吗！’”② 听了孙中山的演说，林伯渠“觉得很对”③，心中豁然开朗，一下子他就解决了长期以来蒙混不清的问题。他感到孙中山有一种宏伟的气魄，视野广阔，比同时代的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平时听陈天华称赞孙中山是“英雄中的英雄”，见章士钊《三十三年落花梦》（宫崎滔天著，即《孙中山传》）的译序中颂扬孙中山是“近今谈革命者之始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果然并非虚语。他拥护孙中山要救中国就必须革清朝君主专制的命的主张，决心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并要求参加他领导的革命组织。 -------- ①《孙中山全集》第１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７９页。 ②《林老谈辛亥革命》。 ③林伯渠与陈瑾昆教授谈话１９４６年６月１５日。 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本国会议员阪本金弥的别庄举行成立大会。到会加盟的有留日中国学生一百多人。会上公举孙中山为总理，其下设执行、评议和司法三部，黄兴任执行部庶务（相当于副总理），陈天华任书记，程家柽、廖仲恺任外务；评议部推汪兆铭为部长，田桐、胡汉民、朱执信、吴永珊（玉章）、覃振、胡瑛等为议员；司法部由宋教仁任检事长，张继等任判事。会议正式通过同盟会章程，确定“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同时成立各省分会，推定各省主盟人。上述同盟会的负责人，后来大都和林伯渠发生过密切关系或者打过交道。 林伯渠原和黄兴、宋教仁熟识，他们两人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这是他一生事业中的第一个重要起点，从此他便踏上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征途。 清政府得知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东京成了中国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如芒刺在背，火灼油煎，便秘密向日本驻华公使要求共同镇压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日本政府于一九○五年十一月二日颁布所谓《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学校之规程》（中国留日学生称之为“取缔规程”），规定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公、私立学校入学或转学时，必须持有清廷公使馆的介绍书方准入学；中国留学生必须居住学校宿舍；凡因“性行不良”而被开除的中国留学生，各校不得使之复学。这样一来，清政府就随时可以以“性行不良”为借口，串通日本当局，开除进行革命活动的中国留学生，断绝他们在日本留学进行革命活动的机会。中国留学生因日本政府剥夺他们的居住自由和入学自由，群情愤激，上书驻日公使杨枢，要求向日本政府交涉，取消该项章程。结果上书请愿无效，反受日本报纸讥为“放纵卑劣”。日本一国会议员甚至大发谬论，说什么日本帝国的范围应以东京为圆心，划成三个不同半径的圆周，第一个圆周，包括韩国等地；第二个圆周，包括中国东三省；第三个圆周则包括全中国在内①。这些极端污辱我国留学生人格和国家尊严的帝国主义分子言论，如同火上浇油，更加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无比愤慨。他们决定以全体罢学归国的行动，抗议日本政府的“取缔规程”。十二月四日，首先罢学的是林伯渠所在的弘文学院。这所学院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他们分头写信给日本各地的中国留学生，敦促大家一致罢学归国，以存国格。第二天起来响应的是以秋瑾为首的东京近百名女留学生。秋瑾在青山女子实践学校肄业，为了坚持罢学归国，她动手殴打了学校翻译范源濂，并到处演说，痛斥日本政府的侵略和清廷的卖国，每每声泪俱下，感人至深。林伯渠对这位年龄比他大九岁的“鉴湖女侠”，十分敬佩。第三、四天，其他学校如经纬学堂、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法政大学、成城学校等也都相继罢学。 -------- ①《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Ｉ９７８年版，第３４页。 正当罢学归国浪潮迅猛发展的时候，十二月八日，忽然发生同盟会的著名革命宣传家、《警世钟》和《猛回头》的作者陈天华，在横滨大森湾投海自杀的事件。陈天华有感于祖国的积弱，又慨于日本报纸对国人的嘲讽侮辱，诚恐中国留日学生罢学归国行动不能一致，反招人耻笑，因此写下遗书，以死劝勉大家“力学爱国”①。 -------- ①《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５５页。 陈天华蹈海自尽，更加激发了中国留日学生罢学归国的决心。不到两个月，归国的达二千多人。当时东京中国留学生分成两派，一派力主罢学归国，在国内自行办学，宋教仁、田桐、胡瑛、秋瑾、刘道一、廖仲恺、姚宏业和林伯渠等属于这一派。他们组成各校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处理一切罢学归国事宜，会长为胡瑛。联合会制定了四条自治规则，要求罢学学生遵守秩序，以免日警干涉，并派出纠察员持手枪、短刀看守各校校门，阻止中国留学生上学。另一派为胡汉民、汪精卫等，组织维持会，主张“忍辱负重”继续留在日本学习。他们被罢学归国派认为留恋个人官费，不顾公义。这派人数较少。两派在留日学生总会馆，争辩非常激烈。林伯渠与秋瑾、刘道一、姚宏业等于一九○五年底相继回国。其后孙中山由美国来电，表示不赞成留日学生全体归国。原因是担心同盟会员回国后，有被清政府一网打尽的危险；同时也怕动摇刚在东京创刊的《民报》的基础。宋教仁、胡瑛等接到电报后，于是终止了集体罢学归国的行动。日本政府在各方压力之下，也对“取缔规程”的实施，作了让步。一些学业未完成的归国留学生，又陆续重返日本复学。 林伯渠已在弘文学院念完了师范科的课程。一九○六年初，他被东京同盟会总部派往湖南长沙办理振楚学堂，兼在西路公学任职。这两家学堂都是革命党人用以掩护地下活动的机关。他负责与潜往桂林策动巡防营起义的黄兴及在湘西联络会党的谭人凤通讯联系，兼管《民报》的秘密发行工作。这时，湖南早期留日学生禹之谟和陈家鼎等已在长沙成立同盟会湖南分会，弘文学院的湖南同学仇鳌、赵缭等也以学校为据点，在湘阴和长沙开展革命活动。林伯渠分别与他们取得联系，在工作上互相呼应。这年春夏间，恰值长江中下游淫雨成灾，衡州、零陵、长沙、常德四府洪水淹死群众三、四万人，受灾者三、四十万人，灾情惨重，为二百多年来所未有，因此民情嗟怨，暗潮四伏，湖南革命烽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这年五月，因反对日本政府“取缔规程”返上海筹办中国公学的同盟会员姚宏业，感于官绅的阻扼，收不到各地筹款，且见国事日非，愤而投黄埔江自尽。姚宏业是林伯渠在弘文学院的同龄同乡，同奉东京同盟会总部之命回国办学。对于姚宏业和陈天华的死，林伯渠是十分悲痛和惋惜的。湖南同盟会为了表彰陈、姚二烈士的爱国精神，藉慰英魂，由湖南教育会兼商会会长禹之谟和陈家鼎、宁调元、覃振等出面倡议，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两烈士于长沙岳麓山，以志纪念，并派苏鹏为代表，赴日本和上海，运陈、姚两烈士的灵柩回湖南。五月二十九日，长沙公私立学校教职员工、学生以及各界群众一万余人，身穿缟素，手执白旗，为陈、姚二烈士送殡。队伍长达十余里，轰动全城，观者路塞，军警林立，不敢干涉。这是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领导湖南人民举行的政治大示威。林伯渠率领振楚学堂和西路公学的师生，积极参与了这次斗争。 湖南政府因禁阻陈、姚公葬未能得逞，恼羞成怒，于八月间逮捕了禹之谟，严刑逼供，数月后处以绞刑，禹之谟壮烈牺牲。宁调元、苏鹏等受通缉，逃亡外省。在这期间，东京同盟会总部派刘道一等回湖南，运动军队和会党，组织萍浏醴起义。 萍乡、醴陵、浏阳三县为湘赣两省交界地区，向来是哥老会的别支——洪江会会众聚集的渊薮。自一九○四年秋华兴会在长沙发动起义失败，洪江会首领马福益被杀害后，洪江会会众更加痛恨清政府，因此一经刘道一等号召起义，他们就风起云从，积极拥护，但由于会党山堂林立，互不统属，组织不严，容易泄密。一九○六年十月初，起义日期还没有到来，萍、浏、醴三县交界处的麻石等地已受到官兵巡防营的袭击，会党头目数人被杀。十二月萍、浏、醴起义全面爆发，也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和敌军势大，很快就失败了。同盟会的青年英杰刘道一不幸在长沙被捕，遇害于浏阳门外。 这年的重阳节，林伯渠和友人登临岳麓山，凭吊这天灾人祸频仍、刚刚经过水淹血渍的破碎山河，到处枫林红叶，宛如死难者的鲜血洒落万岭千山，黄酒茱萸，难招忠魂。因念神州陆沉，何日重振？他不禁百感丛生，泪下如雨，归来写成《游爱晚亭》七律一首。诗云： 到处枫林压酒痕，十分景色赛天荪。① 千山洒遍杜鹃血，一缕难招帝子魂。② 欲把神州回锦绣，频将泪雨洗乾坤。 兰成亦有关河感，③愁看江南老树村。④ -------- ①荪：香草，亦名荃。《楚辞·九歌·湘君》：“荪桡兮兰旌。”天荪：指天上的香草。 ②帝子魂：帝尧的女儿娥皇、女英均嫁给舜。舜出巡，死于苍梧（在广西）之野，娥皇、女英悲痛至极，死于湘江。 ③兰成：南北朝时梁朝人庚信，小字兰成，出使西魏，被留不放。梁亡，作“哀江南赋”，怀念乡关。 ④《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１页。 后来他觉得这首诗的结尾，调子未免过于低沉，因又将它改成“不信沉沙戟已深”，坚信革命必将再起。 这年八月间，林鸿仪病逝。林伯渠奔丧回临澧老家，办完父亲的丧事，便回长沙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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