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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敬仰的人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县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 周恩来的童年相当艰苦。祖父去世后，父亲无力持家，家道中落，靠典当、借债和亲友接济过日子。 1910年，12岁的周恩来离开淮安，随伯父周贻赓去东北沈阳上小学，以后再没有回过家，甚至在他当了总理以后也没有重访故里。 早在少年时代，周恩来就关心国家的前途。一天，老师在课堂上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一个同学回答：“为光耀门楣。”另一个同学说：“为明礼而读书。”一位店主的儿子老老实实地说：“为家父而读书。”他的回答引起哄堂大笑。笑声停后，周恩来回答说：“为中华之崛起。”在短短的一句回答里，体现了周恩来伟大的抱负。 1913年，15岁的周恩来离开沈阳，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当时我国正处于政治动荡时期。辛亥革命促进了人民的新觉醒，鼓励着青年人的心灵和思想，预示着一个新文化时代的即将到来。新文化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开花结果了。与其他一些已觉悟了的天津与北京等城市的青年一样，周恩来很快卷入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潮流中。在南开学校，他同过去一样地勤奋学习，但并未妨碍他获得新知识和开拓新思想。他还从孙中山先生赞助出版的刊物中，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后来，他又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周恩来读书的范围很广，从进步作家顾炎武和王夫之的著作，到外国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作品，无不涉猎。 周恩来在南开的第二年就成为一名学生领袖。他与三位同学发起了敬业乐群会，创办了《敬业》杂志。他虽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但极力推荐另一位创始人担任会长，自己担任副会长。在那时就表现出谦虚大度和不图名利的优秀品质。这个团体成了一个活跃中心，同学们常来借阅进步书籍，讨论最关心的问题，唱歌或做其他事。周恩来担任《敬业》的主编，常常撰写文章，还常常在校刊《校风》上发表对时局的见解。 周恩来在南开初露才华。据与他同桌学习、同室住宿了两年的同学张鸿诰回忆，周恩来在1916年春举行的全校国文会考中名列第一，为他们班赢得了荣誉。他还是南开“演说会”的佼佼者。连续两年该校的“演说会”在全天津的校际演说竞赛中，均获优胜。 周恩来从南开毕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找工作，二是进大学，他选择了后者，决定到日本留学。1917年9月，周恩来在朋友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期间，他希望能找到他所关心的那些问题的答案，学会如何拯救祖国。当时，日本是中国优秀青年向往的国家之一。然而，后来他失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正猛烈燃烧，军国主义的日本妄想趁列强在欧洲互相厮杀之机，加紧侵略软弱无能的中国。 周恩来在日本，开始学习日文，不久便掌握了日文语法，大致能阅读日本报纸。同时，他学习刻苦，准备考大学。然而，两个月后，他的注意力被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俄国十月革命——吸引住了。他努力探索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阅读他能找到的有关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报道，认真研究这一事件，了解它依据的理论基础。这是他第一次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从此马克思主义指导着他的一生。 1919年初，在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决定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在山东获得的一切“权利”转让日本。消息传来，留日中国学生十分激愤，于是开展反日运动。在这些爱国运动中，周恩来发挥了积极作用。因分散了精力，几乎没时间准备大学考试，结果没被录取。这时，北京以段棋瑞为首的军阀政府不顺民意，不理睬民众要它停止向日出卖主权的要求。周恩来感到祖国更需要他，便于1919年4月动身回国。 周恩来回到祖国，发现民情振奋，到处是要求变革的呼声。几星期后，愤怒迸发了。5月4日，爱国学生反对军阀政府的运动震撼了北京，很快发展到全国各地。首都的大、中学生集中在天安门前示威，反对日本的侵略，要求惩办勾结日本的卖国贼。示威群众还焚烧了亲日派曹汝霖的住宅。天津学生也群起响应，在全市举行抗议游行，还成立了学生联合会，领导所有学生的爱国活动，学生联合会还决定出版一份报纸，宣传新思想、新潮流，为反帝反封建斗争制造舆论。 周恩来从日本回国，便成为学生联合会主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 由周恩来主编的这份报纸每周出两期，极受欢迎。不久又改为日报，发行量达2万多份。妇女读者也很多，因它提倡男女平等，宣传破除束缚妇女们的封建观念。《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还吸引了教育界以外的读者，在华北各地和上海、南京都有订户。它呼吁所有的爱国者铲除封建官僚统治。周恩来作为主编，撰写了大部分笔锋辛辣犀利的社论，他还以“飞飞”的笔名发表文章。 同年9月，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学生组织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部分领导人又组成了觉悟社。已进南开大学学习的周恩来和回民学生领袖马骏成为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杰出代表；女界爱国同志会方面推选的知名人士有郭隆真、邓颖超和刘清扬等。邓颖超当时15岁，是他们中最年轻的一个。 觉悟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要求所有的领导成员用笔名写文章。共编50个号码，由成员们抓阄决定。周恩来抓到五号，邓颖超抓到一号。为了听出来像中国人名字，他们都根据号码谐音取了笔名，周恩来称“伍豪”，邓颖超叫“逸豪”。 1920年1月，天津警方镇压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查封了学生联合会等爱国团体。觉悟社决定发起游行示威。由周恩来、郭隆真等领导示威群众到直隶省署请愿，20几名学生代表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关押了六个月。 在这段时期，邓颖超等人向警方头目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要求。一天，他们集合了24个觉悟社会员及支持者，要求警方允许他们替换狱中正在绝食的24名难友。他们说，警方关押的学生是他们的代表，应让他们去替换代表坐牢。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警方将拘留的代表转移到河北省法院，采取法律方式解决。在法庭上，站在被告席上的周恩来慷慨陈词控诉腐败的政府。 7月17日，24名被告全部获释。 8月16日，觉悟社邀请少年中国学会等四个进步青年组织在北京城南的陶然亭公园集会，商讨救国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联合斗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先驱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应邀出席会议。周恩来作为主讲人，在会上总结了天津爱国运动的成绩与教训。这是他根据中法之间勤工俭学计划赴欧留学前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1920年12月周恩来到达法国，当时他才22岁，但已是经过“五四”运动革命洗礼的趋于成熟的青年了。他到了巴黎，引起了那些先期到达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们的极大重视。因为他在这之前，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新苏维埃国家方面已有名气，并且在国内也赢得了英勇不屈的青年领袖的声誉。 周恩来到法国有两个目的：一是加紧研究马克思主义；二是寻求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他为第一个目标所吸引，为第二个目标所推动。他越来越感觉到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这时，他成了坚定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他如饥似渴地读书。 刚到巴黎，他住在郊区，靠勤工俭学得来的微薄津贴生活。他自己做饭，穿着尽管外表整洁，却有一点装体面的味道，特别是那条裤子，因穿得太久的缘故，裤腿似乎越缩越短了。他还从中国带来了一件类似鞋楦的小玩艺，用来补袜子。他养成了勤俭节约、精打细算的习惯，直到28年后他当上了总理也没抛弃。 第二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了。那时，中国和法国之间的通信十分缓慢，这个消息过了很久才传到巴黎。周恩来和在欧洲的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早在同年三月就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共产主义小组。 在1921年7月建党前，国内外有8个共产主义小组在活动，目的都是为了在中国成立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党成立后，原来属于这些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都被算为中共正式党员。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1985年5月23日发出的通知，所有这些建党前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入党时间均定为1921。 中国共产党的巴黎组织称作“旅欧总支部”，由赵世炎担任第一届总支书记，周恩来担任第二届书记。旅欧总支部领导的范围还包括德国和比利时。上任后周恩来立即着手创办一个刊物。 不久《少年》月刊改名为《赤光》，便成为中共在欧洲的喉舌。这份刊物在中国旅欧青年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吸引了国内的读者。第二期刊登了一篇题为《共产主义与中国》的文章，作者署名“伍豪”，便是周恩来的老笔名。在巴黎，周恩来和勤工俭学者当中年龄最小的邓小平很亲近，把他当作小弟弟看。他俩常一起刻蜡纸。邓小平当时在刻蜡纸搞油印方面很拿手，还得了个“油印博士”的美名。 作为旅欧总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常奔波在巴黎和柏林之间，而且在德国逗留的时间较长。有一次他去柏林，认识了比他年长12岁的朱德。朱德在国内曾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没被接受。周恩来认为他此时已够条件，并愿意介绍他入党。 1924年，为了推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第一次合作。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需要更多干部担任务级职务。于是，便从欧洲召回许多党员。旅欧总支部书记周恩来也应召回国，于七月下旬动身回国。此时，26岁的周恩来已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相当成熟，准备迎接他所面临的各项任务。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发动北伐战争。战争势如破竹，席卷整个长江流域。革命军攻占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当时上海还在北洋军阀孙传芳手里。共产党便派周恩来秘密前往上海，组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从内部夺取这个城市。1926年10月和1927年2举行的头两次起义因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而失败。 当时29岁的周恩来，担任中共江浙区军事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军委书记。到达上海后，他立即着手执行新任务。他与赵世炎、罗亦农领导了第三次起义。那时是3月中旬，北伐军进逼上海，胆战心惊的军阀孙传芳只留心通向上海的交通要道，完全没有觉察市内发生的事情。周恩来等决定3月21日中午举行总罢工，然后采取武装行动占领市政府。 根据周恩来与他的战友制订的行动计划，将上海分为7个区，同时发动起义。他亲自领导由5000名坚定的产业工人为先锋的武装进攻。很快，他们的起义队伍发展到几万人。虽然力量悬殊，刚发动进攻时，他们手中还不到200枝步枪，但是，他们的奇袭使敌人大为震惊。因为起义者缺少武器弹药，便想了一个十分聪明的办法——在空汽油箱内放鞭炮，模仿机关枪的声音，以壮声威。经过30个小时英勇顽强的战斗，起义者包围了全市各警察局及其他据点，彻底击败了敌人。次日下午6点，当局只得投降。周恩来与他的队伍占领了上海。 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充分说明，周恩来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 占领上海的工人接管了军阀政府，但后来又被自己的同盟军出卖。蒋介石的军队开进市内，对他们发动进攻。 从4月12日起，上海变成屠场，周恩来与他的战友们转入地下。共产党员及进步分子在马路上横遭屠杀，赵世炎被国民党逮捕，于7月19日被害，罗亦农也于1928年4月21日被害。周恩来在地下党工人的掩护下，躲过了大搜捕。 周恩来机智地逃出上海，到了武汉。在武汉停留了一段时间后，又赶到南昌，开始下一个重大行动。周恩来受党的委派，在7月底到达南昌，领导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是共产党为挽救革命而首次独立发动的武装斗争。 4月以后，国民党到处搜捕他。周恩来化装离开了武汉，经九江取道去南昌。 周恩来当时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他到达南昌后立即开展工作。7月27日他在江西大旅社起义的指挥部召集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前委开会，讨论了当时的局势，决定于7月30日深夜发动起义。 驻扎在南昌附近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公开表示对蒋介石不满，同情革命，准备投身共产主义事业。那时贺龙还不是党员，没有参加在江西大旅社召开的秘密会议。次日周恩来亲自拜访贺龙，把他当作知心朋友，贺龙欣然同意参加起义，并把军队交与周恩来指挥。并对周恩来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我就怎样干。” 当时，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加上朱德指挥的第三军的一部分，共3万多人。实力可观，而国民党军队只有1万多人。 贺龙任起义军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革命军在预定时间发起进攻。公安局长朱德作出了贡献。他在起义前几小时，把国民党高级军官邀去吃饭，饮酒作乐，拴住了他们。战斗进行了五个小时，敌人放下了武器。1927年8月1日上午9时，起义成功后，成立了由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有周恩来、贺龙、叶挺、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等。 南昌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阶段。8月1日成为革命军队的光荣节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定8月1日为建军节。 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党委会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来，又兼任中央军事部长、中央军委书记。 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还有苏兆征、向忠发、项英、蔡和森，被选为候补常委的有李立三、徐锡根、杨殷。六届大会后的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及中央常委会主席。因苏兆征1929年2月去世，蔡和森1928年11月又不再担任常委职务，由李立三补上。因此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向忠发、周恩来、项英、李立三，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瞿秋白、张国焘。向忠发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行，担不起领导重担，于是才华出众的周恩来便成为当时的主要领导人。 80年代初，胡乔木在审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周恩来》条目稿时，对六大后加了一句话：“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他说，有的老同志当年在上海工作了解这情况，说到过。李维汉也说过，当时“政治局的决策者实际上是恩来和立三。” 从1927到1935年，先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领导，毛泽东在地方建业；后来毛、周同在中央苏区工作，仍是周恩来处在领导地位。周恩来很尊重毛泽东，并支持毛泽东从事军事领导工作。1935年后，毛泽东实际上处于领导地位，周恩来便协助、配合毛泽东，在军事上取得接连不断的胜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12月又攻占湖南省西南边界的通道县城。这时，蒋介石已摸准红军准备北上到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在北上路上部署了五六倍于红军的10几万兵力，布下口袋阵，等红军钻进去然后聚歼，而博古、李德仍按原来打算不变。在中央的一些负责人开的一个紧急会议上，李德仍主张“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毛泽东则主张向西进军，进入敌人兵力较薄弱的贵州内地。 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的支持并通过了。会后，中央军委发出红军进入贵州的命令。博古、李德看到命令后，仍坚持原来意见，继续令部队经黎平、锦屏地区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8日，在黎平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博古、周恩来、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出席了会议。经激烈的争论，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等要中央红军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红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这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对毛泽东主张的支持是强有力的。周恩来后来说：在黎平争论非常激烈，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此后不久，就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 1935年1月中旬，召开了遵义会议。会上，周恩来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最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 会议还增选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月18日，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中央常委进行了分工，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2月5日后，红军一渡赤水抵达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村时，中央常委会讨论了分工，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在军事上，大的行动就召开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决定。3月10日，会议研究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认为红军要到12日才能赶到新场，而滇军到时也将赶到新场与黔军会合，同时川军也可侧击红军，因此反对此行动，但因大多数人赞成，仍通过了。 晚上，毛泽东再三考虑不妥，手提马灯到了周恩来那里，建议重新考虑。周恩来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又召开负责人会议，说服与会者，取消了此次行动。此后，毛泽东鉴于作战指挥需集中，建议成立“三人团”（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南渡乌江之前，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团”。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一段历史时，说：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 毛泽东在组织上成为军事的主要负责人大约在1935年8月中旬。 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在此次会上，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的仍是周恩来。他认真分析了松潘、理县、茂县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红军如陷在这个地区没有前途；向南是不可能的，敌人已经占领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敌人已在那里集结了130个团的兵力；向西是大草原，条件更艰难；非到陕甘去建立根据地不可。周恩来报告后，毛泽东发言表示同意，说关于根据地的问题，现在要集中力量搞好川陕甘地区，可以使苏区建立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张国焘、彭德怀、林彪、博古、朱德、聂荣臻、刘少奇、王稼祥、张闻天等同意周恩来所拟定北进方针。会议全体通过了周恩来报告的战略方针。此次会议情况说明当时军事主要负责人仍是周恩来。 8月上旬，在开了4日至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周恩来因积劳成疾，得了肝脓疡病。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分工负责军事。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因病没参加。会上，毛泽东作报告，再次强调北上创建苏区的方针，会上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方针。 后来，张国焘违背两河口会议决定，反对红军北上，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央。 叶剑英见电后告知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等赶到红三军驻地和在那里的周恩来、王稼祥临时开会作出紧急决定，带领红一、三军迅速脱离险区，到达俄界。在俄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除打电报继续催促张国焘北上外，还决定把已北上的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任副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并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五人团”指挥军事。 1935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等率红军到达吴起镇，随即在陕北苏区与红十五军团会合。 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常委的分工问题。事先，张闻天考虑：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周恩来负责组织局的工作。在会上，王稼祥提出，周恩来从事军事工作有经验。毛泽东也提出主要由周恩来负责军事，自己当副手。周恩来则表示：个人愿意做军事工作，但领导不必更换由毛泽东任主席。最后，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以后，中央军委领导一直是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任副主席。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军事，直到取得中国革命胜利。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明确提出停止内战，实行全民族抗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 12月17日到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 此时，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北“剿总”副司令，司令部设在西安。开始，他认为红军人数不多，打败红军没有问题，但是，他同红军打了几次，都吃败仗，东北军不到三个月就被红军歼灭三个师。他的部队被红军消灭一个师，就被蒋介石取消一个番号，他很担心这样下去，东北军将会丧失殆尽。这时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担任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他要中共陕甘省委做东北军106师等军队的工作，12月底，红军与驻在甘泉县的东北军达成抗日协定，互不打仗。还组织几次战斗中俘获的东北军军官参加了学习班。1936年元旦，中央在瓦窑堡举行阅兵式，让学习班的人也参加。周恩来在阅兵式前讲话，号召东北军与红军携起手来，共同抗日。 学习班里的东北军军官高福源在苏区亲眼见到红军的所作所为；听了共产党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和亲切话语，受到很大启发。他决定回去把所见所闻告诉东北军，并亲自向张学良提出联共抗日的主张。 张学良正在想抗日而不得的苦闷中。 张学良在听了高福源的报告后很高兴，要高福源带一封信再去瓦窑堡，约共产党负责人在洛川相见。高福源到瓦窑堡见到周恩来，转送了张学良的信。周恩来热情赞扬他为抗日救国的事业作出贡献。然后，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到洛川与张学良见面。张学良表示“希望跟周恩来先生亲自谈一谈。”1936年4月9日晚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今延安）天主教堂进行会谈。 这次会谈通宵达旦，参加的人有张学良、王以哲和周恩来、刘鼎、李克农。李克农、王以哲等在外间，周恩来、张学良在里间谈。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周恩来说：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意把张学良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 周恩来在4月22日给张学良的信中说，9日会谈“快慰平生”，中共中央领导诸同志“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张学良在会谈后也对刘鼎说：“会谈后，我是太满意了，比我想像中好的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地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像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早见他多好呀！”他说：“我和蒋先生处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抗日。对中国共产党，我不仅知道他第一步是抗日，而且还知道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还说，经过这次会谈“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50几年后，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采访时，还回忆起这次会谈。报道说：他说“周恩来的反应极快，谈吐及见识不凡，使人有一种一见如故的亲近信赖感。会谈中，我们达成了协议，取得‘中国应立即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抗日’的共同认识。” 1993年1月14日，张学良还同日本《东京新闻》记者佐藤光明谈到周恩来，说：“我们有共同的性格。这就是反应迅速，我们是坦诚相见的关系。”“周恩来是极有才能和大胆的人，使共产党强大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 会谈后，中共中央接受了张学良的意见，改“反蒋抗日”的方针为“逼蒋抗日”，说：“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张学良、杨虎城一再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蒋介石一直不听，终于发展到张、杨“兵谏”—西安事变。12月12日，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同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 15日早晨，周恩来带罗瑞卿、许建国、张子华、童小鹏等18人，骑马赶到延安。 17日下午周恩来一行乘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到西安，途中，随机来迎接的刘鼎向周恩来汇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 周恩来到西安金家巷张学良公馆时，已是下午六点多。他住在东楼的三楼，当晚，他就与张学良会谈。据张学良身边工作人员应德田回忆，张学良事后对他讲了会谈的内容： 张学良讲了劝蒋没有效果，才发生西安事变，逼他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看来，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可能性。他主张只要蒋介石答应他们提出的八大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放他，拥护他作全国抗日的领袖。周恩来同意张学良的分析、说：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符合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要求。事变的前途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争取到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会使中国今后走上更好前途，应该争取和平解决，走上团结抗日前途，反对新的内战。周恩来表示，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极表同情，决定对张、杨两将军实际的积极的援助，使西安事变的抗日主张能够实现。 应德田认为：“可以说，虽然张学良将军当初就打算只要蒋介石同意八大主张就放他回南京，但真正最后的决定，还是周副主席来了以后的事。” 当晚，周恩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打电报，提出了“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18日，周恩来又与杨虎城会见，杨虎城周意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主张。周恩来还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去电报说：“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向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中共中央接周恩来的两电后，在18日给南京国民党中央发电报说：“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提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等主张。还说：“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19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指示，“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周恩来说：“蒋介石本人当时具体的诺言是什么呢？就是‘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杨虎城在12月29日致各县长公函中也说，蒋“曾向虎城表示”，“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并答应了六条。 放蒋，大家一致了。 然而，周恩来没想到张学良会送蒋介石回南京。25日，张学良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等悄悄离开了玄凤桥高桂滋公馆，驰向西郊机场。卫士报告孙铭九，孙铭九立即去问周恩来知道不知道？周恩来惊愕地问：“我不知道，几时走的？”孙铭九说十几分钟前。周恩来马上与孙铭九乘车追赶，赶到机场时，飞机已上天。周恩来不禁叹息而回。 1937年2月，国共谈判正式开始了。周恩来多次到西安、杭州、南京、上海等地，一直谈到8月，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争爆发，蒋介石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接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这样，抗战是逼成了，谈判也算逼成了，统一战线也算逼成了。”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不仅注意与国民党蒋介石团结抗日，还注意同国民党内的不同派系特别是地方实力派加强合作，共同抗日。 1946年底，周恩来回到延安，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47年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策划和指挥了历时数年的革命战争，取得了举世震惊的胜利。 1950年毛泽东曾回顾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7年3月18日到1948年3月23日，周恩来与毛泽东、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一部分工作人员转战陕北，历时一年零五天，行程两千余里，先后经过12个县，在37个村庄生活过。 开头几个月，特别艰苦和危险，有时距离敌军非常近，有时住和吃都很困难，周恩来与其他领导人合住一个窑洞，共睡一个炕，批阅文件时坐在院子里小凳上，用锅盖放在膝上作桌子。 在转战途中，周恩来经常教育干部和战士：人民经过敌军的抢劫、烧杀，生活很若，大家要爱惜他们的一草一木。1947年，周恩来在陕北作了一个报告，讲了蒋必败，我必胜。理由是：“第一，人民拥护我们作战，相信我们是为他们做事的。”“第二，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是人民的子弟兵。”“第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得好。”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横渡黄河天险南下。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军队20年来首次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战略进攻。此作战方针，最初由周恩来提出来。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已不可避免，和平已没有希望。6月中旬，周恩来在南京与几位友好的爱国人士商谈国内军事势态后，给中共中央去电提出：“我如以两支强兵南下，一插津浦路东，一插路西，直抵江边，京沪局势必将大乱。” 6月下旬，虽然蒋介石已发动全面内战，但广大中间人士对和平仍有幻想，周恩来彻底揭露了蒋介石不要和平坚持内战的真面目。 到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蒋介石要很快召开“国大”，周恩来则要争取第三方面人士中的大多数不参加“国大”。10月15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去电报提出：“在军事战略上应与政治相配合。”他主张“在‘国大’前后，还不宜打起来，主要仍在解放区作战，易于歼敌”。 1947年夏，蒋介石要打内战不要和平的真面目被全国人民认清，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受到残酷镇压，民主人士遭受迫害，而在战场上，经过一年解放战争，人民解放军歼灭了敌军112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已从430万人降至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降至150万人；人民解放军已从战争开始时120万人发展到195万人，其中正规军超过100万。国民党军从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所谓“重点进攻”是把主力陷于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它的战略纵深的中原和江南广大地域十分空虚。 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中央前委指挥下，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此时，蒋介石手忙脚乱，派15个旅追赶，在前面平汉路许昌以南派五个旅堵截，皖西有三个旅防堵。国民党在湖北从夔门以下没有正规军，安徽除第46师外，只有48师的1个旅与74师的3个旅，在蚌埠、合肥、长江防线只有3个旅。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央军委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湖北全境空虚。你们如能乘胜攻占长江以北、大别山以南各线，必能威胁长江，分散敌人，开展局势。” 刘邓大军南下直达大别山区。同时，中共中央又派陈赓、谢富治率军南渡黄河；派陈毅、粟裕率军进入鲁西南。三路大军以鼎足之势在中原大地、江淮河汉之间展开了。 这时在陕北战场，也经过沙家店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人民解放军由内线防御转入了内线反攻。 周恩来说：“去年一年我们是战略防御，战术进攻，现在战略也是进攻。” 1947年7月2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上总结了解放战争第一年（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的战绩，估计战争第二年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将超过敌人。9月，他在陕北葭县神泉堡作报告，提出第二年战争的口号是：“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我们的方针就是：打到蒋管区，发展解放区，在蒋管区消灭蒋介石的部队。这个方针在今后一年到两年间要实现。” 1948年6、7月间，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中原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进行了豫东战役，歼敌9万多。7月11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有这样一句话：“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1948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说：战争进入第三年后，全国作战的“重心在中原”，“北线重点在北宁路”，“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如果战争的第三、四年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很严重，加上敌方的财政经济崩溃，内部倾轧，胜利可能来得更快，我们应当有此准备”。 同月，华东野战军取得了解放济南、歼敌十万的胜利。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指出：这一胜利“证明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大大提高”。他认为，济南战役是三大战役的开端，决战阶段的主要标志是三大战役，三大战役的序慕是济南战役。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周恩来亲自起草了很多电报，对于兵力部署、作战指挥、兵员物资补充等问题，有过详细的指示。1948年10月2日，周恩来就蒋介石从华北调兵增援锦州后，林彪对集中兵力攻锦州的方针动摇，并要华北的兵团支援东北这事，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林彪、罗荣桓电。电文中指出：“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来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的山海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打下该城。”15日，锦州解放，歼敌10多万。17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说：“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部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 10月19日，长春解放，东北解放已成定局。20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的电报，要他们加紧修通中长路陶赖昭到四平段，以便解放沈阳后迅速修通中长路全段并向北宁路推进。11月2日，沈阳、营口解放，辽沈战役结束。 蒋介石与傅作义对于平津地区的守军是南下还是西撤举棋不定，明争暗斗。9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军委致华北、东北有关领导的电报说：傅作义“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似尚未下最后决心”。1948年11月17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央军委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指出：“在我胜利威胁下，蒋匪必将考虑其长江防线问题”，而“蒋匪嫡系24个师从华北海运江南，是蒋介石今天唯一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24个师及傅系步骑16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利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12月中旬，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导平津前线领导人开始与傅作义派来的人员进行谈判，基本原则是争取敌方放下武器。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的精锐主力被消灭。15日，天津解放。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也胜利结束。 在指挥解放战争中，周恩来参与各战略区的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对许多战役均用电报作了指示。他起草的指挥作战的电报，最多时一昼夜有22份。邓颖超曾说：“恩来同志在陕北时实际上是总参谋长。许多作战方案，包括以后朝鲜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案，都是他先拟好了送给主席看，由主席批，或者他先找主席请示，谈话后由他再来贯彻。”1948年，周恩来为中央军委拟定了《关于统一解放军全军组织和番号的规定》。1949年6月，他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发布命令，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式样。 1946年12月16日，周恩来被任命兼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他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波澜壮阔的第二条战线。这条战线，以学生为主体，广大工人、农民、教员、职员、爱国民主人士等都参加，展开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周恩来兼任中央城工部长后，1947年1月，调整了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系统，以配合解放战争，迎接全国革命新高潮。2月1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了蒋管区人民运动，指出这是“第二战场”。 由于国民党的全面内战，因此军费支出猛增，物价飞涨。1946年6至10月，上海的工厂倒闭1600多家，工业产量只达到战前的四分之一。国民党接收的大批敌伪厂矿，大半没开工。外贸出现赤字，经济、财政趋向崩溃。民不聊生。1947年，学生界首先起来反抗。学生运动不断高潮。5月5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中，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 5月20日，蒋管区发生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浪潮波及到20多省60多个大中城市，学生运动与工人罢工、市民运动、农民抗租抗税斗争等汇成一体，持续了一个多月。毛泽东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5月23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要求各地在学生运动中坚持党的方针，“并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描述过这时候的中国：“国民党的垮台不仅是军事上的，而且是经济、政治和士气上的。1948—1949年的混乱、骚动和危险，使城市居民痛恨国民党政府，因而也仇恨美国对它的援助。” 周恩来领导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既区别于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合法主义，又避免了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冒险主义错误。1948年8月22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指示，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说：“蒋近已决心撕破民主伪装的最后残余，进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目前工作，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颁布了“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 “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号召得到了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领袖的广泛响应。 国民党政府天津图书馆馆长时子周的一段话，反映了当时很多上层知识分子的心情。 人民解放军快来了，朋友们劝时子周赶快离开天津，时子周说：“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国民党里面争权夺利，贪污腐化，互相倾轧，已经没有几个好人了，好人也不给他干了。共产党里头倒有不少好人呢！可以肝胆相照的人物，周恩来就是一个。” 周恩来一面协助毛泽东继续指挥全国范围的大决战，一面开始筹划建立人民的国家和政权。 从1948年秋开始，几百个爱国民主人士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从国民党统治区、香港、海外到了解放区。为使他们平安到达，周恩来作了细致的安排。 11月初，他受已到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代表委托，开始主持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1949年2月27日，他在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审阅修改了《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人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等，批示把它们印成《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供大家协商讨论。 1949年4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在北平与张治中率领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谈了8条24款—《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17日，周恩来说：“这8条24款，南京代表团表示可以接受。我们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在20日以前答复，如不接受，则20日我们一定打过江去。”然而，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这些条款。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大军渡过长江。4月23日，占领南京。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周恩来任大会临时主席，致了开慕词。次日，他在会上作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说明：我们的共同纲领“不能不转向建设方面”，“重点要摆在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会上，周恩来被推选为常委会副主任，兼任第三小组组长，负责起草《共同纲领》。 8月26、27日，周恩来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在会上他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有中共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这个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建议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要长期存在。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在会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次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27日、29日，会议在周恩来等主持下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方案。30日，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及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后又当选为副主席。 下午6时，全体代表坐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在此典礼上，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毛泽东宣读了碑文。周恩来手书的碑文，镌刻在庄严的纪念碑上。 10月1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了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一位在场的外国人描写道：“在位于天安门广场的昔日皇宫主门的城楼上，悬挂着几个巨大的红色宫灯。在这座城楼上聚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员，他们是在此之前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上选举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升上了天空，乐队奏起了国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礼炮齐鸣。”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曾写道：“北京故宫的前面是一个巨大的广场。这支中国人民的军队，从头到脚装备着从国民党分子那里缴获的美国武器……他们连续不断地通过广场，历经两个半小时。”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政府首脑，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 建国之初，北京曾经盛传过一件事： 一天，周恩来总理坐车到西苑飞机场（那时还没有首都机场）去送外宾，回来时，他看到路边上有一座新盖的大楼。他立刻对秘书说：这座楼是谁家盖的？建设计划中并没有呀！秘书回去一查问，果然这是计划外的建筑，是建筑公司利用几项建设后的剩余材料，自行动工兴建的。 这件事说明，周恩来对于建设事项的熟悉，真可谓全局在胸，纤毫不漏。 战争年代，周恩来管军事，也是这样。在大决战中，一次，作战参谋送来一份敌军兵力部署的详图，他一看，立刻指出，缺少了一支部队，漏写了。现在，他把自己缜密的心思、不倦的精力，用到经济建设上了。 周恩来的这个转变，是在1949年。 在新中国建立前，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着全国范围的大进军，他的心目中，是把战争放在第一位的。直到1949年7月，他还说：“现在人们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但是还没有完全胜利；我们已经开始建设，但是还没有结束战争。” “我们的一切工作，首先要为着把战争、把革命进行到底。”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战争仍旧在进行，但是周恩来的思想已经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12月，他说：“现在，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建设方面。” 周恩来总理，是全国人民的总管家。从内政外交，内政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他无所不管，而且处理每一项工作都十分认真细致，井然有序。当时，周恩来五十多岁，精力充沛，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敢说敢为，为人民共和国各方面的工作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在内政方面，他处理的许多工作中，最繁重的是经济。 周恩来常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外交的目的是什么呢？内政又为了什么呢？外交就是要争取造就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是要建立和开创一个团结稳定、民主和谐的局面，而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把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1949年12月，他提出了“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 不料想，1950年夏，发生了朝鲜战争，后来我国进行了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战争，需要政府的大量财政支出，同时，周恩来还要照顾到国内的事情。在国内，土改、剿匪、镇压反革命、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等重大任务，仍在进行，必须统筹安排。他的心是多么挂念着国家的恢复和建设呀！ 当然，首先要保证战争的胜利，否则国家就会陷于危险之中。在战争情况稳住以后，他就在考虑怎样继续国内的经济恢复和建设了。 一方面是迫切的心情，另方面又要看客观的可能。这就反映为方针的几次变化。 1950年，国家预算赤字是百分之十二。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能取得这样的结果，当然是一个大胜利。当时，军费占全部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二，抗美援朝直接支出占军费的百分之六十，占全部预算的百分之三十一。 1950年12月，周恩来手书1951年的概算总方针是：“既要照顾到国防开支急迫需要，又要保证财政状况和市场继续稳定。” 到1951年4月，周恩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这时他说：“抗美援朝仍应成为1951年各项工作中的首要任务”，我们要“既保证国防急需，又照顾到财政状况及市场的继续稳定”，这时他加了一条：“同时也着手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 到这年11月，周恩来已改变了方针，是“既要保证朝鲜战争胜利，又要保证国内物价稳定，同时还要照顾国家建设”，把“战争胜利，物价稳定，进行建设”作为1952年的要求。 后来，毛泽东概括这十二个字成为六个字：边打，边稳，边建。 1952年度，军事费用（包括在朝鲜的战费）降到了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三，这年，国家经济建设的投资已经超过了国防支开。 1952年，国内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了。 从1953年开始，我国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我国经济建设的“一五”计划、“二五”建议、“三五”草案、“四五”纲要草案以至不少的重要年度建设计划，都是在周恩来亲自主持或参与指导下草拟的。1952年初，按照周恩来的建议，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组成的领导小组，组织领导“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1954年4月，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调整为由陈云任组长的八人小组编制“一五”计划。10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聚会广州，用了一个月时间，审查通过修改以后的“一五”计划草案，然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然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颁布实施。总的说来，“一五”计划草案曾经进行过五次重大的修改和充实。周恩来经常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对计划包括细节——进行研究，直到最后定稿。 “一五”计划的编制和执行，是很成功的。这个计划的完成，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1952年8月，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草案”提出了“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 1953年初，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上说：今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动员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3年度的建设计划而奋斗，是我们贯穿全年的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1954年9月23日，他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讲：“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 旧中国为什么受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凌？因为落后，首先是经济落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中国人民直不起身来，处于被压迫、被榨取的境地。革命胜利了，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是改变了生产关系，这就可以使生产力得到发展。经济发展了，国家富强了，中华民族才能尊严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扬眉吐气，说自己要说的话，为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正如周恩来所说的：“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永远站立起来。这是一百多年来多少志士仁人所追求并为之流血奋斗的宏伟事业。不实现工业化和经济改造，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完全独立，就不能持久，就不能避免遭受挫折。” 周恩来的这个思想在脑海中是很牢固的，贯穿他的一生。十年后，1963年9月5日，他在接见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时，还对他们说：取得完全的独立，建设和改造一个国家，是个更艰巨和长期的任务，不只是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要上百年。关键不仅是取得政治独立，而且要取得经济独立，才算是真正的民族独立。 实行每个五年建设计划，是我国经济建设迈出的重要一步。曾经多年任周恩来经济秘书的吴群敢说，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我国制定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草案，“在此期间，所有苏联援助建设的项目，包括选址、规模、配套等等，都经周恩来逐个审定并电告苏方首脑洽商。‘一五’计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建立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初步改善了我国工业的地区布局”。1952年8月，周总理审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后和陈云、李富春、李强、阎宝航等同志以及计委、经委的部分同志到苏联去谈判，在双方协定苏联对我国的援助项目时，开始是九十项，以后增加五十一项，合共一四一项，到1956年时经过增补，成为一五六项，这一五六项援助项目，从项目定下来，到供货、安装、生产，以及苏联专家帮助我们进行施工设计、试验研究等，周总理都是亲自过问的。 早在本世纪20年代初，周恩来刚加入共产党的时候，他就设想通过革命来建立新的政府，从而发展生产，开发实业，达到经济的发展。他说：“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革命成功后，生产的劳动阶级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消灭了私有制度，集中了资本，公有了农田，重用世界上的科学家来帮助无产者开发实业，振兴学术，更进而求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均平配合”，那时候，才能使“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科学为全人类效力”。 现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在中国开始了，周恩来已经是政府总理，面对着旧中国半殖民地的极不合理的经济布局，他费了很多心血——对能源、电力、有色金属、重要煤矿等这类属于经济命脉性质的工业，放在什么地方；内陆地域的大片工业空白中，怎么布点等等，大到国家宏观安排，小到企业内部的一些重要措施，周恩来都考虑到。据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说：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仍抓紧经济建设工作，而且抓得很多，很广，很细，对许多部门的情况、问题、数字了如指掌，他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的重要企业，有的还不止去一次，50年代、60年代，一直这样。 周恩来深入工厂、矿山基层，不光是视察、了解情况，而且也是学习。50年代他不止一次地到过上海钢厂。1957年7月他到上钢一厂二转炉车间时，登上了五号行车，恳切地对行车驾驶员徐金庚说：“徐师傅，我拜你为师。”他在徐师傅指点下，亲自驾驶了行车。 1958年7月17日上午和晚上，周恩来两次到上钢一厂，在炉前，他和工人一起挥舞铁锹，进料加矿石，尽管满头大汗，依然干劲十足。在劳动间隙，他和工人一起就地休息，聊天，了解情况。厂领导把冷饮送到周总理手里。周恩来一边擦汗水，一边看着手里那瓶汽水，问：“他们呢？” 一旁的工人扬起手中的汽水瓶：“我们都有。” 周恩来看见工人手中的汽水是白色的，自己手中的汽水是淡黄色的，就问厂领导：“怎么颜色不一样？” “这是为总理预备的。” 周恩来慈祥而又严肃地说：“都是劳动者嘛，工人能喝，我为什么不能喝？不能特殊。”说着，他把自己手里的淡黄色汽水换了一瓶白色的盐汽水，和工人一起喝着谈起来。 周恩来对于经济建设工作非常内行，一方面是因为他有广博的学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注意倾听大家的意见，直至亲自实践和体会。 周恩来把经济建设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他在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并且概括出很多重要的思想观点。例如，他始终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一定要落实到经济建设这个业务上；他认为在经济建设中，必须妥善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他认为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他认为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等等。 周恩来说，经济建设要有四个观念：整体观念，重点观念，先后观念，全面观念，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建设不看到整体不行，看到了整体，心中有了全局，才能够建设有重点，安排有先后，全面地考虑问题。他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结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时，突出地强调了要“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 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一个既分工又合作的事情，必须安排得恰当，才能把全部机器都运转起来，才不至于互相妨碍或抵消，这部机器不是简单的，是一部很复杂的机器，领导者对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得好。 1958年到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等因素，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周恩来在1962年说：“这四年，工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指标本身就没有综合平衡”，结果是“被迫地大调整，被迫地后退”。为了改变“大跃进”中出现的许多不协调现象，就必须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调整的积极意义，在于“逐步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 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周恩来也是不理解的，正如他1966年7月29日在北京的群众大会上所说，自己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说：要做“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做旁观人不行。”他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之度外，一切为了这个国家和这个党。 1966年冬，他对一位领导同志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他还说过：“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他认为当时的情况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从这些话可以想见周恩来当时的沉重心情和坚毅态度。他忍辱负重，在潮头上审时度势，尽力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一方面要使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继续进行，另方面要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要保护大批党内外的干部，还要同林彪、江青一伙坚持斗争，而斗争又必须限于毛泽东能够接受的程度之内。这是一场既艰巨又坚韧的战斗，有时候，他甚至不得不说一些不想说不愿说的话，做一些不想做不愿做的事，正如邓小平所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是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陈云说：“没有他，‘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彭真说：“他不那样做，就跟我一样进秦城监狱了。他是委曲求全，处境困难。” 周恩来的苦衷，从另一件事也可看出来。“文革”中，某省有一个干部，共产党员，贴大字报批评周恩来“别人怎么说你也跟着怎么说”。当地对这个人进行了批判，并且要进一步“审查”他。省委办公厅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就叫身边工作人员给省委打电话：“不要进行批判，不要施以压力。” 长期在周恩来身边作秘书工作的顾明说过一段话，十分透彻地讲了周恩来当时的处境和态度： 现在有人提出来说周总理当时为什么不劝阻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批评毛主席？我个人认为在那个时间如果周总理批评毛主席，反对发动“文化大革命”，其结果是导致党的分裂，所以周总理不会批评毛主席，而且在“文革”初期周总理也没有意识到会发展成后来的那个样子。同时我认为周总理有个信心，就是他相信毛主席会自己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个错误。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毛主席是逐步认识到了，如对王、关、戚，对陈伯达，“九一三”事件批判林彪，一直到批评“四人帮”。周总理做事就是要维护党的团结，避免分裂。如果那时批评毛主席，当时情况下的很多群众就要起来反对，所以我认为在“文革”中的不幸之大幸，就是党没有分裂，而且保证了基本的生产。 1971年美国的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回国后对总统尼克松说，他同周恩来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周恩来几乎无法隐藏他的苦恼。”尼克松认为这是不奇怪的。基辛格对周恩来的评语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常连续工作十七八小时甚至二十多小时不得休息，有时连吃饭也顾不上。他曾感慨地对医生说：“‘文化大革命’要让我少活十年。” 有位经常采访周恩来会见外宾的记者说：“十年动乱以前，我从没看见总理有倦容。可在1970年前后，总理的面容显然消瘦下去，头发也白多了。会见客人的时间一长，服务员就送上去一块热毛巾，总理擦把脸，又精神奕奕地谈起来。” 1974年6月1日中午，周恩来在最后环顾凝视了一下自己的办公室后，便告别了曾经工作生活25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前往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在医院中度过了自己生命历程中最后的一年零六个月。 周恩来是在1972年5月间一次常规的检查中发现患有癌症的。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在党和国家遭受到危难的年代里，周恩来始终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忧虑之中。周恩来不顾病魔缠身，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这面旗帜，在各个领域里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尽可能地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摆脱出来。为此，他把自己的疾病置之度外，一再要求医务人员要把治病与他的工作统一起来，治疗要适应配合工作，要使工作不受影响和干扰。 然而不久，周恩来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这一正确主张被否定了。全国的中心工作改为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这一形势，于1973年冬发动了针对周恩来的反对“右倾回潮”运动。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每日大量便血，有时多达上百CC。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团除了在政治上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把矛头公开指向周恩来外，还常常借故打着“商量工作”的幌子，无端干扰周恩来的治疗工作，并且迫使周恩来承担了频繁的迎送外宾的礼节性工作，经常要从城里到首都机场往返数十公里。这对一个已经身患重病的古稀老人来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向身边的同志吐露过，说自己感到疲乏，想喘息一下。但是，为了不让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落入江青集团手中，为了遏止当时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再度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动乱不堪的局面，周恩来强支病休，靠输血坚持工作，不分昼夜地抱病操劳。直到1974年4、5月间连续四次发生缺氧症状后，才同意住院动手术，但仍坚持妥善办完最后一件公务。这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但他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于5月29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正式会谈。医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带着医疗器材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之后，他才交待了工作，向秘书口授“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后，才住进了医院。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作了第一次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医生们对此抱有充分的信心。但是，8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又出现反复，为此不得不又进行第二次手术。当周恩来住院这一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后，人们的心头无不笼罩上一层阴影。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性的历史灾难中，人民从周恩来砥柱中流、力挽狂澜、呕心沥血的努力中，认识到他是人民意志和愿望的体现者，因而更加赢得了人民的衷心爱戴，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寄托在他的身上。 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抱病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当他步入宴会大厅时，出现了令人十分激动的场面：全场沸腾起来，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坐在前面的中外来宾一拥而上，紧紧地围簇在他的身边，争相向他问候致意。不少坐在后面的同志，纷纷站在椅子上，遥望祝愿。周恩来短短数分钟的祝酒词，竟被全场热烈的掌声打断了十余次之多。它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党心、军心、民心所向。 国庆节过后，毛泽东提出了筹备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的意见，并亲自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反革命集团认为夺权时机已到。10月17日，江青利用“风庆轮问题”带头发难，大闹政治局，有预谋地围攻邓小平，意在闹掉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提议。邓小平坚决顶了他们。江青集团经过密谋后，派王洪文紧急赶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诡称“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 在医院的周恩来得知“风庆轮事件”后，10月19日，在找了邓小平等同志了解了事情经过后，把当时毛泽东的联络员找到医院，向他们明确指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他还表示要继续做工作，慢慢解决这一问题。10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了“风庆轮事件”的汇报后，愤愤地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安排，并再次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在这关系到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不顾自己两次大手术后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毅然再度担负起处理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重担。从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周恩来连续十多天在医院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以及王洪文、江青谈话，并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解决“风庆轮事件”问题，研究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11月6日，他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并汇报了自己的身体情况。信尾表示，“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12月间，周恩来在医院中紧张地展开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是一个异常繁重而棘手的工作。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周恩来事必躬亲，通宵达旦地工作着。他在审阅四届人大各界代表的名额分配名单后，致信中央政治局，提出要增加老干部的名额。他在审阅了政府工作报告后，提出了修改意见。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周恩来更是反复考虑，煞费苦心。针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委等部委的情况，周恩来约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几次研究，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重大，以周荣鑫掌管为宜；文化部、体委可作让步。之后，他在医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通过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名单的三个方案。 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临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隐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经过慎重考虑，叶剑英表示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因为目前正是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并反复叮嘱医务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在长沙，周恩来逗留了五天。毛泽东在谈话中劝周恩来安心养病，并再次称赞了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两人还谈到了“四人帮”的问题，毛泽东批评了江青、王洪文搞宗派，指出：“江青有野心”。就这样，周恩来以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企图通过组阁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一集中反映全国亿万人民迫切愿望的振奋人心的宏伟目标。这是他生前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政治遗言。 四届人大开过后，由于过度劳累，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每日便血不止。3月间，在作肠胃镜检查时，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月底又再次作了手术。对于自己的病情的一再恶化，周恩来是十分清楚的。很显然，死神在向自己一步步逼近。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于任何人也无法抗拒的自然法则——生老病死，周恩来专门谈到了生死问题，说：“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早在十几年前，周恩来就同邓颖超共同商定，相约死后把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这回，在得知自己的病已经不能挽救时，他又一再叮嘱说，不要保留他的骨灰。他坚信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不灭，生息不已。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周恩来十分清楚自己责任的重大，自己的一进一退，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特别是在目前党和国家遭受危难之际，更是如此。党和人民迫切地需要自己坚守岗位。5月7日，周恩来到北京医院看望了谭震林等同志，并专门接见了曾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医务人员。他在谈到自己的病情时说：“我估计还有半年”，并表示“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3月到9月间，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以重病之身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102次，会见外宾34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3次，外出看望人4次。下面，举一些例子： 4月3日，在刚刚动完手术，病体尚未恢复的情况下，因对方的再三恳求，躺在病床上会见了突尼斯总理努伊拉。 4月19日，得知金日成来访后，坚持下床会见，因脚肿穿不了皮鞋，特地赶制了一双圆口布鞋会见了金日成。 5月3日，抱病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帮”的问题。会后，经毛泽东与周恩来共同商定，由邓小平主持批评“四人帮”的会议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次会议使得江青集团的活动稍有收敛，从而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条件。 6月9日，不顾医生的劝阻，前往八宝山参加“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并亲致悼词。在为贺龙同志三鞠躬时，周恩来一连鞠躬7次，以表示自己深切的哀悼和“没有保护好他”的歉疚之情。贺龙同志的家属见他病容满面，十分消瘦，劝他保重自己的身体时，周恩来表示自己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在场的人听到这句话无不心如刀绞，悲咽失声。 8月26日，会见西哈努克、宾努、乔森潘，在讲话中希望他们加强团结，巩固胜利。 9月7日，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和医务人员的再三劝阻，坚持会见了由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在谈到自己的病情时，周恩来坦然而风趣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并请客人转告齐奥塞斯库，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在旁陪见的同志解释说，这是指邓小平同志。周恩来最后预言性地表示：具有50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这是周恩来一生中难以计算的会见外宾中的最后一次。 在医院的这些日子里，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也不允许他安心治病。他必须时时注视着政治风云的变幻，提防着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举一动。四届人大后，始终把周恩来视为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最大障碍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不甘心企图组阁的失败，他们先是以反对经验主义为名，声称“经验主义是当前大敌”，指责政治局“不抓大事”，“不抓政治”，攻击周恩来。继而又利用毛泽东评论《水浒》一事，大批“投降派”，宣称“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已经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在这种形势下，一生曾经历过无数次惊涛骇浪的周恩来，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心情十分沉重和悲愤，不得不为捍卫作为一个革命者高于一切的政治生命而奋起抗争。1975年7月1日，他在同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签署完中泰两国建交公报后，一部分工作人员趁摄影记者还在，围住了周恩来，要求同他合影留念。周恩来答应了，但表示：“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划××。”一句话说得大家心情沉重得都抬不起头来。他们曾跟随周恩来多年，深知他的为人，不论是怎样险恶的环境里，也不论在怎样沉重的心情下，都很少谈论到个人的安危，今天突然吐露出来的这句话又意味着什么呢？1975年9月间，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癌症的消耗，体重由原来的130斤下降到几十斤。在病痛的折磨下，他连散步4分钟的力气也没有了。9月20日，医生不得不对他进行了手术。手术前，周恩来或许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要来了自己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已经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了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十二”。在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就在这次手术中，发现他身上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全身，无法医治。为此，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就在周恩来病情急剧恶化的同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再度发生逆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10月下旬，医生们对周恩来再次进行了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躺在手推车上的周恩来询问邓小平来了没有？当邓小平靠近手推车时，他握住邓小平伸过来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有能够起来。作为一个已经战斗了数十年、饱经风霜的政治家，周恩来虽然躺在病榻上，但仍然十分关注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担忧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开始他还可以强撑着自己看报，后来便只能依靠医护人员读报了。形势在一天天恶化，但是在这种悲剧面前，周恩来又能表示些什么呢？医务人员常常看到他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不时地摇头叹息…… 癌症的晚期是十分痛苦的。周恩来以极大的毅力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每当难以忍受的病痛袭来的时候，他就紧紧地握住医务人员的手，一声不吭，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每咽一口饭，他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为了党和国家的大局，他决意要顽强地活下去，哪怕是多坚持一天也好。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多吃几口，来，给我数数。”当费力地咽下一口后，他念叨着：“一！”又咽下一口：“二！”……“三！”……12月中旬，周恩来已经不能进食了，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癌细胞广泛扩散，剧烈的疼痛常常使得他晕了过去。为了减少他的痛苦，医生不得已动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 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恩来想到的仍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仍是工作和他人，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1975年12月间，周恩来对前来看望他的老一辈革命家叶剑英等人嘱咐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在同王洪文谈话时，他一再告诫王要记住毛泽东1974年底在长沙同他们两人谈话中关于“江青有野心”的那段话。12月20日这一天，周恩来的体温三十八度七，但他仍然在病榻上，吊着输液瓶子约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他询问了台湾近况和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中止谈话，他抱歉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十分钟再谈。”随后，便昏迷过去。 12月底，当周恩来得知曾给自己理了20多年发的北京饭店朱师傅几次捎信要来给自己理发后，便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老朱给我理了20几年发，看到我病成这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吧，谢谢他了！ 1976年元旦过后，尽管医务人员进行了全力抢救治疗，但周恩来的病情仍在继续恶化。处于病痛极度折磨之中的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低声吟唱起国际歌，并对守在身边的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1月7日晚11时，当医生们到床边进行治疗时，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双眼，凝视了一下，认出了其中的吴阶平医生，他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这是周恩来生前所说的最后几句话。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与病魔的搏斗中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精力，怀着许许多多造福于人民的美好设想，怀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深深的关切，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离开了人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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