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刘少奇原名刘绍选，字谓璜。1898年11月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离毛泽东的出身地韶山冲不远。1919年至1920年间，先后在长沙高等中学、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留法预备班、上海外国语学社等学校学习。在长沙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8月，刘少奇与任弼时、肖劲光等在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的同学一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赴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2年，刘少奇回国，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不久被派到湖南，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书记是毛泽东）。9月，被派往安源，和李立三一起领导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 在刘少奇到安源之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和李立三曾到安源“考察情形，开始活动”，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建立了党、团组织。1922年5月1日，又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为主任。俱乐部的宗旨是：“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到9月间，部员发展到700多人。 安源路矿当局深感组织起来的工人所带来的威胁，于是千方百计地图谋封禁俱乐部。他们见威吓不灵，利诱无效，就采取高压手段。9月7日，路矿当局勾结军阀诬蔑俱乐部是“乱党机关”，禀请赣西镇守使萧安国“以武力封禁”。这一举动激怒了广大工人，加之矿局拖欠工人工资，物价飞涨，工人生活痛苦不堪，使群众的反抗情绪到了无法抑制的地步，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时，再次亲临安源考察后返回长沙的毛泽东，深感安源工人的斗争影响着湖南以至全国的形势，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因此必须派一名“得力的人去安源”，协助李立三加强对罢工斗争的领导。究竟派谁去呢？经中共湘区委员会慎重研究，认为派刘少奇去“最合适”。 1922年春，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后，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它的任务：“发动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 这时候，刘少奇年仅24岁，风华正茂。在苏俄学习期间，他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已不能统治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处在这个时代的人，应以无穷的希望去促进这段历史。经过反复思索，他做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革命志向。他对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有火一样的热情，表示回国后愿意从事工人运动。 1922年夏，刘少奇奉调去湖南。这是当时全国工人运动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他先是在粤汉铁路做工人工作，后和李立三等发动长沙泥木工人的反抗运动，并建立了长沙土木工会。 刘少奇去安源的前夜，毛泽东约他到长沙清水塘作了一次长谈。毛泽东从安源工人的痛苦生活，谈到安源工人渴望解放的要求，从对工人进行革命的启蒙思想教育，谈到组织工人革命团体，从国内外形势，谈到领导安源工人罢工的具体策略和方法。毛泽东希望刘少奇依靠安源的党组织和广大工人群众开展工作。这次长谈之后，刘少奇带着重托于9月11日到达安源。 刘少奇到安源后，下矿井，进工厂，与工人促膝谈心，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工人的觉悟，鼓励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与此同时，他协助李立三研究和部署了罢工的计划。 就在刘少奇抵达安源的当天，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致函路矿当局，提出3项要求： （一）路矿当局须呈请行政厅出告示保护俱乐部。 （二）路矿当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200元。 （三）从前积欠工人存饷限7日内发清。 同时提出：限路矿当局两日内完全答复，“如不圆满答复，即行罢工”。 9月12日，路矿当局做出答复，表示前两项要求可以解决，至于第三项，则借口公司亏损、财政困难予以拒绝。工人甚为不满。于是俱乐部进一步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剥削等条件，要求当局在限定的时间内再作出圆满答复。同时做好各种准备，如当局拒不答复和接受有关条件，就以罢工相对抗。 当晚，工人俱乐部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罢工问题。李立三说：“干是一定要干的。不过斗争要讲策略。罢工能不能胜利，主要看大家团结得怎么样，有没有信心。”接着，刘少奇发言说：“只要我们团结得紧，莫说要矿局发清欠饷，就是打天下也办得到。”刘少奇分析了安源的情况，认为已经具备了罢工的条件：第一、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工人罢工的胜利给安源工人以很大的鼓舞，群众的情绪很高，斗争决心很大；第二、俱乐部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只要俱乐部一发动，绝大多数工人都会行动起来；第三、敌人是害怕罢工的，路矿当局的后台是帝国主义，它们是不敢得罪帝国主义的，一旦我们一罢工，煤挖不出，它们在帝国主义面前就交不了差。会议决定成立罢工总指挥部，李立三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长住俱乐部应付一切”，负责与各方面联系、谈判。 正在这时，工人俱乐部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声援电，鼓励安源工人“努力作最后的对峙，不要为官威所降服！”同时又收到毛泽东的来信。信的大意是：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是工人群众要有坚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斗志，同时必须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罢工口号。根据这个指示，李立三、刘少奇在共同研究后，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这个口号既激励了工人的战斗决心，又博得了社会各方面的同情。 紧急会议结束后，俱乐部通过各种形式，紧张地进行罢工的最后准备。当时的安源，帮会很多，其中以洪帮势力最大，其头目都是矿上的工头，他们在镇上开有赌场、鸦片烟馆和妓院。洪帮以“义气”、“保护穷人”、“为穷人谋幸福”等口号欺骗工人，在俱乐部成立以前，不少工人为寻求保护而加入了洪帮。刘少奇认为：帮会有两面性，有野蛮、愚昧的落后一面，又有讲义气的积极一面，我们可以争取他们，利用他们积极的一面。为此，刘少奇和李立三积极地做洪帮头目的工作，争取他们不做破坏罢工的事情，收到了成效。 同时，刘少奇十分重视加强工人内部的组织工作。在俱乐部召开的工人代表会议上，刘少奇讲述了齐心团结、维持秩序的重要性，要求各处工人代表把工人组织起来。他问洋炉炼焦处工人代表袁品高：“你一个拉得拢十个人吗？工人们都能齐心吗？”袁品高回答说：“你放心，我担保。”各处工人代表表示，要听从俱乐部的指挥，担保自己所在部门的工友能够齐心，能够维持秩序，并声言在罢工期内，各工友的举动，当比平时更加文明，维持的方法应当是各归住房而不外出。 9月13日晚，路矿当局对于俱乐部再次提出的要求，仍不予答复。要求萍乡县颁发的保护俱乐部的告示也未送达。 午夜12时，俱乐部断然发出罢工命令。火车汽笛呜—呜—呜的长鸣声，响彻巍巍的安源山。由萍乡开往株洲的首次列车先行停开，工人们将车头及机车水柜等各种重要机件完全卸下，并通知机务处各工友，次日早晨不放进班号。 9月14日凌晨3时，矿局东平巷的供电忽然中断，井里的电灯全部熄灭，运炭电车不能开动。窿内工人如潮水般涌至窿外，高举着斧头、岩尖，高呼：“罢工！罢工！”“工人要活命！”“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口号声震天动地。 工人们出窿后，罢工监察队员即用树枝、煤桶、坑木等将窿口填塞。俱乐部早已通知当天4点钟接班的工人不要进班，并派人在各窿口把守。矿井各窿口都竖着一面大旗，上书“罢工”两个大字。 14日上午，安源路矿大罢工按既定部署全部实现。除关系矿区安全和生活的锅炉房和电机处照常工作外，洗煤台、制造厂、修理厂、炼焦处等都停止了工作。 工人俱乐部发表了《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宣言写道： “我们要活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我们罢工是受压迫太重，完全出于自动，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的呵！请你们一致援助！我们两万多人饿着肚子在这里等着呵！” 宣言还提出17项要求条件，主要内容是：俱乐部改为工会，路矿当局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向路矿当局交涉之权；今后路矿当局开除工人，须得工会之同意；从前积欠工人的存饷，一律发给；罢工期间工钱照发；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工人每日工资在4角以下者，须增加2角等。 工人俱乐部将上述条件用公函递送路矿当局，并提出：“如欲调商，请即派遣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 罢工斗争一开始就进行得坚决而有秩序。工人们听从统一指挥，一律各归住房。监察队员手持俱乐部旗帜，佩戴红袖章，拿着铁棍等器具，在街市及工厂附近巡逻，维持秩序。各处墙壁贴满俱乐部布告，有“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及“各归住房，不得扰乱”等语。 罢工后的安源，显得一片定静，但却酝酿着一场尖锐的斗争。 路矿当局施展种种阴谋诡计，企图破坏和镇压罢工。先是由工头出面，以亲朋好友关系，出高价诱惑、收买一些工人入窿工作。这一阴谋被监察队制止，未能得逞。之后，他们又悬赏600块大洋，密遣暗探刺杀李立三。工人们严加护卫，使敌人无法下手。于是，路矿当局一面请赣西镇守使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设立戒严司令部，任命李鸿程为戒严司令，妄图实行武力镇压；一面又请商会出面调停，欲使罢工自动停止。 9月14日下午，商会代表谢岚舫和地方绅士陈盛芳来到工人俱乐部，表示愿为调停人，促请双方协商解决罢工风潮。 刘少奇出面接待，提出以17条要求为基础进行协商。 当晚，谢、陈带来路矿当局的回话：“路矿当局对于工人所要求各条，皆可承认；但现时做不到，请先邀工人开工，再慢慢磋商条件。”刘少奇当即严正指出：“工人所希望的在于解决目前生活问题，若路矿当局不派全权代表从磋商条件下手，徒用一句滑稽空言作回话，事实上恐万不能解决。” 9月15日，路矿当局派全权代表到商会，邀请李立三去谈判。谈判中，当局仍坚持先开工后商条件为辞，工人方面严辞拒绝。谈判无结果。 第二天早晨，绅商学界来信劝工人让步先开工。俱乐部发表宣言，明确表示路矿当局“不承认条件无说话之余地”。 9月16日下午，路矿两局派人来到工人俱乐部，请工人代表去戒严司令部商量解决办法。 来人一进门便大声喝问：“谁是工人代表？戒严司令部请他”。 刘少奇挺身而出，声音宏亮地回答道：“我就是工人代表。”说完，叫来人引路，往戒严司令部走去。 工人群众担心自己的代表受到迫害，对刘少奇说：“他们不安好心，你不能去。” 刘少奇解释说：“请大家放心，我会注意的。我们不去谈判，资本家反会说我们无理，我们就会上他们的当。我们正好利用这个谈判机会，同他们面对面的进行说理斗争。” 有位老工人说：“你去戒严司令部谈判，他们会害你，这是入虎穴啊！” “不要紧。我为大家办事，就是死了也光荣。”刘少奇毫不犹豫地说。 戒严司令部设在矿局公事房内，戒备森严。台阶两边，架着机关枪，楼梯口、走廊里，都有士兵站岗，真是如临大敌。刘少奇赤手空拳，迈着从容不迫的步子跨入戒严司令部，与戒严司令李鸿程开始了谈判。 李鸿程先是假装客气地询问罢工过程，并做了一番劝导，然后张口追问：“你们俱乐部为什么要鼓动工人作乱？”刘少奇毫不畏惧，反问道：“你们究竟是谈判，还是审问？ 是要解决问题，还是要把问题越搞越大？” 李鸿程以命令的口气说：“请工人先上工，路局每日先开火车两次。” 刘少奇断然回答说：“这不能答应。不从磋商条件入手，无解决的希望。” 李鸿程立刻现出本来面目，威逼说：“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你这个代表先行正法！” 刘少奇毫不为之所动，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如不能达到万余工人的要求，虽把我斫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 戒严司令吼叫起来说：“我对万余工人也有法子制裁，我有万余军队在这儿！” 刘少奇愤然说道：“那就请你下令制裁去！” 稍后，副矿长舒楚生来到，与刘少奇说了些工人罢工无理的话，要求工人即时上工。刘少奇请其磋商条件，舒楚生不肯。 这时候，外面喧声如雷。数千工人把司令部包围了，提出请代表出来，有事请司令和矿长到俱乐部商量。 刘少奇出外向大家解释说：“工友们！现在正在谈判，请大家耐心等一等。”然后进戒严司令部继续谈判。 最后，李鸿程以调和的口气说：“请代表下午再来这里商量。” 刘少奇当即厉声说：“若不磋商条件，即可以不来；至于说用别的方法可以解决，请你们把我斫碎罢！”说时怒不可遏。 刘少奇在谈判中临危不惧，宁死不屈，表现了他作为工人总代表的胆识与才干，也表现了他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工人们称赞刘少奇“浑身都是胆，真是我们工人的好领袖”。当年安源工人集体创作的歌谣《劳工记》中有这样几句词： “少奇同志好胆量，我往矿局去一趟。 代表全体众工人，见机而作把事行。” “明知山中出猛虎，岂肯贪生又怕死。 偏偏要向虎山行，贪生怕死枉为人。 少奇下了坚决心，特到安源办工运。 任他把我为甚难，不畏汤火与刀山。” 9月17日，发电厂抽水机和打风机房因燃料用完而有停机的危险。一旦停机，所有矿井都将报废。路矿当局迫于工人群众的威势，不得不软了下来，答应继续与工人代表“从事磋商条件”的谈判。 9月18日上午9时，路矿当局全权代表与工人俱乐部代表在达成的13项协议上签字。路矿当局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答应了发清拖欠的工资、罢工期间工资照发、少量提高工资等要求。至此，历时5天的大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 当天，萍乡安源路矿工人发表《上工宣言》。宣言说： “罢工胜利了！气也出来了！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我们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宣告上工。” “我们这次罢工的‘秩序、齐心、勇敢’，要算是我们神圣精神的表现。各界的朋友们！你们不要说工人无知识呵！” “我们这次罢工，是安源工人出头的第一日，我们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为我们自己的权利去奋斗！” 9月18日下午，1万多工人涌到大操场，举行罢工胜利庆祝大会。李立三在宣布胜利成果后发表演说称：“我们这一次罢工胜利，全在各位齐心。希望各位将此种精神永远保持着。”接着，刘少奇讲话。他说：“工友们，这次罢工，我们胜利了。这是大家团结一致，斗争坚决的结果。但是，这次胜利，仅仅是个开始。我们要继续团结，共同战斗下去，争取更大的胜利。”全场掌声雷动。工人们执帽欢呼：“劳工万岁！”“罢工胜利万岁！”口号声和爆竹声汇成一片，显示了工人团结的力量。 会后，由李立三、刘少奇为前导，工人群众举行大游行。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刘少奇说：这一次大罢工，“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事。”安源工人大罢工的胜利，不仅对当时湖南工人运动有很大的鼓舞，而且对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22年10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改组，李立三任俱乐部总主任，朱少连任路局主任，刘少奇任窿外主任，余江涛任窿内主任。1923年4月，李立三调离安源，刘少奇代理俱乐部总主任兼窿内主任。8月16日，俱乐部改选，刘少奇当选为总主任，全面负责安源工运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少奇在安源工人运动中的决策作用日渐突出。他井井有条地而又富于创造性地工作，引导全体工友向劳工解放运动的正确道路前进”。 1923年9月，工人俱乐部举行罢工胜利一周年庆祝活动，刘少奇发表题为《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的演讲，提出了安源工人今后的任务。他说：“社会改造的步骤，我们所主张的是：（一）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二）实行夺取政权，用政治的力量消除社会一切阶级的压迫——人的压迫；（三）在产业公有制度底下以极大的速力发展实业，减少人类所受自然的压迫。”刘少奇认为，后两项“是我们无产阶级终极的目的”，前一项是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他指出：安源工人俱乐部当时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努力建设与进行内部整顿，以稳固并扩大安源团体的基础；（二）扩大组织，由安源地方的组织进而为全国的组织；（三）训育部员，提高工人阶级的知识并训练工人做事的能力。 自大罢工胜利后，有更多的安源工人加入俱乐部，部员很快发展到1．2万多人。当时全国矿工加入工会组织的共有2．6万多人，其中安源工会会员就占了近一半。刘少奇认为，“工会的组织必须十分严密，极有系统”。为此，他主持制订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章》，规定：俱乐部的基本组织为十人团，即部员每10人（或10人以下）联成一团，选举十代表1人；再由10个（或10个以下）十人团选举百代表1人；每工作处选举总代表1人。百代表、总代表由各处十代表选举之。由各处总代表组成最高代表会，为俱乐部最高决议机关；由各百代表组织的百代表会议，为俱乐部复决机关。由全体百代表会议选举总主任、路局主任、窿外主任和窿内主任，组织主任团，总理俱乐部一切事务，对外为俱乐部全权代表。在各级代表会议闭会期间，主任团为俱乐部最高机关。主任团下设干事会，作为俱乐部的办事机构。“总章”施行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按照“民主的集权制”原则，把工人群众更加严密地组织起来，团结战斗，成为当时全国“组织最好的工会”之一。 自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各地工会差不多都被封闭，或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搞秘密活动。在阴霾密布的白色恐怖的大气候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却搞得有声有色，以雄伟的姿态巍然独存，成为全国工人运动低潮时期“硕果仅存”的“世外桃源”。 在大罢工胜利后的安源，工人俱乐部打破包工制，为工人群众谋得了一大福利。过去，安源煤矿实行包工制，窿内煤工、炼焦工等由矿局包与工头，工资以银元数计，而工头发给工人工资时则以铜元数计。工头每月剥削所得，有银洋七八百元者，有上千元者，超过工人工资好几倍。罢工胜利后，俱乐部废除了包工制，实行合作制，议定合作条规，将窿工处及窿外各处包工都由工人合作，窿工处工头每月工资自10元起至30元止，工人工资照罢工时条约规定不改，其余各项消耗归合作帐内开支，所有红利工头占15％，管班占5％，其余80％由工人平分。这样，实行了20多年的包工制破天荒地被完全打破了。 大罢工胜利后，工人俱乐部创办了不少的文化福利事业。设立工人学校7所，对工人“专事主义与政治上之训练”，“工友们得到必需知识，促进改革社会的精神”，经常参加学习的工人子弟学生有700多人，工人补习学生有600多人。还有工人读书处5处，工人图书馆1所。建筑大讲演厅1所，能坐听2000人，购买房产3栋，并有化装讲演，各种游艺活动。组织青年部，作为掌管青年工人教育的机构。还有经常纠察团、裁判委员会等。并办有消费合作社2所，资本2万元。这样，安源的工人做完了工，可以读书，可以看戏，可以听讲，又可以参加各种游艺活动。子弟读书不要钱，社会秩序有纠察团维持，不受军警的蹂躏。犯事有自己的裁判委员会裁判，不致受腐败法庭的虐待。青年工人有青年部进行游戏教育，不致年长失学。买东西有合作社，不致受商人的中间剥削。 大罢工胜利后，工人俱乐部继续组织各种革命活动。如举行“二七”纪念、“五一”纪念、罢工胜利纪念、十月革命纪念等集会或示威游行。每次集会及游行，群众精神异常振作，秩序异常整齐严肃，旗帜、口号、呼声等，莫不惊振一时。 取得罢工胜利的安源工人还大力支援各地的工人斗争。如从经济上援助唐山、京汉、水口山、汉阳铁厂等处失业工人近2000元；援助株洲、长沙等地水灾难民1000多元。安源工人俱乐部并联络汉阳钢铁厂、汉阳轮驳工会、大冶铁厂工人俱乐部、下陆铁厂工人俱乐部，于1922年12月成立了汉冶萍总工会，后又加入全国铁路总工会，“开中国劳动运动未有之创举”，为恢复和发展全国工人运动作出了贡献。大罢工胜利后，安源的党团组织也有了发展。到1923年底，共产党员由罢工前的10多人发展到60人左右。1925年5月，安源有党支部15个，党员增加到300多人，约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1B3。1925年，安源的团支部发展到36个，团员有400多人。 为了培训党员，1923年冬，安源办起了党校，由刘少奇兼任校长。校址设在三十间房子（地名）。1924年冬，党团校合办，设初级班和高级班，初级班招收工人党团员，高级班主要培训学生党团员。学员结业后，有的被送去广州黄埔军校或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多数被派往工厂、农村开展革命工作，对各地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罢工斗争的胜利，使安源工人的生活有了改善，地位大大提高，工会有最高的权力，并且有法庭，有武装，能指挥当地的警察及监狱等。但是，在胜利的喜悦中，出现了新的问题。许多工人头脑发热，在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全国工运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还要盲目行动，以致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例如，要求再增加工资，超过了实际可能的程度；自动将每日工作时间由12小时减至4小时，以致随便提前下班或自由旷工；不听管理人员、工头指挥，自由行动；要求扩大工会的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会范围内的事。一些职员、工头则借机制造事端，对工作故意不负责任，任凭工人自由行动，把事情做坏，使产量下降，然后煽动说：“工人们要这样，现在有工人俱乐部领导，我们管不着工人了。”将生产减低的责任推给俱乐部。路矿当局则借此向工人施加压力。当时在二七罢工失败以后，资本家与军阀勾结向工人进攻，反动势力弥漫全国，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独自为战，犹如“海中孤岛”。整个形势要求工会实行退却与防御的方针，然而工人要求进攻。这种情形使刘少奇“苦闷欲死”。 为了忠实于工人的长远利益，刘少奇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具体的环境条件，确定了安源工人运动“立取守势”的策略，劝戒工人不要骄傲，不要乱动，竭力团结内部，防止资本家的进攻；同时，对资本家的破坏，奋斗到底，毫不退缩。刘少奇认为，当时最重要的是教育工人“认清自己阶级的地位和真实目的”。 刘少奇指出，争得工人直接的利益，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并不是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而是“使大家认识阶级的利害而结合团体的一种手段”。他认为，这种经济斗争，从工人将来的全部的利益看来是很小的，但是，我们必须从这种利益很小的运动做起，使工人从切身利益中看见利害，“划清资本家与工人之界限，使工人阶级自觉的团结起来”。 刘少奇强调，工人不能为部分的暂时的利益而妨害长久的整个阶级的利益。在一定的条件下，经济要求应有最高限度，不要以为要求越高越好，更不能因为工人俱乐部是“青天衙门”，就不顾一切地“事事冒险直冲”，“盲目的奋斗”。刘少奇指出，除保障工人利益外，“提倡工人自治，促进实业进步，在工作上服从职员责任范围内之正当指挥，都是俱乐部的主要任务”。当时首要的一条，就是要遵守协议，保证矿区产量，消除资本家制造事端的借口。 1923年夏，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邀集各处总代表与矿局矿师、总管段长等召开联席会议，共商整顿矿局生产的办法，刘少奇在会上依据调查得来的材料指出：煤矿出产减少的原因，第一为缺桶；第二为工头职员在工作上太不负责；第三为一部分工人见工头职员完全不负责，不服指挥。他要求矿局采取补救办法，如添制新桶，赶修烂桶，严令各工头职员在工作上切实负责。同时，要求俱乐部教育工人在工作上服从工头职员在其责任范围内的正当指挥。1924年6月和11月，刘少奇又先后写了《救护汉冶萍公司》和《整顿萍矿意见书》，提出了改善经营管理、增加生产的建议，这是后话。联席会议后，安源煤矿的生产很快恢复到正常水平，产量逐步上升。 刘少奇以正确的策略武装工人，使刚刚兴起的安源工人运动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1922年9月的大罢工胜利后，安源工人不但没有被资本家夺走其已争得的利益，而且还取得不少新的胜利。 大罢工胜利不久，1922年12月23日下午，刘少奇即与窿内主任余江涛去找矿长李寿铨（镜澄）交涉，谈工人要求加发半月工资的事情。因为大罢工时劳资双方达成的13项协议中有“每年12月须加发工资半月，候呈准主管机关后实行”一条，这时工人即向矿局要求发给年终夹薪。12月25日，矿长约见刘少奇等说：“矿局经济困难，难于照发”。并要刘少奇劝导工人“勿再要求”。后几经交涉，路矿当局尚不能圆满答复。且11、12月的工资亦以经济困难为由拖着不发。工人俱乐部坚持文明交涉，提出月饷可待下月再发，先发年终夹薪，矿局亦不承认。于是，工人群众十分气愤，以致要以怠工相对抗。至1923年1月中旬，矿局同意先发夹薪的一半，其余一半夹薪待后缓发；上年11、12月份工资移至下月初发。 索饷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3年6月，路矿当局私自给少数亲近的工人增加工资，引起多数工人的不满。工人俱乐部认为这样做不合理，于是提出“要增一起增”的要求。路矿当局以经济困难为理由，不同意普遍增资。从6月11日起，刘少奇多次代表工人俱乐部找矿长李寿铨磋商。7月11日，他与矿局代表签订了协议条件。具体内容是： 一、凡薪资每日在1元以上之工人，上年罢工时未增工资者，照原薪增加5％。 二、矿局每月津贴工人俱乐部经费1000元（原有200之津贴在内）。从1923年7月起付给。 三、矿局以后增加工人工资，须通知俱乐部。 四、矿局对于学徒，每年须考查其成绩一次。 五、俱乐部对于矿局出产应竭力维持，照现人数，每日平均出产额达到2300吨以上之数目。 六、矿局所订工人通（遵）守规则，无论何处工人，皆应共同遵守。如有违犯，照该规则办理。 七、以后工人如有事项，应由俱乐部主任团与矿局 接洽，不得动辄聚众喧扰要挟，并不得动辄罢工妨碍工作，有此项情形，应由俱乐部负责。 1924年7月以后，矿局又施出拖欠工资的老办法来困迫工人。到当年年终，矿局不仅拖欠工人11、12月份的工资不发，且要取消年终夹薪。1925年1月7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发《快邮代电》，申明要“向矿局索取夹饷，给清积欠工资，非达到目的不止”。 1925年1月15日，刘少奇领导安源工人举行第二次大罢工。 在罢工之前，路矿工人俱乐部先礼后兵，向矿局提出要求：（一）当欠饷未发清时，萍矿运往汉冶及轮驳的焦煤一概停运，若售卖以发工饷者，则照常运驶；（二）当欠饷未发清时，须多煤售卖以发工饷，饷未清时或以后工饷无着时，得将此办法延长，卖煤之经济，并须公开；（三）欠饷每月2分5之息，须1月15日算起。矿局对工人的要求不加理睬。1月15日，根据工人俱乐部的命令，安源工人举行罢工，拒绝运焦煤。 罢工两天后，资本家被工人包围，只得请求与工人代表谈判。于是刘少奇代表工人俱乐部与矿局代表进行了谈判，使矿局答应在两星期内发清欠饷，照发年终夹薪。安源工人的斗争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1925年春，刘少奇作为汉冶萍总工会的代表前往广州，参加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工作。 5月1日至7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刘少奇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在会上作《关于工人阶级与政治问题议案》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组织问题、工农联合等30多个决议案。这些议案多是刘少奇起草的。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选举林伟民为全总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绎生为副委员长。 会后不久，刘少奇受全总的委派，到上海筹建全总上海办事处。 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1925年5月15日，日本资本家镇压上海工人罢工，枪杀了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这是五卅运动的导火线。1939年5月，刘少奇在延安工人学校做以《中国职工管理简史》为题的讲演时，回顾了这个事件发生后的情形。他说： “那时，我们用一切方法去动员群众，拿被打伤者的血衣及被打死的工人照片，到学校去做鼓动工作，结果各学校、工厂都决定，五月卅日这一天动员群众上街，召集群众开会，号召上海市各界起来援助工人。学生的一支宣传队走到南京路，英国巡捕施行逮捕，结果大家包围巡捕房，迎捕房下令开枪，打死了许多中国人。当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要求工人罢工自由，要为顾正红伸冤，反对交易所等，这便是南京路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发生后，青岛、汉口、九江等地又相继发生帝国主义军队屠杀中国民众的惨案。 1925年6月1日，上海总工会在闸北宝山里2号挂牌办公，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相当于秘书长）。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7月6日，全总上海办事处在闸北宝通路顺泰里正式成立，由刘少奇总负责，领导长江流域及北方的工会工作。 上海总工会成立的当天，就发表了宣言及告全体工友书，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并宣布全市举行总同盟罢工。接着，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反帝风暴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刘少奇曾经生动地描述上海“三罢”斗争的情景： “此时，上海工厂无人作工，商店罢市，轮渡不通，车马断绝，交通为之梗阻。此时的上海，真的陷入荒凉恐怖之境况。同时上海学生也一律罢课，即各教会学校也都加入。那时我们到上海马路上一看，只见满街贴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图画；处处都有游行的、演讲的、募捐的、演戏的，闹个不休，个个人都忙着反帝国主义的工作。” 正当反帝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资产阶级由动摇走向妥协。6月19日，上海总商会宣布，将于6月26日单独提前开市。当天晚，刘少奇主持召开上海总工会代表大会，讨论对付上海总商会开市的态度和办法。到会的有60多个工会的代表130多人。大会议决：不管商界开市与否，工界决不依赖，要坚持罢工到底，6月25日，上海总工会发出通告，号召工人坚持罢工。“不得总工会命令，不得（达）完满目的，则头可断，工不可上！” 6月末商界开市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开始集中力量镇压工人运动。 8月22日下午5时许，上海工团联合会指派工贼、流氓数十人，手持刀枪、铁棒等凶器，冲入上海总工会，捣毁办公室，当场打伤职员8人，并图谋抓捕李立三和刘少奇。他们四处寻找，但没有找到。 原来，刘少奇早有警觉，迅速把文件、帐册收拾好，便离开总工会，去向中央报告了。李立三也在工人的掩护下，从房顶上出去报警了。 及至工人纠察队赶来，工贼、流氓匆忙逃窜。 从8月初开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商人先后开市，学生因放暑假纷纷离校，工人只能孤军奋战。为了保存力量，巩固既有成果，上海总工会决定改变策略，以经济的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有领导地有组织地复工。8月10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提出了9项复工条件： （一）无条件交回上海会审公堂； （二）租界内（有）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 （三）租界华人须与外人有同等参政权利； （四）承认工人有自由组织工会之权，并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 （五）工人复工，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六）发给罢工期间工资50％； （七）增加工资15％，工资一律发给大洋； （八）优待工人，尤须改善女工、童工工作条件； （九）赔偿死伤学生、工人。 当时，有些工人对复工想不通。刘少奇便深入工厂，耐心地做说服解释工作。8月29日，刘少奇出席华商纱厂代表会议。他在会上讲话时指出：华商纱厂快要开工，开工以前，必须对厂主提出一些要求，否则，厂主将会有不利于工人及工会积极分子的举动，但是，所提条件应当能够做得到，与其提出厉害的条件来不得解决，不如先提较低的条件，以得到胜利。 9月间，经各厂工会同厂方交涉，复工条件得到部分实现。大多数工厂先后复工。 这时，刘少奇又进一步提出了加强工会组织建设的任务。9月12日，他在召集日商工厂代表会议时说：我们这次罢工取得了胜利，现在要进厂做工了；但各工友不要以为有了工会就骄傲起来，因为现在我们的工会还未十分稳固，现在资本家还是想使用种种手段来破坏。所以，我们要对工会加以整顿，努力使工会更加坚固。 9月18日，奉系军阀封闭上海总工会，并下令通缉刘少奇。面对反动派的镇压、迫害，刘少奇毫不畏惧，更是出生入死，继续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英勇战斗。旋因工作繁重，积劳成疾，患了肺病，但仍然抱病坚持工作。11月间，他的病情加重，不得不离开上海，回原籍湖南养病。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人在1968年提出的对刘少奇的所谓《审查报告》中，诬蔑刘少奇在五卅运动后“畏惧斗争”，“借口养‘病’，躲开上海总工会”，“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这是毫无根据的捏造。 刘少奇当时离开上海去长沙的原因，从当时报刊上的大量报道即可以得到回答。 1925年10月16日出版的《上海总工会三日刊》发表了题为《刘少奇的奋斗》的报道： “本会总务科正主任刘少奇在本会未被封以前，早就患重病在身，但因工人利益要紧，宁肯牺牲个人，抱病工作。自本会被封后，因工作过劳，病势更重。而刘少奇不仅不因病辞工，更日夜不休息片刻，检阅各种稿件，亲往工人群（众）家中接洽各项事件。昨日刘君与某工友云，如果真正为工友奋斗，替工人谋利益的人，并不在平日工人组织公开的时候，看他的工作如何，而在最紧急的时候，看他努力不努力为断，而某工友异常钦佩刘君奋斗的精神。” 另有1925年11月19日上海英国（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英文报纸）刊登的一份情报说： “昨晚6时约7名罢工鼓动者，包括刘华（当时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引者注）在闸北谭子湾三德里31弄32号碰头。刘华说：原总工会成员刘少奇在罢工斗争中很积极，现在病的很重。已经和他的家眷回湖南去了。” 这些记载，足以戳穿林彪、江青一伙人的谎言，从侧面证实刘少奇在革命斗争中的表现。 刘少奇回长沙后，于1925年12月16日被军阀赵恒惕逮捕。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全国各地各界团体纷纷通电救援。这样的通电，有时一天多达40多分。全总致电赵恒惕说：刘少奇“历年尽瘁爱国运动，为工人群众所爱戴”。在五卅运动中，他“更废寝忘餐从事奔走，号召国人为救国运动，以全力为罢工工人后盾，爱国热诚，举国同钦。”电报谴责赵恒惕，要求即速释放刘少奇。 经多方营救，刘少奇于1926年1月16日获释出狱，但被赵恒惕驱逐出湖南省。 2月19日，刘少奇抵达广州，受到省港工人和各工会团体的热烈欢迎。这时，为响应上海人民反帝斗争而发起的省港大罢工仍在继续。3月3日下午，中华全国总工会举行欢迎刘少奇大会，到会群众有1500多人。全总宣传部主任邓中夏在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介绍了刘少奇为工人阶级英勇奋斗的历史，称赞刘少奇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最奋（发）最勇敢的一位战士”。接着，刘少奇讲话，对工友及各界的欢迎表示感谢。他着重讲了领导工人运动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帝国主义要来解决省港罢工，一定要与我们工人来订条约；第二、我们要严守秘密；第三、我们要打破帝国主义的阴谋；第四、我们内部应该团结得像铁一样，将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刘少奇讲话后，全场掌声雷动，高呼口号：“中华全国总工会万岁！”“省港罢工胜利万岁！” 在这期间，因全总委员长林伟民身患重病，由刘少奇代理全总委员长职务。他和邓中夏、苏兆征等共同担负起领导省港大罢工的重任。 这时，省港大罢工虽已持续近10个月，但广州、香港的工会组织涣散、派系很多，行动不统一，直接影响到工人阶级战斗力的发挥。为促成各工会组织的联合，刘少奇做了大量工作。1926年4月1日，他出席广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致词中明确指出：你们以后的责任，是应该怎样整理自己的内部，巩固这个战线，延长这个战线，以及于全中国全世界。会后不久，广州各派工会成立了统一的工人代表会，加入的工会组织有210多个。香港原来有100多个大小工会，分属于工团总会、华工总会和无所属的三个派系，在刘少奇的具体指导下，也正式成立了香港总工会。4月9日，香港总工会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刘少奇在会上强调了组织统一工会的重要性，指出：香港工人甚多，但是没有系统，如果我们不能统一力量，就不能一致地与帝国主义奋斗，就不能战胜敌人，所以，要组织这个统一的总工会。 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502人，代表全国699个工会团体和124万有组织的工人。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到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好是一年时间。5月4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题为《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他说：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有极大的发展，尤其在五卅运动中，更有长足的进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能领导一切民众向帝国主义与军阀进攻。“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他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在组织上已有极大的进步与发展：全国工会会员不但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增加，且能改良他们的组织，比如香港、广东工会的统一运动，及上海工人群众在严重压迫之下，尚能有20万工人在秘密组织之内，且能不时为各种问题而奋斗。“以此即可证明，中国工人阶级之组织已非反动势力所能消灭的了。”他认为：工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要求其经济上的利益。经济问题，工人在所必争。经济斗争的发展，即为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因此，“今后职工运动之方针，应加强各种经济争斗”。大会选举苏兆征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为全总秘书长。 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刘少奇坚决保护工人利益，支持工人的正义要求，逐步成为深受工人爱戴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 1927年，是中国革命浪潮大起大落的一年。继上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昌后，1927年初春，北伐军又打到南京、上海一线，革命区域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人民大革命的高潮。 武汉三镇地处长江腹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占武昌后，全国革命的重心由广州转移到武汉。这里革命气势很盛，工人运动十分活跃。在北伐前夕，武汉地区只有13个工会；到1927年初，工会发展到300多个，会员达30万人。从1926年10月起的半年时间里，武汉工人举行罢工300多次，大多数取得了胜利。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从1926年9月起，大部分中共中央委员相继到达武汉。 1926年10月21日，刘少奇抵达武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址武汉做准备，并兼任全总汉口办事处秘书长、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1927年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由广州迁到武汉。在全总领导成员未到齐之前，由刘少奇、朱少连、项英、李立三等组成临时常委会，负责主持日常工作。 在这期间，刘少奇将相当精力用于加强工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早在广州时，他曾在省港罢工委员会开办的劳动学院讲授《中国工会组织法》，通俗、系统地说明工会的组织原理和组织方法，深受学员欢迎。到武汉后，他即应邀到工人运动讲习所讲授《工会组织法》和《工会经济问题》等课程。 1926年12月26日至28日，刘少奇在汉口友益街16号湖北省总工会办公室提笔疾书，先后写了《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和《工会基本组织》3本小册子，交由湖北全省总工会宣传部印行，对会员进行教育。 在这些小册子中，刘少奇着重阐明工会的组织原则及其作用，指出：“工会是群众的、奋斗的机关。工会的权力，应该十分集中，才能奋斗；同时又一定要是民主的集中，才能容纳大多数人的意见，不致为少数人所包办，变成专制。”他强调：“工会必须有严密的组织，才能克尽所担负的使命。”所谓“严密的组织”，就是在执行委员会之上，有真正的工人代表会，在执行委员会之下，有群众中的支部基本组织。他说，要使大家懂得，“支部、小组是工会的基础，工会是建筑在支部、小组之上，支部、小组若不坚固，工会的基础就不坚固，有了好的支部和小组，工会的基础就有了保障”。 1927年1月1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汉口华商总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刘少奇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1月3日，刘少奇在会上作组织报告，指出：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要求各级工会给以正确的指导；武汉的工人，大部分已参加工会；但是，各工会的组织，还没有在群众中建立的基础；因此，武汉各工会及总工会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使工会在群众中建立稳固的基础。 会议进行过程中，突然，几个工人急急忙忙跑进会场，气喘吁吁地对刘少奇刘：“少奇同志，快，不好了！出大事了！” “怎么回事？”刘少奇站起身来警觉地问。 几位工人答道：“英国水兵打伤了好多中国人。” “这帮帝国主义强盗！”刘少奇把棉大衣往桌上一甩，手一挥，愤怒地说：“走！我们到现场去。”说着，大步向出事地点奔去。 原来，从1927年元旦起，连续3天，武汉各界为庆祝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举行各种活动。1月3日下午3时，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前面的广场上讲演，宣传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听众越聚越多。这时，全副武装的英国水兵从租界冲出来，当场打死码头工人李大生，打伤群众30多人，制造了“一三”惨案。 刘少奇赶到现场，望着地上的血迹，怒不可遏地说：“这笔血债，我们一定要他们偿还！”他向工人纠察队员招手说： “跟我来！我们去向英国当局提出抗议！” 夜深了，汉口友益街16号三层楼上仍灯火通明。刘少奇和李立三主持召开全总汉口办事处和湖北全省总工会联席会议，研究对策。刘少奇在会上报告了“一三”惨案有关情况，并就如何领导群众斗争发表了意见。会议决定，以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名义发表《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通电说： “为争得生存，为要求自由，本代表大会誓领导我全省有组织之三十万工人，与英帝国主义奋斗到底！兹经全体一致决议，提出下列条件： （一）请政府自动收回英租界。 （二）在英租界未收回之前，要求英租界当局立即撤销电网、沙包及各军事上之准备，并绝对不得在租界内干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讲演等自由。 （三）要求立即撤退在华军舰，以后租界内永远不得有外国武装军警驻扎，由公安局派警驻扎租界。 （四）要求赔偿死伤损失。 （五）要求英政府向我政府道歉，并担保以后不得有此等事件发生。 （六）要求凶手即移送我政府惩办。 汉口的英国租界，是1861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天津条约》时设立的，面积计有115英亩。它濒临长江，南起歆生路（今江汉路），北至界限路（今合作路）对面的大智路一带，四周筑有一道砖墙，各界路口装有铁栅和铁门，不许中国人进入。租界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 1月4日上午，李立三、刘少奇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全省总工会，前往国民政府商谈，要求政府立即与英方交涉，通过外交途径收回英租界。 中午，刘少奇出席武汉农工商学各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以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6项条件为基础，补充为8项，要求国民政府向英国领事交涉，限其在72小时内答复。会后，国民政府表示全部接受8项条件，以之与英方交涉，与人民一致行动。 1月5日下午，武汉三镇30万市民从四面八方向汉口济生三马路空坪汇集，举行追悼“一三”死难同胞暨反英示威大会。刘少奇站在队伍前列，和各界群众一起愤怒声讨英帝国主义者的罪行。大会向全国各团体发出《通电》，要求英国租界当局圆满答复武汉各界联席会议提出的8项条件。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像波涛汹涌的扬子江水，向英租界行进。刘少奇带领工人纠察队奋勇在前，冲入租界。在英国巡捕房的屋顶上很快升起了中国国旗。被英帝国主义强占了几十年的中国领土，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 当晚9时，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在普海春大酒店举行招待会，招待全省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到会的工人代表有400多人。刘少奇在招待会上发表演说。他讲道：我们的立脚点是什么？就是解除一切束缚，完成革命。“现在虽然解除了一部分的束缚，但是还有帝国主义者及未打倒的军阀，仍然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准备我们的头颅、我们的血，往前奋斗。” 4月3日下午，日本水兵在汉口乘坐人力车不给车钱，并行凶杀死前来干涉的中国工人。附近群众闻讯赶来，同日本水兵搏斗，当场捉住几名肇事者。日本租界当局调动大批水兵，对中国民众开枪射击，死4人，伤40多人。造成“四三”惨案。 第二天下午3时，武汉各团体举行紧急联席会议。刘少奇代表全总在会上报告了“四三”惨案的情况。晚上7时，全国总工会又召开武汉各工会代表紧急会议，到会代表六七百人。刘少奇报告了武汉各团体联席会议的情况。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工人阶级即时与各界革命民众一致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同胞的惨杀，取消中日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4月9日，刘少奇在全总召集的代表大会上报告，号召工人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屠杀，反对妥协。在刘少奇等人领导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屠杀行为的斗争很快开展起来，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气焰。 革命的道路，从来是不平坦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阵营内部原来存在的矛盾日益尖锐地表露出来。当时，已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加紧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唆使暂编第一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倪弼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这是蒋介石公开反共的一个重要信号。 陈赞贤，江西南康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因领导当地人民反抗军阀拉夫的斗争，遭搜捕。后去广东南雄开展工农运动。1926年7月间，他到广州中华全国总工会找刘少奇谈话。他说：“现在国民政府北伐，江西的工人，没有很多组织，请全国总工会派我回江西，先到赣州去秘密组织。将来一方面在战争上可以帮助国民革命军，一方面在公开后工会就有了基础。”刘少奇对他主动请求去江西做秘密工作的胆识，很是佩服，即刻写了一张委任状，委他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回江西开展工人运动。陈赞贤到江西没有数月，就组织了数万工人，领导他们开展经济斗争，被选为赣州总工会委员长、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 陈赞贤被杀害后，刘少奇于1927年3月17日发表了《论陈赞贤同志在赣被害事》一文，揭露蒋介石镇压工人行动的罪行。文章指出：“江西这事件的发生，是摧残革命，是革命战线内反革命的开始，大家应一致起来奋斗，督促政府及党部肃清一切反动派，并竭力援助江西的革命民众，务必到达国民革命之完全成功。”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刘少奇的预料，蒋介石从赣州开始，一路走，一路杀，从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一直杀奔到上海。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上海滩顿时成了恐怖世界。 像闪电，像惊雷，蒋介石的血腥暴行很快传到武汉，各界群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4月16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出讨蒋通电，列举了蒋介石的6大罪状，号召“全湖北工人阶级应当尽其力量，与革命同志一致行动，向敌进攻……以求打倒蒋介石。”这个通电，表明了湖北工人群众的严正立场和革命决心。 这是一个严峻的历史时刻。1927年4月上旬，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上海迁到武汉。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这次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未能根据当时的危急局势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刘少奇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会后，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继续领导工人群众同国民党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形势急转直下，武汉地区接二连三地发生反革命叛乱事件。5月17日，驻在宜昌的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进攻武汉。5月21日，反对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解除工农革命武装，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即将同蒋介石公开合流的信号。 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常委会议，讨论马日事变后的政治局势及对付反革命叛乱的方针。刘少奇列席了会议，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刘少奇深知武装工人的重要性。早在1926年10月湖北全省总工会一成立，就组织了工人武装纠察队。到1927年5月，队员发展到5000多人，拥有约3000支枪。在武汉三镇，到处都可以看到工人纠察队员。他们身穿蓝卡布中山装，佩带着红布上缝有“工纠”二宇的臂章，帽子上面安着红帽花，腿缠绑带，俨然是军人打扮，显得威武雄壮。省总工会纠察委员会制订培育计划，举办训练班，请刘少奇、邓中夏等去讲课，对队员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夏斗寅叛变后，工人纠察队担负起卫戍武汉三镇、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的任务。5月19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出第198号通告，要求各工会负责人领导全体工友“共同努力，以镇压一切反革命势力“，号召工人武装纠察队“正式荷枪弹”，讨伐夏斗寅。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工人武装纠察队配合叶挺部，击败了叛军，保卫了武汉的安全。 6月14日，刘少奇在湖北全省总工会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对于蒋介石的叛变和夏斗寅、许克祥的行为，应一致反对。他号召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削平湖南叛乱”。大会通过了《武汉工人目前主张》决议案，提出明令拿办许克祥、解散一切反革命机关、保障工农组织的绝对自由、严惩一切摧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分子、实行讨伐蒋介石等8项主张。 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中央人民俱乐部举行。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全国总工会会务报告》。大会号召工人阶级同农民、小资产阶级结成坚强的同盟，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政变，并继续深入开展革命斗争。 进入1927年月以后，武汉的政治风云异常险恶。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向全国发出《讨共宣言》，制造借口，企图在武汉发动军事叛乱。 鉴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背叛革命、实行宁汉合流的反革命企图日益暴露，中其中央决定紧急疏散各地聚集在武汉的干部。凡是能秘密返回本省工作的，都回本省工作；适宜于到其他地方工作的，分配到其他地方去；还有一批人送去苏联学习。刘少奇和湖北全省总工会根据这一精神，将公开活动的党员干部做了妥善安排，有的隐蔽、转移，有的派往贺龙、叶挺部队。同时，又新调进一批干部来坚持工作。采取这些应变措施，为的是使党组织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6月28日，陈独秀在汉口西门子鲍罗廷住宅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对待即将发生的事变。会议决定：为了削除何键制造事端的借口，公开宣布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中共中央把这个决定交给湖北全省总工会执行。当天，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出《解散纠察队的布告》。随后，将一些破旧枪枝送交武汉卫戍司令部汉口办事处，而把绝大部分枪支和纠察队员陆续转移到贺龙、叶挺的部队里。7月2日，刘少奇作为湖北全省总工会的秘书长，被指责“全总党团与中央职工部的领导”已陷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从对于目前革命情绪悲观失望的估计出发，走到对于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走到向黄色工会领袖的屈服与投降”，“一直走到纯粹的工团主义”、“经济主义”。因此，临时中央号召全党“坚决无情的打击”这种“有害的机会主义路线”。 在这之后，临时中央认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还公开批判刘少奇。4月25日，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发表《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再次批评刘少奇“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不久，刘少奇离开中央职工部和全总，到上海市工会联合会任党团书记。他虽然受到临时中央“左”倾领导的打击，但仍然不畏风雨，坚持真理，怀着一颗对革命事业的赤诚之心，积极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一面深入沪东区纱厂从事党的基层建设工作，一面努力学习，研究白区和苏区的工人运动理论，为扭转白区职工运动屡遭失败的严重局面做了不懈的努力。 1945年3月22日，刘少奇在延安满怀深情地回忆起自己的亲密伴侣何宝珍，为她写了一篇小传： “何宝珍，女，湖南道县人。湖南衡州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一九二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入党。因反对学校当局的学潮被开除学籍，一九二三年到安源路矿工会所办之工人子弟学校教书，是年与我结婚。 和我一道参加过长沙、上海、广州、武汉、天津、满洲等地党的、工会的、妇女群众的许多工作。生二子一女。 于一九三三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入狱，被判徒（刑）十五年，由南京第一监狱执行。因她与狱外党的组织发生关系被发现，第二年判决在南京枪毙。” 在这篇言短情长的传记里，记录了刘少奇和何宝珍在白区的艰苦条件下并肩战斗的历程。 1923年初，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子弟学校新调来一位女教师。她20岁出头，个子不高，但干劲十足，白天给工人子弟上课，晚上到工人夜校教工人识字，同时兼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书报科委员。这位教师就是何宝珍。 刘少奇与何宝珍第一次见面，是在何宝珍到安源之前——1922年的秋天。当时，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刘少奇到长沙清水塘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恰好，何宝珍因领导衡州第三女师学生进行反对反动校长欧阳骏的斗争，被学校开除来到长沙，住在毛泽东家里。在毛家的初次见面，使他们彼此有了一些印象。 何宝珍到安源后，刘少奇与她接触多了，逐渐了解到这位农村姑娘有着一段颇为曲折的生活经历。 何宝珍，又名葆珍、葆贞，乳名林英。1902年出生于一个贫寒家庭。父亲何瑞蓉是个潦倒的穷秀才，靠做小买卖维护5口之家的生计。本来家境就十分清贫，加上苛捐杂税、荒年歉月，生活更加窘迫，父母不得不忍着骨肉离散的悲痛，把宝珍送给地主家的女佣做童养媳。此后，她随着婆婆在地主家侍候小姐。年纪稍长时，地主命她陪小姐到私塾念书，后又到县立国民女子小学堂伴读。宝珍聪敏好学，博得了老师的同情和赞赏，被允许作为正式学生与小姐同班上课。苦难生活的磨练，养成了宝珍那种勇敢、坚强的性格。 后来，宝珍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衡州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她积极参加游行、演讲等活动，接受了新思想，成为第三女师学生运动领袖之一。 宝珍在长沙期间，受到毛泽东、何叔衡等的亲切关怀和教育。毛泽东给她取了“葆贞”的名字，勉励她永保革命精神，做坚贞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 不久，何宝珍被中共湘区区委派去安源。行前，毛泽东对她说：“安源工人俱乐部极需要女同志去工作，你去很好。” 何宝珍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任务。 到安源后，何宝珍在刘少奇的启发、帮助下，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她在工作中表现得那样热情、认真，在生活上又那样开朗、淳朴。没有教材，她找来李六如、陈清河编写的《平民读本》、《工人补习教科书》，自己动手抄刻蜡纸，油印成书。缺少纸笔，她就发动工人自制石板石笔。她还经常运用参观访问、化装演说、组织辩论等多种教学方法，向工人传授文化知识。有一次，她讲《农夫们辛苦了》一课时，先教大家熟读课文：“成群的牛羊，很大的瓜；金黄的稻子，白白的棉花……”；然后又把学生带到矿区附近的三号桥，直接听农民讲怎样种田耕地，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当年，曾听何宝珍讲过课的周德华回忆说：“何老师教书，把课文引到我们心里，至今我还能背诵许多课文。” 刘少奇和何宝珍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1923年4月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他俩结为生死不渝的革命伴侣。这种结合，没有花前月下的偎依，也没有林荫道上的甜言蜜语。但其同的理想和信念，却使幸福和充实感在他们内心深处洋溢常驻。他们心甘情愿地准备为革命事业去共同承受各种艰难阻险的考验。 婚后第二年，他们的儿子斌斌（允斌）出世了。孩子还不到一岁，刘少奇就调离安源。为了工作方便，何宝珍只好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抚养。 之后，刘少奇在白区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何宝珍随同他四进上海。 第一次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不久。当时，刘少奇在上海总工会工作，何宝珍从安源来到刘少奇身边，担负通讯联络、管理文件、抄写资料等工作，同时细心照料身患肺病的丈夫。同年底，刘少奇回湖南养病，不幸被捕入狱。何宝珍四处奔走，多方营救，先是找在长沙长郡中学任教的李治安，争取他的同情和帮助，后又通过关系找湖南省议会议长欧阳振声疏通，让宁乡籍省议员及绅士出面保释。 北伐战争期间，何宝珍随刘少奇进入武汉。她除了完成党组织交给的文件收发管理工作外，还经常参加慰问北伐军伤病员和救济妇女、儿童的活动，热情帮助派到武汉工作的同志解决困难。1927年7月，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公开背叛革命，武汉形势日趋险恶。刘少奇正在庐山养病，记挂着留在汉口的何宝珍，于是立即通过关系转告她马上转移到庐山。此时，他们的女儿爱琴呱呱坠地来到人间只有几个月。何宝珍为了革命工作，只好把女儿寄养在汉口一个工人积极分子的家里。 1927年10月，何宝珍同刘少奇再次来到上海。那里上海正处于血雨腥风之中，敌人杀红了眼，到处搜捕革命同志。有一次，刘少奇正在工人宿舍里开会，一群流氓打手闻风赶来搜捕。刘少奇立即布置转移。这时，何宝珍站了起来，把手一挥说：“我们与敌人决一死斗！”拔腿就往外冲。刘少奇一把拖住她，严肃地说：“快走，这是命令！”把她推了出去。1929年春，刘少奇从顺直省委调回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何宝珍随他第三次到上海。不久，又同刘少奇一道去满洲省委工作。 1930年3月，何宝珍随刘少奇离开满洲省委，第四次到上海工作。这次在上海期间，她当过交通，住过机关，搞过联络，守过店铺，任过教员，进过工厂。她不顾个人安危，任劳任怨，想方设法，创造条件，为同志们排忧解难，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这时，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刘少奇仍有忙不完的工作，何宝珍就坐在灯下，默默地为他抄写文件。人们不难看到，在刘少奇的成功后面，凝聚着何宝珍艰辛的劳动。 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刘少奇和何宝珍过惯了患难分手又相聚、相聚又别离的生活。1932年冬，刘少奇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何宝珍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继续留在上海坚持工作，担任全国互济总会负责人兼营救部部长，他俩又一次分离。 互济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专门做援助困难同志及其家属的工作的革命群众团体，于1925年10月在上海成立。到1929年时，全国有会员1．5万多人。何宝珍到互济会就任后，化名王芬芳，以教师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负责同赤色国际互济总会联系，争取国际援助。同时，四处奔走，为狱中难友聘请律师，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营救被捕同志。1933年3月，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被捕，地下党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于是何宝珍多次与张琼夫妇联系，并和他们一道去做何香凝的工作，保释廖承志出狱。 何宝珍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3月底的一天，一群便衣特务包围了何宝珍的住处。她意识到可能要出事，就机智地抱起年仅3岁的小儿子毛毛（允若），迅速塞到邻居一位大嫂的怀里，说：“请帮助照看一下孩子，过几天会有人来领他的。”说罢立即转回室内，销毁了机密文件，然后从容地应付前来搜捕她的敌人。由于猝不及防，她终于落入敌人的魔掌。 何宝珍被捕后，被囚禁在上海市公安局。敌人把刑具放在她面前，威逼她供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何宝珍说：“我是家属，也当过教师。”敌人不相信，说：“不对，你是政治犯！”何宝珍装着听不懂，一笑答曰：“我只会煮饭，不会蒸饭。”敌人对她严刑拷打了几次，始终没有问出结果，便将她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 仲夏的南京——闻名全国的“火炉”，又闷又热，一丝微风也没有。关押在老虎桥“模范监狱”里的“囚犯”更加受罪，空气里散发出霉烂的臭味，简直要令人窒息。三号号子是专门关押女“政治犯”的牢房。这是一个小独院，一条走廊里共有10间小牢房，关了30多个犯人。大家挤在一起，热得浑身汗水涔涔，实在难过，只盼望晚饭时刻早点到来，因为饭后小放风时可以到井边打水洗一洗。可是，火辣辣的太阳仍高挂在天边，离晚饭时刻还早呢！ 突然，哐嘟一声，牢门打开了。姐妹们惊异地朝门口望去，一个新难友被推了进来。她30岁出头，身材细瘦，穿咖啡色的旗袍，一副女教师模样。从她那披肩的长发，苍白的脸色看去，大概已被关了好久，也经受了不少磨难，但那清瘦的脸盘上一对大大的眼睛，却闪烁着倔强、坚毅的光芒。她就是何宝珍。 何宝珍走进牢房，曾与她一起工作过的夏之栩愣住了。 “你……”，夏之栩正欲开口呼其真名，何宝珍机智地抢先说：“还认得我王芬芳吗？真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她巧妙地告诉夏之栩等人自己用的是化名。 经过多次审讯，何宝珍坚不吐实，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最后，敌人判她15年徒刑。 被关押期间，何宝珍和早先被捕的帅孟奇、耿建华、夏之栩等几位老大姐同在一个牢房。她是岁数较小的一个，但处事却很老练、果断，所以姐妹们称她为“小大姐”。 一天，从事秘密工作的熊天荆遵照地下党的指示，以探监为名，来同狱中难友联系。她路过何宝珍所在的女牢房时，从窗孔里塞进去一个小纸团。何宝珍拾起纸团，还未来得及打开看，就传来了看守开牢门的声音。她急忙将纸团扔入便桶，从难友黄海明手中接过抱着的孩子说：“你坐在便桶上，我来逗娃娃。”然后，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逗起了孩子。看守闹腾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有发现，只好到别的号子去了。看守一走，何宝珍马上从便桶里取出纸团，打开一看，原来是让她们转递给男号子的一个重要消息。何宝珍立即将纸条夹在食品里传递了出去。 有一次，一个名叫“二科长”的狱吏在大家没有防备的时候突然闯入牢房来。他发现了帅孟奇正在起草的一份报告，如获至宝，奸笑着质问道：“你不是不识字的工人吗？这回又怎么解释呢！”“在监狱里闷得慌，不识字，还不兴学？这是抄书练字。”帅孟奇回答说。帅孟奇，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和妇女工作，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女部部长，1932年10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被判了无期徒刑。何宝珍平时很敬重这位老大姐。见状，马上机敏地接口说：“我是她们的老师，我教他们认字。你对这个号子有什么不放心啊！一个小脚，一个半瞎子，一个老实得连话都不说的。我嘛，是个小学教员，平时就爱唱唱。对这些人有啥搞头啊！”何宝珍指着旁边一本《世界知识》说：“那些话不就是从上面抄下来的吗！”“二科长”翻了翻那本杂志，毫无所获，只得悻悻而去。 何宝珍不仅机智、聪敏，而且活泼、开朗，爱唱歌、唱戏，还擅长表演，她不但常把一些带有鼓励性的故事讲给同志们听，而且常把旧戏曲填上自己编的新词唱给同志们听。她常唱《国际歌》，有时唱《打渔杀家》，以此来鼓舞大家的斗志，给大家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段骂蒋介石的京戏：“骂一声，蒋介石，你这卖国的奸臣……”。她那丰富的表情，诙谐的动作，引得姐妹们捧腹大笑。在饭后小放风的时候，别的号子的难友要小大姐表演一个节目，她总是大大方方地唱上一段。她的歌声，驱走了难友们的寂寞，带来了激昂奋发的欢乐。 何宝珍很会关心体贴同志。看到耿大姐是小脚，帅大姐受刑时损坏了眼睛和腿，行动不便，她总是抢着去提水、刷碗、倒便桶。她乘放风的机会，与其他号子的姐妹接触，打听消息，为难友们排解疑难。所以，姐妹们都很喜欢这位小大姐。 在阴森恐怖的铁窗里，何宝珍和其他共产党员一道，利用一切机会同敌人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帅孟奇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在狱中，我们常常为改善生活进行绝食斗争。每次斗争，小大姐都积极参加。记得，当时职工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牛兰夫妇被捕，恰恰也关在我们这个监狱里。社会上的人士不断声援，要求释放他们，牛兰夫妇也在狱中绝食。为了援救牛兰夫妇，我们向监狱当局提出释放牛兰夫妇，允许向监内送书、送食品，改善伙食，每周吃一次肉等要求。接着就开始了绝食。要取得绝食斗争的胜利，必须大伙心齐，否则不是饿死人，就是坚持不下去，使斗争失败。阴险的监狱当局就采取分化的办法，先下令把我们几个判无期徒刑的拉出去打一顿，然后由狱长跑来训话：‘你们这些人闹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关几年就可以出去。你们别跟着那几个无期的闹。她们是没指望的，你们还有希望。’但是妹姐们团结得很好，没有一个动摇的。平时饭量好的人，两三天后就开始呕吐，到后来都吐出了绿水，但大家仍然坚持着。俗话说，‘七日不食则死’。七天过去，监狱当局害怕饿死人，不得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斗争胜利了。不久，牛兰夫妇被释放出狱了。走前，牛兰夫人到牢房来看望了我们。” “绝食斗争的胜利，使监狱内的情况改善了不少，外面可以来探监，可以送书、送食品进牢；伙食也改善了些，每周吃一次荤。但是没隔多久，监狱当局又下令禁止送食品进狱了，这激怒了我们。一天，最凶恶的‘二科长’来查号子时，宝珍质问他：‘为什么不许送吃的？’ ‘二科长’说她带头闹事，下令将她拉出去打。姐妹们火了，大家都闹了起来。为了这次闹监，我们每人都遭到一顿毒打，于是又开始了绝食。四天以后，狱方只得再同意恢复向牢内送食品的制度。” 何宝珍是个革命乐观主义者，但有时也呆呆地坐着发愣。姐妹们知道，这是她在思念自己的亲人。有一回，一位妹妹问起何宝珍的孩子，她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最使她放心不下的还是毛毛。毛毛现在怎样了？邻居会好好照看他吗？有人去领他吗？这些问题，就像一根根针一样，刺痛着慈母的心。但何宝珍毕竟是位坚强、刚毅的妇女。她很快抹去眼角上挂着的泪珠，把手一甩说：“咳，干革命还顾得了这些！人民不解放，我们的孩子也得不到幸福。但愿小宝贝们能在艰苦的环境里挣扎着生存下去。只要他们活着，等革命成功后，找到他们，一定要送他们去学习。让他们学科学，学技术，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说到这里，她又和姐妹们开怀地笑了起来。1934年深秋的一个清晨，云暗天低。荷枪实弹的狱警恶狼般地嚎叫着，前来押解“王芬芳”。姐妹们深为小大姐担心，不知又出了什么事情。何宝珍听到呼叫她的化名，整理了一下衣服，便从容地离开号子。走到门口时，她回转身来，用沉毅的目光默默地和姐妹们告别。原来，敌人已决定枪杀何宝珍，这是她和姐妹们的永别。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何宝珍昂首挺胸，高唱《国际歌》，走向刑场。一个年仅32岁的妇女，把青春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用鲜血染红了雨花台。 何宝珍英勇牺牲的消息传到狱中，姐妹们都哭了，无不感到格外的悲痛。 何宝珍是被叛徒出卖了。出卖她的人，是互济会的一个女干部，曾经被捕关押在模范监狱。当时，这个人害怕丈夫供出自己，发生了动摇，何宝珍为此曾做过她的思想工作，对她说：“你有孕在身，你丈夫不会供出你的，只要你一口咬定自己是家庭妇女，到生孩子时是可以取保释放的。”不久，她获释出狱，仍在互济会工作。有一次，她来监狱探监，何宝珍还嘱咐她帮助一位难友家属解决困难。不料，这个女干部后来重新被捕，经不住严刑逼供，供出了何宝珍的真实身份，致使何宝珍重新被提审。 敌人对何宝珍用尽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逼她招供，但她始终坚贞不屈。审判官气得发疯，最后宣布：“是死是活，两条路由你选择。要活命，就老实招来。顽抗，则死路一条。”何宝珍响亮地回答说：“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请吧，革命者是杀不尽的！”何宝珍在敌人的法庭上，就像绝壁上的一棵苍松，无论怎样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始终傲然屹立，宁折不弯，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松柏气节和云水襟怀。 帅孟奇在《一件永远不会忘记的事》一文中，称赞何宝珍“是一个模范党员……具备了共产党员优秀高贵的品质，对党一贯忠实，为党牺牲了个人的一切利益。……平日她热爱她的孩子们，当被捕之后，却忘记一切。她常说：共产党员为人类解放事业而牺牲是光荣的。”“她以她生命的光辉，照耀了在狱中的同志们，……更坚定了斗争的意志。” 刘少奇和何宝珍在革命斗争中，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建立起了一种高尚纯洁的爱情。刘少奇在追念何宝珍时，称颂她“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1951年12月初，刘少奇到南京视察时，曾参谒雨花台烈士陵园，深切悼念何宝珍和其他烈士。 何宝珍生前，对未来满怀希望。她希望推翻黑暗的旧世界，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学习技术，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何宝珍的遗愿终于实现了。 在她牺牲后的第四年，周恩来派人在武汉找回了她的女儿、已沦为童养媳的爱琴。爱琴在《女儿的怀念》一书中回忆这段生活经历时说： “为了革命工作，父母亲把我寄养在汉口一个工运积极分子的家里。到了这家，奶妈刚生了一个男孩，她用乳汁和眼泪抚育着我们两个瘦弱的孩子。她心地善良，对我像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开始，党通过父亲的亲属和旧谊，经常给奶妈一些经济补贴，日子还过得去。几年后，这个关系断了。生活的重担逼迫着奶妈，眼看饿得皮包骨头，不得不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把我卖给武汉的一家人去当童养媳，讨碗饭吃。临走的前一天，奶妈像被剜了心头肉一样，哭了整整一夜。” 1938年4月，爱琴来到延安，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刘少奇。刘少奇深情地对女儿说：你受了苦，不要紧的，这回就好了，你回到家里来了。刘少奇给爱琴讲述了何宝珍牺牲的经过，接着说：“你的母亲牺牲了，她是为革命牺牲的，就是蒋介石国民党把她杀害的。你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哥哥很快就要回来了，找你们都很费劲，弟弟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当时为什么把你们送出去？我们没办法长期在那儿住，革命嘛，今天住这里，明天在那里，带着小孩子不方便，就把你们寄养给人家了。现在你回来了，不是挺好吗？” 这一年的夏天，允斌也由湖南老家被接到延安。他1岁多时就离开了母亲，稍一懂事，就开始放牛做活，经受了苦难生活的折磨。如今，兄妹俩一起生活在父亲身边。刘少奇教导他们：“一定要记住你们的母亲，学习你们母亲的精神。 要晓得她为什么牺牲，国民党为什么杀害她。” 过了夏天，允斌和爱琴进了延安保育小学。第二年，他们被送往苏联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行前，刘少奇嘱咐他们：“你们到了那儿，最大的任务就是要好好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学到更多的本领。另外要把身体搞好，把身体锻炼健壮，回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他们深感任重而道远，在异国勤奋学习，逐渐成长起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允斌结束了十年制学校的学习，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后转入莫斯科大学化学系。1957年从苏联回国，曾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爱琴于1949年8月回到北京，第二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习，毕业后先分配到国家计委，后到内蒙古自治区计委工作，参加边疆建设。 允若直到1946年才从苏北农村找回来。当年何宝珍被捕后不久，他被送到一个贫苦农民家做养子。十二、三岁时流落在上海、苏北等地，卖报，当学徒，拣破烂，受尽了百般折磨。回到父亲身边后，他先中学毕业，后入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无线电仪表专业学习。1960年夏回国，在第七机械工业部工作。 三个孩子都学得了一门专长，并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们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何宝珍烈士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1936年初春，西北高原上寒风凛冽。一天黄昏，在陕西耀县通往临潼的大道上，一队人马在急急地赶路。其中一位身材高大的人，稳稳地骑在一匹骏马上。他身穿棕色缎面皮袍，头戴礼帽，俨然像个富商，眼睛里透出沉着、聪慧、机警的光亮。他身后跟着一头颠着碎步的毛驴，上面骑着一位“阔妇”。这就是刘少奇和他的夫人谢飞。几位随行人员扯开大步，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他们是护送刘少奇去临潼的游击队员。 刘少奇是在1936年春，受党中央的指派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来到天津，领导北方党的工作的。 当时，日本侵略军已越过山海关，威胁平津。蒋介石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搞所谓“华北政权牺牲化”。在党的领导下，平津学生已发动“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标志着中国革命新时期的开始。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得到广泛的响应。我们党面临着领导一场伟大斗争的历史任务。 可是，华北地区的党组织，由于长期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损失严重，干部十分缺乏，无力进行领导。少奇同志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我们在白区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而外，其他的东西是很少保存下来的，党的组织是一般没有保存下来，仅仅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若干城市与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数十个中下级干部。”而有些保存下来的组织，还没有摆脱“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不顾主客观条件，号召和组织党员、群众，采取严重白色恐怖情况下所不允许的斗争方式，上街游行示威，举行集会，冒险进攻。1936年3月31日，北平学生举行了一次“抬棺游行”，参加游行的，都是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和很少数思想激进的青年。这次冒险行动，遭到敌人的镇压。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很不容易聚积起来的力量，不应地消耗掉了。 刘少奇看到这种情况，并鉴于历史教训，认为扭转局面的关键，在于恢复和建设华北地区党的组织，把这个地区党的工作引上正确路线。他明确指出：“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此时还没有传达到白区来，华北党内还是被错误路线统治着。这种错误路线（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斗争到底，原则上否定策略路线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条件下退却防御的必要性等等），是当时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障碍。很明白，不坚决肃清党内的这种错误路线，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执行，就是不可能的。”刘少奇同志以极大的努力，在华北地区党内彻底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他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提出华北地区党的工作方针是：坚持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准备自己，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 这个正确的方针，当时受到一些同志的反对，而在北方局工作的彭真同志和林枫、徐冰，在北平市委工作的李荷华、黄敬，则表示坚决支持。为了统一党内的认识，刘少奇在北方局的《火线报》上发表了关于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文章。他写道：“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知道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同盟者作暂时的让步，吸引他们与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还说：“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刘少奇同志又用陶尚行、莫文华、胡服的笔名，在《自由评论》等报刊上发表《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和其他文章，阐述了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大多数党员、干部和进步群众，经过“左”倾错误路线不断失败的教训，看到刘少奇的文章，对党的正确主张，普遍表示拥护。这些文章的迅速传播，使党的号召在华北地区更加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刘少奇领导北方局，用极大的力量，重建和加强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的党组织。北平、天津两个市委很快就健全了；河北省京东、津地、保属、直南等地区的党组织都恢复了；山东省委、山西工委和河南工委也先后成立起来；还根据中央交给的任务，派干部到华中、华南一些地区协助恢复党的组织。一年多的时间里，华北地区的党员，发展到5000多名。党领导下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了。由华北的一些进步团体发起，又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平、津为活动中心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很快扩展到全国的大中城市。在华北地区，北平、天津和各省出现了大批宣传队、戏剧队、歌咏团和下乡工作队等等，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活跃起来。 党的正确主张，也影响到国民党军政系统的上层人物。当时，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多次命令驻北平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撤退到保定。宋犹豫不定。刘少奇亲自起草了主张抗日救国的三条意见，通过二十九军的一位参谋处长作为自己的意见拿给宋看，宋认为很好，就没有执行撤退的命令。那时候，北平的爱国学生还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少奇同志派人劝大家改喊“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不久，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广大爱国官兵就转上了同情抗日救亡运动的立场。 从1936年春到“七七事变”，只有十几个月的时间，刘少奇果断地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使党组织恢复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加强了，群众发动起来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开展起来了，创造了党在白区工作中前所未有的成绩。党中央对北方局的这一段工作，评价很高。当时，中央书记处在给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一封信上说：“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在刘少奇来到北方局工作的时候，薄一波和一些同志还被关在北平的国民党监狱里，狱中的党支部，组织他们学习了1935年党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又学习了刘少奇的文章。大家注视着华北和全国出现的新形势，看到了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经过艰苦斗争和多次挫折之后，重又展现出广阔天地和胜利曙光！ 当时，摆在华北地区党组织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坚决执行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在这一工作中，既要团结反日基本力量，又要通过谈判、协商和必要的妥协、让步，争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可能合作的分子。于是，北方局把当时可能抽调的干部都陆续派往华北各省、市。薄一波和几位同志一起被派往山西。 1936年8月下旬，薄一波刚从监狱出来，阎锡山的代表来见他，拿着阎的电报，邀他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他过去一直做党的秘密工作，没有做过上层的统战工作，也不愿意同阎锡山打交道，所以婉言谢绝了。 过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北方局。第二天，徐冰来告诉薄一波：“胡服同志说，机会难得，要去！”又告诉我，刘少奇还指出：不想去，大概还是认为我们不能同阎锡山合作抗日，只应当做基层群众工作，不应当搞上层工作，这也是对形势认识不足。一定要看到，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日本要灭亡中国，蒋介石继续搞不抵抗主义，阎锡山在动摇中。当前，党的任务是，既要搞好基层群众工作，又要搞好上层统一战线。阎锡山找你去，是个好机会；找上门来，不去，就失掉了这个好机会。 9月，薄一波来到太原，找到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并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包括一个同阎锡山历史渊源很深的老军阀，进行了四十多天的调查研究，对山西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深深地体会到刘少奇同志对形势的估计和提出搞好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要求，是非常正确的。随后，他见了阎锡山，表示回山西帮助搞抗日救亡工作，还要同远方朋友商量商量。阎锡山完全意识到他是要向党组织请示去的，表示理解。他返回北平作了汇报，北方局分析了山西的情况和阎锡山的动态，研究了今后的行动方针。 阎锡山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封建统治者，是个地方实力派。他在山西经营了20多年，在“西北实业公司”的名义下，办了35家大企业，修了同蒲路，还有银行、钱庄之类。他的家当和他的势力都在山西。他总是要千方百计保住这些的。当时，阎锡山处境十分困难，经济破产，民怨沸腾，统治摇摇欲坠。日本侵略者向华北步步紧逼，山西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日军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就成为主要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随着日军的进逼而激化。 与此同时，阎锡山还有同蒋介石的矛盾，在反共这点上，虽然他们是一致的，但蒋介石一直想吃掉山西，一面暗地策动河东道独立，一面收买阎的高级军官，挖山西的墙脚。在这种情况下，阎和蒋的矛盾也激化了。 这时，在阎看来，降日、迎蒋都不是好办法，抗日、拒蒋又没有力量，他不得不寻找暂时的同盟者，借用我党的力量。1936年红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使阎锡山感到共产党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同时，他又看到共产党要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为联共可能还是一条出路。在他的头脑里，联共和反共是并行不悖的，只是次序先后和分量轻重的问题。于是，想出了一条计策，就是打起抗日的旗号，用上一批共产党员，依照共产党的办法，采取某些暂时性的进步措施，扩充实力，去对付日本人和应付蒋介石，同时和共产党周旋，目的是保持他对山西的统治。阎锡山说过：“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都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 尽管阎锡山有自己的打算，对抗战是动摇的、不彻底的，但是，他表示愿意抗战和同我们合作，这一点还是好的。因此，北方局认为，应当从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积极地争取他、推动他抗日，并且通过合作来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刘少奇提出对阎锡山的方针是：与阎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戒备他来反对我们和群众；要尽可能地通过阎的组织形式，例如“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去进行工作，但又不受他的框框的限制。 经过分析研究，北方局认为在山西大有可为，决定加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同志同薄一波一起，第一批去太原。临行前，徐冰传达了刘少奇对他们的指示：一、这次到山西去，首先要争取站稳脚跟。不要搞“左”倾冒险主义和空谈主义，不要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要怕到上层机关去和戴“官办团结”的帽子。二、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能做“清客”，不要“抬轿子”，要争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领导权。三、决定成立做山西统战工作的党的工作委员会，直接受北方局领导；同时成立山西工委，由张友清同志负责。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开。党的公开工作要为党组织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到了太原，薄一波等就同阎锡山正式谈了一次。 薄一波等提出：第一，宣传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不应受到限制。第二，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我们都做；不利的事情，我们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应给予方便，对于我们用的人，要保障安全。当时阎锡山一一同意。 为了便于发动群众，薄一波工作一开始，就接过了阎锡山的“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这个组织，名义上阎锡山还是“会长”，实际上领导权很快转到我们手里。他们把它适当加以改组，扩大群众基础，通过它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们按照刘少奇提出的要抓实权，做实际工作，反对空谈主义的方针，制定了牺盟会的行动纲领，迅速把工作开展起来，在工厂（包括兵工厂）、学校（包括军事学校）、农村，广泛发展牺盟会组织。为了迅速培养干部，他们在“山西军政训练委员会”的名义下，办起了“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军政干部训练班”、“牺盟会特派员训练队”、“民政干部训练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等，把山西当地的和全国各地来到太原的成千上万进步青年吸收起来，加以培养训练。这些训练单位，实际上成了我党的军事政治干部学校，造就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应当指出，经过培训的牺盟会特派员，都是比较优秀的党员，派往各县工作，同时担负着党组织交给的建党任务。 牺盟会工作的迅速开展，引起了顽固分子惊慌。阎锡山的亲信、十九军军长王靖国，带领反共军官七八十人，向阎锡山请愿，要求解散牺盟会，驱逐共产党。阎锡山对王靖国等说：你们目光短浅，看不到前途。 在刘少奇提出的正确策略原则指导下，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在阎锡山的眼里，薄一波等是共产党员，但又不是共产党的正式代表，而是他请来帮助做抗日救亡工作的，用的是他的形式、他的口号，戴的是“山西帽子”，搞起来的组织还是他的。而对共产党来说，则是利用合法形式和“官办组织”，积极开展工作，推动阎锡山抗日，壮大抗日救亡的力量。 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刘少奇和北方局先后来到太原，直接加强了对山西党的工作的领导。 刘少奇来到后，立刻向薄一波等传达了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刘少奇指示他们不要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要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刘少奇向他们指出：一年来，你们在山西站住了脚，打开了局面。但是，一定要看到，现在抗战开始了，全国的政治形势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过去是准备抗战，现在是实行抗战，而且要从单纯的军队抗战，过渡到全面的民族抗战。因此，在我们的策略上应当有所改变。要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放手发动群众。“左”倾关门主义还是要反对的，但是主要的注意力应该放在防右上。当形势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时候，要善于等待，不要冒险前进；但当客观形势的发展，是来潮，是高涨，就不要再等待，就要大胆地前进。现在，要按照洛川会议精神，努力使自己成为抗战的核心，不怕打破阎锡山的杠杠，要确实掌握领导权。只有我们的力量壮大到足以控制局面，合作才能持续下去。他批评我们当时的做法还不够放手，还有包办群众运动的味道。刘少奇后来还一再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反对迁就主义的“一切经过”。他说过：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在一次党的会议说过：刘少奇同志说的很对。并且强调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由于少奇同志的正确指导，使得山西的统战工作，在形势转变的关键时刻，没有迷失方向，并且很快开创了新的局面。 刘少奇还给牺盟总会的负责干部包括非党干部公开作了一次报告，分析了抗战开始后的形势，要求牺盟会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号召学生、知识分子脱下长衫子，换上短布衣，到农村去。他还亲自起草了《山西农会章程》，用牺盟会的名义发布，使党和一切进步团体都能利用这个章程，合法地去发动农民群众。 刘少奇在太原还同阎锡山的代表梁化之见了面，谈了话。他着重地向梁说了下面一段话：牺盟会是共产党帮助发展起来的。发展统一战线，是为了抗日救亡，为了中华民族，不是为私利，不应有谁挖谁的墙脚的问题。我们之间是可以长期合作的。在统一战线中，阎先生是会发展的，共产党当然也要发展，限制我们的发展那是不行的。少奇同志明确、有力的谈话，缓和了阎锡山的疑虑，也大大方便了我们的工作。1937年秋，雁北失守，太原深受威胁。正在这个时候，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前线抗日。这对山西以及整个华北地区抗日军民是个极大的鼓舞。在党的领导下，以八路军为骨干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地方武装，使敌后根据地很快就建立和发展起来了。 八路军在挺进。山西旧军在日本侵略者进攻面前，却一触即溃。阎锡山虽然枪毙了他的部下李服膺，也未能阻止溃败之势。这时阎对旧军已逐渐失去信心。于是就来找薄一波等帮他的忙。根据党中央历来指示的精神，薄一波等对阎锡山说：看起来仅仅依靠旧军是不行了，有必要赶快组织一支新军。阎锡山也有组织新军的想法。他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要薄一波先组一个团，试试看。薄一波当即向刘少奇报告了这种事，他说，好，赶快去！要抓枪杆子，一个团也要搞。并决定由牛荫冠同志接替牺盟总会的领导工作。 一支实际上受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山西新军，很快就诞生了。1937年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成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新军不断壮大。决死队发展到四个纵队，工人武装自卫队从团发展到旅，又发展了三个政治保卫旅和一个暂编师，不算牺盟会在各地的游击队，有正式番号、列入正式建制的有五十个团，实际的兵员和武器数量都超过了当时的旧军。 刘少奇同志当时向华北地区党组织提出两条：一是动员平津和华北各城市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去；二是在三个月内扩大部队到10万。当时党内也有少数同志反对这个方针，认为根本不应当提出让城市青年学生到农村去，认为扩大部队到十万，一来不可能，二来会破裂统一战线。但是，少奇同志提出的这个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切合实际的，为了独立自主坚持华北敌后的抗战，必须这样做。那时，周恩来同志正在山西，他在一封给中央的电报中明确表示：“胡服提议三个月扩大到十万。我赞成。”并且具体部署，扩大部队时，把决死队和牺盟会游击队包括在内。这个方针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同意。后来华北抗战形势的发展，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9月下旬，在太原召开了第一次全省牺盟会代表大会。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到会作了报告。这个报告，实际上就是党中央对党在牺盟会工作的指示。根据报告的精神，大会修改了牺盟会工作纲领，强调全民总动员，反对片面抗战；把我党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结合山西抗战的新形势，写进牺盟会新的工作纲领中。 11月8日，太原失守。第二年，日军从太原沿同蒲路向南进攻，攻占临汾，直进到黄河北岸的风陵渡。山西主要交通干线和主要城市都已沦陷。牺盟会和决死队在党的领导下，撤出城市和铁路线，退到两侧，留在敌后，配合八路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扩大根据地。 随着形势的发展，牺盟会逐步掌握了县政权。在阎锡山的旧军队、旧政权溃败时，许多县的牺盟会同志根据党的指示，留在当地，坚持抗日斗争，有些人就接过了县长的职务。山西全省有七个行政区，其中五个行政区是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领导的，这些行政区的县长都是由我们经阎锡山直接任命的，县政权完全由我们掌握。在其他行政区也有一些县政权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全省105个县，有70个县长是共产党人。 1938年秋初，少奇同志调离北方局。在刘少奇领导下，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建立和发展了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共产党有了群众基础，有了政权，有了新军，有了根据地，形成了一支新的强大力量。那时人们把它叫做山西新派。这支力量，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坚持华北抗战中，作出了重要的建树。 刘少奇同志领导华北白区斗争的胜利实践，又一次证明他不愧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诽谤诬陷，终究遮不住少奇同志的革命的光辉。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愿，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这是我党实事求是光荣传统的又一伟大胜利。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在周恩来同志的陪同下去重庆谈判时，绝大部分中央同志到前方各地区去了。毛主席离开延安前，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确定由少奇同志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就是说，中央的工作由少奇同志来主持了。这段时期，他既要抓好中央直接领导的工作，又要配合好毛主席在重庆同蒋介石集团面对面的斗争，还要沟通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我军的互相联系与协同动作，指挥好前线的斗争。这段时期可以说，是少奇同志一生中为党为革命，工作最繁重、最劳神、最紧张的一个时期。这段时间的重大工作有以下几项：一、及时指导全国各地党、政、军、群运的全面工作；二、果断处理我解放区附近地区的日军投降及有关事宜；三、坚决回击国民党的一切破坏和挑衅活动，并加强壮大我们的实力；四、依形势和发展要求，坚决迅速调整和积极部署我军主力，争取战略优势；五、大力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改，努力做好城市接管工作；六；尽力做好统战工作，等等。少奇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意图，严肃认真，小心谨慎地处理了这些方面的一件件大事，并且处理得很好。 毛主席在重庆谈判的日子里，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挑衅活动大大增多了，而我军给予对方的回击和惩罚也异常及时而凌厉，每次都以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而告终。在双方矛盾、冲突日趋尖锐化的情况下，有些同志曾担心毛主席在重庆的安全是否有保障，对这个问题，少奇同志作了非常精辟、明确的解释，他说：“蒋介石只懂得拳头，不懂得道理。前方对他的打击越坚决、越沉重，在实际行动中越能显示出我们的力量，他越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触动毛主席一根毫毛，毛主席的安全就越有保障。”他还说：“这是毛主席临动身前给我的指示和交待，我在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意旨行事。”毛主席于1945年10月11日从重庆回延安后，健康状况一直不大好，所以，从那时起，直到1947年初，仍由少奇同志协助毛主席领导党中央的全面工作。这个阶段是我们革命力量将在全国范围内与反革命势力进行大决战的极其重要的准备时期，这个时期我党的全面准备工作做得很好，是和少奇同志的努力分不开的。毋庸置疑，这个时期，少奇同志处理一切重大原则问题，都是同毛主席商量并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和决定办的。许多问题，都是事先请示，或事后向毛主席汇报的。他这种谦虚谨慎、认真负责和对毛主席的尊重与忠诚，以及同毛主席长期来亲密无间的合作的精神确实使人十分感动、十分敬佩。这个时期的形势是复杂而多变的。少奇同志成功地、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党和毛主席给他的重托，给全党树立了光辉的工作范例。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又签订了《停战协定》（即《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1946年2月1日中央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在这之后不久，少奇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中央上述指示的传达报告。在报告中他要大家认清时局的变化，要善于掌握局势的发展和适应形势的变化。同时强调指出，我们要有两手准备，既要学会在和平形势下的工作，即进行公开的、合法的斗争，也要准备对付意外，即当敌人向我们发动军事进攻，或进行突然袭击时，给予坚决的反击。他把应付和平与战争的两手准备工作，总括为：练兵、减租、生产三大任务。这是完全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这种部署就是为了全党在日常工作中做好两手准备，特别是为了应付敌人可能发动战争的准备。在备战工作中，他尤其注意调整华东、中原地区我军的部署，以防备敌人发动突然袭击，并注意加强华北和东北的军力与干部的配备。1946年6月，国民党以五十万军队分四路重点进攻中原解放区的中心地区——宣化店。事件发生后不久，大约7月间，毛主席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分析了形势，检查和总结了我党前一段的工作。毛主席指出，不应忽视宣化店事件，因为它事实上意味着全面内战的开始，应该从中汲取严重的教训。少奇同志完全同意毛主席的分析和估计。此后，中央工作的指导方针路线，正是按照上述指示精神贯彻的。毛主席在那次会议上的讲话，大大扭转了《双十协定》发表后在党内产生的某种认识和估计。我们目前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战略上占有有利形势。我们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以全力对付正面的敌人，就是说，可以放心地把注意力集中使用在一个方向上，对付主要敌人。两翼虽有敌人的威胁，但危险不大，因为他们的力量较弱，而又受到牵制。我们的后方是稳固的（只是在东北地区要加紧剿匪、肃清内部敌人），必须认清这个局势，决不可丢失这个良好时机和有利的战略形势。 1945年8月，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在我抗日军民8年的英勇抗战和苏联红军的沉重打击下，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像春风一样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这时，八路军总部向各解放区发布命令，要求我军迅速行动，去接受日伪军投降。同时，命令原在冀热辽坚持抗战的李运昌部立即挺进东北，配合苏军作战，收缴敌伪武器，接管东北城市，维持社会治安。李运昌同志接到命令后，立即在冀东丰润县左家坞附近大王屯开会研究，决定分几路向东北进军。十三军分区向承德方向，十五军分区向赤峰方面。曾克林和唐凯同志奉命带领第十六军分区的部队从冀东出发，向沈阳进军。一路上，曾克林等接管了绥中，打下了山海关，解放了锦州，沿途共接管了13个县、两个市。接着进了沈阳。 当时，沈阳的局面很复杂，伪满军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地下先遣军”，伪省长当了维持会会长，反动武装蠢蠢欲动，汉奸、土匪十分猖獗。为了维持社会秩序，曾克林及时组织了沈阳市卫戍司令部，由曾克林担任司令员。同时，组织新政府，由焦若遇同志任市长。及时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初步控制了局面。 但是，我军是第一支进入东北的部队，也是第一次接管这么大的城市，面前重重困难，曾克林深深感到力不胜任。因此，几个领导同志聚在一起，总是谈着，党中央何时派人前来？关里的主力部队何时到达？他们曾数次用电台同晋察冀军区和延安联系，但因功率低，都没联系上。为了早一天得到党中央对东北工作的指示，冀热辽军区前委决定让曾克林去延安直接向党中央汇报。 9月14日，曾克林从沈阳北陵机场乘苏军飞机出发，15日上午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当曾克林回到离别了8年的党中央所在地时，就像孩子投身于母亲的温暖怀抱，感到无限的兴奋和幸福。飞机在延安东关机场着陆后，杨尚昆、伍修权同志迎接他，并安排了食宿。接着，汽车把他送到王家坪，并在那里吃了午饭。 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彭真同志带曾克林到一间宽敞明亮的窑洞里。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彭德怀、叶剑英、任弼时、陈云、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都高兴地站起来同曾克林握手。少奇同志衣着朴素，态度和蔼可亲。当年在长征路上，曾克林在中央警卫营工作时多次受到少奇同志的亲切教诲，今天再次见到少奇同志，感到格外亲切。他连忙走过去，向他敬了个礼，少奇同志微笑着说：“你从前线回来，辛苦了，我们很想了解东北的情况，你来得正好。”接着，少奇同志主持会议。少奇同志首先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党中央根据当前的局势和东北的情况，确定我党我军在东北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收缴日伪武器，扩大人民武装力量，发动群众维持治安，肃清土匪，建立根据地，力争控制东北，以便依靠它加强全解放区及国民党统治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的早日到来。少奇同志接着说：为了力争控制东北，中央准备派大批干部和主力部队向东北开进。但是，我们对东北问题研究了好几天，就是不知道具体情况，下不了决心。现在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这里，请曾克林谈谈东北情况，越详细越好。当时，曾克林就向少奇同志和中央负责同志汇报了他带领的部队进军东北，沿途接管各城市和进驻沈阳的经过，以及部队发展壮大的情况。在曾克林汇报过程中，少奇同志一边抽着烟，一边静静地听，眉宇间不时流露出喜悦的表情。在一个多小时的汇报中，少奇同志几次插话，他指着地图说：东北是战略要地，北靠苏联，东接朝鲜，西邻蒙古，有山区，有大平原，进便于攻，退便于守，可以成为我国革命的重要战略地区。少奇同志还说：东北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工业发达，国民党一定不死心，会派大量军队争夺东北。我们要和他们针锋相对，力争这个战略地区。少奇同志作着有力的手势说：我们的部队先进去了，就站住了脚，就可以控制东北，我们掌握了东北，就能为毛主席、周副主席在重庆的谈判创造有利地位；我们有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讲到这里，少奇同志的目光中充满着坚定的信念。他指出：抗日战争开始时，毛主席就预料，日本帝国主义是能够战胜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现在抗战胜利了，只要我们继续战斗下去，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会建立起来。少奇同志还表扬曾克林冀热辽军区的部队行动快，进展迅速。在曾克林汇报结束后，中央负责同志又提出好多问题来问他。他们特别询问了东北人民的生活。少奇同志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人民当了亡国奴，他们的生活苦呀！朱总司令也说：东北人民受了日本侵略者十几年压迫，要使他们感到我们党的温暖，感到党和人民军队是他们的靠山，使党的影响深入人心，你们是第一批进入东北的部队，责任更是重大。 当天晚上，曾克林和少奇同志等中央首长一起吃了饭，席间，彭总对曾克林说：你们首先进入东北，是有功的，希望你们以后多搞点武器和大炮。过去战争时期我们的部队没有大炮，敌人就欺侮我们。今后我们有了大炮，力量大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就守不住了。临走时，曾克林还把随身带的手枪、子弹及望远镜留给彭总作纪念。 第二天一早，彭真同志告诉曾克林，他和陈云、叶季壮、伍修权等同志马上和他一起乘飞机到东北去。他还说，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少奇同志主持下，已作出新的战略决策：为了加强东北的力量，完成控制东北的任务，中央决定将原来计划派到中南和华东的部队和干部改派到东北去，并从各解放区抽调10万主力部队和几万干部到东北，同时还将派20余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加强东北的领导工作。听到党中央这一重大决定，曾克林非常高兴和激动。 当他们回到沈阳的时候，冀热辽军区李运昌司令员和东北抗联的周保中、冯仲云等负责同志已经来了。曾克林把情况向李运昌同志和唐凯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听了都很高兴。不久，中央又陆续派张闻天，李富春、罗荣桓、肖劲光、程子华、谭政、李立三、林枫、陶铸、刘亚楼等领导同志加强东北领导。黄克诚、吕正操、肖华、邓华、万毅等领导同志率领的主力部队也到达东北。从此，在党中央和彭真同志为首的东北局的正确领导下，我军全面展开了接管工作。北至齐齐哈尔、佳木斯、哈尔滨，南到安东、营口、旅大，东至抚顺、吉林，西到承德，赤峰、锦州、山海关，到处都有八路军部队。同时，我军根据七大精神和中央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发展武装，开展反奸清算、减租减息运动，消灭土匪、敌伪残余势力，建立东北全区和各地民主政权。东北人民的革命情绪不断高涨，大批失业的产业工人踊跃参军，加上出关部队作骨干，我党的队伍不断扩大，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仅冀热辽军区出关的部队就扩大发展到10余万人，组建了12个旅。到1945年底，各解放区的出关部队（包括抗联部队）已发展到40余万人，东北的形势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我军歼灭了几十万国民党精锐部队，彻底解放了全东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1949年5月，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派遣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出国访问。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7月2日，少奇同志率领代表团从北京乘火车至大连，然后经朝鲜上空飞抵伯力。以后又在赤塔、红雅尔斯克、新西比尔斯克等地作了短暂的停留，直到第六天下午才到莫斯科。下面是师哲的回忆。 在莫斯科的奥斯特罗夫8号公寓休息了两天后，第三天的下午，代表团被邀请到斯大林的别墅（在孔策沃附近）。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等都站在门前迎接客人。宾主相互握手问候之后，斯大林设宴招待少奇同志和代表团其他同志。双方边吃边谈，无拘无束，十分自然。虽然是随意交谈，但也涉及某些重大的实质性的政治问题。这次宴会将近四个小时。 回到寓所后，少奇同志召集代表团同志，一起回忆 这次会见的情况和谈话的内容，分析谈话中涉及的问题哪些是重点，哪些问题斯大林已经明白，哪些问题他还不很了解，然后拟出下一次会谈的要目，并整理出简报。 同斯大林的会谈共有五六次之多。每一次会谈都有 令人难忘的重要内容。例如：在第三次会谈中，斯大林热情称颂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政治上的成熟表示赞赏。第四次会谈后，苏方还给代表团放映了一部电影纪录片——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现场实况。据说，这是苏联第一次让外国客人看这样的纪录片。 第五次聚会实际上是一次招待宴会。时间是在7月 末，地点在孔策沃别墅新建的二层楼。在这次宴会上，斯大林讲了一些极不寻常的话，其中最重要的两句是说： “我们两党两国兄弟之间的团结是最重要的，斯大林在世，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也应该是团结的！” 他祝愿彼此在一切方面永远携手、共同前进，并争取最大的成功与胜利！他指出：世界革命中心逐步东移，将来中国在世界上是要承担更多更重要的义务的。他说： “弟弟应该赶上兄长，学生应该超过先生！愿中国人民奋力前进，赶上和超过他的老大哥！” 第六次会见实际上是一次送别会，参加的人数不多，而且时间也比前几次短些。这次除相互讲了些惜别、祝愿的话以外，斯大林还许下诺言，可以向中国派遣中国所需要的专家和技术人员。 在离开莫斯科的前夕，少奇同志又应邀到斯大林居 住的孔策沃别墅。斯大林陪同少奇同志参观他自己在园里种植的蕃茄、豆角、谷子等农作物。他指着谷子说： “这谷子的种子是从中国东北引来的，由我自己栽培，等谷子成熟了拿来款待你们，多么有意思呀！遗憾的是你们不能久留，很快就要离开我们了。”他们一边散步，一边交谈，高高兴兴度过了几个钟头。据了解，斯大林以这样的方式接待客人是很不寻常的。 在整个访问过程中，我亲眼看到，斯大林对少奇同 志是信任和尊重的，每次会见都聚精会神地倾听少奇同志的每句话，体会少奇同志的语意和心情，并对少奇同志的意见多次表示同意和赞赏，从未有过误会或不愉快，可以说，历次会见都是在热情洋溢、友好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 经过多次会谈，少奇同志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如何 进行互助合作取得了共同的认识，也就个别具体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口头上的协定。根据当时中国恢复生产建设的需要，双方初步议定，由苏方选派200余名各行业的专门人才，分期分批来中国工作。当少奇同志回国时，苏方已选好80余名专家，和少奇同志一起来中国。他们到达中国后，首先被安置在东北沈阳临时工作。为了使苏联专家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少奇同志做了一系列细致、具体而周到的工作。他还亲自去探望专家，了解专家的住宿条件和饮食情况。总之，他是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他所做的那一切都是十分感人的。苏联专家中也有人感动地说：“我们像遇到了自己的亲人一样，你们对我们这样亲热，尤其像刘少奇这样一位高级领导人亲自出面关怀我们，并且一直注意我们的生活细节方面的问题，不能不使我们深受感动。如果我们在这里不能尽心努力做好工作、完成任务、做出成绩，那我们将问心有愧，不起两国的劳动人民。” 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少奇同志参观过一些工厂，如 灿承滚珠厂、精密仪器厂、刃具量具厂、汽车制造厂等等。参观时，除了了解工厂的设备情况、生产情况以及工人的劳动情况、生活情况、培训情况等等之外，还仔细了解了企业行政领导、党委和工会三个方面的职权、职责、工作范围以及如何统一步调，共同保证企业生产任务的完成。 在那些日子里，少奇同志还访问了全苏计划委员会、国家财经委员会、国家银行、财政部，对外贸易部，着重了解经济计划工作、经营管理工作等方面的情况。还参观了莫斯科大学、列宁博物馆、列宁图书馆、莫斯科市苏维埃（即市政府）、历史博物馆、建筑材料陈列馆、煤炭工业展览馆等。此外，他还邀请苏联财经专家给代表团同志们作了有关经济问题的专题报告。总之，少奇同志自始至终以充沛的精力、振奋的精神，带领代表团的同志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成功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为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为我国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新中国的史册将永远记载刘少奇同志的不朽功绩。 刘少奇第一次正式与毛泽东结交是始于安源煤矿工作时期，毛泽东当时作为中共湘区书记常来安源视察工作。在清水塘，他与毛泽东经常接触，这是他们友谊的开始。刘少奇也是第一个向毛泽东谈及对苏联印象的留苏学生。1932－1934年期间，刘少奇在闽赣边区工作期间，毛泽东曾一度从党中央被撤换下来，闲住在离瑞金西5里的一个山村，刘少奇曾与毛泽东在一起。 刘少奇与毛泽东曾共同反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这个“左”倾宗派小集团曾一度控制了党的领导。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均在瑞金召开，在会上，这批留苏学生不但攻击毛泽东，也指责刘少奇在“白区”的城市工会工作，给毛泽东与刘少奇都贴上“右倾分子”的标签。因而刘少奇与毛泽东站在一起于1935年举行的遵义会议上反对“留苏学生”，从而使毛泽东得以领导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在1966年10月曾作过如下回忆： 在遵义会议上，他表现还是不错的。在那个时候这还是很宝贵的。洛甫（张闻天）非常顽固。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同志也是如此。 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所作的总结报告中，说明对刘少奇的支持以及反对陈绍禹的一切都通过统一战线的主张： 刘少奇同志说得很对，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 自此以后，刘少奇作为城市工作的正确代表和敌占区华北组织的领导人这一地位更进一步得到肯定和改善。1940年，刘少奇向淮河以北地区地下工作同志作报告时说： 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鼓舞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我们要使革命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是全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领袖，我们都要向他学习。 刘少奇1943年所写的文章《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也是针对“左”倾教条主义者。这是第一篇正式出版的提及“毛泽东思想”的文章。 随着抗日战争的即将结束，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已载入《毛泽东选集》的附录中，该文对刘少奇白区工作路线给予了肯定。 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刘少奇同志正确地估计到1927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主张有计划地把1924年至1927年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隐蔽力量，深入群众，“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刘少奇同志认为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的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推动这些矛盾的爆发，与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份，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应该“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系，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属的群众”。 三个星期以后，刘少奇向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作报告，在该报告中，他提到毛泽东或毛泽东思想不下105次之多。刘少奇参与起草的修改的党章中，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方针”，每一个党员都必需认真学习它。 1967年2月，陈毅在一次讲话中曾声称：毛泽东思想在刘少奇的著作中得到了发展。确实是这样，如林彪对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也适合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提法，早在1945年刘的讲话中已经有了。刘在他的“七大报告”中“就第一次……提出这个观点……中国在亚非地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中不仅是先锋队，而且还是领导者和理论上的指导人。”刘少奇1946年会见路易·斯特朗的谈话中就曾指出毛泽东思想原理及其在国际上的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毫无疑问是适用于各国的，但如何将这一普遍真理应用到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上来却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毛泽东是中国人，他分析了中国的具体问题，领导中国人民在他们的斗争中走向胜利，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实际问题，他是第一个在这方面作得成功的范例。” 陈毅曾说，早在1945年七大时，刘少奇就已被明确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从形式上来说，这是不对的，因为七大中央委员会选出后，刘的选票是第三多的，因而他在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中是在毛泽东、朱德之后名列第三。但从实际领导责任来说，刘是仅次于毛泽东。1945年8月，当毛泽东飞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时，刘在延安代理毛的职务达数月之久，同时兼任组织部长。1947年3月，国民党部队迫使中共撤离延安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一分为二，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仍然留在陕北继续与国民党部队周旋；而刘少奇和朱德及他们率领的第二个作预备的中央委员会撤至晋、冀边区。毛泽东当时就通告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如果毛泽东领导的中央退出边区，刘领导的委员会就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刘少奇的这个第二中央委员会一直留在石家庄地区直到1948年5月毛泽东及其率领的中央机关搬来为止。1950年，当毛泽东出访苏联时，刘少奇也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的第五次会议。1951年3月，毛泽东生病时，他也将管理政府的职权交给刘少奇。 从1945年直到1955年，邓小平接替他以前，刘少奇一直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而且是主管国内的日常事务，有重要立法时，总是他出来作报告，有时还代替毛泽东参加一些礼仪活动。1950年6月，他作的土地法的报告，明确了全国的阶级划分。1952年9月，刘少奇率领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苏逗留三个多月。1954年他担任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并就此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报告。1956年9月他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在该报告中他第一次提出负责干部应下放基层，以此作为克服党内官僚主义的方法之一。在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会上以及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都作了重要发言。为了对形势获得第一手材料，刘少奇和其他一些高级领导人都在全国范围内巡视调查。 1958年12月底，毛泽东为了减轻他所负担的工作，宣布要辞去政府职务后，1959年4月20日刘少奇在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正式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此同时，在官方正式的出版物上，刘少奇被称为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1961年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勋爵，在答复他的接班人是谁的问题时，毛泽东回答说这已明确定下来了，那就是刘少奇。 由于后来刘少奇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一些“左”的思想和作法有不同看法而产生了分歧，毛泽东便认为刘少奇是中共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加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刘少奇不仅被打倒，而且被迫害致死。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