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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门到后窗是三步，从东墙到西墙也是三步，这是他的正方形囚室。 放风就在门廊阶沿下的天井里。向南走到艾芜的房间，十步；横着由省委书记赵苍璧房前，走到另一位省委书记杨万选房前，十二步。这是他们的活动空间。 他比艾芜关进得早，是1968年4、5月间。罪名不轻，三十年代的黑干将，全省文艺黑线的大头目，“三家店”成员，当然应该关在这个做为成都警备司令部临时监狱的昭觉寺。 昭觉寺位于市北郊青龙场，是川西最大的佛寺。古老的楠树掩映着红墙绿瓦，真是一个幽静美丽的去处。 从大山门进得庙来，经天王殿、圆觉殿、大殿（后被拆毁）到后面的藏经楼。楼西侧观音阁之后，有一座小巧石桥，连着三个相通的小院，旧名报恩堂。可能是得了观音好处的人在这里做佛事，或者是在这里等待观音的赐福。这让人想起“三言二拍”的故事。现在这里是他们的受难所。除李井泉、廖子高以外，几乎所有省一级的“走资派”都关在这里。也关过群众组织“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的头头。五十军一个汽车团的营长，俨然是这里的主宰。他对士兵训话时不无得意地说过：“不要看轻了，关这二、三十个人，就是四川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他在第二个院子。第一个院子关了西南局书记程子华等八个重犯。其中有省妇联主任、廖子高的夫人郑瑛，一个顽强得像铁一样的女性。还有李井泉的夫人萧理，她在“九大”以后感到完全绝望，便偷偷积攒了半瓶“利血平”药，吞服自尽了。 沙汀这个院子四围有十几间屋。起初，他和成都市委书记米建书关在正北一个屋子里，后来米建书升级迁到前院，他就一个人关进西北角的囚室。室内一架床横放，规定睡觉要面向窗户。一桌一椅，为的是让他们每天写交待材料。他隔壁的难友是省委书记杨超、成都市副市长郭付仁。宣传口的熟人几乎都在这里，刘文珍是西南局宣传部长，杜心源是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还有马识途等。 进了这里，姓名消失了，只有囚号。解手、喝水、抽烟，都要先大声喊“××号报告”。郑瑛一号，郭付仁十八号，沙汀十七号。每个人的皮带都被搜走，只发一根几才长的鸡肠带扣裤子。这是全世界通行的道地的狱规。他后来对狱友说，要写一部小说叫《没有裤带的人》。 十七号没有一丝一毫自杀“不忠”的念头，满心地认为自己犯了“罪”。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是没有怀疑的，总感到自己有错误，应当检查。当时毛主席威信很高，加上我们长期的思考习惯和工作习惯，尽管红卫兵的做法过激，还是一心拥护这场政治运动。大约1966年6、7月份吧，我就失去了自由。新巷子住所的书房打上了封条，大门口画着一个大骷髅像。每天不是被机关造反派拉去批斗，就是写检查。不准与任何人交谈。我的家实在成了我的第一个拘留所。 我被抄了两次家。“皨铁骑”抄走了我所有重要的笔记、手稿。一天深夜，听说红卫兵要来抄家，马铁铮同志引我到东风路文联宿舍躲藏。街上行人很少，幽暗的灯光照着各单位门口大字报栏的墙脚。我只顾埋头疾走，生怕被人发现。忽然想起同样一个这么寂静的夜晚，穿过睢水场街奔向刘家沟的情景。那是四十年代的事。我难过极了，尽力压制才没有哭出声来。——沙汀1986年8月讲）从一开始，他就表现得不“英勇”。一天夜里，刚服用了安眠药，机关造反派把他从床上抓去批斗。同其他好几位领导干部一起押到单位礼堂的讲坛上。有人命令他们跪下来请罪，他的同事们不愿服从，迟迟疑疑，他可立刻就跪下去了！因为，这时候安眠药正发生效用，他只觉得周身乏力，睡意朦胧。等到别人一一被强迫跪下，他已经进入半睡眠状态，得到一次“斗争”前的宝贵休息了。 他很抱歉。他的轻易下跪，显然给本来不想跪的同志增加了压力。 八届十一中全会是这年8月份开的。这时他已被登报点名批判，和其他省里的干部一起集中在锦江宾馆办班。名为“学习”，有人守卫，不能自由出入。他被囚在这个漂亮宾馆的北楼。和别人相比，他是“幸运”的。他已经没有家属好让他挂心，没有思念老婆之苦，没有幼小的儿女需他照顾。全家最需要照顾的人，就是他本人。他可以一心干“革命”。 最令他胆战心惊的是红卫兵的冲击，抓人。每当这个时候，“学习班”的管理人员就率领他们在大楼里跑上跑下，四处闪避，好像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不久，四川医学院党委孙书记从六楼上跳下去，还有一位什么人又从九楼跃身而下，人人感到大难临头般的震动。 （那时候嘴头上大家讲自杀是自绝人民，我的心里总佩服这些人的“勇气”。 1966年底，省委以保护我们为名，把锦江宾馆的一部分人送到名山县。名山离成都一百多公里，属雅安，是采茶的山区小县，“文革”的风刮得还不紧。戈壁舟、安旗、李累，省文联党组的成员都在这里。对外说是“备战小组”。初时比较自由，我还可以看批判自己的报纸。有些批判内容就像神话，把家乡豪绅的血债，四十年代避居地的房主祖辈、父辈的罪恶，一股脑堆在我头上，叫人哭笑不得。后来红卫兵找来了，看管严厉，半夜会突然拉你起来背最高最新指示，背错了就挨训遭打。那里的农民太好了，一遇到红卫兵动手动脚，他们就围拢来制止，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一次，一个青年农民还挨近我身旁，悄悄问我：“你就是那个写《记贺龙》的沙汀？”他说他读过这本书，很不错的。这个农民当时给我的温暖真是不小，我永远记得他。 1967年从名山步行押回成都。一路之上，每到一个城镇，都要批斗一番。造反派叫它做“放一把火”，借以鼓舞本地的“革命”。批斗前，照例要戴高帽子游街。高帽子的尺寸要看“罪行”大小。有的脸上涂满墨疤，身上还要贴大字报，边走边自我介绍，比如“我是走资派×××”，“我是文艺黑干将××”，像戏台上的自报家门，又像走江湖耍把戏一样。一次游街后，我小声对同伴说：“正式批斗，应当卖门票入场才好。” 批斗台上，一般都跪着两排“牛鬼蛇神”。第一排是主斗的，即我们这些省里的，第二排陪斗的，是本地的。记得一次，我因长久的批斗、打、跪，实在劳累，同时，斗得久了也就习以为常，根本不去听他们喊些什么，一走神，在台上打起瞌睡来，脑袋不由自主地朝前一啄，竟将头上的“纸糊的王冠”掉到台下去了。“还不赶快滚下去捡来戴起！”身边的红卫兵一吆喝，我就迷迷糊糊把跪得发麻的双腿挺直，蹒跚走下台去。我并不情愿地走到那顶高帽子跟前。奇怪，经过一阵子活动，腿脚的酸痛感消失了。这简直是无意中的一大发现。它给我带来的愉快，甚至暂时驱散了当众受辱的恶劣心情。后来就经常故意弄掉高帽子，然后去捡来戴上，争取一次难得的舒筋活血的良机。——沙汀1986年8月讲）（你后来的《批斗场上小景），写的就是这个亲身经历吧？从讽刺来看，你有“堪察加小景”，又有了这个新景。从你的生活哲学来看，你有牛祚的“土拨鼠”原理，现在是“曲线”救自己） 昭觉寺有士兵把守，不会随便被人拖去打一顿，但要挨训挨罚。放风时，“囚犯”在小院坝走动，是不准交谈的。利用清除杂草的机会，几个人擦身过去，可以迅速交换两句话。如果被发现了，要罚站。大家很珍惜这小小的活动时间，小院的清洁工作做得也真是不错。 此外就只准在屋子里写交待，检查。像和尚坐禅一样面壁思考自己的问题，也许什么都不思考。同院的省委统战部长程子健，放风的时候提醒他，无论如何要稳住，情绪要安定。这是很切中他要害的劝慰语，他听进去了。他在囚室破旧的墙壁上想象出沙俄时代流放西伯利亚的革命者，有的在苦役生活中精神失常，或者堕落，有的挺直了身子。他勾勒他们的样子，警惕自己不要垮掉。他常常想起罗素的一句名言：“有些人希望我早死，我不能不把我的死期推迟。” 他觉得这句庄重的幽默的话，用乡音读出来，能从内面激发出深沉的力。 他在九平米的小屋里练气功。气功要求摒除杂念，沉意丹田，气运全身。他一节一节回忆过去学过的气功，练得神安气定，仿佛身处物外了。说也怪，过去他睡觉要求绝对的安静，不能有灯光，不能不服安眠药，现在无药可吃，顶着囚室里一夜到亮的明晃晃的灯，也能安然入眠了。 最使他恼火的是专案组提审和应付外调。如果仅仅是文艺路线上的错误，他愿意承认。他没写出什么英雄人物，思想右倾，从三十年代就跟随周扬的文艺思想，划不清界线。可是他不明白，一个人有错怎么会什么都是错？怎么可以无中生有地诱供？他无法回答关于贺龙在延安、冀中就“反党”的任何提问。他们逼他交待周扬在上海“叛变”的经过，这完全是捕风捉影的事。新巷子隔离反省期间，就有北京来人用小汽车接他到宾馆谈。他说不知道周扬有这种行为。对方叫他写个证明，他说不知道怎么写？那人发了火，叫人用自行车把他搭回来。到了新巷子，带他回来的家伙还惋惜地说：“你要是写个证明，我们照样地坐小汽车该多好！”他真想学鲁迅说一句：“阿义可怜！” 对待各种调查、审讯制造的心理压力，他想了一个办法。手边没有经典作品好读，便吟诵记得的一些诗文，不准确也不要紧。他把在家乡私塾念过的陶渊明《读山海经》回忆起来，反复念着“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诗句。他也喜爱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全文已经不能记诵，“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那一段，在昭觉寺的特殊环境下默诵，体味前贤先哲们的精神和智慧，还是大有教益的。 他学会了对付外调人员的艺术。有人来问：“三十年代你在上海认识戏剧界一些什么人？”“只认识洪深。他是《光明》的发行人兼主编，我是编委。”他这么说。心里想，不能谈章泯，一谈章泯便牵扯蓝苹（江青），麻烦了。 对方显然对洪老夫子不感兴趣，又问：“你知道戏剧界哪些人的情况？听谁说过些什么？”“我一向不注意戏剧界情况，连话剧都很少看，只看外国电影。”他这样搪塞。事实上他与左翼剧联的负责人都相识，也爱看话剧，看过蓝苹演《钦差大臣》里木匠之妻的泼辣角色。 调查人员终于露了底：“有位中央首长，三十年代在上海领导过左翼戏剧运动，未必你都不知道吗？” “在那个白色恐怖的时候，怎么能随便知道一个‘负责人’的情况和姓名？”他答得更有趣。 来人见什么油水也捞不到，只好悻悻地走了。 可是材料不能不写。他回忆起几十年的生涯，决定把真实的历史留下来。坐牢四年多时间，他伏案写下了一份份书面材料，把自己的家庭，二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过程，三十年代在上海，抗战时期在延安、重庆，四十年代在安县隐居的生活，一条条记录在案。他写了与茅盾、周扬、艾芜、何其芳、李劼人、陈翔鹤等人的交往。受当时认识的限制不可能不“上纲上线”，但一件件一桩桩都是事实。这些材料总共有十几万字。 沙汀比我关进昭觉寺要早半年。这里的正式名称叫第八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吃三顿饭以前也要汇报，一共是五次。起床后必须坐窗旁读“毛选”，不许东张西望。沙汀反应不灵活，卫兵经常在我窗外偷偷过去，发现他在张望，便罚他九十度。沙汀挨罚挨得多。还有一个赵苍璧，是陕北人，念早请示后面那句“坚决执行，句句照办”，发音不清楚，营指导员硬说他念的是“拒绝照办”，就在沙汀窗前挨惩罚。 沙汀和刘文珍学我们的办法，传递过一次东西，出了岔。沙汀把感冒药放在地上，然后，“十七号报告”，说刘文珍把东西丢下了。卫兵训斥一顿刘，刘把药取走。本来干得还行，不知怎么的被识破了。沙汀罚站，各屋翻查私藏物品，来了个底朝上。我偷偷问过沙汀：“你搞过地下工作，未必连个卫兵都对付不了？”他说：“我耳朵聋。”原来是第二天放风，刘文珍挨近他小声表示感谢，他没听见。再提高声音致谢，卫兵倒听见了。于是彻底暴露。 全监狱除了杨超，就数沙汀老实。他一点越轨行为都没有。让他出来，让他九十度，他就照办。他写了许多材料，记不起就说记不起，从来不乱说，也不告饶。他有胃病，吃得少，在昭觉寺戒了烟。从来不去求卫兵做什么事。可是五十军破坏寺庙大殿，拆下贵重的木料打家具、建营房，他气得脸青青的，说这是毁灭文化。①沙汀对喊报告，早就不耐烦了。郑瑛非常硬气，她喊一声“报告”，要求抽烟。得到准许后，就一支一支抽下去。监管人员来干涉，她理直气壮，说抽烟没有中断啊，你们早就准许的啊，弄得卫兵答不上腔。沙汀把这件事情看在眼里，想出相反的软性斗争方式。 为了防止自杀，夏天他们囚室里是不准挂蚊帐的。到了晚上就得消灭蚊子。最有效的办法是先把室内电灯闭掉，然后走出房门，等一会儿蚊子都扑在窗上，再进屋打。他事先故意多放蚊子进来，然后，出门，进门，出门，进门，按规定一遍一遍大喊“报告”。弄得卫兵不耐烦了，告诉他喊一次可以连续出入房间，他的“计谋”成功了。那年春节，他写了一首打油诗： 不炼金丹不参禅， 马恩列斯有遗篇。 斗私批修诚盛事， 报告声中又一年。 因为与外界完全隔绝，外面发生的事情是要凭据狱内的点滴变化来判断的。1969年有一天听邓华大哭，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才知道是被释放去参加“九大”，当中央候补委员了。1971年10月，林彪事件已发生一个多月，他还不知道。只是发觉“早请示，晚汇报”停了，也不喊“永远健康”了，感到奇怪。郭付仁的家属探监时偷偷告诉了郭。杜心源臀部生疮，卫兵不愿替他擦药，喊郭来干。于是，林彪爆炸的消息才传开。 寺内的空气明显松弛下来。这里，省统战部过去办过一个政治学校，有一个图书馆，现在允许借马列的书来读。他借机重读了一些书。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工人生活之细致，分析之透辟，让他叹服。想到自己对中国农民的了解，实在太肤浅。 现在，关押人员之间也可以互相交流读书心得，可以摆龙门阵，与狱外的亲人也可以通信，定期会面了。只是不准谈“文革”，不准谈自己的“案情”。 可是林彪事件的第一影响就是让人们对“文革”发生怀疑。起初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压在身上的负罪感减轻了。他固有的思想习惯在渐渐瓦解：这样损失巨大地搞一场“革命”是必要的吗？既然把接班人选错了，还不是其他事情也可以搞错？一连串的问号从心头升起。 （从林彪事件发生才开始怀疑“文革”，不算早呢！我是后知后觉。中国的政治生活已经规范了我们的思维模式：林彪叛党叛国，一切罪过当然都出于此，其他事情也都得到解释。很长一个时间，国家大事不过就是这么想的） 但是有一件老百姓的事使他长久不安。大约1970年以后吧，四川的灾情严重，一些农村姑娘被迫流到外省去，为了活命随便地嫁人。有的被人贩子骗走，失身沦落。昭觉寺难友们经常谈起这个话题。一次，有一个外籍的同志对这些女性加以责难，认为她们不看看自己，语带嘲讽。沙汀同另外几个人立时纷纷嚷叫起来：“我们当干部的应该知道惭愧！” 他同情这些背井离乡乃至被骗的姑娘，不禁联想起解放前从河南流落到四川来耍把戏的外地女子。没料到解放这么多年，还出这样的丑事。 他的一个女儿写信告诉他，她要结婚了。信中说男方很可信赖，让他放心。这是学医的刚颀，大学毕业后原本分在一家军医院。父亲成了“黑帮”，她被赶到一个工厂医务室做了厂医。读了她的信，他百感交集：孩子长大能自立了，现在又要办终身大事，可她母亲逝世已经五年，自己身陷囹圄又不能参加她的婚礼……远在灌县工作的刚锐带着孙儿几次来看他，使他特别欣慰。他还被狱中的友情包围。这都是一些高级干部，平时有的人难免养尊处优。共同的监禁生活把他们连在一起，不分上级下级，人人平等，有了一种真正的同志感、亲切感。人也一个个变得年轻，好像获得了一片童心。 沙汀不露锋芒，但好心情激动。狱规放松以后，大家可以一起烤火、下棋、打拳了。他不会玩，打拳是乱划一气，我就冲他喊：“沙汀充壳子！”充壳子就是装像。 我这是故意学四川话，说着好玩。其实我不大懂，倒是讨教过他。他爱四川农村，熟悉群众口语。我在监狱里闲来无事，问他，为什么你们管乱搞两性关系的“破鞋”叫“梭叶子”？他解释说，像秋天树叶子落下以后往阴处吹，是很有文化的一个词。我还好奇地问他，四川人骂“入你先人板板”，什么意思？他笑了，说这是最超级的骂语，把祠堂里祖先牌位都“照顾”到了，诅咒了几代人。我们听了都直乐。 大家在一块闹着，也正经谈往昔。程子健谈他在法国的勤工俭学，艾芜谈南行记见闻，沙汀就摆四川的农村市镇。他怀念一件事，要写一部解放初期清匪反霸的小说，积累了许多材料。他出狱后还要我为他约一些老同志座谈，充实他的写作内容。 沙汀为人诚恳，有修养。狱中人都同他很要好的。① 觉寺里的人都感受到一种希望。那时他们全体搬进观音堂住，用席子隔开一间一间的，每一间都传出哭声。哭陈老总，也哭自己。果然，没几天就有人站在天井中央，撂开上衣，让别人看到自己系上的皮带，以表示与同志们告别。 人，一个一个地走了。到杜心源也离开，整个昭觉寺临时监牢只剩下沙汀一个。 沙汀的案子是过去一个省委书记姓岳的秘书在办。 这个秘书神气活现，时常乘一辆伏尔加来提审沙汀、艾芜。 只听到拍桌子声，一搞就是一上午。我认识这个秘书，便骂他：“你过去见到我们就立正，你现在能当第一书记吗？”他有些怕我。 临到放我，我找专案组做结论。他们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要恢复我的党籍，我反问是什么时候开除的。我去找那个秘书，为什么不放沙汀？我说沙汀是文化人，写文章难免不出错，你们写专案材料，错得更多！姓岳的说沙汀有个历史尾巴，他不签字不好放。我说你有证据吗？拿不出证据就得放人。你们不放，我去昭觉寺硬接他出来！① 大家都担心狱中只余沙汀一人，他会不会承受不住。有时候人是这样的，大风大浪闯过去了，最后一个小小的颠簸却把船掀翻。他心里有数，自己有什么“托派”问题？还不是周扬的案子没了结，他算是个同党。天理昭昭，他相信大不了多关押几天。他每日里用个煤炉做饭吃，饭后躺在床上看书看报，度过时光。 狱中还有一个伙伴。是个姓左的年轻人，“贫下中农战斗军”的武攻队队长。此人学生出身，家庭很苦，父亲早逝，靠母亲纳鞋底把他养大。参加了武斗，因为人命案一直关在昭觉寺。其实他没有打死过人。 一老一少相处得很好。小左狱外没有任何亲友接济他，有时沙汀给他零用钱。小左的姑妈就是万千流落他乡的四川妇女中的一个。听讲因为在家乡活不下去，在丈夫的哀告下，她带起儿女嫁到陕西去。中间还回来过，给丈夫偷偷带粮食。等困难时期一过，又回四川复了婚。小左说得他心都酸痛了，就像说的是自己姐妹女儿一样。多少年后，他在北京家里看到一则报导四川什邡地区农民由贫转富的电视新闻，直看得老泪纵横。小儿子刚宜十分惊怪，不知父亲悲从何来。他便对他讲了小左姑妈的故事。 1972年11月13日，他终于出狱。此时他已六十八岁。这情况有点像“保释”。他和周扬的关系还要继续受审，新巷子的住房也不退还，他只能单身住在走马街招待所。他被告知，只许在成都市内活动，外出必须向省文联的“革委会”请假。过了一年，算是恢复了组织生活，编入《四川文艺》的支部，仍未担任工作。 在成都的孩子们虽然可以不时来探他，他的心里还是沉闷，不晴朗。许多朋友不敢接近他，他也不便去接近别人。有时在街上邂逅相遇也不打招呼，大家都懂得保持距离的必要。（不过，有的朋友不怕惹祸。刘尔钰是我省一师的同学，在城里有几间房子。我没住处，他就叫我去住，是不怕与我亲近的一个。还有冯诗云，原是北京《工人日报》主编，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我和他本来不算熟，只是抗战时期在车耀先的《大声周刊》社见过几面而已。解放后他在西南总工会工作，办过《西南工人报》，我在西南文联，有过接触，那几年他也被弄到成都来了，常来看我。别人劝他小心一点，他不在乎，我刚放出来，他邀我去新都玩一天，我说要请假的，冯说“管他的”！冬天，取暖的㭎炭供应紧张，文联分炭不给我，他叫人给我送些来。我还没有看文件的权利，他认为不合理，就把有的文件塞给我读。 就是在冯诗云家里，我见到《人民日报》的负责同志。我最后的“解放”与他的帮助有关。开人代会，他找机会对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说，沙汀未查出问题，也没有问题，应该起用。他怕省委书记不认识我，还专门写了个材料，这样，我才得以恢复工作。这已经是1977年了。——沙汀1986年8月讲） 人们说“有钱难买靠边站”。从昭觉寺出来，一身少有的轻闲，是“文革”前根本享受不到的。他从一堆破烂的家具中找出一册未被抄走的三台双龙乡札记。这本笔记逐日记下他在双龙一个月接触到的各种农民、干部，与他们的谈话，发生的感想。他的详尽的记法，特别是注意记录“原生”状态的对话，很使他想起那本丢失的关于贺龙的手记。他过去起草了一点双龙的小说，现在读了又读，让过去年代的人物复活，心里跃跃欲试。《青㭎坡》初期的秘密写作就这样开始。 他对改变中国农村的贫困面貌，感情寄托很深。四川姑娘大量外流的现实刺激了他，他觉得五十年代双龙农民的精神是可贵的。“文革”引起他怀疑的只是“当前”。和那些历次运动受打击的人和具有尖锐政治辨别力的人相比，他对“大跃进”以后中国事情的认识，还很不深。起草《青㭎坡》时，他的反思短浅。他是个有丰富情感体验的“描摹”社会的能手，不是个思想家。 1974年和1975年，是“文革”后期光明与黑暗交战最奇特的年代。他这个遭“废黜”的人也看明白，周恩来和复出的邓小平是如何费尽心力地整顿全国濒于崩溃的经济，而意识形态领域则三天两头闹“地震”。今天批林批孔批周公批现代大儒，明天评法评儒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好像非把这个老大的穷国折腾净光方能罢休。 描摹社会的小说家，观察着中国的人间。他后来追记过这几年成都和全国发生的事件，想透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反映“文革”的动荡。 他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对这个充满智慧、献身精神和工作活力的人异常敬佩。他想不通“整”周恩来的人为什么会受到毛泽东的信赖？而任何疑虑落到毛泽东的身上便无形消解了。这个崇高的精神支柱如果不复存在，那么，中国一代的共产党人是无法想像该怎样思考、怎样行动的。沙汀也不例外。 （周总理1975年9月住进医院的消息传出以后，我一连几夜没有睡好。我实际仍在“软禁”当中，同我过从的人不多。几个有限的熟人每一见面，不是忧心忡忡地说：“怎么今天报上还没有总理的新闻？” 或者喜形于色：“总理昨天还在医院接见伊文斯呢！”到了年底，消息可越来越稀少。我已经搬回新巷子旧居，前院就是《四川文艺》编辑部。偶尔有个别同志悄悄向我走漏一点小道传闻，都未可全信。有人不止一次建议我给总理写信，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正合我的心意，但一想到他在重病中我还要打扰他，就动摇了。矛盾的心情支配我相当长的时间。 1976年1月9日清晨，照例，起床后我就瘫在卧室门口的马扎上面。长夜失眠，头昏沉沉的。《四川文艺》资料室的一位女同志走近门边来。我知道，但凡凌晨从收音机听到什么重要消息，她总会热心肠跑到附近的《四川日报》社去取报给大家看。而且一视同仁，对我从不歧视。这时，只见她摇晃着报纸，神色紧张地走来。我撑起身伸手接报，只听她说出一句：“总理逝世了！” 我手指间的报纸拍地跌落在马扎上。我惊呆了几秒钟，躺身下去，双手掩面，爆发出哭声！ 我的嚎啕痛哭惊动了前院编辑部。那个长期与我共事的负责人走到我这里来。 “……”他一面说，一面在一张籐椅上坐下。我没听清他说的话，照旧哭，像个大孩子样。 “……”他絮絮地说了又说，但他自己也流泪了。“亚群同志今天够受的……”我哽咽着，突兀地说了一句话。我忽然想起早已依靠输氧过活的李亚群。前不久，我们曾像解放前地下工作接头一样作过短促交谈，从时局扯到总理健康。四十年代他也在总理身边工作过。 午后我稍稍平静，准备上街散步。编辑部静悄悄，毫无表示。私下问起，才知“上面”下达了各种禁令。到了街上，情形可不同了。普通老百姓在家门口挂起半旗，不知道旗子从哪里来的。一大队中学生抬了花圈正朝东风路缓缓走去。我停下来，摘掉帽子，目送着花圈。我担心无法控制自己，赶紧转进一条窄小巷道。这里更是家家户户挂了半旗。一位工人装束的中年人，正在向邻里讲述今晨他们工厂发生的风波：几名工人爬上厂门屋顶挂半旗，厂长大惊，因为不符“上面”的规定，吩咐把国旗收下来。工人抗议了：“哪个今天就上去试一试吧——谨防老子们把他捶扁！”厂长只好让步。旁听了这样一个令人补旺的故事，我的悲痛心情似乎减轻不少。走出巷道，不远一家三间铺面的布店，挤满了家庭妇女，在排队买黑纱、黑布。我也为自己扯了一幅黑纱戴起。走到家门口，见几位编辑正爬上屋顶悬挂半旗。显然，广大群众最普遍、最深刻地流露出的民意，鼓舞了一切相信真理定能战胜邪恶的人们。——沙汀1986年12月讲） 周恩来的辞世使两种势力的较量速度，骤然加快。中国大地上刮起一阵震惊世界的历史旋风，——丙辰清明悼念总理的花山花海，天安门广场事件，朱德离世，唐山地震，毛泽东逝世，逮捕“四人帮”！千千万万的人从“文革”噩梦中一夜间甦醒！ 你恢复了可贵的艺术自信和勇气，在新的层次上找回了自己。不过，反思是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的。 我首先属于我的时代。做为中国宗法制农业社会最后的描绘者，我也希望能留给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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