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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1937年的中国人相信，日本大规模的侵华事件是迟早要发生的了。 经历过“西安事变”、“芦沟桥事变”，上海的民情像一锅沸水。沙汀起初还想用文字投入抗战。他仍在《光明》，很快参加了夏衍组织的一次集体创作。 他们听《大公报》记者陆诒做了平津事变的详尽报告，随后在艾思奇家聚拢了一批原“左联”的成员，商议写一部大众体长篇小说，初步定名为《芦沟桥演义》。救亡，要求文学大大发挥它的宣传功用。艾芜、张天翼、夏征农、舒群和他，都热心地愿意担负一个章节。他认写了第一部。 这第一部按照集体商定的提纲，写的是天津于“七七事变”前夕的局势。沙汀第一次赴京时曾路过天津，海河、八里台南开、津油子，这个城市对他还不完全陌生。上海“一·二八”时，商人劳军的爱国举动，他还记得。小说虚拟了一个原籍南方的商人袁晓初的家庭，赋予他们一股正气。陆诒讲的和报纸上披露的来历不明的海河浮尸，汉奸的暴动，日军诡秘的动向，被穿插进去。这样写完了。 小说后来登在广州版的《救亡日报》上，总题目改为《华北烽火》，可能觉得这些作者的文笔离“演义”太远吧。沙汀的一部名《前夜》，下面第二部是艾芜的《演习》等等。这远不是成功之作，小说不像小说，报告不像报告。战争改变了一切，沙汀的思想也转到一个新轨道上。 抗战引起我一种冒险的打算，我以为我应该暂时放下我的专业，不再斤斤计较一定的文学形式，而及时地反映种种震撼人心的战争。①要用小说以外的形式写战争，当然就得上前线。7月27日，郭沫若弃下妻儿，穿着和服走出家门返国，使上海的文化界感受到一种同赴国难的冲力。郭沫若一下船，政府方面得了情报先去迎接。郭通过公开的《光明》杂志，找到沈起予。沈起予夫妇一面领郭沫若在南京路缝西服，一面通知了周扬，沙汀。大家一批批去中山饭店看这个五四时期就崇拜的诗人。沙汀几人与郭沫若操起乡音，谈杰克·伦敦的《阿Q的阿Q》，谈中国人在东南亚所受殖民主义者的欺辱。 北伐名将张发奎是郭沫若的老友，曾邀郭去嘉兴南湖休息了几天。这样，“八·一三”上海战事一开，沙汀和舒群、罗烽都想循着这条线索上前方，让郭沫若介绍他们去张发奎部队。可惜没能成功。 这些天他很不安宁。住在法租界虽然安全，但沪东战区的枪炮声，华界贫民争相拥往租界被阻断在铁网外的惨像，使人心惊。黄浦江上空爆发中日空战，8月14日炸弹落在“大世界”门前，他正好出门路过，亲眼看见血肉模糊的肢体。他的房东一家，妻子像一般小市民那样，拼命储粮、储盐、储备煤球，传布各种只能吓唬自己的马路新闻。她的侄儿陷入沪东战区，九死一生逃出来，又马上报名赴前线，与叔父发生了争执。据这个中学生对沙汀讲，战区的中国老百姓逃亡中遇到日兵，常被勒索交出钞洋，如果只有铜板捧出，就被一刺刀捅死！他亲见一个妇女抱了婴孩，拿不出钱，叫日本兵踢下河浜。沙汀听到叔侄两人的争吵，感到自己不能呆坐在家里。不能上前线，也要有所动作。 这几天，每晚的月亮偏偏特别明亮。听着远处钝重的炮响，望着星空，他“在祝福着我们那些浴血抗战的民族英雄，而且对自己的平安感到惶悚”①。 他决定去慰问、采访伤兵。与那几位东北作家两次上街为伤兵募捐，到金神父路“学艺社”对面的一座临时收容所去看望他们。沙汀向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申请去红十字会，不得其门。到各个伤兵医院去，经常碰壁。最后通过私人介绍，有了各种担保，才被允许到一家医院去试试。 他这天冒着华氏九十度以上的高温，踏着软化了的柏油路面，兴冲冲跑到这家医院去。人家告诉他经费困难，编制已经超员，难以安排。 “不过我并不需要报酬。”他截断对方的诉苦，“连伙食都不麻烦你们的。” 医务处表示拒绝。他不甘心，率直地告诉他们自己是谁，干什么的。 “啊！你就是沙汀么？久仰久仰得很……” “哪里，我希望能够相信我。”他更诚恳了。 “当然，当然，不过恐怕你吃不消吧，很苦呢！” “我至少可以帮他们写写信，读读报纸，做我能做的……” 他以为这次能有希望。结果仍是礼貌周到地挡驾。理由是写信、读报的人已经有了。①后来才弄明白，由于上海的报纸天天在批评伤兵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揭发某些医院的内幕，这些地方最不欢迎记者文人。对他们暴露自己是个舞文弄墨的，就更其糟，只配吃闭门羹。 沙汀有山地人的顽强劲。他没有灰心，相信依靠同乡关系，只要认识一个四川伤兵，就不愁找不到一批。他终于拿着一个“周海泉”的名片，到萨坡赛路一家私人医院，指名道姓访问一个四川士兵叶士先。他没遭到什么盘问，被允许了。 他惊奇地发现叶士先还是个孩子。稚气，眼睛圆圆的，才只有十七岁。 “嗨！”叶士先惊叫着，“想不到这里会碰得见同乡啊！他们说有个同乡会在什么爱多亚路，可是碰他妈的鬼，真难得找！吃烟，吃烟……你说还有谁是同乡？多啊，靠窗子那个和我同县，脑袋给弹片炸伤了。这一个也是，伤到腿杆子上。……”一连指出八九个。他是潼南人。 他问他是怎么进军队的。 “不要说吧，上了别人的当呀！”他叹息了。他听信了下乡招兵的招募员吹嘘，说进学兵队待遇好，毕业可以当排长。这个想在农村之外讨出路的年轻人满怀希望入伍，结果还是当兵，并且马上凑齐了送上火线。 “不过，现在总比打内战好吧！单看老百姓是怎样感激……” “自然，自然，”叶士先不好意思地笑了，“叫人想得过也只有这一点。” 一个小兵能说出这样的话，让沙汀很感动。当他知道叶是为了救护别人挂彩的，故意逗他：“那你后来不是很失悔么？” “啊哟！你这个人！失悔？！”他笑嚷着，眼睛转动得更灵活。这是沙汀在慰问伤兵中所见年龄最小，也最有趣的一个。 他喜欢上这个“小兄弟”，一个穿军装的小农民了。①可是，采访的计划不得不受到战事发展的影响。上海的书报业在战争刚起的半个月中何等活跃，曾几何时，那些以发售战时报导的书刊盛行一时的小书摊，很快萎缩下去。各类的杂志、报纸纷纷停办。《光明》半月刊8月10日出到第三卷第五号，登载了郭沫若的诗歌《黄海舟中》之后，连一个终刊辞也未见，便结束了。文化人的稿费来源被切断，白米、煤球的价格，一周之内涨了一倍以上。大家开始考虑上海能否久居的问题。沙汀和欧阳山、张天翼等，讨论过各种紧缩开支，甚至过集体生活的办法。最后觉得还是早一点离开上海，分别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开展文化救亡工作，才是上策。大家的想法差不多统一了，上海文化人向大后方转移的趋势日益形成。张天翼准备第一次回他的原籍湖南湘乡。沙汀、黄玉颀，决定带着礼儿动身返川。 他去找周扬，说出自己的打算。周扬在与冯雪峰正式接头后，似乎在党内被撤了职务，这一年来变得比较消沉，双脚都浮肿了。沙汀很同情他，说了些安慰的话。周扬、苏灵扬说，他们不久要离沪去延安。沙汀鉴于二十年代丢掉党的关系的教训，要求为他开组织关系的介绍信。周扬让他去找夏衍。夏说李一氓马上就去成都主持工作，这里会给他口头打招呼的。 10月的一天，沙汀全家三口在沪西梵王渡车站，与舒群、罗烽夫妇（白朗是第一次见到）、丽尼（郭安仁）夫妇汇合，一起乘沪杭路火车去嘉兴。吴淞口已被日本军舰封锁，沪宁路有一段不通，要去内地只有先到嘉兴，然后沿苏嘉路辗转绕个圈子去南京。沙汀夫妇准备去那里候长江轮船。周扬特意跑来送行。算起来，在上海的五、六年，这是他最亲近的朋友之一了。等车的三个小时里，突然遇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大地晃动，尖厉的呼啸声把礼儿惊得哭叫起来，整个西站笼罩在一片恐怖中。这些飞机仿佛飞来提醒逃难的人们，这就是战争，战争会跟着你走的。 南京难民如云。住进旅店，一行人因为最终目的地的不同，就此分手。任白戈很快来看他。白戈从日本回来便结束了独身生活，妻子李柯是在日本搞左翼戏剧时认识的。夫妇俩比沙汀早两天抵宁，他们要去陕北，这是有一条特别的交通线的，吃住自然都有安排。白戈胆大，其时国共新的合作刚刚开始，他在南京旅馆查房填单时便写明身份是“共产党员”。他见着沙汀说：“你有多少钱住旅馆啊，我介绍你到田汉家去住。” 任白戈担任“左联”秘书长时，参加过“剧协”，与田汉他们混熟了。田汉被捕后，以不能离开南京为条件保释出来，在这里活动。他的位于丹凤街的家，仍然是宾客盈门。“田老大”欠着房租，照样接待朋友。田把自己卧室让出，叫沙汀全家睡在大床上，自己另弄个小床。黄玉颀是第一次到南京，少不了要观光一下，沙汀携着去游了玄武湖，田汉又陪他们去秦淮河转了转。究竟是战争时期，连游玩也提心吊胆。每次躲警报，田汉都来招呼他们。那时的防空洞还很简陋，便是平地挖个坑，上面铺些板子，盖上浮土。人们相信这就足够保障安全了。 由任白戈、田汉引荐，沙汀还认识了阳翰笙。阳在成都是有名的学生领袖，他是知道的。阳和吕超是同乡，四川高县人，被捕后得到吕超帮助出狱，等于软禁南京。阳长得高大魁伟，眉毛又粗又黑。他替沙汀解决了近期的难题，订了船票，还帮着考虑入川后远期的生活。经他介绍，认识了成都《新民报》的陈明德，陈欢迎沙汀入川后给他们写稿，还预支了一小笔稿费，解他燃眉之急。阳翰笙特意跑去找吕超，让他为沙汀写了封亲笔信，请成都吴景伯见信后看能否在《新民报》或协进中学给他安排个位置。田、阳两人的热心，使沙汀正如他乡遇故知，逃难的紧张也得到一点缓和。 他在南京一共住了三天，还见到滞留在此地的荒煤。临到去下关上船的这天，“田老大”帮着提行李、找黄包车，送他们去码头，尽职尽责地把一个朋友招待到底。 在南京上船乘的是统舱，满船的乡音。途中意外遇到刘披云。此人是杨邨公的女婿，上海大学出身，沙汀在四川第一次入党不久，经周尚明介绍在党内就认识他。谈起来才知道他夫人在上海难产去世，现在是孤身一人回故乡，买的是“黄鱼”票，睡在机舱下面的一个通道里。礼儿这孩子见他常从舱口的圆洞上下进出，便喊：“洞洞伯伯来了！”以后在成都办杂志，刘披云也是一个支柱。 千辛万苦经武汉到了重庆上岸，沙汀身上的路费快光了，只得住下来筹措。全家挤到张家花园后梁上萧崇素的家里。这位德恩里时代的同乡，这时在《新蜀报》写社论。《新蜀报》的主笔漆鲁鱼，在日本学医，后入红军卫生部门工作，长征突围时掉队，找关系找不到，讨口告化，潜回四川。漆与沙汀谈得很投机，还请他在大梁子基督教青年会举行报告会，报告上海的抗战形势。那天到会的听众是一批热血青年，有学生，也有各种职业的人。三四天以后，筹到了路费，沙汀一家终于在这一年的11月，到达成都。 一个如此熟悉的成都。多了满街的抗战标语，与上海相比，与敌机轰炸、民众沸腾的一路景象相比，这里显得太淡漠了，战争似乎离得远了。下一步怎么办？救亡、写作，还要养活家小，得有个起码的生活基础。在路上已经与玉颀商量好，先把母子俩送到安县秀水玉颀大哥黄章甫家里，单等沙汀求职有了着落，再设法在省城安家。 于是，沙汀与妻儿分手，单身到王岚塘族人杨冠斌家借住。他最先见到的熟人是车耀先和张秀熟老师。 车耀先在这年初，创办了《大声》周刊，宣传抗日，极得当地的人心，却被政府连续查封三次。这里的政府还害怕“过激”。车是个不屈不挠的人物，背后支持他的是“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总部队”）组织，查封了，改名再出。《大生周刊》，而后《图存周刊》，这次正准备“复辟”，还出《大声》。他告诉沙汀，上个月此地成立了“文化界救亡协会”，有八百多人参加，李嘉仲、熊子骏、李劼人、张秀熟、杜桴生与他自己都被选为执行委员，阵容还不小。但是不久，国民党的“成都市人民团体临时指导委员会”下令解散这个协会，把它“指导”掉了。 他又去见张秀熟。张在中学教书，沙汀私心里希望在他那里能有党的关系。原先对夏衍不肯落笔介绍关系便有些担心，一问，李一氓根本没有来川，心里便一沉。他对张说，能找到“组织”吗，张说可以去问问，不久告沙汀“张老”在成都，但又不说名字（解放后才知是张曙时），没了下文。 正在这时，他听说周文在这里，又去寻他，才知道他的关系也没接上。在“左联”，周文后期任组织部长，他与鲁迅、胡风关系密切，两个口号中与沙汀是疏远的，彼此相识而不相熟。现在自然是舍弃前嫌来合作，团结此地的文艺界人士，以形成进步文化力量。周文认识刘盛亚他们，沙汀把车耀先、张秀熟等介绍给周，两人把省内外新识、旧识的朋友联结起来，通过带有联谊性质的聚餐会、茶会，很快聚拢了李劼人、陈翔鹤，“京派”的朱光潜、卞之琳，加上后来的马宗融、何其芳等人。 这时发生了上海“影人剧团”事件。这个团体由战前的明星、联华、艺华、新华等电影公司的六十多名演员组成，白杨、吴茵、谢添都在其中。11月由重庆载誉来蓉城。沙汀与周文在沪时间长，负责接待。他们在智育电影院上演《芦沟桥之战》和《流民三千万》，盛况空前。沙汀在演出前的招待会上认识了该团的编剧陈白尘。可是刚演了几场，一晚，莫名其妙地遭一撮流氓、兵痞的捣乱，警备司令严啸虎即借口勒令停演，限剧团三日内出境。 这都是在很可笑的“有伤风化”的虚伪烟幕下演出的把戏。沙汀十分气愤，在车耀先的“努力餐”开会，与周文、刘披云、熊子骏讨论对策。曾有人提议出路费让沙汀去武汉找郭沫若第三厅干预，后经车、熊等奔走、斡旋，以剧团改名为“成都剧社”的方式解决，一天的云雾才散。陈白尘后来住在“华西晚报”，彼此有了往来。沙汀在报上读到一篇通讯，揭器上海宝山县汉奸政权的丑态，他受到当时话剧直接面对群众发生作用的影响，想把它发展为一个讽刺多幕剧。编了提纲，分场分幕都有了，没有写起来。当他离开成都时就把这个提纲交给了陈白尘，后来陈写出了《魔窟》。 （抗日剧团“有伤风化”的案件，刺激了你的讽刺的神经。我开始在现实教育面前想，如果这种警备司令还在当政，军阀能领导人民取得抗战的胜利吗？） 这时的成都，除了《大声》全力宣传抗战，其他刊物很少。有个《国难三日刊》，主要转载省外报刊上的文字，原“辛垦”的葛乔在那里支撑。沙汀与大家深感要打破这里的沉寂空气，一个《大声》是万万不够的。于是12月1日，《新民报》的副刊“国防文艺”，12月5日《战旗》旬刊，12月8日《四川日报》的副刊“文艺阵地”，就一个一个披挂出阵。他参与筹备《战旗》，还有葛乔、周文。三人确定办一种综合杂志，文学作为附类。第一期，组了李劼人、胡绳的专稿。还有时事评论《东战场形势鸟瞰》、《民族统一战线与托洛斯基派》，转载了宋庆龄的《两个十月》。沙汀自己赶写了小说《出征》，把上海访问过的叶士先这个小战士演变成一个老兵，显示人民觉悟到此次打仗的意义与前不同。这是个很简单的作品。可是《战旗》送审，得了“奉命暂缓发行”的结果，仅仅出了一期“样本”，便流产了。后来沙汀应朋友之约，写了几篇杂文交《四川日报·文艺阵地》发表。他的理论性抗战文字并不精采，用的是《申报·自由谈》时期的笔名“尹光”。这些入川后最初的东西写得比较开朗、乐观，也写得匆忙。 为了解决生计，他拿着吕超的信去求见吴景伯。吴与陈静珊、张志和这些下野军阀热衷文化事业，成都的《新民报》和“协进中学”都是他们办的。吴是“协进”的董事长，他对沙汀表示欢迎，但学校需寒假后才能重聘教师，要他稍候。 转年过了1938年的元旦，省政府要在四川大学搞一次学生军训。车耀先、张秀熟与沙汀谈起此事，想派人进去讲政治课程，拟议中的教师有沙汀、周文。但在临军训前，沙汀突然决定回乡过旧历年。他知道，由于自己与玉颀特殊的婚姻经历，她在安县的寄居生活是不会愉快的，回川第一个春节无论如何两人应当在一起过，便匆匆赶往距安县城五十里的秀水。 住在秀水一座古庙里，妻兄黄章甫所在的秀水小学很容易使他想到汶江小学。一个多月的生活，除了去县城看过郑慕周与大哥，有尽够的时间可以思考。时间消除了许多隔膜，舅父对他的态度已经相当缓和。家乡表面上还是老样子，他最初的感觉只是压抑，但把细一看，居然恢复了辛亥和大革命前曾经有过的两项“热门”。一项是演剧热，主力军永远是乡间的小学教员，演的是抗日内容了。一项是淘金热，主角是那些富有者，配角是褴褛不堪、混身污泥的金案子和沙班、水班的工匠们。开采沙金的理由开始用的是旧措辞：“赈济灾民”，不久便转换成堂而皇之的“开发资源、抗战救国”。在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大旗下，中国这个社会肌体上继续生长的众多的脓疱是那样触目，逼使他沉静下来思索。 我认识一个具有专门技能、曾在上海科技界供职的熟人，他回四川，原是为了在成都找点工作，尽其所长为抗战服务的。但是，在一些亲眷的鼓吹下，他却放弃了原先的打算和专业，搬到我们那个偏远小县去开发金矿！因为随着战争的发展，金价不断上涨，那时候县属两三处素以出产沙金闻名的地区，在荒废多年之后，又开始兴旺了。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①（这是长篇小说《淘金记》写作的最初动因吗？这是远因。在协进中学，在延安、冀中，都在头脑里酝酿它，具体写作就更晚了。是一个成熟的胎儿。直到我夜宿仁寿的北斗镇，我的人物才有了出场的空间） 他没有立即构思新的小说。在他的思想里，“淘金”是不是应当立即着手写的抗战题材，还没有想好。不过，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扫除了他不少乐观的想法。大后方的现实深刻影响了他。给他增加了文学创作必需的忧虑和沉思。 旧历年底前夕，协进中学寄来请他教“国文”的“聘书”。报纸上大字登载着重庆遭受日机轰炸的消息。为了区别抗战的前方，当时报上把偏僻的大后方地区戏称为“堪察加”。 “看一看我们这堪察加临难时的情景，也不是无意义的”①。他在秀水雇了两辆包车，黄玉颀领着杨礼，一点点可怜的行李。2月的故乡春雨淅沥，全家抱着新的希望，赶往成都去了。 春节后回成都的当天夜里，他由走马街穿过春熙路南段，想去拜会几个熟人，恰被全市火炬大游行阻在路上。 站在中山先生铜像对面的阶沿，只见火炬队伍前至提督街，尾巴甩在东大街上，歌唱声、口号、火光，使他的脉搏也随之兴奋地跳动。在“米粮同业公会”、“在野军人学会”、“大商社”、“群力社”各种形状的旗帜之后，他发现了“文教会”的朋友们，得了一支竹梢当中嵌有浸透油脂的纸捻的火把，走进游行的行列。 “看了这情形，谁也不相信中国人会甘心沦为法西斯强盗的奴隶的！”行进中的沙汀，看到一条火的长龙，一座火的长城，禁不住想，“在需要我们流血的时候，同志们，也一样吧！” 但是他究竟与“八·一三”在上海或初到四川时不一样了，狂热的温度降下来归于冷静，他在追记完这场游行后说：许多人基于这次运动而发生一种廉价的乐观，是要不得的；因为我总忘不掉三个月以来的沉闷日子，当天夜里某一部分情形（指沿途群众在旁呆看——笔者）以及那漂亮的整齐的乐队。①他把家安在仁厚街一个小四合院的厢房里，同院住着李嘉仲，在一家中学教书。仁厚街位于少城，是个小巷子，离有名的文化区祠堂街很近，逛书店，去车耀先的住所，都很方便。“协进中学”两个班的国文课有固定的钟点，课下要判一百份作文卷，还要帮房东的孩子补习功课，占去的时间很多。他对于教书，和在上海“正风中学”一样，实在只当做谋生的手段，兴趣是没有的，教上了又不会不认真。“协进”有悠久的历史。辛亥年间全省首批办七个中学，它是省一中。“五四”前后这里是学潮发源地，两次遭封闭。阳翰笙便是这个学校的风云人物。现在是1933年后重办，民主人士、地下党员在这里出入活动，学生中去延安的不少，被人暗地里称为成都的“陕北公学”。沙汀一进“协进”，才知道教师中有许多熟人。杨伯凯在做教务长，“辛垦”的另一发起人王义林也在这里，但很难碰到。刘披云因住将军街，离车耀先住处更近，课后常在那里遇上。刘以后在“天府中学”教书时，罗烽介绍吕荧末求职，沙汀找刘，刘曾让出两班的作文卷交吕荧改。学校还有一位老先生李筱亭，是资历很深的革命者，就住在校内，上课下课都到他房里去坐坐、谈谈。其他教师就没有来往了。 四川党组织过去受到严重破坏，去年年底刚刚重建。等到沙汀这次回来，情况大变。车耀先同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接上了关系，这样，沙汀不久也与罗联系上。教书之余，协同周文做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周文寒假参加四川大学的学生军训，任队长，由此与当地的文学青年羊角（张宣）、车辐等建立联系。1938年3月6日，经过长久联谊的推动，周文、沙汀等终于发起组织成都“文艺界抗敌工作团”。工作团在学道街济难第一小学召开了筹备会，有五十多人参加，会上通过了《成都文艺青年抗敌工作团发起意见书》，推选马宗融、周文、沙汀、任钧、蔡天心、羊角等十一人为筹备委员。正当大家东奔西跑，为在两周后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忙碌的时候，国民党市党部突然命令不准这个组织立案。成立会就这样流产了。工作团筹划的意义只余下一点，就是为第二年成立文协成都分会铺平了道路。沙汀又一次感受到抗日救国的“阴暗面”。 文化人聚会的地点，除枕江楼一类比较宽敞的地方外，主要是车耀先在祠堂街开的有名饭馆“努力餐”。与周文谈话，多半不在他高池街的住所，也在这里。沙汀佩服车的精干、乐观，坦诚到极点，任一点东西也藏不住的性格，愿意为《大声》写稿子，参加他组织的宣传、慰问活动。 每在街头宣传，车耀先总是亲自站在凳子上演说，声音洪亮，说得机巧和热情，加上他从行伍生活中吸取来的丰富语汇，毫无顾忌的手势，真有一股巨大的煽动力量。他当团长的时候，一只脚受过伤，他就高呼：“只要是为了抗战，我愿意把那条腿也打断！”他一上街，连黄包车夫也认得他，互相传告：“车案子今天又要搞啥子怪事了！”人们就高兴地涌着跟他走。 一次，车耀先到仁厚街来，与李嘉仲、沙汀谈起他主持大声周刊社发起的抗战军人家属慰问团的事。车耀先一说话便滔滔不绝。沙汀主动要求也去参加。 在一个星期天，他们结队去慰问五福街余湘藩的家属、西御河沿街赵文全的家属等六家。看到他们住在透风的竹笆房子、阴暗的机房里面，只靠浆洗衣服，做苦力，为上了前方的丈夫或牺牲了的男人，艰窘地养活着孩子，却得不到政府的抚恤。慰问团的到来使她们起初快乐得张皇失措，连话也说不出，继而就伤心哭泣起来，听到找来的保长们，眯着惺忪睡眼，说出那些推诿的话，沙汀感到车耀先和自己的心都在可怕地抖动。① 还有一次，他们别出心裁地组织了送军属老母进医院治疗的活动。篾笆做的大幅标帜上横写着：“送抗战军人壮丁的母亲穆老太太进医院”、“他的儿子在前线为我们流血，我们应该怎样救济她？”老人的儿子穆合林，原来是黄包车夫，老太太孤苦零丁，住在民生里的大杂院，穷得没有床铺，就睡在潮湿的泥地上，瘫痪了。大声社社员组成的这支队伍，推着车子将老太太送到平安桥医院就医，一路散发传单，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引来许多人观看。人群中有跟着唏嘘感叹的，也有漠然观之甚至讪笑的。沙汀跟在队伍里走着，他想到那句名言：“一面是严肃地工作，一面是荒淫与无耻”。①这些感想在车耀先那里可以纵意而谈，所以，每星期他都要去“努力餐”。这个饭馆在成都极有名气，不仅是开办于1929年，历史悠久，1933年迁来祠堂街后，由于车耀先的经营，以物美价廉的“大众菜”为号召，连黄包车夫都可以在这里美美地吃上一餐。又以楼堂雅座招待进步文化人，提供党活动的场所，成了人民大众、革命者和特务都经常光顾的地方。 车耀先依靠早年军队、基督教会的复杂关系，和他的胆识气魄，干什么事情都热气腾腾，毫不畏缩。每年青羊宫“花会”期间，他都在南门城墙上打出自编的快板广告，招徕顾客，其词曰：“花会场，二仙庵；正中路，树林边；机器面，味道鲜；革命饭，努力餐。” 沙汀非常欣赏车耀先，与他组织的“大声抗敌宣传社”保持着密切关系。这个社最发达时，社员近千人，成员分布在泸州、绵阳等十几个县。每次在“努力餐”举行的活动他也尽量参加。一去，车就会在馆堂里走来走去，遇到形迹可疑的人进来，他就会机警地给沙汀他们递眼色，让他们谈话时留神。他有一架收音机，靠它传播各种来源于政府以外的消息。沙汀最早读到延安出版的书刊，也是在“努力餐”的内室里。1940年3月14日，车耀先在自己的餐馆里被捕，随后与罗世文一起在中美合作所关押，沙汀其时从重庆疏散回乡正要赶往成都去，他对于车的被捕是很震动的。新朋友中一见如故的是马宗融。过去在上海并不相识，只是彼此知道，但都认识巴金，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书。马本人是一个正派到不能再正派的书生。他与左翼作家接近，不含芥蒂，不卑不亢，肯交换意见，与沙汀便很投合。沙汀从故乡回成都不久，3月17日，马的妻子，《生人妻》的作者罗淑（世弥）突因产褥热逝去。罗淑朴实、温厚，她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能使朋友之间消除误解，她的产量不多却结实有力的小说发表时，连周围关系很近的朋友都没有思想准备，因而大大惊喜。这样一个不声不响的好女性，遽然离去，沙汀虽接触不多，也心情沉重地赶去吊唁。 陈翔鹤也是抗战后才认识的。大革命前后便读过《沉钟》上陈的小说，他回忆沉钟社的文章也给沙汀好感，懂得了为何这个团体会受到鲁迅的赞赏。 （我和周文分头在成都文艺界联系，第一批结识的人里就有翔鹤。觉得他朴质、熟识得快。他生活不宽裕，父亲开过钱庄，后来破产，才从重庆搬来。这时父亲已经去世。卞之琳、何其芳陆续来成都，我通过他才结识北平作家。 我们虽然谈得来，但起初感到他旧文人习气较重，住房窄小，却极喜养花。所以1938年春夏之交，一天，我到周文家参加党的会议，发现陈也在屋，有点惊奇。他是周文介绍的。我认为一个“好人”入党是好事，后来关系更密切。我去延安前，征得“协进”的同意，把我的课给他教了。——沙汀1986年12月5日讲）沙汀与“京派”作家交往，使人不感到他有“左翼”气。朱光潜在四川大学文学院当院长，这个极瘦极小的中年人是个诚笃的学者。他为了“教育自由”，曾在川大反对国民党二陈派撤换张颐校长，得到沙汀、周文的支持。周扬曾通过沙汀写信给他，欢迎他去延安参观，朱也立即回信表示愿去，但后来被欧美派的朋友阻止了。他夫人是南充人，大家叫他“南充女婿”。 朱光潜的学生卞之琳在川大当讲师。何其芳先在故乡万县教了一阵书，然后也到了成都，在石室中学任教。他们办起了《工作》。何其芳发表了《论工作》和诗《成都，让我把你摇醒》，沙汀读了，改变了对这个带副眼镜，有一个油黑的胖脸的书生的看法，觉得他对抗战成都享乐、懒惰、陈腐、讲究美食的风气的厌恶，和自己是那么一致，对京派作家更有了好感。 我原来不认识沙汀，但知道他。因我参与《文季》、《水星》两刊的工作，郑振铎气魄很大，把上海、北平两地作家拉在一起，使我接触到上海左翼作家的作品，艾芜的，沙汀的。 这时周文、沙汀在做统一战线工作，我模模糊糊感觉到他们与党的关系。他们常来川大找朱光潜，方敬、罗念生、谢文炳。谢是川大外文系主任。这时，我和何其芳编了《工作》，轮流出钱，用土纸印，觉得成都气氛沉闷，想到前方去看看，这样，才使我与沙汀建立了全新的关系。① 有一个道地四川作家和沙汀这个时候才建立起友谊的，是李劼人。他在成都读书时期就听别人说，李劼人是个有骨气的人。当时的督军杨森自命为“文化军人”，招揽留法学生给他当“参议”、“秘书”。李劼人断然拒绝别人的劝诱，当了《川报》主笔。杨森手下一个红人黎纯一无聊地登了“为男友征求女友”的启事，李邨人一天在自己报上也登了一则“为女友征求男友”的启事，其条件有“常服威古龙丸有耐性者”。这种壮阳药丸是统治阶层中不少人常服的。于是老百姓拍手称快。黎挑拨杨森封闭报馆，抓了李邨人。这在当日是轰动一时的新闻。 后来李因为与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共进退，愤而辞职，在指挥街租佃的住宅内，开了名为“小雅”的菜馆，夫妻俩又当厨师，又当堂倌。沙汀上海时期回川，还特意去吃了教授夫妇做的葱烧鱼、红烧牛肉。那是一间铺面的小馆子，真是“雅俗共赏，小大由之”。 现在，沙汀看到的李邨人便是这样一个极富正义感的作家。李已经写出了《死水微澜》等小说，材料是他亲身经历的。一个军阀连长指使几个散兵游勇绑了他儿子的票，经过袍哥大爷出面花钱赎回，使他了解到成都近郊场镇上的人情世态。直接出面斡旋的袍哥叫邝瞎子，就是《死水微澜》里罗歪嘴的原型。李邨人同时任嘉乐纸厂的董事长，致力于抗日文化与实业救国两个方面的工作。这个纸厂在成都的办事处，后来成了“努力餐”之外又一个进步文学界经常聚会议事的地方。 （你的文学圈子扩大了。过去，你的生活视野很大，却只有一个较小的左翼文学领域。是抗日战争造成我的“扩大”，最有代表意义的是我到解放区去，同行的是两个新识的非左翼作家） 整个教书、联络工作占据了他太多的时间，当他的目光从周围这些具有美好人格的“精英”身上移开，移到广大的后方，大半年的观察所引起的深广的忧思，时常触动他考虑：一个文学家的责任在哪里？廉价的热情家的隐瞒、粉饰，究竟有无价值？他本来想寻找故乡抗战的如火如荼的场面，神圣的新的东西，但“一切照旧。一切都暗淡无光”。比如随着日机轰炸带来的全省防空机构的林立，救国公债的发行掀起的呼声，在成都都曾怎样引起他的兴奋呀。 但可怜得很，这些新的东西是底面不符的。表面上是为了抗战，而在实质上，它们的作用却不过是一种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批新的供人们你争我夺的饭碗。所以人们自然也就依然按照各人原有的身份，是在狞笑着，呻吟着，制造着新喜剧。①这种新的喜剧，包含着新旧双重的痼疾。他的家乡的封建性权力结构所带来的人的愚昧，已经在他已有的作品里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污浊一面，现在又以新的可笑方式再度出现。春节时节在安县听说一个故事：一个叫陈雨村的，专科学校毕业学生，父亲陈福田，袍哥，很有势力，和一个姓刘的小老板拼力争夺县防空协会主任这个芝麻绿豆大的位置。北川有人挖出过炸弹的事他也听说过。炸弹是国民党追赶红军时扔下的，与抗日无关。老百姓想把火药弄出来，化了炸弹壳好打锄头、弯刀，结果炸伤了人。只要安排一个喜爱恶作剧的人物，把这个炸弹拿去让陈雨村拆卸，就能出尽防空主任的洋相，就能被小老板利用。这个人他想到了安县的视学戴中孚，一个能产生各种无穷无尽恶毒“智谋”的家伙。陈雨村成了谐音的愚生，一部喜剧就构成了。这时，茅盾主编《文艺阵地》，从广州来信催稿，促成了这个构思迅速“成型”。他早就计划着要写一系列暴露“一切阻碍抗战，阻碍改革的不良现象”的作品，总题叫做《堪察加小景》。这是新的故乡小说。刚完成的这个描写小防空主任愚生的作品便叫《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 接下去，他在《堪察加小景》系列里还想写的题目有：《气包大爷的救亡运动》、《到西北去》、《联保主任的消遣》、《从军记》，等等。联保主任和救国公债的故事他拖延着，但半年多后，终于写出了。其他的均落了空。因为在当时的气氛下，既然张天翼《华威先生》会引起持续几年的要不要暴露抗战的争议，沙汀自己对这个计划也发生了犹疑：写成《防空》以后，我却逐渐动摇起来，怀疑起来了，我问我自己：这样做下去，在抗战期中，真是一桩必要的工作么？我怀疑我是在泄气，而泄气却是不应该的。所以我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当中，仅仅写了这样一篇东西。虽然教书生活给我的妨碍也不少，但这却并不是主要原因。① （你这是对自己艺术表现的无把握，是一种动摇：或许你是对的，但我认为，不要忘掉中国文人以社会为己任的传统，我们这一代很难只专注艺术。没有写进“堪察加小景”的东西，我没有抛弃，最后都摄入《淘金记》中） 这年7月，周立波发表报告文学《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传布很广。沙汀读到后心里很不平静，最亲密朋友的成功当然使他高兴，但也形成很大的压力：为什么我不能写出内容全新的作品呢？是不是应当改变自己旧的基地，另辟新路呢？“八·一三”后强烈想上前线去的冲动又一次掌握住他。他的山民性格使得他对任何一种欲望，如不经过亲身试验是不愿放弃的。到前线去，到敌后生活一段时间，写出能鼓舞士气的前线作品这个目标，使他憧憬。 在这几个月里，后方年轻人奔赴延安的多起来。原安县县长夏正寅的儿子和他的同学，三个中学生，就曾先后来找他，是他经过组织开了介绍信送他们去住“陕北公学”的。张秀熟闻风还介绍了一位和尚与他们同行。后来听夏正寅说，那两三个青年学生半途折回了，只有那个和尚到达了延安。 沙汀对教书已经很不耐烦，一年只写一个短篇的生活无法忍受下去。暑假将近，他小心地与玉颀商量，看能不能让他一人去延安。 玉颀说：“你去，我也要去！” 这样一个娇妻，能受得了西北黄土高原的风沙？起先还想说服，冒冒失失提出了一个时限：“去半年就回，到敌后跑一趟，写一本像立波那样的报导，你何必跟着去吃苦呢！”可是娇妻更厉害：“我不拦你。把孩子放在我母亲那儿，我们一起去，半年就转来。” 事情就这样定了。难得玉颀有这样的决心，分离本来是痛苦的，现在事业、爱情一样都不必舍弃，沙汀便紧张地准备起来。 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陈翔鹤将这件事透露给了何其芳和卞之琳，两人早就想去前线，已经在骑自行车、爬山，练脚力。结果，一天晚上，仁厚街沙汀的家里就来了这两个客人。 这是他（指何其芳——笔者）第一次到我家里，同他一道的还有卞之琳。其芳这次给我的印象跟以往不同，开展多了，爽直热情，没有丝毫客套、拘泥的痕迹。他们共同提出来的要求是，希望能同我一道到延安去，到华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去！那时候，到延安去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因为到了广元以后，沿途都会遭到盘查、留难，甚至有被抓、失踪的危险。我答应立刻向组织反映，而不久我们就一道出发了。①出发前的日子变得很短促。要把礼儿留给在外面教书的姥姥。夹忙中又替从兰州来成都的萧军在桂花巷六十四号李劼人的院子里分租了两间厢房。矮矮壮壮的萧军穿着黄夹克衫，带了新妇和不满周岁的孩子，要在此地办杂志。两人在上海因口号之争生疏，但他还是尽了地主之谊。 去延安的介绍信是邹风平办的。在介绍林海坡，一个文化水平挺高的旧军人入党时，沙汀与邹见过几次面。只知道他与罗世文都在做党的工作，实际上邹是省委未恢复前的省工委书记。沙汀细心地想到川军四十七军李家钰部现正在山西南部作战，安县故旧中也有去投靠这个二战区的长官，谋个一官半职的，便求郑慕周托人由李家钰在成都的留守司令部填发一张护照，说明一行四人去是晋南的部队工作。这种掩护手段沙汀从小见惯，做起来相当自然。一切为了减少路上的危险。妻子之外，对于两位书生一样的朋友，似乎他也有更大的责任使此行成功。 向往前线，向往热烈的生活，他是去追寻创作之源去的。他朦胧觉得，跨过秦岭便有新东西在前。 你去解放区是为开辟新的写作领地。到头来，延安冀中以及贺龙都被囊括进你的乡土世界。 这是我自身的扩展。没有完全否定“昨我”，而是采取延伸式，写作的自由度并不小。后来再写不出那样一个阔大不羁的贺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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