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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李大钊16岁时，应科举考试，得中秀才。后因科举终止，转入河北省卢龙县永平府中学读书。在这个新式学堂里，他开始接触新学，阅读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开阔了眼界。 1907年夏，李大钊考入公费的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北方革命党人发动了滦州起义，但不久失败，起义军重要领导人白亚雨英勇就义，临刑时，他立而不跪，视死如归，所表现出的革命英雄气概给李大钊留下深刻的印象。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王朝，但建立起的民国很快为袁世凯所窃夺。1912年6月至1912年间，李大钊写下了《隐忧篇》、《大哀篇》等文章，揭露了在所谓共和体制下民权的丧失，人民的苦难。开始对共和国的命运感到“隐忧”。在北洋法政学堂这个新式学校里，李大钊广泛地阅读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书籍，受到了反对封建主义，追求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开始树立起民主主义的观点。 1913年夏，李大钊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并于1913年冬东渡日本求学。 在学习期间，李大钊将所学新知识同实际结合起来，他密切注视着国内的政治变化。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炮制了《中华民国宪法》，并制造出种种舆论为称帝作准备。1914年11月，李大钊发表《国情》一文，驳斥了袁世凯的客卿，日本人贺长雄和美国人古德诺关于中国民智卑下，只有君主制才适合中国国情的言论，指出中国人有参政能力，能实行民主共和制。若再恢复君主制，“必欲使吾民众群起反抗无他术焉”。可看出，李大钊已具有了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1914年，李大钊在东京发起组织了“神州学社”，进行反袁活动。 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李大钊团结留日学生，成立了留日学生总会，并担任文牍干事，负责起草通电。 同年5月，袁世凯政府在日本最后通牒的压力下，差点完全接受了“二十一条”，以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自此之后，李大钊投入了武装反袁的斗争。1915年底，袁世凯宣布称帝，消息传来，留日学生总会召开会议，推选李大钊为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负责反袁的宣传活动。1916年，李大钊主编《民彝杂志》，并发表了《民彝与政治》一文，猛烈地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指出中国近代的落后根本原因是君主专制造成的，代议制度则是时代的要求。在反袁斗争中，李大钊以其斗争之坚决，文笔之犀利而声誉鹊起，在留学生中成为闻名一时的人物。 1916年6月，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死去。但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并未从人们头脑中消除。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李大钊也是这一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7月，李大钊应汤化龙之约，到北京办报。他为报纸起名叫《晨钟报》。 在《晨钟报》上，李大钊发表很多文章，揭露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抨击封建文化及道德伦理。 十月革命以前，在国内发生的重大政治运动及思想斗争中，李大钊都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并以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唤醒民众，寄希望于人民是这一时期李大钊思想的精华。他指出：对于我国思想界的消沉，“非大声疾呼以扬布自我解放之说，不足以挽积重难返之势。” 1918年1月，李大钊经章士钊推荐，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一职。当时的北大，汇集了陈独秀、胡适等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李大钊也参加了《新青年》编辑部，同陈独秀等人轮流编辑这个已成为新文化运动旗帜的刊物。 对于中国社会的种种新旧矛盾冲突现象，“很盼望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李大钊也正是在苦苦探索着这条“新径路”。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消息在1918年春传到了中国，引起中国知识界的极大关注。一向密切关注着国际政治的李大钊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十月革命，并搜集各种资料，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李大钊以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迅速接受了十月革命，了解到十月革命的性质。1918年7月，李大钊写下《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比较了俄国革命和法国18世纪大革命的不同，指出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之上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这两个革命“时代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他认识到，只有俄国革命才代表了世界革命的方向。“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这是中国知识界肯定十月革命最早的文章，它体现了李大钊开始由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1918年11月，李大钊在北京群众庆祝欧战胜利大会上发表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说，接着又写下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发表在《新青年》上。 在这两篇文章里，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们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试图通过大战，建立大帝国，“为自己国内资本家阶级谋利益”，指出：劳工阶级利用此机会进行革命，以防遏资本主义政府的战争；欧战的胜利是民主主义和劳工主义的胜利，是专制主义、资本主义的失败；劳工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并预言，社会主义的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之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这两篇文章中，他开始认清了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本质及其必然灭亡的命运，歌颂了十月革命，提出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的道路这一方向，表明李大钊已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为当时思想界的先驱。 在这以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更系统的研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1918年冬，他在北大组织了“马尔克斯研究会”，争取了几名教授参加。但不久为反动政府以“防止过激主义传播”为由而查禁。 1918年12月，李大钊同陈独秀发起创办了《每周评论》。它是《新青年》的姊妹刊。不仅继承了反封建的传统，还一改《新青年》不谈政治的态度，把新文化运动同政治运动结合起来。在《每周评论》上，李大钊发表不少文章，进一步宣传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努力向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青年走马克思主义道路。五四以前，北大新旧思想斗争仍很激烈。“许多青年接触了新知识，很不满现状，要求进步，渴望新的思想境界，而李先生学贯中西，思想新颖，正是这些青年学生所向往和追求的榜样，于是对他非常敬仰，自然地团结在他的周围。” 1918年底，北大学生成立了两个进步的社团：《国民杂志》社和《新潮》杂志社。李大钊应邀分别担任指导和顾问。在他的帮助下，《国民杂志》社很快走上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1918年秋，毛泽东来到北京，在李大钊帮助下，担任了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后来回忆道：“在李大钊领导之下，我就很快地发展，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 为了走十月革命的路，李大钊越来越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提出，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要到劳动群众中去，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 在他的倡导下，邓中夏等学生发起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走上街头，向市民进行爱国宣传，为即将到来的革命运动做了舆论上的准备。 1919年5月，由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李大钊在思想上、组织上领导了这场运动。他所指导下的几个社团领袖人物，如邓中夏、罗家伦、许德珩等都是这场运动的组织者。 5月18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阐明了这场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他说：“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他还发表一系列随感，激励爱国学生和人们继续进行斗争。 同时，李大钊也亲自参加了运动。据高一涵回忆：“五四游行，守常和学生一道参加。有一次，为了救援被捕学生，大家集队往政府请愿。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只见铁门紧闭，门内架着机关枪，守常悲愤之急，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大家赶忙上前把他拖住，真是又英勇、又危险。” 五四运动后，中国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或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社团、期刊纷纷出现，形成了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流，包括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李大钊又走在时代的前列。 1919年9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不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出马克思这三部分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李大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介绍了剩余价值原理，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灭亡的原因，并指出“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 这篇文章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还是头次，尤其是李大钊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人类历史，在当时更属创举。虽然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一些原理的理解尚幼稚，尤其是对唯物史观的认识还不深入，但可看出，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已大大向前迈进了。 1920年，李大钊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着重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变化，指出“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肯定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过去的历史“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也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对唯物史观的正确认识，说明李大钊已全面、系统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完成了由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成为我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得到广泛传播，引起了新文化统一战线内部的分化。 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思想家退出五四新文化运动。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鼓吹改良主义道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非难，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当时避居昌黎九峰山的李大钊看到胡适的文章后，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分歧，必须予以驳斥。很快，李大钊写成了致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批驳了胡适的观点。指出中国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来解决社会经济制度问题，“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批判了胡适的改良主义。 文章还论证了中国革命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取得胜利，批判了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谬论。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之间的首次交锋，李大钊旗帜鲜明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观点，捍卫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 1920年1月下旬，在北京至天津的大道上，行驶着一辆马车，马车里两个商人打扮的人就是当时在思想界并驾齐驱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和陈独秀。陈独秀在1919年6月因散发传单而被捕，几个月的铁窗生涯洗去了他向往法兰西文明的理想，转向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但他出狱后一直受到反动政府的监视，为了摆脱迫害，陈独秀决定避居上海，李大钊亲自护送他到天津，一路上，他们讨论的是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这件对中国历史有着巨大影响的事件就是在这里开始孕育的。 同年3月，共产国际东方局派维经斯基来到中国，了解中国五四运动的情况。他到北京后，首先拜访了李大钊等人。李大钊为他安排了几次座谈会。在座谈中，维经斯基提出中国建党的问题。李大钊对此深表赞同，并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陈独秀。 与此同时，为了在思想上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准备条件，李大钊加紧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在北京大学经过与北大学生邓中夏等人酝酿，秘密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会以北大学生为主，参加者有高君宇、张国焘、罗章龙、何孟雄、刘仁静等人。 1921年11月17日，该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启示，公开了该会的组织，研究会通过校长蔡元培争取到两间房子，作为活动场所。这两间房子被称作“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书斋”，后来“亢慕义斋”就成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代名词。 研究会设有图书室，收集了许多种中、英、日、德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参考，还将会员分成若干小组，深入讨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十月革命的各种问题。他们定期举办讲演，约请李大钊、高一涵、陈启修等人，就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世界政治情形作定期报告，还举办辩论会，进行公开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在辩论会上，李大钊常常被邀请作评判员。 有一次，研究会举办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辩论会，参加者有好几个大学的学生和教员，辩论十分激烈。 “最后听众都想听一听当代马克思主义专家的意见，一时满场俱寂，守常同志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页笔记大纲，用唯物史的观点来解答问题。”他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指出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不是人的意识和感情所能左右的。 通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各项活动，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同时也锻炼了大批青年学生。 李大钊还积极帮助外地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组织。1920年秋，在李大钊帮助下，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李大钊也曾派陈为人到济南，同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建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建立起联系。 1920年7月，李大钊正式担任北京大学教授职务（同时兼图书馆主任）。他在北大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史学要论”、“社会主义”等课程，还到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兼课。他积极向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利用讲坛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早在五四运动前，李大钊写下《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对唐山工人“尚不及骡马”的悲惨生活表示深切同情。这时，他更对无产阶级予以极大关注，他指出：“现在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反抗富权阶级、资本阶级”，是现今世界的趋势。他明确提出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作民众运动的向导。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不断传播及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成立无产阶级政党这一任务也提到了历史日程上来。此时，李大钊常同陈独秀书信往来，讨论建党问题。陈独秀曾就准备成立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名称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李大钊明确答复：就叫共产党。 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创建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月底，张国焘从上海回到北京，带来了陈独秀关于建党的意见。李大钊积极赞同，并开始进行建党的具体活动。同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参加者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等人。由李大钊从自己工资中拿出三分之二作为小组活动的经费，小组还经常在李大钊的办公室和家里这两个地方开会。后来，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党小组将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清除了出去，纯洁了党的组织。并争取何孟雄等人放弃了无政府主义立场，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小组还吸收了邓中夏、高尚德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北京共产党小组一成立，在李大钊领导下，立即投入了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1920年11月，小组创办了《劳动者》周刊。它是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通俗读物，很快在长辛店等地流传，很受工人欢迎。1921年1月，小组在长辛店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李大钊经常给予指导。邓中夏、张国焘等人常去讲课，向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并借此接近工人，培养工人骨干，在李大钊和北京党小组的启发下，北方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很快。1921年5月1日，长辛店一千余工人举行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群众大会，会后进行示威游行，并成立了工会组织。 继上海、北京党的小组成立后，济南、长沙、广州、武汉等地相继成立了党的小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也得到进一步结合。建党的时机已经成熟。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的代表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因为北大正值学年终结期间，教务繁忙，未能抽身南下，便选派了张国焘和刘仁静代表北京小组出席大会。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李大钊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为党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李大钊较早地注意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1921年，他曾介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桂林会见了孙中山。 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杭州召开西湖会议，讨论有关国共合作的形式问题。在会上，马林提出，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会议就此展开了讨论，多数同志持反对态度，李大钊明确表示支持马林的意见，并同马林一起耐心地说服与会同志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这次会议是实现国共合作的一个转折点，李大钊在此起了关键作用。 全后，李大钊对革命统一战线进行了理论上探讨，他发表《普遍全国的国民党》一文，批评以前的国民党不重视民众运动的错误，指出“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国民党应该适应这种需要，去联合工农学商，“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阵线。” 1923年6月，李大钊南下广州，参加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会上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大钊在发言中指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可利用统一战线去发展工农运动，壮大革命的力量。李大钊的意见得到了多数同志的赞同，使“三大”通过了正确的决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三大”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关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政策正式确立。 李大钊从广州返回北京后，为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当时，党的这个决定仍为一部分党员不理解。李大钊便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和说明。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会见苏联派驻广州的常驻代表鲍罗廷，并召集北京党的负责人开会，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与会者对于两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根本观点及方式方法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由李大钊发言。他指出，今天革命事业中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不是现在的国民党所能担当得了的，必须要加上新的血液，即共产党的力量。而且由共产党来担当这个使命恐怕为时尚早。“因此建立两党的联合战线就在为必要的和适时的了”。国民党虽然缺点很多，但如果孙中山有决心有把握将国民党大大地改组，还是大有可为的。同时，他还指出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共产党的阶级性和纯洁性。通过李大钊的耐心说服，许多同志的思想转变过来了。 李大钊在西湖会议后，受党的委派，担负了同国民党主要领导人进行联络的重任。 1922年8月，李大钊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当时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而被迫避居上海。正当他对前途感到绝望之时，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孙中山很高兴地接待了李大钊，并同他进行多次讨论，共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有时兴之所致“畅谈不倦，几乎忘食”。 在一次会谈后，孙中山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李大钊成为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 通过会谈，孙中山坚定了联共的决心，他开始冲破阻力，依靠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改组国民党。以后，他数次邀请李大钊就改组等事项进行讨论，将李大钊视为挚友。 在中国共产党“三大”期间，李大钊应邀同孙中山进行会谈，讨论了国共合作及广东革命政府的外交政策等问题，李大钊就此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意见。 1923年10月中旬，孙中山又电邀李大钊赴上海，同廖仲恺一起准备国民党改组事宜，并委任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在李大钊等人推动下，孙中山很快公布了国民党改组宣言及党纲草案，加快了改组的步伐，12中旬，孙中山派李大钊返回北京，负责进行北京地区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4年1月，李大钊再次应邀南下，赴广州帮助孙中山完成改组工作及筹备国民党“一大”。途中经过上海，出席了中共中央为决定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一大”上的态度而召开的会议。会议决定组织以李大钊为首的指导小组，领导出席大会期间党的工作，在国民党“一大”开会前夕，李大钊作为孙中山的亲密挚友，被指定为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章程审查委员会、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的成员，是大会任职最多的一人。对于大会宣言和党章这两个主要文件，李大钊倾注了许多心血。 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李大钊被指定为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在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右派极力反对共产党员“跨党”，引起了大会激烈争论。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意见书》，阐明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立场。他指出，中国“想摆脱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运动不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驳斥了右派的谬论，并获得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下，国民党“一大”顺利通过了有关国共合作的决议，它标志着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 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李大钊不辞劳苦，频繁奔走于大江南北。他四跨长江，三赴上海，二下广州，不仅参与制定党的统一战线策略，而且直接促成国共合作，成为革命统一战线建立的助产士。 1924年5月，李大钊被北洋军阀明令通缉，被迫避往昌黎九峰山。6日，他接到党中央通知，委派他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他冒着危险回到北京，邀集其他代表出发，从满洲里雇车趁黑夜穿过了中苏边境，到达苏联。 6月17日至7月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代表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大钊在第22次会议上作了报告。他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着重介绍了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要点，说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在国民党内部，我们将其左翼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并以此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我们的策略是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先锋队。” 李大钊在苏联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还提到：“为使中国的国民革命取得胜利，工人必须建立牢固的组织，并且成为革命的核心。” 李大钊的这些论点初步阐述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1924年9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的反动统治，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北方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同年12月，根据革命形势需要，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简称北方区委），领导东到东北三省，西到陕西北部，包括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察哈尔、内蒙等省的整个北方地区党的工作，由李大钊总负责。同时，李大钊又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负责人之一，他一身二任，担负起北方国共合作的重任。他积极组织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领导国民党各地基层组织，利用国民党的旗帜进行了大量工作。 北京政变后，北方局势很复杂。冯玉祥的国民军倾向于革命；皖系首领段祺瑞出任北京政府临时总执政；奉系张作霖的势力也伸进了北京。李大钊同北方区委正确分析了形势，决定采取争取国民军，打击段祺瑞和张作霖的策略。 李大钊对争取国民军的工作十分重视，他亲自对冯玉祥做了许多工作，还通过派人和书信往来对冯玉祥部下也做了不少工作，向他们宣传和解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政治主张。 李大钊也亲自劝说冯玉祥同意在军队中建立政治俱乐部，对国民军进行政治工作，并派共产党员宣侠父、陶梁等人负责。同时，李大钊还派出许多同志直接到国民军中去，深入中下层官兵进行活动，后来，在国民军中不有少共产党员担任副官和其他重要职务，我党在国民军中还直接掌握了几支武装。他们对共产党的活动基本采取不干预的态度，对工农运动也持开明态度。 1924年11月，冯玉祥宣布下野，自释兵权，隐居天台山。李大钊和北方区委对冯玉祥下野后的局势进行了分析，认为冯在此时下野会使形势急转直下，对国民革命是不利的；冯部也会因冯玉祥的引退，失去中心支柱而被分化瓦解；同时看到，西北地区远离海口，段张势力鞭长莫及，大有活动余地，同时西北背靠苏联，可争取苏联援助。于是，党和李大钊又一次向冯玉祥伸出了援助之手。1925年1月，李大钊同孙中山的代表徐谦，同冯玉祥进行了多次交谈，说服冯玉祥接受西北边防督办一职。冯玉祥上任后，李大钊为了进一步建立冯玉祥国民军同苏联政府之间的联系，促进苏联援冯，多次亲自奔波往返于北京苏联大使馆与张家口冯玉祥国民军总部之间，进行频繁活动，终于促成了苏联援冯这一计划。在苏联援冯这件事上，苏联方面着重考虑了党和李大钊对国民军的影响。《冯玉祥与国民军》一书中写道：“在决定满足冯玉祥和其他将军的请求的问题时，苏联……政府也考虑了中国同志们的意见，特别考虑了李大钊对国民军指挥人员统战政策影响。” 1924年10月，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北上，于12月来到北京，受到热烈欢迎，李大钊亲自前往车站迎接孙中山。在赴京途中，孙中山提出召开会议，以谋求中国统一与建设。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及人民的支持。我党在全国各地发起了国民会议运动，李大钊领导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联合其他进步团体，成立了国民会议并召开了促成会，会议着重揭露反动军阀“善后会议”的实质。李大钊在会上进行了多次讲演，他还几次主持北方区委会议。听取大会汇报，对同“善后会议”的斗争策略及防止国民党右派破坏作了许多指示，在李大钊及北方区委领导下，大会开得很成功，扩大了革命影响，打击了军阀的气焰。 大会召开期间，孙中山先生于3月12日因病在北京去世。北方区委组织了隆重的追悼活动。李大钊对孙中山的去世异常悲恸，他是孙中山治丧委员会成员，亲自将孙中山灵柩由医院抬送至中央公园社稷坛。 孙中山出殡的那天，有十万多人送丧，形成了反对军阀政府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当送丧的队伍经过西华门时，愤怒的群众砸烂了设在那里的“善后会议”的牌子。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开始破坏统一战线。在李大钊领导下，北方统一战线的内部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召开西山会议，公开反对国共合作，宣布开除李大钊等人国民党党籍，并另设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争夺领导权。李大钊等人随即揭露了右派的阴谋，指出它代表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利益的实质。 北方区委成立后，开始着手恢复工人运动。在国民军支持下，“二七”惨案中被捕的许多工人领袖被释放，京汉、正太、京绥、京奉、陇海、胶济等铁路工会相继恢复。1925年2月7日，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它标志着北方工人运动在经历短暂的革命低潮后，又开始恢复，发展起来。 1925年5月，为了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上海人民举行了反帝大示威，英帝国主义公然向游行群众开枪，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惨案引起了举国愤怒，上海、北京、广州、汉口等地纷纷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帝斗争，揭开了大革命的序幕。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李大钊立即着手领导北方区委组织群众掀起了反帝运动。6月3日至25日，北方区委组织了三次游行示威，人数分别为5万，20万，30万。四郊的农民也赶来参加，这几次运动在李大钊和北方区委领导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李大钊还派赵世炎到天津、唐山等地领导反帝群众运动。 同年8月，李大钊发表《大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一文，列举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号召全民觉醒，提出“吾人之运动口号为尊重民权、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三条”。 在中国人民反帝运动迅速高涨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企图通过骗局来平息中国人民反帝浪潮。1925年10月，段祺瑞政府同英、美、法等国举行特别关税会议，讨论关税问题。这一骗局遭到人民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发起了关税自主运动，李大钊同北方区委对关税会议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指出它根本不可能达到关税自主的目的。只有民众以自己的力量实行革命，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以后，才能实现关税自主。北方区委先后组织了几次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反对关税会议，力争关税自主。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促进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李大钊还很重视农民运动。他曾选派青年去广州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这批学员学成回来后，极大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他指出在中国，农民特别是贫农，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动力。“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他还指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提出“耕地农有”的主张。李大钊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是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大贡献，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 李大钊还很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工作。 1925年6月，为配合北方革命形势发展，李大钊派吉雅泰等蒙古族党员回内蒙开展工作。并派干部在绥远、察哈尔、热河、包头成立中共工作委员会。1925年下半年，成立了中共张家口地委，兼管热、察、绥特别区党的工作，为了团结内蒙各阶层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共决定成立统一战线性质的内蒙古人民党，李大钊对组织“内人党”的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并要求内蒙古族党员参加这个组织，促进了内蒙古革命的发展。 1925年10月，北方区委在张家口召开内蒙古工农兵大同盟成立大会。李大钊、赵世炎主持大会，李大钊作了报告，特别强调蒙汉两族人民联合起来谋求解放的意义，大会选举李大钊为该同盟书记。同盟是党在内蒙古地区成立的第一个群众性组织，它的成立大大推动了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之后，内蒙古革命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1925年11月23日，奉系军阀内部发生郭松龄倒戈事件，势力大受削弱。北京、天津及直隶等地区都掌握在倾向于革命的国民军手中。革命形势不断高涨。这些为党领导更大规模的斗争创造了条件。李大钊及北方区委决定利用此有利时机，在北京发起直接夺取政权的革命。可以利用冯、段之间矛盾，在张旅配合下，推翻段祺瑞政府，李大钊同意这个建议，决定由赵世炎任总指挥，领导这次起义。按起义布置，将于11月28日开始行动，分别夺取政府重要机构，使段政府陷入瘫痪，迫段下台，再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北京临时国民政府和临时政府委员会。首都革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它给段祺瑞政府以沉重打击，显示了人民的力量，是我党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 北方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极大仇视。帝国主义与军阀密切勾结起来，企图扑灭革命的烈火。 帝国主义的挑衅引起了中国人民极大愤怒，3月17日，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群众包围段政府，要求以强硬态度抵抗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但遭段政府武力驱散。3月18日，北京总工会、学生总会等200多个团体，10万多群众齐集天安门，召开示威大会，通过了反对8国通牒，驱逐8国公使等提案。会后，组织了两千人的代表团，赴段政府请愿。 李大钊在出席北方区委会议之后，也赶来参加请愿队伍，并亲自打着一面大旗，走在队伍前列。当游行队伍进入执政府门前的广场时，反动军阀政府下令向群众开枪，并用大刀砍，当时打死群众47人，伤200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李大钊当即组织群众撤退，自己也负了伤，当晚，李大钊召开了北京党、团会议，提出要将斗争坚持到底，并组织慰问伤员，抚恤、追悼死难者。 “三·一八”惨案是北方大革命风暴的高潮，也是一个转折点，反动军阀已向人民举起了屠刀。 1926年4月，直系军阀吴佩孚由反奉转而同奉系勾结，造成奉直合作反国民军的形势，国民军被迫全军退守南口一带。奉系军阀占据北京后，也把镇压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到处张贴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4月26日，他们杀害了进步报纸《京报》的主笔邵飘萍。接着又处决了另一家进步报纸的主笔林白水。在直奉军阀的残暴统治下，北方的革命运动转入了低潮。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钊同志和中共北方区委做了暂时的退却，他们住进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的旧兵营，由公开转入地下，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并取得很大成绩。仅北京一地，从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中共党员就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人以上。共青团的组织发展得更快。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李大钊同志同时兼任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领导，在这一时期，国民党党员也由2200余人发展到4300余人。就是在张作霖的“大帅府“里，也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由董季皋同志任支部书记，他的公开身份则是张作霖大帅府秘书。 由于李大钊同志的革命活动直接威胁着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所以从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他就多次被反动政府通缉。在这种异常艰苦和险恶的环境里，李大钊同志毫不畏惧，始终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李大钊同志的表姑曾经问他：“你们老搞这事，也不怕吗？人家那样厉害，兵权在手，今日赶，明日捉，把你们从这儿赶到那儿，你们不是自讨苦吃吗？”李大钊同志答道：“他们就好比是一堵墙，我们捣来捣去，总会把这堵墙给捣垮的。”又说：“怕什么！早晚我们是要胜利的。我们的主义，就像庄稼人的种子一样，到处都撒遍了，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儿，还有那儿长起来，没有关系。” 1927年初，隐蔽在张作霖大帅府里的我地下党支部得悉，张作霖下令逮捕李大钊同志。京师警察厅也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对李大钊和其他革命者跟踪侦察，图谋一网打尽，妄图消灭京城的革命力量。董季皋及其他知情的同志与朋友都劝李大钊同志离开北京。李大钊同志的夫人赵纫兰也很为李大钊同志的安全担心，多次劝说他离开，但李大钊同志态度坚决地说：“我不是常对你说，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工作留给谁做？……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怎样重要，哪里能离开呢？”他让许多同志化装转移，而自己却留下来坚持工作，坚持斗争。 李大钊同志的这种不顾个人安危，以革命大局为重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教育了他周围的同志。例如在李大钊同志身边工作的谭祖尧同志。他的未婚妻的父亲在北洋政府供职，知道张作霖要对共产党人下毒手，就让女儿转告谭祖尧，让他躲避一下，并准备为其在广州代谋一事。谭祖尧同志回复说：“干革命就不能怕死，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坚决跟李先生干革命，决不回头，只要李先生不离开北京，我也不离开北京。”谭祖尧同志与李大钊始终在北京坚持斗争，直到一同被害。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反动军阀更加仇视李大钊，欲拔去这颗“眼中钉”而后快。 1927年4月27日，奉系军阀终于向李大钊伸出了罪恶的手，在帝国主义默许下，张作霖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及附近的几个办事机构，并进行大逮捕。这天正是清明节，天气很温和，李夫人带着小女儿在外面散步，李大钊在里间屋里，伏案写作，大女儿星华在外间看报，突然外面传来一声枪声和纷乱的喊声。李大钊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别人赠给他护身的小手枪，带着星华走出院子，找了一间僻静的小屋坐了下来。他一句话也没说，神情非常冷静，不多久，宪兵、警察、便衣蜂拥而入，抢走了李大钊手中的枪，逮捕了李大钊。同时被捕的还有共产党员谭祖尧、范鸿劼、杨景山等人。夫人赵纫兰及两个女儿也同时被捕。 李大钊同志被捕后，多次被审讯，敌人用尽了种种酷刑、威胁和利诱，把竹签扎进大钊同志的指甲缝里，最后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李大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他没有一句有损党的荣誉、有损革命利益的“供词”，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连当时敌人的报纸也不得不说，李大钊受审时“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承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关防甚严”。 敌人无可奈何地向报界承认“李无确供”！敌人威逼利诱兼施。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亲自前来劝降，妄图用高官厚禄来收买李大钊同志。李大钊严词答道：“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面对李大钊的凛然正气，敌人只得灰溜溜的收场。 李大钊同志的被捕，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也引起了当时的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抗议。莫斯科人民举行游行示威，在列宁格勒、海参崴等城市也召开了群众大会。在国内，北方铁路工人提出要劫狱，营救李大钊同志，并组织了劫狱队。教育界、学者、名流和李大钊的同乡，均起而营救。京津“各报社评，皆暗为守常呼吁”。4月9日，北京九所国立大学的校长讨论营救办法。12日，北京国立、私立25所大学的校长又进一步讨论营救办法。但是当李大钊同志得悉后，坚决反对、制止。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且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在这生死攸关的严重时刻，李大钊依然念念不忘的是如何保存革命实力，而全然不顾个人的安危。他在狱中自述里豪迈地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历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为了开脱同案人员，他还写道：“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反动的奉系军阀政府见种种手段都不能使李大钊屈服，便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与人民群众的一致反对，对李大钊及其他19位革命志士下了毒手。 1927年4月28日，对李大钊等20名革命志士的秘密审判，于上午11时在警察厅正式开庭，至12时10分始毕。然后由军车四辆押送至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执行死刑。当时在门前围观的人很多，街道都被堵断了。行刑用的新式绞刑机据说也是反动政府从美国运来的。李大钊同志神色未变，从容地首先走上绞刑台，他要求讲话，敌人不允许，他就大声叫喊，准备用生命的最后一刻来继续唤起民众。他说：“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色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但是执刑的人蛮横地向他脸上挥拳，并把他推进一个发亮的金属制的长方形架子中，架子的上边正中有一个小圆圈正卡在颈中，旁边有一把柄，刽子手握住把柄，逐渐绞下去，直到舌头吐出，眼睛凸出，眼角流出血。刽子手松开把柄，将李大钊拖出，围绕刑台走了一圈，然后用冷水往李大钊脸上喷，等他苏醒过来，又开始第二次绞刑，共继续了三次，施刑长达40分钟之久。刽子手们就用这种惨无人道、灭绝人寰的手段杀害了李大钊同志。 紧接着范鸿劼、谭祖尧等19位革命志士也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刽子手们将尸体装入棺中，停放在宣武门外下斜的长椿寺中，待家属、亲戚来认领。李大钊同志的夫人赵纫兰在朋友们的募捐支持下，买了一口棺材，将烈士重新装殓，把灵柩移放至妙光阁街的佛寺里。 李大钊同志牲牺的噩耗传来，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以及各界进步人士无不为之深切哀悼。 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发表的《悼李大钊同志》的文章指出，他“是创立中国共产党之一人”，“是最勇敢的战士”，并将为中国人民所“牢记不忘”。 大钊同志出殡的前两天，党组织负责同志找北平法学院学生李时雨谈话，指示他组织好大钊同志的出殡活动，特别是护卫好灵柩安全地送到万安公墓。 经大钊同志的乡亲，一位姓乔的女同志的引见，李时雨见到了大钊同志的夫人赵纫兰。乔同志向李夫人介绍时，说他是李氏家族中的晚辈，现特来送葬，帮助做些工作，他们商定好，送葬时，李时雨头戴白色孝帽，专扶大钊同志的小儿子（10多岁），紧跟灵柩，不离寸步。这既是防备军警驱逐的措施，免得他像一般群众那样被驱散；同时也考虑到，万一他被捕，也可以说是大钊同志的远房亲属，比较容易解脱。大钊同志的葬礼于1933年4月23日清晨举行。这天，长椿寺前殿里设了灵堂，中间挂一横幅，前后左右悬挂了许多挽联，两旁摆放了大量花圈。奏哀乐、读祭文之后，群众唱起了《国际歌》，气氛十分悲壮肃穆。 礼毕起灵，覆盖着绣有蓝色花朵棺罩的烈士灵柩，在群众的簇拥下，缓缓地被抬出长椿寺。李时雨扶着大钊同志的小儿子，同李夫人及其亲属们紧随灵柩一起步，后面跟随着数百名送葬的群众。大家胸戴白花，臂缠黑纱，一些同志抬着大钊同志的画像，扛着花圈、挽联和挽词，边走边向路边行人撒传单并高呼口号。 灵柩抬过宣武门后，送葬群众已增至千余人，到西单时，只见不少群众在路旁摆出了祭桌。 这时，宣读祭文声、燃放鞭炮声以及呼喊口号声连成一片，震撼着半个北平城。行至西单北大街时，李时雨回头往南一瞥，只见人山人海，望不到边。 队伍行至甘石桥，有人把早已准备好的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覆盖在大钊同志的灵柩上。这时，反动军警从四面八方冲击送葬的群众，他们像疯狗一样，踢翻了祭桌，殴打朗诵祭文的人，用枪托子打散送葬的群众。他们打伤了数百人，逮捕了几十人。李时雨始终扶着大钊同志的小儿子及亲属们，坚持把灵柩护送到万安公墓。 大钊同志的石碑是在红瓦市路东一个石匠作坊定刻的。起运时用黄纸把石碑上的字糊上，天未亮时就雇了辆小驴车送出城门放到万安公墓。墓志铭是：先生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县人，生于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六日，死于民国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春秋三十九岁。下面刻着子女的名字。 大钊同志的出殡，可以说是轰动一时，极其悲壮的一次群众运动。它不仅敬慰了忠魂，安葬了烈士遗体，而且进一步揭露控诉了反动派的残暴。虽然这次出殡遭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但它更激起了群众的义愤，其影响是很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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