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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重返解放区，而是走向自己出生的土地。他注定要为此付出代价和得到代价。 离开重庆还是有些依依不舍。为了行动的安全，与许多朋友正式告别的愿望只好压抑住。他几次跑到两路口长途汽车站去打听成渝路车辆的“行情”。一天在那里猛然撞见随贺龙一路同行的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模。虽然终于摆脱了他，自己的神经却因此紧张起来。走常规的陆路已经没有安全感，他觉得带着妻儿上路是来不得半点冒险的。苦思苦索，想出一个兜圈子的计划（是不是从敌后游击战学来？）：沿长江上溯至叙府（宜宾）、嘉州（乐山），由嘉州经成都回安县。从小看惯了人们运用各种计谋，他对自己选定的路线很满意，只要上船时不被盯梢，路上就不会有意外。 他托付同住国际新闻社的舒强，帮买船票。1941年2月，冬天枯水季节，小汽轮只能通到沪州。临行的这日，舒强又送玉颀和孩子先行登船。沙汀找了这个机会绕到张家花园看朋友，故意捱到最后一刻。长期共事的以群不在。同梅林聊了一会儿，梅林拿出一张请帖给他，说张治中请吃饭。他漫声答应着，没露要走的声色。出来又到白象街《新蜀报》报社看望老舍。勒以、姚蓬子正在老舍屋里，大家谈起了沙汀发表不久的《老烟的故事》、《在其香居茶馆里》，认为是他最好的小说。他好容易忍住了想与朋友正式告别的冲动，默默地离开了。 在朝天门码头的汽轮上搜了半天，才在下仓的一个角落里找到玉颀和孩子。船上拥挤不堪。要防备被谁认出来，开船前绷紧了神经。水上警察检查他们一大堆行李的时候，其中一个家伙的脾胃实在好得没法说，他突然猛喊一声：“喝！还带武器？！”把沙汀惊住。随后自己先呵呵地开怀笑了，戳着礼儿手上的玩具手枪，逗弄得十分开心。 一家人到达出产曲酒的沪州，只在旅馆住了一夜，便搭上一艘装货的木船。坐在木船舱面上，继续航行至盛产糟蛋的叙府（宜宾），再转木船入岷江。这里水浅滩多，遇到险峻的河段，上行船的搭客要下来步行。临时的船工便来兜揽拉船生意。我看眼前三五个瘦小的满身筋包的纤夫，把身子曲到头几乎点着沙滩的程度，向前一步步挣扎，沙汀想起了俄国画家列宾那幅著名的伏尔加纤夫的油画。 江边出现莽莽苍苍的乐山大佛，对岸的嘉州城仿佛尽收大佛的眼底。但是当时哪里有心思观赏风景呢，在旅馆里花了小费才让茶房买到第二日到成都的汽车票。在省城为了减少麻烦，干脆雇了两辆黄包车去安昌镇。一个多星期的水程，三四天的旱路，等远远看得到杨家碾母亲一手经营的房舍院落，沙汀夫妇被蜀道的艰难折磨得骨架都要散了。杨家碾的房子三面环水，与城关南门、西门隔岸相望，安谧、宽敞，处处可见母亲在世时留下的劳碌痕迹。本来指望这里是静心静气完成《淘金记》的环境，但才住两天，已经被大哥一家困扰。杨印如（朝绶）的家现在是更其糟糕，他本人又一次当了鳏夫，靠典当家具，每日供他躺在烟床上吞云吐雾。不成器的子侄把家里任何一点东西都偷偷拿去变卖。这个家破败得像一床烂棉絮，连空气都是阴沉、死灭，无法忍受的。所以，几天后，他们就毅然搬出，玉颀领着孩子住进城内汶江小学，沙汀住在舅父家里。 仿佛时光倒转，又恢复了1928年与玉颀恋爱时两人“一墙之隔”的样子。当然，现在他可以大着胆子进出玉颀的房间。学校刚开学不久，她被聘为音乐教员，夹着教鞭、歌谱，已经在给小学生上课。沙汀闲着，天天出入学校的教员预备室，有机会便代上几节课，或者叫上几个朋友去街上坐茶馆。汶江小学是他帮着舅父筹办的，第一代的教师大都是他从省一师聘来。“元老”地位的马之祥仍是校董，这时的校长周光复，正是马在秀水教过的学生。不久继任的校长刘逊如从本校教员中提拔，他是汶小第一期毕业生。这些人无一不与沙汀熟悉。 比起1937年他在家乡短期逗留看到的小学教员的状况，现在是更坏了。物价飞涨，小小公务员的这点可怜的薪水维持不了一个家庭。就是这么一个职位也是朝不保夕。抗战在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教员们看不见胜利前景，也不敢运用他们的思想。因为就是这样一个小城镇，“气压”也很低很低，精神统治造成的苦闷，整个把这群县里的“文化人”染成灰色。 这里的一个特殊人物是马之祥。他的耿直、幽默，一如既往，甚至比青年时代更鲜明。沙汀听人说，抗战前不久，因为县长刘垣培错召他去谈话，告辞时摆县官架子，他回校后即修书一封，责备县长唐突无礼，索要误课钟点费大洋两角。信中还有“阁下真古怪哉”之语。县长见信大怒，罗织罪名，将其拘押在看守室。公安局长出面逼他认错，他以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为依据反驳道：“县长无礼义廉耻，错误实多，我有何错？” 县长传话只要写一悔过书便放他，他拒不应。最后还是郑慕周出面，才使县长下了台阶。两个月后，刘县长在成都病死，马之祥撰了一幅挽联，在安县传布久远。其辞曰：“阁下真古怪哉！既错请周通，不思补过，反管押公冶，故意示威，似君糊涂蛮横，人世应难长久住；衙中没太爷了！要忙煞宋江，趁势抓钱，看急死刘二，无题恋栈，尽你穷凶极恶，天公自有巧安排。” （汶江小学一群小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是触动你写《困兽记》的最初动因吧？如果推得远一些，从第一次与他们在一起演剧，就开始酝酿了。我的家乡挚友马之祥，便是牛祚的原型，一个善的风趣人物） 除了与小学教员交往，这一段的城关生活，使他结识了何薨仁，一个法国留学生，早年信仰安那其主义，是巴金的老友。何因为揭发国统区的时弊，开罪了人，辞职后避居到夫人的家乡来专心写一本农业著作，此时寄居在郑慕周家里。郑很敬重他，腾出上好的房子供他一家使用。他显然知道了沙汀的经历，见面就抨击当局，放言高论，两人很谈得拢。还有萧崇素，离开重庆《新蜀报》回乡，正在筹划办实业，准备开一个纸厂。萧和他的妹夫彭丰根医生住在一起，时常到汶小找沙汀闲谈。有时也去坐十字口的茶馆。说起时事，还像在报纸写社论一样，侃侃而谈。 这些从外面的世界跑回来的人，自成一个系统，根本不把县里掌权的新派人物放在眼里，很快就卷入当地新旧两派的斗争漩涡。魏道三自“四·一二”政变上台，坐稳了十几年安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的交椅，升不上去也退不下来，是个不折不扣的党棍，一向暗地里反对全县旧派的领袖郑慕周。郑没有很深的国民党背景，代表在野的士绅和袍哥的利益，与政府的关系就看县长是哪一位，总之是不即不离的。魏道三勾结县三青团负责人王宏泽（萧然）和新近从成都经过训练回县的本地人氏苟朝荣。苟小名牛娃，家住南街，沙汀看他长大，从小就又黑又壮，瞪起一双鼓鼓的大眼珠子。苟牛娃一来，在县党部门口添了一块新牌牌：“中央军校毕业生通讯联络处”。实际上是军统组织的公开称呼。魏、苟在暗地里散布流言，说沙汀是八路军派回来的。这种话由这两个人制造出来，算是党棍加特务的官方意见，自然十分险恶。只是碍于郑的力量，还不敢有所动作罢了。 魏道三庸碌无能，他老家桑枣乡的舵把子当面训斥他：“唱小旦也是人干的嘛，你咋一定要当这个大家都讨厌的差事呵？！” 他羞得满脸通红，结结巴巴连说“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的时候”，露出一副低能相。除了“魏洋人”，他的另一个外号就叫“时候先生”。 沙汀回来后，一次县里欢送一批壮丁入伍，汶江小学师生在新音乐教员玉颀的排练下，居然在县公园召开的大会上，演出了全套冼星海的作品《生产大合唱》。萧崇素的夫人王映川（岚山因，兰英）还担任独唱，大获成功。妙在魏道三就在现场，他根本不懂这些歌的来历，也跟着沙汀他们鼓掌。这是一次大胆的举动，被轻松地蒙骗过去。不过，魏道三虽不精明，配合上面取缔“异党”，还是很卖力气。这样，沙汀住在舅父家不久，便碰上了周树前事件。 周树前入过共产党，到过延安，后因病返家。家里是秀水乡的大户，也是县镇知识界头面人物。他被魏道三诳进了城，住在十字口的尚友社。魏让他写承认是“异党”的悔过书。周树前进退两难，晚上到郑慕周家来找沙汀讨主意。两人过去没有发生过横的关系，当时也不了解他已脱党，但彼此的背景是知道的。 沙汀说：“你真是笨嘛！他不要你走，你走你的好了，看哪个敢抓起你来？” 随后便把情况告诉了舅父。第二天清晨，郑踱到十字口陈记铺子里坐下，指鸡骂狗地大吼一通。这个十字口等于是安县的广播电台，更何况是郑这样有地位的人在高声叫骂，四周茶馆的茶客和路人都在谛听。郑骂道：“真会害人！周树前是个痨病框框，还把人家搞起来。要把人搞死啊！” 这一招真正有效。周的咯血，路人皆知。他当即雇起滑竿回了秀水，魏没敢派人阻挡。 唱《生产大合唱》，放周树前，苟牛娃还都未及到任。这个小子比魏道三更坏得淌脓。马之祥对魏的评语是“愚而好自用”，苟却是“脸厚、心黑、手段辣”。他人未到安县，便密告成都行辕，把原安昌镇镇长杨献之，在省城处决。告发内容是杨私贩武器。他显然想操镇长这个权柄。郑慕周看穿了他的诡计，与沙汀商量后，向县里提出汶小校长周光复当镇长的人选。周是国民党员，魏无话可说，于是当选。苟牛娃以后与郑慕周长期斗法，郑毕竟老辣，他治苟的手段是很巧妙的。 （苟朝荣苟牛娃，是个职业特务。苟盯我盯得很紧。后来他依靠魏道三当上县参议会的秘书。当时郑慕周、马之祥和汶江小学的几个人都警觉到，他承修参议会会场，一定会贪污。就找做生意的人说，他若果报假帐就让他报。他买材料，买一千报一千五，一千六。留下单据，把这些证据搞到手，然后通过县法团告他。尽管魏道三的党部为他说话，郑把证据一摊，就把他搞垮。他不仅做假帐，连建筑材料也搞鬼。用篾条编墙，抹上灰，画成砖的样子，报上一大笔砖款。结果砖瓦厂说没有卖砖给他，当众把墙一橦，假的。苟就被捕了。这个会场解放后改成大安游艺场。——沙汀1985年6月8日讲） 整倒苟牛娃，大约在睢水中心小学成立的时候，沙汀曾听到过郑慕周等人的谋划。这种新、老两派的斗争，执政的新派不能稳操胜券，因缺乏实力。老派假若联合县长，就如虎添翼。苟倒霉的时候，安县县长为任翱（振翮），此人留学日本，广有家产，为官比较清正，与旧派关系好。卸任时当地放鞭炮送他。接着来的是潘瑶青，无恶不作，杀人放火都讲钱，搜括一年坐鸡公车溜了。苟遇上潘上任，自然无罪释放。 周光复所以能当成镇长，因为县长是严树勋。据说严属政学系，过去与郑慕周的一个部下，现县农会会长、法团代表刘俊逸相友善，是个好好先生，外号严老婆子。他与郑应酬的时候，请沙汀有时间过去谈谈。这正是魏、苟流言四起的当儿。郑慕周、马之祥力劝沙汀去拜会严县长一次，以利抵制。总共在那间客厅里坐了十分钟，沙汀对谣言发了一通牢骚。严插话只问他在上海住了多久，何时离开，不着边际，也不了了之，真是老官僚应付世事的出色看家本领。 沙汀一直没把魏道三之流放在眼里，他的计划是在城关长住下去，没有料到更大的政治迫害会尾随而来。四五月间，安县来了一个神秘的军官杨穗。他的衣饰打扮在这个小城特别扎眼，沙汀作品里称为“真一身好披挂”：因为穿着马靴，小学教师们就干脆叫他“穿皮套裤”的，削去了一切的官衔以及名号，其实真也不必那么费事，反正一样：马靴、佩刀，县衙门里只有这样一个特殊人物，他的权力远在县长之上。①据说佩刀是蒋介石送的，这增加了他的神秘。他来安县是成立特委会。表面上县长严老婆子是主任，他是副职，实际他是在成都行辕直接指挥下行事。 就是这个杨穗，按惯例也先来拜访郑慕周。谈话间，突然故做漫不经心状，顺便提起似的，说：“你外甥由重庆动身，是我们派人和他同车，一路把他送到绵阳的！” 送走了杨穗，郑慕周赶忙找来沙汀。也不听沙汀的解释说乘的是木船，根本也没到绵阳，杨穗的话纯粹是讹诈，便让他马上离城躲藏。并一再埋怨说：“你不该回来，应该去延安的。现在千万到何家沟避避煞吧！” 拗不过舅父的脾气，他就一人躲到离城十里的乡下，何家沟谢象仪家来了。这里是山陵纵横的浅丘地带，当年跟着舅父跑滩来过。那时，郑慕周、谢象仪两人还都未做团、旅长，不像现在这般阔气。谢把这个侄辈安排在家里一列半西式的房子里，包括一个长两间的客厅，一间客房。客房的书橱放了一部二十四史，只摆摆样子，主人是无心读它的。 谢两鬓已有白发，精力还好。每天照常进城去坐“益园”。如果听围鼓，就深夜归家，谁也看不出他家里藏有什么不轨分子。如果回来得早，便会过来聊聊天。沙汀发现，这个叔辈的思想比前有了相当的变化。红军过四川的时候，他是惊弓之鸟，平生没有流过泪，可那一次逃亡到成都去以前，他哭了，哭他半辈子攒下的家业，要被共产党毁掉。可现在他经常讥笑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变得温和，甚至还看《新华日报》。抗日战争把两个政党都向四川人拉近，他们的眼睛亮了起来。 不过，谢家子弟的情况还很复杂。与沙汀几次一同外出过的大儿子谢荣华，在上海搞过左翼戏剧运动。回县后居然加入了国民党，跟着一些人胡混。他在解放前夕参与了叛乱。谢荣华的二弟诨名“聋子”的，是个糊涂虫。等到沙汀离开他家去睢水后，这个“聋子”在外面向人夸口说，别人找不到杨二哥，如果他领去准有办法。他父亲痛骂了他一顿，指着他鼻子说：“你要是敢碰一下你杨二哥，我就像卡饿虱子样把你整死！” 可是，舒适的“软禁”终究是软禁，他一点写作的欲念也提不起来。白天，谢象仪一走，他就长久地坐在客房纱窗下眺望远处的水田、溪沟、竹林，和来往于路上可疑或不可疑的活动。所幸这个家里还有一个最小的孩子谢荣茂，一个初中毕业生，有钓鱼的天才。他领着沙汀很远地走到一个名叫石棺材的地方，在一个碾房的拦河堰上，把一种筷子粗细，两三尺长，钓丝仅有几寸光景的奇特钓具，从一个个装满石头的笼篼的眼里插进去。几分钟后，露在石缝外的钓竿就晃动了，一提，便是一条黄腊丁，或火烧鞭一类的无鳞鱼。这中学生管这微型工具叫“竿竿钓”，这是沙汀生平第一次所见。虽然他从小用涮毫、溜筒在河里捕鱼的经验并不缺乏，面对这个灵巧的发明，还是十分欣赏。他爱吃家乡的无鳞小鱼，照管“竿竿钓”之后（他最多能照看三竿），往往是他亲自下厨，把猎物做成下酒的佳肴。这能使他把烦恼暂且排开，忘掉自己是在避难。十六年后当他构思《摸鱼》的时候，这经验帮助他描绘河里的劳作，把青年农民扎堰摸鱼的技艺，摹写得真是活灵活现。 杨穗来安县，似乎就是为他的小说增添一个人物。他挎着佩刀，不久回成都去了。沙汀立时返回县城，以为这是他政治避难的结束。岂料临近暑假，汶小学生正要考试，一天午饭前，刘俊逸偷偷跑来报告，说成都行辕密令县府逮捕沙汀、萧崇素、王映川、周光复、周树前（述前）等人归案！很久以后，人们都弄不清成都的密令究竟是怎样泄露的。刘俊逸在郑慕周手下当过团长，魏、苟不会不防。杨穗的出场确实与沙汀有关。杨身在安县，采用的是敲山震虎之法，试探郑的保护伞究竟张开得有多大。一旦离县，捕人的命令立即下达。但他忽略了严老婆子，这个县长兼特委会主任，是完全可能把消息泄露给刘俊逸的。 事实上，在以后的一年里，省县的公文交驰往还，逮捕沙汀的命令一再传下，这时的县长已经是任翱（振翮），可沙汀就是抓不到。成都方面开始怀疑历届的县长是泄密者。有一件报告，是四川省政府视察室特派宁琦视察员“前往安县调查该县县长任振翮将成都行辕电令逮捕奸伪分子沙汀、萧崇素、周光复等三人之秘密告诸地方士绅”，其中记述道：查辑捕杨只青一案，去年10月，严前县长亦曾奉电令，惟搁置未办。本年3月，任县长又奉“黄靖蜀”省审密寅文电严饬缉拿该杨只青一名解省，任县长亦置未遽办。迄5月初奉军委会委员长蒋支电，再行严令迅捕奸伪重要分子，除杨只青外，又加捕周述前、文尚甫（即尚青）、萧崇素、王兰英、周光复等，共为六名，同月10日，任县始饬第二区指导员唐开运查报该杨只青、周述前、文尚甫等三人行动；一面以私函呈张主席略称：“杨只青早离汶江小校他往，密捕未获；萧崇素及其妻王兰英与周光复平素并无不法行为，且系殷实富庶之家。考厥原因，实由地方派系争执，互相倾陷”等语。①任翱后来正式呈复成都行辕，讲清了其中的利害：“该杨只青等六名，查无奸伪证据，且安县民性镳悍，若遽逮捕，势必引起地方重大纠纷。”②可笑的是，整个调查中，找不到县长们泄密的实据，只有推论：电令密码仅县党部持有，三人参与详看，而“魏书记长及苟委员对于此项秘密，无论从任何方面言，均绝无透漏于人，自招反感之理”③，只剩下了县长可疑。这样，泄露自管泄露，没有证据自管没有证据，沙汀也就隐遁了。（用蒋介石名义发出的捕令，到了你家乡这样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也能用拖延、谎报等等办法消解掉。这就是你生长的这块现代割据之地的厉害啊！我是比较懂得这点才敢潜回的） 尽管如此，刘俊逸第一次传来捕令消息，郑慕周的反应还是比杨穗拜会那次要来得强烈。他当天不由分说，硬要沙汀动身远避。雇好黄包车，又派了家里当差的苏朝贵伴送。沙汀匆匆忙忙到汶江小学与玉颀见一面。临在小学校门外上车，当着送行的马之祥的面，还半开玩笑地望斜对面的县党部啐了一口。然后从西门出城，直奔睢水关而去。 睢水距安县城关六十里，中间经过他从小跟舅父生活过的桑枣、秀水两镇。偏偏这个更远些的睢水他不熟。这里是安县西部的边缘，与绵竹、茂县交界。它是大山区的门户，烟客出没的要冲，依山傍水，形势险要。 黄包车过了睢水河进场，在正街拐脚处一家大院门口停下。这是当地最大的袍哥、士绅袁寿山的住宅。袁寿山不久前从郑慕周那里知道了沙汀的处境，在城里当面拍胸脯打过保票，让到他家里避祸。郑紧急时想起了这个关系，才让沙汀去袁家的。沙汀还记得十几年前在一场本地两大派系的火并中，先是孙昌明杀了在郑慕周手下当过营长的唐盛安和唐的小弟混名唐五驼子的全家人，连同妇女、孩子。然后是郑慕周凭借自己的威望，呼吁西南乡一带的袍哥武装，齐心协力剿灭了孙。唐家的亲友、故旧纷纷逃亡到县里向郑求救时，沙汀还帮着接待过。这是过去轰动安县的大事件。孙昌明的覆灭，给别人制造了发达的机会，有一个人发了“家”难财，这便是唐五驼子的妻兄袁寿山。 袁寿山取代孙昌明重建了睢水的“秩序”。他掌握了乡场的一切权柄，后来又让外甥萧文虎当了乡长，自己则成为太上乡长。孙昌明的大院沦为他的私宅。沙汀此时来到的袁家，正是这所目睹本乡荣衰兴亡的房子。 袁寿山听说沙汀成了成都行辕通缉的对象，不免吃了一惊，但他还是殷勤招待，把客人让到最后一进院落。这样，把他安顿在一个三层的楼上。 沙汀整天关在这个房间里，绝对地不出街一步。这个三楼是全场的制高点，活像一个碉堡。从这里望出去，可以从袁家后门外的大河，直看到对岸的草滩和草滩上星星点点的石灰窑，以及更远的山峰。俯视睢水上游，不远处有一座单孔的大拱桥，正式名称为太平桥，清嘉庆四年修造的，远近闻名。后来听人说，当地风俗，每年清明节，附近几十里内的乡民便纷纷携带年幼的孩子前来“踩桥”。八米宽的桥面，尽可以让人逗留、徘徊，随着心意，为孩子挑选干爸、干妈，认干亲。现在已是6月，桥上少见人影，只看到一条白晃晃的官路通过它向茂县方向延伸而去。 风景再好也禁不住天天看，加上天气渐渐炎热，木结构的楼房，没有抹灰棚，三楼到中午被太阳一晒，碉堡成了蒸笼。由于湿热，他全身生满疥疮，痛痒难熬，饭都吃不下。于是从十五里外的拱星乡请了一位姓王的郎中，偷偷到这个楼上为他治病。大约数次以后见了效力。这个擅贴药膏的乡村大夫就是1949年写的《医生》主人公的原型。身上的病治好了，但是寂寞难治。玉颀经常捎些东西来，却不能探他。袁寿山忙着收获他的“利益”。自从接纳了沙汀，他进城的次数大增，在郑慕周面前也比过去活跃。睢水一年的税收稳稳地归他一手承办，这该有多少脑筋需要动。这个胖子胳肢窝下夹两根竹筒（预防生痱子），在家门内外进进出出，与沙汀两人实在也没有多少话好说。真巧，这个家除了袁的大老婆、小老婆，一个又奸又诈的哑巴儿子以外，也和何家沟谢象仪家一样有个中学生，叫袁琳。绵阳高中毕业，接触过一点新思想，讨厌父亲的行为，与沙汀还谈得来。袁琳喜欢文学，熟识以后常从二楼跑上来与他谈看过的小说。这个袁寿山的长子后来成为家庭唯一的“叛逆”。 不久，沙汀与外界联系上了，叶以群写信来要稿子。沙汀在停笔半年之后，终于决定要用笔把这个禁锢他的世界，戳个窟窿，使自己能够稍稍透出一口气来。他没有马上续写《淘金记》，而是取了安县的见闻，接连写了《艺术干事》、《小城风波》两个短篇。 （我认为《艺术干事》是你最值得注意的小说之一。黑暗需要光明来衬托，有了这一对不谙世事的青年夫妇的“放浪形迹”，才显现出你家乡的全部封建文明。要注意的是一个外部世界对一个内部世界的震动力量。如果没有到过上海、延安，这个青年下级军官的生活方式和周围的冲突，就不会使我觉得如此尖锐） 这个宣传干事就在国民党安县驻军中供职，事件本身是前几年回秀水过年时听来，与小说很相似。人物是重新设计的。在一个落后保守的小县城里，在挟着饭钵两人打一份饭食吃的物质生活当中，这个心地单纯的青年人与他的妓女出身的妻子，用他们炽热的爱情，大胆的行为，向整个乡土社会的风俗挑战：挽着胳膊逛街、转田坝，黄昏时到公园山坡“卧游”，白天睡几小时的午觉，在河滩边打水仗，很响地接吻。沙汀对安县整个舆论的描写，市民的挤眉弄眼，洗衣服老妈子的大惊小怪，反衬出年轻夫妇的孤立无援和我行我素。他少有地写下这样的风景文字：黄昏来临了。一切都笼罩在莽苍苍的暮霭当中，但却透明而沉静。在落日的返照中，河坝显得白璞璞的，浅滩看来更加晶莹。布谷鸟尖锐的啼着，忽而又消失了。 所有的物象都似乎是多情而柔和的，便是那些木然不动的岩石也像有了感觉一样。河流的歌唱使人陷入忘我的境地。干事夫妇是简直被身外的和自我的幻景所融化了。他们偎依着，互相倾倒着他们对于生命的希冀，乃至忘掉了时间。① 这肯定是这位以冷静刻画著称的小说家的一次生命直白。是什么使他对这两个不相干的青年掀动起如此饱满的感情？是对生命活力的由衷礼赞，还是对自己出生的县城的死水一潭，缺乏现代生命力的深沉叹息？还是说，正因为自己回到故乡，一再地失去人身自由，现在又被“软禁”在这个蒸笼兼碉堡的楼上，所以，个人的遭际更激起他十倍百倍地向往那种毫无顾忌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形态，并在写作中忘情地渲泄了出来？ 接着，基以同样的心态，他决定同剥夺他自由的人了一笔帐。《小城风波》以私立小学一群教师的视点为视点，写进了周树前事件（作品中改头换面的“小顾”）。关于皮套裤杨穗、魏洋人、苟朝荣（小说里的苟琳），统统以丑角进入作品，无一漏网。8月份正是“蒸笼”最热的时候，他受到中学生的好意照顾，从三楼搬到二楼住。写完这篇东西，寄给了卞之琳，他感到吐了一口恶气。让《淘金记》快点出世的创作冲动降临了。他开始考虑第四章 以后的写作内容，设法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 暑假过去，局面较平养。沙汀试着从后门走到河滩边去散步。冷场天街上人少，偶尔也到茶馆去坐坐，看看当地人的生活。 袁寿山出于各种打算，提议他把家安到睢水。逮捕令并未撤消，这个乡场他还要继续呆下去，安家未始不是一个办法，他同意了。第一步，让岳母黄敬之从仁寿文华学校卸职，到这里教书；第二步将玉颀从汶江小学接来与母亲共事。这样，安一个新家就名正言顺，不会引起什么人的怀疑。唐五驼子原来的私宅很宽大，但在那杨惨祸中被烧毁。两栋小洋楼焚为废墟，只余下高大的门楼和部分院墙。当地人还很难忘怀它昔日的荣华，又觉得他们全家人死于此，不吉利，一直废弃着。沙汀没有忌讳，他看中了这所院子的位置，它与袁寿山的住所（即孙昌明私宅）成一列，不同的是袁的前门开向场街，后门临河。唐五驼子的房子正相反，临街仅有一条窄巷相通，大门却面朝睢水河。河边一棵核桃树，高台阶，长门厅，显出当年比孙家更大的气派。整个院子的破落残败，是它最好的保护色，发生紧急的情况，也较易脱离。所以，由袁琳帮助设计，黄敬之出面雇请工匠，仅仅将门厅隔成五小间，沙汀夫妇住西边最里一间，一家人宽宽敞敞就此安顿下来。玉颀从县里带来一位陈嫂，她守寡后，因与婆家不和，便出来帮工。这个女佣在沙汀家里一连做了十几年，买菜、带孩子，直到解放以后。 现在等于有两个女人教书挣钱，三个女人操持家务，养活一个作家“政治避难”，并进行“地下”写作。大约从这时候开始，沙汀与外面的通信一律采用岳母的名目。睢水虽属安县，却与绵竹的邮路邻近，以群、艾芜、何其芳、巴金等人来信的名址都写成“绵竹睢水小学黄敬之收”。沙汀的复信有时也用“敬之”落款。长期的蛰居已成定局。 可是安家不久，正以为能够丢心落意写长篇了，突然有人向郑慕周密告说，县里一支武装将赶往睢水拘捕沙汀。郑赶忙派人报警，紧急中全家人都跟着撤离“新居”。虽然事后证明这支常备队是去秀水抓土匪的，只是一场虚惊，但由此，沙汀想到与家人住在一起的不妥。便与袁寿山、袁琳筹措，很快，他一个人搬到场上刘家酱园的后院住下，决心与狐鬼作伴，埋头写《淘金记》。 从“新居”跨过一堆废墟，经小巷，进睢水正街，走过袁寿山的前门，几分钟便可拐到刘家酱园。这个酱园是袁的亲戚刘煦之开的。房子很深，沿坡爬到山脚下的那间闹鬼的房子，也要好一会儿。沙汀不怕鬼，他要描写的整个就是鬼世界。休息的时候可以听居停主人唠叨，还可以在房下天井里坐在一块卧牛石上看花台，或从后门走上通向茂县的小路散步。月下人稀，愿意回家走一趟也极方便。他对这个环境很满意，整日关在房子里，与白酱丹、林么长子这些小说人物打交道。长篇异常顺当地按照提纲在他面前展开。 我是动用了全部生活存储：从童年直到构思期间的见闻，来经营《淘金记》的。①最初引起他写作的人物彭丰根是极富传奇性的。他在上海行医，沙汀领周扬去看过病。为杨礼治过痢疾。张爱萍在苏区受枪伤，也是他治好的。他们都是达县人。他掩护、接济过许多地下党员。他生性开朗，沙汀他们去看病，不但不交费，还可以开他抽屉：“嗨！有钱没有？有钱拿出来炖牛肉，进馆子！”这样一个人疏散到安县，也会动起脑筋去挖金子，是沙汀完全没有料到的。他挖金失败后，常抱着小女儿九九在街上闲荡，变成个“浪漫派”。沙汀的哥哥按照自己对日本浪人的理解，给起了个绰号叫“彭浪人”，居然叫开。但是具体到安排人物、结构故事，沙汀把他舍弃了。关于金厂工人的生活，原计划多处插写，后来也舍弃了。 他把故事集中到没落乡绅、失势恶棍争夺富孀祖茔筲箕背金矿的殊死角斗上面，暗示这是中国抗战后方最黑暗的缩影。他熟悉乡镇茶馆、赌场、烟馆、戒烟所、保甲、地主内宅等各种知识和黑幕，调集起从小就熟悉的安县人物来选“丑”，赶他们到一个舞台上去表演，在表演中添加油彩，进行再塑造。 他的人物差不多都有原型。他知道得太多太熟，他不需要特别的想象，主要凭借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从生活中的“选择”。精妙的选择力，是他创作成功的秘密，他的才华一部分表现于此。 彭胖这个二排人物，与原型的外貌、气质、习性，基本差不多。原型是秀水的富商杨森亭。他当然没有与人联合采金的经历，但他每天凌晨必去肉市，搜买猪牙巴骨，拿来炖汤；事情难办，就把责任往作不得任何主的兄弟身上一推；喜欢刮脸，而一刮脸就打瞌睡，他的瞌睡之方便就象揣在荷包里一样：这些细节几乎原封不动地被保留下来。 龙哥这个联保主任在北斗镇执着生杀大权。这种人他看得多了，一般是由仆从的地位直线升迁上来的。他的原型是桑枣的龙佐卿，他的粗鲁性格，只需选出几个动作，比如不择好坏地喜欢吃喝；有了绅士地位，却仍然敞开外衣的领扣，只在拜见县长时才扣起，一出衙门就哎哟一声，又如释重负地把领扣打开了。在安县，不愿扣齐钮扣的绅士好象特别多。 龙哥过去的靠山叶二爸的原型，是沙汀跟随舅父跑滩时就认识的秀水大舵把子兼团正曹和斋。一写到他，就想起当地流传很广的一件趣闻，曹扶乩时，仙家为了讨好他，让沙盘上划出这样的字：“众弟子跪下，曹二爸请起”。这个细节，沙汀把它还原给叶二爸。类似的人物很多，季熨斗、芥茉公爷、戴矮子、丘娃子、丁酒罐罐、烂钟魁，像一个故乡人物大展览。 更重要的主角都是在原型基础上改造、搭配，抓住他们的性格核心虚构而成的。白酱丹和林么长子的原型都是沙汀家族里的没落人物。他把他们演变成小说里的主角，主要就取了那个绰号，以及这个绰号里包含的性格内蕴。这是人民语言中的丰厚积淀，表明他小说的民间文化冲积层次。么长子——一个奸钻刁滑、耍赖泼皮的代号。白酱丹——一个到处使坏，下烂药，施行层出不穷的诡计的象征。 白酱丹原型是沙汀二爷的四儿子，他称四叔。此人是一个风水先生。他抓住了那个性格之环，建构了白酱丹的整部性格史：他完全破落，家里经常等米下锅，但自视极高。那副行头：猫皮土耳其帽，花缎背心钮扣上吊着的银质牙签，红铜衬底，白铜镌花的响水烟袋，是永远不作兴垮下的。他家产早就荡尽，只余下唯一的资产——他的永不衰竭的脑筋，计谋。为了争夺金矿，他绝不象林么长子咬住一句何人种似是而非的话，就硬撞硬干。他利用这个少爷人性上的弱点钓其上钩，利用彭胖的贪利，及龙哥与林么长子、何寡母的利害矛盾，把镇上的当权派组织起来为我所用。利用丘娃子的家族关系来鼓捣生事，压迫何家。他甚至还会借战时的政策，法律之名，推销他的奸计。 有一个插叙，道穿了中国的白酱丹式政治的实质：七七事变那年，根据通令，在这国难期间，任何年节都该停止一切娱乐。当时大家的热情还高。城里国民党党部的委员们还各场分头宣传，希望大家不要铺张。但龙哥照旧固执己见，非要玩玩狮子、龙灯不可。使事情获得合理解决的是白酱丹。他提议龙灯可以不玩，倘若把狮子改成麒麟，笑头玩一个象征太阳的元宝，这就没问题了。这是一个旧瓶子装新酒的办法。因为“麒麟张口吞太阳”这句话谁都知道，而这么一来，就不再是娱乐，而是宣传抗战的好东西了。①龙哥、彭胖们怎么能离得开白酱丹们呢？这个沙汀全部作品中最有份量的人物，是中国现代专制社会里权力和智谋脱节的产儿。当暴力决定一切的时候，最高的统治权力落在一群凶残、愚昧的屠夫手里。因为只有他们是虎豹，不仅能施虐于羔羊，而且会驾驭得住豺狼。那么，策士、狗头军师、“箍桶匠”，就绝对的需要了。白酱丹便是这种社会所依赖的邪恶的“智囊”！ 何寡母是个地道的旧式富孀。如果没有对从小在母亲身边组成的安县遗孀群的熟悉程度，他是无论如何把握不住这样复杂的人物性格、心理的。塑造她的过程是一种复杂的综合，调和了多种颜料：有在城关居住的陈三太太，诨名“朱瞎子”的寡妇；桑枣姓何的能干女人，曾从距城五十里擂鼓坪搬到沙汀家里避匪的房客张太太等各种人的成分，但又没有一个称得上是原型。 刘家酱园后院没有任何干扰，长篇进展迅速。沙汀的思维偏于迂缓深沉。习惯于把一部东西长时间搁在心里，但是如果酝酿得成熟了，他对它动了感情，厚积而薄发，也可以下笔千言。关于写《淘金记》的情形，他写信告诉过以群：我每一下笔，总要两三千字才肯罢手，有时我一天写过六七千字。这在旁人也许值不得说，但在我，要是你在面前，我可要强迫你打点老酒来庆祝我了。①得意之色不免溢于言表。 即便这样，他的写作习惯也阻碍他很快完成他的第一部长篇。他想起茅盾几次和他谈过的结构大容量作品的经验。掌握人物虽是第一位，还要能控制得住故事的起承转合，使人物出场有序，丝丝入扣，波澜迭起。他爱好修改。几次毛毛糙糙地把作品交出去使他十分反诲，所以，现在每一章 写完都要修改，几章联成一个段落，他又要拉通看一遍。 改东西成了癖，和他思索的质地、习惯有关。他总觉得脑中浮现的第一次语言，不一定是他的最佳成品。而第二思考、第三思考，才会使妙语连珠。比较起来，《淘金记》反复修改的次数还不算多，但文字的精当和精采，可以想象他在推敲上为了寻求那个“最佳”，如何绞尽脑汁，一个人在供神的堂屋里度过多少个日日夜夜了。 （《淘金记》是你的高峰，你的创作观念，文体的成就，都可以由此作一总结。也包括我的局限。我的笔太实，虚笔太少，严谨不免单调。你说呢？读多了或许觉得你定型了，但深厚、结结实实。读你的作品要细细咀嚼，它经得起读） 改完了《淘金记》最后一章 的最后一个字，是1942年秋天的一个早晨。他放下稿子，像卸下一副重担，迈出后门爬上了玉洞山。睢水关静静躺卧在脚下，展开它的肢体，在一山与一水之间。能看到自家的高门楼院落升起的清烟。玉颀和孩子们是不是起来了呢？街上的茶馆该坐上喝早茶的市民了吧。这里也有它的涌泉居和畅和轩，茶馆内外充满机趣的方言俚语，带着自足、自信的铿锵高音，雕刻刀一般犀利和能使被表现的事物骤然凸起。但是这个他最亲近的社会是如何恶浊啊！ 他走入山上的小树林，好像更珍惜这里的新鲜空气，深深地吸了几口，返身再望着下面的乡场。这也是一个小社会，和北斗镇一样的社会。这里每日每时发生的采金，贩烟，转运乌药、碱巴，买卖壮丁，乱派公债，囤积居奇的内幕，他都知晓，都写进了书里。《淘金记》集中暴露国统区到处存在的黑暗。它最后引出吴监和政府的法令，穿插孔祥熙老婆周身扎金条走私的笑话，政治的抨击性不能说不强。但是，它又是沙汀乡土小说的最高成果。 作为一本乡土小说，《淘金记》出色地描述了中国的内地文化。经由一种“根”的文化探索途径，与千年的传统社会对接，挖掘出中国的封闭、专制、愚昧、惰力。就像可以从残存的原始部落研究人类的“过去”一样，从川西北乡土这个更多属于“过去”、又纠缠于“今天”的文化区域，能窥探到中国老是背负着“历史”的重载，被拖向落后的触目惊心的现实。中国人的智慧，不是用在使利益更加扩大上面，而是大部分消耗在争夺那一点点可怜利益的殊死内斗上面。《淘金记》唇枪舌战的对话是他倾注心力写出的，但这多么可悲。他想，人们“把他们互相间的仇恨悄悄地暗藏在那些原来无关大体的话语中间，就如猎夫们的设置刀弩一样”①。这是智慧的浪费，智慧的虚假的过剩。“中华民国的事情，哪一件过得硬啊”②。开发后方，抗战建国，开矿，戒烟，一切好办法最后只能使弱者遭灾，在强者手里演变为阴谋。这就是利用权势占据私欲的社会，只能走向没落、腐朽的道理。不根本改变人与人之间这种依赖实力的联结，任何现代化的先进的东西进入中国，“白酱丹”这味药一弹，你的事就算烂了！ 沙汀想到自己精心刻画的这个人物，和他的绰号所包藏的意味，深沉地笑了。安县十三个半场，每日每时还在产生丑恶，他从小见惯不惊。这场丑戏的主角都在他身边，很多是他的亲友，有的现在还在“保护”他的生命安全，虽然他们“保护”他的动机大半还是为了私欲。这是一个矛盾。他能怎样对待他们呢？他用不着感情冲动地呵斥他们。他看见过根据地人和人之间的新型关系，他当时真诚相信，这是最美好的前景。心的空间被拓展，有了余裕。他也想起上海初期潜心读过的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以及赫尔岑对这本名著说过的出色的话，意思是：反对农奴制度，可以像屠氏那样不过甚其辞，也不必驱遣着力过猛的语句，只需优美的文体，平心静气的叙述。这也是沙汀不懈的美学追求。此时，他面对山下的睢水场，站在玉洞山上，觉得充实。远眺苍青肃穆的巨大山岭，他的心颤抖起来，真切感到家乡的山将同他的生命合成一体。 写完了《淘金记》，他公开在睢水露面，过了一段通常镇民的生活。农村从来有朴素的重师的风气，这个家里居然有两位，而且都是女性。为了相区别，黄敬之被称为“老老师”。“老老师”能写善画，学生的母亲和街上的妇女不断来求她画帐帘、枕套、鞋面。做为回报，凡有外乡人经过睢水，她们都急忙向这个家庭通声气，让他们有个防备。沙汀现在经常到大拱桥、河对岸的荒原去散步、钓鱼，也去坐茶馆，与各种小贩、商人、烟帮和袍哥交往。这是保证安全所必需的。大家清楚他是郑慕周的外甥，袁寿山的显客，来“抹豪避相”的，除了官府，与当地人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所以，无论是清水、浑水的袍哥，或者有头有脸的士绅，都对他以礼相待。他也到旅店、烟馆这些三教九流混杂的地方去应酬，亲眼看这些人的嫖赌嚼摇。有时还要躺在烟榻上靠靠盘子，或凑热闹似地去看新来的“货儿子”（妓女）。他后来有一篇出名的小说写流娼，部分得之于这时期的经验。他从睢水街上走过，两边厢会向他投来五花八门的称呼，叫杨先生、杨老师的，叫杨哥、杨二哥的，甚至有叫杨大爷的。他都一律漫应之。后来传到重庆文艺界，有人说他操了袍哥了。 但仅仅逛市街，而不深入认识袁寿山，还不能算懂得睢水社会。 袁寿山是这里的一霸。他搜刮每一分能到手的钱，然后攒起来买田、做生意。平时家里的吃食花费，全靠别人无偿供应。吃肉，只消喊人去招呼一声，要多少，就割多少。打酱油、醋就到刘家酱园，只说声记帐。刘煦之对沙汀诉苦说：“算了，可惜我的纸了，懒得记！”袁规定场上卖菜的要一律摆在他公馆门口，他好抽头。各样的菜尽挑好的拿，一家人吃的全有了。最有趣的是他连媳妇的油都要揩。过端午节有人送了白糖，他却要吃媳妇坐月子的黄糖。媳妇不肯，他在堂屋，媳妇在厢房，他就喊：“我向你借一点，二天买来还你，好不好？”可是谁相信他会拿钱买糖？他坐滑竿不掏钱，办法很“损”，从不把滑竿停在家门口，一进场看哪个茶馆的茶客面前放一墩铜元，下来抓一把就把轿夫打发了。这叫“搬墩子”。 他把沙汀的岳母、妻子都请来教书，马上张罗扩建中心校，以公事的名义，上山随便捞木料，然后就叫一个脖子上长包的“刘包包”去转卖。盖校舍的经费筹集得不少，工匠的工钱一文不付。来要钱的人把他包围紧了，就带着上赌场，看他摇“红宝”。赢了，每人还一点。输了，当场就骂：“狗日的，你们没有看见？老子输个精光，还有个钱！”（像袁寿山这种流氓式地积累财富的方式，简直是无法无天了！这有什么奇怪？他背后是无法无天的权势。依我看，只要叫封建专制性的掠夺，都是这个样子，袁不过做得格外粗鲁、狰狞些罢了！）这样一个混世魔王统治的家庭内部，充满了冷酷无情。大老婆烧烟，从袁那里要不到钱，就家里屋外地偷。沙汀刚安家没几天，大老婆提了一对水桶，从她家后门拎过来，对沙汀说：“你们刚来，我卖挑桶给你。”后来知道这是从家里偷出来的。袁寿山末了拿脚镣把她整日锁在屋里，情景很惨。 袁唯一的女儿也染上鸦片烟瘾。嫁到沸水乡，婆家管得严，她就溜到烟馆陪人抽。后来跟一个人跑了。袁寿山闻讯，认为败坏了他的家风，派人到广兴场弄回来，半路上活活打死。事后袁竟得意地对沙汀说：“我干掉她，是先跟祖宗请了香的！” 沙汀听得毛骨悚然。 袁寿山的丑事做得太多，心里不能不发虚。《淘金记》发表以后，袁听说沙汀把桑枣的龙佐卿写成龙哥，担心自己有一天也被写进书里，曾把这个意思经女婿向他透露过。他当然是笑着否认的。他要靠袁掩护他，当时正在写《淘金记》系列的短篇《模范县长》、《和合乡的第一场电影》、《三斗小麦》。袁的所作所为帮助他认识社会，这就尽够了。《模范县长》写粮政。国民党政府禁止私人随意贩运粮食出境，原为了对付粮食囤积。却演变为县长公开买卖运粮证渔利。这是《淘金记》主题的延长。邻县有这么一个县长陈金声，安县花荄乡出身，就是这样干的。《和合乡的第一场电影》写文化投机，一个《淘金记》的变体。沙汀青年时代的一个朋友刘巨川，其伯父在郑慕周手下当过团长。刘在成都读完华西大学协和中学，抗战回家做生意，操袍哥。刘巨川完全变了，借口捐给国家做武器，把附近庙宇的钟磬统统收走，偷卖给造币厂。还有本县的钟表匠梁温如搞实业，真的弄来过一部破电影机在黄土乡放映，结果不成功。小说把两个人、两件事合起来，构成畸型可笑的发国难财的故事。 这些小说中表演的都是袁寿山的同类，实际上袁的形象已经间接地进入他的小说王国。解放后，他多次产生替他直接画像的欲望，连题目都拟好了，叫《流氓皇帝》，但终未写成。经过一个很长的曲折过程，才让他在《红石滩》粉墨登场。袁寿山注定逃不掉被沙汀讽刺的命运。 沙汀的世界分成了几重。袁寿山世界的外面包围着贺龙、白求恩的世界，最深的是自身的内心世界。也奇怪，匆匆见过几面的白求恩老头会让他如此怀念。国际主义者的稀有性格，化成了新世界的耀目光芒。1942年的夏日，他常到袁寿山一爿纸厂附近的草场上散步。这使他禁不住缅想起广阔的河北平原，以及在平原上策马驰聘的岁月。慢慢的，一个描写敌后的题材在心中升起，那是关于根据地的人和外面去的人的故事，较多地融进自己的心境（不能描写自己，也是他的一个局限）。故事呢，就采用两次过平汉路的那一段经历。 正待动笔，中秋节前，郑慕周派人送来消息，任翱突然拘捕了萧崇素，让他马上往山里转移。萧的被拘，是任翱对上面一再加压故作的一个姿态。当夜萧崇素的妹夫彭丰根医生就施展法力，说动了拘留室的看守，与萧逃往萧的老家永安乡。警丁保护犯人一同逃跑之后并未引起什么纠纷，因为彭的作法先已得了任翱、警察局长的默认，他们三人原是邻水县的老乡。但是当时不知底里，沙汀得到“情报”，用籐包装了几本小学生用的土纸作文簿，一个瓦墨盘，几支毛笔和漱口用具，一个人提了躲到苦竹阉去。 苦竹庵位于睢水关以南五里，并不远，却更为荒僻。从睢水小学后面的场口走上一段叫做牛市河坝的高坎，拐入小路，沿着丘陵的边沿绕进去，便到了本地地主兼保长的萧业贵的四合院。这座院子在牯牛背山脚下，后面是一片柏树林莽，很易躲藏。萧业贵是睢水乡长萧文虎的堂兄，有四五十亩地，雇一名叫邱驼子的长工，自种一小部分，还有几户佃农。 比起睢水那一对统治者来，萧业贵是个老实的主儿，为人较厚道。他对外面人说“杨先生”是他请来教儿子萧鸿发书的。沙汀为了谢主人的照拂，也真的抽些时间，教这个八九岁的孩子认字，背九九表。这个家只一妻、一子、一母，还有个未结婚的兄弟和母亲同住同吃。主人殷勤地要他住进宽大的堂屋，使用吃饭的方桌，都被他婉辞了。他要的是安静，选择了正屋边上存放粮食农具的横屋，在拌捅上搭块木板做书桌，坐在矮凳上，几天就沉入创作境界，写起了《过关》。仿佛是找了一个写作的“别墅”。 杨先生选择我家一间能从窗子探看龙门，又通后门的屋子。屋里只一架木床，一张简易书桌，每晚在油灯下看书、写作，很少说话。他穿深灰色长衫，戴棕黄色毡窝子帽，圆口布鞋，便是当时教书先生模样。开始买了砂锅用柴熬稀饭吃，以后为节省时间，便在我家搭伙。他饭后在院里边抽烟边散步，十多分钟后再回屋读书、写作，很少到院子外面去。有时晚饭后戴顶破旧草帽，到院边田坝与农民摆谈。尤其爱跟逃难的人摆，问人家从哪儿来，为什么逃难。对他的究根问底，感到奇怪。消息紧张，便从后门跑到牯牛背山脚树林里。平静时傍晚摸回睢水街自己家里过夜，第二天早晨头戴草帽，拄根竹棍又赶回。① 9月和10月，连续写《过关》，一支迂回通过封锁线的队伍的故事。左嘉这个人物显示他对战争中知识者的认识，也是少有的对自身的思考：敏感，清醒，在生死考验前矜持和自卑混合的心理。为了维护自尊往往不计利害。这是按照何其芳和自己的面目综合塑造的。左嘉戴着其芳的钢丝框架的眼镜，有写诗的经历，圆脸也是黑胖胖的，但骑的却是沙汀那匹青马，有六岁的男孩子。左嘉怕“强迫通过”，主张脱下军服化装成老百姓零散过铁路线，不单在作品中受到队长余明的嘲笑，在实际生活里，这正是沙汀提出过的设想，当即受到其芳的嘲笑的。左嘉更多的是沙汀对自身的解剖，是个思想形象。令人吃惊地是他确实不善于刻画自我的性格。他把知识分子也能具有的品格，“克己”地移到工农干部余明名下。在描写两者的冲突时，以个人的体验接受了解放区流行的向工农群众学习的模式。但他是真诚地写出这些的。（为了这部小说中工农干部的原型，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吃了不少苦头。这个工农干部的手膀子断了，很容易使人想到党内有名的三位独臂将军：彭绍辉、贺炳炎——我在《记贺龙》里多欢写过他——余秋里。他们认为我写的是余秋里，因为人物也姓余。这三位我全认识。去岚县时，余秋里是领队。在冀中遇见贺炳炎。从冀中回延安路上认识彭绍辉。余认识最早，对写这个干部形象的影响最大。总的说，还是综合写成的，包含许多一二○师骁将们的品格和思想风貌。——沙汀1986年11月25日讲） 到了10月上旬，他完成了这个中篇。然后把爬满蝇头小楷的几本作文簿捎回睢水，让玉颀帮着抄写一遍。15日他写下题记，在最后一段写上：作者谨将此书献呈白求恩医生（Dr·NormanBet－hune）之灵，为了他那伟大的怀抱，和他的工作热忱所曾赍给我的永远难忘的感动。①稿子寄给以群，它的发表比《淘金记》坎坷。开始送审顺利，郭沫若主编的《中原》创刊号准备全文一次发表。他已经希望用这笔稿费来过1943年的春节了。不料以群来信说，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刊物发排后又调《过关》复审，结果被扣，理由是“为异党张目”！这个批件1944年在重庆群益出版社，屈楚拿给他看过。陈翔鹤在成都听说此事，透露给一个美国记者。据说这个记者大为不平，准备将《过关》译成英文到国外出版。玉颀于是又辛辛苦苦按原稿抄了另一份寄陈翔鹤。但此后连陈也不知译稿在美国的下落。还是以群想方设法把扣留的原稿索回了，先改名《疑虑》等发表了几个断片，1944年改名为《奇异的旅程》出单行本。1945年才定名《闯关》。是他的书名改得最多的一部多灾多难的作品。 他的艺术注意力一时转向了自身。恰巧寄出《过关》不久，1942年秋冬之交，发生了妻兄黄章甫的风流事件。对他正在酝酿的知识分子长篇发生强烈的冲击。 黄章甫一直在秀水任小学教员。抗战后因演话剧，与本地阔少吕松禄的姨太太结识，相好，两人打得火热，终于被发觉了。黄已有三子一女，于是抛下不顾，与这个女人离家出奔，从此杳无音讯。这件事在当地闹得满城风雨。沙汀一家作为这件男女韵事的承受者，也不得安宁。 黄章甫妻子过后又扔下一男一女，跟人出走。这个男孩叫黄国权。女孩小名么胖。此地风俗，嫁女时送亲要吃胖头鱼，常用这个“胖”字来称呼女娃。加上原在黄家帮带孩子的王妈，一股脑都搬到了孃孃这里，使沙汀家迅速膨胀到九口人。亏得两个孤苦的劳动妇女陈嫂和王妈，在困难中把孩子们一个一个地领大。不仅不要工钱，还设法将唐五驼子遗下的废院开出来种菜、喂猪。她们对生活的坚韧态度，后来都被沙汀写入小说。 真是因祸可以得福。如果没有黄章甫的婚变，他的第二个长篇绝对不是现在的样子。黄章甫的事件格外给了他拷问知识分子和自身灵魂的机会。在一种灵感的启发下，一下子获得了《困兽记》的整个概念！ 大约从前线回来，他就想写一部故乡小学教师的作品。因为他吃惊地发现，他们大部分已消褪了抗战初期蓬勃活跃的精神，在长期抗战、物价高涨的生活重压下，变得消沉了。比起一年前，他与他们共同拥有的那段演剧生活来，简直不能相信曾有过那样生命炽热的岁月。 记得1938年，马之祥们组织起安县小学教师抗日宣传工作团，自费排练过《张家口》、《罗店》、《前夜》、《打鬼子去》、《放下你的鞭子》等救亡剧，到县内各场镇巡回演出。业余演员带着道具跋山涉水，吃大锅饭，睡学生课桌，工作得热情洋溢。沙汀回乡，更是热心这种演剧活动。他客串演过老头子等各种配角。有一次缺个女配角，他说“我来”，男扮女妆上台。他提议把宣传工作团改名为“安县国防剧社”。自己说，“我闹演剧，闹得最凶”。在秀水演一出《慈父》，训子抗战，饰父亲的马之祥一时动了感情，真的动手打了饰儿子的周光复的耳光，后来大家谈起来还止不住地笑。 这个剧团里，便有沙汀的舅子黄章甫，和那位吕松禄太太。特别是扮演女主角，在这个偏僻的县份，极不易得。吕太太在公爷丈夫玩闹心情的支持下，居然能够抛头露面，在县内是一桩轰动的新闻，给演剧也招来不少看客。 五年过去了。沙汀再回到故乡，看到的是这些“戏剧家”们的厌倦、困顿。也有人提议再来“热闹”一次，情况却分明大变。演员凑不成局，县党部一要求备案，便告流产。促成他写了一篇《没有演出的戏》。 这是一个简单的排练受挫的题材。重要的是《困兽记》的人物在这里已基本完备：导演章桐，就是徐雁。田涛，这里叫兜腮胡，外形、脾气与黄章甫接近，但还没有名字，显出他的地位尚低。唯有吴楣，这个采自吕太太的人物，在两部小说里同名。她的丈夫耍公爷在长篇升为重要配角，绰号豆渣公爷。牛祚，便是黄裳，还没有宣布自己的生活哲学，但稳健和冷峻幽默，已酷似马之祥。这篇《没有演出的戏》刚刚写定，其中两个人物的戏在实生活中突然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沙汀的想象被大大搅动。一个新的婚变结构楔入原先的演剧故事，人物重心发生位移，田涛、吴楣，加上三角关系必须有的田涛妻子孟瑜，占据了小说的中心位置，《困兽记》的雏型很快凸起。他久久地考虑这个新的长篇构思，把黄章甫事件与演剧事件交叉对接，使原先的故事不可逆转地得到改造、变形。 （这是个大变动。单写演剧失败，主要归于政治环境的压迫；现在有了婚变悲剧，笔力自然转向知识分子自身。我写这个长篇，起源于知识者的苦闷，现在一切又还原为苦闷） 黄章甫妻子本姓张，是沙汀的表侄女。在汶江小学读书时与黄恋爱。张家竭力反对这门亲事，终未能阻止住。根据她写成的孟瑜，就保留了这段反抗家庭的爱情史。但孟瑜不可能在发现田涛、吴楣的私情后，扔下家庭去追求自我幸福。沙汀给她追加了自我牺牲之后又不断自怨自怜的性格特征。在主要是来自内部的道德重压下，完成她逃不出灰色生活的结局。 吴楣和公爷田畴的关系，与实际生活更不同了。这个公爷在安县极其有名。出身大家，三房守他一根独苗。他嫖光赌光了自己一房的产业后，继嗣了另一房的，又照样嫖赌精光。然后再继嗣一房，再折腾，接了无数个小老婆，败光了整整三份家产。到土改评成份时成了中农！与黄章甫演剧私奔的这个小老婆，绰号叫“沈二总统”，成都名妓。妓女选“花”，她姐姐是“总统”，她是“二总统”。被公爷花了许多钱买来。“二总统”性的要求强烈，淘虚身子的中年丈夫满足不了她，便与黄发生了暧昧关系。《困兽记》把演剧和两性纠葛都处理成知识分子的苦闷现象，原来普普通通的一件男女风流案进入这个结构，就演变成了宣传抗战受阻后，因不能控制感情而使三个主人公统统发生精神危机，自毁又毁人的重大情节。无爱的婚姻是个陷阱，有爱的家庭和恋爱（吴楣、田涛没有发生肉体关系）也会成为牢笼。吴楣成了柔弱的令人同情的女性。为了她，沙汀引进了独立的心理描写的文字。 酝酿《困兽记》是在睢水家里。他从苦竹庵回来，把自己住屋的西墙开了个洞，用一张孙中山像挡住，预备不测。透过洞上方的一扇牛肋巴窗，就着亮光，他在纸上勾画着长篇的提纲。 修了几年的睢水中心小学新校舍落成，郑慕周领了县里许多人来祝贺。周光复、刘逊如也同行。沙汀暗地告诉舅舅袁寿山盖学校的黑幕，劝他不要为了他们在睢水替袁张扬。一天下午，岳母来告，河清乡的区长唐某来致贺，叫他倒锁房门不要露面。隔了一会儿，袁寿山在外叫门，来借凳椅，放在沙汀家门外河坝边上，陪区长喝茶。唐某问起沙汀，袁推说人不在，妻子、丈母在这教书、坐家，算是骗过了。 这时，山外的政局突然紧张。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三届全国参议会通过反共决议，董必武参议员当场退席。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机会，报纸上充斥着要求解散共产党的各式通电。波浪冲击到安县，郑慕周主张他转移到茂县，袁寿山提议躲到他的一名“斗伴”刘荣山的家里去。1943年2月，离除夕还有一个星期，刘荣山领沙汀前去刘家沟。拂晓前，鸡还没叫头遍，两人出了睢水上场口的栅门，过大拱桥，走上通往松、茂的山路。两面的山庞大、荒凉，中间夹着一条湍急的河道。摸黑走了七八里地，到了接近茂县地界的坝子坎过河，逐渐进入茂、安两县接壤的幽邃山壑，天才渐渐大亮。 刘家沟约有三、四里长，分做上沟、中沟、下沟三段，一共只有五六十户人家。 沙汀抬头瞭望这将要相依为命的新避难所：所有的住房就缀在山峡两面的腹部，山脚边是耕地，顶上一层，大半用来铲草，以作肥料。当时正是利用农闲，准备铲草烧灰的时候，锄面触着岩石的铿铿的声音，听了不觉感到寂寞，逢到下雨，这种单调刺耳的声音，是没有了，但是野兽的叫却更难以忍受。特别是黄麂子，常常在雨镑镑的荒山上跑来跑去号叫：那么执彻，凄厉！使人想起传说中沉冤莫白的冤鬼。①主人刘荣山，三十上下年纪，是本地保队副袍哥。他住的也是茅草房，位于山腰名叫柿子院的场上。刘每日上街鬼混，庄稼留给了老婆做。刘的父母是老实巴脚的农民，仍然参加劳动。每日早上，种田的人带着弯刀、锄头、玉米粑，破雾上山，一直要干到傍晚才落套归家。白天家里没有人，堂屋里一冬都不熄的火塘里，燃着的树疙瘩，冒出清烟，抵御山上逼人的寒气。 他们临时给他空出的屋子，塞满酸菜罐子，发散出一股令人作呕的臭气。破烂家具偏没有一张桌子，最要命的是没有窗户，也就是没有白天写作所必需的阳光。沙汀仔细巡视了自己的房间，终于注意到有一面墙的上段是用破晒席夹成的。这一发现非同小可，他连忙去征得主人的同意，用剪刀在晒席上开了一个两尺长、尺把宽的“窗”，让宝贵的亮光漏入，恰恰落在一只三条腿的米柜子上。这便是他写《困兽记》的“书桌”了。 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上午伏在木柜上写作，一写便是三四个小时。下午一个人出门爬一两里山路。即便下雨，也要披起蓑衣上山。是散心，也是锻炼，兼看看农民的劳作。 他过去只了解乡镇，像这样大山区的刀耕火种的生存方式，他还是第一次亲眼看见。这里熟地稀少，农民需每年开出“火地”。每座山岭都有主人。第一年开荒不交租，第二年便要议租谷，所以他们总是不断地去争取那个“第一年”。先是烧荒，然后在灰烬上捣个鸦鹊嘴一样的小坑，丢进玉米种籽，但求雨水充足，上苍保佑丰收，再也不管它了。仅靠田地，他们连半饥饱的生活也混不上。所以，常要进深山打柴，狩猎，冬天烧炭（烧㭎炭本钱大，多是用荆条、细竹枝烧桴炭，供小烘炉用），春天打笋子来维持生计。 每次爬山他都要到半山的一个泉水边，回程顺便捎一罐清澈的泉水，放在火塘上烧茶喝。山民起初见到他感到惊奇，知道他是“躲事”来的，很快就露出纯朴的笑脸。中午觉得饿了，便自己做饭。等饭的功夫，往往空着肚子喝寡酒。曲酒太贵，他喝的是后劲很大的大麦烧锅酒，燥辣伤人。饿肚喝寡酒侵害了他的胃，当时还不觉得，却为1948年胃肠的总崩溃种下了祸根。 《困兽记》一章 一章 地写下去。多年相熟的小学教员各位朋友，仿佛和他厮混在刘家沟的破屋子里。牛祚不必说，吕康、米子远，都是用他熟悉的人物改装成的。他把他们全部挪到秀水的背景去活动。汶江小学有个教员叫范聋子，喜欢吃酒，吃醉了别人骂他搞囤积，他马上听得见，总是辩解说：“不是我要干的，是我老婆！”此人便是范老老师原型的孙子，书中的国文教员米聋子。 写这些知识分子，自然禁不住观照自己。章桐自前线返回故乡的观感，包含他的亲身体验。田涛的家庭描写，也渗进了自己的一部分生活。当他与玉颀每每为这么多孩子的抚育表示心焦的时候，遇到的正是这样的场面：“你让我领好了！”王妈突然插进来说，“上课的时候，让我来领好了！”……“你们就算得多了么？不多！不多！我们妈连我养了十一个呢。……”①王大娘这些朴实的话语是曾经那样感动过他，让他在避居写作的孤独寂寞中，忍受住监牢一样的日子。他让田涛也“深深为王妈的真切简洁的言谈感动了”①。 田涛、孟瑜、吴楣的悲剧，来于自身的脆弱，尽管他们的个性并不相同。他们不能冲破各种有形、无形的锁链，采取章桐走上前线的勇敢方式。也不能坚韧地如王妈一样过活。沙汀自己既经历过前方火热的战斗，现在又“土拨鼠”似地隐居故乡写作，他此时此刻的心理，使他对老友马之祥的生活态度充满感情。书中的牛祚，在演剧之始，忧虑在先，向大家的热情泼冷水；等到发生阻力，军心动摇，他却坚持出席每一次的商讨，尽力不使事情溃散。他的“老牛筋”，他的“绵劲”，他用幽默、含蓄的方式表示的对世道险恶的充足精神准备，是沙汀认可的一种理想，一种哲学。他已经想好，要在小说的结尾处，写一段牛祚和全军覆没的田涛的对话，要让牛祚这样来发挥他的“土拨鼠”思想：土拨鼠的视觉是环境毁掉的，并不是它自己甘愿的。它的手足锋利，能够遁土、打洞，不停地挖泥巴，并不是单单为了藏身，储存食物，倒更多的是为了透一点阳光哩！ 这无疑也是在自己分析自己。 《困兽记》写到十五章 ，田涛在家里为新生儿摆满月酒，章桐谈进城被县里审问演剧事情的经过，睢水传来女儿又一次患病的消息。 礼儿的妹妹刚齐（颀）也是新生不久。为了她出麻疹，他已经下山过一次。玉颀周身疼痛，卧床不起，自己都需要别人伺候。他不得不停止写作，在睢水照料了她们近一个月。通过处理积压的邮件，他接通了与外界的联系，碰上《闯关》遭扣，短篇集不能出版等不愉快的事，危及到他的生活。他心情烦躁地返回到刘家沟，有一段时间索性把《困兽记》搁置，开始更多地与山峡的农民接触。 农民看出这位“杨先生”是个有学问的本份人，很愿和他摆谈。此地的赤贫，造成大批的光棍。他认识一个叫刘荣成的老乡，瘦长精干。问起他的婚姻，他说自己的老婆是路上捡来的。四十来岁他还是独身，赶场天碰上一个告化婆子，相识后喊到河边洗涤一番，置了两件衣服，便算成亲了。并不是人人都有这样好缘份的，很多男子汉终其一生就是讨不上老婆。沙汀同情他们，与这些粗豪的农民，相处得很不错。1944年旧历春节，他是在刘家沟度过的。许多人赶来找他写春联、神榜。没有毛笔，冬天他穿了从延安带回、在西安改过的那件老羊皮袄，便把羊毛扯一丛下来，用一支筷子头扎起，蘸墨在红纸上而挥动。围观的老乡好奇地发出赞佩的笑声。还有两家农民请他去吃春酒，虽然比起仁寿文公场冯子虚备的春酌差得天上地下，但是主人的诚意、情谊，令他感动。刘荣成为跑茂县、松潘的烟帮做挑夫，赚了一笔钱，“告化婆子”又快要生孩子了，刘高兴异常，发宏愿要把这钱花光，特意请了沙汀去写对联，招待吃喝。对于这样的酒饭，他就不坚辞了。 过完年，本来想在刘家沟写完、改完《困兽记》的。3月的一天，一次偶然的散步机会，他登临到泉水上面的山地，突然发现一片从未见过的鸦片烟苗。他猜到可能是袁寿山指使刘荣山私下种植的。这很容易成为魏道三抓捕自己的新借口，神经照例紧张起来。所以，女儿再次得病的消息一来，他便决定立即下山。一个深夜时分，还是这小刘荣山领他离开了刘家沟。随身带着完成三分之二的《困兽记》原稿。家里的病人一好转，他就去苦竹庵，把自己禁闭起来，专心写完长篇余下的三分之一章 节。这年5月10日，他改毕《困兽记》的最后一个字。这以前，何其芳从延安调重庆工作，后来知道是参加国统区文化界的整风学习，几次来信催他前往。为了筹措这笔路费，他一再拖延动身的日期。何其芳止不住信中用玩笑的口吻，叫他“不妨浪漫谛克一点”，离开妻子一次。所幸以群收到《困兽记》后，照搬处理《淘金记》的办法，先拆零“卖”给几个刊物，预支了稿费来救他的急。三个月后，《困兽记》部分章节化成了柴、米、油、盐，化成了一点路费，他才能奔向离别三年多的城市。 他已经意识到，刘家沟将给他带来一部新的长篇。 他刚从大山里钻出来，朋友们几乎认不得他了。到重庆三天后，搬到了张家花园“文协”以群的房里住。曹靖华跑进来找以群，正巧屋里只有沙汀一人在，曹匆匆瞥了一眼转身便走，在走廊撞上以群，偷偷问道：“你屋里坐着的这位好像是个保长！” 他的装束也确实奇特。长袍，一顶剪去帽檐就像毡窝子一样的黑呢礼帽，还戴了金戒指，活活一个土保长或土绅士模样，一个他书中的人物。他融进自己的描写对象中去，扮演得相当成功。 这是为路上的安全做成的伪装。1944年的深秋季节，他从睢水直奔绵竹，在当地有名的袍哥大爷古华庭开的奎鸿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坐黄包车赴成都。 在成都停留了两天。 第一件事是到东大街崇德里嘉乐纸厂成都办事处会见李劼人。这个办事处小院有一正一厢两幢平房。正房有李劼人的办公室，“文协”分会兼用，外屋可供开会。李的助手谢扬青是办事处与“文协”的双重秘书。他又去看陈翔鹤。陈在一家私人开的“和成银号”当文牍，以“民盟”盟员的身份在文艺界活动。他介绍沙汀结识了黎澍、叶鼎彝（丁易），还谈起杨伯凯在“民盟”内部的作用。杨伯凯受刘文辉暗中支持，在筹办一张《民众日报》。沙汀与他见面时，杨详述了刘文辉的反蒋倾向和办报过程，让沙汀请求组织从《新华日报》抽一名政治可靠的排字工友给他。沙汀见他劲头十足，毫无戒心，有点为他担忧。此事在他从重庆返回时果然失败，因刘文辉被张群一诈，把出钱办报的真情暴露了。 本年4月，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桂林失守，时局混乱，进步文化人时有“失踪”的消息传出。陈翔鹤对沙汀独自乘公路局车去重庆很不放心，便与丁易、丁聪商量，让他与郁风同行。这位郁达夫的侄女、画家，三十年代在上海白薇主持的妇女联谊会上，与他有一面之缘。还替他画过一幅速写，他很喜欢，可惜逃难中丢失了。但在长途汽车站，面对这个保长型的沙汀，她完全认不出他来了。 路上不幸车子抛锚，没等修好天又降大雨。眼看已经黄昏，大家恐慌起来，不知道怎么办好。沙汀见乘客中有几个兵士，挺身出去说：“我们几个兄弟去走一趟怎样？”便领了军人到附近的村庄找真正的保长设法。最后把全体乘客带到一座庙里，铺上稻草住了一晚。 次日，车到永川，离重庆近了，郁风同他在一个田坎散步。她对这个昨晚的“群众领袖”发生兴趣，也起了疑心，爽气地问他究竟姓什么，他这才说出了笔名。郁风恍然醒悟，对着小说家连呼：“啊哟！真看不出来了！”她这次是去与黄苗子结婚的，身上确乎洋溢着喜气。 当晚，沙汀把行李往“文协”总会一送，便去曾家岩报到。正碰上五十号在举行招待文艺界的会。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都在场。桂林、贵阳转来的文化人不少，相识的作家更多。座谈会刚刚结束，开始了聚餐。他没用晚饭，何其芳便招呼他入席。 坐下不久，同桌的葛一虹轻声告他：“前些日子听说你在隆昌被捕，我们曾派人去了解和营救过，才弄清是一个和你同名的人，年龄、相貌都不对。”宋之的乘兴在一旁说：“好啊，大难不死，我和你干几杯！” 两人都善豪饮。况且，他从三年的寂寞山间，突然走进这么亲切的、充满情谊的环境，被鼓荡得有些忘情，连连与华裕农场时期的这个老朋友对饮起来。惹得周恩来在邻席笑着照应他：“沙汀啦，少喝两杯啊！” 聚餐散时，夜已很深，其芳安排他住在五十号会议室隔壁的小屋。两人尚无倦意。他看其芳的圆脸虽然比分手时略瘦，但神态、举止已沉稳老练得多，只是眼镜片后面闪烁的目光，仍是那么坦率，无遮拦。其芳这次与刘白羽调重庆，是帮助周恩来加强文艺界的工作。他郑重地对沙汀说：“让你来是为了参加整风学习，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然后取出中央的一套整风文件叫他阅读。因为其中有几份文件是不能带出去的，沙汀就在五十号多住了两天。 整风文件给他送来延安的气息，熟悉而陌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他想得很多。自己的创作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似乎不成问题。“有意识地进入生活，向它毫无止境地掘取创作的源泉”①，他一向就是这样做的。他从来认为观察、研究社会和人，比天赋、想象力还重要。在冀中和睢水，他不都沉在生活中吗？但是，谈到描写工农兵，他似乎只注意“农村小市民以上的人物”②，有些对不上号。这几天常听人赞扬《淘金记》的成功，使他不免兴奋，如果按照整风文件衡量，似乎不是主要的写作方向。他没有想通这个问题。 他在以群房间加了一张竹绷子床铺，像几年前一样住下来。“周公馆”确定了在渝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分散学习”的办法，他与何其芳、夏衍、乔冠华、刘白羽、胡绳在一个小组，在五十号开会，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检查。乔冠华长期在香港做新闻工作，这时在《新华日报》负责写国际评论，是个很有才气的笔杆子。他做了长长的发言，检查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对他的影响。沙汀不准备提早发言，他还要思考。 他坐着听发言，想起王若飞前几天开的那句玩笑。他们在延安认识，王若飞敦厚开朗，在五十号当面碰见，第一句话便是：“怎么走了就不转去啦？”他说的“去”，是指去边区。其芳这次交给他一封周扬的信，信中说，听周副主席讲，他在重庆做了不少联络工作，这几年写作也有成绩，但比较起来，还是反映新的抗日根据地的现实意义更重大。你是不是考虑再到延安来呀？周扬的话充满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他应当怎样答复呢？ 他想乘机整理一下自己。李长之发表文章认为《淘金记》是“乡土文学中之最上乘收获”①。他提到了果戈理。但对《奇异的旅程》（《闯关》）表示冷淡，认为“黯淡和平凡”。其芳认为《闯关》真实，私下里对他说过：“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矛盾有普遍性，你离开以后这种情况更多了。”整风文件提出的道路是与工农兵结合，他只了解《困兽记》里的知识分子和自己，更难把握新形势下的知识分子改造的题材。他在重庆为书店编了一个《兽道》的集子，请住在文协三楼的宋之的夫人王苹抄《兽道》、《在祠堂里》两篇旧作。王苹告他，在抄的时候，她认真地被小说描写的旧世界震动。那么，他只能写刘家沟。他起了一个愿，在下一部新长篇《还乡记》里，要真正写一个大后方的农民。 他为离开延安而羞惭，又坚持一个作家的立场。他要考虑川北以外他理解不深的生活能不能写。于是他起草了给周扬的回信，讲到家里的拖累，无法脱离家乡的理由。他写道，反映落后的生活，讽刺、暴露，是不如歌颂党和党所领导的斗争来得重要，但自己只能“退而求其次”。 （你这次的“思想斗争”并不严重，而且你的创作观念已经稍稍偏离周扬的轨道，“为我所用”地在理解“工农兵方向”。可能是这样吧，因为我接下去写的东西虽然受了这次学习的影响，大关节没有改变） 以群在编《青年文艺》杂志，向他约稿，他一连写了两篇。一篇是论文《向生活学习》，借着为以群的新地出版社看稿子发表感想，检讨了自己只以“农村小市民以上的人物”为描写对象的毛病，但主要表明，他对生活的态度是符合整风精神的。另一篇是小说《堪察加小景》。这也是他对这段学习的形象性总结——他还要发挥对旧生活熟知的优长，着重暴露，但他是热爱压迫在生活底层的还无福当家做主的“工农兵”的。他的讽刺本来便是对新生活期望的一种反衬，现在他更要增加对黑暗中劳动人民的信赖，挖掘他们遭侮辱、被损害的心灵的光明！ 他几乎是日以继夜地在以群的房里写这篇小说。在睢水关，他很了解这些被称为“货儿子”、“烂货”、“玩物”的流娼。附近一个乡的大爷婆娘赶流娼的故事，他有耳闻。他们用两根大木头挖洞，把人的手脚伸进，两边扣起，动都不得动，比普通的脚镣还要残酷，叫做脚柞，萧文虎的乡公所里，就有这种刑罚。写出这个妓女筱桂芬的可怜，是很容易的。但是那个想乘机揩油奸污她的班长，在一种特殊的场合下，听女人谈起她哥哥两次出钱还当了壮丁及自己被骗出来的经过，他也是躲了壮丁来当团丁的，他的同情心一时抬了头，邪念终止了，这个写法在他笔下并不多见。沙汀觉得他对人的认识深了一些，对这个出身小粮户，只懂赌博的班长的心理变化可以掌握准，控制得住。班长大部分的机会还是被所丁老娃的迂笨所搅散，但他也是受欺侮的一个，他心里不是一团漆黑。解放后他根据对此篇气氛的理解，改名为《一个秋天晚上》，“秋天”就暗示了这一点。 他写得很有兴致，有时顾不得吃饭，就找出以群的饼干、牛骨髓之类的东西大嚼。以群这时独身，吃食需自己照顾自己，他还是满讲究营养的。沙汀连续六七天关在房间里，到11月24日，写完了《堪察加小景》，以群的食品储备也被他一扫而光。这是他自己最喜爱的一篇小说。 整风学习小组只开了一两次会，便停下了。后来也没恢复。黔桂战事造成大批的文化人流亡，到了重庆的要接待，滞留途中的急需救援，大家分头去做具体工作。 艾芜一家六口，包括新生的婴儿，流离失所三个月，困在贵阳。李亚群奉周恩来之命携款前往救助，才于11月下旬来到山城。初时找不到房子，临时住在“文协”一楼的会议室，就在以群、沙汀房间的隔壁。会议室大而无当，蕾嘉路上病了，婴儿嗷嗷待哺，房间里挂满尿布，情景十分凄惨。沙汀、艾芜一直音讯未断，分手却已整整七年。在这样一个狼狈的环境里相遇，两人的感慨太多。沙汀没有像第一天住进以群房里那样，滔滔不绝地大谈故乡见闻。他看着疲惫不堪的艾芜，简直说不出话来。他也感到难以理解老朋友，怎么有那么大的忍耐力？一个月后，艾芜全家搬到了南温泉的一所茅屋定居。 同样撤退来渝的作家还有田汉。沙汀想起抗战初期自上海返川，住到他南京家里受到的款待。他跑到上清寺求精中学附近去探望这位好客的戏剧家。一家人挤在一个二楼的房间，虽然局促，“田老大”的乐观豪爽仍不减当年。见面大谈川剧“场面”上打击乐器锣鼓铙钹的特点，俨然是个行家里手。 巴金新婚燕尔，刚从贵阳到这里与萧珊会合。巴金和吴朗西在艰难竭蹶中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几度迁址，为大后方的进步文化事业出力良多。这个出版社与沙汀的关系最密切，上海时的《土饼》、《航线》、《苦难》三个集子和最近的长篇《淘金记》，都是经过巴金在那里出书的。他与巴金的交往逐渐加深。艾芜未搬去南温泉前，他们约好一块去看老巴。三人同年，今年都是四十岁，巴金又是四十岁当新郎，见面后同乡们打着乡语开玩笑，沙汀尤其说得凶。巴金的稿费多被“勒索”，这次又请客吃山城的“毛肚火锅”，麻、辣、烫，名不虚传。沙汀口馋，放怀吃得大汗淋漓，以致于冷热一激，当晚回张家花园便感冒发烧，服了多帖中药才好。 在民国路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他还见到从北碚进城的靳以。他是巴金的老搭档，与沙汀也是老朋友了。谈起王映霞抗战中与郁达夫的离异，萧红的婚姻和寂寞，叶紫逝后妻儿的艰窘，都不胜感叹。正是靳以，1940年约沙汀写了《悼念叶紫先生》一文。靳那时在《国民公报》的副刊“文群”上编了个纪念特辑，经沙汀等同意，将全部的稿费用来抚恤叶紫的遗孤。巴金、靳以的为人之好，是很吸引沙汀的。 新认识的朋友里，吴组缃与他一见如故。吴组缃在中央大学教书，已是有名的作家。第一次在张家花园见到沙汀，瞥见他床上那顶疤上重疤的圆蚊帐，便坦然笑道：“哎呀，老兄这床帐子真是洋洋大观哪！”他很关心人，后来常听他讲起大学知识分子的苦况。比如，一位同事，妻子在城里工作，礼拜天才能回乡下，五个孩子统由丈夫照管。这位令人尊敬的大学教师白天上课，晚上一边给孩子们讲故事，一边给他们纳鞋底。吴组缃讲得生动，好像是一篇小说的材料，见沙汀单薄虚弱，问起来才知道是神经衰弱、失眠，便劝他用当时苏联进口的鹿茸精针剂，很直率地说出自己用后的效果。吴书读得多，小说写得少、写得精，谈起自己作品，说《一千八百担》还可以，长篇《鸭嘴涝》是个次品，要求得很严格。这个人对人对己就是这般耿直。 我在抗战中认识沙汀。余冠英办《国文月刊》，让我介绍当前的小说，我介绍了四篇，沙汀占两篇，《在其香居茶馆里》、《磁力》。那时我还不认识他，但欣赏他。见面后觉得亲热。沙汀诚笃，川味浓。我去张家花园看他们，姚雪垠招待我，一连打了七八个鸡蛋，都是坏的。沙汀一句话没说，去煮了两个鸡蛋端来给我吃。以群笑着告诉我，姚去北碚两个月，鸡蛋当然搁坏了。 抗战时沙汀从延安回国统区，有人批评他逃了。我认为他是要写作，我理解他。 他为人好，平时不大说话，对熟人能哇啦哇啦，也幽默。四川习惯浓，麻婆豆腐。 文艺界有些人互相不看小说，或是看沙汀小说的。鲁迅之后，他深厚，我比对天翼还看重他。①吴组缃与杨晦在一个学校教书，住在宿舍区。沙汀去时往往都能见到。杨晦是“五四”作家，是火烧赵家楼翻墙入室的一个。沙汀未写作前，便读过他的翻译《当代英雄》和历史剧《楚灵王》，十分佩服。杨在川东城口县一个外地搬去的师范学校教书，与一学生谈恋爱，两人跑到重庆。所以，沙汀第一次见他，他在做新郎官。杨晦个子奇小，穿着极坏，他的皮鞋补了又补，可以想象一个大学教授穷困到什么程度。一次沙汀去拜访，在他的宿舍里住，臭虫多得吓人，一夜未睡安稳。次日回城，杨晦夫妇还没起床，他打个招呼，洒洒脱脱离开。 （杨晦似乎是偶尔涉足评价了你的小说，称你为“四川社会的叙事诗作者”，说你有“农民的性格”，“在一个狭小的地域内生活惯了”，“带点拘谨”、‘慢工出细活”制出“专精的产品”②。还是很有见地的。 他注意到了乡土给我的滋养和束缚的两个方面） 姚雪垠在“文协”同住时认识。姚抗战中写《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出名，又写《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一时成为畅销书，很引人注目，也引起一些议论。沙汀他们认为他只是不够成熟，曾与茅盾找他谈过长篇创作问题。茅盾推崇托尔斯泰，说要有托翁“抓得起来，甩得脱”的笔力。因为姚的小说流行，陈纪滢把他拉得很紧，在一起筹办刊物《微波》。为了这件事，沙汀与他谈过多次，提醒他注意政治倾向性。 几个月的重庆生活过得很有意义，新老朋友的交往鼓起他更强的创作信心，对局势的了解也加深不少。夏衍和他在一个小组整风，从左联中、后期编《光明》与夏合作，他就佩服他思想敏锐，办事细密的作风。当时，党对国统区文艺界，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有两个联系系统。一个是郭沫若、阳翰笙的“文工会”，管创作方面。一个是南方局的文化组，徐冰管统战，夏衍管新闻，后者到得较晚。过去的沙汀，与现在的何其芳，都是后面这个组的。 夏衍1942年化装逃出沦陷的香港，经桂林到重庆后，就在《新华日报》，同时参与雾重庆的戏剧活动。沙汀到捍卫路的居处去看过他，是一所平房，离张家花园不远。当天乔冠华也在座。 11月5日，南方局为抵制潘公展、张道藩企图成立“中国著作人协会”来取代“文协”的阴谋，决定由夏衍领导，在参加他们成立会的时候，相机斗争。“中国著作人协会”的成立大会在上清寺求精中学对面的广播大厦召开。沙汀进入会场一看，与会的文化人好似分出了清、浊两流，王平陵等一伙，夏衍周围的一批。会议进行到选举理事一项，无党无派、有胆识的洪深起来发言，要求讨论一下图书审查制度，场子里顿时热闹。夏衍站起来沉稳地走出会场。这是个信号，沙汀和其他朋友们，都一个接一个退席，根本不理会招待人员惊慌的劝阻：“怎么就走啦？还准备得有饭！”这个没有大批进步作家参加的“著作人协会”，便偷偷偃旗息鼓了。没过几天，周恩来的座机冲破秦岭上空骤起的暴风雪，从延安安全返渝。沙汀当天闻讯后，真有点后怕。其芳、以群和他准备组织一个欢迎晚会，并请周副主席讲讲日益吃紧的西南战局和大好的欧洲形势。11月13日，已经下午两三点钟，晚上七时的会还缺少一个有声望的主持者。郭沫若其时在赖家桥乡下，路太远，几个人又没有去过，找他已来不及了。1942年底同夏衍先后从香港、桂林撤来重庆的茅盾，住在长江北岸的唐家沱天津路一号，沙汀拜访过，路熟。这样，便自报奋勇，单独去请他。 这条路，如果从观音岩下到嘉陵江边走水路，大约一小时够了。谁料江边雇不到划子，只好步行到码头乘小汽船过江，再走一条丘陵的石板路去茅盾住地。这条路一边是连绵的小山，一边是青青的冬水田，过了几个月的繁闹城市生活，突然走入图画一样的好景致里，他恍惚间觉得是身处故乡的山径了。 他忆起最近多次见到茅盾的情景。茅盾进城如果当天回不去，就常到张家花园，临时搭铺挤在以群、沙汀的房间里，三人往往谈到深夜。茅盾是极健谈的。有一次大家终于谈倦躺下了，沙汀照例不能很快入睡，他觉出晚秋季节夜半的凉意，抬头见茅盾的被子没有盖好，便起床蹑手蹑脚走过去打算替他掖被角，不料茅盾一下惊坐起来，把沙汀吓了一跳。原来，两人都是惯于失眠的。 还有上一次去唐家沱，是与何其芳同行。谈完工作，茅盾向两人诉起了生活上的苦恼。几个日常令人烦躁不安的邻居，还有夫人孔德沚，因为长期的恶劣政治环境，把她弄得经常怀疑周围的人都是特务，都在跟踪他俩。这天夫人不在家，茅盾提出让其芳设法为德沚找个职业，由他自己出薪水都可以，只怕她在家里精神再也承受不住。他絮絮地谈了好久，沙汀第一次听他在自己面前谈这种琐事。茅盾感觉的细密和神经过敏都流露在他面前，使他一下子亲切感受到这个文学前辈的创作气质。 黄昏前走近唐家沱场口码头。他计算好应把回程的划子雇妥，但打听一下就大失望了，本地的船夫怕空船夜归，再不愿去重庆。见到茅盾，说明来意和交通的困难，茅盾爽快地答应去主持会，并说，滑竿都不要坐，就走石板路去大码头乘划子过江。两人一路谈天说笑，不知不觉就进到城里。座谈会是在文工会大楼的会议室开的。参加的人很多，茅盾让周恩来讲话。周讲到黔桂战争最坏的发展可能，指着下面的巴金、沙汀说： “你们都是四川人，敌人如果真的敢来入川，这个地方正好可以打游击嘛……” 周恩来的乐观情绪传染了在场的人。 不久独山失守，形势的陡然严重，使得疏散外籍文化人的工作又一次提上日程。为了应付突然事变，沙汀建议设一个外地人的紧急避难地。《光明》的同事沈起予，这时在自己兄弟开的味腴餐厅做事。这家餐厅兼旅店开在民生路“米亭子”附近，三层楼房，相当兴隆。沈的兄弟在闹市一带显然与社会有广泛交往，沙汀想起利用这个餐厅，便跑去找沈谈。 沈面有难色，有些吞吞吐吐。这件事也就放下。 后来，南方局提出向四川乡镇进行疏散的计划，关键是建立几条可靠的交通线。于是，沙汀接受了疏通合川——遂宁——绵阳交通的任务，准备离渝执行。徐冰甚至问他：“是不是先带一笔钱去，看在哪个点上开个店铺做生意？” 他决定乘邮车去成都。托人买到抢手的车票后，他到天官府郭沫若家辞行。前些日子，他曾与茅盾一起到这里，与郭沫若商量推荐给苏联同行翻译的中国文学书目。今天是与其芳同行，在郭寓碰上夏衍、冯乃超，不知怎么一来，话题扯到沙汀今年四十生日，大家起意要给他庆寿、饯行。文人的情绪来得快，说“庆”就“庆”，纷纷站起来就走。郭沫若也要下楼，被人们劝阻了。可是，等到在沈起予兄弟的饭馆坐下点完菜，郭沫若还是披着一件士兵穿的灰布大衣，一个人摸来。郭沫若放达的豪兴，这次表现在最近处。喝酒划拳，冲着沙汀高声呼喊： “四十大庆啦！” “一帆风顺啦！” 为了在太平门邮政总局上车不致误点，临行的一夜，姚雪垠介绍他到王亚平家里借宿。靠一个作家的笔杆子养不活家小，王亚平的妻子靠缝织、出售童衣维持家计。这一晚沙汀几乎无眠，他在灯下赶校《困兽记》的清样，好交还以群。 第三天，坐任邮包上颠簸到成都暑袜街邮局，住小福建营一个姓萧的同乡家。他顺便参加了表弟婚礼，贺郑慕周、谢象仪结为儿女亲家。他们在成都临时租下了房子。沙汀与舅父谈好，由郑的旧交遂宁萧经武，绵阳寇雪年来照料将来疏散的文化人。加上合川的赵其文，这条交通线算是有了眉目。他又拜访了张澜、杨伯凯，取得各方面的支持。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与影人剧团的应云卫见面，做了随时撤退的叮咛。 杨伯凯办报需人支持，经沙汀报告南方局，派出的是黄药眠。后来报纸没有办成，黄留下给《华西日报》写文章。他能翻译、写诗、写小说，也能搞理论，被戏称为“黄大师”。沙汀陪“大师”逛街，一路上要了两回吃食，惹得“大师”连称“你的胃口太好了”。沙汀还去陕西街探望前辈叶圣陶，两人一道在少城公园的“绿天”喝茶。叶问起了延安的情况和自己一个儿子去那里的事情，邀沙汀为《中学生》写稿。后来沙汀从家乡还托别人捎了一篓绵竹的曲酒双沙酲色赠给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 他向陈翔鹤问起了在成都乡间养病的张天翼，后来便由巴波引导他们到郫县土桥去探望过一次。两人在鲁迅丧事上相识，抗战分手，已经许久未见。在张家花园，以群告诉他，天翼患的是空洞型肺病，医生已对这位讽刺作家判了死刑。现在看到他躺在一个当地青年地主为自己结婚而准备的新房里，面色憔悴。见到沙汀，脸上泛起红潮，挣扎着坐起，用嘶哑的嗓音问起延安和敌后的情形。他原来也是要去“鲁艺”教书的，所以，对沙汀的每一叙述都贪婪地吸取，报以孩子般虚弱的笑。 沙汀默念心中的祷语，希望天翼有一天还能拿起笔续写他的《华威先生》。在暴露的眼光上，他们俩是如此相近。他当时不敢奢望会有奇迹出现，离去的时候就像是永别。回到成都后，住在华西坝新识的林如稷疏散房子里，他突然患病，是一场疟疾的发作。如果他能知道天翼真的可以起死回生，这场传染病对他的加害肯定也会缩小多了。 其芳在重庆曾建议他完成任务后留在成都教书，以便在文化界继续工作。这听来像是组织上的意思。所以，他便托了翔鹤，去问四川大学中文系。没想到系主任罗念生一听推荐的是沙汀，害怕他的“色彩”，一口回绝了。沙汀对教书原本就缺乏兴趣，他没感到丢失什么，立即准备回睢水，并到李劼人办公处去辞行。李劼人一听，惊怪道：“怎么就要走啦？我还说要请你来吃便饭呐！” 知道不能留了，就跑到自己房间去拿出一封红纸包塞过来，一面嘴里说着： “一点小意思！相濡以沫嘛，一点小意思！” 好像不好意思的不是沙汀，倒是他。李向来对朋友慷慨，前几天见沙汀在成都12月还穿着薄薄的单衣，曾让夫人找出自己的夹衣夹裤一两件相送。现在临别又送路费。后来，沙汀托人从山里带了一副熊掌回赠。送的人撂下东西就走，未留一纸一字，弄得李劼人好长时间弄不清是哪位朋友表示的情义。 相濡以沫！在还乡的路上，沙汀吟味着这句熟语，感到人间相通、相爱的温暖一面。 不知不觉，路途上横跨了“两年”。他1945年1月回到了睢水。 经常住的地方还是苦竹庵。在那搁了木板的拌桶上，开始入魔地构思第三个长篇。旧历年前回家，两位大娘饲养的猪已经够了份量，全家笼罩在一种兴奋的气氛中。陈翔鹤来信便称他们这次杀年猪为“壮举”。王大娘的儿子王大生从前线开小差，在河清乡无法立足，避到沙汀家来帮着砍柴、送信、打杂，已有些日子了，这次自然帮助杀猪。刘家沟的房东保队副刘荣山，被人叫做“懒狗”，仗着有本地保长做靠山，到处搞钱，搞女人。沙汀曾经从旁长期观察过他的行径。如果就从这个小角色入手写，轻车熟路，太容易了。现在他从王大生的还乡，联想到让一个逃兵与保队副组成一对矛盾，可以第一次从一个种田的“农民”的角度来反映一切。从重庆之行得来的这个念头支撑着他。 这是一次调整。他跟过去特定的表现对象，那些脱离土地的小镇人物混得太久，建立的联系似乎定了型。他还能不能在新的人物身上，爆发出自己特有的智慧呢？ 长篇的酝酿无形中延长。王大生成了冯大生，刘荣山成了徐懒狗，他把他们搁在心里，先来考虑叶圣陶等人的约稿。写了短篇《两兄弟》，还有《春期》、《替身》，都是些针对国民党弊政的尖锐作品。题材很有趣，旨意却大体雷同。短篇小说形式驾驭得纯熟，发掘生活的思想能力却好像有所停滞。 独山失陷后，日军的进攻停下来。而报纸上天天传出欧战场的大好消息。所以，《替身》这年5月份发表时另有一个题目叫《胜利在望年即景》。沙汀周围感受不到这种“胜利”，或者说胜利越近，各种酷政反越发厉害。睢水近来因为抓丁，连场镇也冷落不少。一次沙汀回来小住，傍晚到门外河边提水，突然见到一个“山河客”蹲在坎下洗刷箩筐里的腌大头菜。沙汀忍不住搭话道：“喝！这一向还敢出门，不怕抓你的壮丁啊？”“咋没抓哇！”这个“跑山河客”愤然地扬起远不年轻的脸，“你看嘛，胡子都给我剃光了！” 原来他是个被强制刮脸，最后仍未验上的老丁。沙汀没有多问此人抽丁的原委，这就尽够他写出《替身》了。不知怎的，他对这种社会题材的兴趣始终不衰，一直到内战之火点燃，他还在孜孜地搜集这方面的材料，显然比了解《还乡记》所需要的农民种田的生活更其热心。改变自己，谈何容易呢。 （乡土文化培养了你的“偏执”，同样一件事可以重复地做下去。我的感觉这不是“一件事”，只能说我是用同一种角度来观察无数种事件） 从现在保存下来的叶圣陶当时亲写的一个信封内，可以找到用毛笔写下的一张张纸块。它们大小不一，有的是一方长长的宣纸纸边，更多的是一些信封的背面，显然是随手抓来的。这十几个小说提纲里，居多的还是关于壮丁内容的：某县禁政颇严。当抽丁紧急时，“壮丁”难找，价钱又高，于是公事中人忽然想出一个妙法，叫人化装开一售店。而逢到有人跑去抽烟，体格又勉强验得上，于是就派人前去查禁，将该瘾者沦为壮丁。（其一）婚事 1．来！把头剃了，明天到你老丈母家里去，转来好找人看期！ 2．等她爹回来看吧！我倒巴不得呵，只是听说要抓丁了。 3．等候当中准备。但突然来了回话——等太平了再说！ 4．两亲家口角、扭打。（其二） 绵竹南门处某巷，有个台基，经常川流不息，扰嚷终夕。居民极为不满，请保长加以驱逐。保长从来也很不满，立刻就承诺了。但后来并未实行，因那龟婆说动了保长，答应每次征丁时帮助本保一名壮丁。这不是她拿出钱买，但和保长约定，在抽丁的时候她叫妓女们去故意勾引两个老实人来，再由保长带人来捉。这办法直到胜利时才停止。（其三） 第三则大约写在这年秋天之后。这不奇怪，到1947年的《李虾扒》，1949年的《酒后》，池还在写壮丁事件。他只要有几个性格突出的人物做为载体，就可以把无数内容相仿的有趣题材一一写出。除了《还乡记》提供他创造一个真正的农民故事以外，他的突破口已经很难寻觅，地域性的小说不免露出它的危机。 1945年的夏日格外炎热。前妻所生的两个孩子一下子长大了，刚俊十八岁，刚锐十五，先后踏入了青年期。对于他们在外婆家寄人篱下（尽管外婆、么舅是照顾他们的）的童年生活，他一想起便感到内疚。这种感情包含对李增峨的复杂心理在内。特别是对刚俊，这个头生女和礼儿一样，都是难产生下的，但相比之下，礼儿所受的他的爱抚，就多得多了。礼儿未生之前，他就亲自为他挑选了卧具，找了几种育婴常识的书籍看。从上海的医院一回到家中，就让他躺在床边的摇篮里摇他。断乳后为他煨牛奶。稍大，又给他调治奶膏。刚俊得到过这些吗？一个不是因为爱情而降生的孩子有什么责任呢？ 这年春天，听说刚俊在绵阳一所师范学校闹学潮被开除。接着又放弃花荄乡小学的教职，躲在县城自学，不久脖子生了疮（淋巴腺炎）肿得老大，他就捎信儿让她到睢水家里住，从沸水请来远近闻名的专治瘰疬的土中医为她看病。这个医生平时务农，有病家相请，可以出诊。他认为刚俊的病情还不算严重，留下几剂家传秘方配制的药膏就回去了。 父亲最困难的时候，我到睢水与他住了一阵。我也教过小学，一个小学教师有多少工资我是知道的。父亲家里除了靠黄玉颀、黄敬之教书，郑慕周给点，稍有些稿费，这么多人口，也是勉强维持。我在那里治病，自己读书，与黄玉颀的大侄子抬水，洗全家的衣服。 治脖子敷的药叫“千锤膏”。用许多草药合在一起，需放在药臼里舂一千锤才能用。我年轻，当然觉得舂得差不多就行了，父亲的性格顶真极了，他一定要我锤够了数目，盘问我到没到一千下。①千锤百炼的中药膏有灵，刚俊的病像很快消退了。在与大女儿共处的这段时间内，父亲意外发现这个姑娘确实已经长大，而且参与了政治活动。谈起来才知道，她已经接近了党，在花荄教书和之后的隐蔽，都是在组织的安排下进行的。沙汀的这一惊喜可不小，看着女儿在读《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一类书，他明白了她是他的骨肉和同志。在她临离开的时候，他向女儿表示，希望她能从事文化工作，并让她把弟弟刚锐叫到睢水来。 他的父爱的外露，在这之前真是太少见了。刚锐读书大不如他的姐姐，小学毕业后几次未考上初中。为了他的出路，沙汀给陈翔鹤写信，托他与李劼人谈谈，能否把刚锐安排到乐山的嘉乐纸厂当徒工，待遇不计。亏得李劼人慷慨相助，本来厂子里不需要新的学工，但格外破例吸收了，来信让孩子马上到成都去。为了刚锐的动身，整治行装，他也大费了心思。盘缠是拿不出来的，便托一位去成都贩卖鸡蛋的果园技工陈天佑，一路带去。孩子没有一件冬衣，现在又是夏秋之际蚊子咬人最凶的季节，没有帐子是不行的。领他走的陈技工在沙汀家里看了一眼比烂鱼网还要寒酸的蚊帐，爽气他答应垫钱为孩子准备一顶，事情才算解决。刚锐从此与造纸工业结缘，从乐山纸厂的化验室小工，现在成为灌县一家纸厂的厂长。四十年过去，沙汀还忘不掉他临上路前，眼巴巴说的一句话： “妈妈，给我炒点油炒饭吃吧……” （这是你人到中年以后，才会有的想法和做法。家庭贫困到如此程度，在爱恋少妻及她身生的子女的同时，还要兼顾一点前妻生的孩子，你的难处和你的善良，还是能够体会到的。我同意，年轻的时候我做不到） 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抗战的胜利就像从天而降。1945年8月，再闭塞的睢水也很快得到了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街上人们的表现是松了一口气，老百姓脸上泛出的欢乐是有限的。只有知识分子才有不可克制的狂喜举动。他特意买了鞭炮，领着儿子杨礼跑到大门外的河滩上去放。过年似的放得劈劈啦啪，父子俩像两个孩子。 胜利给他带来的直接好处是心理的松弛，起码最先的一个月是如此。正值郑慕周的女儿出嫁，他多少年来第一次公开地进城关贺喜。这位表妹的夫家是江油第一等的绅士，公公蹇幼樵远近闻名，实力比郑慕周还大，也一样开明。后来才知道，蹇与地下党有着长期的联系。那一次，沙汀大大方方坐了滑竿到江油去，路经绵阳是绕开的，怕打麻烦。他老实做了一回“送亲客”。 可是，这种稍微宽松的时间简直短得可怜。和平谈判，国共决裂，新的内战一触即发。他从毛泽东赴重庆的智勇举动中，懂得了党避免战祸的姿态。周围的民情他是深知的，再不开化的山民都盼望尽快卸下战争加在他们肩上的沉重负担。为了猜测战火能否再起，人们在茶馆里打着赌，邮政代办所天天有人在等看总是迟到的报纸。就是毛泽东飞抵重庆的消息传出后，睢水场传说已经和平不打仗了，成都放了一天一夜火炮！人们自动聚集起来也学成都放起了爆竹，虚闹了一天。这件事后来刺激沙汀想起了一个人来。 这是秀水一个开碗铺的掌柜，安县上下都认识他。出名的年老而“趋新”。他喜欢读各色的新书，吸取新的知识。国音字母来了，他硬是很快学会（他的孙子当小学国文教员），然后到处宣传它的好处。过年写对子，他想出了新花样，都用国音字母书写。他的儿孙，即便是哑巴、残废的，他都一一让他们学会一样手艺。他有个儿子当了裁缝，还有一个替人代写书信。他信奉这种生活哲学：有一样本事就饿不死人，在人面前就挺得起身。沙汀早就想通过这个老人来写出人们对生命的追求，但创作情绪总不够强烈。现在老人已经逝世，在睢水百姓白白表达了一顿他们对和平的热望后，沙汀突然觉得非写他不可了。 于是，便让老人在追求停止内战的新环境下起死回生，刻画出范老老师的形象。这篇《范老老师》11月写好，越年1月，以《新华日报》大半版的地位连载了两日，发生大的政治影响，这在他的所有小说中还是少有的。这提起了他写应急式作品的热情，但大部分显得粗糙。 当然，写壮丁回乡故事的《还乡记》，他是用细工琢磨的。贫苦农民冯大生一不是探亲，二没有军装、符号，像告化一样，突然回到林擒沟，发现自己的女人金大姐成了保队副徐懒狗的老婆……。这个基本构造他已经想了一年。林擒沟的历史、面貌，就是照刘家沟写的。金大姐这类女人，在睢水、刘家沟比较多见。她们追求幸福的热情，健康柔韧的身坯，都被生活本身糟蹋。长期守空房的孤独，使她们禁不住周围浮浪光棍的引诱，陷入泥潭后又深自悔恨。她们与恶势力结伴，却保持了善良的心地。她们绝决的反抗，几乎只有拼死一法，但终显软弱。许多女人便这样终生喝下自己酿成的苦酒。沙汀不是个擅长描写女性的作家，但他能体味这一类型农妇所遭遇的感情挫折，他同情她们，在金大姐的命运中写出她们复杂的婚姻处境和心理。就如正面写冯永生怎样在忍辱、拚命、告状、狂啸山林和集团斗争之间选择出路的农民一样，都是他面临的新的写作课题。他理解的被平原地区称为“山猴子”的山里农民，他们的驯顺和顽强是同时存在的。 长篇写到第七章 ，冯大生提了斧头默默地闯进徐懒狗的院坝，要和霸妻的仇人殊死相拼。这时，何其芳一连写来了两三封信，催他去重庆工作。看来事情很急，只得停下《还乡记》的写作，奉命出发。这一次的打断，造成这部长篇文气的前后差别，以至疏密不一。 5月5日，他又一次乘车驶进山城。他在路上的心情是晦暗的。在成都借住在陈翔鹤家。陈的弟弟刚刚遭人暗杀，他临时的床铺放置的堂屋，死者的牌位还未撤去。在这样的房间里联想这场谋杀案的内幕，一夜如何入眠？他还想起艾芜从今年始给睢水的来信，谈到胡风他们办的《希望》、《泥土》两个杂志，连续发表文章批评自己近年的小说是“客观主义”，感觉十分恼火。在穷乡僻壤读不到这些刊物，他至今不了解具体的批评内容，只是认为三十年代中期产生的隔阂，今天用“文学理论批评”的面目重新出现了，而且是“缺席裁判”！那种不能“还手”的地位，增加了他的恼怒，所以，一到重庆中山一路四川省委的驻地，见到何其芳、冯乃超后，便完全忍耐不住了，要其芳提供资料，声明要写反批评文章予以回击。 何、冯两人立即好言劝慰。冯乃超说：“昨晚五时周副主席离开重庆去南京，在谈到文艺界的问题时，还特别嘱咐要讲团结，不要抵销力量了。” 正是出于对周恩来的尊敬，他才把火气压了下去。后来通过住在张家花园的画家卢鸿基，他还见过一次阿垅（S·M）。阿垅穿了一身军装，非常神气，和他的土头土脑恰成对比。沙汀已经读过路翎（冰菱）谈《淘金记》的文章，觉得胡风这批人，用所握的理论条条来硬套自己，主观武断得惊人。作者的主观热情与对社会、人生的拥抱，应当各有各的方式。他这时已能把持得住，也就不会去向阿垅发火了。（关于这场公案要让后人去评说。“客观主义”这个命题落到你的讽刺作品上，将不动声色的风格曲解了，但他们要求文学树立反映生活本质真实的目标，倒与你并无“本质”区别。除去感情的因素，现在不觉得有些批评击中了你的要害吗？比如说你作品思想力不够，“缺乏着更深的、热情的探求”之类，你看呢？总体评价错误，不等于个别观点全不可取。他们也承认我善于“观察”社会，如果说对“人”开掘不深，左翼文学长期都把“社会”推向前景，塑造人物性格是从社会角度关注的，人的其他侧面不免忽略） 在重庆的当晚，其芳简略地说明让他来的目的。“文协”胜利后依然存在。总会迁上海。请他出山为的是建立重庆分会。第二天晚上，在张家花园坝下孤儿院艾芜的新住地，其芳与他讲得更具体：双十协定实现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如果开“国大”，这里的文艺界由你出面竞选“国大代表”。这是组织的决定。解放后沙汀才知道，这时的其芳已经是四川省委的候补委员。 他又一次住进张家花园。这里已经是人去楼空。大部分外籍的文化人都复员离渝。总会秘书梅林已经结婚有了小孩，全家即将去上海。见了沙汀，交了他一笔二、三百元的“复员费”。 沙汀说：“我是四川人，没有复员问题。” 梅林笑道：“不复员，理事会决定也要给你一笔。贫病作家嘛，不病，至少算贫吧。” 他还告诉沙汀，胡风、艾芜他们都领了。钱是从美国援华会拨给“文协”的。为了这笔“美援”，沙汀日后在“文革”中做为美国特务的嫌疑，吃尽了苦头。 克制着熟识的朋友一一离去带来的惆怅，他开始以“文协”总会理事的主人身份，筹组起分会事宜。手下有个姓蒋的青年当助手，经他同意，萧崇素从泸县的一个中学赶来帮助他工作。在他与其芳之间，有王觉做联系人。1944年沙汀来重庆，以群介绍我在“文协”认识他。 南方局当时的方针，读书、生活、新知等书店出书受压制，就办若干小出版社，取各种名目。以群办了新地、新鲜、自强，都是三联的人管印刷发行。我在新地，出了沙汀的《困兽记》。我写过书评，笔名渥丹。1946年，他再次来渝，我当何其芳助手编《联合特刊》，后改《萌芽》。编辑部最初在三联，四平方米一间屋子。其芳的书信往还，外人找其芳，都经过我，再经《新华日报》的送报人转。沙汀每次找其芳都性急。夏天，一次，他穿灰绸长袍，里面是中式绸汗衣，手拿拷克帽，有点化装的意思，来找我与其芳联系，还问我看他的样子行不行，谨慎而有风趣。① 在艾芜家里，其芳已经与他们商定了分会的理事人选。确定了这一向与文艺界联系不多的沈起予、金满城也加入进来。因为他们既是本地人，社会联系又广。沈是沙汀亲自去请的，还有诗人王亚平等人。第一次筹备会开得顺利，大家选定沈起予任分会总务。分会的房子、家具都是总会留下的，实际上驻分会的理事只有沙汀、艾芜。关于经费，决定邀请京剧、川剧界的熟人开个募捐性质的晚会，用门票节余做分会的基金，主要够支付张家花园的房租就可以了。义演假七星岗宁波会馆举行，请来了金素秋（关肃霜的师傅）的戏班。金唱的是《春秋配》。还有本地的川剧、杂耍节目助兴，倒也挺红火的。 分会牌子打出去以后，这年端午诗人节，在王亚平倡议下，沙汀主持了纪念屈原的集会。《新民晚报》报导这次诗歌朗诵会的新闻，在副题上开了他一个玩笑，叫做“呆头又呆脑，如何写小说”。描述他在主席台上一身土气的穿戴和举止，大体符合实际。说他“土”，是不会像说他“客观主义”那样惹他动气的。 他刚到重庆曾去看望郭沫若。天官府小楼上，书籍都捆扎起来，于立群忙忙碌碌收拾衣物，他们很快要赴沪了。原来“文工会”的领导人物，只留下阳翰笙。到了6月，分会想搞一个纪念高尔基逝世十周年的会，由于政府已明令禁止集会，沙汀与阳翰笙商量后，决定用聚餐名义在中苏友协的旧址召开这个会，由阳来主持。 开会那天，来的人特别的多。北碚没有离渝的文化人来了不少，南温泉向辉学院来了一群，《新华日报》社社长傅钟也到场。会中王亚平几个人朗诵了《海燕之歌》等。“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句子，在这样一个环境读出来，格外有激发感情的力量。会快结束，有几个宪兵突然闯进来察看，一时弄得沙汀很紧张，也增加了一种气氛。 除了代表分会去参加民盟、民建召开的各种会议，接待复员路过重庆的文化人冯至等人，这次集会的成功要算沙汀最得意的事了。 他没有料到，在重庆的工作很快被恶劣的政治形势扼杀。8月，美国马歇尔和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声明，宣布“调处失败”。不久，五年前在安县郑慕周家里结识的何薨仁，突然打电话邀他去谈话。抗战胜利，何接受卢作孚聘请，在重庆民生公司任总务处长。临离安县，他们还见过面。沙汀曾写信把何介绍给“周公馆”的许涤新，何做为统战对象，与党保持良好的关系。沙汀得到电话的当晚，便到民生公司何的办公室去。何薨仁告诉他，当日上午，他代表卢作孚去开了国民党市委、市府、警备司令部联合召集的全市各大企业、公司的秘密会议。主持人警告工厂主、经理们，共产党即将在山城暴动，破坏全市的工业设备和市政设施，要大家提早防备。何薨仁觉得这是政府镇压前的一个信号，所以马上通知他。沙汀明白这件事应即报告省委。南方局迁走后，四川省委是吴玉章、王维舟二人负责，其芳在其中工作。告别何出来后，他连夜到七星岗《新华日报》一个记者站，找到值班记者邵子南（让沙汀看过他写的解放区的中篇），请他通知其芳，明晨务必到张家花园一见。 一夜心里有事，又是无眠。直到其芳早晨赶来，听后，神色严重地匆匆离去，他这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下，重新关上房门睡觉。 问题果然严重。几天后，吴玉章等在宁波会馆宴请各社团、民主党派与工商界人士，沙汀代表文协分会出席。这个会显然是对那个会的“反击”。重庆发生朝天门大火、江北大火两案，捕了许多人。内战已不可避免。8月底，其芳通知他“撤退”，回故乡隐蔽。同时告诉他，行前要去见吴老一次，听取指示。 远在读省一师的年代就敬仰的这位四川教育界元老，从辛亥到如今始终追求进步、革命的前辈，平日总是那样温文尔雅的。今天，在对他谈了形势、前途后，用坚定的语气，让他经成都找王干青、张秀熟等人，对地方实力派做工作，齐心反对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继续征粮、征兵。最好在成都即要召开的省参议会上捅出去，搞一个决议。吴老挥动着手，激昂地说： “要把它的后方搞个稀巴烂，看它这个内战怎么个打法！” 吴与他谈话中，省委的人员在周围照常忙碌，其芳进出了好几回。最后，吴老的助手大块头的张友渔过来，安排沙汀把一份机密的党内外人士名单捎给刚从雅安迁成都开展工作的漆鲁渔。漆与他认识时间不短了。名单原是用药水暗写在一本书的字行之间的，经他提出自己在旅途从不带任何书籍，张友渔同意改写在空白信笺上。他做这类事，总是自己先万分吃紧，直到几天后想出办法，把其芳次日送来的信纸，一张张包装了郑慕周要他从“补一大药房”买的药水、药丸，心里才稍稍安定些。 这次在重庆，接触最多的还是其芳、艾芜。其芳俨然成为他没有架子的“上司”，一切的省委布置都经他传达给沙汀。他知道其芳用笔名傅履冰同吕荧在《萌芽》上讨论现实主义、客观主义。吕荧自然是胡风的观点。沙汀对理论问题兴趣不大，只是旁观了他们的笔战。他觉得老朋友领会毛泽东和党的文艺思想很深，自己已经写了一部分的《还乡记》，在政治上还弱。冯大生的反抗是自发性的，能不能安插一个长征负伤留下来的红军战士，做为一场打笋子斗争的“后台”呢。他笑着对其芳说，这次回乡要对《还乡记》重新思考一下，关起门来“整风”！ （亏得你以后没有这样写。自发反抗就不深刻？那是因为你没有深入到自发反抗的历史和人物心里去。添加一个政治的背景无济于事。不能坚持自己的创作思想，始终是你的弱点） 艾芜一家住在邵荃麟复员后空出的几间草房里。地点在分会坎下的孤儿院院内。这房子是“文协”总会用西南联大学生捐助湘桂逃难作家的款项购置的。草房样式很讲究，门前带有装了栏杆的回廊，可以摆上桌椅喝茶。但终究年久失修，每逢下大雨，艾芜一家就要在房里撑伞。分会很少开全体理事会，一般都是其芳、艾芜与他商量了便干。临撤离分会的那一天晚上，他到艾芜家来告别。坐在廊子上，天上没有星光，无边的夜把他们笼罩住，周围静寂无声。沙汀看着对面的艾芜。前几个月，他与另一个省一师同学刚聚餐贺过艾的生日。现在又要各奔东西了。他惋惜地想到，如果几年前艾全家去了延安，内战就不会威胁这个老朋友了。那次艾芜一同意去解放区，便经徐冰取得批准。可最后，艾因为以群的一句无心的话，“到了延安，你就不必为生活发愁了”，触动了自尊心，改变了主意。仅仅是为了以群的话吗？他一直没想明白。 艾芜虽是新繁人，家乡是没有他立足之地的。现在他为艾继续留在重庆而担心，首先打破了沉默，絮絮地告诉他省委命自己撤回安县的经过。艾芜似乎在听他讲，也似乎没有听。他忍不住在说了一大篇后，问他：“你究竟怎么打算嘛？” 艾芜突然低哑地说了一句：“我准备被他们抓起去坐几年牢……” 于是又不声不响，而且直到沙汀把替他安排好的几条退路交待完，紧急时一找安县郑慕周，二找民生公司何薨仁，他还是一声都不吭。 沙汀在何薨仁陪同下，到北碚何的家里住了几天。目的是甩掉一切跟踪。重庆文艺界知道他又要转移的，只有艾芜一人。艾芜留下，其政治与生活处境的艰难，可以想象得到。1950年他们再见面时，听蕾嘉说，临解放那些日子，艾芜就像关羽秉烛读书待旦一样，坐着不动守家。如果没有进步学生送米，一家人就要饿死了。 在北碚的几天，沙汀遇到熟人林辰，搞电影的徐涛等，都只点个头，并不搭话。用张友渔的信笺包舅父的补药，是何薨仁的主意。他还用组织上发给的路费买了个帆布提包，将药瓶子统统装入。在城里两路口长途汽车站，何薨仁让一个公司伙计先去托运行李，占了座位。他们两人在对面小豆浆铺吃早点，等一摇铃，沙汀迅速登车。 到成都他急着完成省委交托的任务。为了自身安全与任务的“安全”，他没去见李劼人、陈翔鹤，借住在红石柱刘开渠的家里。这是刘为了搞无名英雄像租的房子，间数很多。雕塑家他早就认识，介绍王朝闻去延安便是由刘从中联络的。周恩来很尊敬刘开渠，曾特意去拜访过。刘专心搞雕像，不大见客。这个住所显得清静。 他很快找到了漆鲁渔，交上了全部已经打皱的信纸，当场验收。漆问了他的近况，提议他到雅安去隐蔽，可以找一个文职工作。但是被他辞谢了。接下来，他在城里孤老院会见了二十年代便认识的王干青。王还是那样精干。他在张澜先生办的著名的慈惠堂作火柴厂厂长。孤老院也是慈惠堂的一部分，院长史鸿仪早就认识。那天王干青的读金陵大学农科的长子王泽丰也在。王马上让儿子去“瓮头春”打头曲，中午父子陪他吃瓮头酒。他谈起反双征的事，王干青立刻表示赞成。王一边吃饭一边谈张澜（表方）。沙汀想起上次由重庆返乡，为了疏散外籍文化人，在这里曾特意拜访过这位保路同志会的元老、民盟的领袖。老人头戴旧式瓜皮帽，说话简短，思想跟得上潮流。谈起疏散，立即朗朗表态：“这是我们应尽的地主之谊嘛！”一句话便结束了问题。不久前，沙汀看到成都纪念李公朴、闻一多的追悼会报导，知道他主持会场，特务扔墨水瓶，击伤他额头，医生从他头上取下玻璃碴，他从容不迫地耻笑“鼠辈太可怜了”。现在，听王干青讲起张先生的极度简朴的生活，一碗米汤，一根油条的早餐，在内心里更钦佩他的人格、风度。 吃完饭，王干青领他到羊市街一家旅馆探望张秀熟。这也是听王的介绍，才知道老师是平武县选出来的省参议员，正来开会。进了张的房间，只见他光着上身抹汗擦背，光景是刚赶路回来，健壮得令人羡慕。沙汀知道老师的脾气，听完吴玉章的意见后不会像王干青样一口承诺的，总要刨根问底地打听清楚，但答应实行的态度却是毫不含糊的。张还举出一些进步参议员的名字，建议王干青与他们联系，共同提出提案。这里包括中江县参议员林海波，沙汀介绍入党的一名退伍军官。后来他去一个会馆探问过他。沙汀轻松地离开旅馆，走在街上，王干青半正经、半开玩笑地说：“你看张秀熟那一身膘呵！” 他有点不好与别人谈论老师，故意叉开道：“你要注意一下子，不要太暴露了！” 王满不在乎，接口说：“怕啥子？我现在是给别人看火柴摊摊嘛！” 他的意思是说，自己脱党后没有恢复党籍，身份上不怕敌人加害。他生性不知躲避，和沙汀性格不同。解放前夕，终于牺牲在成都十二桥头！ 当他听说省参议会果然通过了不继续征粮、征丁的建议，已是回到睢水好久了。内战的揭幕，不能不波及到安县的政治生活。他一回来，县政府追查他踪迹的公文就下到睢水乡。为了把《还乡记》续写下去，他向舅父和袁寿山提出，这次不往离县城更远的大山里钻了，反而要住到较近的秀水镇，住到街上。 秀水是他少年时代跟舅父“跑滩”最熟悉的地方，属于郑慕周的发祥之地。有名的曹二爸曹朴斋，年事已高，他的弟弟曹泽珊仍然统制这一带的哥老，又是一乡之长。有了曹家的事先引荐，老友马之祥在一天的黄昏，领着他从向履丰家吃完饭出来，到锅厂街谭海洲的家里“避相”。 谭海洲是我的隔房兄弟。他开的谭家锅厂，每年上（春）下（秋）两季造锅，每季最多一百天。沙汀冬天到这里住，正是厂闲的时候。这里现在是安县最大的农机厂，当年厂区没有这么大，可谭家的住屋更小，在厂子边边上，背街的地方。原来的大门对着一口龙王井，这井还在。一座木楼在最里面。谭海洲的母亲谭家婶娘在楼上供观音，摆了佛堂，楼下是沙汀住过的屋子。①谭海洲的岁数已经不小，讨了两三个老婆。每天跑到后面院子来，让年幼的孩子用镊子把自己胡子一根一根拔掉，借以取乐。他又是袍哥大爷，又是青红帮，在本乡本土自信没有什么地方是他的意志达不到的。由于郑慕周、曹氏兄弟的关系，对沙汀自然十分客气。原来说定回避一切客人，让沙汀单独食宿，但有一天未经打招呼，突然把一个成都来的陌生人带进这个楼下，堂皇地介绍，弄得一块儿吃饭时沙汀忐忑不安。后来知道此人是进松茂山区做鸦片生意的，不免埋怨主人几句。可谭某说：“这些人都是我们兄弟伙的，我能在家招待的客人，绝没人会出卖你！” 此后，谭确实再没为他招引过生客。9月到11月，沙汀足不出户，加快了《还乡记》的写作。冯大生提了斧头进了徐懒狗的院子，两方面的矛盾急速展开，沙汀最后放弃了让一个红军伤员引导冯大生的设想。他曾经认为这是政治鲜明的一笔，在实际处理时，一方面他写不了不熟悉的长征战士，一方面越来越觉得安县农民更多的是忍受，有组织的自觉反抗是太玄虚了。打下笋子归所谓合作社，只要答应给他们留下十斤，农民们就马上妥协，这是真相，他只能按真相去写。 他对安插冯么爸的形象，兴趣大增。这个宁愿逃到山里野生野长，也不愿为乡公所无偿搬木料的老汉，已经是本地农民反抗的极致了。让他在冯大生每次斗争的关口，跳荡到侄孙的面前，是沙汀故意的插笔。徐懒狗的后台保长罗懒王，有袁寿山外甥萧文虎的影子。罗的父亲罗敦五是按睢水的一个怪人雍志禹虚构的。雍志禹当过老巡防军，当过乡长，笃信耶稣。他是睢水的在野派，与袁寿山有矛盾，对当地许多事情看不惯。他弄果园、养奶牛，种当地少有的蕃茄，对烟、赌反感。他甚至能够接生，接难产，还教别人接生。但他是地主，改良了种子，租佃出去的地，产量高了，他就仔细察看庄稼，加租。解放后做为恶霸被枪决。执刑时，别人哭哭啼啼，他不哭。做为一个人，他的性格还是很有特点的。在《还乡记》里，沙汀取了他的狡猾、动软刀子对付农民的一面，写出一个罗敦五。后来在一篇叫《怀旧》的短篇里，取了他的奇崛、与当权者闹别扭的一面，写成一个钟敖（所以小说又名《钟敖》）。 小说又进入三四天写成一章 的速度。谭海洲让他的小儿子谭洪光每日送饭给他单吃。写作困乏了，他就溜到后面的厂区散步。过了倒锅季节的厂房，空旷无人，像个蛰伏的怪兽。从《还乡记》激烈的纷争中摆脱不开的作者，对着这个怪物，总觉得它会突然跳起扑过来。 他想念起山区，想念起刘家沟、苦竹庵来。困在谭家锅厂昏暗小屋的他，像个真正的囚犯。在山里至少可以上山入林地呼吸一点空气。到了这年11月底，他完成长篇的全部初稿，便急不可耐地告诉玉颀，他要回家。 一个初冬的日落时分，王大娘的儿子王大生来接他回去。天擦黑动身，不走大路挑山道。王大生在前面，扁担上挂着他的用物，一荡一荡的。王大生是个中等身材，骨骼宽大的男子。如果在白天看，他面部黧黑，浓眉深眼，赤足套一双草鞋，很腼腆，也很英武。 现在沙汀听着几步之远传来嚓嚓的步履声，感到一个健壮的青年农民、青年兵士用力踩地传出的震音，短促，有劲。这就是他的冯大生，他右臂夹着的包袱鼓鼓装着的长篇稿子里的一个活生生的主人公啊。他虽然还不能探究到冯大生、王大生心底的全部奥秘，《还乡记》在指向社会时趋向简单，在转到刻画冯大生、金大姐的矛盾心理和农民式的表现时，还是具有了深意。他觉得前面疾行的这个农民与自己的亲切联系，就连他的走路方式也是亲切的。他生平喜欢走快路，直直地摆动双臂，像离弦的箭，穿破茫茫无垠的夜色，多么惬意！ 三年，一个长长的梦魇。在梦里总有人在背后追赶。四川省政府1947年对他下通缉令：“缉拿归案，就地正法，以烟匪报闻”。①四川省保安司令部1947年发出的通令：说他“飘忽于康定、川西北一带，假借亲戚之掩护，准备在安县睢水一带建立根据地”。② 同是这个保安司令部，1948年编发的《一周匪情综合通报》云：“奸匪杨子青，即沙汀”，“近在睢水活动”。③他跑到哪里，哪里都有一对凶恶的眼睛。 住在苦竹庵，1947年收到大哥来信，说绵阳专署的专员冯均逸，近日让新店子的吴季宣转告舅舅，大意是你外甥本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困兽记》写糟了，宣传了“反动思想”。只要去绵阳一次，把事情说说清楚就成了。大哥信中要他“注意”，并问如何回答吴季宣。他让玉颀写了一信，说子青走了，不知去向。 萧业贵的苦竹庵成了他的第二个家。一有风吹草动，他就从睢水家出门溜上河坎，或者经红石滩、邓家碾房绕个大圈子，进入山癈，到萧家避些日子。 1948年他大病一场，险些丧命。身子还没有恢复，追赶的“鞭子”又到了苦竹庵。一天，萧业贵转达袁寿山的话，约他去睢水萧文虎乡长家商谈事情，中间千万不要拐回自己的家。他觉得蹊跷，当晚夜黑风高，他提了一个火篼子，深一脚浅一脚地摸上了街。 进了萧家门，只见袁、萧、乡队副简毅、中心校校长刘学超都在。年轻的校长还有心思说趣话：“咋个脸上灰白白的？” “你还不知道？恐怕霉得起冬瓜灰喽！” 他貌似解嘲地苦笑。袁寿山清清喉咙，说乡公所得了县府指令，既然累次声称杨子青不在睢水，乡里就得担保“具结”，将来查获不实，愿受处罚。他不得已只好“具结”。 这群人虽力言此事只是为了加倍小心，沙汀已听出话外之音，有将他推送出乡的意思，便当场表示愿意“转移”。随即第二天便由简毅领他步行到距县城一百里，地处安县、绵竹、罗江三县交界的永兴熊仁卿家去。后来又接连转过两处地方。 听不到千里之外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内战的炮火声，他却在故乡土地上这样转来转去。拖着满身的病痛，带着没有写完的小说的种种构想和对亲人的思念。 他知道契诃夫有一部小说叫《第六病室》，年轻的列宁读完它，竟感到自己也被关在这间病室里。整个沙皇俄罗斯当时便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病院。 沙汀抗战以来辗转在故乡各个山沟，每每想起这本书的名字。 一年年，孤独侵蚀他的心，比恐怖更可怕。有时，他觉得他的神经快要崩溃。他曾经起意想写一本书，专记这几年读书、写作、生活的思考片断，就取名为《第六病室札记》。 如果这本书能写出，将是他最困难时期的心境的一次大披露。但是他没有写。痛苦以至无言。 有几封保存下来的值，能透出其中的几丝心曲。1946年3月27日致巴金：“局势日非，家庭负担日重，我也许永远要做乡下人了”。 1947年7月7日致巴金：“我近一两月的情形，颇为不佳，穷病，以及其他，逼得人情绪很坏”，“本年生活特别艰窘”。“我的病，依旧是胃神经痉挛，似乎较前尤甚。为保护老本钱，暂时决定休息数月，再事写作”。 1947年8月3日还是致巴金：“心绪却很沉闷，有时且几乎近于麻痹！”“内人又将分娩”。 沉重的家庭负担加重了他的精神困境。他不断地给巴金、以群、艾芜去信。在茅盾所编的一套长篇丛书停编后，将《还乡记》交给文化生活出版社。催促尽快出书，查询版税，成了这些信件的“主旋律”。如果再不弄点稿费，怎样养活那即将出生的第六个孩子呢？ 写作成了“抒愤懑”和“谋稻粱”的两面夹攻。本来《还乡记》完成后，他身心疲惫到极点，想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结果仍是不得安宁，接着又写了《李虾扒》、《生日》。在睢水，全国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成了中心小学教师在预备室里的热门话题。正巧，玉颀告诉他，自己一个在重庆读大学的学生，为了躲避逮捕，经过这里去故乡茂县，顺路来看老师，这天讲了许多城市见闻：金融紊乱，贫民抢米事件频繁发生，宪兵特务按黑名单搜捕进步人士……。 沙汀听了觉得很刺激。一般说，他对于社会新闻有特别的敏感。靳以前几天来信为上海《大公报》副刊约稿，他马上意识到这是可写的东西。只是间接听来，意犹未足，便求玉颀把学生找到家来谈话。他事先提出发问的提纲，让玉颀自自然然地与青年人随意交谈，自己躲到板壁那面的屋子谛听。结果这次有意的调查分外成功，他听到更多省内学界和市面的动态，取得实感。 当他赶回苦竹庵去构思新作，如有神助，两年前从报纸上看到的一刘青年男女在成都“少城公园”遭抢劫的消息，和他当时已把它“改造”成在公园进行革命联系的故事残片，突然一齐涌上心头。他把人物活动舞台从重庆挪到成都祠堂街一带，想象男女学生李涛、王南借来当路费的钱因为都是百元小票，才把手提包撑得鼓胀。当公园里的抢劫者陡然跑散，他俩在极度惊吓中刚刚明白是遇到了“强盗”，不是“特务”，反而嘻开嘴欢呼时，喜剧的意味产生。他知道，一篇新作快成了。他急忙把散发着热气的构想搬到纸面上去，笔下来得很快。只剩下最紧要的结尾处理了，家里让上街的萧业贵捎来口信：玉颀生产就在这一两天了，赶快回睢水来！ 哪一次生孩子也没有这次透出紧张，而且当丈夫的必须到场。物价飞涨，即便在偏僻的乡场，请一个“稳婆”来接产，也需老老实实付一老斗米。这笔费用对于沙汀家已经算得上是“糜费”。他与本乡雍志禹交往当中，听他详细讲述过接生的知识，包括难产处置的手段，他自信已经有把握。征求玉颀的意见，她红着脸也同意了，只是希望王大娘帮着“掩护”一下。这样，他们早就商量好，这次要省掉一切开销，由他亲自替妻子接生。 产房里有点闷气。还是原来那间卧室，却显得与平时有些异样。整个山村静悄悄的，夜已很深。王大娘准备好了热水、洗盆、包婴儿的布和小被褥。玉颀开始呻吟。呻吟声使他内愧。一个负责的男人，在这个时刻总会感到内愧：一件两个人做的事现在只由一个人来受苦承当。 产妇临盆。引着婴孩脱离母体的一刹那，他的恐慌情绪一下子平复了。他觉得他的手稳当多了。看着这个通红发皱的裸体，一个漂亮的男婴，经他的手引导出来的新生命，一种生的庄严感全然控制了他。是的，生是自然的，不可抗拒的，虽然如此艰难，如此曲折，不可捉摸，但新的更加美丽的生命还是要降临人间。 把小儿子（刚宜）交给王大娘，看玉颀疲倦地睡去，他被这次顺顺当当的引产激得十分兴奋，竟丝毫没有睡意。他走到另外一间屋子里，找出《意外》的未完成稿，坐到桌边，只觉得脑子灵醒，文思豁通，便提笔疾书起来。这时候，已是1947年11月13日的凌晨。他一鼓作气写完了《意外》最后一千多字，给它一个戏剧性的结尾。不觉中，天已大亮。推开面前煞尾的稿子，他舒畅地靠到椅背上，仿佛见到门外河边一片散漫的早上的雾气。在初出的太阳的照耀下，远处的一片草地闪闪泛光，像被烧着了似的。他听到市上碗盏的叮劼，茶客的寒暄，睡眼惺忪的少年赶了牛劈里啪拉走过。场镇上空升腾起生的旋律。 （生命的第一要义是自由，你在半囚禁生活的窒息下，也会有跃动的生命之感？生命的本质之一是创造。在睢水我不能体验到完整的生命，正因为如此，“片面”的体验才更强烈，写作的生命燃烧得更旺。四十年后我与巴金讨论过，他说“活着就是要工作”。可能这是我们这些人坚持的老派观念） 没有料到，不到一年，他又体验到死。 他过去住在苦竹庵，早晚总要爬山逛田坝。可是转到1948年，他的胃病日见严重，经常发作，出一次大门都不容易，写作差不多已经停顿。家里的贫困状况，从这年中秋节前玉颀替丈夫复巴金的一封信里清晰可见：芾甘先生：8月12日手示奉到，前次收到那七百万时，曾复一函，想来已收到了。这次的乙千万元，也于本日由渝汇来。二小儿正待筹措入学的用度，这笔钱给我们的助力真是不小。你说，若有急需，万一9月10号前帐算不出，你还可以设法再汇点来。其实最近三四月来，我们几乎无时不在闹穷，只因我们知道目前出版界的困难情形，不好一开口就说钱。最近承你关心，未经要求，便一再设法帮忙，心里的激动真是难以形容！因为今年以来太穷，又时常感觉孤单无助。总之，我十分感谢你的关怀，若果书店不过份为难，当然希望秋节前能再有一笔钱来。币制改革后，三天中物价打了个滚，七百多万才能买一老斗米了！愈来生活愈紧，这日子怎么过？短篇集赠书，请全部寄成都华西大学广益宿舍袁稚林收。匆此敬复，即叩文安！ 黄玉颀拜复 （1948年）8月26日可是这一年他们注定不能团团圆圆过节。中秋前夕，他的病终于来了一次总爆发。 他还是一个人住苦竹庵萧家。睡在萧业贵弟弟屋里，借萧母厨房的大方桌写字，与萧业贵夫妇搭伙吃饭。他最喜欢吃萧妻用包谷（玉米）做的“扑水蒸蒸”。类似北方玉米饼子，但不是在锅沿贴成，而是将包谷面均匀撒入滚开的水中，用竹棍调成粥状，然后加盖，适时撤火，就会有焦黄的锅巴，吃起来很香的。 这天晚饭，他正有滋有味地细嚼扑水蒸蒸，突然觉得胸中一阵搅动，比任何一次胃疼都厉害。他喊一声“心里痛”，跑回房间躺下，便大吐不止，并不知吐的是什么东西。“完啦”，这个念头一闪，天旋地转，人已昏迷不醒。 萧一家围在他床边。还是萧母有经验，见他吐出的是三坨硬血，连忙让儿媳把血块捡起放在瓦片上，用微火烤脆，研成粉末，灌他吃下。这是民间的土方，认为可以生血止血。当晚萧业贵去睢水报信儿，大家闹了一宿，不管如何，他确实没再吐血了。 第二天早晨，萧业贵兄弟俩用滑竿把沙汀抬到睢水，找萧文虎的父亲萧懋森按脉。萧老先生是个不挂牌的“业余”郎中，医道精良。吃了他开的药方，病情似得到控制。郑慕周派人来说，要送他去成都动胃溃疡手术，已经让老友陈序宾医师代为安排一切。后来考虑到安全问题，终于未成行。郑又送来二两西洋参，让他就地诊治调养。 半个月后，玉颀到苦竹庵探他，送来一罐嫩藕猪肺肠。他斜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端着汤罐用勺子吃了几口，揩揩汗冲妻子笑了笑。他的舌头能觉出这比萧家给他炖的花生稀粥有味，只是身子还很虚脱。这一天他无法忘记。自1941年他有睢水周围的乡镇隐蔽，七年来，这是与玉颀第一次在避难所相聚。她有上海地下活动的经验，生怕随便走动会暴露他的行止。王大娘和她的儿子王大生，在胜利后已经回河清乡重整家园了。岳母的年事渐高，不像以往那样能张罗。玉颀一身挑家务、教务双重的担子，够沉重的了。 这次，娇弱的妻子相信藕肺止血的功用，扔下奶娃，亲自送来。如果不是病为媒，还很难想象她会来呢。人生就是这样，祸福好坏往往倒错。 面对死亡，他有过惊慌，他不是那种淡泊到底的人。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死神是可以随时降临的。 死是对“第六病室”的解脱，同时也是对写作、书籍、故乡、亲人的永远告别。此时此地，玉颀从他微微涨红的瘦削脸庞上所能“读”到的，便是对生与爱的留恋。最具特色的生命之药，是家乡的一剂“回龙汤”，即童便。他过去听说童尿内含有石灰质，产妇吃它可以打下积淤的血水，修补破裂的血管，没有想到它的止血功用如此广大。好在这付方子不需要任何“破费”，居停主人萧业贵家里便有一个现成的六岁男孩，足可“就近取材”，每天喝它两大碗。第一次喝下这名声赫赫的东西，一股腥咸的气味冲得他差一点呕出来。可是一天天喝下去，也就习惯了。他一直坚持服用了近两个月，居然意外地脱离了险境。 （在毫无医疗保健的条件下，你面对死亡，表现了生之顽强。老年的你，给人的印象是对生非常小心翼翼，可看不出多少“英勇”气质。我从来也没有英勇过，我对死的理解，便是要争取生。每个人都是按照他对生的理解，在选择自己认为最适合的死的方式，如果他能选择） 这段时间，玉颀和他不断发信向外界呼救。艾芜回信最快、最多，他拖了一大家口人自顾不暇，但还是寄来了一百元。法币废除，金元券刚使用便同坐飞机一样贬值，艾芜在信中叹息，姑且用来买几个鸡蛋吃吧。 凤子寄了五十元。王西彦穷得劼劼响，也救济不了朋友，便写了封长长的信来打气，称赞沙汀这几年的创作丰收。可惜“丰收”换不来谷米。蒋牧良令人感动，他俩只在鲁迅丧礼上见过一面，他自己分文皆无，却动员了一位电影戏剧界完全不相识的编导寄赠了一笔钱。 后来，以群的“新地”汇来一点版税。上海的“文协”总会闻讯后，曾汇款救济。特别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在巴金的催促下，把《还乡记》等预支的一大笔版税寄到睢水，这才有了药费、营养费，偿还了一部分债务。四面八方涌来的友情使他对生充满了信念。 等到稍有好转，能下地走走路了，便遇上“水涨”。就是前面说过的睢水乡公所向县府“具结”，以担保沙汀不在本地。他第二天，在简毅的陪同下，抱病长途跋涉到永兴避祸。这时是1948年11月。 他认识简毅已有四五年。这是一个趣人。早年入过共青团，但很快退了。红军经过川北后，他被当作“乱党”逮捕，终止了在成都的学业。回到安县县城，整天以拉京戏胡琴自娱。他有一台旧留声机和一些上海百代公司的京剧唱片，就凭着这个，自拉自唱，倒也渐渐有了相当的水平。 睢水的乡长萧文虎正热心此道，便拉了简毅来睢水安家落户，挂上乡队副的职衔，并在中心小学代课。这个乡队副实在滑稽，他还是一天到晚教人唱戏打锣，并不懂得如何搜刮百姓。与沙汀讲起时势，头脑不糊涂。对本乡袁、萧的寡头政治，粮役上的弊端，时常加以透露。沙汀对睢水社会内幕的了解，一部分得之于他，这是与未来的《红石滩》有关的。 他跟在简毅身后，脚步已经空虚不稳。他的打扮好怪：头上戴顶用“博子帽”改造成的“毡窝”，加一根山民用的青布帕子绕头，遮住半个眼睛，脖子上一条毛线围巾把下颏挡住，拄一根竹棍。因为睢水场的轿夫张驼子被人召去抬新娘，大病初愈的他只好步行经拱星、河清，往永兴熊仁卿家去。 苦竹庵到河清五十里。挣扎着走进简毅堂姐家，一头坐下就不能动弹了。所幸简毅在将散的场口碰上熊仁卿，雇到两副滑竿，吃罢午饭，便与简分手，黄昏时到达永兴。 河清是他老家，二十年代当县教育局长期间去察看过几次。永兴却是第一次来，认识的人只有熊仁卿。熊入过他的家塾，算是同学。多年前，永兴的掌权人物看中了熊的“笔杆子”，青年时代被招纳，现在成为一乡之长。熊身材魁伟，强壮，一看就是那种文的武的粗的细的都来得的人。他的家在永兴场一里地外的梓潼宫，院坝宽敞，住房、门堂、围墙都不讲究，主人的心思显然没有全部放在上面。 熊每天不落屋，回来与老同学谈起战争，时常故意流露出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不然，就磨研他弄来的一块据说是真正的“虎骨”，吃着各种可疑的“补”药。 他的老婆是邻县一家财主的闺女。被他用骗婚、抢亲的手段搞到，现在却扔在一边，让她陪着烟灯和盲眼的儿子，在悲悲戚戚的回忆与哀怨中讨生活。她的价值只是婚前可以预见的陪嫁和昔日的青春美貌。听她一再讲自己的身世，到第二次、第二次，沙汀就忍受不住屋子里这种阴凄凄的坟墓气味了。他避到梓橦宫，找主持和尚谈天气和佛学，引得这个只会念“观音经”的人的尊重，后来甚至介绍了一位盲人来谈佛理。 在苦竹庵的病床上，他读过一点能到手的《六祖坛经》、《难经》的书。可能是在生与死的门槛上徘徊，觉得玄妙的经学很引人入胜。单是那文词之美就够他欣赏的。他能观察与描写社会的争斗，但是骨子里，他对平和静谧的农村生活的向往，很容易与寺院的气氛合拍。 永兴梓橦宫这个“病室”只住了半个多月，熊仁卿告诉他，省保安司令部严密缉拿他的命令下来了。商量后将他转移到熊手下一个保队长的家，离永兴五里地更其偏僻的邹家抱房。这个姓邹的袍哥是五排，三十上下，短小精干。此人父亲在民国年间是大袍哥、大土匪，诨名“金毛辫”，杀人如麻。后来被地方军捕杀了。 邹家的院子比熊仁卿的大三四倍，四面靠墙均是平房，中间的晒场足有网球场那么大。这是刚抱出的小鸭儿的饲养、活动场地。这个院落最奇特之处，是到处安设门户。大门，后门，左右两面围墙上各开有两三道门。当初是为“水涨”的时候，“金毛辫”的人马从哪儿都可以跑得出去。放鸭子的伙计进出也方便。 沙汀住进这样大而无当的房子，听邹母念叨他家往日的“光荣”，感叹今日的式微。他在这里住了四个月，听老太太诉说了四个月的邹家抱房兴衰史。因为只有极有权势的人，才敢开抱房。孵出的鸭子放给赶浮鸭的人，没有哪个码头敢欺负。成百上千只半斤重的鸭儿，一根竹竿赶着过乡踏县，不花饲料，随处赶进刚收割过或还没割过的稻田，拣谷子吃。等它们丫丫地磨蹭到成都，已经够了份量，大了，肥了，成为市面上的水盆鸭子、烧腊鸭子。一路放行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邹家大爷的面子。不然，鸭子会被人捉得净光，连根鸭毛你都剩不下。沙汀想，这放鸭儿真是一篇绝好的社会小说材料。 不过这里也不宜长久养病。一个保队长的家，来往杂人很多。姓邹的成天在街上“打滚龙”，游荡吃喝搞女人，就和《困兽记》里的徐懒狗一模一样。能与沙汀说得上话的，也是一个中学生，保队长的弟弟。同谢象仪的小儿子谢荣茂、袁寿山的儿子袁琳差不多。四十年代的中学生在两次战争中长大，他们对上一代人的生活明显表示不满，在思想上接近共产党的政治目标。所以，他们在解放后很快跨入新生活。保队长弟弟经他介绍，后来成为地质工作者，而袁寿山与这位保队长，却并不能因“保护”过他而立地成佛。1949的春节，他在邹家抱房度过。即便看不到任何报纸，只从周围老百姓每次赶场带回的“议论”，也能了解解放战争的过程了。 “嗨，听说蒋委员长都自己下台啦！” “！银元券也跟前一向的金元券样，只有拿来揩屁股喽！” “今天场上米来了好多？一斗涨到多少了呵？” 现存社会露出了所有的败象。他感到在这样的时候，这样闭塞的地方，实在呆不下去，便捎信儿给玉颀，问能不能住到离睢水近一些的地方。4月开春，玉颀让睢水小学的校工杨志远去接他。他像个被大人允许上街玩耍的孩子，急不可耐地走出邹家“病院”。 在睢水，大家都称他杨老师。他在永兴，化名叫“王先生”……那次我去接他，中午到邹述才家，午饭后两人上路，专挑小路走。到红牌楼已经行了四十五里，距睢水还有一半。我建议留宿，他不同意，硬要走夜路。到旁边农民家要了一个火把探路，沿着大河边高一步低一步，又走了三个多小时，深更半夜摸到家里，才说吃饭的事，肚子早饿得咕咕叫了。①仗着玉颀和睢水小学所有的旧报纸，他消除了半年来对外界的隔膜。形势发展比预料得还快，北方的几场大战役都打完了，半个中国已经光明，黑暗正在退缩。翻阅一通《新新新闻》，他被一则私人启事吸引住。启事的大意是：鄙人年老力衰，已经多年未当公事，更从不过问政治，没有参加过共产党，也没有参加过民主同盟。现任县参议员一职，近日已呈请免去，以另举贤能云云。 他读后大笑，似乎许久没有这样开怀笑过。他觉得一下子捉摸到这些小头面人物眼前的政治困境，以及他们拙劣的“应变”本领。他久久思考这一新的社会动态和社会心理，《炮手》的故事霍然而生。吐血以来，他许久没有动笔了。这个短篇引出整整一组“蒋管区生活实录”的小说，都是以后在板栗园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的。这是临解放前一次按捺不住的写作高潮。 吴瑞卿家是舅父把他硬逼去的。他有点恋家。从永兴回来，岳母大大施展她的烹调技艺，为他调补亏损的身子。看着玉颀和身边的三个孩子（杨礼已去县城读初中），他真不想离开。可郑慕周一听说他返回睢水，马上催他下乡。凭郑的经验，深知越认为是最安全的时候，很可能正是最不安全的时候。 正是南京解放的消息传来。看到那张报纸，他说了一句“总算等到了”。帽子落在柴灶的灰窑里烧着，也没知觉。几天后吴瑞卿乘赶场的机会，亲来把他接走。 十年避难所遇的各色居停主人里，吴瑞卿是唯一的非权势者。这是一个贫苦的小学教员，四十岁左右，做过刻字匠，性格质朴，与沙汀一家都熟。他住的地方与绵竹拱星连界。一个小院子，正面是三间瓦房，另砌一间草屋，是厨房兼饭堂，白纸糊的大窗户可以推开，显得明亮，这是吴自己设计的。最惹眼的是沿院篱笆空地一侧长了十几株峭拔茂盛的老栗子树，向天上挺着生气盎然的枝娅。远近的人给吴家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板栗园。到了深秋，一斗板栗可以换五六斗米，甚至还换过一石米呢。 1949年5月11日晚上，我丈夫领来一位带行李的客人，让我叫他“杨老师”，对外不要多说。当晚杨住在紧连南房的一间破旧柴屋里。柴屋没有窗子，用木板当门，柴草扒在一边安床。一面是靠南房的土墙，三面用竹片夹起。冬天在这里过夜是冷的，但好处是能在紧要的时候，撞开竹篾墙跑进不远的山里。 他生活简单，一般不外出，只饭后在院里散步活动。我有时数了数，至少要走十六个圈圈。然后进柴屋写字。晚上，不是与我丈夫摆谈，就是在菜油灯下读书写字，半夜熄灯。 杨老师刚来我家，面黄肌瘦，说话无力。听说他吐血不久。我每逢场都去绵竹巩兴买些鸡蛋，每次都是他付钱，很客气的。买到蛋后，清早给他煮两个白水蛋。晚上吃玉米糊糊，有时煮蛋面。①吴一家善良、古朴。除了妻子，五岁的女儿，还有寡嫂和么哥住在一起。这个么哥是个鳏夫，五十岁了，身子结实，罗圈腿，脑袋后面留着一节细毛辫子。他好象很憨，说话没来由似的。可有一天，他顶着烈日出门锄地，突然停下来用一个手掌遮住额头，仰头笑呵呵地喊一句：“呵哟！这么大的太阳，要是往肚皮上一爬，那不汗水直淌了！” 寡嫂、吴妻和正在散步的沙汀听了，都忍不住笑起来。 他们家里把头伸出世外桃园的只有吴瑞卿一人。吴每天出门教书，都带点新消息回来。有时去睢水中心校，还会把玉颀给的报纸带来。这对于沙汀的健康极为有益，使他能与急速变化的外部世界天天接触，免去不少似乎被社会抛弃的困扰。 人民解放军二野、三野已经迅速向西南各省推进。经常有人来求吴代写书信，听到农民各种对战争的反应。吴有段时间帮袁寿山他们写票据，睢水统治层倒卖粮谷、做鸦片生意，以及崩溃前忙于遮掩的内幕，他都对沙汀讲过。11月以后，沙汀写作情绪高涨，躺在柴门前的躺椅上思索，然后在一条长板凳上写起“实录”小说，进展奇快。 《炮手》是在睢水便开始想的。《医生》是听说的一个传闻：一个医生把金圆券剪来摊了膏药。凭他接触过的乡村草医设计人物，在袁寿山炮楼上给自己治过疮的拱星姓王的医生浮现出来。起初他想这个人应是善良、节俭的，但节俭与剪金圆券似不统一，才注意突出他的耿直。在四川的地方性格中最多这一类人。赶场农民见面就问今天涨了好多，米价好多，银元好多，没有人再认纸币了。他决计把这些感受写进这个奇特的医生故事中。 礼儿的中学放寒假，吴瑞卿暗地引他来见父亲。两爷子用被子围住面对面坐在床上，像朋友一样谈话。十三四岁的少年知道不少社会新闻，“二五减租”本来就是欺骗，山区的地主还要玩各种花样。这促成他写《退佃》、《减租》。写好读给吴瑞卿听，征求他的看法。这些短篇都较粗糙，是在十分振奋的心情下急就的。他的政治理想，如今很快将变为现实，快得令人眩目，缺乏思想准备。在两个政党殊死较量的重大历史时刻，想到自己不能和朋友们站在一起，却处于中心漩涡之外，成了局外人，这使他内疚。杨礼那次来住一晚，讲起刚俊曾潜来睢水，说组织上考虑安排他去香港转华北解放区，可惜没有联系上。那么，除了用这支笔，他还能做什么呢？ 几乎在一种赎罪补过的心理驱策下，他一反多年应报刊相约才写稿的习惯，根本不考虑能不能发表，来不及推敲词语，也不顾题旨有多么重复，写了一篇又一篇。只有写作能安抚他起伏的心潮。 作为冷眼旁观者，他有机会考察泰山压顶下蝼蚁四下逃散的特别景象。尤其注意大小统治者欺骗人民，掩盖自己丑行的“奇观”。类似一年前写的《选灾》的故事，在安县久演不衰。带起武装，在枪口下让你投票，被人们戏称为“炮选”。他记下好几则这样把“民主”赐给老百姓的材料：大选来了。乡公所每天传锣，召集选民投票。虽然大多数毫不发生兴趣，可是这个并无阻碍，保长们乐得清清静静填票，写上极占势力的候选人。但某一保，因为保长懦弱无能，又有人在为第一候选者活动，他不敢随便填票，怕人检举，而他能做的，只有经常找人传锣，但依旧很少人去。最后日期满了，他也只好在两派监视下每人填一半票。（一则） 随处都是揽载选民的汽车，但多少都怕坐。于是骂了：“又不是送你上杀场啦！”接着更四处拉人，而一个青年人被抓上车了。那母亲也恰在一道，于是哭闹起来，因为她以为是拉兵。（二则） 《酒后》，是从苦竹庵得来的印象。萧业贵的父亲对战事发展很不安。此地的保长四十岁、五十岁做生，农民都要送礼，送对子。满堂张挂，以为荣耀。有的挂上几年，积满灰尘也不收走。那些天沙汀见萧父在归拢这些东西，便问他。老头说周围许多人都在收箱啦。这些人像驼鸟一样，以为把脑袋埋在沙子里面别人就看不见了。 再发展下去就更稀奇了。山里的粮户纷纷经过睢水向平原逃难。街上的溃兵越来越多，见到能吃的东西，烧饼、凉粉、豆腐、豆渣，抓到什么就往嘴里塞。他们已经凶不起来，简直可怜了。只要农民肯给他们一套粗布便装，他们便会把军服、军毯、步枪，甚至美式手提机关枪都换给你。 简毅从玉颀那里知道了他在板栗园的住所，跑来告诉消息：一个叫宋达的地下党员（后来知道是脱党分子），组成北支队，自任政委，在安县北部永安一带活动。让他转告沙汀离开西南乡到他们那边去，宋可派武装接送。可仔细一问，这支队伍混杂得不象样子。队长刘丕承，国大代表、军统分子，是郑慕周的对头刘世荣的侄子。刘世荣是郑杀掉的陈红苕的搭挡。安县新贵刘桢品，中统特务小头目。与宋达打得火热。听到这几个人，他马上一口回绝了。在这样复杂的局势下，各种人物都会出来登场。他决定静观待变，迎接自己的人。1949年年底，先是12月21日绵阳解放。25日傍晚，安县旧县长李淑尧贴出布告，听候接收，自行停职。这张布告贴在旧衙门照壁上，天色已黑，竟无一人理会。半夜，公园钟声震响，锣鼓齐鸣，市民们从梦中惊醒，跑到体育场一看，矮胖胖的宋达与刘桢品手中展开一面大红旗，中央缀着五颗金星，在台上哇啦哇啦，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群众又见北支队举火炬游行，县里土豪劣绅，二教九流，无不“欢迎解放”，只好睁圆惊疑的眼睛。直到过了1950年元旦，1月3日，城内的地下党组织迎来了绵阳派遣的县长赵鸿图，公安局长解满和等人，安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群众才看到解放军模样的新干部。这一天是赶场日，农民一批一批涌进县衙去观看大堂、二堂、花厅、签押房，昔日阴沉的厅堂里充满笑声欢语，成为老百姓体会“解放”的第一件开心事。沙汀在板栗园，听一群群的溃军潮水般过去，经绵竹、睢水，往松潘、阿坝窜逃，骚扰得不行。他最担心稿子失落，在院子里挖了个坑，用纸包起埋了。散兵们像几滴水落入广袤的土地，迅即消失得无影无踪。静了五六天，静得好像要发生什么事。郑慕周从秀水派人来通知，县委要他立刻进城！他来不及与妻儿见面，戴顶旧草帽，由吴瑞卿陪着就到秀水见舅父。这是舅甥俩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见面。郑告诉他，县里收到绵阳地委电话，王维舟命寻访他的下落，让他马上去成都工作。这是新县长赵鸿图亲自找郑慕周转达布置的。与舅父进入县城，正碰上接收人员与北支队发生冲突。宋达派人通知新县府，召开一个新、旧县长出席的“送旧迎新”茶会，遭到拒绝。于是宋扬言要撤出县城。这就意味着把十一名接收人员全部暴露给四围活动猖獗的武装匪类。这是第一个到郑府来拜望沙汀的刘桢品亲口告诉他的。宋达已经介绍刘入了“党”。沙汀依靠自己的特殊地位，当天分别会见了赵鸿图和宋达，平息了这个茶会风波，这才启程赶赴绵阳。 他从纷乱的事变中预感到家乡鱼龙混杂的局面恐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澄清。后来整编北支队，安排旧公务人员，恢复工商百业，镇压兵变和匪乱，安县的斗争委实激烈。最不幸的是，吴瑞卿有不久的征粮反霸工作中当上评议员，揭发袁寿山、萧文虎的行为，引起仇恨。萧叫他一个瞟眼子的侄儿于光天化日下，当着两个木匠的面，枪杀了正在厨房干活的小学教员。在沙汀的“保护人”之间形成的这种对峙，是严酷的现实。袁寿山——萧文虎——吴瑞卿构成了三十年后他的中篇《红石滩》的基本线索。 这都是后事。现在是郑慕周一直陪他到了绵阳。在地委，他先后会见了刘文珍、彭华几个干部，次日坐上地委为他安排的邮车，前往成都。郑慕周看他钻进邮车的驾驶室，才把一颗心放下。他回看舅父，车下这个高大的老人就是他从小熟悉的“保护人”。这些年为了他的安全，操的心也尽够了。现在舅父独特的政治身份会给他带来何种前途呢？这是两人都在想，却又最怕明言的事。在绵阳的两天，组织上让他介绍安县上上下下知名人士的情况，及对新政权的态度，他谈得详尽、细致，一篇一篇的，唯独拒谈郑慕周，而要求地委自行了解自己舅父的政治倾向。他只能这样做。虽然他很清楚，自1927年“大革命”以来，郑不断求进步的立场，相信他会与人民有一个新的合作关系，但不便由他来说。车终于扑扑地发动了。他默祷着亲人的安好，决然地挥手告别。 邮车在公路上疾行。晨风吹拂着他，冷峭而刺激。他觉得这部车子带他冲出了“第六病室”。他的半囚禁的亡命生活结束了。迎面的空气是新鲜的，呼吸是舒畅的。不用化装，可以抛头露面，不怕见任何人，想用多大的声音讲话就用多大的声音讲话。这就是“解放”呵！ 你把建国后写的短篇集命名为《过渡》，有深意存焉。 只有“过来人”能体味甘苦。对于新的时代，我们这一辈人是“忠实”到情愿改变自己去适应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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