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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是中共创始人之一，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他率领的部队人数是一方面军的数倍。他野心膨胀，竟自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毛泽东说，在长征路上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过去，把这称为中共历史上第六次路线斗争。 从险恶的夹金山下来，毛泽东在来迎接他们的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的陪同下，来到一座喇嘛庙。6月14日晚上，红军总政治部在达维镇外喇嘛寺附近坡地上，举行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两军会师联欢会。6月15日，中央首长们离开达维向懋功前进。到达懋功，受到了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懋部队的热烈欢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住在一座法式建筑的天主教堂内。当晚，在天主教堂的东厢房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会见了李先念。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全体同志，对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表示亲切的慰问，同时充分肯定四方面军的成绩，给西方面军很高评价。 为庆祝红军两大主力会师，总政治部在懋功召开了红一、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联欢庆祝大会。毛泽东和朱德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说，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开创了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纪录，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大打击。会后，战士剧团演出了活报剧《一只烂草鞋》等文艺节目。 两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根据新情况，改变原定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决定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6月16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的名义发出了《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明确提出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电报指出，为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上，今后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指出，目前两个方面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即将到来的敌人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向岷、嘉两江之间发展。到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区。于是坚决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计划的枢纽。中央认为，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纵横千余里，深山峡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西康情形更坏。敌如封锁岷江上游，则北出机动极为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地区只能小部队活动。 中央的这个方针，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主张是一致的。然而，张国焘的态度却不同。此时住在茂县的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没有同驻在理县的徐向前商量，即于17日复电中央，表面上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却认为东出北川和北打松潘，地形和敌情均不利，因而主张一方面军沿金川地区北进占领阿坝，四方面军从茂县、理县北上进占松潘，两军到青海、甘肃，以一部组成远征军占领新疆，主力伺机向陕西发展。为解决给养困难，隐蔽作战企图，暂时可南下先取岷江以西的天全、芦山、雅安地区。 实际上张国焘提出了与党中央不同的另一战略方针。 18日，中央复电张国焘，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主力先突破平武，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的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一、四方面军“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 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 20日，中央再电张国焘，强调：“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力争红军主力出东北，实现川陕甘计划；如绝无办法，只好向川西南发展。并要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6月24日，毛泽东等中央和军委首长到达懋功县两河口。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给中央红军送粮食，送衣服，还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送一套粗呢制服。毛泽东关照中央和军委总部同志要多了解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做好团结工作。他在同张闻天交谈时，要张闻天注意做陈昌浩、傅钟、张琴秋等同志的工作，因为张闻天和他们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 25日晨，天还在下着雨。听说张国焘快要来了，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走，我们去迎接张主席。”因为事先做了大量的工作，村里的墙上刷了标语，还有写了欢迎口号的红色横幅。这将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中国共产党的两支主力部队和它们的领导人将第一次会师。 毛泽东等人站在路边的一个油布棚下，大雨倾盆而下。到下午5点钟，张国焘才骑着一匹白骏马，带着30多名骑兵组成的卫队沿着泥泞的道路过来了，马蹄踩得泥浆飞溅。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走出雨棚，一会儿，骑马的人来了，张国焘跳下了马，他那白晰的脸色同他的饱经风霜的面容不大相同。 毛泽东、周恩来等上前与他热烈拥抱。 晚上安排了盛大的庆祝大会。表面上的欢乐气氛，遮盖了暗地里的怀疑和敌对情绪。张国焘走向周恩来问： “你们有多少人？” 周恩来不愧是一位外交家，反问道： “你们有多少人？” “我们有10万。” “那我们只有3万。” 其实一方面军这时剩下的人数仅是江西时的兵力的一小部分，大概不到1万人。当然张国焘也无法准确计算，因为毛泽东已把他的兵力分散到各地，四方面军的实力要比一方面军大得多，在人数上以将近十对一之比超过了一方面军。 第二天上午九时，在古老的喇嘛寺院里，毛泽东、张国焘、朱德、周恩来、秦邦宪、博古，以及刘伯承、红军安全局长邓发、徐向前正在商讨进军方针。 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了会议。他说： “这次我们两支部队完成了历史性的大会师，但今后怎么办，现在没底，所以我们军委召集各位议一议。” 毛泽东扶了扶齐耳的长发，笑着说： “西北只有宁夏是富庶的区域，防守那里的敌马鸿逵部，实力较弱。再就是莫斯科也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所以我主张往东去甘肃和宁夏。” 张国焘听了毛泽东的建议后，也笑道： “润之的提议有优点，也有不足，根据我在川北的活动情况，提出三个计划供大家参考：一是以现在我们所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向川甘南到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可称为：‘川甘康计划’；二是到陕甘北部行动，夺取宁夏为靠背，这就是润之所提出来的‘北进计划’；三是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廓地带，以新疆为后方，可以名为‘西进计划’。 然后张国焘分别阐述了三个计划的利弊，特别是就第三个计划作了重点说明，他说： “我们从情报中知道，苏联的飞机及军队，曾支持新疆省当局平复马仲英部叛乱。从此消息看，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实力，新疆当局当然维持亲苏立场，如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及新疆去，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下，也可保全较多干部和军队，撤到新疆的安全地区，不利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蒋介石封锁了河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暂时在昆仑山阿尔泰山一带飘扬。” 张国焘看到与会者听得很认真，继续道： “我还是说明一下，要实行这个西进计划，先要做一番准备工作。从这里到河西走廊，要渡黄河、还要遭遇回族骑兵，所以我们最好先执行第一个计划，暂时在川康地区站住脚，以便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兵作战的战术，我们经过试验，如果能够实现川康计划，又何必北进或西进呢！如果事实证明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行北进或西进仍不迟。即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还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 毛泽东听后，马上作出反驳。 “特立的北进计划就不讲了。第一个计划，也就是川康计划是行不通的。因为实施这一计划，将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西康地区只有20万人口，根本不能供养红军，如我们被敌人封锁于此，将成瓮中之鳖。当然新疆倒是红军可得到休养整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又太远。” “北进计划还有一个优越条件，陕北地区有游击基础，杨虎城剿共也不很积极，而且和四方面军有过联络。”朱德赞成毛泽东的主张。 “我认为我们的着重点是避开战争，找寻能较长时间休养生息的地方。部队的官兵大多表示到什么地方都行，就不喜欢这个吃糌粑的区域。”主持人周恩来插话道。 张国焘见大多数人都支持毛泽东的计划，但也没明确否定他的西进计划，便继续阐述他的计划： “现在我们的目标既然是避战和争取较长时间的休息，而苏联是否能通过外蒙给我们有力援助又是未知数，那我们就不如详细研究一下西进计划。也许新疆是上策，因为那里能获得苏联援助的成分较多，而且蒋介石的部队也不易开到新疆。” 周恩来从怀里掏出怀表，说： “已三个多小时了，主席，怎么办？” “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还得从长计议，这会就暂时结束吧！” 下午，周恩来走进张国焘的住所。 “特立，有一份电稿给你。” 张国焘接过一看，内容是： “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除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外，加派张国焘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所有军队，概由军委会指挥；原一方面军改称左路军，由彭德怀、林彪任正副总指挥，聂荣臻、邓小平任正副政治委员，原四方面军改称右路军，仍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张国焘见自己入副主席之列，很得意，他笑着问道： “政治局决定，我怎么不知道？” “这个决定在你未到抚边以前已作出，现在不过是通令全军知照。” “我表示赞成”。 黄昏时分，周恩来又拿着另一电稿来找张国焘。张国焘见周恩来再次光顾，开玩笑道： “上次的电稿有问题吗？” “这次是指挥军队前进的。左路军的一、三两军团由现驻地向毛儿盖集结，五、十二两军暂留大金川的党坝一线；右路军的第三十军由懋功北进到卓克基地区，仍以一部向懋功警戒；徐向前、陈昌浩将茂县北川部队撤至岷江以西，暂住卓克基毛儿盖以东一带；第四军仍驻松潘附近，以毛儿盖为后方，各军均于指定地点，待命行动。” 张国焘看后怔道： “上午会议结束时，润之不是说要从长计议吗？” “这稿子毛主席已慎重看过，其他政治局委员不愿在西康地区久留，也赞成，至于北进或西进问题，到了毛儿盖还可讨论。” “既然大家都同意了，我也就只好遵命了。” 7月7日，红军先遣部队到达毛儿盖地区。红军在此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并利用这个机会休息，恢复体力，缝补衣服，修理装备，补充粮食。 红军刚占领毛儿盖，周恩来就拟定了夺取松潘的作战计划。并把计划交给了张国焘。然而张国焘却改变了这个计划。 他没有指挥部队发起攻击，而是派他手下的三个军佯攻松潘。 三十军虽然包围了松潘，但却未杀进去。三十军军长李先念很疑惑地问。 “为什么不冲进去？” “国民党军队太强大了，我们没必要牺牲红军战士，而且我们要向西走或南下，又不是北上。”张国焘答道。 其实城内守敌很少，胡宗南的司令部也就设在城里的一院落里。后来敌人来了增援部队，三十军被迫撤退。这时，陈昌浩给张国焘打气道： “毛儿盖是最后一站了，要么随中央北上，要么与中央分道扬镳。” 7月9日，党中央接到了以“川康省委”名义发来的电报： “为加强红军总司令部，红四方面军提议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 毛泽东看后，骂道： “乱弹琴。” 7月18日，朱德又接到了陈昌浩的电报。 “毛主席，张国焘那边很猖狂呢！” “又有什么新花样了？” “陈昌浩提议由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他说如不这样，就难集中军事领导，以致无法顺利灭敌。” “看样子他们急于当官。他们的这些要求是难以满足的，要坚决回绝。不过，党中央军委可以委任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 张国焘得委任状后，乐滋滋地对陈昌浩说： “看来，政治就要斗争，毛儿盖会上我要全力斗争。” 8月6日，在离毛儿盖不远的沙窝，正召开神秘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 会议议程有二：一是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是解决组织问题。 张国焘在讨论中拒绝张闻天在会议草案中对他的四方面军的工作所提出的批评，并多方辩解。他望着那些斗争对手有点心虚，但一想到自己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又直起了腰杆，他说： “我们放弃川陕根据地及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联邦政府的作法都是正确的，四方面军是工农干部领导的，走上了布尔什维克道路。我否认我有反党行为。正因为有了我的领导，四方面军英勇作战，扩展了赤区，打了很多胜仗，壮大了红四方面军。我批评过一方面军，但都是事实。……” 陈昌浩帮腔道： “草案对张国焘的批评是错误的，我以共产党员的人格担保，张国焘同志绝没有反党的意思。张国焘同志批评一方面军也是希望他们改好，并非歧视。” 朱德见两边斗争激烈，深感事态严重，便从中调解。 “这次两军会合没有弄好，主要是北进的决定太仓促，两军没有互相了解融洽的机会，以及中央有些人任意批评等，我担心同志间的隔阂将影响军事指挥，甚至给未来军事行动带来不良后果。鉴于此，我提出军事统一指挥的方案。” 其要点是：强化红军总司令部的机构，由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负责指挥全军，以后关于战略问题由总司令部拟定，提交军事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局核准实行。 会议通过了朱德的方案。 沙窝会议后，党中央为了迅速北上，对左、右两路军作了进一步调整。 右路军由党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下辖一军、三军、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先占领包座、班佑地区，再向夏河前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下辖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军委纵队一部，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先占领阿坝，再北向夏河，与右路军一起向东发展。 实际上，右路军、左路军部受张国焘指挥，他所控制的军队大概有10万人，而一方面军只有9000人。 直到8月23日，两个纵队才出发了。根据达成的协议，左路军向阿坝前进，右路军向巴西前进。 红军力量经过调配后，党中央于8月21日随右路军离开毛尔盖北上，进入了草地。 张国焘虽不满中央的北上决策，但苦于力量单薄，不能取胜，只好随红军总司令部由毛尔盖西行，左路军翻越一座大山，折而向北，5日后，到达刷金寺。 红军分成左右两路的做法，并未收到多大效果，毛泽东在右路军，张国焘在左路军，张国焘的部下徐向前及陈昌浩指挥左路军。毛泽东的坚强支持者朱德及刘伯承以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和总参谋长的名义指挥左路军，张国焘与毛泽东都不可能听别人指挥。所以、对左路军“联合指挥部”发号施令的是张国焘，而毛泽东在右路军内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他自己的部队发号施令。 部队快到班佑的时候，战士们开玩笑说晚上要睡在“外国房子”里了。因为班佑到处是空空的藏包。 部队在班佑没有停下来，继续朝巴西前进，巴西有个村寨，寨里有上百栋茅屋，还有一座大喇嘛寺。这里有许多房屋，红军战士可以在里面搭辅睡觉。粮食供应也不错，寺庙里有一尊大佛，两侧还有几对互相拥抱的男女塑像，据说这是一座爱神庙。 右路军的总部设在寨边的一片柳树林里，寨子里的几个较大的藏包已收拾干净用作会场。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和杨尚昆的总部就设在这里。毛泽东单独住在小河对面，距总部仅一箭之遥。彭德怀指挥的三军团驻扎在巴西。林彪率领的一军团已向俄界挺进。俄界位于甘肃省边缘，离班佑约有两天的路程。 毛泽东来往于班佑的总部及巴西之间。周恩来和王稼祥在三军团养病，病情虽好转，但仍不能起床。 张国焘和最高指挥部的人员前往最大的藏族居住点阿坝。他们在刷金寺停留了两三天，因为对周围的地形十分陌生，刘伯承参谋长费了很大的气力，才制定出北进略图。 总司令部率部按照计划，由刷金寺向上下包抄前进，望着茫茫草地，张国焘实在缺乏越出草地的决心。“怎样才能阻止大军北上呢？”突然天空乌云翻滚，接着大雨倾盆而下。天黑时部队支起军毡作帐篷，露宿在水地上。第三天下午，玛楚河上游的一个支流——葛曲河横阻在左路军前面。它不过是一条小河沟，深不过膝，现在河水陡涨，河面宽达100米。 “机会不是来了吗？”听完报告后，张国焘暗自高兴。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回师刷金寺。”张国焘下达了抗衡中央的命令。 “给中央发电，因河水阻挡，几天内河水没有退的可能，附近百里内，又找不到任何渡河工具，干粮又吃了一大半，我们无计可施，故决定回师刷金寺。” 张国焘的电报在右路军营地引起了惊慌。 “张国焘是要改变毛儿盖决议，要把整个共产党红军置于他的控制下。”毛泽东对参加紧急会议的政治局委员说。 “必须电告张国焘，命令他克服困难，继续北上。” 然而张国焘又电：无法北上。 徐向前从全局出发，致电张国焘： “……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迟疑则误中国革命大事。” 中央没有放弃张国焘北上的希望，致电张国焘，表示愿意提供援助，帮助他们渡河。 张国焘的下属见中央来电不断，是进是退，犹疑不决。 “不理他们，往后撤！”张国焘却一意孤行。 左路军花了三天时间回到刷金寺，归途中雨渐小，终于停了。 由于怕遭国民党袭击，气氛更加紧张，李先念指挥的三十军在开往班佑及巴西途中，同松潘司令胡宗南的四十九师部队遭遇，在包座的达戒寺一战中击溃敌军，使胡宗南受了重创。红军缴获了一小批饼干、罐头食品及香烟。李先念把香烟送给了烟瘾很大的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点了一支，狠抽了一口道： “这简直比吃鸡还舒服。” 8月29日，左路军的消息令人失望。 “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抓住目前有利战机，制定北出甘南的计划。”毛泽东建议。 政治局同志们马上聚在一起，决定右路军队主力向东推进，待左路军到达后，以小部队向南坪、文县佯攻，集中主力从东北方向的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去，有把握战胜胡宗南部。 9月1日，张国焘接到了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联名拍来的关于这一计划的电报。 “北面的马家骑兵部队凶残无比，而国民党部队越来越集中，北上不是等于白送虎口吗？！”看到这一计划内容，张国焘大肆反对。“我们还是南下，到川康边境。要把左路军右路军全部拖回天全、芦山及丹巴地区，迅速通知前进到墨洼的五军团返回阿坝。” 还在刷金寺的朱德看到六天前出发的红军又返回，质问道：“为什么又回来了。” “葛曲河涨水，张政委命令我们返回。” “现在真的过不去吗？” “很难说。” “我要亲自看一看。” 朱德及警卫战士迅速赶到葛曲河，此时河水正消退。 “你骑马过去试一试！”朱德命令身边的潘开元。 潘开元骑着马，“扑嗵”一下跳进河水中。他淌过河又返回来，最深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 站在河边的朱德见状，连连说道： “队伍完全可以过去。回去通知张政委，过河北上。” 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张国焘还是按兵不动。 朱德终于按捺不住，闯进张国焘的住处。 “怎么还不北上？” “朱总，现在的局势你还不知道，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我们南进才有出路。” “你这是和党中央唱反调。” “我这是为中国革命前途着想，为十几万红军将士的命运着想。” 朱总司令对执迷不悟的张国焘也没办法。 张国焘不顾朱德坚持北上的意见，反而要朱德和他一起发电命令右路军南下。遭朱德严词拒绝后，他竟擅自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电令右路军南下，与党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 党中央与毛泽东希望利用有利时机早日北进，并反复研究如何做好张国焘的工作。因此，党中央几乎天天开会，研究解决办法。毛泽东、洛甫、博古多次和陈昌浩谈话，做工作，争取他参与做张国焘的工作。9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请示：“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 敌人是否快打？速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泽东）、张（闻天）皆言只有（要）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恩来）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坚决执行。” 同日，张国焘来电，命令徐、陈率右路军南下。这样，张国焘坚持南下方针和党中央坚持北上方针的斗争，激化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陈昌浩拿着电报找徐向前商量，徐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陈即带着电报找到张闻天、博古。决定当晚到周恩来住地开会，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会前，毛泽东等拟好了一份给张国焘的电文，会上念了这份电文，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起北上；如不成，是否考虑南下。徐向前表示同意中央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当晚22时，中央即以参会七人的名义致电左路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指出：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术（？）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深思熟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地，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已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然而，陈昌浩一边同意中央这份电报，一边却执行张国焘的命令，他于同日深夜命令红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准备南下。 9日，张国焘再电徐、陈并转中央，再次反对北上方针，坚持南下方针。电称：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其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张国焘“立候示遵”是假，命令中央执行他的命令才是真。接到张国焘的电令后，前敌总指挥部的态度立即发生变化，陈昌浩明确表示同意南下，徐向前因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 陈昌浩立即去中央驻地，向毛泽东等转告张国焘要右路军南下的电令，并反映他和徐向前同意南下的意见，当即受到了毛泽东等的严肃批评。陈昌浩不但不接受中央的正确批评，反而很不高兴。 晚上，毛泽东亲自到徐向前的住处，在院子里问他：“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说：“两军既然已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已了解徐的态度，就要他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 张国焘的野心恶性发作。他在同日密电陈昌浩，“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妄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这份电报于9月9日中午时分到达前敌总指挥部。值班机要组长陈茂生（一方面军调来的）及前总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共同译出这份密电。译完，他俩大吃一惊，立即把正在开会的叶剑英从会议室请出来，把密电当面交给他。叶剑英看完后把电报装入口袋，说：“你们回去吧！”后又郑重嘱咐他俩：“不要向任何人谈及这份电报之事。” 叶剑英回到会议室继续开会。当日下午，他亲赴牙弄（阿西），把密电面交毛泽东。毛泽东看完电报，考虑到叶剑英处境危险，便要他赶快回去开会，并嘱咐他沉着冷静，谨慎从事。彭德怀与叶剑英商量，如何取出军用地图并带出二局，在明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司令部北进。叶同意想办法。 事态越来越严重，毛泽东亲自到徐向前、陈昌浩处商谈行动方针。陈昌浩说：“张总政委来电要南进。”毛泽东说： “既然要南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病在三军团部，我与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请周、王开会吧。”陈昌浩没察觉这是脱身之计，便同意了。 毛泽东等来到了三军团司令部，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巴西会议。会议分析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抗拒中央命令的种种表现，分析了张国焘仗优势兵力，妄图凌驾和危害党中央的危险处境。 毛泽东等同志一致认为，在此种危急关头，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为了坚持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同时为了给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率红一、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到阿西集合，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会议还决定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并委托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毛泽东后来评价说：“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战争。” 准备单独北上的工作在秘密而迅速地进行着。 叶剑英回到前总后，一切照常地参加会议，开始工作。当晚，他来到作战科，悄悄地向吕黎平要来一份包座战斗中缴获的十万分之一甘肃省全图。深夜，他悄悄起床，牵出黑骡子，率军委二局等直属单位，以“打粮准备南下”的名义，直奔红三军团司令部。 叶剑英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大智大勇，果断机智，为党立了大功，毛泽东当时就称赞他“办了一件好事”，以后又多次褒奖。 中央机关与总政治部出发的组织工作，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负责。李维汉立即通知凯丰（负责党中央机关）、林伯渠（与曹菊如共同负责政府机关）、杨尚昆（负责总政治部），叫他们明日凌晨组织部队行动，对下只说到黑水打粮，叫各单位负责人准备。当晚，李维汉到街上观察动静，看有没有人发现中央机关的北上意图，他见四方面军的人没有丝毫察觉，才放了心。 9月10日凌晨，李维汉亲自站在路口等候、指挥，党中央机关与总政治部都出发了，唯有中央政府机关因银行、辎重多还没走出来，他立即跑到政府机关驻地督促，告诉他们不用打包，把东西丢掉些，要带的东西驮在牲口上，马上出发。于是，政府机关也很快出发了。他们安全到达巴西，并立即向阿西前进。 中央机关出发时，有人问：“出什么事啦？”“到哪儿去啊！” 凯丰对大家说：“都不要问，快走！不要出声，不打火把，一个跟着一个，跟我走！”他们一口气急行军十来里，这时张闻天等数人骑马来了。张闻天对大家说，现在张国焘要搞分裂，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里，当然我们还是要想办法争取不分裂。 但，现在情况非常紧急，三十军发现我们突然行动，带了队伍来追，部队在那边山头顶着，你们赶快往北边走吧！ 红军大学情况较复杂。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军委干部团和四方面军军事学校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政委何畏，教育长李特，均是张国焘的积极追随者；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党总支书记莫文骅。军委干部团编成红军大学的特科团，团长韦国清、政委宋任穷。特科团的干部均是一方面军的，学员主要来自四方面军。特科团的干部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早憋了一肚子气，强烈要求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反对南下方针。 9月10日凌晨，军事顾问李德来到莫文骅床边说：“快起来，中央决定北上，命令即到。你把身边的人组织好，并要密切注意李特，不要让他把队伍带走，同时，也要防备他整你。”莫文骅意识到这是军委示意他通知的，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布置，并派青年干事张正光到骑兵科长苏进处，通知他立即随中央直属队北进。 凌晨3时许，由毛泽东、周恩来亲笔署名要红军大学立即向北出发的命令送到了红军大学。特科团接命令后，韦国清、宋任穷立即集合全团干部、学员准备出发。韦、宋简要向大家说明了当前面临的情况：现在有两个方针，一个是向甘肃、陕西北上，一个是向南，再一次过草地，大家看怎么办？又说明，北上是中央的方针，南下不是中央的方针，愿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北上的可留下。干部和学员们一致回答：“我们要北上，不要南下！”于是特科团出发北上了。红军大学全都出发了。何畏一接到北上命令，便借口找军委谈谈，溜到陈昌浩那里去了。 9月10日，党中央发表了毛泽东连夜起草、用蜡板刻印的《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同时深刻分析了南下方针之错误：“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少，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党中央号召红军指战员：“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9月10日凌晨，党中央率三军团、中央机关及红军大学北进。天亮后，徐向前刚起床，指挥部的人就来向徐向前、陈昌浩报告：叶剑英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向前和陈昌浩大吃一惊。 接着，前面的部队来电话报告：“中央红军已连夜出发，还放了警戒哨！” 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坐着担架（在懋功战斗中负伤）来到总指挥部，向陈昌浩报告：党中央、军委直属单位与毛泽东已率第三军向北挺进了。他还拿着毛泽东、周恩来亲笔署名要红军大学立即向北出发的命令，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 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快叫他们回来！” 接着，红四方面军一个不明真相的干部打电话向陈昌浩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问徐向前：“怎么办？”徐向前毫不迟疑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按徐向前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一场红军自相残杀的悲剧。 随后，陈昌浩立即召集四军、三十军及指挥部部分领导干部开会。会上，陈说：他们走了，怎么办？李特、何畏主张派部队尾追；徐向前则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不能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付自己的同志。其他与会人员都同意徐向前的意见。 这样，陈昌浩才说：“既然这样，就分道扬镳吧，他们走他们的，我们走我们的。” 陈昌浩坚决执行张国焘的南下命令。会后，他派李特带一队骑兵追赶中央，“劝说”中央南下。同时还写信给彭德怀，要他停止北进，回头南下，遭彭德怀严词拒绝。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 李特追上了红三军，毛泽东出来面见李特。李特气势汹汹地问：“总司令没有命令，你们为什么走！”毛泽东义正词严地说：“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尔后，毛泽东对李特坚持张国焘论调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要他转告张国焘、陈昌浩执行中央决定，率部北上。 毛泽东说：“党中央认为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十分不利，希望张国焘、陈昌浩认清形势，率领左、右路军跟上。如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望以大局为重，有何意见，可随时电商。” 陈昌浩派来的传令兵也骑马赶上了红军大学的队伍。传令兵通知：部队原地停下，并说这是张国焘的命令。红军是很守纪律的，虽然大家对这个命令很不满，但还是就地停下来了。 这时，毛泽东、洛甫、王稼祥、叶剑英、杨尚昆等领导同志，也在红军大学前面半山坡上一块平地停了下来。特科团领导也赶到毛泽东跟前。李特持枪带着一批骑兵也赶来了，他的警卫员，指头按着驳壳枪扳机，表情凶狠，气氛十分紧张。李特斥问毛泽东：“现在总部政治委员张国焘同志来了南下命令，你们怎么还要北上？” 在李特的无礼威胁面前，毛泽东从容不迫，镇定自若，他对李特晓以大义，耐心地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军事形势，并恳切地说明在当前形势下红军只能北上，不能南下。他说： “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现在只剩北上一条路可走，因为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而陕西、甘肃的敌人较薄弱。这是一。第二，北上抗日，我们可以树起抗日旗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得不到全国人民拥护的。” 他随即正告李特：“彭德怀同志率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德怀同志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正窝着火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毛泽东的严正警告与耐心说服，加上彭德怀能征善战的声威，使李特未敢轻举妄动。 这时毛泽东又诚挚地对李特说：“请向国焘同志转达我的意见，根据当前政治形势，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的敌人力量很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甘孜建立革命根据地是相当困难的。我相信，只有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唯一正确的。我还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也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 最后一句，毛泽东重复讲了三遍。 李特见要挟党中央和一、三军南下无望，便让步说：“根据张国焘同志的命令，红军学校的四方面军学员要南下。” 毛泽东回答：“可以，红军学校的四方面军学员回去跟四方面军南下吧。我们特科团的干部要北上。” 毛泽东当即令韦国清和宋任穷集合特科团全体人员，并对四方面军的学员亲切讲话，分析当前的政治、军事形势，阐述了北上方针的正确性，指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他反复强调：“南下的路是走不通的，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现在回去不要紧，将来也要回来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也欢迎。”最后他挥挥手说：“同志们，再见！” 红军大学的大部分红四方面军学员随李特回去了，但工兵科的四方面军学员都不愿走，纷纷表示：“跟毛主席到抗日前线去！”“跟毛主席走，死也不走回头路！”“他们不按组织手续，随便叫人回去，我们不去！”随即跟着党中央和毛泽东踏上了北上征途。 党中央和毛泽东率红三军、军委纵队和红军大学一部，离开巴西迅速北进，于9月11日晚陆续到达甘南俄界（今甘肃迭部县高吉村），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当天，党中央致电张国焘，令其立即率左路军北上： “国焘同志： 一、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二、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三、左路军立即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 张国焘再次抗拒中央命令。9月12日22时，他直接致电一、三军团，声称“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为无止境的逃跑，将来会悔之无及。”攻击：“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论真会断送一、三军团的。”诱令一、三军团“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为揭露和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中共中央于9月11日晚至12日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进行了点名批判，有的同志要求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会议开始，毛泽东做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主要讲了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红军今后向北行动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坚持北上方针，但张国焘却坚持机会主义方针。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先是按兵不动。七月中旬，党中央指示红军集中，由于张国焘从中阻挠而未实现。张国焘到芦花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他任红军总政委后，他才调动红四方面军北上，但未到毛儿盖又动摇了。到阿坝后便要右路军南下。这时，中央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在周恩来处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决定给张发电报，要他北上。但他公然抗拒中央的决定，拒不执行北上方针，这是不对的，张国焘坚持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南面地形不好，加上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给养无法解决，红军作战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来源，战略退路也没有，如不迅速北上，部队会大部被消灭。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带上这条绝路。 关于在何处建立根据地问题。毛泽东说，不管张国焘等如何阻挠破坏，中央坚持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但考虑到目前党中央是率领一、三军单独北进，力量削弱了，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发，行动方针应有所变化，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发展。毛泽东还分析了陕甘一带的地势、居民和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只要团结一致，又有正确的领导，依靠游击战争，是可以战胜敌人达到目的的。 关于张国焘错误性质及处理办法问题，毛泽东指出，张国焘在通（江）南（江）巴（中）苏区已犯了部分的严重错误；在粉碎四川敌人的六路围攻，退出通南巴苏区后，就形成了一条错误路线。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曾想了许多办法来纠正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倾向，但毫无结果。张国焘的错误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反对中央，叛变革命。 与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来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因为他关系到团结与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在他那里的一方面军很多干部的安全。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他们北上。 毛泽东报告结束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严厉谴责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抗拒中央的严重错误，同意暂不给张国焘做组织结论，并要求在一、三军加强教育解释工作。 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此决定深刻揭露了张国焘的错误及其根源，指出“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和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实质是对目前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的分歧。张国焘夸大了敌人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决定还指出，张国焘存在严重的军阀主义倾向。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可战胜的铁军的主要条件。他组织反党小团体与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对党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全体忠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的统一。 会议还讨论了组织问题，同意彭德怀关于缩小部队编制的意见。决定：一、将北上部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二、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和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核心；三、成立编制委员会，负责部队的改编工作。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是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中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系统地揭发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和罪行，及时地调整了战略行动方针，对于保证长征的全部胜利和最后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继续争取张国焘北上，中共中央于9月14日再发电张国焘，指出：“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发生分离行动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的辞句，决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 说明“中央先率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坚（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一、三军的首长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重要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尖锐指出：“张总政委未得到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恳切提出：“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并且特别要求“此电必须转达朱（德）刘（伯承）。立复。” 张国焘继续反对中央命令，不断加剧。9月中旬，他强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之四军、三十军分别从阿坝和班佐、包座地区南下，再次穿越环境极端恶劣的草地。他预言一、三军一定不能北出，一定会被消灭、“葬送”，“孤军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几个中央委员到达陕北。”他屡电一、三军表示“诚意”：“如遇阻则折回，并准备来接。” 在阿坝，张国焘大造反党舆论，演出分裂闹剧。他召开所谓“四川省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反党分裂的《阿坝会议决议》。在会场上挂出“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横幅标语，围攻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妄图强迫朱德、刘伯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遭朱德、刘伯承的坚决反对。朱德大义凛然地对张国焘说：“我再重复一下，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决不会反对。毛泽东同志我信得过，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10月5日，张国焘在绰木碉成立自己的“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并当上了主席。还以中央的名义，通过决议，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的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南下北进之争导致中共历史上出现了两个中央、两个中央政府。 1936年1月22日，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电令其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 至此，张国焘与中央的斗争已臻白热化。 张国焘与党中央分手后，四方面军南下。艰苦的草地行军，本是史无前例。二次过草地更是苦不堪言。时值深秋，缺衣短食，部队刚刚经过包座、松潘苦战，掉队的人日渐增多，冻死、饿死者更为众多。 一路上部队上下思想混乱，很多人深感前途渺茫。 骑在马背上的张国焘眼看了与中央决裂后部队南下的一路惨景，和将士们一样在担忧今后的出路。 “现在实在是困难重重。我虽然是成立了自己的中央，可是这个中央很难统一全军的思想，而这个关键的问题又是朱德、刘伯承他们在从中作梗。阿坝会议上这两个老顽固差点使我过不去，我得想办法使他们低头。” 他招呼走在前面的陈昌浩。 “昌浩，朱德这个问题，想想办法使他谴责毛泽东他们，他站在我们一边后，部队的思想才能统一。” “这个工作很难做。” “叫人转告他，我们给他一些时间考虑，如果他仍拒不服从这个命令，就枪毙他。”张国焘露出杀机。 陈昌浩的政工人员向朱总司令转达了张国焘的命令，朱德却不当一回事。 “他有权那样干，我管不了他，但我决不服从他的命令。” 朱德毕竟是红军中德高望重的司令，真的要动他，张国焘还是胆虚。他后来对朱德搞了个小动作，将康克清与朱德分开，使其见不了面。 “搞这些鬼把戏，想杀人不见血。”朱德道出张国焘的心机。 张国焘办法用尽，朱德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随着战况紧急，他也不能老在内争问题上纠缠。任前敌总指挥的徐向前，更觉内部团结是今后战胜敌人的条件，他对过去的分裂行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四方面军同志间的隔阂，非常痛心，他说： “我们要将党内团结工作列为第一要务。如果继续相互指责，只知批评对方，抹煞一切功绩，赏罚不明，以致引起同志间的隔阂，酿成这次分裂，是不足为训的。我们今后要改弦更张，重视同志们的努力与贡献，褒扬一、四两方面军过去的英勇奋斗，反对彼此间的任何门户界限。我们要要求同志们互相学习，互相谅解，互相结交，纵有检讨批评，也要出之于善意。” 张国焘顺弯转弯。 “对于团结工作，我们要特别重视。一方面军过去的英勇，累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知识，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大家应一视同仁，彼此要携手前进。” 董振堂这位早年起义将领，见张国焘转了这么大的弯子，很是感动。 “过去有人把我当作投降过来的人，有点不把我当作自己人，今后既能一视同仁，那我也敢负起责任指挥作战了。” 这是张国焘迫于形势所表现出的一种姿态，可朱德、刘伯承没有说话的资格。 四方面军由卓克基经懋功南下。 此时，敌情已发生变化。敌刘文辉、杨森等部沿着大小金川的绶靖、崇化、丹巴、懋功、抚边、达维一带布置防线，对红军实行阻击。为了打开南下的道路，张国焘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发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以红九军二十五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组成右纵队，沿大金川右岸前进，抢占绥靖、丹巴；以红三十军，红四军、红三十二军和红九军二十七师组成左纵队，在大金川以东地区发动攻击，夺取崇化、懋功；以红五军、红三十三军和二十七师另一部驻守马塘、梦笔山地区，掩护后方。红军左右两路纵队，沿着大金川两岸前进。红军虽然两过草地，疲惫不堪，这一带又多高山峡谷，地形险峭，但以英勇顽强的精神，迅速击退了敌刘文辉、杨森的阻击，歼敌3000多人，先后攻克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抚边、达维等地。 为阻击红军继续南进，敌刘湘、刘文辉、杨森等部，又纷纷聚集在宝兴、天全、芦山、名山、邛崃、雅安等地，构筑工事，加强防守。张国焘随即签发《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决定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天全、芦山、名山和成都方向进攻，迅速攻克宝兴、天全、芦山。 这时四川已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控制，尾追一方面军入川的国民党中央军，已分驻在各战略要地，红军要跟这些装备精良的军队周旋，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这一带的战斗中，蒋介石占有空中优势。红军向天全挺进的那天拂晓，川军防线完全被击破，在红军正乘胜沿着山岭要道向县城追击时，敌机群飞临上空，作地毯式的轰炸，阻止了红军的攻势。事后检查，这次300多名伤亡中，竟有300名是敌机轰炸下的牺牲者，同时，在此役中，敌人所建立的碉堡阵地，威力较前更为坚固。 战局渐渐不利于红军，不久，在江西同一方面军作战甚久的薛岳、周浑元两个纵队，集结到了红军的正面，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手段，向前进逼。红军与之交锋，占不了便宜。 百丈关，是雅安通向成都的必经隘口，地势十分险要。11月16日，红军入百丈关。11月19日，敌人为抢回百丈关，阻止红军前进，纠集十几个旅的重兵，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从东、南、北三面大举向该地区疯狂反扑。南下红军主力，在这一带与优势敌人展开了一场浴血奋战，红军以三十一军的主力为右翼，以九军二十五师为左翼，以三十军八十八师居中间，分三路向敌人发起攻击。红军将士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奋勇冲锋，先后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越过百丈关，攻下黑竹关。 敌人不断增兵，红军再次与敌人展开恶战。红军战士们的子弹打完了，就用石块同敌人顽强拼搏。手臂打断了，就用牙齿拉响手榴弹同敌人同归于尽，英勇壮烈，可歌可泣。虽经七天七夜的苦战，还是未能打退众多的敌人的进攻。劣势装备的红军，同装备精良的敌人在固定阵地上长期拼消耗，极为不利，因此，南下红军被迫撤出百丈地区。 百丈关战斗，是红军南下以来最为激烈的一场战斗。这次战斗虽歼灭敌人15000多人，但红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伤亡近万人。 为此役，张国焘几天没有合眼了，打下百丈关，是红军南下关键的一仗，这仗的失败意味着他的南下方针的不正确，同时也是他本人的彻底失败。徐向前、陈昌浩等人为部队的重大损员而伤透了脑筋。 数双眼睛期盼着“张主席”传达回撤命令。长期没有发言的朱德抓住了时机。 “同志们，如果我们继续南下，那只有死路一条了，现在蒋介石和川军步步紧逼，我们又处于少数民族地区，粮食、穿衣都存在严重困难，我们不能再继续看着我们的战士一个个倒下去了。” 众人保持沉默。 张国焘如果此时再坚持南下的话，注定要失去支持，但又不肯示弱，故下令： “暂时撤回宝兴！” 红军退回宝兴以北的地区，敌军也不再深入。红军总司令部设在靖化党坝地区。这时东南面的敌军离红军有百里以上，没有直接威胁红军。 1936年2月，敌薛岳部配合四川军阀的主力，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红军与优势敌人再次展开决战。红军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缺乏给养和兵员补充，又处于连续作战、毫无休整的情况下，处境更为险恶，红军上下忧心忡忡。 “看来，红军长久停留在川康边境是不利的，这次我肯定彻底输定了。”张国焘回顾南下几个月的战况，给自己作了结论。 “张主席，现在怎么办？”陈昌浩时时跟随张国焘左右。 “下令部队向西北方向转移吧！”张国焘显得迫不得已。 2月11日和23日，南下红军先后退出天全、芦山地区，向西康东北部的道孚、炉霍、甘孜一带退却转移。 “我们这是走的什么路，一上一下，完好的一支部队现在玩掉了一半。”将士们满腹牢骚无处发泄。 “张国焘真是牵着不走，赶着倒行。”朱德暗自高兴。 红军在向西北转移途中，由宝兴到丹巴，第三次翻过夹金山；由丹巴到道孚，又翻越高达海拔5000米左右的大雪山——折多山。 长途转战，历受饥疲、疾病折磨的红军战士们，迈着一双红肿的脚，踩着刺透草鞋的菱形碎石，沿着蜿蜒起伏的山道，艰难地前进。一时间狂风卷起积雪，积雪裹着沙石，像猛兽般狂吼着向战士们迎面袭来，天色顿时变成了黄昏，有些战士被暴风雪卷进了山涧。夜晚，树目挂满了长长的冰柱，点燃的簧火被大风雪压灭了。有些冻坏了的战士被埋在冰雪里，默默牺牲了。 为了避开这冰峰雪岭的风暴袭击，红军战士们常常在头天晚上便开始翻山，到第二天中午通过顶峰。指战员们借着残月和星光出发，攀登着曲折坎坷的山道，搀扶着体弱年少的战友，有的还抬着不能行走的伤病员，顽强地前进着，他们终于以惊人的毅力，翻过了立地摩天的冰雪屏障。三四月间，到达道孚、炉霍、甘孜地区。 当红军向道孚、炉霍、甘孜一带前进时，原驻道孚的西康宣慰使诺那喇嘛，在国民党的指使下，勾结德格土司泽旺登登及寿灵寺、甘孜寺等反动喇嘛，组织武装，在这一带与红军作对。在红军攻占道孚、炉霍、甘孜、瞻化时，他们拒绝和红军谈判，并杀死红军派去交涉的使者。 这时红军由10万多人减少到4万多人。有生力量大受损失，部队不得不进行整编，由48个团和一个骑兵师缩编为28个团。 张国焘想着四方面军的惨淡经过，苦笑道：“我的部队呢？ 我以前还嘲笑一方面军把兵玩掉了，我现在步了别人的后尘。 当初不该南下，这一下子倒证明了毛泽东的先天之见了。” 向何处去？ 这时，令人想不到的是从莫斯科来的一个人出场了，他叫林育英，是林彪军团长的堂兄。林育英从1932年至1933年在莫斯科，他是中国驻共产国际下属的劳工机构工会国际的代表，同王明一起工作。1935年8月陈云到莫斯科后，加紧派人回国同中国国内联系。但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从外蒙古派了一些人化装成商旅回国。他们携带着无线电通讯设备。 在戈壁沙漠南边，他们被马家骑兵消灭了。 林育英坐飞机到外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他可能是坐飞机越过边境，空降到陕北的。他没携带电讯设备，没带文件，没带密码，没带证件，没带任何暴露身份的东西，他化装成一个小商贩。 他牢记着对他的指示，特别是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八一宣言的全文。 毛泽东和周恩来从前线回来以后，林育英向他们作了汇报。 要汇报的东西很多，由于与世隔绝，整天考虑的是长征和活命，和外界失去了联系，毛泽东对莫斯科担心的事件—— 希特勒的崛起，德、意、日的联合，法西斯的危险，还有斯大林心目中全球向苏联发动进攻的危险——缺乏了解。 斯大林担心发生一场有两条战线的战争——希特勒在欧洲，日本在东方。中国的地位突然重要了。斯大林想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抵御日本。这首先需要建立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 现在斯大林不允许毛泽东与张国焘再争吵。 首先是同张国焘建立联系。毛泽东和张国焘经常通过无线电密码互通信息，但关系冷漠。1936年1月初，毛泽东通过无线电报告诉张国焘，林育英作为一个“共产国际委员会”的负责人已经到达。 林育英亲自致电张国焘，他决定由陕北到川康地区与四方面军的同志会晤。 张国焘接到电报，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回电表示欣慰，并请他暂留陕北，以避免途中遭受袭击的危险，彼此可用电讯商谈有关事宜。 林育英以及他的弟弟林育南都曾与张国焘共过患难，他于192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即随张国焘从事工人运动，也曾在汉口一家工厂里做工。1933年代表中国工会到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工作。 接着，林育英随时打电报给张国焘，主要是告诉他共产国际采用新政策的经过，并提出党内团结的步骤。 张国焘感到拯救自己的机会又到了。这次一定不能再错过了。 1月17日，致电党中央，原则同意中共路线，谋求党内统一。 陈昌浩见张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弯子，甚为不解。张国焘宽怀大度地表达了他的思想： “我们这一策略路线的改变，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决定的。现在执行新的策略路线中，过去的分歧固然可以提到七次大会上来解决，但是党在政治上的团结，组织上的统一，这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我们正在具体建议，解决办法是目前应在适当地区内建立中央，陕北方面成立西北局，我们成立西南局。” 细心的人会听明白，张国焘是在与陕北中央平等的身份讲话。 他不能表明他南下失败了，不然的话，与陕北谈判就会失去砝码，所以在3月15日道孚干部会议表露了他的观点。 “南下到底没有站多久呀，这又有什么奇怪呢？还不清楚么？中央苏区稳定了四五年，结果主力红军还是退出了苏区，至于南下胜利后转移地区也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南下是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 事后，陈昌浩私下对张国焘说：“你那样说，我耳根子都有点红。” “在舆论方面，我们不能输，请电复林育英，我们一致拥护新政策。” 林育英鉴于全党政见已趋于一致，复电提议党的统一。这个和事佬指出，“过去毛儿盖的争论以及后来两个中央的对立，虽属不幸，但这是苏维埃运动发展过程中的难免现象。现在不宜争辩已往是非，应急谋合党内统一。我建议，双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义命令对方，由我暂时担任双方的联络人。” 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同意林育英同志的建议。 张国焘复电亦表示赞成。 6月6日，张国焘取消他的“中央”，接受党中央的指示，组成西南局。 当肖克、贺龙率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的时候，朱德恢复了总司令的职务，而第二和第三军团的到来使他更加自信。 刘伯承恢复了总参谋长职务。 张国焘一进入陕北，就隐隐约约觉得自己的政治生命快接近终点了，“人到矮处要低头”，古人没有讲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抗大风潮”后召集的扩大会议上，张国焘感到不能再坚持自己的观点了。想到此，开始了他的答辩。 “我张国焘确实犯有严重错误。首先我成立临时中央是错误的。以前我又夸大了中共中央政策历来所犯的错误。现在事实证明，原有中央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中，表现了积极性，而且获得了可观的成绩，因此，我们已取消了两个中央对立的状况。现在我正式接受那些对反中央的合理批评，并愿承担我所应当负担的反中央的全部责任。” 张国焘停顿了一下，又慢条斯理地讲了起来。“我还想声明两点：一、中共的苏维埃政策走到了穷途末路，应当改变政策，在未改变的时候，党内发生歧见，不足为奇，现在怎样可以毫不顾及中央的基本原因，竟一味用高压手法。二、对我个人所受到的指责，我不愿答辩。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决不可抹杀，而且应当老实承认红四方面军是中共属下一支有教养的、有纪律的工农红军劲旅。” “这哪里是承认错误，拖出公审罢！”张国焘未走下讲台，一位叫周昆的井冈山干部喊道。 “我愿听听你的控诉词”。张国焘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没等周昆继续发言，会议主席宣布散会。 第二天，中共中央以政治局的名义，提出一项决议草案，明确提出反张国焘主义。张国焘瞟了几眼后，对张闻天冷笑道：“反中央是事实，处罚听便！” 由此可见，张国焘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很不够，对于对他的批判，更是十分抵触。但中央为了挽救他，还是没有取消他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职位。自这场斗争后，张国焘独自隐居在他的新居里，闭门谢客，游玩于山水之间。这位活跃在中共舞台上的名演员，暂时谢幕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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