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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料到，左翼文学界会对他的小说迅速给予回响。最早做出反应的又是当时几个著名的作家。 《北斗》讨论《码头上》和《野火》的意见，通过艾芜转达过来。作品得到了肯定。丁玲还在编辑部对沙汀小说的四川方言做了解释。她是湖南人，有些土语这两省相通。 本来，周扬是沙汀介绍给艾芜的，但周离开德恩里时没有留下新住所的地址，两人暂时断了联系。这时，倒由艾芜领他到北四川路“上海大戏院”对面的一个弄堂里，去看周扬。那天穆木天也在，艾芜显得与穆很熟，拿他正在进行的恋爱开玩笑。 周扬告诉沙汀，给《北斗》的小说已经转到他手里，他很赞赏，答应把《码头上》在《文学月报》先行刊出。而且拿出茅盾看过这篇小说顺便在一方土纸上写下的简短评语，大意是说，东西写得可以，只是他不怎么喜欢那种印象式的写法。周扬认为，沙汀能得到茅盾这样的评价已经难得。他真也是喜出望外。 茅盾是他在省一师读《小说月报》时期便敬仰的一个前辈，现在又是“左联”的重镇，所以，他高兴得只记住了他奖掖的话，却忽略了他的批评。而实际上，他对印象式写法的自我感觉，这时还很好，也不大能够引起深的思索。此后，周扬便主动介绍他加入了“左联”。这是1932年11月的事。周扬又将他刚出的短篇小说集送给茅盾看。到了12月，《文学月报》出版第一卷五、六号合刊，上面在登载沙汀小说《野火》的同时，便发表了茅盾的《“法律外的航线”》一文。沙汀真是生逢其时，左翼文学正急需摆脱“新写实主义”的模式，这使得茅盾毫不迟疑地愿为初出茅庐的作者呐喊一声，说沙汀的第一个集子“无论如何，这是一本好书”！ （你当时是否理解了茅盾这句话的份量？那可以去读读我写过的话：“他的评价使我有勇气把创作坚持下去”①。这就是主要的。一个初学者最需要拥有的，是能不能继续干下去的自信力。我在这方面本不是一个富有者） 沙汀感到了茅盾的评价力量，却无法全部理解它的理论内涵。茅盾借了他，批评了“‘革命文学’的法规”。认为他的大部分作品未重蹈“公式化”覆辙。唯对别人竭力赞誉过的《码头上》，提出了严格的批评。茅盾欣赏的是《法律外的航线》、《恐怖》等篇显露出的“精细地描写出社会现象”的才能，运用活的语言的才能，看出他是“真正有生活经验的青年作家”。他的艺术感觉原是好的，这时被强烈时代使命感压住了，加上周围的人大都说他用散漫的场面描写来表现正在行进中的“革命”，是他的特殊之点，“如何的新，如何的新”，所以，在一、二年里他还没有从茅盾批评《码头上》醒悟到什么。 但是，对有人批评他的小说欧化、艰涩、拗曲，他似乎一直保持着从自修外国文学得来的看法。几年后，在一次讨论大众化的会上，他还辩解说，“文艺大众化”是要得的，可是，不能接受说他的作品不够通俗的意见。“他说文艺创作的形式是自由的，尽可利用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而达到他所要达到的目的”。直辩得满脸通红，口沫四溅。①他与周扬的交往逐渐加强。周扬在湖南读中学时便结了婚。搬出德恩里，周的家眷从家乡益阳到了上海。两家往来，黄玉颀和这个高大的女人相处得挺好。周扬孩子有病，沙汀帮着找医生。周扬是个遗腹子，家境每况愈下，他把湖南的家信给这个新朋友看过，信中有这样的话：如果这个家从窄路走宽路自然容易，现在要从宽路走窄路就深感困难了。这留给沙汀挺深的印象。生活上周扬是个书生，需要他提供经验。政治上沙汀是信任周扬的。与辛垦书店的关系闹僵后，一次沙汀在路上碰见周扬，迫不及待地说起来。周扬看他太动感情，一时又说不清楚，便拉他到家里详谈。 事情是这样的：辛垦出版了一批书籍，特别是发行了《二十世纪》，社会上有了一些名声。1932年8月，国民党政府唆使复兴社特务搜查、捣毁进步书店，以压迫出版界，北新、良友都先后蒙难。杨伯凯忧惧辛垦受到查封，便对沙汀、任白戈说，想请叶青去与周佛海拉点关系，两人当即表示反对。杨一看话不投机，便将话题带过。隔一段时间，任白戈从书店张慕韩处得悉《社会新闻》主编朱其华来找过叶青，叶又到南京找了周佛海，书店汉问题了。张老诚，说话的口气又很自然，任白戈确信不疑，便气急地来找沙汀。于是，过去积攒下的不满，这次来个总爆发，两人决定一起脱离辛垦！沙汀把这个意向与周扬一说，得到了支持，周说：“你就专心一意地弄文学吧。” 过了几天，沙汀、任白戈正式找杨伯凯谈话。没有将南京的事情端出，只说要退出书店。杨听了十分惊怪，一再表示挽留，后来要大家去和叶青谈谈。叶青这时单独住一栋弄堂屋子，将南充的弟弟妹妹接来帮他料理生活。他比起刚到上海时阔气多了。 到了约定的时间，任白戈未到。叶青见了沙汀，口若悬河，大谈书店前途，似乎北新、开明也不在眼里。沙汀问他去南京是怎么回事，他明明懂得问话的用意，却狡辩道：“那是有人介绍我一位中央大学文史系的女学生。”随即谈自己如何满意，单等对方毕业后结婚，现在双方通信，讨论治学，将来准备也出本《两地书》，连结婚的费用也可解决……这家伙越说越得意，冷不防沙汀蹦起来，说了句粗话，嚷道：“你可真会打算盘！”不管杨伯凯的阻拦，直冲下楼去了。叶的兄弟见势连呼：“哎，咋就走啦？”只看到沙汀一个气冲冲的背影。他从此脱离了“辛垦书店”。为了避免叶青的纠缠，索性把家搬到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路口的四达里。 沙汀与杨伯凯以后还有多次接触，到抗战时期在成都协进中学共事，知道他主持《华西日报》的笔政，开展“民盟”工作，直到他倒在十二桥畔的血泊之中。与叶青的联系只有一次，是路遇刘元圃，被拖去参加叶的婚礼。地点在八仙桥青年会。沙汀想起他的吹牛了，被好奇心驱使，躲在人群背后远远地看了叶青一会儿。他当然无法预测叶将来还有第二次叛变。只见大红喜幛前叶青身着燕尾服，戴着白手套，身子不时地扭动，似乎对这套绅士服装不太习惯。在强烈的灯光照射下，他脸色苍白，表情呆板。沙汀突然连了解新娘子是不是那个女学生的兴味也失去，中途偷偷溜走了。 用了与对待辛垦同样比较激进的态度，沙汀进入“左联”后。连续写了《战后》、《老人》、《土饼》、《爱》、《有才叔》、《上等兵》、《老太婆》这一组短篇小说。绝大部分写苏区，材料都是间接从报纸上看来或从哪里听来的。不过除了场面，倒是注意了对人物的刻写了。 （写《老人》，我是从党内《上海报》看到有国民党“围剿”的军队占领一个地方之后，对老百姓骚扰的报导，以及公开的《社会新闻》、《文艺新闻》透露的这一类消息得到启发。而人的生活，各地的老年人，总有共同性。想到我对生活的选择，母亲与舅父还不是不理解？靠着推想，挪动了时间、环境，我心目中出现了一个长期不理解儿子参加土地革命的老人，直到反动军队“教育”了他。这篇东西酝酿很久。由于类似题材的作品在当时还很少见，我写时又融进了四川山区的描写，老农的描述，比起完全概念化的革命作品稍好一点，成为这种苏区小说的代表作。以后，才会被鲁迅、茅盾帮助美国人伊罗生编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的时候看中。鲁迅、胡风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当代小说时，也推荐了此篇，由胡风翻译，前面加了小传，登在日本《改造》杂志十九卷一号上面。——沙汀1986年11月24日讲） 同年4月，写《土饼》。 一个美的凄清的故事。母亲用黄土做成泥饼，来“欺骗”饥饿的孩子，也是从报上看到的。故事的地点、人物、体会，都是沙汀的。他想起故乡农村的雕蔽，税收从民国二十几年已经“预征”到民国五十几年，山区里不种大烟还要抽懒捐，军阀造出劣币、假纸币坑害百姓。但因为已经远离故乡，他在揉进自己的生活体验时，是靠回忆来构思的，一种类似童年的体验，使揭露蒙上了一层诗意。这种格调一直到创作《祖父的故事》前后，仍然存在着。 （为什么你不把《上等兵》、《夫卒》这样直接写参加“围剿”苏区的兵士、民案的反叛故事，编入以后任何一个集子？因为内容太“红”。材料都是听来的，能加进我个人体验的东西太少。这些小说的艺术水平使我不能满意，我是个作家呀） 但是，这些小说的发表，在1933年里仍然十分显眼。人们看到，他的作品“从皮肤到心脏都是新的”①，是独特而无法模仿的。有的说他代表一种新写实主义的路线，有的说他是用报告文学的手法写小说。他也受到一些批评，韩侍桁便说他的作品“切成了断片看，那仿佛是描绘得很真实而有趣，而用它们构成一个整个的东西，则像是堆在一起的不粘固的沙砾”。只有群像，没有“个性的人物”，“只能看见现象的描绘”。“《老人》是他全部的作品中最成功的作品”②。沙汀后来认为，侍桁的意见“算是搔到了痒处”③。他在紧张地思考如何改变自己，“觉得自己该重新来过”④。 尽管如此，韩侍桁还是把他与臧克家、艾芜、黑婴等五个人并提，称他为“1933年的新人”。 这“新人”一边写出使人耳目一新的小说，一边在“左联”领导下从事活动。他写作的政治热情与活动的政治热情，在他加入“左联”的头两年里几乎同时高涨。就在写《老人》的那月里，3月3日，艾芜在杨树浦工人区被捕。这个消息是周扬通知他的。 艾芜在“左联”内部入党后，被大众文艺委员会派到沪东去开展工人通讯员运动。这是从苏联学来的做法。他在涟文学校教书，白天教工人子弟，晚间教恒丰纱厂的工人，凌晨到申新六厂的厂门口看下夜班和上早班的工人活动，星期日走访工人家庭，忙得没有任何写作时间。见到沙汀主要是借饭费，每月六元就够维持了。他这次是在曹家渡一爿绸厂里被预先埋伏好的便衣抓去的，同时被抓的还有五个工人，一起关在南市的上海公安局拘留所里。本来是涟文学校的女教师周海涛在学校先行被捕，艾芜听说出了问题，跑到绸厂去通知做女工的周海涛的妹妹周玉冰及其他工人，结果自己也被捕了。 周扬估计艾芜身份不会暴露，便叫沙汀设法把人保出来。不久又交来五十元钱，说是鲁迅先生听说了，表示关切捐助的，可以用来延请律师。这时，艾芜他们被押到苏州高等法院拘留所第三监狱。沙汀与任白戈到公共租界史良及其舅父，著名法学家吴经熊一起开办的律师事务所，请求帮助。当时的史良已经以热心为政治犯辩护出名。她听说了艾芜的情况，认为可以设法。她住在法界辣斐德路辣斐坊，沙汀为了营救朋友，曾多次到她家里去打听事情的进展。 艾芜的被捕是当时左翼文化界受到高压的一个表现。这年5月，丁玲、潘梓年在上海被捕，应修人拒捕坠楼遇难。7月，洪灵菲在北平被捕，很快遭秘密枪杀。9月，楼适夷被捕。10月，潘谟华在天津被捕，同时政府秘令查禁普罗文学作品，封闭进步刊物、书店。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就在6月遭禁。在这样的形势下，沙汀跟着周扬，反而加强了在“左联”内部的活动。 他与周扬曾到窦乐安路附近一个小弄堂去过两次，见到关露、蒲风、任钧、张耀华这些“左联”成员。关露这个女性长得很漂亮，她与周立波、徐懋庸、司徒乔都熟识。后来司徒乔从美国回来，她约在一家广东茶室吃点心，周扬、沙汀也在座。司徒在席间给沙汀画过一幅很不错的画像，可惜“八·一三”逃难时丢失了。蒲风、任钧是诗人。任钧就是“卢森堡”，瘦瘦的，人很清秀。张耀华，是社联的，与沙汀同住在一个弄堂。 6月间，周扬向他提出做“左联”常委会秘书的事，他同意了。丁玲等被捕后，“左联”的工作主要落在周扬身上，是党团书记，又是“文委”成员。周随即给他送来一筐“文件”，让他保管，其中包括丁玲的一些手稿。不久，在四达里沙汀家里召开过一次“左联”常委会，参加者有鲁迅、茅盾、周扬和管组织的彭慧。那天茅盾到得最早，他们是第一次见面，他没想到这个“提携”过他的“五四”作家，瘦削，儒雅，喜欢很快地目夹着眼睛，操着浙江口者，是那么健谈。两人马上谈起创作问题，谈起《幻灭》中男女青年在大革命前后的种种思想变化，茅盾讲了不少北伐军攻占武汉之后的见闻。 在我讲了讲自己的经历后，他鼓励我写个中篇。并且，他不是一般的鼓励我写中篇，还对作品的结构和总体艺术处理作了不少指教。从谈话中他知道我有些胆怯，怕写不好。他认为如果写一组人物相同，故事互相衔接的短篇，较为省力。而这样的中篇，在国外也较常见。接着，他还举了一个已经介绍到国内来的中篇作例，可惜书名已经遗忘。① 两年后沙汀为良友图书公司写的一部以川北中小地主家庭生活为题材的自传体中篇《父亲》，其动因便可追溯到这一次会前的谈话。这部中篇本来良友在电话里答应预支稿费，沙汀写来也很顺手。《某镇纪事》这个独立的片断，很快完成了。但等到沙汀亲自去书店询问，才知道对方错把“沙汀”听成“巴金”了。当然巴金的名气要更大一点。沙汀处于经济紧迫之中，不能预支稿费，这部中篇便宣告流产。后来根据这个构思还草成《干渣——老C的自传断片》、《一个人的出身》，都作为短篇“出售”。不过，到了四十年代，沙汀究竟实现了茅盾鼓励他创作长篇的期望。 4月刚迁到施高塔路大陆新村来住的鲁迅，从家里踱过来开会，是极近的。像这样面对面地看着瘦小而矍铄的先生，这也是第一次。等人到齐后，大家讨论起“左联”内部刊物和欢迎巴比塞调查团两个问题。鲁迅先生这天谈得不多，他讲话吸烟时那种简洁、从容的神态，使人在他身边感到一切都趋明朗。沙汀记住鲁迅抽的烟是“品海牌”的，这在当年是一种中等的纸烟。鲁迅抽得很凶，一支接着一支。后来沙汀也抽过一个时期的“品海牌”。 欢迎巴比塞调查团来华，是上海地下党周密组织的。因为“国际联盟”装样子派出李顿代表团来调查“九·一八”事件，第三国际反战委员会针锋相对，就成立了由法国进步作家昂利·巴比塞率领的“国际反战调查团”。原定3月份来华，现在延至6月。各个左翼团体连日来教唱欢迎歌曲，准备旗帜，组织几千人去外滩欢迎的队伍，也要开专门的欢迎会。“左联”当然不能例外。 国民党政府方面非常紧张，在调查团抵沪前后，大肆搜捕左翼人士，进行压制。7月的一天下午，周扬突然跑到四达里，告诉沙汀，他的同一个弄堂的张耀华被捕了，要他快点转移。周扬走后，黄玉颀按照沙汀的主意，把一些文件，主要是《前哨》的稿子捆扎在身上。正忙乱中，周扬连门都不敲，又闯了进来，说弄堂里里外外布满巡捕和形迹可疑的人，要他们马上动身，以防不测。沙汀一边紧张地取东西、穿衣服，一边埋怨周扬，怎么能冒这么大的险再跑来一次，反过来催周赶快离开。 （你是个重情义的人，周扬两次冒险来通知，对你们今后的关系可能是很重要的吧？每个人都只能通过自己经历的角度来观察人，分析人，对待人，我知道后来有人称我和立波为周扬的左右手） 沙汀、黄玉颀先后匆匆离开四达里。沙汀走在前面。他在北站附近老靶子路北段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黄玉颀照旧回家去睡，约定次日一道去租界找房子。 第二天，黄玉颀到旅馆告诉沙汀，任白戈出事了。是经常去任家的严毅来报信儿的。严是四川合川人，青年革命者，“二·一六”时还是个少年，哭着喊“妈妈”。现在是吴淞商船学校的学生。任白戈从山东教书回来，也搬到沙汀这条弄堂来住，沙汀在第一支弄，任住得深些。事情发生在前天下午，本来也让沙汀去任家谈话的，因他在赶一篇小说，便没去成。严在任家中说着，巡捕突然闯入。但是从当场巡捕谈话的口气看，他们是把门牌号码搞错了，所以，在问明严是学生，看了身份证以后，便放了他。白戈因为房间里有不少日文、中文的马列书籍，本身又无职业，就被扣留带走。 真是祸不单行。沙汀身上自进入省一师读书渐渐消退的胆气，仿佛一夜之间恢复起来。他马上找到过去住过的法租界天祥里，恰好租到了房子。夜里由黄玉颀回虹口，雇了两辆黄包车，悄悄便把全部的家当搬了去。 之后，他又到辣斐坊去找史良，请她设法营救白戈。史良正在办艾芜的事，这时听说又抓了个文化人，想一想说，如确实属于误会，又只有几本书，是可设法保释的。她说她有朋友在法租界工部局当翻译，与公安局有关系，最近贺龙的妻子被捕，因无证据，就是这个朋友设法奔走保释的。史良打听白戈下落，果然人没有交上去，还在局里，取保没问题，只是需要出点钱，大约一千元左右。沙汀虽然穷得可怜，对这个数目仍一口应承。他想，白戈退出“辛垦”，碍于师生情面，没有把五百元股款从书店提出去。杨伯凯一般不许任何人挪用公款，借钱希望虽不大，这五百元总可以取来吧。谁料找杨伯凯一谈，杨立即同意再借五百。钱能通神，一千元交去，三天后白戈便被释放了。 据白戈出来后绘声绘色用四川话讲给沙汀听，释放的经过是这样的：那位翻译朋友与公安局一个分局长一道去拘留所看白戈，一见面，翻译便责怪道：“你一天两天不落屋，学也不上，把姑妈快急死啦！瞪我做什么？还不赶快跟着我走！”抓人的人假装说：“是亲戚吗？”“亲戚！姑妈的儿子嘛！”像演双簧一样。朋友们听了相对大笑。这个喜剧性的结尾，可能就在笑声中，潜入沙汀的心底，一直等到七年后构思《在其香居茶馆里》结尾的时候，才跑出来大显神通了。 没隔几天，史良告诉沙汀，已得苏州法院通知，两三日即开庭审理艾芜。只要找个殷实商家做铺保就行了。幸好任白戈有个相识的南充人李季高，此人喜欢做菜，饶有风趣，平时口袋里也会揣包味精。他舅父流寓苏州三十年经商。沙汀便让刚获自由的白戈陪同史良一起赴苏州，史良出庭，白戈找到姓李的亲戚做了铺保。9月27日，艾芜释放。当天晚上，白戈和他便坐沪宁车返沪。 在天祥里沙汀家里，三个朋友经过千辛万苦，总算又聚在一起。尝了六个月铁窗风昧，形销骨瘦的艾芜，使朋友看了很伤心。白戈还是乐呵呵的，艾芜却心事重重。艾芜知道鲁迅捐钱的经过，受到感动，话才慢慢多起来。几天后，艾芜搬到了沙汀为他租好的迈尔西爱路的一个亭子间。沙汀为了安全，也搬了一次家，到迈尔西爱路附近的恒平路恒平里一个前楼住下。艾芜先是独居，不久与白戈同住，先在西艾威斯路一家豆腐店的楼上，后来搬到金神父路路底一家金龙洗染店的楼上。这两个楼上的常客，自然是沙汀。 艾芜的身体在监狱里拖坏了，出来后生了场病，加上坐疮，苦不堪言。可是最苦恼的问题，却是精神上的。原来，艾芜与那个女工周玉冰，在涟文学校已经有了感情。艾出狱后，她也出狱回到南京哥哥家去。艾去信让她来上海，她不肯，反要艾去南京。两人相持不下，陷于痛苦之中。沙汀听了艾芜的自白，便自告奋勇说：“你不要这样难过，我替你跑一趟，去和她谈一谈，看事情到底能不能挽回！”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沙汀只身乘车到了南京，就住在周玉冰哥哥家里。这个哥哥是中央大学图书馆的馆员。当夜开始了谈判，哥哥推到妹妹身上，说一切问她本人。妹妹谈吐诚恳，言语中对艾芜也有感情，给人的印象不错。她说是哥哥保她出狱，如果离开南京，哥哥要担干系、受拖累。听口气很难有商量余地。次晨，沙汀约女工到玄武湖单独再谈一次，这是他第二次走近这个著名的湖泊，却没有心思观赏景物。离开哥哥监督下的谈话仍然没有起色。看这个柔韧女人的态度这样坚决，沙汀留下自己恒平里的地址，早饭都没吃，便匆匆返沪了。 中午到家，与玉颀没顾上说几句话，便赶到洗染店楼上找艾芜，报告经过，说出自己的怀疑：周玉冰的释放可能是附带若干条件的，比如说不能参与政治活动，不能离开南京之类。艾一听，突然失声痛哭。一边哭一边埋怨大家平时不关心他，把他当做“圣人”看待。这使沙汀受到震动。在这以前，在这以后，他再也没见到艾芜这样一种感情的大崩溃，大爆发了！ 对于朋友们的婚姻，他作为一个“过来人”，本来也是颇为留意的。任白戈的恋爱便曲曲折折。1932年沙汀在杭州“汪社”写作，白戈曾带女友邬一先来看他。说起葛乔在北平与托派发生关系，破坏他与邬的恋爱，两人闹翻的事，沙汀是同情白戈的。但对邬的印象并不好。后来白戈与邬还是没能结合。白戈在日本结识了李柯，便是他后来的夫人。再说艾芜。“一·二八”事件前，住德恩里时期，与艾来往较多的有个何蔼兰。何也是女工，省师同学的妹子，一看便知不是为了谋生才去当工人的。何的容貌、人品都不坏，黄玉颀曾设想让她与艾芜好起来，便与沙汀商量，沙汀也表赞成。几次想向艾芜提示，但看他的样子，总像不会考虑个人私事似的，就压下了。这次他的痛哭才使沙汀悟到人的感情的复杂，开始为朋友的婚姻操心起来。沙汀叮咛白戈加意留心，最后是白戈搞“左联”组织工作期间，同杜谈一起，介绍了写诗的蕾嘉（王显葵）给艾芜。蕾嘉是湖南人，中国诗歌会成员。等艾芜领了蕾嘉来沙汀家玩的时候，两人已快要结婚了。沙汀当时觉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搬出施高塔路以后，沙汀就没有再做“左联”的常委秘书，周扬通知他改做小说散文组的组长。“左联”的活动是半地下的，教工人夜校属于第一线，这个维持了三、四年之久的小说散文组是第二线。 第一个来沙汀天祥里家联系的是杨刚。杨刚从燕京大学毕业不久，是个文静而有文化修养的女性。开过两三次会。一次讨论小说《西奈山》，署名刘宇写的，登在《现代》杂志上，借“圣经”的故事来象征红军。另一次便是开茶会欢迎巴比塞代表团。 欢迎会的地点，在西藏路大西洋餐厅。巴比塞实际上没有来，委托了法国进步作家伐扬·古久烈代替他。团长是英国马莱爵士。这一天伐扬·古久烈由周扬陪同去参观晓庄师范，茶会由一位副团长、法国某市长出席，杨刚任翻译。沙汀刚与邻座的《现代》一伙人施蛰存、戴望舒、杜衡打过招呼，只见鼎鼎大名的田汉露了面。但因为餐厅的楼上楼下，多有巡捕与暗探，大家很快就把他劝走。杨刚陪着法国人进来，贵妇人一样盛装打扮，风度好极了。这次欢迎会之后，他与杨刚就不联系了。按照规矩，谁也不会去打听原委。接着叶紫，后来是欧阳山，便来参加这个组。 叶紫与陈企霞编《无名作家》，鲁迅看了他的小说很赞赏，周扬便让沙汀与他联系。欧阳山中等个子，满不在乎的神气。他穿大衣都是在吴淞路买的旧货，便宜，穿上也挺帅。三个人大约每星期在叶紫家里聚会一次，传达上级的精神，谈创作问题，也谈自己的写作计划。有一次叶紫谈他一篇农村小说的构思，沙汀哇啦哇啦提出剪裁的意见。欧阳山笑道：“啊喝！分明一件长衫，这一剪下来，就变成汗衫了。”沙汀穷开心地打趣说：“依我还得去掉两只袖子，改成背心！”赴这种会一路要防止盯梢，谈起来，气氛却是极愉快的。 尽管“左翼”文人一个比一个穷，但是叶紫一家的贫病交困，还是使人无法相信。他住在南市，弄堂狭窄、肮脏。三代同堂，母亲、有肺病的老婆、小娃儿就挤在后楼一间破屋里。叶紫本人经过大革命的逃亡，人瘦得正面看去就像是看侧面一样。据沙汀1940年在一篇文章里回忆：“第一次到他家里去，他就告诉我，他经常是拿马桶当椅凳，伏在床上写东西的。”“为了向朋友借一块钱、几毛钱，来往步行于菜市路和北四川路之间，或者菜市路和真茹等处，乃是他的一桩带着经常性质的旅行”①。 欧阳山、沙汀都爱喝两杯。谈得高兴了，便拿出钱来打高粱酒。叶紫的母亲便弄点泡菜来，给大家下酒。湖南泡菜与四川泡菜很相似，这时成了佳肴。等到走的时候，两个客人往往会忘记什么似的，留下一点钱在凳子上。 那时候，作为“奴隶丛书”的《丰收》小说集还没有出来，叶紫还在申报副刊上写文章谈自己的身世。通过沙汀，叶要求与鲁迅见一次面，这件事是周扬从中联系的。鲁迅出于对青年作家的支持，当然答应。会见地点在北四川路底的一家饭馆，在座的除周扬、沙汀外，还有两位青年记者。鲁迅那天没有说多少话，主要是静听叶紫的自述。环境很不安定，鲁迅先生只怕因为自己连累了青年作者，时间不长便先行离去了。 沙汀搬到恒平里前楼以后，1934年春，玉颀在医院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这是他的第二个男孩。第一个男孩刚锐四年前生于安县，他是在上海得知他降生的消息的。（刚锐的出生会使你十分难堪，因为那时你已经与黄玉颀热恋了。我承认。这不能完全推之于为了掩人耳目，才不得不过夫妻生活。我是人，而且是凡人，纯情的爱恋而外，我也需要“性”。玉颀虽然是新女性，听到后还是做为话柄嘲笑过我。我看她的忍受度算得不错了） 新婴儿的出生居然与大女儿刚俊一样，也是难产！结果动了剖腹术。这在当时还是怪吓人的。是由一个浑名叫“剪刀”的法国妇科医生做的。孩子的取名有意把表示辈份和宗族关系的“刚”字丢开，因为外祖母叫黄周礼（敬之），便取单名礼字，杨礼。有趣的是，以后生的二女一男刚齐、刚虹、刚宜，这个“刚”字又复了辟。 小说散文组这时与叶紫终止了联系，只余下欧阳山。起初，每星期只两人见面，不久增加了草明、杨骚、杨潮。开会大抵都在善钟路底的欧阳山住处。草明生得娇小，她与欧阳山在一起走路，只到他的肩部。杨骚写诗、搞翻译，他与《打出幽灵塔》的作者白薇的纠葛，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线团。杨骚曾有负于白薇，现在两人同住而不同居。外面对他俩的传说很多，沙汀却很同情他们，是他们的好朋友。白薇病了，沙汀去看她，只见她一人呆坐在桌边，面前放着一面镜子（据说老年的白薇房里，不许有一样东西：镜子）。多难的生活使白薇过早地失去了年轻时的秀美，却留给杨骚依然的清癯潇洒。朋友们只是希望他们能重归于好。杨潮（羊枣）搞理论批评，也翻译。他是杨刚的哥哥。他们家在湖北是个望族。在“左联”成员中，杨潮最“阔气”。他毕业于交通大学，外文好，在上海两个外国通讯社当翻译，收入较多。所以，大家口袋一空，往往找他。周扬也托沙汀向他借过钱救穷。他总是慷慨解囊相助的。杨潮也爱喝两杯，有时来开会，会在大衣袖筒里摸出一瓶泸州老窖，让大家畅饮一番。人多了，会就开得热闹，谈起文学创作，大家总是兴味盎然。这种聚会一直继续到两个口号之争起来以后，才被内部恶劣的空气破坏掉了。不过在私人交往方面，沙汀与他们仍是友好的。 因为《文学月报》遭封，“左联”由魏猛克交涉书店，预备再出一个刊物。周扬要沙汀参与其事。第一期想向鲁迅约稿，魏感到为难。魏曾画过一幅鲁迅与高尔基的画，别人在比较矮小的鲁迅旁边题了“俨然”两字，把画发表后，弄得鲁迅很不高兴。魏猛克这次只好听从沙汀劝告，在约稿信中老实道歉。谁料鲁迅回信，不但答应写稿，还说没有关系。魏、沙两人都觉释然。鲁迅送来的稿子便是《答杨邨人先生的公开信的公开信》。不过后来刊物未办成，稿子退还了鲁迅。胡风是1933年12月从日本回国的。翌年春天，沙汀到霞飞路（淮海路）霞飞大戏院对面的一条弄堂去看周扬，听周讲起了胡风。胡当时叫张谷非，在《现代》上发表的批评文章，沙汀是看过的。认识以后，胡风常来看他，对沙汀、艾芜的小说大加赞词。他的个子高大，脸上微微有几粒麻子，不太明显，说话犀利，语带讽刺。沙汀看他还穿着旧的洋服，便与玉颀陪他上街，买料子，找裁缝，帮他缝起了中式长袍。胡风与梅志结合，生了儿子，还请沙汀去吃过满月酒。梅志很漂亮，杨骚给她取了个朋友间打趣的诨名叫“冰激凌”。典出诗怪李金发，因为李说过，读一篇好作品，就像心灵坐沙发，眼睛吃了冰激凌一般。 还在胡风独身的时候，有一次，胡很神秘地告诉沙汀，要介绍一个人同他见面。这是沙汀第一次去胡风住地。他包了伙食，住在白俄集聚的区域里。这种洋房沙汀过去从未进去过，里面的布置也很考究。去了才知道，要见的是冯雪峰。冯诗人气质，说话容易激动。谈起文学，他说他喜欢高尔基的作品，并热情洋溢地朗诵了《马尔戈》的开头：“海笑着！”比着手势讲得很生动。胡风在“左联”负责理论批评，与雪峰的关系显然很密切。沙汀回来与周扬一讲，周很惊奇，不快地说：“不是好久便说要去苏区，怎么还在上海？”沙汀感到了这之间的矛盾。 艾芜出狱后身体不好，沙汀、白戈为他买过“泊那托”的西药吃。胡风要艾芜出来工作，艾芜一心想恢复写作，没有听从他的分派。胡讽刺艾“吓怕了”。艾发了火，拍案大叫：“是怕，你以后不要来找我好了！”闹得不可开交。胡以后当着沙汀的面，说些含意深沉的话：“我只是担心有些人从左面上来，却要从右面下去啦。”他听了虽没有发作，心里已留下缝隙，关系慢慢淡化。 到了1934年下半年，周扬与胡风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周总是向沙汀诉苦，认为胡很难应付。周扬兼“左联”宣传部的工作，常要与胡发生磨擦，而且与鲁迅、雪峰、周文的意见不能一致，也怀疑是胡在起作用。沙汀的处境已十分尴尬，如果仅仅是胡风，他愿意断绝过去与他的一切关系。但是周扬同时在疏远鲁迅，他又力劝周要常去见鲁迅，以消释胡风在鲁迅面前造成的某些误解。这种观点似从三十年代一直延续下来。 周立波从苏州出狱，通过周扬，与沙汀的交往多起来。他们本来是在德恩里认识的。那时，立波因参与革命活动被劳动大学除名，自学一段时间后，进神州国光社当校对，一边试着用英文翻译东西。1932年春，因贴传单被拘留，从他的床下藤篮里搜出大量别人寄存的违禁书籍，结果关入了提篮桥西牢，判刑二十个月。 立波这个人一辈子有童心。他和何其芳、赵树理，是沙汀生平遇到的文学家中的“三个天真”。立波坐西牢，在里面养一些偶然飞入的鸟雀，养得极有感情。而艾芜住了牢出来，讲得就很沉重。说有一个教师每天清晨，都把一点点家私筐好，自言自语说，今天家里要来保他出去了。还有一个军官，半夜会一骨碌爬起来叫：“到光明之路！二十年徒刑！”他是为演《到光明之路》的话剧被捕的。立波进监狱，就像到哪里玩了一次，很轻松。他满刑后不愿“坦白”。又押到苏州反省院住了半年，也满不在乎。反省院规定犯人要写日记，他就天天写“臭虫”、“蚊子”如何如何叮他，弄得院方哭笑不得。他的感情似乎是不会“老”的。他一出来，听说周扬已与苏灵扬同居，就极表赞成，认为早该如此。他也有苦闷的时候，一个人把棉裤当了，买几瓶酒回来，可又不会喝。他也在恋爱，是个女工，后来与别人结了婚。那个女工当时得了白喉，立波为表示对她的真诚相爱，不嫌恶她，还特意去与她亲吻。沙汀、周扬听说了，都责备他。他就是这样没有世故，天真得要命。 沙汀刚听说周扬、苏灵扬的事，企图劝阻。特别是黄玉颀，她与周前妻很要好，仿佛忘了自己是怎样与沙汀结合的了，对娇小玲珑、也很倔强的苏灵扬，态度冷淡。那年冬天，上海很冷，苏只穿件薄大衣，沙汀让玉颀借钱给她，玉颀不肯。到以后才慢慢认可了。认可后与苏灵扬相处得也挺不错。周扬穷，有一次得痢疾，接近“赤痢”。沙汀去请“彭浪人”（当时还不叫这个外号）给他治病。这个四川医生自己贴车钱，治他的病没收费。还有个大夫叫李复石，曲阜人，儿子为革命牺牲了，看左翼人士的病，也不收钱。后来大家避难、印传单也找他。这两个医生，是白薇介绍给沙汀的，沙汀又介绍给周扬。 1934年暑假，我与周扬同居，住在上海霞飞路华龙路华龙里。楼下是山东人开的食品店，专卖给白俄吃的酸黄瓜、大“列巴”。我这个家，沙汀是第一个知道的。 开始只有他来，以后立波从苏州反省院放出来，我才认识。沙汀穿长袍、西装裤，瘦瘦的，冬天围条围巾。他年纪大些，老成持重，能出主意，爱摆龙门阵。他们家与我家是患难之交。周扬对外讲是做编辑的。在上海，一个编辑家里，每天四角钱的菜金，再不能少了，少了，就要受街坊邻居的怀疑。所以没有菜钱便问沙汀借，还有杨潮。沙汀家一个月五十元就够了，日子过得还很好！他告诉我诀窍，我学不来，我不会用钱，不能做“经济专家”。可是沙汀也常常没钱，有时，他会掏出仅有的一元钱，跑到弄堂口胭脂店①去破开，分我四毛，这样可以开门买菜，别人看我们生活正常。这对地下工作最为重要。 1936年，我生第一个孩子米米，在霞飞医院。医院很小，我住在二楼大房间里，是自己走上去的。沙汀来看过我。黄玉颀送我她孩子杨礼穿不得的旧毛衣，可我不会打，是她帮我拆了，织成米米的第一套毛衣裤。我等于是他们的妹妹，生孩子、抚养孩子，都是向黄玉颀讨教的。他们还给我一本书，但书也解决不了问题。黄玉颀不高，长得很端正，性子急，爽快，是沙汀的娇妻。他俩的结合，据我知道是反封建的结合。①结合得再好的家庭也会有矛盾。从1934年上半年沙汀写的小说《孕》来看，这可能与黄玉颀第一次流产前后的家庭生活有关。那种少年夫妻之间才有的爱恋气氛，因为出现了增添家庭新成员的前景而引起的经济上、事业上的恐慌；由于夫妻间性情不完全相同，而常有争执所产生的烦恼，统统呈现在这个自叙式的小说里。四川人的性格是不怕硬的，沙汀遇到黄玉颀发了脾气，他总是退却。他比她大，“礼让”是应该的，所以就跑出去，跑到大兴坊十一号辛垦同人群居的生活里去，但那里无休无止的争论也不美妙。 沙汀是不愿多说空话的人。有时他觉得周扬写那么多的理论文章，也是空话太多了，不如做些实事。在他心目中，写小说是做实事。但这个时候，也出现了“危机”。他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老人》这类小说，虽然在“左联”内外受到赞扬，他写写也写不下去了。他内心的艺术之神召唤他，写自己最了解的人物，用融化在他笔下的外国短篇小说的结构与笔调来述说。可这与“左联”提倡的“大众化”又不相合。在1934年至1935年间，他创作的停滞也酝酿着创作的新生。《人物小记》、《一个绅士的快乐》都带有一种过渡的性质。《人物小记》发表在1934年初。 一个故乡人物的生动速写。听觉、触觉特殊灵敏的瞎子，“尖刻”、“韧性”有余的性格，预示着他未来小说一连串“狠人”型的人物。这是他家乡记忆中最早跳出来的类型。用手指钳住银元吹口气，送到耳边去，用牙齿咬，把铜元摔到台子上去听声，以及爱钱如命造成儿子的被“撕票”，放印子钱和讨帐时的滚地撒泼，等等，都是他从小在安县街上看惯了的。各种人物跑来，用他们的性格细节组成一个新的人物，把一个人物立住了，随着变换时空补叙、夹叙有关他的“传记材料”：这种写法构成了他未来小说的“雏型”。为了一段山地的争执，被用铁绳子套了颈项看管一年，终于胜诉，这便是西山农民吴麻子故事的变形。走遍城内所有屠架，挑来拣去才买四两肉，还要争执两次添搭。买一个小钱的胡椒，是没有磨过的整粒，用嘴嚼碎吐进肉汤里去，这简直是《儒林外史》不动声色的讽刺笔法。此篇人物的可笑性远远压倒了阶级压迫的内容，或者说削弱到微而不计的程度。他内心还是不安的，于是—— 1934年6月，发表了《一个绅士的快乐》。 勾勒肖像画的手法隐退，一个绅士奸占农妇、欺辱农民的故事，加重了阶级压迫主题，但在这个也属于初期的故乡小说里，显得很不协调。男女人物都有安县原型。城外南塔有一个女人，在全县几十里内闻名。她的丈夫本是个叫化子，岁数大，长相也很难看，女人年轻风骚，与许多人明来暗去，包括与一个银楼的学徒相好。后来这个家“发”了，当然便有各种关于如何发家的传闻。杭州船女“乌花姐姐”的名字，使沙汀产生联想，压下这个女人风骚的一面，加重她的男人遭欺辱的一面。关于绅士的好色，使他想起故乡这句促狭的话：“看见石头缝也想插一下指头呀”，构成了“左联”小说要求的农民的愤怒。结尾是个愤怒的尾巴，故乡农民被他“美化”。与沙汀其他作品不同，他很少写“性”，这里却留下故事所需要的性描写。当时杜衡看了也觉得特别，拿去便在《现代》发表了。可从来没有被收入过集子，表明他对它的多方面的不满。 《巫山》、《好吃船》、《喝早茶的人》在《申报》发表，转入对四川社会风俗的描绘。但还没有想好，政治上的要求和小说艺术的美如何谐调。突然把童年印象与1931年秋出川船上所见，写成了小品散文。小幅的形式，较易调度，也显示了他创作上处于探索的过程。 创作上的苦恼解决不下，“左联”内部的宗派纠纷却日益严重。沙汀、艾芜都卷在其中，情景是相当难受的。这时，省一师高三班的同学萧寄语在济南教书，他想搞创作，却一直未得其门。这个人独身，租的房子有空余，多次来信邀艾芜去山东，并述说那里的环境安静，不会像上海这样干扰写作。艾芜天生不惧怕飘泊，他对上海已经厌烦，写不出东西的痛苦更深，便决定前往鲁地。 1934年12月，艾芜携新婚才五个月的妻子，摆脱了一切，经南京去济南。沙汀去送行时，艾芜还一再劝说他，无论如何，你也到山东来吧！ 艾芜到了济南，不断与沙汀有书信往还。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刚建立家庭，马上便被“家累”吓住。艾芜一次来信述说，在济南观览黄河，在一个小甸子上，见一条小小的毛驴，拖着重载，艰难爬坡的情景，说这便是自己。朋友的这些夸张的知心话，沙汀读了并没有太在意。家本来就是躲不开的温暖牢笼。男人以往的“自由”失去了，总不免发发牢骚，自己也是这样。倒是艾芜不断在来信中责备他不该留在上海，催促他北上的话，使他动心。 “左联”的组织工作越来越难搞了。创作上已把笔锋转向对川西北家乡的描述，但还没有十分的把握。潜心写作需要足够的时间和比较稳定的情绪，上海的环境徒然使人气恼。到山东去，或许是一个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吧。 1935年3月，艾芜去了青岛。沙汀经过反复思量，也决定将全家迁往这个海滨城市。他把这个想法与周扬一说，周扬竭力反对，强调通过沙汀联络的作家数量很多，这样一走会影响工作。沙汀一下决心就比较固执，他向周扬陈述了离沪后专心创作的计划，仿佛青岛能为他铺排下新的文学路程。他答应了正在办一份新刊物的李辉英，到山东后立即给他寄篇小说，以此预支到一笔钱充当路费。他把恒平里家里那些半新不旧的家具全部托运搬走，以示长期在青岛居住的决心。动身是在6月。那天沙汀、黄玉颀带着刚会走路的礼儿，马上要去北站，周扬、立波又一同来劝阻。箭在弦上，这怎么能阻止得了？他抱着不无歉疚的心理，还是上路了。青岛诚然是美丽的。拍浪的海岸，金黄色的沙滩浴场，深碧的海和浅蓝的天空，都使在山地长大的他感觉新鲜。青岛的殖民地色彩也使他气闷。火车站的尖顶、“八大关”的花园洋房群，满街金发碧眼的欧洲人和趾高气扬的日本人，高贵和贫贱都露在街面上。 他当然住不进高贵的地段。在车站西边的距野路，艾芜帮他们夫妇住到自己房子的对面。这是一个二楼，楼下房东在邮政局做事。两个朋友离得如此之近，从沙汀的楼上便能一一见到艾芜家的情景。 安好了家，逛了几次海滩，到栈桥上去看看小青岛的灯塔，然后在桌边坐下来。他计划要写的是类似《乡约》、《凶手》这样一批小说。1936年他编《土饼》集，收入《乡约》时，改名《丁跛公》，又深思熟虑地添加了一个副题：“一个道地的四川故事”。是的，他要在这远离四川几千里的海边，找回他的故乡，找回他那个破烂不堪却又叫人昼思暮想的故乡。少年的记忆，经过成年沙汀的思想过滤，最早浮现上来的都是一些怪诞的事物，他又沉入到年初写《乡约》时的心境里了。《乡约》是标志沙汀创作转向的作品。安县就有这么个姓丁的乡约，实有其人。“乡约”名称自有了保甲制度以后便绝迹了，它相当于保甲长一类角色，但职务范围是专管收银钱的。包括征收粮款、烟捐等等。由于川北家乡特殊的世袭关系，当“乡约”的人，往往几代都干这个营生，父亲是乡约，儿子长大也当乡的。丁跛公本人其实并不跛，父亲是跛的，等他继承做了乡约后，人们还是照旧叫他丁跛公。乡土社会的人是不大流动的，彼此熟透，绝不会搞错。干这种差事，既要有逼小粮户上吊的本领，还要能应付上面的呵斥。逼债是不会受人欢迎的。揶揄、放赖、狗仗人势、苦苦哀求，经得多了，他也会揶揄、放赖、狗仗人势和苦苦哀求。加上性情，成了人人可以开玩笑的人物。所谓“有趣的恶人”、“可怜的恶人”，喜剧性很强的人物，第一次完完整整地被塑造出来。把这种“恶人”夹在团总周三扯皮和被硬派奖券的农民、寄居他家的内弟干黄鳝之间，让他表演，是经过沙汀运用他的政治意识分析过的。生活本身便是这样，自觉地设计人物和情境，更收到了形象活脱、针砭社会的效果。 写作中他非常注意叙述结构的层次：先是一个小圈，贱价从屠夫手里讹来的枪支转眼叫团总无偿收去；然后是一个大圈，如何费尽心力让农民每人白出半条奖券的钱款，让奖券都落在他的手中，如何为了打听开奖的消息受人捉弄，如何在知道中了一个尾奖后做开了发财之梦，最后被团总轻轻巧巧又讹了去。临了，土匪来抢这个精光的中奖者，竟发现无东西可抢，于是，砸坏他的右脚踝骨，成了货真价实的“跛公”。两个圈收束得密不透风。加上叙述语调的不动声色，充分发挥出家乡语言的机趣，和表现性格的魅力，奠定了他的乡土短篇小说的基础。 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国民党政府正在积极推行保甲制度，发卖奖券更是花样翻新。所以，《乡约》写出后，上海书报检查闻出了异味，没有通过，是寄沈从文在北方的《大公报》副刊发表的。 去青岛的前夕写了《凶手》。“断腿天兵”被挟持着，枪杀自己当逃兵的弟弟的故事，这是他好久以前从故乡听来的。地方军阀的内幕，抓案、抓壮丁，训练新兵以及枪毙逃兵，这些事他都熟知。写“断腿天兵”，因为人物是个地道的受害者，愤恨不平的感情压倒了一切，写事重于写人，以至于写到他的“傻”相，也风趣不起来，变成了纯粹的揭露。（你是最推崇含蓄蕴藉美的。对啊，我后来看萧红的《牛车上》，写格杀逃兵的故事，由死者的妻子，在一辆牛车的行进当中，断断续续追叙，景色也随时变换。萧红写得举重若轻，从容、哀伤，不像我这篇剑拔弩张，气氛、效果反而大不如） 现在他坐下来，构思另一篇小说。前不久，他收到一封家信，讲了所谓“剿赤”的队伍，在故乡周围的骚扰。自己家经过逃难、卖房、修屋的折腾，欠债累累，也已奄奄一息了。 这勾起了他对家乡连年兵灾的回忆。这种记忆几乎从民国以前，他的童年开始，就没有停止过。离得故乡越远，他回忆的线头也扯得越长。他想起了安昌镇西街的老屋，他的三进住宅的诞生地，想起了为避免军队总来驻扎，镇内殷实人家，包括自己家，纷纷改装大门门面的旧事。他总能联想到故乡生活那种特别可笑的情致：为了急于把门面改成铺面，急于把改好的铺面房子出租，弄得木匠和租主十分的倨傲，简直把事情颠倒过来，仿佛主人哀求他们来作活，来租住似的。这和刚离开的上海的受雇之难和顶租房子之昂贵、不易，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乡下财主以为装修一下房子，便能消灾，头脑也着实冬烘。把握住这种可笑之点，他觉得落笔叙述这个故事变得容易了。 就因为是在一个最陌生的地方叙述家乡自己老房的故事，这篇叫做《祖父的故事》的小说，会少有的钻出一个少年的“我”来。好像鲁迅住在北京写《孔乙己》，会钻出一个专司温酒的鲁镇咸亨酒店的小伙计来充当叙述者一样。写到小说的结尾，祖父哀叹“这个日子真不好过”，作者有点按捺不住，要表示他对现实的感受：“可是祖父，要是你老人家能够从坟墓里走出来看看，你会觉得你的判断太下早了！”他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他真想与故乡的老辈人这样摆谈摆谈，过过瘾。 7月，写定这篇答应给李辉英的小说，他不完全满意。比起《乡约》来，不够精炼，他失落在回忆当中，使笔放松放散了。但他事后总是想念起这篇东西。这是他的创作大的转机来临前的早产儿。后来成了他一本集子的名字，以表示纪念。 写完这一篇，青岛的生活环境使他再不能一篇篇写下去了。他是抱着满腔希望，想得到一个清静的地方来专事写作的。但看起来，“清静”也可扼杀创作的灵感。这里除了艾芜一家，就没人来往了。而艾芜呢，妻子病了，几乎被灰色的日常家务生活埋住。从楼上看到朋友整日里侍候病人、烧饭、洗衣服，伏在桌上写作的时间都很少。他非常难过，又无能为力。两人已没有任何时间可以交谈切磋，更不要说有什么社会活动。青岛仿佛成了荒岛。 这时，突然接到哥哥的来信：母亲谢世！ 母亲曾是他最亲近的人。随着他长大，接受了新知识和信仰，他与母亲渐渐远离，她的生活对于他已经成为一片陈迹。但是听到她逝去的噩耗，他还是沉默了好久好久。平时闲下来愿意逗着礼儿玩玩的心情都提不起，时常一个人跑到海边徘徊。那个小小的安昌镇，跟着母亲的形象，装满了他的心胸，在感情上怎么能割舍得下呢。 母亲撒手而去，家事一败涂地。原来仅有的一点接济也断绝了。单靠写作，想在这陌生的青岛维持三口之家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开始与黄玉颀在灯下讨论下一步的打算。如果奔丧，玉颀不便回川，在青岛丢下玉颀母子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只有先回上海。 艾芜听到朋友仍要回沪的决定，也黯然神伤。他并不阻拦，他也是要走的，只是不便马上同行离开。两人的青岛写作计划以失败告终。沙汀变卖掉所有带去的家具，买了两张青岛到上海的海轮统舱船票。 艾芜送他们一家上船。一路上，惜别的话说得都提不起精神。只听艾芜低声叹息：“这叫啥子生活呵，现在就弄来一个铜板、一个铜板算着过日子！”生活担子压得他苦极了，好朋友远行，他连助他买一张三等、四等船票的财力也没有，满脸歉疚的颜色。沙汀照样安慰艾芜，劝他早一日也回沪。 船开行后，海上的风浪并不大。但沙汀夫妇都是第一次乘海船，那种整幅的大的簸动，就像一个人牢牢地与船体捆绑在一起，在海面上下起伏，是从未经历过的。于是晕船、呕吐，吐得一塌糊涂。只有二岁的小杨礼照常玩耍，高兴地嚷着要带他上甲板走。船在黄海夜航，这天正是1935年阴历八月十五中秋，船上的水手很喜欢小杨礼，送给他月饼、水果吃。海上生明月，那个晶莹剔透、苍苍凉凉的圆月，与它洒下的银辉，像故乡的梦一样，留在沙汀的心中。 回到上海，全家又住在恒平里。前楼住不起了，便挤在一个亭子间里。周扬、周立波听说他的窘困状况，通过“社联”的吴敏，在正风中学给他找了几点钟的“国文”课。正风中学校长曹亮，也是“社联”盟员，学校里延聘的教师很有些左翼的人士。这样才算解除了饥饿的威胁。除了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过章太炎的文章，余下的时间，还是每星期与小说散文组的人一起开会，协助周扬搞联络。周扬向他介绍过沈起予，以后的熟识，是在编《光明》的时期。与魏金枝相处，也是周扬的主意。魏长期在麦伦中学教书，同时写小说，为人朴实、诚恳。还联系过刚从日本回国的欧阳凡海。至于接触徐懋庸、冯余声，都不是工作关系，是经过这时“左联”的秘书长任白戈相识的。冬天，周扬为帮助他度过年关，让他写过一个电影故事，经夏衍交给“联华”电影公司，预支了五十元钱。 我第一次见到沙汀，是1933年底或1934年初，在“左联”为《子夜》出版开的一次庆祝会上。同时也见到艾芜。开会的地点，在北四川路一个日本小学里面，这是郑伯奇办的日语学习会所用的教室。会议是叶以群主持的，茅盾也出席了，去的人很多。沙汀的样子与现在差不多，他变化不大，现在就是老一点，瘦一点。他与艾芜都穿长衫，不修边幅。喜欢摆龙门阵。我这时在电影界工作，他告诉我文学界的情况。周扬器重沙汀、艾芜、张天翼这三个新进作家。沙汀写家乡，不熟悉的不写，上海他不写。是个严肃认真的现实主义小说家。 沙汀编电影故事给我，搞点稿费，才度过了1935年年底，这完全可能。故事内容记不得了。那时都穷，周扬、于伶都穷。这种故事绝不会拍，应付老板的一个名义而已①。 接着，哥哥寄来了一笔汇款，说母亲谢世已经快半年了，早该归土，要沙汀赶回家去，共同办理丧事。家里的情形信里虽然说得隐隐约约，看来是糟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安葬母亲的孝心他是有的，也想回去看看家事究竟如何，还可以乘这个机会，重新接触一下故乡的生活。这样，沙汀向周扬说明了情况，将正风中学的课让给了别人，把一部分钱给黄玉颀和孩子留下，让她们母子俩仍住在恒平里，托了杨骚替他照顾，这年的冬末，便只身启程返川了。 半个多月的赶路，远远看到城外南塔的塔尖，怦然心动，不是滋味。家乡还是那么古旧，只是格局显得更小，颜色觉得更加暗淡罢了。 一进杨家碾房的院门，阴阴惨惨，只见堂上停了两口棺材：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嫂子。原来母亲死后，因家庭纠纷，这个大哥的后妻，听了些责备的话，心思一窄，便服毒自杀了。哥哥杨印如已经不行，成天烂酒烂烟，常醉不醒，靠变卖家产维持。母亲生前置下的家具，不少已经化成大哥烟榻上的锭子。他的社会信用丧失殆尽，连郑慕周对他也极为不满，赌气不管。李增峨带着刚俊、刚锐两个孩子，在母亲死后，只得回娘家寄食。由舅父的发达和母亲的经营，曾经造成的杨家小小的“中兴”，已成明日黄花。在整个家乡破败的背景上，只是增加了一笔灰色。 沙汀鼓起全部的心力，来处理丧事、债事。在他的心目中，母亲丧事的是否排场，是他对母亲所能表示的最后一次感情。母亲的棺材是上好阴沉木的，本来是别人送郑慕周的两副，郑给了姐姐一副。国民党部队征过这副寿材，母亲就躺在里面，死活不肯，这回算睡成了。他不理会舅父的态度，请了黄土乡一个经管他家田产的袁某人，承办一切。自己出面向亲友借贷，筹了一笔大的款子，来给母亲做道场，出殡。这件事的经过，在1937年他写的小说《一个人的出身》里，恐怕有些泄露。那里假托的是祖母死后的场景：她的丧事很风光，五天的道场不必说，家祭夜里还从城里买来烟火。是桌面大小的一盒，八角形，吊在临时搭成的木架上放。烟火燃放过一次，就有一台纸扎的戏文吊下来，四射出焰光。为要表示洒脱，便是送半吊钱纸的人家我们也全发孝布。以致“封斋”的一天，许多烂人都拖儿带女地跑来吃，有的连吃三次不下桌子。（这大约不全是虚构。有意味的是，一个“左联”作家回乡替母亲的亡灵超度，他心灵上居然不发生严重冲突。你太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乡土文化的力量，起码我是没来得及产生任何抗拒的想法，就已经照做了） 办完丧葬，沙汀还是让这位袁某做中人，设法把自家在黄土乡仅存的一股田产卖掉。他对这些已毫无留恋，母亲一生挣下攒下的，该还给母亲。哥哥将自己的一份早吃过了头。这点家业按照老托尔斯泰的观点，都已经是可以分光的了，他更从来没想过要来继承。 这个家早就经不起一点风浪。本城的杨茂轩强占南河畔地开铺子和茶馆。他怕涨水冲房，便乱修河堤，以致河水改道，使沙汀家的碾房受到影响。两边的纠纷闹了很久，可是怎能斗得赢呢。杨茂轩的叔父人称“杨泡水”，长得又大又胖，像泡水的豆付干。杨茂轩的二爸人称杨花猪。有个亲戚杨么大人，专能吹牛玩蛇。这一家子人还了得。再从沙汀自家看：么叔行五，人称杨五毒，烧烟、出坏主意，什么都干。更糟的是他二爷的儿子，《淘金记》里的一个主要人物的原型，诨名就叫“白酱丹”。自称懂得阴阳八卦，为人寻找墓地屋基，兼及坑蒙拐骗。有个四叔，日常以养鸟为乐事。百灵死了，还要大哭一场。大哥不必说了，大哥的儿子也不成器。这种中国偏僻内地中小财主家庭一代便腐烂下去的情景，使他触目惊心。这个家，就让它速朽了吧，他心里暗暗喊道。 在等待卖田消息的当儿，郑慕周家来了两个客人。原来是省赈会派下来去北川县查灾的官员。一个姓刘，中年的成都人，与舅父相当熟识。一个姓王，军人打扮，口操湘音，三十多岁，据说是国民党中央派往四川的所谓“参谋团”人员。这是沙汀从他俩的陪同人员中打听到的。郑慕周虽然没有任何公职，一向以热心社会公益自许，为北川请赈他说过话，与成都省赈会的尹仲锡相识。郑在北川也有几块山场，每年要派人去割来，北川的官绅他认识。刘、王两位去北川查灾，先到郑这里来落脚，无非是希望郑能关照一下。郑这方面的经验太够用了，好好地款待了他们一番，派了刘俊逸、尹策三两人陪同作向导。沙汀与舅父说，自己反正这几天没有事，想跟着到那个县去看看，散散心。于是第二天一起上路。 四川的冬天阴湿多雨。往北川去的路一直伸入崇山峻岭之中，远处终年积雪的山顶发出黯澹的铅色光影。路七很难见到几个行人，十来个人步行着，像是通行在无人区里。他在了解了王某的背景后，曾经嘱咐刘、尹两位，如果他们问起，就说他在上海教书，因母丧回来暂住的。路上他与省赈会的人不多搭话。刘俊逸是知识分子出身，在郑慕周手下当过连长、营长，郑下野后，他一直做到团长、旅长。后来，却被别的军阀吃掉，回到安县靠郑照顾，又在县里包点税收支撑门面。比较起来，郑更喜欢尹策三。此人贩绸缎匹头，洋广杂货，是个商人，本钱是郑的部下萧维斌出的。尹为人机灵，周到，后来做过安县商会会长。因为郑的关系，大家自然是客客气气的，谁也不知道沙汀的真实身份。第一天，经永安、擂鼓到达曲山。这三处都有他的熟人，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单独行动，观察一番。当晚，便宿在离安县七十华里的曲山。次日晨继续出发。越是走近北川，战乱后的景象，便越发严重。 对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长征经过这里所引起的事态，当时的《大公报》是这样报道的：朱毛窜金沙江，徐向前股企图率主力由江油、彰明、平武，窜据松潘、理番、茂县，日来屡犯北川、安县，已与团防接触，且数度袭攻县城，蒋委员长调大军入川协剿。① 5月初进入北川境内的红军共有四军、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约十万之众。部队过了两个月，到7月初全部撤离。三十军八十九师未放一枪，进入北川县城，城已被县长李国祥毁坏。他于农历三月十三日晚星夜出逃，连同一帮富户，由县府八十多名武装人员护送，过了湔河便烧了南门外江上的篾索桥。全城火光冲天，居民四散。 这些天在家乡，沙汀听到不少北川的粮绅经安县，狼狈逃往州里、省里的故事。安县本身并未真正经受战争，它只是被大大搅动了一下。有几次消息吃紧，吓得镇内大户纷纷举家逃难。事变过去已经半年多了，各色各样所谓“剿赤”的部队来往的骚扰，土匪的蜂起，使得这一带仍然满目疮痍。这天上午，一行人抵达北川县城，只见湔江沿着山城脚下怒吼着，冲刷而去。进得城来，空空荡荡。偌大一个城池，只余下二十多户穷得舀水不上锅的人家。 市街是破烂而可怜，原来的屋基只剩有一片燃烧过的发赤的瓦砾，断墙和破灶，比沙漠还荒凉。①在北川一总呆了两天。沙汀住在一座侥幸保存下来的破院子里，这是县邮政局。曾有两次，与省里的人一块去近郊的山区查灾。在他们找一些县府职员座谈的时候，他坐在一旁静听与观察。这些人的勘察，主要是了解受损失的地主。对于赤贫如洗、无家可归的农民并不注意。 沙汀单独上街，常能碰上三个四个一伙的流浪儿童。他们一般只有七八岁的样子，满身破布片，腿子瘦得跟鸡脚一样。墙跟底下，会遇到路毙的老人尸体，他们往往一整天也没人掩埋。一个老太婆半裸着身子，僵卧在那里，显然是在死后又被人狠心地扒开衣服，探视过一番，看还有没有值得可取的东西。倒毙在河滩上的人，常常还没断气，便招来鸟雀们的啄食。看到这一切，他感到憋闷和痛楚。这里的县长面孔黝黑，是个多血质的家伙，退伍军官，谈起灾民来，总是吵吵嚷嚷的。他满身武装，好像总处在戒备状态。邮政局长呢，倒是个忧郁的知识分子，他夹在县长和几个新任的联保主任里面，实在滑稽。这些联保主任，大半是满脸鸦片烟相，单衣外面罩一件油腻发光的花缎马褂，衣着奇特。这就构成了这个灾县上层人物的面貌。沙汀还单独找过城内的居民摆谈。大部分都是小商贩。也就近同邮局的职工摆谈，甚至专门去探望了在安县久闻其名的李姓前清贡生，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人。到了晚上，他睡在阴冷的邮局大房子里，感到更加瘆人：在夜里，一切都静寂了，死灭了，有的只是风声和水声，小儿的啼哭和饿犬们的嚎叫；它们同暗夜勾结看，使人急速地在痛楚的孤寂里衰老下去。①沙汀在北川两日所得的感觉，便是如此可怕。他亲自看到、听到各种加重盘剥灾民的苛政弊端，包括让灾民掏钱买票候赈的丑闻。他同情那个良心没有泯灭的邮政局长，感受到他对“恢复”的绝望。同时，对故乡靠“吃”老百姓过活的卑微统治人物，加深了把他们做为地方政治、文化代表者来认识的印象。沙汀本来已经处在写作转折的关头，这次回乡，尤其是北川之行，创造了他的文学彻底转向乡土的绝好机会。 从北川回到安县，沙汀又去黄土乡住过几天。田产转卖成交后，他把家里的欠债统统还清。1936年2月，没有在安县过春节，便回到上海。 （你的北川之行，是一次成功的文学性社会调查。写四川故事，光靠青少年的故乡回忆已不够。实际的接触引发了一批重要的短篇。我人回上海，故乡好像跟了过来，附在身上，一刻不停地躁动着，要求表现） 恒平里亭子间的环境，太不有利于写作。从四川带回的钱，尚能维持一小段日子。于是，他决心不教书了，把家搬到环龙路，租了一个楼上，让强烈的创作冲动控制住整个身心。 他首先要倾吐的是这次回川过程中，累积下来的感情重负。这是过去少有的对乡土的沉忧隐痛。他想起北川那对邮政局长夫妇，如何深深陷入精神困境。他们从异地来到北川这样惨遭破坏，又经过特大天灾之后的地带，他们的观感，对现实的震惊，茫然的情绪，在一堆以搜刮老百姓为“天职”的人群里感到的孤寂、失望，引起沙汀的共鸣。这是一切正直的知识分子都可能有的。所以，当他开笔写四川故事里属于北川的系列小说时，邮政局长的形象，总在他面前晃动。以这对夫妇低沉的情绪为根柢，串连起在北川城里的各种见闻，他构思起《苦难》这篇小说。 面对这样一个特定的内容，冷静的暴露手法，降低了它原有的地位，沙汀气质上本来就有的抒情诗意的一面，大大升腾起来了。感情之流尽量泄出，人物的面貌淡化，人物的忧愤与作者的忧愤打成一片，占据了小说的前台位置。1936年5月写出的《苦难》，就这样成了一篇出格的作品。艾芜后来读了曾表示欣赏，大概与投合他的小说口味有关。对于沙汀来说，此篇定下他叙述故乡的感情基调，虽然以后他还是愿意退到小说背后去。 同月，他还写了《兽道》。它与《苦难》这两篇小说，各自开拓的北川故事和安县故事模式，成了他抗战爆发以前，两条明显的创作线索。《兽道》原来题名为《人道》，送给《光明》半月刊发表时，夏衍看了说，哪里有什么人道啊，提议改为《兽道》。实际上，沙汀本有讽刺家的感觉，他却心悦诚服，同意了夏衍的改笔。 这个故事发生在安县城里，是这次回故乡的时候，好友马之祥讲给他听的。听了就再也忘不了。马之祥告诉他，开往北川“剿共”部队的军官，经过西街城边要强奸一家的产妇。婆婆再三阻挡，都不答应，只得哀求：“我来可不可以？”沙汀眼前不断出现这个可怜的老太婆的形象，她没能保护住自己的儿媳，在儿子、亲家母面前，在社会面前，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她更加不幸。 他把这个遭遇，放到自己熟悉的一个贫苦、倔强的老婆子身上。是他房份上的四婶，早年守寡，守着一个女儿，长大配的女婿很差，自己疯了，手拿响篙，常赤身露体在街上吼骂，被她兄弟用铁练子拴起，一直到死。 他还联想起那祥林嫂失去儿子以后，频于破灭的精神状态，周围世界对她的冷酷无情。在写作时，不知不觉把《祝福》里的某些场景，与这个《兽道》里的魏老婆子的境遇合而为一。“给你们说她身上不干净！——我跟你们来呀！”如同祥林嫂那一句“我真傻，真的”，最后成了人们耻笑的对象。沙汀的暴露心态，与家乡社会发生的奇特狰狞的事件结合，既合乎左翼文学揭露社会黑暗的主旨，又与他这个期间的审美情趣，偏于题材的传奇性，忽视对平凡题材的开掘相一致。这一类的小说源源而来。 这一年6月写《在祠堂里》，7月写《灾区一宿》，9月写《逃难》，11月写《为了两升口粮的缘故》（原名《查灾》），12月写《代理县长》。暴露，形成了一次高峰。《在祠堂里》、《逃难》的材料，是在安县听来的，其余都是北川近似纪实的故事。它们统统构成了故乡“黑暗王国”的图式，其描写野蛮的现实，只《在祠堂里》一篇，就够动人心魄的。 每当沙汀的忧愤情绪，被酷烈的乡土生活所激发，往往产生悲剧性极强的小说。《在祠堂里》是为《文学界》创刊号赶写的。这个故事在安县听到的只是一个轮廓，没有多少细节。五四运动已经发生了十几年，居然在故乡还会存在将妇女活活钉入棺材的“人吃人”的现象，使他感到窒息。如果不把它写出来，简直会把他闷死。他设置了地方军阀统治的环境、人物的身份。洗衣婆的女儿嫁给军阀部队的连长，却要追求爱情的自由。虚构的地点“祠堂”，象征着封建礼法的支柱。他又一次运用最拿手的侧面描写，让词堂周围邻人，来“感觉”事情的过程。环境、气氛的描写，成了作者感情发泄的外延，叙述的语气反而冷峻、平静。沙汀式不动声色地讲述惊心动魄内容的独特小说语调，已见端倪。 周立波当年推崇这篇小说：沙汀的《在祠堂里》，把夜间的各种幽凄的音响，注入了一个四川女性的悲剧里，在字里行间造成一种凄厉的氛围气，这是中国文学一种新的成就。①到了年底，北川故事的创作进入高潮。沙汀的讽刺性人物小说，继《丁跛公》之后再度出场。 《为了两升口粮的缘故》是北川查灾时，别人提供的材料。他只把轻易杀人的对象，选定在地主身上罢了。这是他对红军长征过境后，北川毁灭的政治性解释，显示了左翼社会分析的特征。不过，历来仍为许多论者所不满，指责他的“自然主义”：把军阀战争、农民反抗与红军长征混杂在一起。可是战乱就是战乱，做为引起战乱的一个因素，和造成战乱的主要原因，沙汀在北川实地调查时，便分得清清楚楚。《代理县长》是成熟的小说，采自他的直接观察。在北川，是有这么个代理县长，沙汀曾见过的。代理县长与县长都是外地人，县长借口到上面请求赈款，将事情推给了这个旧军官，溜了。但真正触发他写这篇小说的，并不是他，却是另一人。 有一天，我在一个县城（指北川——笔者）的街道上看见一个县政府的秘书，此人头发蓬松，穿一件褪色的长袍，拖起一双布鞋，手提一副猪膘满街去借锅炒。这个人的形象立刻吸引了我，我觉得这位提着猪膘满街喊着借锅的国民党县政府秘书，的确充分而又尖锐地集中了一些国民党官吏的流氓气和市侩气。跟着，我就依据我的生活经验分析了这位秘书的历史和身世，这个家伙可能是兵痞子出身，不但不学无术，而且欺骗拐诈无所不为。我就决定拿这个人物作为我的小说的主角。①一个模特儿，点活了他以往的和在北川刚刚体会到的经验。秘书演化成了县长。又与沙汀从小熟悉的各式沾满“流氓气和市侩气”的“烂官僚分子”，比如安县的魏道三之流融和成一气。增删、充实、联想、发挥，一个沙汀式的人物，便呼之欲出了。 一个苦寒已极的荒凉可怕的灾县，“灵房”一样的县政府衙门，怨怒的科长们和乘机出头的联保主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突出了代理县长满身的“泼皮”劲儿。他精力过剩，惯过“烂帐日子”，乐呵呵的满不在乎的性情，只是在勒索出境灾民的办法失败后，有一刹那间失控，但随即又振作起来，想出叫灾民买票候赈的法子。“吓，你愁什么！——瘦狗还要炼它三斤油哩！”生长在赤贫的中国内地的统治者的“蛮”和“蠢”，在一种不自知的境况下，充满自信地活着，且活得有滋有味，这是多么可笑、可怜的现实。经过精心选择的代理县长舒舒坦坦洗好一帕脸的细节，手提包米的手帕、穿腌肉的草绳，挨门挨户借锅做饭的细节，深湛的运用语言的功夫等等，使整个小说表现故乡统治者的行为方式与精神状态，对中国统治结构的愚昧性，刻画得入木三分！ （你一写这种人物，就来了神。丁跛公、代理县长都如此。大概这是我的偏爱。到《红石滩》里的胖爷，不绝如缕。这里包含我对乡土社会文化特质的某种理解吧） 《代理县长》原先交《文学》杂志，送审未得通过。小说刺痛了管书报检查的那些“蛮”而“蠢”的老爷们。后寄到北方，由沈从文转给《国闻周报》才得见天日。 这种地方人物色彩浓厚的小说，在沙汀手里越发变得纯熟。他的文学的时代使命感仍然很强，却再不仅仅为了某种政治主题，来铺陈敷衍小说。他的最有地方性的文学，就成为最富艺术个性的文学！ 写作《兽道》、《在祠堂里》的时候，沙汀从四川回来怕已有三个多月了。不久从环龙路又搬到他在上海的最后一个住所，辣斐德路桃源邨的一间客堂。 他的房间的布置很简单，一张床，和一张写作的台子，以及几大箱子的书籍，其余便是被扔在床头或者台子底下的报章杂志以及一些龌龊的衣服而已。 他本人不修边幅，一年四季老是那一套洋装，但有时也喜欢穿长衫，因此，我们不时也能瞧见他穿着一件蓝布大褂，摇摇摆摆地出现在桃源邨中，这种寒碜而且带点稀有的打扮，是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①周扬很高兴他回来协助工作。周立波其时一人也住在辣斐德路，两人的弄堂离得不远，来往方便，沙汀常跑去看他。除了讨论写作，正碰上筹建文艺家协会、提出“国防文学”口号这几件大事。 他在安县葬母期间，“左联”已经解散了。去安县前，即1935年12月中旬，在周扬家里曾开过一次“文委”的扩大会，非“文委”领导成员的沙汀、周立波、于伶等列席。①大家都已知道，巴黎《救国报》上党的《八一宣言》、《国际通讯》上的季米特洛夫报告，特别是萧三给“左联”的长信。萧三当时是“左联”驻莫斯科的代表，他的信提出解散“左联”以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需，信是经过内部的交通送到上海史沫特莱处，然后由鲁迅转到周扬手里的。沙汀读过。上海左翼文化界自1935年春临时中央局遭到大破坏，失去党的关系良久，现在得到这些文件，其兴奋状态可以想见。所以会上大家对于解散“文委”所属各联，都无意见。等到沙汀从故乡转回来，一切付诸实行。 鲁迅先生对解散“左联”和如何解散“左联”，有不同意见，他很久都不知道。待建的统一战线的新组织，开始定名为作家协会，后有人提议扩大范围，才改作中国文艺家协会。沙汀是三十四个发起人之一。艾芜携家返沪，他参加发起是沙汀邀的。他们散发了《中国文艺家协会组织缘起》的材料，协会的筹备在积极进行。但鲁迅不同意加入这个组织，成为一个巨大的阴影，并且随着两个口号问题的提出，内部的紧张关系日甚一日。 这年2月，周立波于《大晚报》发表《“国防文学”与民族性》一文，“国防文学”的口号得到许多响应。沙汀所在的小说散文组里产生分歧。他自然是赞成的，欧阳山他们不表态度。周扬与胡风在报刊上公开展开的关于典型和现实主义的论争，并不能维持在理论讨论的范围内，双方的意气越来越盛。 沙汀也认为周扬同鲁迅的“误会”多半是胡风造成的。他与胡风的友谊跌到零度以下。胡风在四处传布鲁迅对文艺家协会与“国防文学”的不同看法。周扬这一边1934年秋天以来，便在传布胡风在南京孙科的“中山文化教育馆”领津贴的事。沙汀按照地下工作的规则，早就与他断绝来往。他们想利用此事来影响鲁迅与胡风的关系，结果反而引起鲁迅的反感。 4月初，沙汀将茅盾约来家里与周扬会面，希望茅盾从中调解。茅盾也是文艺家协会的发起人，他过去多次调解过，这次表示无法说服鲁迅先生，拒绝了。 不久，听说中央特派员、大家的老朋友冯雪峰由陕北负使命来上海已多日，却一直不会见这边的人。周扬的不满“传染”了沙汀。等文艺家协会连章程、宣言（宣言是茅盾起草的）都已印好，会址租好，召开成立大会的通知已经发出，一切都已就绪，突然，6月1日新出版的《文学丛报》上发表了胡风的文章《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第一次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周扬他们都认为这是胡风用来对抗“国防文学”的，于是掀起轩然大波。沙汀已经在5月份，被安排参加《文学界》的编委工作。《文学界》、《光明》是周扬、夏衍努力搞起来的刊物，一创刊便卷入两个口号之争。沙汀不是爱动是非的人，他对两个口号在理论上没有多少兴趣。当时发生的这场带有宗派情绪的内部纷争，表现出新形势到来以后，革命内部不同的理解。沙汀考虑不深，主要还是在人的品格上考虑得多，认为周扬的人品比胡风的好，因而信任周扬，但鲁迅先生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鲁迅是他的前辈，文学启蒙导师，与鲁迅的某种“背离”使他困惑。不过沙汀是个只认定自己能看到事实的人，他除去埋头写作，主动的社会活动有限，所见所闻都与周扬有关，这就不能没有局限。 《文学界》6月5日创刊前，茅盾曾约集一批原“左联”成员，在《文学》杂志社座谈。沙汀、荒煤、艾芜、徐懋庸都参加了。茅盾企图说服大家放弃口号之争，但没有见效。散会后，沙汀单独留下一会儿与茅盾谈话。沙汀请茅盾为《文学界》写一篇赞同“国防文学”的文章，一再说，这口号是党提出来的。沙汀把“这是党提出来的”说得极其认真。茅盾不住地摆头，显出一种似笑非笑的无可奈何的神情，始终连一个字都没讲。 （你当时没有从茅盾的苦笑中感到事情的复杂吗？你让茅盾单方面再发表拥护“国防文学”的文章，可见你不了解事实的全部。现在想来，我是冒冒失失用了“这是党提出的”这句话） 周扬《关于国防文学》一文，就发表在《文学界》创刊号上。6月10日《光明》创刊，徐懋庸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便出来公开批评胡风另立口号。这一期还有茅盾小说《儿子去开会去了》，夏衍的《包身工》。沙汀在这两本创刊号上，发表的都是小说，即《在祠堂里》和《兽道》。刊物造成了很大影响。《文学界》主编周渊不是周扬，这仅是个假名。直接领导者，是“左联”负责组织工作的党团成员戴平万，通过原创造社的邱韵铎，打通光华书店得以出版。稿费很低，书店能提供的编辑费也很少。编辑部就设在邱韵铎家里，编委还有杨骚、徐懋庸、沙汀。 在邱家，沙汀开过两次编委会，讨论刊物的内容。徐懋庸自告奋勇，愿为刊物写一篇抗日小说，便是《火焰》，这可能是他唯一的文学创作。徐早些日子，经任白戈认识沙汀。此人其貌不扬，人很聪明，名士派，也有浙东人的倔强。他一度追求过关露，给她留条子写得也怪：“女人！哪一天我来陪你看电影！”有一次，徐去找关露，恰不在，他就坐在楼梯的最下一级等着。上海普通房子楼梯都很黑，关露回来一脚踩在他身上。他这时与曹聚仁住在一道，沙汀一去，他就叫菜请吃饭。他杂文写得多且好，有鲁迅风，鲁迅为他的《打杂集》写了序。朋友们谈起来都感到徐懋庸是很有趣的人物。 戴平万很长时间领导沙汀。他是太阳社的成员，沙汀二十年代末在《太阳月刊》上读过他的作品。自加入“左联”以后，从来没听到过戴平万的消息。周扬告他戴刚从东北义勇军折回上海，这时住在一家商号里。戴平万，广东人，中等个子，谈吐幽默。成立文艺家协会时，他见到欧阳予倩，便说：“看，潘金莲来了！”戴一直认为，沙汀是党员，很信任他。 正是编《文学界》一卷二期的那段日子，一天，戴爽朗地与他谈起来，才知他二十年代入过党，现在关系丢掉了。戴说：“关系没带来，设法证明是很麻烦的事。不如重新加入，我可以介绍。”沙汀当即表示，愿意再次申请。“左联”虽然解散，党团组织依然存在。没过几天，戴便告诉沙汀，他入党的申请被党团通过了。还说，讨论中他批评了党团书记周扬，认为这个人这么熟，为什么不早介绍进来？这样，沙汀便又一次入党。他的联系人便是戴平万和周扬。通过他先后联系的人是荒煤、林淡秋，直到“八·一三”战事发生为止。（最近，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文，他的党龄恢复，从1927年第一次入党算起） 6月7日，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会，在上海四马路大西洋菜社举行。到会的约有七、八十人。沙汀专约了艾芜、魏金枝、杜衡、欧阳山、草明。后两人不赞成“国防文学”，未来。杜衡口头上答应，开会那天也没到场。周扬、夏衍都有意回避了。会议公推夏丐尊为主席，傅东华报告了筹备经过，通过了简章、宣言。宣言按照与鲁迅的约定，不写入“国防文学”的口号。讨论时又有争辩，但大部分人同意了。有人提议，给病中的鲁迅先生致慰问信，得到全场的热烈响应。会议选举了茅盾等九人为理事，沙汀等五人为候补理事，签字参加这个协会的共一百一十一人。 一星期后，鲁迅先生等六十三人，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分裂的形势使得文艺家协会成立后从未能真正开展活动。只有《文学界》算是协会的会刊，出版了四期。到第二期时，周扬通知沙汀，把他调到《光明》半月刊去。他在《文学界》的编辑位置由荒煤接替。荒煤这时刚发表《长江上》，主要搞戏剧活动。他脑筋反应快，人瘦瘦的，但反而没有后来精力旺盛。 《光明》开始是个“皮包公司”。编辑部就是沈起予的家。沙汀接替何家槐，每星期去一、两次，取稿、送稿，专看小说方面的。当时，“一二·九”救亡运动兴起，上海因英美与日本的矛盾在华北事件后扩大，国民党在西安事变前也自顾不暇，对左翼均放松。大家就想找个有实力的书店，办一种与“左联”过去关门办刊、一二期便被封掉不同的杂志。夏衍找生活书店胡愈之交涉，他们愿意承担，但怕出问题，只搞发行。讨论后找洪深公开出面。洪老夫子与国民党上层有关系，又敢说敢当，就请他挂名做主编兼发行人。沈起予色彩不浓，也出面主编。党的领导是夏衍，加上沈起予的妻子李兰，一个温和、细致、有教养的女性，和沙汀组成了编委。生活书店给的稿费、编辑费都较丰厚，到“七七”事变停刊前，沙汀有五篇重要的故乡小说发表在这里。与夏衍来往较多的也是这一段时间。 （我知道夏衍很早，他在上海艺大讲《戏剧概论》，我旁听过。左翼搞飞行集会，他参加时不与别人站在一道，看到有巡捕来，便在马路橱窗边东看西看欣赏。他很机警，思想敏锐，记忆力惊人，个性细密、周到，江浙人的特点。他有这个本事，你上面开会，他晓得内容是不要紧的时候，能在下面写文章。 《光明》实际是夏衍挂帅。每次编排，主要由他出主意。他作风深入细致，排字、看清样，都很内行。我跟他跑过两三次印刷厂，亲眼见他如何调整版式，当场挥笔填写补白，文思敏捷异常。三十年代在中国倡导集体创作，他是第一个。《光明》发表五六个集体写的剧本，像《走私》、《汉奸的子孙》、《咸鱼主义》等，揭露了日寇的罪行，都是他邀集，在跑马厅附近的东方饭店开个房间，找洪深、章泯等人讨论，分幕，写提纲，然后推选执笔人，写出初稿的。于伶是他的得力助手，当时叫尤兢。我也参加过讨论。——沙汀1986年12月10日讲） 《光明》很重视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5月由白薇转给周扬，介绍到《文学》发表后，反应很强烈，被推为“国防文学”的佳作。周扬于是叮嘱沙汀，主动与舒群联络。从此，舒便经常给《光明》写稿，并介绍来罗烽、白朗的作品。9月，《光明》一卷七号，还特地编了《东北作家近作集》，也是沙汀的劳绩。这“近作集”中，罗烽的小说《第七个坑》，曾被沈起予压了一些时间，由此引起不满。舒舒便引了罗找到沙汀，要找沈起予“算帐”。这样，沙汀才第一次见到罗烽。徐懋庸后来主编《希望》，在《申报》登广告，夹进一副戏联，有不敬鲁迅之处（沙汀现在还能记得，下联是“去年今日鲁迅徐懋庸笔战方酣”），舒、罗和沙汀都感气愤，一起去找徐。经过道歉，事情才算“和平解决”。至于见到白朗，已经到了“八·一三”后，是在离沪那天的车站上了。 这时，“国防文学”的拥护者们，群起反对胡风的文章。《光明》第一期，徐懋庸率先发难。第二期周扬《现阶段的文学》更是一篇长文。7月，鲁迅发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阐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的涵义，及与“国防文学”的关系。此文同时在双方的刊物上登出，《文学界》的这篇是茅盾送来的。 胡风的口号正式成为鲁迅的口号，沙汀周围的人觉得事情棘手。出于对鲁迅的尊敬，争论的势头缓解下来。可是没想到，8月，鲁迅抱病写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在《作家》发表。事先谁也不知道徐写了信。 徐自己正回浙江天台老家省亲，看到鲁迅文章后，气急地赶回上海，找到沙汀，大诉其苦。说他感觉委屈，在浙江已哭过两场，随即从身上取出他的答辩信，要求在《光明》上发表。徐在沙汀家说这些话时，眼睛通红，十分激动，他显然既敬爱鲁迅，又想不通鲁迅何以会如此严苛指责他的缘由。沙汀严肃地对徐说，他坚决反对答辩，文章不能再登了。可是徐听不进去，说《光明》不发，他便找别的刊物。看看劝阻无效，沙汀建议他与周扬谈一次，这是在沙汀家见面的，结果仍然无效。夏衍听说，又主动约他在一家咖啡店里谈了两小时，批评他全然不顾大局。徐的固执是惊人的，他拒绝了所有的批评。正巧女子书店创办《今代文艺》，主编刚自日本回来，四处拉稿，便将徐的《还答鲁迅先生》一文拿去发表。为了这件事，周扬与夏衍分别经茅盾、雪峰想转告鲁迅，声明这是徐的“个人行动”，与他人无涉。徐自己也说：在鲁迅先生发表那篇驳斥我的文章以后，我同周扬他们的关系闹得很僵，任白戈从日本回来后，曾约沙汀、周立波等和我吃过一顿饭，想进行调解，但由于我的倔强，没有调解成。① 可是，鲁迅怕是听不到这些人间的纷扰了，他已经病危。据夏衍回忆，他在听到消息时，感到惭愧，当天去找沙汀。“我想只有沙汀也许可能去探望鲁迅（前两天叶以群去探望，就遭到许广平的拒绝）”②。这说明沙汀的特殊地位。由于他本人的诚恳，还能被对方容纳。鲁迅生病前，计划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当代杰出小说十篇，其中便有沙汀的《老人》。便是这件有益的工作，鲁迅也做不完了。 10月19日，噩耗传来，鲁迅先生辞世！ 沙汀是听沈起予和《作家》的孟十还告诉的。在周扬家，“文委”几个人商议了一下办法，因为茅盾恰好回浙江乌镇老家，不在上海，鲁迅所住的大陆新邨又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地段，周扬、夏衍都不便露面，便推举沙汀、艾芜为代表，去万国殡仪馆志哀。 20日，沙汀到了殡仪馆。胡风一见到他，顿时忘记前嫌，拉住沙汀的手便哭起来。通过胡风的手传来的一阵阵颤抖，可以感到胡风对失去鲁迅的沉痛。殡仪馆内外，自发来瞻仰遗容的人成千上万。守灵时，沙汀看着鲁迅枯瘦的遗体，长满刚硬胡髭的脸面，仿佛自己生命的时间也在这里停止了。他想起在省一师读鲁迅小说的情景，想起历历可数的几次与先生的会面，“左联”常委开会一次，叶紫提出见面一次，还有一次是叶浅予办《动向》，在“大三元”请吃饭，席间看到鲁迅与海婴，海婴张着小手说：“我也要吃酒。”惹得鲁迅大笑。对，还有最早在“艺大”听他讲话，那时自己还没参加“左联”，那才真正是第一次见到鲁迅。他讲话随便、冷静，有很深的趣味，口音是纯江浙的，但能听得懂。这似乎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像烟云一样散开来……过了两天，22日下午出殡，沙汀赶去参加。萧军、胡风在殡仪馆现场指挥。本来启灵抬棺的名单里是没有沙汀的，但临时发现少了一两人没来。缺了人不大整齐吧，七零八落的，巴金、靳以突然向人群里的沙汀招手，喊他：“你来，你来！”原先怎么敢自己去呢，觉得是个名誉的事情，他平时遇到出头露面的事多半是向后缩的，这时听见召唤，也来不及细想，就跑上去抬。他感到棺木很轻，仿佛能飘浮起来一般，飘呀飘的，飘上了灵车。后来各报刊登扶灵的照片，《文季月刊》上的那一幅，抬棺的十四个青年作家里，清清楚楚地留下了沙汀这个深具意义的镜头。 送殡的队伍绵延几里。张天翼手书的“鲁迅先生丧仪”的横幅，由欧阳山、蒋牧良等举在最前面。然后是挽联、花圈、遗像、灵车、家属及执绋者。花圈后面的挽歌队唱起《哀悼歌》，挽歌的悲壮情绪控制了沙汀，他在这个万人的送葬行列里面，跟着大家喊“鲁迅先生精神不死”的口号。到了华界，正好阮玲玉也是同一天出丧，人山人海，万头攒动。鲁迅的出殡，成为自孙中山逝世以来，中国青年学生、老百姓自动走上街头送葬的最壮观的场面。人流一直涌向万国公墓。 回到家里，沙汀忙着与洪深商量能够做的纪念举动。一卷十期的《光明》本来已截止稿件，待发排了，现在决定立即组织稿件，增辟“哀悼鲁迅先生特辑”，改为10月25日出版。沙汀写下了这样的话：鲁迅先生的伟大处是在直面而坚持地对一切黑暗突击，从古久先生的帐簿一点到泊来品的卐字徽章。在五四运动后的十数年中，每逢一次新的巨大的激变，都能够勇敢地站在前线作战的，只有先生一人。而能够使一切丑恶畏慑的，也仅仅只有先生一人。①（鲁迅之死，你有没有夏衍那种既悲痛又惭愧的感觉？当时没有冷静体验的可能。因鲁迅的存在已经多少年习惯，突地消失，只觉得失了重心，前面陡然一片空白，一片空虚） 在葬礼上，召唤沙汀前去抬棺的巴金，沙汀早年在成都就知道他的大名。袁诗尧老师便和巴金一道搞过“安那其”主义。沙汀读过巴金译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被其中激动人心的献身精神所感动。初到上海住德恩里时，巴金曾来看望四川同乡，也知道有个姓杨的老乡在自学文学。经人指引，巴金马上诚恳地对他说：“要不要写点文章，翻译点东西？我来介绍。”沙汀说：“为报屁股做点事吧。” 巴金给他的初步印象是：矮矮的个子，操浓重的四川口音，下颚处的线条刚直、粗放，因此，下巴显得格外有一种说不出的力量。 正式接近巴金，是1935年。那年萧乾为《大公报》副刊来上海组稿，请客的名单是巴金帮萧乾拟的，便有沙汀。这样，关系渐渐多起来。前不久，“开明”为纪念建社十周年，要出个纪念集，又是巴金想起沙汀，约他写篇小说，便是《逃难》，一个可笑的安县人乘轿避难的故事。稿费标准是千字十元，是他在上海写作所得的最高稿酬。巴金就是这样乐于扶植人、帮助人。他能鼓舞起很多人，在左翼作家圈子外，以高贵的人格力量吸引住沙汀。后来更进一步成为沙汀难得的挚友。 就在鲁迅逝世前后，文学界对宗派情绪的厌倦，已经很普遍。9月下旬发表了有二十一人签名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包括了争论双方的作家，甚至礼拜六作家。这是茅盾、雪峰有意组织的，事先与夏衍、周扬也商量过。这对降低争论的热度，无疑起到良好的镇静作用。也是在这种气氛下，欧阳山讲，我们不管他们批评家的纠纷，那是他们理论界的事，我们小说家自己搞个团体，来谈创作怎么样？欧阳山的想法与沙汀不谋而合。沙汀在一篇拥护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里便说过：“我们今后应该从事于一种具体的批评和创作的建立”。①张天翼从南京来沪，他与欧阳山熟，积极支持发起“小说家座谈会”。第一次会是9月2日开的，沙汀没有参加，与会的都是主张那一个口号的人。后来他听说会上有人批评沈从文说的左翼作品都“差不多”的话，他不大以为然。沙汀对沈从文的印象不错，他当时不认识沈，只是看他写湘西的作品，总能联想到自己的川北，有一种亲切感。第二次会是10月30日开的，欧阳山又来约，沙汀与党团打了招呼，与艾芜、荒煤等几个人出席了。座谈会在北四川路一家广东馆子里召开。会上多半是青年作家。他第一次见到为鲁迅吊丧而来的张天翼，人瘦瘦长长的，爱说笑话。沙汀本来不准备发言，可是等到会开起来后，他被整个团结的气氛感染，竟前后起来讲了十次话。他环视会场一周，沉稳地开口： “我有点意见要说：最近文坛上，有过一点使大家迷惑的事。这是理论家们和批评家们的宗派观念所造成的。“大家知道：在座谈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欧阳山曾经约我和荒煤、艾芜加入，我答应考虑。刚才所讲的，就是我加入小说家座谈会所以很迟疑的原因。现在我加入，正因为要打破这种本来没有的宗派观念，另外还想跟大家给新人一点帮助。 “这种宗派观念的造成，并不是在认识上有什么不同，不过是由于几个私人间的关系，看来似乎就形成了两大派或两个以上的派别。我当时因为别人那样的看法，也就不得不稍加考虑。现在看到《小说家》根本没有一点宗派意味，所以我才毅然决然地加入。”①他侃侃而谈，直说得全身发热。在讨论到《小说家》发不发理论文章时，又站起来申诉意见：“我不否认理论斗争的重要，但为了尽快增进团结，一个时期内，不但胡风，凡是足以引起外界误会的人的文章，暂时一概不登，也是必要的。现在，只要创作家们先联合起来，打定一个基础再说。”①（这是很坦率的‘思想见面”的话。你身上非周扬的独立意识一下子流露出来，朋友是朋友，观点是观点。我实在想安心创作，鲁迅逝世，给我们大家一个反省的机会） 他实在太想多写出几篇好的小说来了。转过年到了1937年2月，他的《航线》集出版。这是沙汀去年把《法律外的航线》集删去《酵》、《俄国煤油》后编成的。交给了巴金，编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在鲁迅先生逝世的第二日，他为这本书写下新的“前记”，其中表达了对这位文学前辈的感激和纪念之情。 次年的3月，他发表了未完成的中篇《父亲》的三个片断：《某镇纪事》、《干渣》、《一个人的出身》。按照去年《文季月刊》广告介绍，这部小说“描写一个慈父对于儿子的希望和幻灭的故事。主人公是伶人，为了儿子他抛弃了半生来持以为生的职业。”②这是他大规模地概括故乡的开始，运用的是半自传体，从一个家庭的变迁，看整个社会。4、5月，他又连续写出了《龚老法团》、《轮下》几篇重要的小说。作品的人物原型均采自故乡。《轮下》的主人公穆平，是根据他的青年时代朋友向履丰的经历虚构的。向履丰信仰过梁漱溟，也信仰过共产主义。妻子姓龚，近视到这种程度，一锅汤元汤，她当成洗脸水端了出来。这是他哥哥向浑生前给他订的婚。他要离，女家来人把他打了一顿。他气得去宝光寺当和尚，他老婆又把他抓回来。这是一个软弱到无以复加的人。红军过境，他也跟着别人逃难，既可怜，又可笑。 《龚老法团》的原型，是妙趣横生的钟子吉。钟子吉就住在安昌镇南街，沙汀十二、三岁时便认得。他的一些生活细节，在1936年7月，沙汀用“尹光”笔名发表在《申报·文艺专刊》的散文《贾汤罐》里，被真实地保留下来。除去姓名虚拟，这是篇纪实性作品。比如他纳妾，别人问他何以要娶，他便说：“小，补之哉。”他画得一手好画，除夕过年他家门上挂起方形纱灯，四周画着戏文故事，精致剔透，惹得远近许多人专门跑去观赏。他的儿子钟成周，还是个维新派，留着法国式的八字胡须。儿媳苟么妹，丈夫死后回了娘家，淫荡异常，在家乡上层可是个响当当的女性，人们背后叫她“逢人配”。有个诨名“小霸王”的绅粮袍哥，在安、绵一带胡作非为，名气很大，正欲娶她，却突被驻军捉去，拿铁杆烧红刺瞎了双眼，枪毙时是用箩筐抬起走的。这些女人、男人的性格气质，都渗透进他的小说世界里。 但是比较起来，他更偏爱钟子吉本人的性格，居然作为主角被他写了两次。《贾汤罐》是个静态的人物素描，能感到人物已从纸上凸起，但缺乏一个动态的事件，来造成形象的纵深度。他产生了“扩写”他的想法，于是，钟子吉成了贾汤罐，贾汤罐又成了龚春官，增多了虚构成分，把他安到1928年安县魏道三搞的那一场党义测验的闹剧中去，成为一篇新的作品《龚老法团》。 “党义测验”这一笔的改动，带来的是对整个人物的重新设计与调整。他想，在这场县城土劣与新派的权力较量中，龚春官只是一厢情愿地“调和”，糊糊涂涂保持好心情，他不应越出这个范围。原先写贾汤罐不看公文内容便盖章的细节，是“极随便地”在自己台衔下加印，这时改成“极仔细地”盖章。真诚地作古正经，不折不扣的“混沌”，“混沌”到善良，“混沌”到自始至终，才是龚老法团的本色。沙汀摸到了人物性格的内核，不再有偏差。贾汤罐平时虽难得出一丝声气，可是“冷不防一字一板地说出句把话来时，第一分钟你会不禁红起脸来，觉得那些话里是生了骨头的，但当你下细一审视他那聪明而坦白的眼色，便又会自自然然地松一口气”。贾汤罐这种突然抛出一句惊世骇俗真话来的情景，恐怕是生活里钟子吉的真性格，因为他并不缺乏聪明。到了《龚老法团》，作者要突出人物颟顸、和善到不自知的境地，便需抹掉他身上一切大智若愚的表现。 耐人寻味的是，两部作品都有这样一段调侃的话，被置于显要的地位：“他的死给几个地位重要的人物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每当他为要解决各机关法团的人选而感到苦恼时，总会记起他来，于是生气道：“龟儿子！要是贾汤罐（在《龚老法团》便是龚春官——笔者注）不死也好哩！”只有乡镇社会代表的中国封建权力结构，才需要这种傀儡式的人物，以便在尊重民意的幌子下照旧执行他的独裁。中国式的权力斗争需要这样的“垫脚”官僚，反过来，描写了这种“垫脚”官僚，也才能表现“权力”本身，表现“权力”的性质、构成和功能。 他已懂得了开掘，由散文《贾汤罐》到小说《龚老法团》，他故乡人物所包容的政治、社会、文化内涵，被大加拓宽拓深，他的四川故事的深意显露出来。加上小说语言淘洗尽许多杂质，变得洗炼、精粹，讽刺的语调把握得恰到好处，让人物结局大胆地在小说中间出台，所以，连沙汀对这篇小说的自我感觉也相当不坏。此篇一出，他的表现故乡的短篇艺术成熟了！ 两个口号之争，两个刊物的编辑工作，只是占去了他的时间，却无法遏止他进入他的第一个小说创作的高潮。据当时人的回忆，人们已经感到他平时为人的憨直，热情重义，而作品却沉郁结实，如同那块神秘莫测的川西北土地。住在上海辣斐德路桃源邨，这个出身于最“土”的乡镇，生活在最“洋”的大都会的作家，仍然保持住自己独有的文化，独有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没有被大上海同化去一分一毫。 沙汀似乎不大愿意人常到他的家中去，很少有朋友被他招待在他的屋子里坐上二十分钟的，好像自己的屋子里藏着几许秘密似的。他说房间是休息与工作的地方，除了睡眠与写作外，就不能有其它。他说如果招待朋友闲谈或者讨论一些什么问题，那尽管到咖啡馆去，没有钱上咖啡馆，那末马路上也是很好的招待朋友的地方。因此每一个朋友到他家中去，刚踏进房门，还没有坐下来，便被他嚷住了。 “呵！××，我们好久不见了，去去去，我们到马路上走走去！” 于是，他立刻穿上了外衣，领你到马路上去散步，一走便是好几个钟头，从来没有表现过一点不耐烦或者敷衍的态度，这种热情与精神却是没有第二人及得上的。① 他大概就像领着客人拐进故乡茶馆一样，拐上了马路，或者出门几步，便迈上了山坳了吧。当时常去散步的地方，是杜美路与祁齐路之间的僻静街道，那里马路四周的景物，应当说是他很熟习的了，但是怪，他总像是第一次才看到的那样，反应强烈。 当他瞧见了普希金的铜像时，他便会高声朗诵起普希金的诗歌来。他瞧着黄昏的杜美路的那一头，有一两个白俄在踱着方步时，他就会一口咬定这是古老的莫斯科的黄昏的街景。他看见一个流浪的老白俄时，就想起了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常常提到的一些顽固而又悲惨的老年人的命运来，他遇着了携着一匹小狗或者握着一根手杖的年轻淑女或绅士时，他就会一口咬定：“这些都是果戈理小说中的人物啊！”①他生活在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的时代，但同时又生活在俄罗斯的小说世界里面。这是他重要的艺术源泉之一。他沉郁结实的文字与小说风格，是与这些有关的。他的丰富想象力，做“白日梦”的本领，把腿搁在凳子上，便能半天沉入胡思乱想的本领，正是他文学天才的表现。表面的不敏捷、土气，掩盖不住他内在的才华。他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故乡人物组成的文学社会里，和他们哭着、笑着、爱着、恨着。这样，他才能从上海的马路边沿和弄堂房子，直抵他的独有的文学天地。 可是，抗日战争爆发了。 综观你抗战初期的感情历程，似乎就是由热变冷。 热的时候我写的报告散文。冷的时候我写小说。我的文学是有冷有热的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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