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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1年7月至1927年7月，陈独秀连任五届中共中央总书记，这期间中国革命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与他息息相关，从而给他写下了一段光辉的历史。但是，在大革命后期，他又犯下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从而导致了大革命的惨痛失败。陈独秀也因此留下骂名，成为悲剧式人物。 过去，把这称为中共历史上第一次路线斗争。 1924年元旦，陈独秀出席了上海的党团会。在这次会议上，鲍罗廷建议作为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不参加国民党一大，陈独秀同意了，并且事前通知了孙中山。 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介绍了“三大”以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和目前各地加入国民党的情况。几天前，陈独秀与秘书罗章龙共同签发了《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要求各地指定参加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陈独秀讲话时考虑到了党内一些同志的意见。12月15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论工人运动》；4天之后，瞿秋白又在《新青年》季刊第2期发表《自民治主义到社会主义》，均是针对他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提出针锋相对的意见。同时，鲍罗廷还一再提示他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对此，陈独秀说：“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是作为国民党内的秘密支部，……虽然要尽力争取国民党内的领导权，但做法要自然。” 中央执委会的成员明显地感受到了陈独秀发言中的与以往不同的东西。 国民党“一大”期间，孙中山以撤销大本营宣传委员会的方式，自动免除了陈独秀国民党宣传委员长一职。 1924年2月，出席广州国民党一大的共产党代表都先后到了上海。“三大”执委利用这个机会召开了三届二次中央执委会大会，作出了《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 《决议案》出现一些新提法，如“对他们中间极腐败分子，亦宜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须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我们切不可把那样的分子，欲认为他们是所谓的右派”。 陈独秀十分满意大会接受了他的观点。 5月上旬，陈独秀与张国焘去拜访刚从苏联回到上海的维金斯基。维金斯基说：“中共中央的工作方针重点应放在本身组织的发展和领导工人运动上。对于国共合作，共产党员要积极支持左派，反对右派。”陈独秀决定开一次中执委扩大会议。 这次大会改变了2月的《决议案》。承认国民党内有右派，提出我党在国民党内的方针是：“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同时强调了职工运动，提出“党的最重要的职任，便是继续在产业工人里有规划地创设工会的组织。” 邓中夏等对此十分满意。 但陈独秀坚持“应到国民党工人部去开展工人运动。” 对于农民运动问题，在最后形成文件时，陈独秀同意写进农民问题决议案，但只提出一些宣传性口号，而且，把它安排在文件的末尾。 陈独秀对自己的一些个人独断进行了检讨。 在国共合作政策上，蔡和森与瞿秋白、邓中夏、张国焘一样，有不同看法。 “四大”之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工人运动。 5月，上海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白热化。5月15日，发生了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的事件。 5月30日下午，2千多名示威群众行至南京路时，遭英巡捕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1人，重伤10余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刘少奇等人刚从广州回沪，参加了会议。在会上，陈独秀强调民族自由运动是一个长期斗争，要有普遍的持续力。会议还决定立即成立上海总工会，发动罢市、罢工、罢课反帝斗争。 为配合中共中央统一行动，周恩来等迅速领导了省港大罢工。于是，上海、香港、广东成为反帝斗争的前线。 陈独秀斗争情绪日益高涨。一天，他与瞿秋白坐在一起闲谈，说：“我以前讲罢工，主张依照法律、依照政府，现在看来，这条路行不通，只有依赖国民的团结力。” 瞿秋白知道陈独秀很迷信国民大会，说：“你主张召集全国工商学员代表大会，废除不平等条约，只怕段祺瑞不答应。” 陈独秀搓搓手，站起来说：“如果政府不答应，就和他干，发动国内战争，设立国民革命政府。” 瞿秋白说：“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孙文就抓了几十年武装，我们在必要时，也要走这一步。” 陈独秀很兴奋，他认为有必要把学生、工人、商人、农民武装起来，特别是农民，可以到处组织农民自卫团。 但陈独秀的武装斗争思想并没有持续多久。他在某种事件上号召民众援助国民党政府，或在某种事件上号召民众监督国民党政府。 8月20日，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一辆轿车疾驰而来，嘎然而止。廖仲恺与夫人何香凝缓缓下车，突然间枪声大作，一阵弹雨之后，身中4弹的廖仲恺倒在血泊中…… 枪声震惊了陈独秀。他知道，在国民政府四大支柱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中，廖仲恺是国民党左派领袖，早就是右派的眼中钉，但没想到孙中山死后不久，就遭此厄运。孙中山临死前还对身边的汪精卫等人说：“我看你们真是危险，我如果死了，……敌人一定要加害你们。”他的谶言在廖仲恺身上应验了。 陈独秀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必要性又产生了怀疑，孙中山已死，廖仲恺被杀，胡汉民、许崇智因与廖案有牵连，被迫离职。现在和国民党合作，就是与汪精卫、蒋介石、戴季陶这些人合作。陈独秀想，不如自己退出来算了，他这样考虑，但共产国际态度怎样呢？维金斯基是共产国际命令忠实执行者，列宁去世以后，共产国际更加强各国际支部的纪律，我不能违抗国际命令呀。 以这种心情，陈独秀与张国焘、瞿秋白等人悄悄起程，到北京参加十月举行的中共三届二次扩大执委会。 陈独秀在充分肯定“五卅”运动的意义后说：“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暴露了只顾自己阶级利益的特性，不能与工人阶级共同奋斗。戴季陶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进攻，表明中国资产阶级分化明显。因此，我建议共产党及时退出国民党而独立，这样可以不受国民党牵制。” 原来不赞成成立统一战线的张国焘一时拿不定主意，这时他看了一下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的脸，后者有些激动，正和张太雷小声说些什么。 张太雷这时说：“维金斯基同志的意见，希望中国的同志在讨论与国民党的关系时，要尊重共产国际对这个问题的一贯立场。”坐在一旁的鲍罗廷轻轻点头。 这时，张国焘要求发言，他说：“为了避免国民党和共产党更严重的摩擦，我认为现在不是退出国民党的时机。” 张国焘没朝陈独秀坐的方向望，而是迅速看了一下李大钊，李大钊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瞿秋白也说：“如果我们现在退出国民党，不利于国民党左派与右派的斗争，我赞成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支持国民党左派，利用这块阵地，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 提到国民党左派，陈独秀又想到了廖案发生之后，新上任的广州卫戍司令蒋介石。陈独秀表示服从大会多数。他觉得国民党第二次东征在即，不宜退出国民党。但他说：“我的意见可供同志们参考，我认为要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在有共产党的地方，都要实行与国民党右派作斗争的策略。” 代表们赞成陈独秀这个意见。 会议在形成决议文件时，不点名地批判了陈独秀等人的观点。 1925年冬，广州再次成为国共两党活跃的地区。国民党“二大”即将在此举行。 12月中旬，张国焘带着陈独秀关于共产党在这次大会上政策的信件，到达广州。 出席广州国民党“二大”的共产党代表有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等人。 张国焘到广州后，马上召集出席国民党“二大”代表开会，宣读了陈独秀的信。陈独秀在信上写道：“现在革命处于低潮，因此在统一战线上应采取让步政策，要把国民党的各方面人物都包括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去。这样才能团结国民党。” 这同鲍罗廷及广东区委意见差距很大，他们计划在大会上打击右派，提出开除孙科、戴季陶等人的党籍。 陈延年说：“这样做，只会增加国民党右派势力。”他指了指信说：“信上居然点名要把戴季陶、孙科这样的右派人物选进中央委员会，这不是妥协退让吗？” 这时，周恩来点头赞同陈延年的意见。对陈独秀的上海中央局，周恩来是有看法的。在第二次东征中，周恩来发现蒋介石排斥军队中的共产党，便和鲍罗廷、陈延年商定，组织我党独立领导的正规军，但遭到陈独秀等人的反对，结果只在李济深的第四军组织了叶挺独立团。 张国焘对阵延年的发言有意见。作为陈独秀派来参加会议的党团书记，他用没有商量余地的口气说：“这是中央局根据形势分析作出的必要的策略，现在不能修改，而是要执行。” 代表们不再说话。 为了说服会议代表张国焘不得不亮底，披露了陈独秀等人与孙科、叶楚伦达成的协议。 不久前，一向态度强硬的国民党右派人物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经维金斯基撮合，和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在上海苏联领事馆举行了一次会谈。陈独秀知道，孙科急于同自己会谈，是担心在国民党“二大”上他和戴季陶可能成为攻击目标，这样必然被排斥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之外。因为共产党人数及国民党左派人数在大会上有左右大会的作用。 会谈开始，陈独秀就给孙科等人吃了颗定心丸：“我们没有包办国民党的企图，在国民党‘二大’上，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不会超过三分之一。” 张国焘也点头同意。 孙科、叶楚伧等人见陈独秀完全是让步姿态，表示满意。 但又强调，共产党要和国民党合作，必须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不能包办国民党事务，不能排斥国民党忠实党员。 会谈结束后，陈独秀很高兴，他觉得自己在反国民党右派的策略上，又有了进展。 “原来如此”，会场上出现一阵不满的声音：“这是要不得的安抚政策。” 陈延年表示：“我可以服从中央局的指示，但我保留个人意见。” 国民党“二大”开会在讨论中央委员名单时，张国焘向汪精卫再次退让，要求减少共产党人数。他表示：“我和瞿秋白不再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他看名单中没有叶楚伧、邵元冲，说：“为了团结国民党各方面的代表，应该照顾到这些同志当选。” 汪精卫脸上露出了笑容。 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吴玉章联合国民党左派势力，没有完全执行张国焘、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退让政策。在他们的努力下，会议开除了邹鲁、谢持等人的党籍，给林森书面警告，戴季陶因中途退出西山会议派，没有严处，但要他反省检查。 因陈独秀的退让政策，大会选举的36名中央委员中，只有7人是共产党代表：毛泽东、吴玉章、李大钊、董必武、恽代英等。 选举结果出来后，共产党代表十分不满，对张国焘、陈独秀等人很有意见。张国焘在广州立不住脚，耽搁了几天后，匆匆乘火车离开广州，回到上海。 廖仲恺被刺后，蒋介石的主要权力障碍是胡汉民、许崇智和汪精卫，许崇智、胡汉民因廖案已不战自溃。蒋的主要对手是在国民党“二大”上联手的共产党和汪精卫。 对于共产党，许多国民党老右派在冲锋陷阵，正合蒋介石之意，他借国民党左派势力打击国民党右派势力，又借助假面具获得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的信任支持，权势不断扩大。 “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老右派张继、居正、谢持等3月29日在上海开伪国民党“二大”时兴灾乐祸地说：“三．二○事件”是共产党“起反动于本党之政策发源地”，造成广州已经清共。 为了弄清事件真相，陈独秀派张国焘去广州，同时等候布勃洛夫回国后的国际指示。 陈独秀弄不清对蒋介石的态度，又不甘寂寞，便根据布勃洛夫谈话要点，决定与国际以往政策保持一致。4月3日陈独秀在《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里说：“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柱石”，4月13日在《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一文里，对于蒋介石假意辞去军职一事说：“蒋君的责任是在不把自己变成军阀，并努力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没有军阀发生，自己个人消极的辞去军职，这是不对的。” 陈独秀还说：“我们和蒋介石合作，要忍耐、冷静。” 4月下旬，彭述之奉陈独秀之命到广州主持广州特委工作，贯彻中央关于参加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政策。 彭述之到后，主持了一次广州特委会。他说：“独秀同志最近主持了一次中央局会议，提出对抗、孤立蒋介石的政策，请同志们发表意见。” “你是否主张退出国民党？”鲍罗廷很严肃地问。 “我们应当立即退出国民党”。彭述之不示弱。 鲍罗廷缓和了一下口气：“广州有可能发生右派政变，现在应该支持蒋介石的革命独裁。”他坚持对蒋介石让步，与最近他个人和蒋介石达成三点协议有关；鲍罗廷同意蒋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支持蒋介石北伐，蒋介石同意对国民党右派采取制约措施。 大家都沉默了，这时，彭述之说：“大家讨论吧。” 张国焘说：“我同意鲍罗廷意见。如果大家没有意见，我看大家签字表态，这样就是一致意见了。”说完，他带头签了字。 5月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不能做国民党中委；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中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委员的三分之一；不得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指示信及共产党发给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先以两党联席会议讨论才能发出等。 “整理党务案”在大会上经过激烈争论，被通过。吴玉章的秘书长一职改由叶楚伧担任；毛泽东的代理宣传部长改为顾孟余；谭平山的组织部长由蒋介石担任。 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主席，组织部长和军事部长，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垄断了国民党党、政、军、财大权。 在上海寓所的陈独秀吞不下这口窝襄气。他于6月4日，发表了《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并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里说：“贵党‘整理党务案’原本关系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针对广大党员对蒋氏的不满情绪，陈独秀提出“办而不包，退而不出”八字政策。 陈独秀在驳斥了蒋介石的一些观点后又说：“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它，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反革命的团体；如果共产党同志中哪一个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 蒋介石看了陈独秀的信，皱眉说：“噜噜苏苏，长篇大论”，之后，对手下人说：“陈独秀的电报和信件可以证明，在3月20日事件上我们是一致的。” 1926年6月7日，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年训词中说，“近来我有一个主张，是现在中国国民党里面的共产党同志，应该退出共产党，完全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如其不然，大党中间有一个小党……这个大党一定要动摇的。” 4月12日深夜，上海街头一片白色恐怖，青红帮流氓荷枪实弹，同时向闸北、沪西、虹口、南市、吴淞等地工人纠察队进攻，周凤岐的军阀军队、租界的帝国主义直接间接地加入屠杀工人的行列。次日，大雨倾盆，宝山路一带，百余丈大马路，血流成河，遭到军队突击的100多名参加游行抗议的工人尸体横卧街头……。警笛昼夜嚎叫，300多名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被枪决，1000多人被捕，成千上万人涌向码头、车站。……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陈独秀极度消沉。 4月27日，中共中央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小召开“五大”。 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几乎全在这里。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李立三等80多人参加了会议。为防意外，开幕式后，大会转到市郊黄陂会馆召开。 在“五大”开幕这天，是李大钊临刑前夜。4月28日，他被张作霖杀害。 十天前，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荪在广州被李济深、古应芳、钱大钧杀害。 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没来，作为转入地下斗争的上海特委，正在白色恐怖中和敌人周旋。 陈独秀主持会议。身旁坐着罗易、维金斯基、鲍罗延及米夫、罗卓夫斯基等人。 会前，住在中央机关61号的陈独秀精心准备了长篇发言提纲。 陈独秀首先想到的是中山舰事件，他重重吸了一口烟： “当时退让是不错的，左派力量就是弱嘛！汪精卫不也回避了吗？” 上海的武装起义有没有问题呢？假若不举行武装起义，蒋介石就找不到借口缴工人纠察队的枪？ 他突然想到前几天吴玉章的一个提议，要把一个共产党员领导的营扩成一个师，他当时没同意，说：“这不是让人家抓我们的把柄吗？” 陈独秀无奈地低头沉思。 朝气蓬勃的毛泽东，已几次和陈独秀谈到农民问题，这也许和《向导》上个月登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关。但陈独秀感到，这位擅长农民运动的活动家，对他已很疏远！ 毛泽东主张没收地主土地，目前也太革命了，这样必然会引起国民党左派内部的不满。但对土地问题一点不关心，也是太右了，毛泽东意见会更大，走中庸路线吧。 陈独秀在铺陈文章时，脑中总有一个影子，在恍惚之中支配着他的思维。 这个影子就是共产国际！ 对下一步怎么办，陈独秀很伤脑筋。上海、广州、北京、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势力很强大。武汉是汪精卫的势力范围，共产党要想独立发展自己，是很困难的。 陈独秀的发言遭到了反对。 要求签名发言的达38人，达到参加会议代表的半数，任弼时、瞿秋白等人的发言引人注目。 陈独秀家长制的地位动摇了，彭述之自身难保。护驾的人越来越少。 瞿秋白写了4万字的小册子，满肚子话要说。 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周恩来，请罗亦农带来两点意见：中央要承认错误，彭述之不能进中央委员会。 陈独秀不相信，这些意见是来自平时看去十分宽容的周恩来。 毛泽东向大会提出了立即普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但陈独秀等人没有列入大会议程。 会议间隙，毛泽东与蔡和森散步。毛泽东说：“当年我们是漫步橘子洲头，其后在广州东山，今天走到黄鹤楼来了。” 蔡和森笑笑，说：“你的心情还挺好？” 毛泽东说：“自己宽心吧，我自己的情绪倒不要紧，我担心的是再这样下去，中国革命还要受损失。” “大会没有安排讨论你们的农民问题提案，会不会和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关？” “我们的差距的确很大，老头子越来越右倾了。” “陈独秀看不起农民运动。向西北去实质是逃避土地革命，最终是消灭革命。” “他根本不懂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我说农运好得很，他说过火了。” 在瞿秋白、任弼时、毛泽东、恽代英等大多数代表的坚持下，会议批评了陈独秀等人的错误，如中山舰事件，使资产阶级占上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重视拉资产阶级进市民政府，没有提出土地问题及与农民团结；蒋介石叛党时，不能使他孤立等。 陈独秀表示接受代表们的批评。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李立三、张国焘等31人。 政治局委员是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九人。彭述之落选。 政治局常委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周恩来任秘书长。 陈独秀虽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威信已大不如从前。 5月底，共产国际两个“紧急指示”传到中国，即“五月指示。” 指示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千百万农民自动没收土地。 罗易接到指示后，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罗易、鲍罗廷、维金斯基参加了会议。 陈独秀沉默无语。 周恩来、吴玉章关于建立共产党的独立武装的提议，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的主张都被他否定了，这份电报一拿出来，必然是一场轩然大波。 “我主张先不忙着把这个电报内容说出去，以免引起思想上的波动。”陈独秀说，“国际主张维护与国民党左派的统一战线，如果执行国际指示，势必导致联合战线破裂。” 蔡和森想，不拿出电报，不是扣压国际提示吗？ 鲍罗廷、维金斯基也感到，莫斯科太不了解武汉的情况，汪精卫这个人，哪能执行呢？ 陈独秀想说，国际指示是叫中国共产党人在粪缸里洗澡。 但没有说出口。 罗易想执行，他认为汪精卫同意了，便可执行。 给国际的回电字斟句酌成：“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 几天后，罗易私会汪精卫，泄露了“五月指示”内容。汪精卫大吃一惊，但不动声色地问：能否拿来看一看？ 罗易犹豫了一下，终于点头答应了。为了让汪精卫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信任，罗易决定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五月示的抄本给汪精卫看。他反复看了看国际的指示信，虽然有些不应直接给汪，但也没讲不支持武汉国民政府的话。 汪精卫得到抄本，说声：“谢谢”，便打发掉罗易。他将抄本递给陈友仁看，陈友仁面如土色，说：“这意味着两党之间的战争。” 汪精卫冷笑着说：“你既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刚从上海到武汉的周恩来，从国民党内部得知罗易泄露国际指示的情报，立即报告了中央。大家呆住了，鲍罗廷气得发昏。 鲍罗廷、维金斯基问罗易：“为什么这样做？” 罗易说：“我的本意是缓和与汪精卫的关系。” 汪精卫得到“抄件”，拿给唐生智及其部下看。6月4日，即发生了江西省省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将方志敏等164人“礼送”出境的事件。 后来毛泽东说：“谁促成同国民党的分裂？到头来还是罗易本人。” 愤怒的鲍罗廷将罗易泄密情况电告了国际。 6月9日，因罗易泄密事件消沉了几天的陈独秀情绪又高涨起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北伐军与冯玉祥会师郑州后，张发奎、唐生智回师武汉，有利于抵制何键部队，共同解决共产党的危机将延缓。 鲍罗廷没列席会议。冯玉祥邀请江精卫、徐廉去郑州开会，因为是北代会议，鲍罗廷去了郑州。 张国焘也去了郑州，打听会议情况。 陈独秀觉得去年刚访问苏联的冯玉祥五原誓师，是国民党再起的希望。 但罗易否定了陈独秀的分析，他认为唐生智回来，情况严重，中共应执行“五月指示”，征服广东，发动湖南暴动，北伐军回汉时，实行总罢工，讨伐朱培德。 罗易想将功补过。在此之前，罗易支持蔡和森提议，准备发动湖南农民暴动，后与周恩来“大闹一场”，加上人骂“C．P．有推翻国民党阴谋”，陈独秀发火将此决议取消了。 蔡和森、任弼时表示赞成。会议勉强通过罗易提案。 会后，谭平山骂罗易是“左派”幼稚病。陈独秀写了《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坚持认为郑州会议是讨蒋会议。 这次陈独秀又错了。 6月13日，汪精卫、唐生智回汉准备分共。迎接他们的是“欢迎铁军凯旋”的罢工，和“打倒纵容反动势力的国民政府”口号。 一打听，是总工会领导人刘少奇及中共中央秘书长蔡和森同意的。 汪精卫立即找到鲍罗廷、陈独秀，声泪俱下地说；“总工会连络武人来倒我。” 鲍罗廷、陈独秀“气得要死”，对总工会行动很不满。 6月27日晚，冷落的街道不时传来几声汽笛声。 西门子鲍宅里，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谭平山、张太雷、周恩来、罗易小声交谈着。 “中央军委得到紧急情报，获悉何键今日就动手了。”周恩来讲话时，已是次日清晨，“我们和湖北省委已经决定，下午把总工会纠察队调进武昌，编入张发奎军队。张发奎同意我们加入，但不能穿纠察队制服，不能带枪。” 蔡和森说：“这实际是解散纠察队了，何不率性公开公布，以消灭何键暴动之借口。” 罗易表示赞成。 陈独秀也表示赞同。 武汉工人纠察队有5000人，拥有3000支枪，有人反对解散这支队伍，但附议声很小。 最后决议是，同意公布25日总工会作出的解散工人纠察队的命令。枪械归还公安局长。 第二天，汉口《民国日报》刊出“全省总工会自动解散纠察队”布告。 50多年后的1980年3月17日，新华社播发为刘少奇平反的文件提到这件事，“主要应当由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负责”。 1927年7月12日，鲍罗廷按国际训令对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5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 国际训令6月底便到了鲍罗廷手里，内容是批判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中共中央，调回被解除顾问合同的鲍罗廷。之前，罗易已被国际电令免去“代表”资格，但鲍罗廷扣住了国际训令，没及时执行。 陈独秀6月中旬致电国际，述说暂时不能执行国际五月指示的理由。他说：“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动都抱有敌意……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我们迫切的任务是纠正‘过火’行为”。 这份电报促使共产国际下决心调整陈独秀、鲍罗廷和维金斯基。 鲍罗廷清楚，自己和陈独秀命运的一致性，陈独秀时代的结束，就是他鲍罗廷时代的结束。他尽力拖，希望峰回路转，拖了半个月，不能继续拖，国民党已公开准备叛变，汪精卫已通知谭平山、苏兆征退出国民政府。并且，接替他的国际代表已在往武汉的路上。 鲍罗廷当天与陈独秀谈话。张太雷传达了国际训令后，陈独秀一言不发，只点点头。老鲍很伤感，在中国很多问题上，他与这位前中共领导人是一致的。他建议陈独秀、谭平山到莫斯科。 和鲍罗廷谈话后，陈独秀给临时中央写了一文，称“我实在不能工作”，要求辞去总书记职务，之后收拾了自己的办公室。 陈独秀神情憔悴、似笑非笑地咧咧嘴，拿着一把大大的芭蕉扇，拖踏着一双黑平绒布鞋，步履蹒跚地走了。 陈独秀乘船到武昌，住进了党的一个秘密地点，和汪原放有联系的一家银行楼上。 数日后，发生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许多共产党、工农群众人头落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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