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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仅27岁，没有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倚仗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爬上中共总负责人的位置，推行极端“左”倾路线长达数年之久，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过去这被称为中共历史上第五次路线斗争。 1924年夏，王明从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毕业后，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 “商大”虽是公费，但王明因家境贫寒，连去武昌的路费和学费家中都支持不起，几经筹借，其母又卖了出嫁时的首饰，才凑了七块银元，王明得以入学。 “商大”内有一批进步教师，共产党员李汉俊、危浩生都在这里任教，他们和进步教师都在学生中宣传马列主义，对学生产生很大影响。王明入学不久，便和同学詹禹生发起成立了豫皖青年学会，王明被选为这个学会的事务部主任。王明的同班同学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梁仲明也参加了这个学会，他向王明介绍了十月革命及苏联的情况，介绍马列主义的书刊以及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情况。梁仲明的思想对王明影响极深。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中共中央决定实行罢工、罢课、罢市三罢斗争，以反击帝国主义的屠杀。 6月2日，武汉的学生举行了罢课，并举行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学生和工人运动。 当局怕事态闹大，提前宣布各校放假。 王明回乡后，又组织豫皖青年学会的少数会员在他的家乡金家寨大王庙内举行会议，追悼上海、汉口、青岛、广州各大城市的死难同胞。 因王明在学潮中表现突出。暑假后学校一开学，他就被吸收入共青团，一月后，由许鸿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10月7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国民政府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二十六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中山大学成立，首批招收300名学生。当时蒋介石、冯玉祥、邵力子、于右任等国民党要人，纷纷将子女送往莫斯科留学。这样，分到各地的名额就极少。分给湖北的只有10人，王明不在其内。 王明觉得能到苏联留学，是出人头地的良机，但湖北名额已满，他便跑到江西南昌，找到入党介绍人去上海，直接找负责此项工作的人。 当时，办理去苏留学事宜的是江苏省国民党党部秘书长姜长林。王明通过已来上海的湖北省党部负责人找到姜长林，恳请姜批准自己去苏俄。姜说名额已满。王明又磨湖北省党部负责人，请他再向姜请求。这位负责人找到姜，说明了王明的诚意。但姜说：“湖北名额已满，不能超出指标，陈绍禹不能去。” 那位负责人将姜的意思告诉王明后，王明激怒地跑到房志路平安大旅馆，对姜长林气呼呼地说：“如果你们不让我去，我就到巡捕房报告，让你们一个也去不成！” 姜长林并不害怕他的威胁，他看了一眼王明说：“你去报告吧，巡捕会先把你抓起来，因为你是积极去苏俄的。他们能饶你吗？” 王明一听，不吭声了。却又哭涕涕的向姜恳求，几乎要给姜下跪。姜见王挺可怜，答应向上反映。 姜长林把王明的情况向中共江浙区委报告后，区委表示不能突破名额，王明不能去。 当姜长林把区委的态度告诉王明后，王明又放声大哭，蹲在姜的办公室门前不走，一坐就是一天。姜无可奈何，再把王明的情况向江浙区委反映。最后，区委同意如别的省有缺额，就让王去。幸好还有空名额，王明于是才去了苏联。 在中共“六大”期间，王明担任了“六大”秘书处翻译科主任，他虽不是大会正式代表，但通过中共中央指定的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参加大会的学生全部给予发言权的机会，他便在会上夸夸其谈，背诵马列主义词句。同时，王明还讨好向忠发，博得向忠发的好感。但瞿秋白和邓中夏等人对王明十分反感，在会上建议：“中山大学及东方大学被指定参加大会的学生发言不要只重复理论，发言有时间就讲，没时间就不要讲。” 因瞿秋白、邓中夏等人的反对，王明在“六大”中没爬上来，从此，他对瞿秋白、邓中夏等怀恨在心。 “六大”后，王明在米夫的安排下，参加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翻译工作，并兼做中国交通局的工作。不久，王明生了病。病愈后，于1929年3月，被安排回国，这年，王明只有25岁。 对王明回国，米夫竭全力推荐，他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给中共中央下达指示，要中共中央对王明妥善安排。 王明回去时，正值李立三掌握中共大权之时。因王明从校门到校门，并无实际工作的经验，虽然米夫电示中共要重用王明，然而，李立三只安排王明在上海沪西区委做宣传工作。7月，周恩来又将他调到中共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兼任《红旗》报通讯员。 到《红旗》报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王明先后在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红旗》报上以“韶玉”、“石”、“慕石”等笔名发表了35篇文章。其思想大都来自共产国际，用共产国际的思想，论述国内政治斗争。他的文章所宣传的思想，也有错误的。主要是鼓吹“城市中心论”等不切实际的工人武装暴动，强调中国革命的危险是右倾，不是“左”倾，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起到了助长的作用。 1930年1月12日，王明在参加上海工联于英租界垃圾桥附近召开的一次布置年关斗争会议上被捕，被关在提篮桥监狱。当时，王明扮成工人模样，没暴露真实身份，巡捕暗示他有钱便可以放出去。王明便写下《红旗》报的地址，给了监狱看守。幸亏看守只索钱，才没造成损失，但《红旗》报机关只得转移，王明在12月18日上午出了狱。 王明出狱后，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中共中央，对自己暴露机关地址的错误，避重就轻。一封信写给米夫，说他回国后，中共不拿他当人看，让他到危险的斗争前沿，被捕后遭毒打，但自己表现顽强等等。米夫见信后，很不痛快，一面夸王明是革命英雄主义的典范，一面指责李立三对王明不重用。在四中全会前，米夫给李立三写信，向李立三陈述他的态度。 但中共中央在查清事实真相后，仍然于1930年3月16日给王明党内警告处分，并希望他接受批评，努力改正错误。 同时，中央将王明从《红旗》报社调到全国总工会工作，任全总党团秘书及《劳动三日刊》编辑。 到了全总后，王明找到秘书长罗章龙。说：“我想与你谈谈。” 王明便说了他在中山大学的情况，并哭丧着脸说：“东方部派我回国，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做领导工作的。这点，你要认识。”不等罗章龙开口，王明又说：“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以来，不懂马列，十分幼稚，一贯右倾，需要从上到下加以改造。” 罗章龙见王明口出狂言，十分反感，批评他要虚心。王明强辩：“这不是我的意思，是共产国际的意思。” 罗章龙说：“无论是谁，不管他权势多大，职位多高，都要尊重中国实际。” 王明又提出要在全总向大家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罗章龙不但不听从，还把王明的狂言告诉了全总其他人员，全总工作人员对王明都很反感。王明官场上失意，前途又渺茫，心情很苦闷。 1930年5月，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发动了中原大战，李立三于6月1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使“左”倾冒险主义占了统治地位。李立三的思想，与王明思想吻合，王明于是又振奋精神，披挂上阵，写了一篇又一篇鼓吹暴动的文章，为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摇旗呐喊。 由于王明拼命追随李立三，积极讨好李立三，李立三对王明有了好感，将他调到中宣部任秘书。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形成前后，遭到党内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然而王明不放在心上，而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的代表罗伯特的反对，使王明决心调转枪口，再把矛头对准李立三。 这天，王明得知李立三要在7月9日召开政治讨论会，讨论《决议》执行的事宜，便与“中大”回国的同学王稼祥、何子述、博古等，私下开了碰头会，交换看法，四人不谋而合，决定在政治讨论会上对李立三大举进攻。 会议一开始，李立三便讲了会议宗旨，讲了如何贯彻决议等等。李立三话音未落，何孟雄便站起来，慷慨激昂地反对李立三的发言及《决议》。何的发言，使会议气氛紧张起来。 何发言后，王明博古一递眼神，博古便起身发言，也反对《决议》。接着，王稼祥、何子述也向李立三开了火。轮到王明时，他手舞足蹈，引经据典，一条一款对《决议》进行批驳，并当场拿出马列著作，和李立三、向忠发等展开激烈的辩论。 李立三、向忠发虽是中共最高首脑，但谈起马列主义理论，却不如王明等，但不肯向王明等人低头，争论不过，李、向恼羞成怒，遂动用手中权力，把“右倾”、“小组织者”的帽子全扣到王明、博古等人头上。向忠发还当即宣布撤销王明中宣部秘书职务。 王明知道共产国际不支持李立三，便没把李立三、向忠发放在眼里，又写信给中共中央，再次陈述他反对《决议》的意见。信中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及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 王明的“万言书”，使李立三、向忠发更加压不住心中怒火，便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王明6个月的留党察看处分。同时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3人严重警告处分，而后调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何子述调天津，王稼祥调香港，博古暂留机关。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是李维汉，宣传部长夏曦，秘书李初梨。王明被分配到李初梨手下任干事。为进一步打击王明气焰。李立三专门到了江苏省委，向李维汉、李初梨等交待要对王明思想进行帮助，王明对来这里工作自然很恼怒，但他心中有数。 7月16日，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召开了扩大会议，吸收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周恩来、瞿秋白、张国焘等参加，讨论中国问题，在23日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会上批评了中共所犯的严重错误。并指派周恩来、瞿秋白立即回国，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错误。周、瞿回国后，在9月24日至28日，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会上一方面批评“立三路线”，另一方面对何孟雄点名批判。 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的批判，王明自然拥护。但是，他对会议的主持者瞿秋白，依然耿耿于怀。如今瞿秋白回国主持召开三中全会，主持了中共的工作，对于王明来说，真是泰山压顶，尤其使王明生气的是，王明因反立三路线受了处分，现在应是英雄了，但瞿秋白不以褒奖和重用，而连李立三给他的处分都没撤销。 王明对瞿秋白恨之入骨。 中共中央决定派王明到江西苏区工作。王明更是怀恨在心，正要动身前往苏区时，夏曦、沈泽民、陈昌浩等回到国内，他们给王明带来了一个大喜讯：共产国际收到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后，很不满意，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瞿秋白、周恩来主持的三中全会“抹煞两条路线原则上的区别”。还批评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实质，犯了“调和错误”。同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写了《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即“十月来信”。但信未到中共中央，沈泽民、夏曦、凯丰等已从米夫那里得知，他们回国后，没向中共中央报告，却暗地告诉王明。王明听了，真是惊喜交加，他马上神气起来，不仅拒绝到江西苏区，而且和博古一起，在11月13日，联名向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们认为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过去李立三同志为领导的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立三同志的路线和国际路线是不能并容的。立三同志的路线的发展，必然要起到脱离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国际的地位上去。（事实上已经走到了这种地位）。……但是三中全会的最大缺点就是对于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线没有充分地揭露其机会主义实质；没有使全党同志了解过去领导的差误而实行迅速的转变，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没有采取必要的方法（各种会议、党报上的解释等）迅速地传达国际路线到下级干部中去。 11月17日，王明与博古再次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 信的最后，王明、博古写道： 一、正式公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教育全党。二、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对我们的处罚。三、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污蔑和造谣！ 王明决定不去江西苏区后，就擅自离开江苏省委，搬到斗鸡桥去住。 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后，很重视，马上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5天讨论，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即“十一月补充决议”，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但是，中央对王明等知道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内容，不向中央报告，反而采取向中央发难的作法，进行了批评。 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也讨论了王明、博古的两封信，认为王明、博古与李立三的立场基本一致，分歧很小。王、博要求将他们和立三的争论公布于众，是从个人成见出发，和国际来信的意思无相同之处。因此，会议否决了王、博等人在党内挑起争论的要求。 12月1日，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上对王明、博古等不服从组织分配，违反组织原则，在党内犯自由主义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 王明倚仗共产国际的支持，对瞿秋白、周恩来和中央的批评，一点不放在心上。他继续挥动反六届三中全会的大旗。 12月14日，他在《实话》上发表了题为《立三路线与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文章，再次攻击三中全会。在王明、博古的呐喊下，何孟雄、李求实等江苏省委的干部，罗章龙、徐锡根等全总及上海工联的干部和工人，都卷入了反三中全会的浪潮里，使中共中央的领导声威急剧下降。 这时，王明又向中共中央送了《两条路线》的意见书。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小册子是王明在11月突击写成的。内容主要认为“立三路线”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理论与实际”、“托陈取消派从‘左方’来取消革命，李立三同志从右方来取消革命”。李立三的路线本来使“八七”会议开始的“左”倾冒险主义达到顶峰，而王明却认为“立三路线”右倾。 在王明、博古、何孟雄、罗章龙等大力攻击六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面对共产国际的压力及王明等人的反对声浪，只得接受王明等人的意见。并在12月11日，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决定将《决议》及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等四个文件下发全党。然而王明等人仍然不依不饶，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说要“从根本上解决政治上组织上诸问题”。 就在三中全会风波趋于平和之时，米夫于1930年12月10日左右从德国秘密来到中国，其身分是共产国际代表，来指导中共的工作。 早在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就已经宣布决定，不再向中国派驻代表，这次破例，和共产国际与米夫本人支持王明上台有关，米夫抵达上海之后，便着手做四件事，使王明跃入政治局，实掌了中共中央领导权，为“王明路线”的形成和推行做好了组织准备。 第一件，单独召见王明，听取汇报。在认真听取王明等人汇报情况，详细征询他们对解决中共党内问题的意见后，他对王明等人面授机宜，认为，通过紧急会议，并没有充分把握使王明等占据中央领导地位。因为王明等人在党内很孤立，而何孟雄等人是长期做实际工作的。召开紧急会议，很难控制多数，多数与会者不会赞成王明等人。因此，米夫决定召集六届四中全会，认为这较有把握把王明推上台。 当王明从米夫那里得知召开四中全会消息后，一面立即攻击与他共同要求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何孟雄、罗章龙等人，一面于12月14日发表《立三路线与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一文，把反对三中全会与瞿秋白的活动先捅到全党，还按国际“10月来信”的基调，修改和增补他的《两条路线》小册子，提出推行国际路线的纲领，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第二件，为王明等人翻案，为他上台铺平道路。米夫一到上海，立即向中央施加压力，要中央撤销对王明等人的处分。在米夫的压力下，中共中央于12月16日发出了《关于取消陈绍禹、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其中指出：“现在除正式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外，并将此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绍禹四同志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斗争的责任”。于是，王明就成了反“立三路线”的英雄。米夫提议由王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政治局没完全接受，于12月23日决定还在苏联的刘少奇任省委书记，回国前由王明代理。决定补选博古为团中央委员，参加团中央局工作。12月25日，任命王明为中共江南省委书记。这个省委实际是当时党在白区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领导机构，领导江苏、浙江、安徽的党组织及党中央所在地——上海的党组织。米夫有意安排王明担任这一重要职务，是把王明拉进中央的一个重要步骤。 第三件，打击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为王明扫清障碍。于是，米夫百般挑剔，要挟中央。在米夫逼迫下，12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发出了《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全盘接受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责，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是错误的。不久，米夫又授意王明，以江苏省委、团中央的名义，通过反对《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说它有三个错误：（1）没有宣布“立三路线”的破产；（2）在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面前解除了党的武装；（3）对中央转到国际路线的过程一字未提，使中央威信扫地，造成威逼瞿秋白下台的形势。 第四件，直接插手六届四中全会，帮助王明跃入政治局。 四中全会前，米夫就拟定了以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提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拟定了参会人员，规定扩大的四中全会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各地方、各部门的代表外，还要让莫斯科回来的一些学生代表参加，并且参加会议的人均有表决权。 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之后，米夫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四中全会，有的人在会前20分钟才接到开四中全会的通知，有的人到会后，连开什么会也不知道。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期一天。会议一开始就进行了激烈争论。罗章龙等人要求改期召开紧急会议。米夫则指出“召开四中全会，已得到国际来电批准”，“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坚决要求四中全会立即开始”。表决结果，以19票对零票通过了米夫的意见。会议在改选政治局与补选中央委员时，米夫划定的人选获多数票通过。于是，原本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连跃两个台阶，进入政治局。6月24日，向忠发被杀，王明代理党的总书记。于是，在米夫的扶植下，逐步确定了王明对全党的统治地位，从而为“王明路线”的形成和推行，做好了充分的组织准备。 为了减少贯彻四中全会精神的阻力，王明等人就争取共产国际尽快批准四中全会，肯定它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这件事，由于米夫的关系，进行得很顺利。四中全会后20天，在中央的决议上就正式写了“四中全会的结果，又为共产国际所承认”。 由于四中全会和其后的中央所采取的措施，得到共产国际的全盘肯定，这样就使王明的“左”倾错误以“国际路线”的名义在全党推行。 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发了许多文件，有关于全党工作的，有关于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其基本点是：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作了过高估计，因而认为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各地区、各条战线都必须执行；谁对这条路线有怀疑，或贯彻不力，就是“右倾”，就要坚决反对。 当时的中央文件，对革命形势与革命力量的发展都作了过高估计。四中全会后发出的第一号《通告》说：“目前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恐慌正深刻的向前发展，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亦日益剧烈”；“在国民党统治的帝国主义残酷侵略的条件之下，……群众的革命斗争是高涨的，尤其是农民土地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将向前发展，而苏区与红军的存在也更将推动着革命运动前进。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必然坚决执行进攻的路线。” 同时中央文件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没落程度也作了过高的估计，认为国民党“已经破产”，“正进行垂死挣扎”。8月底发出的文件，认为蒋介石“抵挡不住红军的英勇与群众的威力”，对国民党士兵的觉悟也作了过高估计，并把局部现象推论出全局性结论。中央在给红军及各级党部的《训令》中说： “国民党军队的兵士不愿攻打红军，离营逃跑的日见增多，有投奔到苏区去的，而整队投入红军的事亦时常发生”。 因对敌我双方都作了不恰当的估计，于是对整个革命形势也看得过于乐观，以为革命很快就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 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导致了对任务的错误部署。 当时中央部署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王明一再强调“冲上前去”的“进攻路线”。 在“进攻路线”和“冲上前去”的口号下，中央训令红军在冲破三次“围剿”后，“必须占领一个两个顶大的城市”。 与此同时，中央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违反“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作出了“左”的错误部署。 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要求领导工人进行政治罢工、游行示威、飞行集会等。3月21日的中央决议说：“加紧领导工人群众开展经济战斗，准备和组织政治罢工”。5月9日的中央决议要求“在五卅当天”，“举行示威或飞行集会”。 10月18日的紧急通知说：“在反动统治区域中，党必须准备动员和组织11月7日的罢工与示威”。 在中央文件中对工人运动的要求，一次比一次“左”，一次比一次更便于把革命力量暴露给手握屠刀的敌人。 关于农民运动的绝大多数文件，取消了农民斗争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提出组织农民暴动。 关于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兵运工作，中央文件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要兵不要官”，要求向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说明“只有推翻自己的长官”，“才能够得到士兵群众的真实的出路”。多数文件有急于求成的急燥情绪，不注意长期隐蔽。1931年的革命工作，其目的在于“组织士兵暴动和吸引他们到革命方面来”。 实行所谓“进攻路线”的盲目冒进行动必然遭到主张从实际出发的同志的反对与抵制。然而这些反对和抵制都被王明和当时的中央称为“右倾”，并加以批判。当时的中央文件，连篇累牍地指示各地“反右”斗争。 通过一系列的条件，中央把王明小册子中的理论、原则，具体化为各个方面的实际工作部署。于是，使处在不同岗位上的党员，都必须按王明“反右倾”的总纲行动。 为了使中央制定的文件变成全党实际行动，王明与当时的中央提出了“系统”改造党的措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实行顺我者提拔、重用，逆我者打击、斗争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实行“钦差大臣满天飞”的领导体制，派“中央代表”等指导、监督地方党组织。 对听话的干部，王明则是“大胆重用”，授以大权。陈昌浩、李竹声、潘问友等都是他向中央要到江苏的。这批干部一到，王明就把上海各区的区委书记都作了调整，由陈昌浩到沪东区委，朱阿根到沪西区委，殷鉴到沪中区委，焦明之到闸北区委，夏曦到沪南区委，等等，而原来的区委干部，有的撤职，有的调动，有的甚至不发生活费。 这种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是在“改造和充实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总口号下实施的，是“系统”改造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提拔干部方面，当时的中央特别强调工人成分。“一开始便马上拉到领导机关负重要的领导责任，结果不能胜任他的工作”，又配备一个秘书长指挥一切，形成“秘书长专政”。目的就是撤掉那些怀疑、抵制“左”倾错误的人，换上执行王明“左”倾主张的人。 实行“钦差大臣满天飞”的领导体制，包括两个措施： （一）向各苏区派中央代表或中央代表机构；（二）实行巡视员制度。中央文件说：为了“最高限度”地加强苏区的领导，“必须增加并巩固苏维埃区域中央的成分”。根据这项决议，中央先后派夏曦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派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苏区，由张国焘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等等。中央给派往各地的中央代表极大的权力：“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中央在派出代表的同时，还赋予代表机构和代表的任务：“必须立即改正”各苏区在政策上“所犯的错误”。所谓“改正”各地“所犯的错误”，事实上就是推行“左”倾政策。中央往哪个苏区派中央代表早，哪个苏区的中央代表贯彻“左”倾政策有力，那里的损失就越大。 关于巡视员制度，《中央巡视条例》规定：巡视员是中央的“全权代表”，“对中央须负绝对责任”。要传达“国际和四中全会以后，中央一切决议案特别是最近的决议案”，找出当地“工作中的具体缺点和错误”，予以纠正。“在组织上，巡视员有加强和改造各地党部的任务”。于是，就使巡视员凌驾于各地党组织之上，成为“太上皇”，可以强制推行以王明小册子为基调制定的一切“左”倾政策。 由于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及“钦差大臣满天飞”的领导体制，便从组织上、制度上保证了王明“左”倾错误主张在全党的逐渐推行。 王明和“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中央，把“反右倾”斗争，把打击所谓“右倾”干部，作为推行“左”倾错误主张的主要手段。 四中全会后，王明利用他兼任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之职，首先在上海，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召开了江苏省委扩大会议，宣称上海党组织在贯彻四中全会精神时，先要集中力量反对何孟雄等人；要把这一斗争和反对罗章龙的斗争结合起来。他诬蔑何是“老机会主义者”，“长期对党不满”，“有个人野心”，“与罗章龙右派同流合污”，是贯彻四中全会决议的主要障碍，是江苏省委的主要危险。他严令大家对何孟雄等人要“提高警惕”。他要求各区委把这一斗争从党内扩大到赤色群众组织及党的外围团体中去。他还规定凡是参加何孟雄等人组织活动的党员必须立即退出并进行检讨，违者，开除党籍。 不久，王明又召开了第二次扩大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对何孟雄等人进行打击，更严重的是，王明已从中央特科得到消息，知道国民党已打入何孟雄等人内部，却不让特科去告诉何孟雄等提高警惕，却说：要中央特科去通知何孟雄等，是有危险的，恐怕已来不及了。 后来，王明得知何孟雄等人被捕的消息后，十分冷淡地说：这是早就预料到的，是何孟雄等人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是咎由自取。他们是在进行反党活动中被捕的，与一般同志在工作中被捕，性质有所不同。随后他把在狱中的何孟雄开除了党籍。当何孟雄等英勇就义后，王明还说：何孟雄等人虽然牺牲了。但对他们的错误，还要严肃对待，彻底清算。 四中全会后，王明进一步对早就怀恨在心的瞿秋白进行打击。瞿秋白已经写了检讨信，但由于有人找原来的中央领导人谈心，于是王明疑神疑鬼，诬称是“立三主义者和右派企图联合”，并以中央决议的形式要瞿秋白再写声明，以“表明积极反右派与立三路线的政治态度”。在重病中的瞿秋白按要求又写了声明书，但王明又用算旧帐的方法，以中央的名义作出《关于1926年—1930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说瞿秋白在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时，“曾以中山大学中反支部局的派别行动来影响过去的中央政治局，所以当时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对于陈绍禹等四同志”进行了处分。王明此举是典型的打击报复恶劣行为。 王明不仅用组织名义打击持不同意见的高级干部，而且还通过各级组织打击一般干部和一般党员。哈尔滨一个学生党员，因反四中全会被迫写了三次检讨书。有人代表组织对他说：你要是真悔过就去卸警察的枪。这位青年去抢枪，结果被抓走了。 为了驱使全党执行“左”倾政策，王明控制的中央不断发出指示，责令各级党组织开展“反右倾”斗争。用极不正常的手段强迫全党执行“左”倾路线。 当时的中央，把一切不符王明“左”倾主张的方针、政策，都戴上“右倾”的帽子，加以反对。在苏区，把不执行“左”的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劳动政策、肃反政策，都说成是“缺乏明确阶级路线”，都是“右倾”，要坚决反对。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士兵运动，都做了“左”倾冒险的部署。 当时的中央，还对主张争取和中立中间阶级的，均称为“离开阶级立场之机会主义观点”。有的文件把“反蒋各派”成立的广东政府，说得比蒋介石南京政府更坏；有的文件把共产党以外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派别，统称为南京政府的“走卒”。 当时的中央还把矛盾的性质和矛盾尖锐程度混为一谈，从而影响了对“第三势力”采取的政策。 如果有人说军阀之间的矛盾尖锐，应该利用，那就被认为是“麻痹群众的警觉”，是“右倾”。 1931年4月后，白区出现了严重的恐怖气氛。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牛兰夫妇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移送南京；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 恶讯频传，王明已成惊弓之鸟。为了苟且偷安，他决定到莫斯科去，在那里不但生活舒适，还可以借助米夫的帮助，在共产国际谋得一官半职，遥控中央，推行“王明路线”。王明征得了米夫的同意。米夫“在共产国际内，居中国革命指导者的地位，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中共党内，他的崇信门徒已占据要津，在他身边又有陈绍禹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资格与他互相唱和，从此他大可为所欲为，青云直上了”。 王明着手进行出国安排。最重要的是物色人选，接替自己的职位，保证中国革命按着“王明路线”运行。于是，“由王明提议经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指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博古负总责”。王明临行前，“再三关照博古，嘱他万事都要请示共产国际”，“不可擅自行动，更不能听信他人”。作了如此安排后，王明于1931年10月18日和孟庆树、吴克坚、卢镜如一起，秘密乘日本船从上海启航，于11月7日悄然来到莫斯科。 王明到莫斯科第三天，即11月10日，就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执行职责。 王明到莫斯科当天，是十月革命14周年纪念日。11月6日，共产国际针对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发表《告各国男工女工，告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者和被压迫者宣言》，号召人们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中国东北三省而斗争。《宣言》的主要内容不是集中力量反对侵占东北三省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是反对一切主义；说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不是为灭亡中国，而是进攻苏联。这些都成为王明继续坚持“左”倾错误的理论基础。 作为“负责中国党的事情”的王明参加制定的第一个共产国际文件是1931年12月29日给中共中央的《共产国际指示》。《指示》明确表达了他的“左”倾思想。把“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作为中心口号，是不讲斗争策略的冒险错误。还明确提出“推翻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完全忽视了民族矛盾升为主要矛盾的客观事实。 它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 此后，他被破格提拔担任第十二次全会第十三次会议的执行主席；并在会上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会后又被选为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 这一阶段，王明还通过书写文章继续坚持和发展“王明路线”。王明强调：坚决地反对各种各色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在王明和共产国际“左”倾思想遥控下，国内以博古为首的中央极力推行“王明路线”，到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时，“王明路线”发展到顶点。这时，在“王明路线”的危害下，中共在抗战问题上广泛实行“要兵不要官”的“下层统一路线政策”，导致了1933年10月“察哈尔抗战”的失败和1934年2月“闽变”的夭折，丧失了有利的革命时机。 直至遵义会议，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斗争下，才结束了这条殃及全党及中国革命的“王明路线”。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康生等乘苏联军用飞机离开莫斯科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与盛世才一起迫害俞秀松。 在“中大”时即与王明产生矛盾的俞秀松与周达文、董亦湘被赶出列宁学院后，在1933年由联共派到伯力作文化教育工作。周达文和董亦湘在伯力工作到1937年被捕，后下落不明。俞秀松到伯力后担任《工人之路》报的副总编辑。 这个报纸是远东边区区党委领导下的唯一的中文报纸，是向该地区中国工人介绍国际形势，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 1935年，新疆军阀盛世才和苏联拉关系，向苏联要干部。 联共（布）就从苏联各地的中国同志里面选了25名派到新疆，其中就有俞秀松。 到新疆后，俞化名王寿成，担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兼新疆学院院长、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等职务。俞秀松作风正派，又团结群众、干部；敢于同邪恶势力作斗争，工作很有成绩，威信极高。 老牌国民党反动分子邱宗璿，是盛世才的岳父，在伊犁河任警备司令，贪污盗窃，抢劫民财，民愤极大。俞秀松知道后非常生气，亲自找到盛世才，主张严肃处理。盛世才无奈，只得组织调查团调查。因为证据确凿，邱被撤职。百姓拍手称快，但俞秀松却因此而遭盛世才忌恨。加上俞秀松在新疆的威信越来越高，使盛世才感到害怕。于是就想除掉俞秀松。 但俞秀松是在他的要求下，苏联正式派来的，他也不敢轻易动手。 此时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国路过新疆，在迪化见到盛世才。王明以“可保证得到苏方更多的支持”，“可以从延安派人来新疆帮助盛工作”为条件，向盛世才提出：“必须肃清此间（指新疆）的反革命托派分子”。盛世才不知哪些是托派，就把苏联派到新疆的25名干部照片，拿给王明、康生识别。 王、康当即指示，新疆反帝总会秘书长王寿成（即俞秀松）、保安局长张义吾、副局长任岳夫妇、处交办事处长万献廷等均是托派。并指出这些人应立即关押，就地处理。 结果，从苏联派去的25名干部，除一人外全部被捕。 王明、康生离开新疆时还说：对俞秀松等人的问题，由我们直接给共产国际反映，以配合苏联正在进入高潮的肃反运动。 盛世才捕了人，不敢“就地处理”。便把事情经过向苏联总领事馆和盘托出，领事馆报告了莫斯科。莫斯科调查组经过调查，认为俞秀松等人不是反革命，也没有反革命活动。他们既由苏联派来，应由苏联调回复查，不能就地处理。1938年4月，俞秀松、万献廷被送回苏联，其他人均被释放。 王明、康生到延安后，一面向共产国际写信，一面公开发表文章。康生在1938年2月8日出版的《解放》第30期上，发表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说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是在苏联的中国托洛茨基匪徒、日寇的奸细、陈独秀最好的干部”。 王明、康生的信和文章，不能不影响苏联对俞秀松等人的处理。 与俞秀松一起被送回苏联的万献廷，1958年回国探亲，对曾在新疆工作的赵云容说：他和俞秀松是同机飞回苏联的。 到莫斯科后，两人便同时下狱。在审问万献廷时，问他是否反对王明。万说，他反王明，但没在旅莫支部呆过。结果，被流放到北冰洋一个煤矿的劳改营里做苦工，几年后才放出来。 而俞秀松，在审问他时，他承认自己反对王明，而且在旅莫支部，结果受到重刑。开始还听到他受刑时的惨叫，后来声音渐微，再也听不见了。俞秀松是在监狱里受重刑致毙的，时间大约是1938年夏。 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的被害，使王明10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的宿愿得偿，但却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批优秀的党员和干部。 在莫斯科的6年生活中，王明住洋楼，吃面包，喝啤酒，年仅33岁的他已发胖起来。 王明等人回国受到了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11月29日飞机抵达延安时，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抗大学员、延安各界群众都到机场欢迎王明一行。走下飞机的王明又矮、又白、又胖，与高大的毛泽东形成了鲜明对比。毛泽东发表了“饮水思源”的欢迎词，说：“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做‘喜从天降’”。 在机场，王明讲了话。回到延安那天晚上，毛主席请王明、康生吃饭。后又在陕北公学大院，由毛泽东、张闻天主持召开欢迎大会。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的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领导。因为共产国际此时虽已实际承认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对于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强调独立自主原则，仍十分担心。 中国抗战爆发后，为了让中国拖住日本，以减轻苏联压力，1937年8月21日，国民党政府代表王宠惠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共同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是对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极大支持，但苏联政府在抗战期间对国共两党的基本态度是把中国抗战的成败系于国民党身上。 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政府由于有了英、美和苏的援助，即使不能打败日本，也能拖住日本。因此，他很担心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政策会惹恼蒋介石，共产党力量的发展会使蒋介石不高兴，由此造成统一战线的破裂，拖不住日本，使苏联陷于两面作战境地。因此，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绝不能破裂统一战线，应当服从蒋介石统一指挥。 王明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这一意图十分了解，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于王明无条件服从这一政策十分放心。因此，派王明回来加强中共对共产国际政策的贯彻，不使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原则影响蒋介石的抗战，便成为王明回国的重要任务。 王明回国前夕，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会见了王明。当时在苏疗伤的王稼祥也参加了会见。 关于这次召见，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这样写道： 听说斯大林同志召见，稼祥同志的心情十分激动，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见到斯大林同志了，他不顾素来不喝酒的习惯，和尼古耐夫各斟满了一杯葡萄酒，为祝贺能有这次会见，祝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热烈干杯。 当晚11点钟，稼祥同志刚要就寝，尼古耐夫突然闯了进来，对他说：“今晚你必须迟睡觉了，斯大林同志就要召见，我们坐着等待消息吧。” 今晚？时间来的太快了！“今晚我以兴奋的心情去拜见苏联人民爱戴的、全世界人民尊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我很幸福。”稼祥同志按照国外不可缺少的礼节，向尼古耐夫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嘀铃铃”，电话铃声响了，尼古耐夫迫不及待地冲上前，一把把电话筒抓起来。只听他回答说：“是的，11点半，懂了！ 好！”放下话机，他抬手看了看表，兴奋地对稼祥说：“11点半见！11点半见！现在还有不到半小时，11点一刻准备好汽车，一刻钟就能到克里姆林宫。”说着，他已经拿起大衣，向着稼祥大声说：“我先到停汽车的地方等你！” 稼祥急忙整理衣装，他把一件熨平的白衬衫穿上，又整理了一下外罩的西装，匆匆忙忙对着镜子照了照，接着刷亮了皮鞋，便赶紧往外走去。 这次被接见的共有四位中国客人，王明是其中之一，他显得踌躇满志。 斯大林同志，时年47岁，他在苏联人民的心目中，是领导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政治家，是一个神采奕奕的传奇性人物。他从侧房里走出来，身穿深灰色西装，结着黑色领带，身材十分魁梧，嘴唇上边留着两撇独特的胡子。跟在他身后的，是身体发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同志。 中国客人都站起来迎接斯大林同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 热烈握手之后，斯大林同志用手示意大家坐下，他自己坐在正中间的沙发上。他先朝稼祥同志看了一眼，第一句话就亲切地问：“你是从中国来莫斯科的王稼祥同志吗？” “是的！斯大林同志”。稼祥尊敬地点头回答。 寒暄之后，为了使客人们不感到拘束，斯大林同志风趣地说：“你们的俄语说的很好，节省了我们翻译人员的劳动了。”大家听后都笑了起来。 “中国党与国民党蒋介石斗争了几十年，经过长征到了陕北根据地，这是件可喜的历史事件。现在有多少军队？”斯大林同志向着稼祥同志关心地问。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红军遭到严重创伤后仍然坚持到了陕北，现在仅剩下3万多人了”。稼祥同志认真地回答。 当斯大林同志听后沉思的时候，王明马上插嘴：“还有30多万人”。 稼祥同志毫不客气地当即纠正：“斯大林同志，是3万多，不是30多万！”而康生却默不出声，暗中帮着王明撒谎。 斯大林同志发现他俩回答的数字不一样，当然是相信王稼祥同志的。他对大家说道：“我们共产党人，应该重视的是战士，是真正的战士，首先需要的是能打仗的勇敢的战士，而不是吃粮食的人。”斯大林同志的吐音很清楚，言简意赅，点醒着在座的人。 斯大林同志接着说：“你们红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是一支胜利的部队，你们的抗日最近很成功。”听到这，稼祥同志很高兴，他不由自主地插话：“是的，我们毛主席主张积极抗日。民族矛盾已是目前的主要矛盾，中国正在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同志继续说：“共产党人，不要怕在民族斗争的浪潮中被淹没掉，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的斗争洪流中去。”他显然为了提醒大家。 大家在静静地听着，不住地点头，季米特洛夫同志严肃地说：“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很正确，你们应该领会其精神。” 坐在沙发上的王明，怀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突然对斯大林同志说：“斯大林同志，列宁学院院长卡沙诺娃包庇周文久、俞秀松等坏人，我特此向你报告。”王明谎造了一通“事实”，其实，他由于过去和俞秀松、周达文同志等人在莫斯科留学时有过争论，一直想报此怨恨。 斯大林问：“真有这事？”他严肃地对季米特洛夫同志说： “这事请你具体查清楚。” 当季米特洛夫同志回答之后，斯大林同志站了起来，他很认真地说：“请把我的话转告给毛泽东同志，并祝他身体健康！”接着，和大家热烈地握手告别。 这天夜里，稼祥的心里很不平静，他意识到毛主席已在苏联领导人的心目中产生了威信，斯大林特意嘱咐问候毛主席是有深刻含意的。同时，他反复想了王明在接见时的一派胡言，他胆大妄为地隐瞒红军长征遭受损失的真相，是犯罪的行为。 不几天，在一次观看马戏的圆形厅里，稼祥亲眼目睹了王明和国民党将领坐在一起，打得火热的情景，他几乎有些怒不可遏。他得知，那是蒋介石派来谈判苏联军援抗日问题的人员。王明靠上去，无非是想向国民党献媚。尼古耐夫对稼祥说：“王明在他们来时就已经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听说还要就军事谈判代表团的方便，与他们一块回国呢。” 1938年，原来准备早日养好身子，尽快赶回国内，参加革命斗争的稼祥同志，受伤的病灶虽已长合，但由于肠子和腹膜粘连面积很大，还有一个较小的弹片留在腹内，需要一定时间观察，才能确定是否再施手术，而被医生劝阻说服，继续安心留下。他除了工作、医疗外，还不断看一些有关世界工人运动动态的材料。 “五一”节到了，莫斯科还天寒料峭，雪花飘零，斯大林在红场检阅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外宾中有各国代表，王稼祥同志也参加了这一庆祝全世界工人阶级节日的盛大典礼，他在想着，总有那么一天，中国人民也将在自己的首都庆祝自己独立解放的伟大节日。 稼祥同志的身体逐渐好转，经过请示党中央，他准备在1938年夏季之前动身回国，为此，共产国际特地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会议由季米特洛夫主持，邀请王稼祥同志参加。会上，稼祥同志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分析了中国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势，说明了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区别，指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不会重犯陈独秀时的错误。这个看法被会议采纳了，并且讨论通过了一个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公开文件，另外还有一个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文件，交稼祥同志亲自带回国去，面呈中共中央。 临行前，季米特洛夫同志与稼祥及驻莫斯科中国共产党代表任弼时同志一起谈了话。 在克里姆林宫的客厅里，季米特洛夫同志代表共产国际作了重要指示，他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目前仍然应该坚持与国民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原则，警惕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悲剧。” 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请告诉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稼祥同志听后真有说不出的高兴，这是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毛主席的威信，已使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完全信服了。这是共产国际交给王稼祥同志的重任，回国后，必须口头传达这个精神。 稼祥同志笑容满面地与季米特洛夫同志告别。 王明抵达延安10天后的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举行。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明、博古、康生、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张国焘等出席了会议。 刚回国的王明按共产国际的基本态度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报告虽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上发表了正确意见，但在如何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了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 他的报告分三个问题： 1．决定中日战争胜负的三个主要因素； 2．四个月抗战的经验与教训； 3．怎样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 王明认为，抗战爆发后，中国形势出现了三个新优点： （1）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建立的开始； （2）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的开始建立；（3）政治制度的开始民主化和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日益增长。因此，“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之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队之创造，全中国人民之抗日救国大团结的开始形成——这就是保障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最主要条件”。 应当承认，抗战爆发后，由于以国共两党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的确出现了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新局面。但是，在国共两党坚持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矛盾日益明显后，把“保障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最主要的条件”，规定为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国防军队”而不指出国民党片面抗战的危害，是不全面，也是和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精神不符合的。 早在王明回国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针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决定还提出：“今天的抗战，中间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这主要的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相反的，他们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和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同民众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这种抗战可能取得局部的胜利，然而绝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相反的，这种抗战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 洛川会议还通过了毛泽东所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其中尖锐提出，虽然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开始实行抗战政策，也采取了一系列好措施，但在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等问题上依然没什么转变，对人民抗日运动基本上依然不肯开放，对政府机构依然不愿作原则改变，对人民生活依然没有改良的方针，对共产党关系也没进到真诚合作的程度。在如此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国民党如还因循上述政策不愿迅速改变，将使抗战蒙受绝大不利。”“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战胜日寇。然而要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必须国民党政府有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 洛川会议决定表明，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的原则立场是正确的。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却盲目乐观地认为： “虽然中国的政治制度距民主共和国的制度还远，但人民开始有充分民主自由”，中国的政治制度已“开始民主化”。至于中国抗战的弱点，王明在“四个月抗战的经验与教训”部分中，以超脱的态度认为：“国共两方及地方与中央相互态度的批评”，是北方及上海战线上部分军事失利和领土损失的重要原因。” 因此，王明在报告中不讲国共两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原则区别，也不讲中国共产党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而大肆宣扬国共两党要“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奋斗，互相帮助，共同发展”。认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王明还提出，建立一支“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的真正全中国统一国家军队”，轻视党领导的游击战。 王明还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与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他说：“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抗战。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还说：“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者。” 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仍然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游击的方针，并且认为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存在谁吸引谁的问题。但在多数同志赞成王明主张的情况下，毛泽东在王明指出的“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意见等方面适当做了一些让步。 王明的主张能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得到多数同志同意，是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毛泽东坚持的我军应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不同认识分不开的。 王明是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及主席团委员的身份回国的。在回国前又受到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见，王明的报告自然代表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见。 在中共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领导体制没改变的情况下，王明的报告必然影响与会者的意见。 另外，党内的一些军事干部从洛川会议后，就对洛川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等问题和毛泽东发生了意见分歧。 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在9月12日致彭德怀电；9月16日致林彪电；9月21日致彭德怀电；9月25日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电；同日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等一系列指示中，反复强调我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能采取运动战，认为以我党目前领导的军事力量决不可和日军打阵地战、运动战，应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发动群众，通过山地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的这些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可是，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一些军事指挥员与中央负责人对毛泽东的这一方针一时难以理解。他们渴望打硬仗，主张把运动战和游击战结合起来，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几个大胜仗，以提高抗日军队的士气和振奋全国民心。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正好与党内这些同志的愿望相吻合，致使不少人倾向于王明的主张。 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讲话中曾回忆十二月会议的情形：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 毛泽东和王明的分歧也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彭德怀在回忆中说： “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会议时间很长，似快天明才散会的。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回去传达就只好说，毛主席是怎么讲，王明又怎么讲，让它在实践中去证明吧。” 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增补刚回国的王明、康生、陈云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决定，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和国民党进行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东南分局，项英任书记，领导新四军工作。 这次会议对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认可。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在适当时机召开党的“七大”。并决定毛泽东为筹备委员会主席，王明为筹备委员会书记。 十二月政治局书记会议没形成决议，但王明未经党中央同意，于12月25日擅自发布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其中提出，从卢沟桥事变以来，“开始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国家军队”，要进一步建立“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足够数量的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军队”。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也反映到这次会议的结果： “此次政治局一致的接受了国际的指示，检查了过去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些经验教训，纠正了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偏向，使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新的发展。”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标志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开始，并在党的领导层发生重要影响。 然而，由于王明会后即去武汉，只担负中共长江局的领导工作，而中共中央的工作仍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因此，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并没在全党工作中全面贯彻，而主要在局部地区发生直接影响，并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逐渐被广大党员干部接受。 然而，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胜利”却使王明头脑发热。因会上多数人同意王明意见，于是王明对自己的影响和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领导能力作了不切实际的判断。 从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王明很快走到目空一切、独断专行、自以为是的地步。他对中央的工作横加批评，不经毛泽东、张闻天的同意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谈话及声明，甚至随意起草、修改毛泽东等人的文章，在长江局和中央闹独立，开始凌驾于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之上。 王稼祥从苏联回到延安时，王明正在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大肆鼓吹“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否认我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独立性。 他竟放出谣言，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蒙蔽同志。 当王明得知王稼祥同志已回国，并带来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他坐立不安，整日盘算指示的内容。 很快，党中央决定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并通知王明离汉赴延安参加会议，并明确指出，会议要听王稼祥同志传达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王明经过思考，提笔起草了一封给党中央的电报，竟提出，要求毛主席、党中央到武汉召开六中全会。他自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以为共产国际来了指示，理所当然由他主持党中央全会。 针对他无理的要求及蛮横的态度，毛泽东有力地予以驳斥，他说：“我们共产党的中央会议为什么要到国民党地区去召开？我就是不去。” 王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厚着脸函告王稼祥，请他速赴武汉和他单独会谈。 接到王明的信后，王稼祥同志立即报告党中央、毛主席。 这时他又将王明对中国革命犯下的种种罪行仔细回想了一番，表示了对王明深恶痛绝。特别是王稼祥知道王明返国路经乌鲁木齐迫害俞秀松、周文达、董亦湘等同志时，十分愤慨。他将王明的信交给毛主席后，请示说：“王明是有阴谋的，我尽量想办法让他回延安来！” 毛泽东高兴地说：“应该这样做！” 王稼祥回到自己住处，拟了一份给王明的电报，严肃指出，请按时来延安听取重要传达，你应该服从中央的意见，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9月15日，王明与周恩来、徐特立等回到延安，各机关群众团体和学校前往欢迎，毛泽东、朱德也前去迎接。 9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政治报告，讲了五个问题：（1）一年来中日战争的基本总结；（2）目前抗战形势与保卫武汉问题；（3）怎样持久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4）新工作条件下的中国共产党；（5）抗战前途与民主共和国问题。 这报告和他以前的报告、文章相比，内容有不少改变，如主张持久战，不再贬低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提出战略上要以运动战游击战为主，给敌人以极大困难，配合正面作战。报告还提出，国共合作的更大责任在国民党，现在许多坏现象应纠正，在合作中应保持中共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然而，王明报告中继续坚持了他的一些错误主张。他继续强调保卫大武汉的特殊意义。说：“保卫武汉是全中国军民的责任，武汉的得失，关系着全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且关系着国际的影响”，“我党愿用一切努力来保卫武汉，动员党动员群众，动员在许可和必要时的一部分武装——八路军来保卫武汉”。他还继续宣扬军队的“统一”。说现在取得的成绩是：“第一，有统一的统帅；第二，有统一的作战计划；第三，有统一的行动”；“但还必须有统一的纪律； 统一的待遇。并须建立政治坚定的近代化的统一的国防师几十个”。 9月26日，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了六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程：（1）张闻天主持开幕式；（2）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3）毛泽东作政治报告。 9月29日到11月6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王明作为主席团成员也参加了会议。 10月12日到14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强调提出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问题，他还指出，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关系也是这样，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 王明在会上除作了《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外，还于10月20日临时要求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夺取最后胜利》的报告。 11月5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中，突出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肯定了刘少奇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批评。 11月6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强调“应该坚持保证共产党本身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并指出必须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右倾不正确的倾向。另外，决议案还提出：“应当彻底肃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凶恶性敌人——思想上及工作中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加强党的团结与组织纪律性，“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鉴于武汉已在10月下旬失守的情况，这次会议在组织上也作了相应调整，决定撤消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原局，将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王明留在延安工作。这样，结束了王明对南部中共的领导。 在这次会议上，王稼祥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文件，又口头传达了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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