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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等待他的是军管会文艺处的工作。一夜之间，他从旧政权的阶下囚一变成为新政府的主人。从此，一个写农村小说的创作家将定居城市，成为一名半文艺官员。他来不及想自己的地位有多么特别：解放区的文化人看他是国统区的进步作家，国统区的朋友视他为根据地出身的党内干部。 他先是借居在童子街十三号林如稷家里。那天，穿了一件下水多次的长衫，戴顶风雪帽，到商业街原励志社，现省委驻地，向王维舟报到。王维舟正要去出席起义将领邓锡侯的宴会，匆匆忙忙告诉他，川西党委已安排他去做文化接管工作。两人一同下楼，王用车子捎了他一段路。在车上，王维舟盯住他瘦削少血色的脸，突然说：“共产党员可不能操袍哥啊！” 大概王维舟听信了关于他的一些传闻。而眼前沙汀的样子，除了没像一般场镇上的瘾君子拖一双鱼尾巴鞋，其他也大致不差。难怪次日夏正寅来林寓探他不遇，留下的便条会问他每日何时过瘾，以便适时来访。这真叫他哭笑不得。他向王维舟简述从青年时代起舅父便不许他加入袍哥的家规。王微笑着点头：“为了隐蔽，在哥老当中混混是可以的，现在要注意影响啦！” 军管会文艺处设在学道街益都公寓。是前后两座三层的洋楼，中间夹了个天井。军管会的负责人杜心源、张非垢欢迎他的到来。张非垢是熟人，鲁艺文学系第一期赴冀中的学生，曾有师生之谊。他们已经为他安排好后楼二层的房间。又让他换上崭新的四个兜灰布制服，好使他像个政府的干部。不过，他穿制服总是不舒坦，不如从睢水赶来的玉颀。玉颀换上列宁装，辫子盘顶，戴上八角帽，是那么秀秀气气的。他尤其用不惯皮带，硬是要妻子用手针改造了制服裤，装上一根松紧带。 他在文艺处的工作并无名义，就是协助处长常苏民在成都文艺界联络。依靠原来的文抗成都分会的关系，找了李劼人、陈翔鹤、陈炜谟、林如稷、邓均吾等老朋友，拜访了谢无量等大学教授，召集会议，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讨论文艺政策，大致就做这些事。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起码在解放初期那种环境下，“洗脑筋”是在一种特定气氛下人人争做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对他不陌生。集体主义、纪律性，他却需要有个适应过程。1950年下半年与他一道工作过的李劼人大女儿这样回忆：益都公寓挂着军管会文艺处的牌子，又办公，又是宿舍。我住在前一座楼的第一层，能看见沙汀夫妇住的后楼上面的窗户。他不修边幅，头发从来没有理好过，穿衣服不能把扣子全扣上，不穿皮鞋，也穿不惯制服。不大管事，就想写作，还鼓励我写作。给我看他的长篇“三记”，叫我帮他划出哪些字太“土”。他对供给制不习惯，晚上常与玉颀到外面吃东西，或者搞个泥炭炉子（烧桴炭），自己做了吃。①这种农民式的散漫自由，是思想改造的对象。而思想改造，已经是他经常遇到的课题了。小说里土语土词用得太多，妨碍其他省的读者阅读，这是别人给他提出的意见。他不能不检查，但骨子里何尝认错！一直到写八十年代几部作品，满篇土话，依然故我。 大约在进城不久，成都各界欢迎贺龙和周士弟的会上，刘盛亚邀沙汀一起到前面去敬酒。因了一种复杂的心情，他迟疑了。刘盛亚可能把他的在场告诉了贺龙，不一会儿，就听传来贺老总特有的高朗声音：“唉，沙汀啦！我们同打过几天游击，都不来见见面啦？” 会场上顿时活跃。弄得他面红耳赤，只好起身走过去。 到了春节，杜心源约他去省委探望贺龙。正碰上贺在接待起义将领董长安。客人一走，会客室只剩下了他们，贺龙告诉沙汀，自己将去重庆，组织上也将派他去。这是一个意外的消息。虽然真的执行是在半年之后，他当时的表情一定已经在告诉贺龙，他还是那个离开冀中，一心想奔回川西北的作家，一个对行政工作无兴趣的文化人。贺龙当然也看出来了，但没有当场点破。 待到吃午饭，贺龙夫人薛明也在座。大家谈起敌后生活，贺龙终于风趣地冒出一句十年前就可以说的话：“嗨，别人都是老婆跟着老公走，你呀，怎么老公跟起老婆走呵！” 在食堂几桌吃饭人的哄笑声中，贺龙一语定音，把他离开延安的原因，公开挪到一个家庭的位置上。这也是贺龙一贯的看法。他不能理直气壮地讲出回故乡创作的动机，那很容易误解为不愿写解放区。也不能给自己安上“临阵脱逃”的罪名，那未免太严重。就这样，沙汀在解放后遇上的第一个需要解释的“思想问题”，由贺龙这样解了围。 一二○师的战斗剧社大部分已经是新同志，但他们几乎都知道沙汀，读过他描写贺龙的那本书。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小青年兴冲冲取来一本大连大众书店出版的《随军散记》。这样署名的版本，连作者都是第一次见到，就像重见失散多年的一个孩子。林如稷当场把这本小书抢借去，筹划资金，亲写序言，由他父亲题签，恢复了《我所见之贺龙将军》的题目，很快自费翻印出来。林如稷满有信心地以为这本书会畅销，他忘掉了新社会的书籍事业已经由国家统一管理。川西的宣传部门对解放之初用一本书来宣传贺龙是否适宜，根本做不得主，提出要请示上级。书被扣住不得发行。林如稷的热情被浇上了一盆冷水，弄得狼狈不堪。 紧接着，沙汀请示川西党委想利用一二○师和晋绥军区干部都在成都地区工作之机，组织两三次回忆关向应的座谈会，结果也受挫。他是想到丢失的笔记本，有意重新搜集这位贺龙战友的材料，来写一部书。这个申请未说明任何理由，便被否决了。很长时间他想不通，朦胧地感到有一种巨力在约束着、规定着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所谓党的纪律，他已经生疏。他提醒自己，这是长期在农村散漫生活中淡忘的，灰布干部服还要穿习惯才好。 新社会更多的时候给他带来的是荣耀和责任。他与贺龙的关系令人羡慕。不久，他的党员身份，又由日夜操劳国事的周恩来亲自批示徐冰加以证明。文管会得到川西组织部门转来的北京材料，支部的几个人跑到他的二楼房间来，带点狂喜地交给他看。在刚解放的人们眼目中，一个同周恩来、贺龙一起工作过的人，地位是很高的。徐冰在材料末尾写道，因该同志长期不过组织生活，应加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别人就不大会注意此点了，只认为他是一个老党员、老革命作家。 对于家乡的人来说，他等于出山作官了，纷纷来寻他谋事。萧崇素、何成瑜先后进入文艺处和川西文联。解放前“保护”过他的睢水乡长萧文虎、永兴乡长熊仁卿，也跑到成都来找他，却被他劝说回去。后来多数的“保护人”被镇压了。特别是秀水的谭海洲，据说枪决前游街，还念着他的名字骂。 （你听到这种消息，作何感想？这些人大部分成为革命对象，本在意料之中。不过，初听到他们的结局，心里的感受还是挺复杂的。后来你对他们的后代一个个都很关心，帮谭的幼子上大学，介绍邹家抱房主人的弟弟从事地质工作，是不是存了一个了清宿债的念头呢？） 家乡找来的人多了，引起他的烦恼。接收周光复就冒了风险。此人一直进步，1949年受到压迫跑到成都，被安县的党棍扭住不放，做为权宜之计，参加了一期“游干班”。他并没有隐瞒这一次“失足”，老老实实交待了。陈翔鹤也信任周光复，两人做主把他接纳进文管会。 不过，当周光复又要介绍原汶江小学校长刘逊如来时，沙汀实在火了，吼过一句：“这里又不是安县同乡会哩！”到了肃反的时候，周光复被捕，后保释出狱病死。虽未查出参加“游干班”之外的其他问题，对他不管一个人的政治经历，只问自己对人的了解的“天真”想法，无论如何是个不小的警告。 他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还不大适应新社会，虽然他是个老党员。 成都附近的石板滩发生暴乱，损失了一个工作队。人心不稳，有人劝他搬出文管会，也有人脱下刚穿不久的军装。他却想随剿匪的部队去采访，被劝阻。后来又提出一个集体创作剧本的方案，得到支持。这样，文艺处讨论了调查提纲，派周光复和一个农民业余作者一起赴石板滩访问了十天，回来后由周执笔，他一场一场修改、加工、定稿，一个月的功夫写成了。可惜没有引起什么注意。一册油印本只供传观，没有排演，也没有发表，就流产了。这唯一的一次剧本创作，使他摸到了解放之初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动态，为他以后刻画合作化的干部提供了早期材料。 接下来筹备川西文联。他怕长期脱离写作，先讲好了条件，文联成立后让常苏民、陈翔鹤主持常务，他即退出。当时川西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杜心源去访问苏联，由身材魁伟的郝德青秘书长负责领导。郝对人诚恳谦和，与某些南下干部的骄傲粗暴不同。文联机构是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各方面人士都要安排的，为了一个川剧著名艺人的问题，沙汀与市统战部长争论得面红耳赤，分毫不让。郝很有耐心地在一旁听着。 沙汀对统战工作一向看得比较远、比较宽。1950年1月，他和我都在文艺处，同时在四川大学中文系兼课，他教现代文学作品。那时，林如稷对征粮措施不理解，当着我俩的面说过怪话。我说，你怎么这样讲？你要当伯夷、叔齐吗？沙汀劝我说，都是老朋友，他是一时冲动冒出一句话来，不一定是他的本意嘛。 8、9月，他安排川西文联人事，提名川戏男小旦周慕莲。别人反对，说是周名声不好。他说：玩弄、欺辱旧艺人是旧制度的产物，我们只能谴责军阀官僚，不能不同情艺人。如果周慕莲川西文联委员当不成，要提名他当西南文联委员！沙汀这个人就是这股子脾气。①郝德青欣赏沙汀，最后总是支持他的提议。沙汀负责起草川西文联大会的主报告，为了四川“戏改”究竟是以京戏为主，还是以川戏为主，他与文管处的白紫池展开激烈争论。白认为京戏已成为全国性剧种，成都正在上演老区带来的新编《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红娘子》，大获成功，说明它能容纳内容进步的新脚本。沙汀从个人感情出发，鼓吹只有川剧才是四川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现在只有《小放牛》好演，就因为外省同志听高腔不习惯，我们抓得也不好。他说得激动时，竟站到椅子上去。他的地方性爱好的热情，把白紫池都感动了。后来沙汀在成立大会上宣读报告，戏改部分的反应最好。 上级答应他从川西文联脱身，原是要他去筹建一个更大的西南文联，贺龙去重庆前向他透露过。西南局这时下了调令，区党委通知他动身，却被他十分干脆地拒绝。理由是熟悉川西社会，想留下来搞创作。第二次调令下来，他不理，又来了第三次调令。他预感到如果走上西南文联的领导岗位，行政组织工作和他的创作的矛盾将会永远附在身上。对着好脾气的郝德青，他仿佛挣扎一样，滔滔不绝地说开了在川西坚持创作的愿望。郝不动声色，只讲了一句：“同志，这是西南局第三次调你到重庆啊！”他心一虚，垮了下来。 这件事不知怎的传到了北京。两年后他被派与马烽一起赴东德访问，马烽开他的玩笑：“你连重庆都不愿去，大家还以为你不肯出国呢！” 10月，邵子南到成都专程来接他，他只好将全家迁移。玉颀也不愿到重庆定居，大约就从这个时候起，她的身体逐渐坏下去，胸口疼痛潜伏下致命的病症。在山城，从西南局宣传部长张子意以下，大家都亲切接待他，好像事先商量好似的，谁也不曾批评他的无组织行为。西南局组织部长张际春知道他有胃溃疡病，在一次会前，还劝他多吃软食。因为事先确定了西南文联和重庆市文联是一套办事机构，西南文联在组建中也受市委的领导。所以市委宣传部长任白戈兼了文联主任，沙汀是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这正是再合适不过的搭档，而且艾芜已经在市文联里。同这两个朋友合作是令人愉快的。 1951年我从川西文联调西南文联，又与沙老在一起。机关在新民街离“解放碑”不远的一座院子里，原是军阀的洋房，石头铺地，正中一幢三层楼房，旁边一个相连的院子还有座小三层楼。沙汀一家便住在这小三层的二楼，一大一小两间屋。沙汀夫妇住小屋，他岳母领三个孩子住大间，只杨礼不在身边，刚宜四岁，有个吴嫂管家。 沙汀一直瘦削，嗓门很大，容易激动，吵架没心，人是正直的，毫不虚伪。四川人爱发急，爱摆龙门阵，幽默，他都具备。他对解放后的新鲜东西不能一下子接受，自己开伙，不吃食堂，对机关生活也不适应，总提出要去农村访问。 黄玉颀这个时期参加工作，我们俩都在《西南文艺》编辑部，她做编务。她心情不好，“抗大”、“鲁艺”出身的，都成了干部，她却连党员都不是。人是很倔强、很自尊的，也会与人吵。但沙、黄两人的关系极好，夫妻吵架，最后总是他让她的。①说起来这年玉颀还没到四十岁，她的微突的额头和笔直的鼻子还是显得那么高贵，不像是个钻了十几年山沟的女人。头发梳理得顺贴，发着光亮。说话的嗓音十分细小。对于许多沙汀的朋友，她是个娇美的女主人。但是渐渐地，她总在他耳边说，她对邵子南的倨傲很反感，有意见。 这位与沙汀共事的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兼文联党组书记，他们1946年便相识了。邵是《新华日报》的记者，也写小说，《李勇大摆地雷阵》是他的大众通俗作品，解放后一时在全国产生影响。邵子南直率，为人粗疏，在当时那种尊重“开国功臣”的环境里，他处处流露出以解放区有成就作家自居的态度，慢慢引起沙汀、艾芜的不满。 艾芜这时已从张家花园孤儿院的茅草房里搬出，按理邵子南应当对他有个好的安排。可沙汀第一次分别拜访艾和邵的住处后，他的腹诽便开始了：艾芜住的楼房，房间昏暗而窄小，从写作环境上讲，比草房都不如。而邵子南的洋楼却是亮亮堂堂的。 这究竟还是小节。邵与沙汀、艾芜最大的分歧是如何看待国统区的作家。邵主张首先加强思想改造，然后才能写作。沙汀强调让大家写，写出来如果不好，批评它就是“改造”。这里当然包含自己的一份心理：解放区作家由歌颂解放区到歌颂新中国，是顺理成章的，而自己从暴露旧社会急剧过渡到歌颂新社会，将放弃掉熟悉的生活、语言和思考方式，谈何容易呢。 终于，在一次文联党组会上，沙汀婉转提出希望邵重视党外一些资深文化人，他还举了几种例证。不料邵大不以为然，两臂一抱，笑道：“这点责任我还撑得起！” 这给沙汀的印象很坏，矛盾有了公开化的趋势。西南局宣传部发觉后，召集了一次党内会议，尚未解决党籍的艾芜也应邀列席。大家对邵子南自命不凡和主观主义当面进行批评。艾芜说他因为苦闷，曾经气愤得想自杀。沙汀谈着谈着，落下了泪。 那时候，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这个“生活会”开得比较及时。邵子南犯的是普遍存在的以“解放者”自居的毛病，并不一定是他一人专有。他在创办通俗刊物《说古唱今》等一系列工作上，倒还是支持了沙汀的。邵子南在批评会后调离文联，去市委办公室出任新职。1955年末邵去世，他还写过悼念文章。 他开始解放后最初的创作。《到朝鲜前线去》、《控诉》、《母亲》都是反映现实的，视点换成了城市，他不十分习惯。成渝铁路的修建是一件轰动全川、全国的大事，重庆市文工团石玺在创作一部多幕话剧《四十年的愿望》，他参与了修改、定稿。文化部很重视这部作品，曾调到北京的戏剧研究所由洪深老夫子指导加工。为了剧本没有正面反映部队对修筑成渝路的贡献，贺龙激烈地发过脾气。这个剧的命运比那个写石板滩平叛的剧本稍好一些，1952年9月正式上演了，但随后也就收了摊子。沙汀当时还不能思考其中的缘故，或者就是思考了，也会认为现实斗争是伟大的，主要是作家的思想还跟不上。 他比较能体会的是身处领导岗位，创作欲望不得伸展的苦恼。当时，著名作家都被安排公务，是一种信任。艾芜被任命为重庆市文化局局长，后兼市文联主任。李劼人当上了成都市副市长兼川西文联副主任。组织上还准备安排他作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文化部副部长。 艾芜的局长、主任纯属挂名，一天也没有真正做过。但重庆郊区搞土改试点，艾芜却马上参加了。1952年去北京进行文艺界整风学习后，因为全国工业建设铺开，艾芜主动要求去鞍钢体验生活。沙汀对老朋友软件“抵制”的一套办法实在佩服，但他做不到。他接了工作只会认真去做，虽然他的写作欲望与艾芜是旗鼓相当的。他心里对艾芜还有些不解：怎么能那么痛快地离开四川呢！ 1951年3月中旬，他争取到了一个参加土改的机会，到重庆附近巴县界石乡生活了三个星期。他住在界石的海棠溪，也到茶店、腊梅、同兴一些村子去访问，参与说理斗争、评产、分配土地的活动，听过几次全乡性的汇报会。一个依农村为命的作家，迫切想看看这场暴风雨般的斗争会给家乡土地带来什么变化，特别是人的变化。 他看到熟知的乡土社会结构已经大变：过去乡村有权势的人，大多萎靡不振，正如从前农民见到他们时的情境一样。而农民或是已掌权力，或是背后凭靠着权力，表现出一种充满自信的乐观态度，而且喜欢讲开心话。他敏感地注意到：“一般老年壮年农民似乎特别喜欢哄笑”。①在海棠村分配土地的那一天，早年远近著名的歌手、种田的好把式、半盲的老人朱远清也摸来了。他一进小学校的教室，满屋的人都开他的玩笑，问他从前见了地主那么胆小，现在分地怕不怕？ “怕啊！”沙汀听见老头子故作“发愁”的神情说，“怕他的地分不到我手里，叫你们分光喽！” 五十岁的钟老太太扭秧歌舞成了狂热分子。照规矩，此地的山歌是插秧季节唱的，但在没收地主浮财的那一天，漫山遍野响起了山歌声。这歌声传出的情绪被他捕捉到了。1952年7、8月间，他又争取到去成都石板滩参加了一期土改。上级只同意他到川西地区，没有批准他回安县的要求。起初他很感不快，知道这是因为安县的亲戚故旧中多有地主，不宜派他去。他有写一部土改长篇的计划，想到石板滩是华阳、金新、简阳三县交界地带，历史上有名的土匪区，解放后爆发过叛乱，自己已经有所了解，这次工作团团长又是郝德青，省里李井泉亲自蹲点部署，深入下去一定可以有所收获。这样一想才释然了。 石板滩果然复杂。这里要先打政治战，纯洁农会组织，帮助参加过叛乱的农民“洗脸擦黑”，一边肃清反革命，一边搞罚赔、查田、没收、划阶级成分，还要抗美援朝，增加农业收成。 他兴致勃勃地访问、开会、看材料。他的笔记里有各种标题，“仁和八村7月9号事件”，“西河乡贫雇农大会诉苦”，“参军运动在新都土改区”，“龙王乡红豆村农会问题”等等。他现在保留有在石板滩的日记，记载得十分精细：这里男女关系很严……雇工林大兴，十多年前拐走一名妇女，早已经合法化，但现在还有人以此作借口反对他当代表。虽然觉悟程度不坏（7月21日日记）。 （蓝麻箍）他的悭吝是可惊的，一顶开花瓜皮，有一回在茶铺喝茶，太热了，揭下来搁在桌子上面。而在他走的时候忘记了，茶堂倌看见那么样烂，于是顺手扔在毛坑边上。但是这个举动未免奢华，蓝麻箍隔了一夜，跑了十几里路，从毛坑边上捡来他的帽子，抖抖灰又戴上。一个工人形容他说道：“他就有这么狠，买豆腐他要打边上的，还要估倒搭两根葱子！……”（8月13日日记）。 这个老家伙就有这么顽皮，当一佃户指责他退佃时，他竟然公然辩驳，“你不给上够租子啦！该没有冤枉你哇？”另一个说他田一买到手就加租加押，而他也有他的理由，说：“价钱你知道的，我买得贵呵！”……最后，把他罚跪在一边，让他反省。但一转眼，却又弄花头了：四足长伸好使膝盖离开地面。而这么一来，他就再跪多久也不怕了。当那些外乡佃客离开的时候，他更出乎意料，笑嘻嘻的望其中一个说道，“你们说完了哇？”后来他又四处寻觅他的帽子，寻到后又慢慢用袖子揩去灰尘。最后散会了，他爬起来的第一件事，向一个农人走去，要回自己的水烟袋，揣在怀里（7月31日——8月4日日记）。 （你有没有发现？你记下的地主要比农民生动得多！对于粮绅，你能注意到他们的细节；对于农民，你多半想抓住他们身上新的东西，但并没有抓到多少。在艺术感觉上，我承认我还是对旧的敏感） 他有意多观察新环境下的农民。和海棠溪农民一样，他们脸上的表情变了。几次参军会上，报名的青年“在掌声中站起来后一句话也说不出，就只带着幸福的和害羞的微笑”（7月22日日记）。上台戴红花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显出一种尊贵欢欣而略含矜持的表情”（7月27日日记）。 但是他比在海棠溪看得深了。他看到一般农民参加土改的动机是多面的。他参加乡农代会小组讨论，听许多人踊跃发言，提了各种挤出地主隐藏财物的办法，“我自觉到，他们之所以这样勇敢而又精明，其动力正是他们本有的自私心在那里起作用”（7月28日日记）。 他想起前几天胡愈之来谈川北土改的情况，那里有些“积极分子”分到田和浮财后便不管村政权的事了，只愿埋头种庄稼。晚上回到住地与郝德青谈起这个感想，沙汀说：“这个县里有许多路工，我和他们接触过，认识比一般农民高。他们长期集体生活，见过外面的世面，养成一些工人的品质。将来的政权能不能寄希望于他们呢？”郝德青一向注意听别人讲话，他这时坐在沙汀的铺位上，深沉地摇摇头说：“一回家就变了！同志，教育农民是一件长期的工作。” 这次讨论给他以启发。接下来两天下雨，他坐在屋子里看报告，做摘要，思考怎样来表现农民。他觉得他已经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感觉了：农民在运动中的作为，并不怎么出乎意外和不可想象，我们很可以根据他们本身的特性，在一般政策、形势之下，作出种种合理的推论。这是顶重要的，因为它使我获得了自信，可以大胆使用已有的知识和表现能力（7月29日——30日日记）。 他初步考虑通过几个家庭来写这场农村变革。这不能是单线条的，要包括一个乡指挥部的工作，两三个村子的动态、偏差，而描写农民的勇敢行为要注意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形成的。他自己在冀中部队和睢水乡下的不同关口，亲自体验过勇与怯的心理可以交替出现。他懂得“勇敢”总是相对的，他不想单面地来写农民。他已经预感到这里面的困难。他在日记里写道： 首先是人物问题。我该怎样来表现所谓新的性格呢？ 在偶一想到的时候，我常常感觉到：茫然！这大约是因为我也同样把新字啃得死，而没有这么理解：新的是旧的发展来的。 他熟悉的是旧的，想起《困兽记》里的冯大生：如果把冯大生那样性格，那样遭遇的人，搁在目前的条件下来，难道我不会写出一个解放后的新的农民来吗！这显然是可能的。 他在给自己鼓气，想找到一个熟悉旧世界的作家如何表现新世界的立脚点。如果冯大生参加土改，带着一种对霸占自己妻子的保队副的私人憎恨，这种强调性的描写是可以的吗？ 一定程度的强调是必要的，因为它是一种动力。因此，与这个相联的，那种实行了报复的私人的快感，也应该表现。 他还为自己的小说形式规定了与新人相一致的特征：这些新的人应该也多半是行动的人，真诚的充满信心的人，因而应该以动作、场面为主（以上均为8月7日日记）。 但是这部设想得如此具体入微的土改长篇，终于没有动笔。回到重庆，“三反”、“五反”运动尚未结束。受他尊敬的谢无量先生在成都挨斗，令他惊异。李劼人常对他讲起谢先生的厚道、书生气，不知理财的特点。以谢在旧中国的声望与交游之广，家里有几件古物，是很寻常的事，结果叫“双毛辫”（李劼人称刚工作的女青年）扭住不放。后来是陈毅出面保护，才把谢调入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教书。他不理解谢无量受冤，但领导文联机关“打老虎”，还是不遗余力。平时的“浪费”，受了“运动”气氛的感染会演变为“贪污”，他所搞的“贪污”案也就不能不扩大化。他还要在内部检查官僚主义。从去年5月全国讨论《武训传》，年末展开文艺界整风学习以来，“检查”不断，他的创作自信已经不牢固，或者说需要重建。在石板滩已感到的对写新农民没有把握的心思，越发加重。不能把农民写得比工人完美，也不能“泄气”，这太难，了。他想起去年10月纪念鲁迅诞生七十周年时写过的文章，用检讨的姿态谈过去的创作“暴露过多、光明太少”的毛病①。可面对刚刚“解放”的农民，发现自己的思想调整远没有完成。他不知道光明的颜料应如何调制，如何涂抹。他的笔提起来，却在一个绝好的题目面前凝住了。 他还不习惯表现新时代。 火车在西伯利亚冻土荒原上急驶。车厢结合部传来有节奏的撞击声。窗外闪过冰雪覆盖的无垠的土地，和一座座用带树皮的木料砌搭成的俄罗斯低矮农舍，引起这个第一次离开国境的南方乡下人的遐想。他一向神往的旧俄艺术大师笔下人物活动的场景，仿佛在眼前活了：《复活》里马丝洛娃随着政治流放犯长途跋涉，她的头越来越昂起，而聂赫留朵夫的马车跟在后面艰难地颠簸……长长的车头鸣叫声把他拉回现实。沙汀看看对面半斜身靠在软座上的马烽（一位身材适中、壮实得像个矿工模样的解放区作家）和一名德文翻译，想到他们正在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访问的途中。封闭的车厢里温暖如春，可是眼耳口鼻还留着哈尔滨月台上寒风刺痛的酸涩味。 他是1952年9月应召到北京作出国准备的。解放两年多了，连艾芜都两度进京开会学习，他从离开延安算起，已经有十几年没迈出夔门一步。现在是不迈则已，一迈便到了欧洲。 这段时间他在思考他过去作品的全部价值。为了《淘金记》的重版，他与中宣部文艺处的严文井交换过意见，这位“鲁艺”的同事请示过胡乔木，做了肯定的答复。是从过去走向未来，还是一切另起炉灶，他很想利用这次机会在京小住，找些老朋友谈谈。西南局宣传部的廖井丹也鼓励他出去开开眼界，还表示，回国后可以同意他解除行政工作专事创作的请求。 在北京他住在东总布胡同“文协”院里。他去看望全国“文联”的周扬、“文协”的丁玲两个负责人。周扬很忙，照旧了解他的脾气，短时间交谈中，劝他不必紧张，因为访问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友好关系而已，不会有复杂的情况。何其芳从颐和园附近的高级党校跑到东单来看他，语言的洪流，淌出来，容不得别人插嘴。他大讲在河北平山的见闻，描述他未来的土改长篇小说。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热情也不能化为文字。等沙汀去党校回访，问起其芳两次出使东欧的经验，其芳给了他一份关于中国文学的发言稿，原是他自己准备的，在国外没讲成，他就不要分文地“卖”给了老朋友。沙汀在柏林果然派上了用场。 他到中宣部去与严文井叙旧，却意外碰到了赵树理。赵树理的小二黑、李有才这时走遍全国。赵住在文艺处，正集中阅读苏联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学作品。沙汀好奇地瞄着这位鼎鼎大名的人物，穿一件短袄，下面也不像是制服裤，没有一丝解放区干部气。赵的左手臂不知怎么出了毛病，用根绷带吊起。他很自然地问起伤情，不料，赵树理立即口念锣鼓，边唱边舞，当着第一次见面的客人演起山西上党梆子来了。这真让他吃惊。他不熟悉梆子，北音的苍凉比起川戏的高腔自然更古朴、深厚。他的注意力被眼前这位“民间艺人”的表演吸引住了。几句唱过，他报了一折戏文的名字，好像叫《三卖武》，然后便说自己受伤就如这出戏中的一个角色一样。 这个农民作家接近人的不拘形式，和对家乡戏曲的狂热劲头，可能是他生平遇到的最典型的例子。后来在东总布胡同隔街相住，见他下棋，就更有趣。赵下象棋、围棋都不算高明，但极喜下。有一阵每晚扭住前院的严文井搏战，下到深夜也不肯放，弄得文井爱人伸手将棋盘弄乱才散。他毫不以为意，第二天照样登门。后来文井提出少下、不下，赵生了气，将棋子拿到文井门口，一个个捶烂，口中念念有词：“你死我就死，只要你说话！”搞得文井狼狈不堪。其芳的“天真”是知识分子型的，像赵树理这种农民式认死理的“天真”，更是天下无双。 文井思维缜密，文学修养高，与他交谈总是有收获的。坐在国际列车上，他还在玩味着文井与10月2日在北京站送他上车的胡乔木对他创作的评价：“你是一个很有艺术才能的作家，很有表现生活的能力”。“你是现实主义的，你的简练的文字，足以准确地再现生活”。 他们都读过了《淘金记》，觉得是出色的对“地狱”的描写，是地方风俗史。但一谈到讽刺，他们的话便有了分寸：“你的人物很多是果戈理笔下的人物，但你对反动人物的鞭挞不够明快，吝啬夸张，如果要普通读者懂得你那太含蓄的用意，他们会很吃力。做你的读者要有很高的条件，不少人可能因此而退却了”。“你书里出现的劳动人民给人的印象是不鲜明的，而且和那些反面人物容易混同起来”。“你的讽刺还缺少一种刻毒的力量，不能激起读者足够的愤怒”。 反复思量着这些话，他感到兴奋和惶惑。对丑的调侃不应只是一种色调，社会讽刺为什么不能有表面不太“刻毒”的呢？他想不太明白。但知道，他的讽刺的笔法在今天已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保持对生活精细观照的能力，来写新的农村，可能是他应走的路吧。横贯欧亚大陆的漫长旅途给了他思索的时间。 （这一段的思索是重要的。你的讽刺艺术从此便弱下去了。赵树理对农村还能保持一点锋芒，我在一部分创作思想上比他萎缩） 他们到了莫斯科，然后转赴东柏林。这个作家代表团太小了，小得不引起注意。驻苏、驻德的使馆之间联络不畅，他们两次呆站在外国首都的车站大厅里，等不到接待的人。东德大使当时是纪鹏飞。 新中国的文化使者在1952年11月那个年代，到社会主义的东欧来主要是认同，而非求异，沙汀地域性的自足心境不容许被打破。在莫斯科大旅舍下榻，住一百卢布一夜的房间，吃十卢布一盘的凉拌卷心菜，就觉得浑身不舒服。他告诉使馆的人员，返程再经过这里，但求住普通的房子，喝红菜汤就可以了。到了柏林，发现为出国特备的驼绒大衣太暖，只好买呢大衣。他带头挑半毛料质地的，认为纯毛料的太贵。 这有什么办法，只有节俭才愉快，他改变不了自己。访问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声援中国革命的剧本《怒吼吧，中国》的老作家弗里德里希·沃尔夫，使人感到亲切。屋子里陈列着金山寄赠的他的剧本在中国演出的剧照。老人特别喜欢在战争环境下成长的马烽。在诗人库巴的家里同东德作协主席安娜·西格斯会面，沙汀读过她的名作《第七个十字架》。他觉得修养高深的女作家不如工人出身的库巴好接近。他们还特意访问了脱产刚三年的矿工作家泰渥·哈利希，听他仔细介绍自己的经历。他们访问过各种工厂，造船厂、化工厂、冶炼厂，在工人住宅区与群众接触，参加过清除战争废墟的义务劳动，甚至得到一份劳动证书。 在他们的再三要求下，好不容易参观了一个农业合作社，但没能与任何社员接触。按照他的理解，东德的和平土改使农民普遍存在“变天”思想，要比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来得差。 不过他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看到的古典文明是灿烂的。去凭吊过魏玛的歌德故居、墓地和席勒故居。在绿蒂的坟茔旁，他对德国人讲述中国五四时期的”维特热”。在德累斯顿谈鲁迅介绍柯勒惠支的版画，在莱比锡法院听当年季米特洛夫讲演的录音。他仿佛是拿东欧的社会主义来加深认识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并肩负着将一个真正的中国介绍给对方的使命。 在参观土林根省的玩具博物馆时，他就纠正了外国朋友的一个“错误”。他在琳琅满目的展品中发现丁一件中国的黄杨雕刻，雕了一个拖辫子的男子与一个小足妇人面对面躺在烟榻上吸鸦片。这个旧中国丑恶的小摆设，引起他生理上的不快，他控制着感情，向那位引导参观的馆长解释，这绝对不是一件什么儿童玩具，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这样一种玩具！但是先前在北海造船厂访问，曾有过一次小小的发作，他没能控制得住自己。对方是一位接待人员，三十年代加入海军，驻防过上海，似是个“中国通”。这个昔日的德国水兵并无恶意地询问沙汀： “上海现在还有‘燕子窝’吗？” 沙汀告诉他，早经查禁绝迹了。可他不信。再三地说明，仍摇头说： “听别人讲，鸦片烟一旦上瘾是戒不掉的呀！” 倒好像是沙汀在强辩。终于惹得他的脾气上来，脱口说道： “据我所知，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戒不掉：面包！”他说这句话实在急躁，以至在用“面包”这个词以前，先就溜出一个“饭”字。 马烽在旁边，禁不住笑着接过话来打趣他：“哪里听说有什么‘饭包’啊！” 这样总算缓和了一下空气，没有造成更尴尬的场面。其实他知道，德国朋友的固执己见，是因为交流太少。他的反应是习惯性的。他无法允许别人随意地破坏他所“经验”的一切。 （你跑到万里之遥的外国，吸收到的知识很有限。你不是在用外面来充实内面，更谈不上冲击内面。我注定是一个“土”人，经验型的人，出国仅仅是用外部的世界来证明一次内面的世界而已） 年底结束访问，原路回国。在北京逗留期间，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严文井找他谈话，让他到“文协”将成立的创作委员会工作。他回四川写作的梦做不成了，推托的话刚出口，林默涵便一本正经地说：“已经决定了。你不干，我们发调令调你，看你干不干？”他只好答应做一两年看看。陌生的工作来得很急切。1953年4月，创委会成立，中宣部副秘书长邵荃麟当了这个机构的主任，沙汀为副主任，实际主持日常工作。4月5日，他还在重庆的西南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10日闭幕，他刚刚被选为西南文联的主席，便赶往首都去接任新职。起初没带家眷，过一段时间才将玉颀和小儿子刚宜接来。四川的岳母及其他孩子，好像是他故意留下供撤退用的后方。 全国文协所在的北京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今五十三号），是个堂皇的宅院，沿第二进院两侧游廊拾级而上，进入第三进，迎面是一幢带飞檐的二层楼，说明它原来的主人中西合璧的趣味。这座楼底层东面的外屋为会议室，有讲究的地板，依靠中部的活动拉门可调节室内的空间。里屋便是沙汀领导的创委会。楼上分别住了邵荃麟、艾青、丁玲几位。 第二院的东北角开有小门，连着一个侧院。院内的一座楼更加小巧，楼上便住着沙汀、张天翼两家。二十二号斜对面的四十六号大院（今六十号）是“文协”宿舍，也是三进的深门大院。住的人就更多了，严文井、刘白羽、罗烽、白朗、赵树理等作家都聚在那里。 解放初期的机关，气氛较为活跃。创委会十几个人，秘书、干事大都很年轻。“文协”的领导都是他三、四十年代相熟的作家，这一点使他满意。最早的党组书记是周扬，党组成员，除邵、沙之外还有丁玲、冯雪峰、萧三。邵荃麟、葛琴夫妇是1944年从桂林疏散到重庆时认识的。起初他们住在沈起予兄弟开的旅馆里。邵很瘦弱，当时便常常有病，但一谈起话来便劲头十足到不可收拾。邵荃麟懂得文艺，有理论水平，带病指导创委会工作，出席会议讲话，声音细小如秋虫、如游丝，到了最后，如沙汀说的，简直是演“无声电影”。邵充满书生气，完全不会照顾自己。他抽烟，常忘带火柴。向别人借来，用毕便装进自己口袋。刚吸了一支，急急地走了，会把烟整包地掉在别人家。这个人对人是很好的。 认识艾青是在北碚，把他介绍给周恩来，促成他赴延安。艾青是诗人气质，沙汀曾对曹禺笑着抱怨过，说艾青见面握手，不止握得紧、重，还要拿起别人的手来摩挲，不知算哪国的礼节。 至于张天翼，自抗战胜利前在郫县专程访病以后，这还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又是相邻而住。天翼这时尚未再婚，身体恢复得不错，谈吐聪明，常来邀沙汀喝啤酒、散步，然后谈苏联小说，谈《红楼梦》，研究别人的创作经验。也谈过周扬与冯雪峰的那笔旧帐。天翼对冯有好感，对周扬的评价不如沙汀高，但也很尊重。这一段，两人的关系大大增进。二十年后天翼脑血栓半瘫失语，沙汀每次去崇文门新居看他，一两个小时，沙汀讲，天翼动作，可以谈得津津有味，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打下的友谊基础。 创委会的工作是指导全国的文学创作，这是从苏联学来的。沙汀一到北京，从4月下旬到6月下旬，便遇上组织四十多个作家、批评家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是创委会出面做的第一件大事。邵荃麟身体欠佳，委托冯雪峰主持，沙汀只是当助手，并负责编辑《作家通讯》。这个内部刊物从这年6月创刊，到第十一期，都是他领导束佩德等人编写的，一开始就是编发这次学习的情况。 系统地接触马列文论在他也是难得的。阅读二十二种必读文件，还包括马林科夫、日丹诺夫的有关报告，十四次讨论会分别讨论了现实主义发展历史、典型、党性与人民性、创作现状等四个问题。在大的场合沙汀很少发言，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他当然做为正确理论无怀疑地接受。 后来是筹备召开二次文代会。会后，“文协”改为“作协”。创委会内外结合，成立了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电影、通俗文学、儿童文学等创作组，组织讨论杨朔的《三千里江山》，诗歌形式，苏联波列伏依、安东诺夫的作品，陈白尘的《宋景诗》，王亚平的《张羽煮海》。沙汀这时显得热心、活跃，小说散文组讨论《三千里江山》时，沙汀到北京大学请了吴组缃来做主要发言。吴对小说的粗糙处批评得较多，引起了一些解放区作家的议论。有人来问沙汀：“为什么要完全否定？” 他很惊奇，说：“现在不是打起灯笼火把在找它的优点吗？” 可是别人还不满意，说：“为什么要打起灯笼火把找哇？就是写得好嘛！ 吴组缃是有独立见解的人，他觉得自己的评价已经不低，用不着一味赞美。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沙汀的位置分外地受到压力，后来没有全力支持吴，是至今仍引以为歉的。但是在心里，他对这位十几年的畏友的耿直品格与很高的文学修养，十分钦佩。纪念吴敬梓，《中国文学（英文版）》需要向外国介绍的文章，是他去特邀吴写的。星期六全家去颐和园游玩，有时便在北大的吴寓下榻，第二天才返回城里。一度还请吴组缃到作协书记处任过职。两个性格绝然不同的作家，长期保持了友情，凭的是双方的真诚。 要说留恋创委会时期，大概就是这些琐碎的人和事。1954年，指导全国的工业题材创作和工人参加创作，艾芜从鞍山带回《百炼成钢》的毛坯，住在沙汀的小院里修改。起初是个中篇，只十来万字。创委会组织内部讨论，因为第一稿的粗糙，艾芜几乎失掉信心。沙汀找他谈后，决定重返鞍钢“补充生活”，重新写起。 陈翔鹤一直郁郁寡欢，他是知道的。“三反”时陈在川西文教厅被错当作“老虎”打过。在川西文联为了印发倒霉的《柳荫记》原本，一而再、再而三地检查个没完。现在经陈白尘介绍，调到全国作协帮助郑振铎负责古典文学部，与沙汀都在东总布二十二号一个屋檐之下，经常能见面。等沙汀决定离京返川，陈翔鹤很伤感地对他说：“你回去搞创作好，千万不要在‘文联’住起，那里住不得！” 批评路翎时，沙汀是党组成员之一。在我记忆里，他发言很少，更没有什么重要发言，办事认真到有些拘谨的程度。 他基本上是个创作家，组织领导，不是他擅长的事。 他读材料，用红蓝铅笔划各种道道，还要用毛笔添上许多眉批。对我送他审查的文章总是详加推敲。 黄玉颀在作协做秘书工作，有朋友到家里去，他们总是热情招待。这时他就变得健谈起来。平常他是很随便的。记得陈森去鞍钢，创委会为了送别，组织大家去西郊游园。在颐和园买门票时，他悠闲地坐在大门旁抽烟，还抽空抄起一本杂志来看。我曾为他偷拍了这张照片，不知现在还能不能找到。他自己穿戴极平常，灰布干部服，不那么熨帖，夏天是一件发黄的绸衬衫，冬天喜欢围一条短围巾，落下来就一甩。 1954年末，黄玉颀先带孩子回南方，沙汀成了独身。 我也没结婚。星期六傍晚他总是从后面院子踱出来，到大门口西厢我住的屋门前大喊一声“束沛德”，用的是浓重的四川口音。我是凭感觉知道喊的是我，便出来一起到外面饭馆吃饭。吃饭的地方有东安市场的“五芳斋”，西四的“恩承居”，新开胡同的“马凯”。那时“马凯”没在鼓楼。总是他掏钱的时候居多。1955年他走后我结了婚，他来北京开会还特意补送我们一块绸子台布，做为礼物。① 还是围巾不离身的季节，他已经时常流露出要离开北京到下面去创作的情绪。他去着周扬、邵荃麟、严文井，不断地提出这个要求。北京的世界仍是外面的世界，不能整个投入他的生命。在东总布二十二号，他能感受到全国的大形势，但总觉得失落了什么。1954年秋天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与巴金住在同一个房间，他是个四川代表，这使他欣慰，也更想念故乡。他的思维不能由大及小，似乎只适应由小及大，离开了他的土地便失去了创作冲动。他也做不到像艾芜那样，能跑到东北去重新体验北方工业城市的生活。艾芜说为了避开行政工作的纠缠，必须离川，“大树子庇下好遮荫”。沙汀何尝不想找一棵这样的树子，但他的大树是只能植根于故乡的。读了《百炼成钢》的原稿，他更坚信这一点。私下认为老朋友的“危机”在于语言，他就无法用四不像的语言来创造形象和气氛。 这时候，玉颀又在整天地唠叨离京。作协院里任何一个人都看得出来，他爱护妻子很深沉。一旦玉颀生了气，家里的小保姆也吭不得声，他会分外耐心。妻子是又关心他、照料他，又习惯于数落他。她的恋乡病发作得更其厉害。时光倒转，好像又回到当年离开延安的光景。 1954年开展《红楼梦》研究批判，转过年到了1955年1月，一场大规模批判胡风的风暴，眼看就要来临。思想战线上频繁来临的每一场斗争，总是先叫他大吃一惊，然后便调整脚步企图跟上。可批判胡风，他是特别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的。他后来写了好几篇文章。 （你是不是带进一点感情了呢？这几年你对我一再提起巴金纪念胡风的文章，总是说有句话说得好：“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①这样赞同巴金的“忏悔”，是隐含了你的心情的，但是胡风的追悼仪式我已无力参加，只是给梅志打了电话致哀） 在心灵上，他变得更加谨慎与内向。创委会的理论批评任务的加重，让他越发不能适应。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展开对胡风批判后，他回川创作的请求得到批准，刘白羽、李季来接替领导创委会。他脱身了。 他带着厚厚的几本农业合作化政策的学习笔记离京，赶回成都与家人团聚过春节。小楼的邻居张天翼与他依依惜别，为他祝福，也担心他能不能改换讽刺笔墨写出新东西。他有多方面的打算，急于先一步了解合作化的先进农民，如果写不成功，他还可以转去写川北解放前后。这个题材能用上过去的生活积累，搭了新旧两头。 到1986年11月，他做为作协理事会主席团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受到胡耀邦的接见。胡耀邦的记性不错，握住沙汀的手立时认出他来，说了句：“我们几十年没有谈过话了！”在当天的日记里，他记下了：我一直清晰地记起五十年代我解脱作协创委会工作时去团中央看望他的情景。这是关一铿提起的，因为我准备回去写四川的解放。 他当时主持团中央的工作。解放初是川北区党委书记。因而我希望在这方面得到他的指示。他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要记住：当时我们肩头上的份量都重呵！”临到我离开时，他还讲过两句鼓励的话：“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可是，直到1985年，我才写出中篇《红石滩》，且以暴露讽刺土劣为主，想起来相当惭愧。①这篇小说，一直萦绕在他心间三十年。它经受的波折，从调查搜集材料，到一再修改写作计划，写写停停，可以代表他整个这时期的创作路途。但无论如何，现在他被某种命运驱策着，又一次上路回故乡了。 归去来兮！ 你还是走出了困境。不是说你有意表现新的对象有多么成功，而是你面对它们产生了激情，而且觉察到矛盾。 我有各种困境。最深的痛苦是失去了“自己”的思想，不能写“自己”最想写的。唯有下乡充实我的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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