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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21日，初夏的延安还是好季节，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七大在这里举行，毛泽东在作报告。 当讲到陈独秀时，代表们静声聆听他说道：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是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做白话文，听他说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独秀是一个颇具影响的人物。在他的一生中，有很多闪光的东西，也有不少值得后人吸取教训的地方。 1897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两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戊戌政变前一年，康有为、梁启超等正摇旗呐喊，鼓吹变法，维新运动紧锣密鼓。中国正面临瓜分豆剖，与知识阶层爱国图变热情高涨的氛围很不适应。这时，18岁的陈独秀第一次离开家乡安庆，到南京参加苏皖两省考举人的科举考试——江南乡试。陈独秀虽出身于“习儒业十二世”的书香门第，但自幼就对科举考试不感兴趣。6岁的陈独秀常因背不出《四书》《五经》而遭到严厉的祖父的毒打。1889年，祖父死后，家里又请来塾师，教他八股文，以备应试。陈独秀非常讨厌八股文，对塾师大为不满，学业无进。为此，家里为他换了好几位塾师，仍不奏效，最后决定由大哥孟吉教他读书。孟吉忠厚老实，性格温和，拗不过弟弟，总顺着陈独秀。孟吉知道陈独秀不喜欢八股文，于是教他读《昭明文选》。陈独秀的学业决定了他日后必仕途无望。 陈独秀性格刚强、果敢、坚毅。章士钊曾说他如“不羁之马，奋力驰去”，具有“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的拚搏精神及勇气。小时候，陈独秀挨祖父的打，总是“无论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气得祖父经常骂：“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不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凶狠强盗，真是家门不幸。”陈独秀还极富同情心。他曾在自传中说，我“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是妇人哭”。陈独秀的母亲查氏望子成龙心切，希望他考个举人，看到儿子常因读书和祖父、塾师闹别扭，常忧伤地对他说：“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你父亲争口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陈独秀自幼丧父，母亲很爱他，他也很爱母亲。母亲的言谈举止、喜怒哀乐都对他产生很大影响。为不使母亲悲伤。1896年，陈独秀不抱希望地去参加县府考试，以为会名落孙山，以向母亲证明自己的确不是料子。结果却出人意料，面对“什么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答题”，陈独秀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文选”上所有的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一篇皇皇大文，但那篇连自己也不知道写了些什么的文章竟在院试中获得第一名秀才，喜讯传来，母亲喜上眉梢。陈独秀为自己能给母亲带来高兴而感到慰藉。 院试后，查氏命陈独秀准备参加次年的乡试。通过院试使陈独秀更加鄙薄科举，但母命难违，还是违心“用功读书”，勉强研究八股文，准备考试。 1897年夏，陈独秀带着母亲的重望与期待，来到南京，这位少年第一次目睹大世界，带着好奇心去感受。南京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思维的灵感剧烈地冲击着那颗早已厌恶科举仕途，仅仅为着让母亲高兴而来应试的心。理智终于战胜情感，他不能再听从母亲了，于是他转向康梁派。江南乡试是陈独秀一生第一次重大转机，科举在他心目中寿终正寝，救国、维新在他思想中迅速酝酿。从此，陈独秀的历史翻开新的篇章，他开始忧国忧民。历史也为这位后来对中国革命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的重要思想转变写下重重的一笔。 当时的陈独秀已是一位小闯将，他认准了目标，就不畏任何艰难险阻。江南乡试后，当他认识到康梁的维新变法适乎时势时，立即和皖省维新人士汪孟邹、李光炯等密切交往，阅读《时务报》，讨论康梁文章。当时，康有为等正受到乡里“瞀懦”们的攻击，他很愤恨，经常在大庭广众下“为康先生辩护”，被人指责为康党、孔教罪人，然而他却全然不顾。 陈独秀接受康梁派思想的第二年，“百日维新”失败了。血的事实证实了清王朝顽固派反对任何革新，于是一大批先进分子包括陈独秀转向孙中山的革命派。 1901年，陈独秀在日本参加青年学生革命组织“励志社”。1903年，沙俄拒不撤出中国东北，于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准备开赴东北战场，当时清廷要求日本政府解散义勇队，陈独秀十分气愤，和邹容、张继、翁浩、王孝慎五人闯入学监姚文夫家中，当场挥剪剪去姚的辫子，抒发割发代首之恨。此事在留学生中轰动一时，陈独秀也因此被遣返回国。 归国后，陈独秀立即在安庆组织拒俄爱国演说会，愤怒控诉沙俄在我国东北奸淫掳掠、残杀无辜的罪行，号召大家“思起而救亡”。1904年，陈独秀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以唤醒民众赶走侵略者，推翻满清统治为己任，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陈独秀用“三爱”的笔名在第1期至19期上发表了近50篇作品，用流畅的白话文，以古喻今，多种文体揭露和批判列强瓜分中国的罪恶。同时，陈独秀还把启发民众和直接革命斗争结合起来。1905年，他组织革命团体“岳王会”，自任会长，以武力反抗清政府。岳王会在辛亥革命时期，为安徽和江南革命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中华民国建立，清王朝统治被推翻，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被袁世凯夺去。袁一上台，就加紧打击革命势力，在政治上废除国会和约法，在思想界大肆提倡“尊孔读经”，企图复僻帝制。极端仇视民国的陈焕章、康有为等也成立孔教会，鼓吹“定孔教为国教”，宣扬纲常不变，要人们维护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掀起一股复古逆流。 面对袁世凯篡权，世风日下的状况，孙中山先生仍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勇气，进行反袁斗争，以图民国真正实现，而这时陈独秀却在酝酿着另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当时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陈独秀，就是：为什么英美资产阶级革命及日本的明治维新顺利进行？而中国的变革如此艰难？经过认真的思考，通过对中西变革史的深入比较和研究，他找到了这一问题的答案：中国人民还未觉醒。“吾国这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制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动心。”他认为中国人没有觉悟是造成今日危殆之势的根本原因。为此，必须进行启蒙，把人民从封建专制和它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1915年9月15日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日子，上海群益书社出版了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自2卷1号易名《新青年》）。《新青年》如一声惊雷，预示着春天的到来。《新青年》的创办，标志着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开始。陈独秀则是领导这一运动的核心人物。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武器是民主和科学，陈独秀高举这两面大旗，在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对封建制度及其思想体系作了坚决的斗争。他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民主”和“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首先倡导的是民主思想，他把欧美的民主立宪政体作为理想的政治制度，认为“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要达到此目的，首先，人必须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格。陈独秀认为所谓独立自主的人格就是人的解放，就是：“脱离夫奴隶之羁绊”。是非荣辱、善恶行为，以自身为本位，诉诸自身的意志而课以功过，不听命于他人。“一切操行，一切权利，开发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陈独秀热烈呼唤着人的解放，“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要使国民真正建立自主意识，必须对压抑、束缚自主意识的封建思想进行彻底否定，因为封建思想的主要特征就是把人变成听话的工具。陈独秀说：中国固有的伦理、法律、学术、礼俗都是残民害理的妖言，尤其是儒家三纲之说，把人们束缚在罗网之中而不自知，“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陈独秀还大声疾呼：青年男女们，应努力奋斗，脱离附属品的地位，完成自我。国民要自觉地居于国家主人之地位，自己建设政府，自己议定法律，不要对伟人抱任何幻想。 陈独秀倡导的独立人格精神及国民政治思想，在五四时期具有巨大的感召力量，它启蒙了一大批青年，使他们在五四运动中，走上街头，高呼“民主”、“自由”的口号，昭示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 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举起的另一面大旗是科学。科学在五四时期被理解为一种思想方法。陈独秀说科学就是我们对于事物的概念，综合客观的现象，诉之主观的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也就是主观与客观的一致。陈独秀吸收孔特关于人类思想进化的第一阶段是宗教迷信时代，第二阶段是玄学幻想时代，第三阶段是科学实证时代。 新文化运动成效最显著的是文学革命。陈独秀是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最早的一位勇猛战士。早在1916年秋他即与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讨论文学革命问题。当他收到胡适寄来的《文学改良刍议》时，十分快慰，立即在《新青年》上发表，紧接着自己又写成充满战斗激情的《文学革命论》。陈独秀认为单纯的政治革命，不能改造社会，还必须辅以思想意识、文学艺术的革命，而中国现在的文学不过是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因此，陈独秀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文学革命论》的发表，掀起了文学革命的高潮，也引起了反对派的非难。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攻击怒骂，陈独秀表示：国语文学，达意状物，天经地义，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皆有肉无骨，有形无神，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受这种文学熏陶，国民阿谀、夸张、虚伪、迂阔等劣根性，要有尽有，此的确是革新政治的大障碍，因此革新文学势在必行。他还发誓：若有明目张胆高呼文学革命者，“予愿拖四十二门大炮，为之前驱”。 在陈独秀的推动下，中国新文学诞生了。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便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它们开辟了中国文学史上前无古人的大事业。鲁迅说，陈独秀先生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胡适说，如没有陈独秀先生不容匡正的坚决态度，就不会有文学革命。可见，陈独秀在文学革命中的主将地位。 陈独秀连放重炮，发起呼唤新世界的阵阵轰鸣。以其新颖的思想，饱满的热情和才华横溢的文章赢得了青年的尊敬与喝彩。1917年，毛泽东说：“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人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思想，开发新思想……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可比。”20多年后，虽然陈独秀已脱离共产党，毛泽东仍没忘怀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他对斯诺说：那时，“我特别喜好陈独秀和胡适的文章，他们替代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1919年，在陆军预备学校学习的叶挺写信给陈独秀，希望给他们坐在黑狱之中的青年以指导。 在陈独秀与他主编的《新青年》启发下，中国青年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脱颖而出。五四时期，许多青年在毫无依托的情况下，毅然走出家门，到外面的大世界探求新知。 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走出研究室，像普通战士一样投入枪林弹雨之中。1919年6月11日，他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并在北京新世界散发，被反动当局拘捕。当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全国震惊，营救运动在各阶层人士中展开。毛泽东说，陈独秀因平日揭橥“赛因斯”和“德莫克拉西”，才被当局所怀恨，他才被拘捕，我们要营救他，因为他是“思想界的明星”。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因陈独秀当时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没能参加中共“一大”，但鉴于陈独秀在新文化时期的显赫声望与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组建中国共产党方面的重大功绩，“一大”选举他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9月，陈独秀离开广东，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高君宇、王尽美、向警予、施存统等12人，代表全国党员195人。 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任委员长，禁和森接替李达任宣传委员，张国焘任组织委员。 1923年6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三大”通过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陈独秀关于国民党的领导地位的观点占了上风。“三大”宣言中写道，“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 “三大”选出中央局的成员是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蔡和森管宣传兼《向导》主编。 陈独秀在中共“八·七”会议后被停止职务，共产国际把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陈独秀，从而使党内一些在大革命时期和陈独秀持相同或相似政见的人十分不满，他们逐渐结合起来，自称“陈独秀派”，为陈独秀鸣不平，并在党内搞分裂，反对瞿秋白为首的新中央。起初他们的活动遭到陈独秀的反对，陈独秀不赞成用他的名义反对新中央。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整日闭门思过。他自己说：“自1927年中国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反省期间。”他痛恨国民党的疯狂屠杀，痛骂“那畜辈良心早泯，只知把民众作肉食血饮”；他不满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他的组织处理，认为是在排挤他和谭平山两个老人，甚至1928年，共产国际和中央邀他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也遭到拒绝；他对当时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深表忧虑，认为革命低潮时期，在敌人的屠杀面前，应退却与防御。 正当陈独秀处在苦闷、彷徨之际，他的外甥吴继严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深受托洛茨基影响的吴继严向陈和盘托出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听了吴继严的话，陈独秀十分兴奋。1929年4、5月间，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又把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革命问题》给陈独秀看。看后，陈独秀茅塞顿开。他首先发现他在中国革命及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许多意见上和托洛茨基不谋而合：他曾反对加入国民党，后来又要求退出国民党，而托洛茨基在1923年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是中国执行国际指示断送了大革命，而托洛茨基“早已在你们（指共产国际）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他称赞“托洛茨基同志所提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从托的文章中，陈独秀感觉找到了中国革命中所犯机会主义的根源。 对大革命失败根源的认识是陈独秀倒向托派极其重要的一步，这一步，使陈独秀和“陈独秀派”结合起来，并指导他们的活动。 1929年夏，陈独秀经常与彭述之、尹宽等人学习讨论托派文件。1929年8月15日，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反映了他的托派思想。在当时中国的性质问题上，托洛茨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无条件地占优势和直接的统治地位”；陈独秀说封建残余在大革命的转变时期受到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地位，变成了残余势力之残余。在国民党及其政权性质问题上，托洛茨基认为国民党政权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关；陈独秀说：“我们应该肯定的告诉党内外群众：背叛革命后整个的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 在当时革命形势和策略问题上，托洛茨基认为“现在全国并无革命局势”，“革命被搁置到不定的未来了”“共产党能够而且应该提出以普遍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的选举权为基础之全权的立宪会议口号”。“过去的革命已经过去，将来的革命还未到来”，目前，“资产阶级政权相当稳定”，“经济相当恢复”，中国革命高潮“几时到来，却没有人能够预言”。在革命现阶段的低潮时期，我们“应提出总的民主主义口号”。陈独秀特别热衷于“国民会议”，在10月26日和彭述之联名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写道： “把召集国民会议作为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希望通过召集国民会议这种和平斗争，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建立苏维埃，抓住大多数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对现状不满这一动力，向他们提出他们所了解所感觉到必要与可能的为召集国民会议而奋斗的口号，指示他们一条政治的出路。我们对于国民会议本身当然不能有一点幻想；可是这一口号，对于国民党的军事独裁以及所谓‘党治’、‘训政’是一个决定的革命口号；在目前反革命的时期中，只有这一口号、这一运动，才能够调动群众，才能够推动群众向前斗争，才能够动摇统治阶级的威权，并且，即在国民会议召集的阻碍中、假冒中、流产中及不能实现我们的要求中，便有无穷的斗争，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地位，都是使我们得着广泛的机会教育本阶级及其他下层群众，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证明统治阶级无希望，打破群众对它当中任何派系的幻想，都是证明非群众的革命暴动，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不能消灭军阀战争，不能解决群众要求的实际问题”。 陈独秀的基本观点表明他已完全背离了中共“六大”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根本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反对中央领导的民主革命，把革命搁置到不定的未来，认为当前只能进行国民会议运动，从而取消了当前革命，成为不折不扣的“托陈取消派”。 陈独秀逐渐与彭述之、郑超麟等托派分子相结合，加紧进行分裂活动。他猛烈抨击“八·七”会议、“六大”以来的党的路线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并要求把此信在党报上发表，因时局紧张，中共中央拒绝在党报上发表他的信，于是他又指责中央是“用专横态度来掩盖错误”，并公开宣称：“我不应再为寻常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与此同时，他们到处活动，拉人转向托派，至1929年9月，成员达50多人，并自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陈独秀任书记。 陈独秀等人的分裂活动早被中央注意，早在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就告诫全党：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已侵入党内，很可能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反对派，全体党员必须严重注意这一倾向。 8月，中央找陈独秀谈话，指出他的错误，并要他与托派断绝关系，但陈置若罔闻。 10月6日，中共中央向陈独秀发出书面警告：“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不容许有两个路线同时存在，尤其不容许有少数同志与党对立，破坏党的组织系统”，“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但陈独秀一意孤行，决心“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它”。 鉴于陈独秀等在政治上、组织上已完全背离中央，且不听劝告，中共中央于1929年12月15日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把陈独秀清除了党外。 陈独秀被开除后，立即于12月10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称“毫不隐讳地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旗帜之下”，“坚决的不调和的不中途妥协的和国际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奋斗到底”。 同月，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会议，《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纲领大肆攻击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要求恢复托洛茨基及中共开除的人的党籍，要求改组共产国际、联共和中共中央，重新决定国际、联共及中共的路线。同时还正式选举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任书记。1930年3月，又出版《无产者》月刊，于是，他们又被称为“无产者社”派。 “无产者社”是中国托派第一个小组织，在其先后成立的托派组织还有“我们的话社”、“十月社”和“战斗社”。四个托派组织均自以为是，他们都写信给托洛茨基，自我标榜而攻击其它托派组织，希望得到托洛茨基的赞扬，使自己的组织居于领导地位。托洛茨基则希望中国四个托派组织统一起来，但托派各组织之间为了名位而相互倾轧。 1931年春，在托洛茨基的要求下，通过陈独秀的周旋，四个托派组织勉强在5月1日于上海召开托派统一大会，并根据托洛茨基的意见，选举陈独秀为托派中央总书记。在统一大会闭幕词中，陈独秀满怀激情地说：“中国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他们在期待我们，我们应该担负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会后，陈独秀还信心百倍地报告托洛茨基：“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就将飘扬在全国。” 1931年9，月陈独秀创办托派机关报《火花》，12月创办托派内部理论刊物《校内生活》。并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国民党，他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火花》第一期上就刊登了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告民众书》，历数国民党统治四年来穷兵赎武、横征暴敛和白色恐怖。 托派理论的荒谬、路线的根本错误和组织的涣散，使刚统一起来的托派组织又处于四分五裂中。仅一个月，因陈派骨干马玉夫没当上“中委”，便跑到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5月23日托派中央机关遭破坏，五个常委被捕了四个，中央工作陷于瘫痪。陈独秀在困境中力图重整旗鼓，组织临时常委会，维持一年多后，1932年10月15日，又因谢少珊叛卖而被捕。从此，托派组织仅苟延残喘而已。 辛亥革命前后，陈独秀积极投入了反清和反帝的斗争。并创办多种进步报刊，撰写大量的爱国反帝文章。同时以实际行动组织参加了若干反清反帝的团体，从事进步活动，因此颇遭当局忌恨。 1913年8月，时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兼任安庆师范学堂校长的陈独秀，因国民党人反对袁世凯而组织的“二次革命”失败，便从安庆逃到芜湖避难，被芜湖驻军逮捕入狱。这便是他历史上的第一次被捕。不久，在当地知名人士大力营救下，获得释放。 1919年5月，北京发生了震撼全国的“五四”运动。这时陈独秀也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6月11日他在北京前门外散发传单，遭密探逮捕，押往北京警察厅。当夜，当局又派军警查抄了陈的住所，搜去书籍、文件等。由于陈独秀这时已有很高的社会声誉，各界人士和报纸舆论都进行营救和声援。9月16日陈独秀被释放出狱。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9月，他回到上海，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引起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10月4日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的住宅里，陈独秀与妻子高君曼一同被捕。这次，各界进步人士为营救陈独秀又做了大量工作。除有保人外，还交了保证金500两白银，使陈独秀在关押两天后即保外候审。10月26日，租界会审公堂以陈独秀“违背禁令”，出售禁书《新青年》杂志等罪名，按照《新刑律》第221条的规定，着陈独秀罚洋100元充公，抄出书籍等予以销毁结案。 1922年8月9日，陈独秀第四次被捕，这天，法租界捕房巡捕闯进陈独秀的住所，将陈逮捕，同时查抄了书和文件等物。陈被捕后，党组织立即领导、发动各阶层，开展了大规模的援救活动。8月15日，北京报纸刊登了自治同志会、新中国会、共存社、改造同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十个团体的“为陈独秀被捕事敬告国人”宣言书。在强大的群众力量压力下，租界会审公堂判决陈独秀罚洋400元，交保释放，抄出的书籍底稿一并销毁。 1927年，陈独秀因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被撤销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职务。以后他进行反党派别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陈纠集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1931年5月，他和彭述之等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在上海设立中央机构，由他任“统一委员会”的书记，并发行刊物《火花》等。 1932年10月，因叛徒出卖，10月15日，上海租界总巡捕房密探先到东有恒路春阳里210号房屋拘捕谢德培、罗世凡、彭述之、濮一凡、宋逢春等5人，搜出各种文件106份、俄文共产主义书籍34种，然后又到岳州路永吉里11号拘捕了病中的陈独秀，并抄去中、日、俄三国文字的共产主义书籍多种。 10月17日，租界捕房将陈独秀等11名押解到设于上海公共租界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并将搜获的各种书籍、文件也送交法院。经推事赵钲镗简单讯问案情，捕房律师厉志山陈述破案经过，认为属于“危害民国”的案件，根据上海市政府的意见，于10月19日将陈独秀等人解送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部。 军法司有关人员对陈独秀等两度审问，始终未得军事上的线索，认为所供均非军事，该人等又非现役军人，犯罪地点又与《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7条前段规定不符，军法司自认无权管辖。于是派员携带陈独秀等人案件材料于22日去汉口，向蒋介石请示处理办法。 24日蒋介石来电，谓陈独秀等系犯“危害民国”罪，应交法院审判，以重司法尊严。 10月25日，国民党政府决定把陈独秀等案件交江苏高等法院审理，审判地点定在南京。 10月26日，军法司奉命派官员将陈独秀、彭述之等先行押解江宁地方法院。由地方检察官吴绍昌将陈等姓名、年龄、籍贯讯问完毕，即签送看守所暂押。 曾有记者问陈：是否请辩护律师？陈答：我等案件是政治问题，也可说是学理问题，似无需请人辩护，如欲请人辩护，须有钱才行，但我系一穷人，而信件来往每月仅一次，哪有时间作请人准备，如开庭审判急促，则我更无法延请辩护人。 因陈、彭等人经济窘困，无油水可捞，而审案人员还要遭群众骂，因而在陈等关押了半年后，才选出审判人员前往南京。 陈独秀、彭述之和本案其他人员利用这段时间共同聘请了章士钊、彭望邺、吴之屏、蒋豪士、刘祖望等五位律师为他们义务辩护。 江苏省高等法院派来检察官朱隽进行侦查起诉，所提出的起诉书，大意是陈独秀于1927年因工作不力，被共产党开除总书记职务，此时共产党内部分裂为两派。陈侧重于托洛斯基一派，与“干部派”意见不合。1929年，陈纠集一批被共产党开除的共产党员，如彭述之、王子平等在上海组织中共左派反对派团体，并出刊物《校内生活》、《火花》两种。 起诉书说，陈等一面竭力宣传共产主义，一面肆意攻击国民党政府。竟指责三民主义为反动主义，主张第三次革命，要以革命政权代替国民党政权，意在“危害民国”。被告人所为，仅只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尚未达到暴动程序。被告等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用文字作叛国宣传，应负刑事责任。 1933年4月14日上午，江苏省高等法院在江宁地方法院第二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陈独秀等10人的案件。 出庭审判长胡善称、推事张秉慈、林哲民、检察官朱隽、书记官沈育仁。 旁听者约100余人。 法庭传陈独秀等10人到庭，查明身份后，由检察官陈述拘捕经过。法庭命彭述之等9人退至待审室，单独审问陈独秀。陈当时两鬓斑白。胡须寸余长，面容消瘦，神态却很泰然。 法庭简要讯问陈之历史后，又问为何被开除共产党党籍？ 陈答：因意见不同。 问：共产党分几派？ 答：分托洛斯基派和史丹林（斯大林）派。 问：中国共产党反对派即托派的最终目的如何？ 答：世界革命，在中国需要解放民众，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关于夺取政权，乃当然之目的。 问：被捕10人之中，你认得几人？ 答：我以政治犯资格，不能详细报告，作为政府侦查，我只能将个人情形奉告。 问：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 答：这是事实，我不否认，理由有三点。（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无发言权，不符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穷至极点，军阀官僚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困苦无饭吃；（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步步退让，十九路军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所谓“长期抵抗”只是四个字，行动上是不抵抗。根据这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这时法庭传彭述之到庭。 问：何时与陈独秀认识？ 答：1921年在莫斯科。 问：你加入陈独秀一派，是不是因为佩服他的文字？ 答：没有什么佩服不佩服的，我对解放中国的主张与陈独秀一样。 问：你什么时候被共产党开除？为何原因？ 答：与陈独秀同时被开除，因为政见不同。 问：你是不是托洛斯基派？ 答：其实不能称为托洛斯基派，他只是一个领袖而已。 问：共产党的基础是什么？ 答：工农。 问：托洛斯基派在上海有多少人？ 答：我们的组织是宣传主义的，力量不大，人也不多。 问：你是中委吗？ 答：是的，我与陈独秀同时被选出。 问：第三国际对你们有无接济？ 答：没有。 问：你反对国民政府吗？ 答：当然反对，不然我也不会到这里来。 问：你有无暴动？ 答：没有暴动，文字宣传有的。 法庭又先后传濮一凡、宋逢春到庭讯问。 濮说：我不是共产党员，怎能做委员，我是冤枉的。 宋说：我以前是共产党托洛斯基派，但自去年10月5日被捕，以后因病保释，就没活动了。说我是共产党候补中委，我不便鱼目混珠，请法庭也不要指鹿为马。 4月15日上午，在江宁地方法院开庭进行第二次公审，旁听群众增多。 法庭先后传王子平、何阿芳、王兆群、郭竞豪、梁有光、王鉴堂进行讯问。 王子平供：1926年参加共产党，1927年到莫斯科读书，1929年1月因在莫斯科与托洛斯基等人接近，故被开除党籍。回上海帮彭述之刻写蜡纸，印《火花》、《校内生活》两种刊物，以前不认识陈独秀，这次被捕才认识。 何阿芳供：1927年参加共产党，同年9月到莫斯科读书，1931年因意见不合，被开除回国，干印刷工作，只印过《火花》刊物一次，与陈独秀等不认识。 王兆群供：本人原为中学教员，从未参加过共产党，因住在谢少珊处，与彭述之同时被捕，为何事不知道。 郭竞豪供：原名彭道之，是彭述之的兄弟，警察局说我1925年在长沙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又说我1929年参加托洛斯基派，均属不确，因我从未到过长沙，1929年也未到过上海。那天去朋友家借钱，就被抓来了。 梁有光供：我住友人家中，15日夜闻敲门声甚急，友人跳窗出去，我怕有事变，也随之跳窗，堕地即被捕，对其他事均不知情。 王鉴堂供：从我家搜出的书籍是以前房客薛某之物。后楼租给市政府的王某，巡捕来搜查时，王某已外出，因我亦姓王，故将我捕来。 法庭再传陈独秀、彭述之、濮一凡、宋逢春四人到庭。 问陈：托洛斯基派的最终目的如何？是否为推翻国民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陈答：是的。 问宋：这一文件上有你名字？ 宋答：这是1930年的事，此文内容在骂我，依文字内容，可为本人的反证。 问濮：你与共产党是否完全无关系？ 濮答：本人研究文学，对其他所谓主义完全不知。 4月20日第三次开庭，这次是最后法庭审讯，允许律师辩护及陈独秀等人自辩，因此旁听的人特别多。总计达200多人。 审判长胡善称等人上堂后，律师章士钊、彭望邺、吴之屏入律师席。随后带入陈独秀等10人。 经过一番审理后。 胡善称问：“是否尚有抗辩？” 陈独秀大声说：“有抗辩。” 这时，大厅里一片安静，只听陈独秀说道：“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两次叛国。” 旁听席上传出阵阵哄笑。 陈独秀最后说：“检察官之控告，根本不能成立，应请法庭宣判无罪。” 陈独秀抗辩后，章士钊律师起身为陈独秀辩护。 章士钊的“辩诉状”与朱隽的“起诉书”一样，准备了很长时间。他认为陈独秀，第一，言论无罪；第二，行动无罪；第三，说叛国危害民国罪毫无根据。 审判长问陈独秀与斯大林干部派有何意见时，陈“惨然不答，并求审判长勿复进叩党事，致陷彼于自作侦探之嫌。”章士钊说，陈独秀“不得视为表里如一，首尾一贯之共产党。……托洛茨基派多一人，即斯大林派多一人，斯大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要无不可。” 章士钊深知陈独秀的苦心，于是他说：“此义陈独秀必不自承，应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之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着重言论自由，恪守法条之精神，省释无辜之系累。” 章士钊的辩护时间足足有53分钟。 章士钊发言结束后，陈独秀当庭声明：“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词为准。”台下哗然。有人赞道：“法庭审讯史上的新记录。” 下午6点35分，法庭辩论在王鉴堂“放我回—回—回家去”的结巴声中结束了。 6天后，即4月26日下午2时，宣判的最后时刻来到了。陈独秀虽像往常一样若无其事，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紧张，脸色发白。 “陈独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13年。”朱隽检查官的声音如晴天霹雳，久久在大厅回荡。 陈独秀的脸色这时更加发白，眼里闪着愤怒的火光，耳朵嗡嗡作响，13年！出狱时他67岁，也许，他将毙命狱中。 不知什么时候，法庭一片安静，朱隽宣判结束了。突然，陈独秀咆哮道：“裁决不公，我要上诉！” 彭述之、王子平、何阿芳等人也一起吼了起来。 一时律师、旁听席上人也纷纷叫道：“判得太重。” 胡善称见势不妙，立即宣布：“宣判结束，退庭。” 被斯诺称为滑稽戏一样的公审陈彭案终于结束了。 5月27日陈独秀收到江苏高等法院判决书后，亲笔写出上诉书，指出法院判词“于理于法，两俱无当，所以不服而要求上诉”。6月15日由蒋豪士律师将上诉书，带往上海，并与章士钊律师研究后，递交国民党最高法院。 同时提起上诉的还有宋逢春、濮一凡、王光群、郭竞豪等人。 最高法院受理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上诉案件后，拖延了一年多才于1934年6月30日审理终结。同年7月20日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进行宣判；撤销原审判决陈独秀、彭述之、宋逢春、濮一凡、王光群、郭竞豪的褫夺公权部分；将陈独秀、彭述之减轻改为各判有期徒刑8年；有关犯罪所用的书籍、文件均予没收。 法院宣判后，即把陈独秀、彭述之等关押在江苏第一监狱即南京模范监狱，执行徒刑。 判刑后，国民党想劝降陈独秀，不少要人都来狱中探望劝降。 一天，宋美龄带着铁道部长顾孟余也来到了监狱，他们还提着一些礼品，顾孟余以前是北大教授，又是《新青年》同人之一。 宋美龄笑着对陈独秀说：“我是代表中正来看你的，他叫我代向你问好。” 陈独秀不冷不热地说：“谢谢蒋先生。” 寒暄几句后，陈独秀不客气地对顾孟余说：“你当官了，架子很大。” 顾孟余顿时不知所措。 这时，宋美龄插言道：“陈先生讲话，还是文人味，什么大官呀？你要想当个官，不全在你自己。” 陈独秀正色道：“我不是当官的料。”然后他望了望顾孟余讥讽道：“我哪有顾先生会当官啊。” 宋美龄见陈独秀话里含讥，有点坐不住了。顾孟余也不是滋味。出门后他对宋美龄说：“这老头子，给他脸面他不要。” 这期间，陆续来劝降的有徐恩曾、陈公博等人。徐恩曾出门后对人说，我以为可以使他放弃过去的政治主张，但交谈之后，我动摇了，我发现他的态度相当倔强。 典狱长见国民党要人都来看陈独秀，连蒋夫人都来了，对陈独秀的态度也好起来并给陈独秀看书、写信、接待客人的自由。 慢慢地，陈独秀的案几上书多了起来，朋友又送给他两个书架，不久陈独秀的狱室几乎成了书房。 有时社会上一些不相干的人也来看陈独秀。陈独秀见了几次后，对典狱长说：“这哪成啊，我还要用时间看书，有些人你通知我一声，不认识的就不要来了。” 典狱长问：“他们送来的礼物和钱怎么办？” 陈独秀说：“人都不见了，钱、礼物当然不收。” 典狱长说：“这是对你的优待，来看彭述之的人，要登记，说清关系，我不同意就进不来。” 陈独秀赶忙说：“谢谢。” 狱中的陈独秀并未忘却国家的兴亡和人民的忧苦。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企图亡我中华，人民在血泪中挣扎，而这时的国民党政府的首府南京，却见达官贵人们置国家民族的存亡于不顾，到处歌舞升平，整日纸醉金迷，陈独秀愤怒写下《金粉泪五十六首》。 其中谴责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屈服退让、卖国求荣的诗有： “飞机轰炸名城堕，将士欢呼百姓愁； 虏马临江却沉寂，天朝不战示怀柔。” “长城以外非吾土，万里黄河惨澹流； 还有长江天堑在，贵人高枕永无忧。” “两载匆匆忘四省，三民赫赫壮千秋； 中华终有新生命，海底弘开纪念周。” 表现作者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深恶痛绝和强烈反抗的诗有： “庶人议政干刑典，民气消沉受品弹； 莫道官家难说话，本来百姓做人难。” “民智民权是祸胎，防微只有倒车开； 嬴家万世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来。” “法外有法党中党，继美沙俄黑白人； 囚捕无须烦警吏，杀人如草不闻声。” 猛烈鞭挞国民党尊孔重礼、复古倒退的丑恶嘴脸的诗有： “消党倒党一手来，万般复古太平哉； 当年北伐诚多事，笑倒蓝衫吴秀才。” “经正民兴礼教尊，救亡端赖旧文明； 投壶雅集孙联帅，不愧先知先觉人。” “四方峰火入边城，修庙扶乩更念经； 国消民奴皆细事，首宜复古正人心。” 《金粉泪》揭露国民党残暴统治下人民困苦生活的诗有： “虎狼百万昼横行，兴复农村气象新， 吸尽苛捐三百种，贫民血肉有黄金。” “观瞻对外苦周旋，索命难延建设捐， 白发媪翁双跪泣，乞留敝絮过冬天。” “苛捐榨尽民间血，百业凋残袖手看； 商贾不知遗教类，但愁歇业忍饥寒。” 而这时狱中的陈独秀仍与狱外托派保持联系，他通过郑超麟妻刘静贞把上海托派的文件找来，又让她把自己对外面托派的意见带出去，企图遥控托派，后因观点分歧，陈独秀逐渐与托派疏远了。 陈独秀一生三次婚姻，早年受父母之命，娶了高大众为妻，但思想差距甚远。陈少年得志，而高目不识丁；陈倾向维新革命，而高恪守古训。随着陈独秀社会活动越来越多，长年在外，二人婚姻已名存实亡。那时高大众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妹妹，叫高君曼，是个新派人物。她酷爱文学，活泼洒脱，长相也好，深得陈独秀喜爱。两人常在一起谈论问题，渐生感情。陈独秀后来又把高君曼带到日本留学，处得很好。1910年，两人不顾家庭和乡里的反对，在美丽的西子湖畔自由结婚。但好景不长，高君曼希望过一种稳定宁谧的生活，只想做一位教授夫人，而陈独秀走南闯北，屡遭风险，使高十分不安，加上陈独秀在生活上放荡不羁，于是高不能忍受，两人最终分手。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隐姓埋名，住到上海熙华德路，结识了潘兰珍。当时潘兰珍曾被流氓欺骗，痛苦万分，只身独居陈独秀楼后，孤苦伶仃。二人常常见面，潘兰珍端庄秀美，质朴无华，虽生在农村，但久居城市，开朗、大方、腼腆、羞涩，陈独秀很喜欢她。而陈独秀内在的气质、丰富的知识与潇洒的谈吐也深深地吸引着潘兰珍。两人相识不久，就同居了。 陈独秀被捕时，潘兰珍因和陈发生小争执已在一个月前回娘家去了。当她从报上得知自己的丈夫原来就是政府通缉已久的陈独秀时，惊喜万分，惊的是同陈独秀结婚多年，竟不知他的真实姓名，喜的是自己嫁给陈独秀，终生有了依靠。陈独秀被捕后，为了不牵连潘兰珍，提议与她断绝关系，但潘却不畏艰险，立即收拾行装，赶赴南京。她到南京后租了一小屋，揽活挣点钱，过着艰辛的生活，省吃俭用，节约钱买吃的送给陈独秀，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她都在狱中服侍和陪伴陈独秀，风里来，雨里去。三年如一日，直到陈独秀出狱。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飞机每天都要轰炸南京。8月中旬，老虎桥监狱也被炸，一颗炸弹将一间房屋顶炸塌。穿着背心的陈独秀慌乱中钻在桌子底下，玻璃碎片哗哗往桌子上掉。事后濮德治跑了过来，见陈独秀在拍灰，忙问，“没事吧？”陈独秀恢复了平静说：“没事，好像外面的窗子震塌了。” 第二天，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陈独秀北大时的学生陈仲凡来狱中探监，发现监狱被炸塌，说：“我去找胡适商量一下先帮你保释出来。” 陈独秀将信将疑：“这样行吗？” 陈仲凡说：“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在给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他释放全国政治犯，日机轰炸，是个机会，也可能答应保释你。” 几天后，中苏文化协会的黄理文陪同周恩来、叶剑英到监狱看望陈独秀。 陈独秀大喜过望，周恩来握着陈独秀的手，说：“仲老，你受累了。” 陈独秀见周恩来还称他“仲老”，手足无措，忙请客人坐。 黄理文说：“经过中共中央驻南京办事处的恩来、剑英同志多次交涉，蒋介石同意我们提名单分批释放政治犯，我们也想到了你。” 陈独秀十分感激地说：“谢谢。” 周恩来说：“主要是党中央及各方民众的共同努力。” 周恩来看陈独秀明显衰老了，于是转了话题，说：“听说仲老这几年在监狱中还写了不少的著作，真是精力过人啦！” 陈独秀忙找来《东方杂志》等刊物。 周恩来翻了翻说：“好、好。” 过了一会周恩来问陈独秀出狱后有何打算，黄理文见话题涉及机密，连忙退了出去。 这一次，周恩来、叶剑英与陈独秀谈了很长时间。 周恩来、叶剑英走时，陈独秀坚持往外送，直到典狱长委婉暗示，他才停住了脚步。 周恩来、叶剑英等走后很久，陈独秀才慢慢回到房间。 又过了一天，陈仲凡兴冲冲跑来说：“我与胡适、张伯岑找了政府，他们同意保释，但要你写‘悔过书’。” 陈独秀一听气坏了，说：“我要是写悔过书早就出来了。我宁愿炸死狱中。谢谢你和适之、伯岑，我也不要人保了。” 陈仲凡劝陈独秀说：“写悔过书，是个形式，给政府一个台阶，和过去写不一样。” 陈独秀摇头，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 出门时，陈仲凡对送他的罗世凡、濮德治说：“老头子还是那个脾气，你们劝劝他。” 这时，胡适也喜笑颜开地来了，他说：“仲甫，我找了兆铭，他已同意保释你出来。”说着，拿出汪精卫的回信。 陈独秀忙接过汪精卫给胡适的信，信上说：“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 陈独秀说：“我每次吃官司，都给你找麻烦。” 8月21日，星期六，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接到国民党司法院院长居正“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公文说：“该犯入狱以来，已逾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益深知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 林森知道汪精卫、蒋介石已同意释放陈独秀，又碍于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面子，也乐得做顺水人情。于是他从笔筒中抽出毛笔，写道：“呈悉，应予照准。业经明令宣告减刑矣。仰即转饬知照。此令。” 林森令人将“指令”立即送别司法院办理。 司法院见政府已有批示，当即给司法行政部部长王用宾发出“训令”：“国民政府将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3年，以示宽大。现值时局紧迫，仰即转饬先行开释可也。” 隔日，监狱方面告诉陈独秀，国民政府及司示法院已同意将他减刑释放。陈独秀一时茫然无措，潘兰珍却高兴得流下了泪。 典狱长和几个狱卒来贺喜，见濮德治、罗世凡、潘兰珍、陈松年都在屋里，说了几句话，就出去了。 陈独秀对濮德治、罗世凡说：“司法院讲我‘深知悔悟’，我听了很不是滋味。” 罗世凡笑着说：“先不管它，出去再说。” 濮德治压低声音说：“出去再写份声明。” 陈独秀说：“只好如此了。” 中午，国民党调查统计局处长丁默村到狱中接陈独秀，并希望陈独秀出狱后住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招待所（今湖南路10号）。 陈独秀心里不悦，说：“不妥，我出狱后，必招社会舆论，不如还我原来面目，做个平民好。” 这时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央大学教授傅斯年来狱中，请陈独秀到他家中，陈独秀连忙答应。丁默村只好作罢。 罗世凡、濮德治两人含泪和陈独秀告别，陈独秀见他们很伤感，眼睛也红了，摆摆手，低头进了车子。罗世凡说：“人出了名就不一样，先生判刑比我们重，出狱却比我们早。” 到了傅斯年家，陈独秀急着看《大公报》发表的短评《陈独秀减刑了》。见上面有“我们欢迎这位老斗士出狱，为他的祖国努力。”陈独秀对傅斯年说：“说我爱国可以，说我‘深知悔悟’实难接受。” 傅斯年转移话题说：“罗家伦问你可缺钱，我说陈先生要钱，我那儿有。” 陈独秀说：“不要，不要，已够麻烦的了。” 8月25日陈独秀给申报馆编辑部写了一个短函：“爱国诚意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 傅斯年见陈独秀太认真，说：“恐难刊出。” 陈独秀听了，有点不高兴地说：“算是我写了，不刊是他们的事。” 一天，朱家骅到傅斯年家来见陈独秀。朱家骅是蒋介石亲信，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陈独秀知道他来一定有事。果然，朱家骅说：“中正很关心你，我向他建议，由你再组织一个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给你们10万元经费和5个名额，你看如何？” 陈独秀说：“以前我主张开国民大会，主张参加国民参政会，是从独立的共产党出发，现在叫我再成立一个共产党，在别人缝隙中过日子，那完全是装点门面。” 朱家骅见陈独秀态度生硬，坐了一会就走了。 罗汉这时找来，劝陈独秀去延安。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陈独秀、罗汉、彭述之三人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联合抗日，没得到回音。当年陈独秀被捕时，罗汉因不是托派党委逃脱。此后躲到苏州一家私营漆染厂做事。抗战爆发后，8月下旬经上海到南京。 陈独秀见到罗汉，十分高兴，问：“你跑到哪儿去了？” 罗汉将前前后后说了一遍，临了说：“陈清晨希望你回上海领导反对派工作。” 陈独秀摇头，说：“上海那一班人搞不出什么名堂。” 罗汉又说：“我到南京后，见到叶剑英，叶叫我根据我知道的情况，开个保释名单。” 陈独秀听说罗汉与八路军办事处有联系，马上来了精神。两人又捡起5年前的话题，谈到回党内工作问题，陈独秀问： “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对我们怎么样？” 罗汉很有信心地说：“很好，没有反对情形，不然怎么积极地保释你呢？” 陈独秀点点头，沉吟半晌，说：“你再与叶剑英谈谈，看看他们是什么意思。” 罗汉答应了。 8月29日，郑超麟也被释放，见到陈独秀，二人都很伤感。陈独秀：“你还好？” 郑超麟摇摇头：“一身病，想到安徽乡下养病。” 陈独秀说：“彭述之、罗世凡回上海去了。濮德治回安庆老家了。” “想不想去上海？”郑超麟问。 陈独秀摇摇头，说：“反对派活动，不会有结果。” 第二天，陈独秀送郑超麟出门，走了很长一段路。陈独秀心里清楚，从此二人很可能见不上面了。 从街上回来，潘兰珍老远就喊：“包先生来了。”陈独秀知道是包惠僧，忙加快了脚步。包惠僧当时是国民党内政部参事，陈独秀出狱后，他常来坐坐。 陈独秀进屋时，对包惠僧说：“刚才上街，忘了买宣纸。”包惠僧说：“不急不急。”上次包惠僧来，请陈独秀题字，没有宣纸作罢。 中午，潘兰珍留包惠僧吃饭，包惠僧问：“傅先生呢？” 潘兰珍说：“前几天这里炸了，傅先生见这里不安全，搬走了。” 包惠僧忙问：“你们住这里行吗？” 陈独秀说：“还可以。” 当时包惠僧想接陈独秀、潘兰珍去住。陈独秀说：“不去了。哪儿都一样，常见面就可以了。” 隔日，陈仲凡坚持要陈独秀到他家去，陈独秀见陈仲凡家房子宽敞，便答应了。到了陈仲凡家，陈独秀潘兰珍住到楼上。 在陈仲凡家住了几天，陈独秀上街买来宣纸，抄了岳飞《满江红》一段：“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上款题：“赠惠僧老兄”，落款“独秀。”墨迹干后，陈独秀换了一件出狱后新做的深青包对襟褂子，用报纸夹了刚着墨的宣纸，信步往莫悉路包宅而去。 包惠僧见先生来了。忙叫妻子夏松元做饭。见陈独秀刮了胡子，他笑着说：“精神多了。” 包惠僧将陈独秀的字张贴于壁间，点头说：“好！‘莫等闲’三个字，看得出陈先生是老骥伏枥呀。” 陈独秀喝了一口茶说：“上次与孟真谈话，见他很悲观，便想到了这几句。” 见陈独秀提到傅斯年，包惠僧说：“听佛海说，胡适推荐你去一家美国图书公司写自传？” 陈独秀摇头，说：“我生活简单，不用去美国。我也怕见生人。” 包惠僧点点头，起身给陈独秀加水。 谈到今后去向，包惠僧说：“听潘兰珍说，蒋介石答应你当劳动部长？” 陈独秀笑笑，说：“适之、佛海还叫我参加‘国防参议会’呢。” “听佛海说了。”包惠僧说，“他说老头子顽固，没答应。” 陈独秀不悦，说：“我怎能答应呢？蒋介石的双手沾满了同志们的鲜血，我的两个儿子也死在他手里，我与蒋介石不共戴天。他叫我当劳动部长，参加国防参议会，真是异想天开。我要是做他的走卒，不用等到今天。” “听说高语罕去见了蒋介石。”包惠僧说。 “高语罕是无耻之徒。”陈独秀正在气头上，也不管是不是老朋友了。 吃饭时，包惠僧劝陈独秀赶快离开南京，这几天日本飞机轰炸更紧，码头上逃难的人已是水泄不通了。 陈独秀本想等罗汉回来，听听延安消息。当时日军已占张家口，正紧攻大同，每天轰炸南京。于是决定先去武汉。 临行，陈仲凡赠了一首诗：“荒荒人海里，聒目几天民？侠骨霜筠健，膏情风雨频；人方厌狂士，世岂训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诗中流露出了对陈独秀铁骨性格的敬佩之情。 陈独秀也当即挥笔写了《和瞭玄兄赠诗原韵》：“暮色薄大地，憔悴苦斯民。豺狼骋郊邑，兼之征尘频。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意即前途艰辛、秉性不移。 9月12日，星期天，陈独秀、潘兰珍拎着大包小箱，叮叮当当挤在逃难的人群中登上开往汉口的轮船。 陈独秀忧虑地看着淡黄色的江水一波一波向后浪去，不禁一阵心酸。“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眼前的大好河山就蹂躏在日寇的铁蹄之下。 见陈独秀半天无语，潘兰珍轻声问：“老头子，发呆啦？” 陈独秀回过神来，合上半张开的嘴唇，眸子里，仍闪烁着悲哀的光芒。 “我想写一本抗战小册子。”陈独秀双手紧握栏杆说。 “不会坐牢吧？”潘兰珍穿着一件橄榄绿的裙子，两眼忽闪忽闪的，睁得很大。 “这和以前不同。抗战是全民族的事，毛泽东要抗战，蒋介石也要抗战。”陈独秀说。 陈独秀到汉口后，在汉口住两夜旅馆。包惠僧是武汉人，给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去信，请何成浚关照陈独秀。又给同学程仲伯写信，请他去码头接陈独秀。 这时武昌一个姓半的慕陈名气，接陈独秀、潘兰珍到武昌城双柏庙后街他家去住。 陈独秀搬到双柏庙后街26号不久，罗汉风尘仆仆地找上门来。见罗汉兴冲冲的样子，陈独秀想：大约有了眉目。 罗汉8月底启程，在傅厚岗叶剑英、李克农手中领了路费及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到西安后，因山洪爆发，不能到延安。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与罗汉谈到他的入党介绍人陈独秀，“陈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上，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尚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我们深切希望陈独秀等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气魄，站在大时空的前面，过去一切是是非非都不要费笔墨唇舌去争辩……。” 9月2日，罗汉到西安当晚，刚从太原来陕的王若飞也到罗汉房间会谈，王若飞说：“因延安有事甚忙，否则可随同南下去晤独秀一次。” 林伯渠将陈独秀希望回党内工作的要求电告了延安。 9月10日，毛泽东和张闻天（中共中央总负责）回电西安七贤庄，提出与陈独秀事作抗日的三项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罗汉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心情沉重地说：“陈独秀的脾气和为人我是深知的，叫他悔过相当困难。” 回南京后，陈独秀已去武汉。罗汉到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博古。对中共中央提出的三项条件，博古、叶剑英都认为关键是第一条。陈独秀去武汉前，与叶剑英、博古谈过话，以后又与叶剑英单独谈过一次，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博古说：“本想和陈独秀谈一次，但因自己党龄太浅，与独秀个人又没有私人接触，恐难于谈到任何具体结果。” 罗汉问：“由毛泽东与陈独秀谈可否？” 博古透过圆形近视眼镜片看了一眼罗汉，说：“如果由润之来谈也不恰当，因为他们个性都很强，有闹翻的危险。不如等周恩来南下后，约他一同去谈，成绩或许会圆满些。且不久必武会回武汉，他自然与独秀交换意见。” 听了罗汉的前后叙述，陈独秀又看了看中共中央的“三项条件”，说“前一项我已声明同托派脱离关系。” 罗汉忙问：“是么，我怎么不知道？” 陈独秀从一束信扎中找出一份手稿，说：“你到西安后，我请包惠僧发表了这个声明。” 罗汉接过来看，上面写到：“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 罗汉用手托住下颔：“报上没见到啊？” 陈独秀沉吟一下，说：“我找了《中央日报》的编辑程苍波，他答应帮忙，不知为什么没发出来。” 罗汉拿着字条子说：“我最担心你不肯公开声明，现在不怕了，后面两条更不成问题了。” 陈独秀说：“后两条好办，我写一封信，你抽个时间再去趟南京。” 罗汉点点头。 去延安的事一时定不下来，陈独秀便潜心写抗日小册子。1937年10月2日，星期六，陈独秀写了一篇短文《从第一双十到第二十六双十》，被《宇宙风》散文杂志刊出。 10月6日，星期三，陈独秀到武昌化中大学讲演《抗日战争之意义》。同日，武汉文化界举行盛大集会，邀请陈独秀去演讲。陈独秀一再表示抱歉：“华中大学事先约好，实在分不开身。” 陈独秀又成了“红”人。毕竟坐牢太久，从华中大学演讲回来，陈独秀就病倒了。 双十节前一日，雨下个不停。 这时一位陌生的年轻人来到陈独秀住处拿着伞敲门，见潘兰珍开门，忙拿出名片说：“我是《抗战》周刊记者，想采访陈先生。“ 躺在床上的陈独秀正百般无聊，见记者上门，忙穿衣起床。记者见陈独秀桌上摆的药，说：“明天是国庆节，所以冒雨来了，想不到先生病了。” 陈独秀笑着说：“不妨、不妨，难得雨中来客。” 记者问了一些集中现金、征集壮丁问题后，问：“听说陈先生要办刊物，确否？” 陈独秀说：“没这个意思，现在各派杂志都肯登我的文章，我何必自己去办刊物呢？” 又问：“报上说，陈先生今后要去做文化运动，不做政治运动了，是不是呢？” 答：“我的个性不大适宜做官，但政治运动则每个人都应该参加。” 问：“明天是国庆日了，陈先生准备发表一点东西吗？” 答：“武汉日报约我写一篇国庆论文。打算只写几百千把字就够了，这个时候，没有人愿意看长文章。” 记者看看表，已是下午6点，于是起身告辞，说：“我还要过江。” 1937年10月15日，陈独秀恢复了一点精力，到汉口青年会讲演《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胜利》。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出不能盲目反对唯武器论。半年之后，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批评了唯武器论。毛泽东说，“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 并不像陈独秀说的那样，各报都肯刊登他的文章。《扫荡报》刊登了陈独秀在华中大学的讲演稿后，有关方面下了禁令“暂缓登载。” 在汉口青年会讲演后，罗汉与董必武来见陈独秀。谈到“三个条件”，董必武说：“我劝你还是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书检讨，回党工作。” 陈独秀不同意写检讨，说：“回党固我所愿，唯书面检讨，碍难从命。” 董必武见陈独秀很任性，不好再劝。 事后，陈独秀写了关于抗战的七条纲领交给罗汉，请他去南京。 罗汉去南京又找了博古与叶剑英。博古说，陈独秀的抗战七条纲领和中央路线并无大的分歧，但根据中央电报，陈独秀要有个书面检查。 陈独秀忙上忙下，闲下来时，便常思念濮德治，狱中两人无话不谈，此时稍一分开，就又依依不舍了。濮德治到安庆后不久，接二连三收到陈独秀从武汉寄来的信。 濮德治将家里安顿好后，11月中旬来到武汉，在武昌双柏巷找到了陈独秀。 陈独秀见濮德治来了，十分高兴。在新老朋友中，濮德治既是亲戚，又是难友。 陈独秀递了《宇宙风》第49期给濮德治，上面有《实庵自传》广告，称为：“传记文学之瑰宝。” 濮德治说：“到底出来了。” 陈独秀说：“还是你与世凡劝我写自传。现在亢德又来信催我要稿，怪我没有按时写下文。” 濮德治说：“你接着写就是。” “哪能呢。一则我没有时间，到处在请我演讲；二则流于粗制滥造。” 濮德治说：“说的也是。”一天，陈独秀对濮德治说：听说罗章龙在河南大学教书，你去一趟郑州，看他愿不愿出来，我们几个合作还可以做点事。” 濮德治买了一张去郑州的火车票，第二天就去了郑州，找到了罗章龙。罗说：“陈先生好意我十分感激。不过我现在正致力于教学，无意搞政治活动。” 濮德治回来把罗章龙的话告诉了陈独秀。 “罗章龙没有讲别的话？”陈独秀问。 “罗和我没私交，我们谈不下去，我看他房间有一个摩登女士，两人像是在谈恋爱。” 陈独秀无可奈何：“差不多了。” 12月，刚出狱的王文元到了武汉，住到双柏巷陈独秀家中。 王文元、陈独秀、濮德治三人经常谈论局势。王文元提出办刊物。陈独秀不同意，说：“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必须抛弃，必须采取新的方法。” 濮德治、王文元问陈独秀，有什么新方法？陈独秀说，“我们可以与第三党、救国会及一部分民主人士接触，组织一个联合战线。” 王文元一听很对劲，忙问：“这与史派共产党是什么关系？” 陈独秀想了一下说：“不拥国，不阿共，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 王文元说：“听说谭平山想拉你组织第三党？” 陈独秀说：“拉我组织第三党的还有朱家骅，但我向来不愿受人摆布。” 提到组织联合战线，濮德治想起陈独秀刊登在《宇宙风》第52期上的文章《我对于鲁迅之认识》，在那篇文章中，陈独秀认为鲁迅并不根本反对联合战线政策，但反对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一概联合。 “鲁迅若在世，他是一定要反驳你的。”濮德治说。 陈独秀想到鲁迅反驳陈其昌，说：“鲁迅也是人，是个有文学天才的人。我向来反对贬他，把他骂得一文不值。也反对抬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我很敬佩他不附和别人。”1938年2月，亚东图书馆出版了陈独秀《我对于抗战的意见》小册子，收进了报刊“暂缓登载”的演讲稿。 这时，罗汉从宜兴逃难到武汉。他赞成陈独秀独树一帜的“联合战线”思想，鞍前马后为之奔波。渐渐，一些民主人士对罗汉冷眼相待。开始，罗汉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王明、康生在报刊上说陈独秀、罗汉是日本间谍。 二人大吃了一惊。 1931年10月，王明到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6年后的1937年11月29日，王明飞抵延安，同机到达的还有陈云、康生。 王明到延安后第5天，《解放》刊出王明《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时期》一文，称“日寇侦探机关……首先是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当中，啄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 看到这篇文章，陈独秀打了一个寒颤，似乎预感到什么。11月20日，《解放》刊登“冰”文《陈有行生到何处去》，希望他“重振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时隔半月《解放》的调子突转180度。 罗汉也疑惑不解，在南京时，周恩来曾告诉他，“在中国托派中，陈独秀与你是主张抗日的，赞成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不能千篇一律。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人，可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 陈独秀、罗汉哪里知道，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一次和他们有关的政治局会议。 谈到中共中央提的与陈独秀合作的抗日的三项条件，王明声色俱厉，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例外……，在中国，我们可以和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却不能与陈独秀合作。” 有人反对，说：“陈独秀与托落茨基也有所不同。” 王明大叫：“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 王明又加重语气，说：“陈独秀他们是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杀人犯。” 王明说：“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谋，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 会议结束后，王明到武汉主持长江局工作。1938年新年，刚创刊的《新华日报》及《群众》、《解放》杂志突然登出许多文章说陈独秀是“托匪汉奸”、“托洛茨基匪首”、“日寇侦探”等，陈独秀一时目瞪口呆，脸色发白。康生在《解放》周刊第29、30期上《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叛徒》一文，道出了陈独秀当日寇侦探的“事关”，将这场陈独秀是汉奸的风波推向高潮。 康生说：“1931年‘3·18’事变……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国民党外交次长）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津贴，待有成就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了。……托匪格拉斯……联合着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在上海北方建立托匪日探组织。……虽然陈匪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滑的侦探技术。……这无怪鲁迅先生痛骂陈独秀等托匪是有悖于中国人为人的道德。” “康生这么卑鄙，竟无耻到无中生有捏造人的汉奸罪名。” 陈独秀十分气愤地说。 罗汉也阴沉着脸：“他不仅陷害你，连我也陷害了。”1938年3月16日，逃难到汉口的王星拱、傅汝霖，高一涵、段锡朋、梁寒操、周佛海、张西曼、陶希圣、林庚白9人在《大公报》、《武汉日报》发表信涵，为陈独秀抱不平。信上说，“汉奸匪徒之头衔如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特此为表白。” 第二天，《扫荡报》将此信转载。 《新华日报》发表“幸之”的短评，驳斥王星拱等9人来信，谓“此风不可长。” 林庚白看了报上的信，发现和原来签字的信有出入，原文是“为新文化运动起见，”现在成了“为正义为友谊。” 于是林庚白写信给《新华日报》，提出对该信不负责。 民主人士沈钧儒也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不赞成给陈独秀扣上汉奸的帽子。 《新华日报》发表一个短评《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说这个问题“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为以为断。” 陈独秀看了此评论，十分气愤。 他对罗汉说：“他们见我不跟他们走，便捏造罪名陷害我，真不讲道德。” 当时，陈独秀也写了一封《给〈新华日报〉的信》，因是盛气之作，《新华日报》拒绝发表。 3月18日，陈独秀急急打开《新华日报》，并没找到自己的信，却找到了张西曼来函，声明对前信不负责任。 周哀南发表“政治家的风度”一文，讽刺林、张二人登报“署名而又声明不负责任的来信。”“听说林、张二人精神上很不舒服，林庚白虽然带着他的后备太太在各大小馆子里出现，但兴趣大不如前，……张西曼则好几天蛰江汉路贯忠里的20号的楼上，颇为憔悴。” 为于周哀南和林庚白、张西曼的笔墨战，《新华日报》发表短评《不容含糊和小心上当》，说“我们再一次坦白声明，陈独秀现在还是否托派汉奸，要由陈独秀本人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托派汉奸行为以为断。” 陈独秀把他给《新华日报》的信寄给了《扫荡报》，《扫荡报》于3月20日刊出。 陈独秀在信中说；“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决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当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失；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 关于声明与托匪脱离关系问题，他说：“中国是否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我在南京和剑英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们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后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态度。” 最后他质问康生等人：“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是这样吗？。” 针对陈独秀的信，《新华日报》3月21日发出短评说，“以曾经是中国托派首领身份的陈独秀，声明他今天未参加汉奸党派，……在托派汉奸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公敌时，陈独秀有这种表示，足见其尚有羞耻之心，这是值得赞同的事。” 短评又说；“可是，他仍然不愿意起来反对他过去的伙伴和部属，不愿意起来反对那些丧尽天良的托派汉奸，而且还力为洗刷辨护……不能掩饰陈独秀的不愿反对日本间谍的托派汉奸底本意，这首先是因为陈独秀在今天思想上仍然是与托派汉奸联结在一起不是没有理由的”。 《新华日报》同时刊出博古、董必武给《新华日报》的信，叙述他们三次与陈独秀会见的经过。 陈独秀一眼便看出，他们是证明自己始终不愿公开表示脱离和反对托派的情况。 罗汉对陈独秀说：“你上次给陈其昌的信，已明确不隶属任何派别，何不把这封信发表，他们不是要脱离托派的证据吗？” 陈独秀说：“这样老彭他们又会不高兴的。” 罗汉说：“顾不得那么多了。” 陈独秀便将去年11月21日给陈其昌的信底稿找了出来，连夜抄了一遍，公开发表。 《新华日报》见陈独秀发表了“给陈其昌的信”，没立即作出反应，双方暂时收兵。 4月，徐特立约何之瑜从长沙到汉口，调解这场笔墨官司。这期间，周恩来也多次托人到陈独秀寓所，劝他“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徐特立来看他时说：“事情是解决了的。” 但陈独秀估计王明、康生不会善罢甘休的。 4月8日，他给长沙的何之瑜去信说：“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日，他们自己既没有继续说到我，而他们正在指使他们在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造谣诬蔑……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帐。” 何之瑜2月初曾写信邀请陈独秀暂避长沙，在岳麓山下从事著述活动。陈独秀又担心湖南乡间土匪多，离武汉又近，于是写信称“湖南非乐土”没答应。 罗汉对陈独秀说：“你的事情有了一个段落，我的事怎么办呢？” 陈独秀知道罗汉是指康生的文章，说：“康几次提到你有汉奸行为，你也要有个申明才好。” 罗汉便写了一封《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他知道《新华日报》不会发表，便投给汉口《正报》。 4月24日，《正报》刊登了罗汉的信。罗汉在信上说：“康生君一文，真可谓极尽诬蔑造谣之能事……”；关于领取日寇津贴事。罗汉反驳说：“以这样严重的卖国谈判，参加者又有当时政府要人在内，而其结果，乃以三百元成交。真可谓廉价之高峰……”；关于和美国侦探联系事，罗汉反驳说：“康生君说去年六七月间我和独秀曾与美国侦探接洽，先生们，你们只管造谣高兴，竟连陈彭那时尚在南京狱中的事实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38年4月3日，张国焘以祭黄陵为名，逃到汉口。4月14日，周恩来找到住在大华饭店的张国焘，接他到八路军办事处住，并劝他回延安。张国焘说：“我与毛泽东、王明不能志同道合。”便想溜之大吉，最后选择周恩来提出的三个办法中的第三个办法：“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你的党籍。” 中共中央于4月19日发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提到张国焘脱党前“曾见过陈独秀一次”。 陈独秀当时并没见到张国焘。他想，大约是张国焘本人希望见他。看到报纸的当天，他写信给贺松生说：“张国焘到武汉事，你们想已在报上看见，我并未见到他，有人造谣他已来见我，真可笑。” 几天后，张国焘在蔡孟坚的帮助下，找到了搬到汉口德润里的陈独秀。 十多年没见面，张国焘富态多了，肥头大耳，挺着肚子。 但气色很不好，看上去很疲惫。 陈独秀见他这样，皱眉道：“你不是一直干得很好吗？” 张国焘唉声叹气，将长征途中另立中央之事说了一遍，接着说：“现在王明来了，我的日子更不好过，像软禁一样。” 陈独秀问：“今后怎么办？” 张国焘说：“我去见了蒋介石，只好说兄弟在外糊涂多时了。”说着，张国焘似乎意识到什么，干笑了一下，说：“走老蒋这条路，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有别的路走，我当然要走别的路。” 陈独秀见张国焘投靠老蒋，立生反感，便应付张国焘。 张国焘没注意陈独秀的冷淡，又兴致勃勃提出重建第三党。 “成立一个党不是容易事，我们当时费了那么大的劲，现在看来，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党，我们再搞，能搞得比毛泽东现在搞的要好？” “你好像没信心？” “没信心也没有耐心。” 话不投机，张国焘很快便告辞了。 天渐渐变暖，被康生、王明搅了一阵子之后，陈独秀打算离开政治，老归山林，做一个地道的平民百姓。 一天，刘仁静来访，陈独秀很不愿见他。去年10月，刘仁静还给李福仁、伊罗生写信，对陈独秀汉口演讲表示失望。 刘仁静来意，陈独秀一下子就听出来了，他还是想拉陈独秀一起参加托派。 刘仁静说：“你公开发表给陈其昌的信后，老彭他们很生气。” 陈独秀听出，刘仁静讲“他们”，意思不含自己。刘仁静1935年被托派临委开除“党籍”。 陈独秀不冷不热地说：“我早就知道了。” “他们认为你采取了‘超党’、‘超阶级’的立场，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 “老彭不是还骂我是托派的败类吗？我不怕，现在有人骂我是汉奸，有人骂我是叛徒，随地骂去，我和老彭他们到此为止。” 刘仁静走后，陈独秀对潘兰珍说：“他明天还要来的，我明天到外面看看朋友。” 潘兰珍说：“他要是一直不走，怎么办？” 陈独秀想了一下，写了个条子给潘兰珍，说：“你把条子递给他，他就不等了。” 潘兰珍答应了，将条子收好。 第二天，陈独秀早早出了门，果然刘仁静又来了，见陈独秀不在家，又留了条子，知道陈独秀不想见他，只见条子上写道，“我不是托派，也不愿和有托派关系的人来往。” 刘仁静怅然无言，没有落坐就走了。潘兰珍知道老头子不喜欢他，就没留他再坐。 1938年6月，陈独秀从安庆辗转宜昌、重庆，然后到四川江津，并于1942年5月27日病逝在江津。 陈独秀死时，潘兰珍、陈松年和代表他出席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在场。 关于陈独秀最后的日子，罗学蓬写了一篇文章，曾被多家报刊转载。这篇题为《陈独秀的最后日子》说： 陈独秀先生是1942年5月27日逝世的。 江津市档案馆存有一份1942年5月29日出版的《江津日报》，一版上有如下一则消息： 一代人杰溘然长逝 陈独秀前晚逝世 急性胃炎不治享年64岁 本报讯一代人杰陈独秀于本月27日晚9时40分急性胃炎与脑充血齐发，医药罔效，溘然长逝于县属鹤山坪乡寓，享年64岁。陈氏生于1879年，安徽怀宁人，字仲甫，原名仲，一名由己，号仲子，别号熙丹仲子，日本及法国留学生（此处有误，陈氏未去过法国——笔者注）。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主编青年杂志，后因思想左倾，主持共党，被拘南京模范监狱。抗战军兴，旋即出狱入川，隐居津门，研究小学，贡献颇多，今不幸逝世，实为学术界之一大损失。先生身后萧条，亲友学生，将集议救济办法。6月1日发柩于县城南郊，殆抗战胜利再移运回原籍。 笔者曾在10年前陪同诗人孙静轩踏访过陈独秀先生的旧居和墓地。 在离城30余里的鹤山坪上石墙院，笔者邀来了当年与陈独秀一起生活在这所大宅院里并亲眼目睹陈独秀之死的几位老人。老人们介绍的情况，犹如在我们面前翻开了一页业已发黄的历史书：“陈先生死得不松活，在床上拖了10多天才落气。”年逾80的吴元珍老太太说，“陈太太人年轻，和陈先生的儿子又合不来，急得只晓得哭。这石墙院是杨家的，我那阵跟杨二太太帮佣，杨二太太去劝陈太太，我也就跟着去了。隔着天井，看见杨家的佃户胡庆和跟他大娃品中正在一个脚盆里给陈先生净身。净完身后就把陈先生抬到凉床上，用白绵纸搓索索裹缠陈先生的身子。然后再给他穿‘老衣’。换老衣，装棺，都是品中爷俩干的。” 当年的“胡大娃”已是60出头的人了，但提起陈独秀之死，依然记得很清楚。他说：“陈先生和潘兰珍来到石墙院，当时乡下人大都不晓得陈先生是哪个，以为是个有钱的下江人。我还是从杨庆馀杨二爷口中知道陈先生是陈独秀的。我对陈独秀还是很崇拜的，因为我曾读过他的一些文章，也晓得他当过共产党的总头头。这样一个大人物落魄到了石墙院寄人篱下，总归是让人同情的。他当时的日子已不好过，没啥经济来源。我还听说陈太太托吴元珍进城，把陈先生的一件皮袍拿到当铺里当了几个钱回来买米、抓药。我有心帮帮他，又没这个能耐，我家里也穷。后来，我看陈太太在院子边上开了块地，种上些时鲜蔬菜，陈先生也常去帮忙。我看不过意，也常常主动去帮着淋淋粪、松松土。 “1942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天下着小雨，就听见潘兰珍在石墙院大声痛哭。我马上想到是陈独秀过世了，因为他已经卧床好多天，江津、重庆都有不少头面人物坐滑竿上山来探望。没一阵，杨庆馀就跑出院子，喊我老汉去跟陈独秀换老衣，我也就去了。我们爷子俩为他净了身，穿上老衣，再把他放进棺中，空隙处再用石膏粉、杠炭灰、谷壳灰配的混合物塞紧。在我们忙的过程中，大约有10多个人守在侧边。我认识的有陈独秀的三儿陈松年两口子，陈独秀的学生包惠僧、台静农，从江津赶来的邓仲纯、潘赞化、何之瑜，从白沙赶来的邓蟾秋、邓燮康两叔侄，还有几位生面人。” 作为杨家之后的杨明兴老人介绍的情况则显得更全面一些。他说：“陈独秀两口子住进石墙院，是我父亲杨庆馀特意去请上门的。我曾祖父杨鲁丞是光绪特科贡士，对经史有一定研究，还写了好几部书稿。国学大师章太炎1918年初到重庆时，我曾祖父曾带着书稿到重庆请教，谁知章太炎随便翻了翻，竟批了‘杂乱无章’四个字，气得我曾祖父吐血，回江津后不久就一命呜呼了。我父亲仰慕陈独秀的大名，便去请他来石墙院，为我曾祖父整理遗稿。本来，像陈独秀这样的大人物，是不好请的。但因为一者江津城里经常闹空袭，有钱人物纷纷往乡下搬；二者陈独秀、潘兰珍和邓仲纯的老婆吵了架，被邓夫人恶言撵出了‘延年医院’，在城里居无定所。所以我父亲上门一请，陈独秀夫妇就来了。开始，陈独秀两口子和我们一起吃饭，父亲待他犹如上宾，陈独秀整理遗稿也很卖力，《群经大义》和《杨氏卮林》就是经他整理后出版的。可后来，陈独秀就把其余遗稿丢在一边，埋头写自己的文章去了。时间久了，我父亲就有些不高兴，再加上陈独秀几次对从江津来看望他的朋友说：‘杨鲁丞的《群经大义》很多是转述前人的注疏，创见不及你们四川的廖季平，《杨氏卮林》评介诸子，则远逊于胡适之。’这话传到我父亲耳中，他心里更加有气，脸上有时就不那么好看。陈独秀感觉到了。又实在无处可去，就提出分伙立灶。我父亲同意了，还把全副锅盆碗盏借给他两口子用。虽是这样，有了啥好吃的东西，父亲也时常请他们过来一起吃，或者给他们送过去。” 唐宝林先生在他撰写的《陈独秀传》里认为，陈独秀从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离开家乡，几十年来过着亡命的地下生活，颠沛流离，一直是反动政府的通缉对象。由于长年没有正常的饮食，他早就患有肠胃病；狱中五年生活的折磨，出狱后又得了高血压，久治不愈，时有发作。入川后，又过着贫因潦倒、寄人篱下而近乎靠人施舍的屈辱生活，加上政治上遭到一连串的失败，思想上找不到一个知音，精神上，眼见亲人一个个先他而死，这种种因素，终于使他的病情急剧恶化而导致了他的逝世。 唐先生算是国内研究陈独秀的权威，他的分析自然都有道理。但我认为，造成陈独秀死亡的直接原因有两条：一条是，陈独秀相信了本地一土医生的单方，说长期用胡豆花泡水饮用，可治高血压，故而长期坚持不辍。不料那次所服的胡豆花，是在霉雨季节里摘的，未能干透，有的已经发酵变色，泡时水呈乌黑色，味亦发苦，陈独秀不知此物发酵后含有毒性，服后已觉胃中不适。其二是，正在此时，包惠僧由重庆特意来看望他，为款待这位挚友，陈独秀叫潘兰珍去双石场割了两斤肉，他还带着包惠僧到菜地里，摘他亲手种的四季豆，中午便以四季豆炒肉招待包。由于陈独秀平日难得吃上肉，也就多吃了一些，晚饭时，又吃，到夜间就不舒服了，食物作鲠，夜不成眠，天亮前吐了一地。这一天是1942年5月13日。此后几天，陈独秀就卧床不起了，潘兰珍请来乡下郎中，烧“骨炭灰”用水服下，帮他消嗝食饱胀，也没啥效果。到18日，开始发烧、昏迷、说胡话，一直拖到了25日晚，才落了气。 有关陈独秀安葬的情况，是吴元珍讲述的，虽说她牙不关风，我们还是听了个明白。 她说；“埋陈独秀那天，来了好几百人，有当官的，也有大户绅粮。双石乡公所还组织了上百个乡丁来沿途护卫，一路放火炮，点冲天铳。从石墙院到埋陈独秀的‘康庄’要走30来里路，队伍拉了好长好长。陈松年端着遗像走最前头，后面是八人抬的黑漆棺木，衣衾棺木都是白沙的大绅粮邓蟾秋送的。陈太太一路上哭得死去活来，由杨二太太和吴白林的堂客扶着，我们这些当下人的就打起花圈，跟在后头走。陈先生活时我们没觉得他有啥，死了，才晓得他了不起，连县长那么大的官，鞠躬时，还只能站在最后头。” 为了看看陈独秀的墓址，次日，我们步行到了城西五里处的“康庄”。“康庄”是邓蟾秋、邓燮康叔侄为避日机轰炸而修建的一处简易别墅，陈独秀生前曾在此小住过，死后，也埋在这里。 我们去时，墓地已经荡然无存。我们访问了住在“康庄”里的一户农民。这位社员指着门前一大块长满绿油油牛皮菜的菜地说：“陈独秀的坟圈就在这里。我把它挖出来种菜了。”随后又很惊异地说：“这两年不晓得咋个搞起的？来看陈独秀坟的人多得很。我们队长说陈独秀是坏人呀，既是坏人，为啥又有这么多人来看他？我就没懂这个道理。” 诗人说：“陈独秀不是坏人。”农民的眼睛就鼓得很大。 当我们听说他的猪圈里有一块陈独秀的墓碑时，我们马上随他进了猪圈。果真是陈独秀的墓碑。“独秀陈先生之墓”几个大字出自台静农的手笔，墓碑上端已缺了一只角，“独” 字没有了偏旁，变成了一个“虫”（蜀）字。 我和孙先生默默地注视着墓碑，心情难以言表……因为，那块一代人杰的墓碑已被当作一块圈板石，与其余的石板一起铺在猪圈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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