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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已经像是老年不屈的生命。 新时期十年度过三千多个日夜，有时一天只涂写一、二百字。可能一搁置就是半年一年。断断续续，他不肯放下手中的笔，居然出版了三本中篇小说和一部回忆录。他像座活火山，还在随时迸涌。《淘金记》的高峰已不可超越，八十高龄，还是奉献出属于他的小说精品。 《木鱼山》十二万字写了五年，一个字一个字攀过去。可怕的是思想的老化、僵化，艰难的是思想的调整与开放。但他还是部分地克服了。1978年10月，他草拟提纲写它的时候，刚从四川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给他带来契机。 1977年初，他写了两篇回忆贺老总的文字。这是他“解冻”后的最早回声，但在省内竟不能发表。不是贺龙不能悼念，是他的身份成为问题。6月，其中的一篇寄到安徽去刊载。再过两个月，形势大变，《四川文艺》邀请省市作家座谈党的“十一大”，成为四川文艺界的一次盛会。老的、残的、病的，凡能行动的劫后余生的朋友，汇集一堂，时时催人泪下。沙汀做了发言。他真的复出了！ 一个作家，他理解的“复出”，是拿出作品。开会前，他以极快的速度，在过去已有的零星草稿断片的基础上，两个月写出了《青㭎坡》。 这是一部依据1958年三台县双龙乡农民兴修水利的事实，加工而成的中篇小说。它写得匆忙，是个不足月的产儿。主要的意义是显示了沙汀的存在，沙汀的笔没有死掉。《青㭎坡》来不及从一个新的高度认识中国的“大跃进”，而没有新思想照射的旧现实，成了一堆苍白的材料。 该年9月，他带着这部文稿到北京寻求出版。严文井、屠岸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热情支持了他。韦君宜、卞之琳，以后还有上海的师陀，都提过很中肯的意见，他一一接受改正，但已不能根本扭转这部作品的缺陷。 （对《青㭎坡》的评价过低，不会使你难受吧？我也不满意。我纪实地写出中国农民苦熬苦战的优良品格，但这种优良品格和光荣传统，没有使我们早一天摆脱贫困。你想过吗，世界已不是愚公的神话时代了，如果我们随便“浪费”掉农民的“优良”与“光荣”，英雄的光环最终要被荒诞色调所代替） 阔别十载的首都盛满情谊。前一个多月，他差不多每日往来奔波访旧，想见到所有的朋友。交往次数多的是文井、立波、之琳、光年、起应（周扬）、家宝（曹禺），还有夏公、叶圣老、茅公、郭老、冰心大姐、冯诗云，多达七八十位。 趁巴金来京逗留两天的机会，他们在西苑饭店的临时会客室，直谈到上车前的半个小时，几乎忘却了时间。拜望贺龙夫人薛明时，他谈起出版社拟议中《记贺龙》的再版。有一阵他是想写贺龙的传记或小说的，还想搞一个一二○师进军冀中的长篇，可惜都没能如愿。为了改《记贺龙》，他从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搬到西直门国务院二招，住到了年底。 如果事先知道只差这么几天，他将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挚友，他无论如何也要从四川早一点动身来呵。现在他简直不敢走近何其芳的家。但他怎么能不去呢？到北京的第二天，他就拐进了西裱背胡同。决鸣和孩子都不在，一位街坊把他接进屋小坐。这是文学所的装订工人，对所长的逝世不胜痛惜。谈起其芳在“五七”干校养猪的认真劲，也很感慨：“这样好的人到哪儿去找！”他在医院，亲眼看到其芳手术后醒转，还在询问“校样”。在八宝山，那个中国唯一的女将军，本是来向另一死者告别的，当她知道这个灵堂里是何其芳，照直走进去。有人提醒她错了，她说：“没有啊，我来吊唁何其芳同志。这不是明白写的‘何其芳同志追悼会’吗？” 听这位老工人讲述这一切，他凭借想象，编织老朋友最后那些日子的故事。其芳最小一个孩子终于回来了，把他领进家门。他一眼看见墙上放大的遗像，弯下身鞠躬，泪水已滴入地面。 同哭周恩来一样，他无顾忌地嚎啕痛哭。 几个月后，1978年3月，他被调来接任老友的工作，做了文学研究所的新所长。 他比较痛快地答应来京。他在四川虽然儿孙成群，却没有这么多可以随意交流思想的人。一个老年丧妻的人驱赶不走寂寞是多么可怕！其时，他正在思索“四人帮”“左”的一套的成因，自然想起六十年代烈面西关农民巧妙地顶住上面瞎指挥的实例。他心中萌动一个大胆的作品，北京开阔的视野和活跃的思想界，对他是必要的。 从北纬路饭店搬进社科院干面胡同宿舍，与卞之琳同楼，他有四层与小儿子刚宜夫妇安置了一个家。社会上“真理标准”的讨论启发人的心智，他决计写一部名为《抵制》的小说。 他要全力塑造一个敢于同浮夸、不实的上级巧妙周旋，戴了“右倾”、“保守”的帽子仍不怕钻磨眼的基层干部角色。这是他多年的一个愿望。尊胜王达安的形象占据他的心思，他设计了汪达非这个主人公。在写作中，烈面的张书记不断闯入，他总是把他与汪达非合并。汪自己在县里挨批，一出场便为大队长贺永年所受的不公正的批斗难过，这个贺永年的原型是烈面的黄勤明。另外两个性格一阴一阳的队干部霍干人、赖体臣，也是尊胜的熟人。霍干人原是何干人，赖体臣用了谐音。他更熟悉尊胜人的性格，但抵制的鲜明态度，来自烈面的农民干部们。 他们的对立面是工作组。一个坏的工作组，在农村有“太上皇”一样的地位和发号施令的工作方式，他最了解不过。他自己下乡就经常有这种身份。工作组的负责人“眼镜”代表“左”的思想，沙汀在表现党的领导上显出一种慎重，煞费苦心地安排了新任工作组组长、省委王部长这个重要人物。这是他解放后仅有的一次写高级干部。他是不是想到彭德怀了呢？写作之初，彭德怀的问题还没有全盘透亮，可人人明白他是冤枉的。 1979年7月，沙汀在笔记本上已经起草了近五万字的小说突然搁浅。年末，他列出另一部小说的庞大计划，摆出放弃《抵制》的姿态。1980年春回川度假，中间试图把《抵制》捡起来。半年过去，改到原来停写的第八章 ，还是续不下去，又一次搁置！ 是什么妨碍了他？ 由小说的第七章 或许能透出一点奥秘。这一章 写王部长在省传达庐山会议之前，病发住院。他爱人做为传达会的工作人员，向他不断报告会上戏剧性事件。发表出来的定本是这样记述的： 这次对中央政治局庐山会的传达方式，相当别致：先要大家议一议那位“大将军”写给中央的长信，然后才传达毛主席对这封信的批评、大会的基本精神和决议。而当他听到那封长信的内容时，正同一般干部那样，他是多么赞赏呵！因为那时候不少事实已经叫他感到困惑。现在他清醒了，认定我们的农村工作确乎很有问题。 然而，没有几天，那些对“大将军”的长信叫好，表示赞赏的代表，在听了毛主席截然同他们相反的评语、大会的有关决议以后，几乎莫不吃惊、丧气，纷纷开始检讨。……① 这段写的是当年四川省的实况。这个“引蛇出洞”的传达方法是省委第一书记的“创造”。当时的省委还封锁过毛泽东1959年写的《党内通信》，强调四川有特殊省情，不向县团级以下传达。可是，如实写出这些后，他的心里止不住地打开了鼓。他写不下去了。 他在笔记里写道：“是信心不足？勇气不够？反映‘大跃进’，这总会涉及党中央、毛主席，而且直接涉及广大南下干部！尽管我在设计上考虑得相当周到，把一个县委书记、一个省委的副部长都写得忧心忡忡，多少还有点阳奉阴违，但对当日的省委，则没有留什么情面。也许这是没有写下去的原因之一：怕引起不满！”②如果遮遮盖盖地写，像《青㭎坡》那样天真地写，就会从基础上动摇《抵制》，是他所不愿的。可是“社会效果”他又不能不管。 他宁肯放一放。 文艺界在“四人帮”垮台后显示的团结，很快就被复杂的内部分歧冲破。政治上的平反到何种限度？过去的旧帐，比如对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之争的看法相差如此之大，怎么统一？对当前创作的认识，打破禁区、“伤痕文学”、“改革文学”，都是众说纷纭。他这次回川，在新巷子与艾芜同住一院，谈起当代的作品，两人观点也不尽相同。艾芜是不会与他争论的，默不作声，便是意见相左了。 他又失了一位能开诚讨论文学的朋友。周立波1979年秋终于不治，癌症这个魔鬼夺走了他多少至爱亲朋。三十年代坐牢养鸟的立波，总鼓励他对四川农村要了解到骨髓的立波，遽然离世了！ 他想起1977年他们刚联系上，立波的孩子小仪写了一首《送沙汀伯伯》给他。原诗是四句：“两鬓斑斑集霜雪，壮怀枫叶吐深红，英雄健笔春常在，正飞峨嵋不老峰。”立波兴致勃勃地抄了来，并说“红”、“峰”按广韵不协，代为改成两首。孩子说这不能代表他的感情，只能算是爸爸的诗。这两首立波给他的诗，是不经意产生的，倍觉亲切，他至今记得：西蜀文章老益雄，清秋霜叶吐深红。 纵横健笔恣情舞， 瑰丽峨嵋映碧空。 燕地嘉陵隔万山， 何时重会俱欢颜？ 登高遥望峨嵋秀， 别绪离情漫两间。 现在他也定居在“燕地”了，与立波的“别绪离情”不幸已成为永远。 后来他读到立波大儿子周健民的长篇《湖边》，惊喜地发现儿子对湖南农村人物、语言的熟悉程度不亚于父亲。他少有地写了一篇评论，比写悼念立波的文章还用心。 新一代作家破土而出，常能给他的马拉松式的写作带来刺激。他最关心的还是四川的“新军”。1980尔2月初从《红岩》杂志上读到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他是认真激动的。他看出这个作者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和创作才华，不禁想起过去辅导过的高缨、克非。周扬很有兴致地给他寄来谈这部作品的长信，他想到应当鼓励也应当严格要求这个年轻人，觉得克芹小说的解说性叙述太多，情节过于巧合，还要进一步学会让人物本身按照性格、生活来行动，便一口气回了周扬五张信纸。这就是发表在《文艺报》上的通信。到这时，他还没见过作者。四个月后，他才在成都结识质朴的周克芹。 沙老对我的培养是说不尽的。他注意任何一个艺术细节。记得初次见面，他就说我《井台上》写的井，人能下去，但井底有没有水不知道，是个不应有的漏洞。 我的《果园的主人》，沙老也有好几千字的一篇评论，发表在《青年文学》上。他当面对我说这一篇的结尾太匆忙了。当时编辑部确实等着拿稿子，我没有在修改上下大功夫。有时一个短篇不好意思寄他，他自己找来读了，也会不客气地提供批评。我每走一步，他都是付出心血的。① 虽然优秀的农村小说都会引起他的注目，为了古华的《芙蓉镇》，他也找他谈过话，但周克芹的成长毕竟最牵动他。他见过一些青年作家如何膨胀，被声名腐蚀，为一点处理不当的私事掩埋。他也了解中国社会吹捧一个名人和扼杀一个名人是同样起劲的。文艺界是名利场，人言可畏。所以他在周克芹1982年得了茅盾文学奖，自己不慎让周围引起纷争后，努力替他摆脱。对周克芹由简阳迁进成都担任职务不以为然。他实在太怕他也迈上自己的老路。 他从年轻一代身上汲取艺术创新的力量。近八十岁的老人，《睢水十年》、《应变》、《抵制》三部作品同时铺开来写。有举棋不定的成分，更是一种气魄。 1980年12月，他起草了《抵制》第十章 到第二十二章 （后并为二十章 ）的新提纲。这之前，在一张纸条上随手记下一个断句： “没有自信、勇气，不可能有艺术！” 他按照这个提纲写下去。1981年4月发生批判白桦《苦恋》事件，8月召开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他这年夏天照例回川，思考文艺界复杂多变的形势。《抵制》再一次搁浅，而且搁的时间更长，大约一年半。 （你的自信和勇气还是不够。人人都能认识的生活，何需文学家来饶舌？可以说解放十七年来形成的习惯思想束缚了我，政治上的风吹草动会动摇创作的根基。但是我还是有了一点进步，我不想随波逐流了，宁肯沉默） 沉默中间，他的思考没有停顿。他找出过去拟就的《在困难面前》（或称《钻磨眼的人们》）的提纲，研究它和《抵制》的渊源关系。 一个是以烈面张书记为模特的提纲：1．讨口还家，房子火化了。 2．在娘肚里讨口，分娩，净街，谢神。 3．从放牛娃到小长工，被卖壮丁。 4．壮丁，逃跑，长工，流浪（“俘虏兵”是他被攻击、歧视的主因）。 5．土改，互助合作高潮。 6．粮食问题，公社化，食堂。 7．从冲天干劲到右倾保守。 8．苦恼，为制止拿摸同妻子的斗争。 9．由制止拿摸到让拿摸半合法化——过秤、记帐。 10．从靠边站到暗作主张——转机，八字方针。……这个提纲的标题之下，写有“也可题为《抵制》”的字样。之后，有分章的详细提要。还有一段重要的主人公性格史的分析文字： 由于吃苦过多，经历广泛，因而变成一种深通世故，软的，硬的，都能无所谓的“皮糖性格”，冷也那样，热也那样，且能以玩世态度对待某些不公正，但又莫可如何的事件和人物。但他热爱党，深切同情人民，特别农民的痛苦。这也正是他敢于在那个做“兵运”的同志指示下，组织一些士兵在太行山于新四军事件发生后拖住八路军的根本原因，当然也是他反对瞎指挥的根本原因。这是一个传记体。其主人公就是《抵制》里的汪达非，而且第九、十两节写对待群众饥饿中的“拿摸”问题，与《抵制》的构思重合。对汪达非性格核心的设计，可看出他对人性中那一部分特殊欣赏的态度。 他还有另一个《在困难面前》的提纲。其中活跃的人物语言，是他考虑任何一部小说，首先钻出来的东西。1．轮番被斗后回家，这时他已下放二大队，实则靠边站了。着重叙述其人外形、脾味，对这两年的感慨。回家途中，沿途所见。 2．一大队的赖大汉：闲谈被批斗的情况——暗中打气。社员陆续围拢来的病痛。一个老头子：我造不来反？！对工作组新贵们的批评。 3．到社的工作组报道：这回该受到教育啦？而刚到时组员不多，通在睡。对话，是他在床边同睡在床上的组长谈的：这个黄呀，谨防他又耍死猪！ 4．到住地时，正在推磨的老太婆偷地溜了，她不愿老主任看见她们磨树根吃。问询：彼此都故意把情况说得好好。黄收工来了，一来就流泪。 5．问起来不张声，老婆子慢慢地代答，述说经过。张的回忆，难受。随即前去公社质问，替身的检查：“我不清楚那些人的成分呀！”承认在小组检查。 6．黄不愿去接受检查：“话讲对了，牛肉都做得刀头。”张谈了赖的嘻皮笑脸：“还会有这种事啊！”“到时候再说吧！”谈起一个生病的老头子的危险征兆。 7．这是秋收后的事。事件呢，整社，订生产计划：大春的。追述订计划的经过：黄被迫承担了高指标；张随和；但都明知道不能兑现，决心继续抵制：“我安心当社员！”“我不是为了当干部才入党的。”社员们又高兴，又为之担心。 8．小春收获了：一早就出现拿摸风，更盛了。征购的问题：工作组主张少留；张、黄反对，抵制。瞒产私分：“自由主义在这时有什么不好？”对统治过严的反驳。搜查，没有一粒麦子、胡豆！“还要搜社员？不行！”争执以工作组让步告终。 9．大春，抵制得更巧妙了。黄或张的亲戚前来依靠：述说苦况，死人，丢荒，外流。这是老人：“难道我怕死嘛？我就要看看：这个戏咋个结局！”收留下来开荒。工作组的干预：“不能开荒！”“好嘛，”“又不开嘛！”偷偷搞：“这才真正是贼娃子活路呢！” 10．“作伪”被发觉了，斗争：“我拿这个钱，手决不会发抖！”张或黄大有一拼之势。工作组除驻社干部，全调走了。放手干：“他撤我的职好啦！”电话会议：八字方针的精神。张或黄：“像在磨盘上睡醒啦！”再不做贼娃活路了。随即弄清底里：党内通信。……这个提纲与《抵制》已十分相像。不仅有“拿摸”的合情处理，还有做“贼娃子活路”的描写。人物却还只有生活中原型的姓氏，黄勤明与张书记都没有区别开。它证明《在困难面前》同日后的《抵制》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一切《在困难面前》的构思，都没有“王部长”这个人物。《抵制》的第三次停写，在沙汀面前设下一个大的难题：如果他改弦更张，重新把《在困难面前》这两个提纲中的任何一个复活，由于材料实际上源于一处，只能利用一次，写出了没有王部长的《在困难面前》，便等于在世界上消灭了有王部长的《木鱼山》！ 《木鱼山》是卞之琳提议他改的名字。（青㭎坡》——《木鱼山》，不要说“对”得有多工，其简洁明了，就让他喜欢！原来拟过的《抵制》、《木鱼山公社史断片》、《汪达非同他的伙伴》的名称都为之失色。 在他解放后的写作历史里，能度过政治的低气压，不为所动，坚持一个作家的独立思考，是并不容易的。不采用“张、黄体”（两个基层干部的抵制）而继续写“汪、王体”（基层与高级干部联合抵制）的小说，是在1982年10月以后。这次他一气写下去了。 8月，他搬进木樨地二十四楼北京新居。他退休了。他为文学研究所的科研规划操过心，现在，他把工作交给比自己擅长管理行政的荒煤，将关系转到中国作家协会总会，专心伏在高层建筑的十三层，构筑他的中篇。 王部长这个人物越来越获他的心。他不是热切地剖析过能软能硬、能冷能热的“皮糖性格”吗？汪达非、王部长身上，都具有这种内在气质。他赋予“软性反抗”于巨大的美感。这是他对中国民族性格的主观体验，也是他身上牢固存在的农民性的一次“外化”。他见过的农民，大都善于“弯曲”生长。他四十年代在故乡避难，“文化大革命”坐牢，都是这样挺过来的。王部长身上有省里某领导干部的影子，同时，按一个省级文艺干部的心态去揣摩，把自己的情感渗透进去，把“我”的人生哲学渗透进去：王部长也是他沙汀。《木鱼山》的结尾写了近半年，从1983年2月写起，三易其稿。他对于小说结构向来讲究。汪达非听完七千人大会的传达归来，如果写成凯旋式的，失了悬念，就太露了。为了考察七千人大会当年在农村传达的实况，他们专门写信向克非询问。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高度重视小说结局的历史真实性，以及它对揭示全书题旨的功用。收到克非的回信，他把原写的“地委”传达，改成“县委”非正式的打招呼。而汪达非赶回社里，恰遇上生产队长刘大旺的死，给可能到来的“胜利”笼上一层赴难的悲壮气氛，避免了轻飘飘的革命大团圆。 最后两段的要点，开初是写在一个协和医院的药房纸袋上的。5月的一天早上，他醒来躺在床上，这两段的文字汩汩地流上心头，一时来不及找笔记，便随手拿起枕边的药袋。 近来，他的梦很多。是老人的杂乱无章的梦。他白天晚上设想《木鱼山》的结尾，为了设想汪达非闯进刘大旺房里，在死者面前痛哭，会怎样说出“你也多等我个半天一天”的话，一次午睡时，他在梦里哭醒！ 他几次梦写刘尔钰。1980年，这位诚笃的省一师同学不幸确诊为脊椎癌。问讯后，他立即让孩子代表他将一笔赠款送去，以制止刘变卖藏书，筹措生活费用的举动。刘让人转来三本字画，这无疑是做为朋友永诀的纪念。他睹物神伤。在同辈中，如尔钰这样才华、修养绝不在他之下的人，是不少的。仅仅因为他们不如他有开辟更高生活道路的勇气，结果统被埋没了。 1981年3月，茅盾辞世。小儿媳告他这个消息，他一时六神无主。巴金到京吊唁，打来电话，他手握耳机哽咽，连对方的住地、电话号码都忘问了。这些年，他每年都要去交道口南三条的寓所探望茅公一两次。上个月，为了鲁迅诞辰百年纪念会的准备工作，他还专程去与他商讨。沙汀从踏上文坛之日起便受茅公的指教，是一向尊他为前辈的。解放后，茅盾多次在各种场合赞扬沙汀的作品“无懈可击”，“才是货真价实的短篇”。可以说，把托尔斯泰型的小说模式与中国民族生活结合，他所走的小说道路正是以茅盾为旗帜的！6月13日晚，他梦见最后一次到茅公家的情景。他扶着他从会客室回房休息，茅公气喘吁吁的。他也大咳，咳醒了。 他把《木鱼山》修改稿交卞之琳、陈荒煤，请老朋友提意见。他不相信这个中篇会有失错，又怕有失错，等待“判决”的心情照例紧张。 朋友们加以肯定、鼓励。修改，再修改。到1983年7月，才亲自把定稿交给吴强，转上海的《收获》。9月13日作品发表前夕，他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坐在绿草茵茵的河岸边，用极小极小的竿子，钓上一条鳞光闪闪的大鱼！ 这算是什么征兆呢？是想念故乡的火烧鞭、黄腊丁这些鱼，因而也就想念故乡了？还是说他渴望亲近水？他的口腔常年疼痛，养成了抿嘴巴的习惯动作。哮喘、肺气肿、呕吐，令他的喉头时时干燥，不舒服。他干瘦干瘦的，许多早就认识他的人说，他还是那个样子，就是萎缩了一点，这对于老年人倒是好事。说话的声音也干干巴巴，但说得高兴，会在你面前屈起右手的食指、中指的两个关节，把桌面敲得卡卡响。稀奇的是一头蓬发仍是黑的！照旧不驯地向四外扎撒开，无法梳拢。他是不是缺乏足够的水分？ 《木鱼山》含着一个老作家难得的反思，这年10月问世了。可能任何圆梦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应当简捷地了解它的第一义，不必绕什么弯子，钓到大鱼就是钓到大鱼！ 他生命的每一关键时刻，都扎扎实实落到他的乡土上。《木鱼山》的故事最初发生停顿，与安县山水草木相连的小说便呼之欲出了。 这差不多是他半生孕育之作。五十年代参加石板滩土改以来，他一直梦想描写川西北解放初期的社会风貌。他有睢水十年的生活做基础，做过不少故乡和四川各地的调查，同张秀熟、李劼人、艾芜不知谈过多少次，连提纲都拟了几个。箭在弦上，而箭就是不能够离弦。题材上的政治压力一旦放松，由睢水袁寿山串连起来的这段生活就全盘变活。可能压抑太久了，一下子放得很开很开。1979年12月，他制订了一个三部曲的写作计划，表现出一种史诗般的气魄：这本书应比《淘金记》发掘更深。 结构。三种力量：袁一伙，杨、萧、唐一伙，市井商贩。这三种力量也是三条主要线索，穿插于这三条线索之间的，则是附属于、动摇于三者之间的帮闲、帮忙。总题：《流氓皇帝》或《胖大爷》。可设想为三部：1．抗战胜利前夕；2．在解放战争中；3．解放前夕。 第一部：起于独山失守，乘机大拉关系。因为一些有政治野心和有爱国思想的大人物，都认为该地是避难和打游击的好地方，结果敌未入川，而胖子则由此壮大了声势，更为所欲为了：修建学校，沽名获利。 第二部：抗战胜利了，卖不成壮丁，大烟生意也可能成问题，特别盗卖了那么多公粮，怎么办？人心惶惶。 可是内战起了，高兴：转危为安，特别继续要征粮和壮丁，更合口味。在此期间，胖子派头、手面更不同了，也更醉心名利。 第三部：四川解放前夕。国民党着着失败，慌了。伪装开明，笼络青年知识分子、劳动人民，但一面却准备应变，同时又以应变为口实，向一些土粮户吓诈钱财，并继续盗卖粮谷，兑换硬洋、金条。 这三部，每一部都可独自成书，主要人物不动。书名也不标明上、中、下。各自有一题目，等到出齐了，或者最后一部写成了，在序上加说明。 他还列了整个三部曲的人物表，用的是生活中原型的姓名。每一部均匀地安排了二十六个章节。七十八个章节一一写了述要。如果这个计划实现，将是他最宏大的一部分。可是1980年8月他在成都休假，开始动笔写的只是第三部，名叫《应变》。 他收缩了。本来想倒着写，由第三部上溯写到第一部。后来集中精力写的就是一部。开头非常顺手，他安排了一个环境，以便引出小说的时代，引出人物，叙述一个强权社会在崩坏之前，如何最后一次运用权力来苦苦挣扎。这个环境选定在四川每一个稍大的县镇都会有的街市中心：十字口。 睢水的场镇太小，它没有标准的十字口，需要从安昌镇移植。十字口的夜市，烧房门口聚集着喝“碗碗酒”的挑夫、车夫、小商贩、吝啬的小粮绅、普通的市民。长柜台下边与之“配套”的烧腊摊子，担担面和汤元担子，正生意兴隆。挎竹篮卖花生、香烟的小贩，兜揽生意的那一股子劲够瞧的：“你尝两颗看脆不脆嘛！”“你吸一支，吸不通不要钱！” 描述这样的场面，描述在这样的场面下人们以各自的身份议论逼近的战争，对于他，真是闭上眼睛立时便在面前。这年年末，《应变》写好了前九章 。袁寿山、萧文虎舅甥俩和吴瑞卿老师之间，明明暗暗的斗争已经展开，小说却忽然在原地踏起步来。他迟疑不决，《木鱼山》和《应变》都遇到了麻烦。 《应变》的难题是，究竟应以哪种人物为重点？胖爷，还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他过去还考虑加上一个征粮队的角度。他不满意原来那种什么都沾一点的布局，管它叫“猫抓糍耙”。在1981年所有不写《木鱼山》的空隙时间里，他都在调整《应变》的结构，发现自己变得不忍割爱材料，总是拼凑故事。这说明他老了，犯了老年人的琐碎病。等到他已经意识到，他的艺术个性不适于大张大合，关键还在于收缩，《木鱼山》已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能够一气接写下去了。1983年《木鱼山》发表，《睢水十年》进入写作高峰，家里却发生一桩不幸的事件。 刚虹的儿子劼劼患了脑病。每年回川，在新巷子住所，劼劼是他身边最可爱的孙子。两爷子往往可以在一起说上半天并不需要谁懂的话。这年在京，听说孩子得了奇怪的病，他十分惦念，常盼他的母亲来信，好知道治疗的情况。7月，收到一封刚虹的信，竟然没有提到孩子，他很生气，曾让女儿拍电报来讲清楚劼劼的病情。实际上，孩子患的是脑癌，已经夭折。全家上上下下只瞒了爷爷一个人。 8月的一天，他做完早课，就是从十三层楼下到七层，再扶住楼梯爬上来。任白戈的夫人华逸来访，这是他们家的熟人，谈话比较随便。当话题从白戈的健康谈到四川住房的时候，沙汀冒出一句：“无论如何，我不想在新巷子十九号住了！” 华逸误以为这是由小孙孙的夭亡引起的，随便接口安慰说：“刚虹很懂事的，也很坚强，她没有被丧子的悲痛压垮。”一语泄露天机，道出了事情真相。 他当时惊呆在座位上，知道自己这几天预料的事果然发生。但经人证实后，他仍然不敢相信。下午华逸来他房里告别，一脸捅了漏子的自责神气，他已无心听她讲话。 连着几天，他闷闷地默不出声。眼光躲着屋里那张放大的劼劼照片，又像有一根线把他牵向那张照片。人生如此残酷，一个还没有开始生活的小生命便这样悄然消失，好像从没有来过这个世界。劼劼引起他对玉颀的思念。他细细温习起妻子手术前后的一切，把这一老一少连成一片，记入了日记。 后来，他为四川出版的《沙汀选集》选照片，在第五卷的扉页用了一张与劼劼的合照，算是只有家人才知道的纪念。 他的思路这些天还缠绕在新巷子十九号。种种与这所房子相关的不幸遭际，纷纷爬上记忆。他叫回忆压得喘不过气来，想做一个了结，与京、蓉两地的孩子商量处理一直供奉在那里的玉颀的骨灰盒。他提出三个方案：将骨灰倾撒在睢水关大拱桥的水潭里，或者寄放在成都文殊院，或者埋葬在睢水的山梁上面。起初还怕伤了儿女的心，不料大家比他开通、爽快，都赞成他的处理办法。是杨礼后来代表全家把他母亲的骨灰盒安置在睢水中心校背后的高高山岗上的。 刚虹那里他去了一信，绝口不提劼劼一句，只说自己将尽力克服所有的缺点，相信病体会日益健康。并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冯诗云，虽然双目失明了，可是照旧关心时局，关心别人，健谈、乐观。他听刚宜设过，这个暑假他姐姐每天都去游泳，可以看出这个一向开朗的女儿，为磨平心灵创伤所做的努力。这封信处处都是在暗示她、鼓励她，也是鼓励自己。 熟识的同辈故去者一天天增多，参加追悼会或与遗体告别回来，往往要病一场。但是，老而弥坚的人并不止诗云一位。巴金去年为现代文学馆整理自己藏书，摔断了左腿，最近听说又要第二次入院。巴金写字手已发抖，字越写越小，一个半天写不到一张稿纸，要分外努力才能叫百分之七、八十的字纳入方格内，但每日坚持写一、二百字的“随想录”。艾芜比自己大半岁，天天写作长篇，早上必走三五里路买菜，晚上小跑一阵，离开读书写字就不能生活。而周扬不久因谈人性和异化的一篇纪念文章受到批评，落了个脑晕的毛病，也仍在照常工作。 去看冯诗云，成了他了解社会的一个渠道。他一年之中虽然一半住在首都，但交游不广，与冯相比，实在是北京社会的“槛外人”了。诗云却赞许他的生活方式，专心一意地写作，尽力避免社交活动。写完这最后几部书，赶快办移交吧，他想起鲁迅晚年说的“要赶快做”的话。 工作能减轻悼亡的情怀。《睢水十年》除了查证历史事实费时，写起来是顺畅的。1983年为了这本书，他也像巴金一样，一天几百字地向前挺进。他又做过一回钓鱼的梦。一天午休，只见自己一下从河里捞起一条足足有尺多长的大鱼。好像站在岸边，有另一个沙汀在笑那个捧住鱼的沙汀。1984年患病，也没有很大地影响写作。这年初，他的呕吐病加剧。2月的一天夜里发病，来势凶猛，被送进医院抢救。这是他四十年代胃溃疡的卷土重来。不料十天后又一次发作，胃出血。首都医院（协和）原不想动手术，怕年事高的人吃不消，这时也只好冒险实行“胃空肠吻合术”，将他的胃切除了五分之二。表面瘦弱不堪的他，内部的生命力并不弱，八十岁上手术台，他挺过来了。 胸腹刀口拆线之后，因为修建病房把他转到北海公园附近的三○五医院，休养了两个多月。到4月23日出院回家。医生认为愈合情况良好，不需灌肠处理了，他高兴得忍不住对面前的外科大夫讲起《好兵帅克》里如何整治逃兵的故事。他庆幸自己这个老兵还算不错，称了称体重：八十四斤。出院一个多月里，他加紧写作《睢水十年》。 这些日子他每天六餐。饭后闷食半小时，让食物在胃里多停留一会儿，以激发残留的器官增强功能，担当起过去全部的工作。 他在超负荷运转：写回忆录，订正别人写的年谱，校改《木鱼山》单行本，关心巴金的成都故居。他还是那股子脾气，《木鱼山》的校样改完已经打包，马上要寄上海，临时又拆开来改了多处。他近来时常“倒觉”，醒来以为天亮，实际才是半夜。有时凌晨三时醒转，睁眼想今日要写的内容。就这样，6月20日，他在笔记本上写完《睢水十年》的最后一个字。 安县常有人来木樨地寓所探望他。搞县史、县党史的同志前来调查材料，带来故乡最新的消息。他鼓励学有专长的儿女回乡考察，为故乡效力。一个孩子为研究开发安县的矿泉水，去安昌镇调查，来信述说县城新建的街道和现代化楼房，使他十分神往。玉颀的墓碑已经刻好、立好。县政府多次邀请他回去看看，他已经动了心，特别是《应变》的写作提上了日程，他很想回睢水一次，去溯源、寻根，重新找回那个时代的气氛。只是一想到还要在新巷子住，就畏缩了。对于凝结着他这么多痛苦的这所房子，他实在怕再看见它。1985年的春天，一个声音时时在心头作响：坚强些，你的日子不多了，最后回故乡一次吧！ 这是由于许多事件促成的。周扬的身体显著恶化，脑血管供血不足，造成全身神经麻痹。上次看他，步履尽管不稳，尚能送客到门口，这时生活已不能自理，握住他的手，反应已相当迟钝。看到同自己有半个世纪友谊的朋友，端坐不动，由别人一口一口地喂食，沙汀感到揪心。 解放以来，周扬和他在历次运动中都犯有“左”的过错。周的领导岗位高，责任也更大些。但是他知道，这是一个睿智而识大体的人，他的失误是在追求真理中的失误。“文革”后，周扬不谈十年中自己所吃的苦，却在许多场合真诚地向受害的同志、向历史表示忏悔，而且在新时期率先在党内进行新的理论探索。 （你在理论上往往信服周扬） 苏灵扬提醒过他，见到周扬不要谈外面的事。可是他还是说顺了嘴，讲起一位上海作家要来探周的病，说如果不会客，便是远远看看也行。周听到此，突然有了反应，双眼挂泪。为了宽周扬的心，他讲起延安的一段往事：周曾赞扬过一位美国记者。那个美国人初到中国，对人们喜欢挂在口头上的词语“没关系”、“不要紧”，大不以为然，认为很消极。可是后来他改变了看法，从中悟出中华民族豁达大度的坚韧品质。局扬仿佛明白了沙汀摆龙门阵的用意，脸上泛出笑容。可惜两人无法按今天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热，再来谈中国民族性的正反两题了。 他后来多次去北京医院探望周扬。看到他似乎没有转机，几次忍住泪逃出病室。最后不是他来慰问苏灵扬，倒变成灵扬追上来，说：“你这个人不要太动感情了！”（你的感情的力度影响了你的深度） 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只参加了少部分会议。会上新一代作家对周扬的感情表达，使他欣慰。这个会引起的一些矛盾，长久在文艺界徘徊。 （你在老一代革命作家中站在思想活跃一边） 3月，巴金为了现代文学馆的开馆，专程来京。事先打来长途电话，说可能此生是最后一次来京了。在万寿寺的文学馆开馆典礼上，巴金坐着轮椅进场，一坐定，便传言找他。“你的气色很不错嘛！”沙汀握住巴金的手。 “虚有其表啊！”巴金笑答。 沙汀心里埋怨朋友，因为读他的《随想录》，总觉得准备后事的味道太浓，这是他唯一无法忍受的一点。后来听巴金女儿李小林谈起他们去看周扬的情景，很动人。一个长久执行过“左”的路线，一个长久受过“左”的路线之害，两人都流下泪。周扬病中连儿孙都认不大清，这次神智意外清楚，倒来安慰巴金，说他很快会健康起来的。 （在文艺观念上你接近周扬。在人格道德上你受到巴金越来越大的吸引）① 4月，他胸口闷胀，咳浓痰，去医院检查，被留住了一个月。连着几天的输液，就像动胃切除手术前后的许多天一样。他不断做梦，在梦里吃喝东西。醒来对护士讲饿，护士指着吊起的输液瓶：“你这就是进餐啦！” 每次验血，他总想让护士手下留情，不要抽得太多，同时担心不要把床号弄混了。 （你真是个小心翼翼的人） 5月，张天翼逝世。他表现出平静的悲伤。四十年代去郫县探望天翼，这位优秀的短篇小说家身患肺病，没有人能料到会多活了四十年。评论家说他们是“左联”讽刺双璧，现在余下他形影相吊。 （你在想自己最后的日子。不仅是巴金一人在想）他决定回故乡一次了。这几个月北京生活的精神重负，像是要压碎他连续写作成功带来的生命充实和完整。难道他的晚年便这样度过？生性趋向简洁、明朗的沙汀，不愿长时间陷在悲伤的泥淖里。5月22日，正准备行装，四川来信，告刚虹平安产一男婴，重七斤多。如同阴云密布的缝隙间挂下阳光，他虽不相信转世之说，但想象那个劼劼仿佛在冥冥中保护自己的弟弟降生！他很激动，四天后踏上返川的路程。（好啊，你散发出老年之光） 故乡之行成了重写《应变》的重大转机。 他是6月7日驱车前往安县的。9日，便来到比县城更觉亲切的睢水。这里变化不大，简朴的乡场，通向迷茫大山的石板古道依旧。与周克芹坐在他的当年老宅大门石阶前，看干涸的睢水，河坝上的老核桃树，他恍惚回到了《应变》的环境，情不自禁地向同行者讲起过去这里的统治者的故事。 “这座房子是唐五驼子的；刚才看到的乡政府那个地方，早年伪乡长袁寿山就住在那里面。袁寿山这个家伙，是个人物！”……他随口给我们讲了袁寿山这个人的几个生活故事，一个光棍出身的、狡诈、凶横而又有几分愚昧的地头蛇形象，就栩栩如生地站立在我们眼前了。我问沙老：“为什么没有写呢？”①沙汀告诉在场的人：“我一直想写的。题目在心里存了多少年，叫《流氓皇帝》。但是后来受到‘左’的影响，总觉得首先应写新的现实，就搁下了。我另外搞了个《应变》，写袁寿山和他的外甥萧文虎怎样耍把戏，应付解放。没有写完。我给四川的《夜市》，就是其中的第一章 呵。” 《夜市》当做独立的短篇在《现代作家》上发表，让人们看到他刻写昔日四川偏僻乡镇的娴熟技巧，极富风俗人情韵味的语言功力。《淘金记》的笔法又回来了！沙汀在睢水之畔大谈袁寿山，有意无意中透露出他收缩原来计划，彻底用袁胖子为中心来结构全书的想法。 由此，写作僵局打破，闪开了《应变》导向《红石滩》的通途。 （收缩，在这里便是艺术的集中和提炼。总的来说，《木鱼山》代表你思想解放的程度，《红石滩》则是你小说艺术的回归、升华）回到成都，他着手写《应变》的修改提纲。在旧稿中，所谓新政权的人物本来就不强，重要的是简化菜农一家受冤屈的故事，把吴瑞卿与菜农改成翁婿关系，相应减弱对吴的叙述。这样，才能突出袁寿山的主线。这种考虑过去也曾产生过，只是性格和年龄的关系没有定下来。近来，他为了一点小小的细故反复琢磨的脾气，越来越盛，推翻复树起，浪费的精力实在太多。他要求自己拿出创造的勇气。 已经有朋友好心地劝他封笔，他不甘心。无论如何，要把调整后的《应变》写出来，这可能是他最后一部大型的小说了。 金秋季节返回北京，全力投入小说的写作。10月9日的日记里，出现“《应变》或者说《红石滩》”的字样。有了《青㭎坡》、《木鱼山》，这个漂亮的书名顺理成章。他以川西北典型的山水风物，三个位于双龙、尊胜、睢水的真实地名，标记了自己终结性的作品。 他每天生活在红石滩的氛围中。按照新的设想，拟了人物表，修改前十二章 。胖爷袁寿山第一次被称为“方慎之”。在他的家乡社会，一个流氓型的权势人物偏有一个文诌诌的雅号，是不足怪的。外甥萧文虎的名字焦继聪也是这样，有暗示，有反衬。吴瑞卿最初取名吴郁森，后改为伍茂卿。小说脱离开生活中的真实姓名，标志着成熟的虚构成分正逐渐在作品里扩大，加深，加浓。 他对十二章 以后的部分，逐章草拟写作要点。拟一章 ，写一章 。修改前还拟修改要点。笔记本上爬满密密麻麻的句子，留下他艺术思维的印迹。 （十二章 乡长去学校途中，入校后所闻所见，已写的全删去！简化：很快就见到来客，而着重描写来客。群众大会，不直接写讲话内容，由站在外围的人互相传递，邓大汉①就向菜农传达评语。这里倒可以写群众的测度，如：“胖爷咋不出场？”——沙汀1985年10月19日写）（看来吴②、菜农的故事还得削弱。主要只能写吴从那位去延安的学生受到教育，引起乡长的猜疑，杨母则已去世③，……不要忘记，中心人物是胖子，写乡长及其他重要人物，也不能离开胖子。十六章 得写胖爷听到会议结束，叫乡长到龙湾子。其时恰好乡长将进城。——沙汀1985年10月31日写） （胖爷夫妇有个儿子好，在外县邮政局作局长，把母亲接去了，只偶尔来一次。因为其母受虐待，有怨气。胖爷有过这种想法：“×！实在不对，就梭到那娃家里去。”而且还想：“老子一定要在红石滩混日子啦！”——沙汀1985年11月2日写） （乡长的心理势态：过去一直对自己鱼肉乡民毫不在意，但求做得巧妙。近一来，却逐渐明确意识是犯罪行为，因而才有“应变”拖上山的阴谋。本乡解放后，平安无事，放心了，但却仍然无法消除恐惧：谁能担保，他们站稳脚后怎么样呢？因为他们的诺言照旧有些活摇活甩！于是就赌咒也不会放心了！——沙汀1985年11月15日写）（烧仓库那个人叫“麻鱼子”，这一章 点出来，前面还得作必要增补：打假辩，关了两三个月，释放后让其收猪厘金，原为富裕农民，作过保长，后来一再同吴捣乱，最后又在乡长唆使下暗杀了吴瑞卿①。——沙汀1986年2月1日写） （十八章 得重新设计，已写的七、八行，划去！主要是把重点转到胖爷身上，转到伍茂卿身上，转到红石滩在乡长离开后的变化，并使这个变化成为促成乡长采取行动的动力之一。……从何处下手呢？唐尚清②趁乡长不在，把那个逼着结婚妇女送走了。而小旦的丈夫闻讯赶来，这行吗？或者，让那个被迫前去延安的学生、老钟的侄女①来接走老钟，她已经在成都搞川西妇联了。这似乎又扯得过远，且有生硬之感。那么，写工作组的活动？总之，对乡长说，要出现危机，而胖爷必须出场，还有老二，他可说是串连各方面的中心人物。 一个难题：粮仓如何焚烧的？一两瓶煤油行啦？堆放些草引起的，这些柴草，又是补漏洞的：鼠灾，偷盗。“年头年尾的，一夜要巡回两三次！”住家也在库房一个院子里。他是以嫌疑被拘的，因为证据不全，本人不承认，释放——打假辩。而他之当保长因为粗通文字，又懂公事，而其他有资格当保长的，都嫌麻烦，特别怕这样捐那样款的，又受怨，又填钱，因而都巴不得扔给他干。而他满有办法，加之同乡长熟。…… 也可这样设想：不是烧仓库，是将管理本乡公粮的经理暗害了：谎称是自杀的，因为听说清库，清存粮，而他盗卖粮食过多，于是烧毁册据，本人上吊，实际是死后弄去吊起的；帐据，也是死后烧的。当夜，骆渊、麻鱼子陪他饮酒至深夜。这个经理员，城里人，一向搞财粮工作，中年，大多时间住城里，麻为其看守库房。他办公室也在库房一间屋子里。——沙汀1986年2月7日写） 这年的春节，沙汀为了这个焚毁谷仓如何能写得合情合理，可苦够了。他一度想改成害死外籍管理人员。因为麻鱼子用煤油烧仓，事后的掩饰，要不露马脚很难。整整三天过去，他猛然悟到，他们为什么不敢明目张胆地把煤油拎进去呢？“应变”之前，他们有什么顾忌？没有顾忌这才符合胖爷的习性啊！他不再去想周全的焚仓方案了，用煤油烧就用煤油烧。他于舅甥俩仔细商定杀伍茂卿的计划后，为胖爷添加了一笔妙文：“‘他妈的！’他苦笑道，‘过去收拾个把人哪有这么麻烦呵！’” 要说《淘金记》是写封建强权社会的“得势”，及它借抗战时势之名百般疯狂的“变形”。《红石滩》写的是这个社会的“失势”及它临终前为顽固保存自己而做的“变形”。他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后描写袁寿山世界的作家之一。 3月初，他写到了“尾声”。如果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个被卞之琳誉为杰出的“风俗画”，与《清明上河图》一样“在美的欣赏上将流传下去”的《红石滩》，在尽了笑着唱完挽歌的使命后，还能说什么呢？现在，他对中国封建主义的余威，在名山批斗场和昭觉寺囚室内外，在自己的盲从与伟人的错误里，在八分钱（邮资）可以决定四川姑娘一生命运的日子，看得分外清楚。他再不想廉价地向读者许愿：袁寿山的王国已彻底崩溃，了无踪迹，或者说那句用滥了的“一去不复返”。《红石滩》越出了《淘金记》时代他对中国社会的认知水平，在“尾声”里，胖爷还在社会主义的国度像个幽灵般游荡——它在红石滩社会已成为“通用词汇”：如果有人沽吃霸赊，人们会说，“家伙咋个跟胖爷一样呵！” （你表露的思想，虽然远未发掘到尽致，但依年龄，你已经做了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重新起步和重新思考！） 一年前，他在安县，在睢水，就曾经无数次陷入这种历史沉思之中。 写出一本《红石滩》，也像是一次故地重游。每一处故地就是一个会说话的化石。大西街的故宅，杨家碾房的屋院，刘家酱园的经堂，断头卧牛石，通往茂汶大山的后门，在向他诉说过去——当今——未来，自然——宇宙——英雄——智者——芸芸众生，人民——群体——自身！ 1985年6月8日的清晨，他从安县招待所后院的一间客房醒来，意识到昨晚他是睡在“历史”上面。这里原是汶江小学的旧址。出招待所左拐，便是大西街。上午别人引他跨进这二十二号。他老眼迷离，这就是他的老屋，“祖父”的房子？ “变了，变了，”他不住地低声念叨。 他站在一个小院，询问一位老者：“这恐怕是原先的第一个天井坝吧？” “不，这是原来第二个天井坝。第一个已经新盖了房子，看不出了。”老者回答。 “这后面还有一个院坝、一片菜地和几棵皂角树吗？”“没有了，都没有了，盖上房子了。” “对，对，房子也应当推陈出新嘛。” 嘴上是这么说，看见扩建的安县公园，繁闹的十字口，东门大街上鳞次栉比的四、五层新楼，他也是这么讲，但是心里不免惆怅。历史不可重复，哪里能寻得到他青少年时代的故乡呢？ 在南门外现在大大加高的河堤上，远眺对岸杨家碾母亲兴建的旧宅，他不准备再去打破梦影。听郑县长在旁边介绍，那里已做了县敬老院，他连说“用得恰当、用得恰当”。 不经意，回忆已钻破尘封的往昔。同行的年轻人在给他记录，周克芹的问话好像在帮他把扯不断的丝线连缀。城关的风貌习俗，圣灯山的庙宇，杨家的家世，母亲、舅父、谢象仪、陈红苕、魏道三……这里是他的“根”，他的出生地，读书识字之所，看戏赶场的平坝，他是从这里读完人生的最初一课，走向成都，走向外面的世界的。他一生的道路走得怎样？是喜是悲？对多错多？有没有辜负了什么？他后来访问安县劳模刘定国，参观他的种猪、饲料地和“养猪技术服务中心”，听说他过去是劳改释放犯，很感动地握住他的手，希望他“好好总结自己”。是啊，他这次回来就是要找回自己，总结自己！ 9日是星期天。他们的车队停在公路上，他身着灰色中山服，脚登一双轻便旅游鞋，拄一根无柄的手杖，轻步走过平桥，来到睢水场口。 这天正逢场期，他们的到来使熙熙攘攘的街市掀起一股热浪。不时有年长的农民兴奋耳语：“杨二哥来了！” “这是杨沙汀回来了！” 他甩开引路的乡长和一大群同行者，急促地向场口左手走去。谁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他自己找到了原睢水小学的校门。“没有变！没有变！”他念叨着，原路走回，向左拐向正街，去找刘家酱园。走进一个铺面观望，上了两截石梯，他止步了，否定道：“不对！这不是刘煦之的公馆，朝里走是平地，没有梯子。”然后退出来，才找到邻近的酱园后院。 睢水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只是有的地方衰朽了一些，有的地方修整得过于新鲜。他面对刘家酱园后山坡的颓垣残壁，凝望了许久。这是他最寄予感情的地方，《淘金记》是他焕发文学生命之所在。睢水周围的山水，是他乡土文学的主源。通过闭塞乡村的人物、社会，他参与了挖掘中国封建老根的事业。这里老乡的普通市井口语，幽默而简练的表现格调，直接影响了他的小说风格。讽刺的传奇性、讽刺的激情以及讽刺本身包孕的痛苦内涵，都得之于这块貌似贫瘠的土地。他坐在睢水河边，全身陷进籐椅，任凭周围的喧嚣，沉入对自己文学的思考。 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在提醒他这是他的一次“衣锦还乡”。看着那些前来观瞻，挤着闹着不忘开玩笑的老乡，他的心情很复杂。他想对他们说，我的文学就像你们一样，追求的是质朴、开朗、幽默、含蓄，这是你们身上美的风格。但是，为什么这样把我当一个“热闹”来看？如果没有这些汽车，没有这些县里大小人物护卫着，你们会对我这样的老人有兴趣吗？你们能认可我是个睢水人吗？ 他的情绪突然减弱，觉得干枯的河床，根子已经枯朽大半的核桃树，土砖封门的故宅，都很难看。刚宜满有兴致地去看自己出生的房子，他却坐在门前良久、良久。有个小辈的亲属来探望他，他无故地发了几句脾气。 只能吃到鲤鱼，而吃不到沙勾鱼。故乡的小鱼更牵动他。他不应当这样对待好心来看他的人。他不是备了礼物，要送给当年保护过他的那些家庭吗？到过睢水中心校就可以了，那是玉颀常年工作过的地方，操场上有她的足迹，预备室有她的身影，不要去山上读她的碑文了。她知道我已经来了，来看过她就行了。让苦竹庵萧业贵的儿子萧鸿发带走这包礼品。不要忘掉到刘家沟，见到房东邱廷珍大娘替我问好。板栗园的吴瑞卿的老伴还在，他们的女儿该是四十岁的人了。他躺在睢水纸厂的一个小房间里休息，内心不能平静。 刚宜代表他去板栗园探望吴瑞卿的妻子李芳琼。李已重病不起。刚宜本来与他们说好，不必来睢水了，还是在家侍候病吧，等吉普车返回纸厂，李的女儿吴国琼坐在儿子的自行车后，提着一篮新鲜又新鲜的鸡蛋也赶到了。他从休息室出来，握住吴国琼的手，第一句便问：“你母亲好吗？” 刚宜他们很着急，怕沙汀知道李芳琼生病，会不好受。谁知吴国琼含着热泪答道：“好！很好！谢谢杨伯伯的关心。”“娃娃长成人了！”他指着一旁的小伙子。 “是呵！1956年你来看妈妈，我才九岁。记得你送我一支钢笔，还要我好好学习。” 母子俩一直把他送上车。吴国琼始终没有透露母亲病重的消息，只是止不住用手绢擦脸。轿车启动了，儿子抓住车门，把头伸进车子，还在喊：“杨爷爷保重！” “杨爷爷多多保重！” 这就是故里乡亲的朴素情谊。人民，是他文学的母亲。 他坐在车上，疲乏而兴奋。他算是个好的作家吗？他的作品能面对人民无愧吗？他将永远告别红石滩，也永远留在红石滩了。 返回成都的路上，他访问安县养猪、制面粉的专业户，参观绵阳的“乡村冠生园”，会见“古凉粉”其人，赴德阳观光天元乡段家坝农民新村。中国目前的改革，是从农村广袤的土地上首先兴起的，他密切注视着它的每一变动。在北京，他剪过一些报导农村的报纸，特别是四川的。这次绵阳市安排王达安一家从三台赶到这里来见他。他把老朋友留了整整一天。招待他吃饭，上下午谈个不停。除了“文革”动乱，更主要的是谈今日的尊胜，谈改革形势下农民与土地的新型关系。 他是在搜集写作材料吗？前两年，他有写农村改革的动机，还为自己不能到尊胜、烈面了解新时期的农村而感缺憾。 现在他承认，这已经不是他这一代作家能做的事了。他今天到了尊胜的门口，仅仅因为有一段公路路面破损，只好让王达安跑来看他。他确实衰老了，勇气也不够。攀上睢水玉洞山去看玉颀的勇气就不够。身在绵阳，刚俊陪他往返安县，明明知道李增峨就在这个城市里，近在咫尺，也没有勇气去看她。她一定也垂垂老矣。像朋友一样对待与自己终止了婚姻关系的女人，这也只有下一代的青年才能做到。对他来说，太难了。 他的使命是写红石滩土地的昨天。他完成了这个使命。做为作家，他没有太多的个人天才，他是时代的天才。风云际会，他有幸成为一个最早的忠诚的左翼文人，现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把中国宗法农村的没落、农业文明的终结，与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之交的世界文学模式完好结合的作家。他的艺术生命在故乡，源于川西北，终止于川西北。他是个有强烈乡土意识、社会意识和造型意识的四川地方志的形象叙述者。 做为一个人，他浑身浸透川味。诚实，容易急躁，感情丰富，含秀于内，过于琐细、凝重。他解剖过自己，多少还有些世故，因为社会阅历过早、过深。 他的一个孙子，有一天把他和巴金做横向比较，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巴爷爷从来就是青年，而爷爷从来就是一个老人！ 那是说他刻板、冷峻、不洒脱，太刻事求全。他多么愿意把他内在的热力献给这个孙儿，但是他知道，他注定不是奔腾喷溅的瀑布，他只是家乡一块生长红苕的坡地，一块默默的与大山相连的土地！ 对待那个人人都要来临的归宿，他在日记里抄录了一段罗素的话： 作为一个老人，已经懂得了什么是人生的快乐和痛苦，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再担心死亡，太可笑了。 ……最好的方法，是逐渐使你的利益变得广泛，使之超出自我的范围，直到束缚自我的障碍一点一点消失，这样就会与宇宙共存了。①他不是超人、哲人。想超越又无法全部超越，是每个凡人都具有的矛盾性。但他觉得罗素的思想能纯净自己，升华自己，是崇高的。 他究竟来自一个讲究实际的民族和它的土地。写完《红石滩》，他还有辛勤笔耕，撰写另外的回忆录，整理笔记。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他九十岁又捧出一本新写的书。他不会忘记有一次与巴金见面，谈起几个熟悉的名人太讲究营养、太讲究保健，打个喷嚏也要住进医院，巴金听了一笑说：“如果什么事也不作，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 他感受到一种天外的呼唤，心在应和：就做一块年年生长庄稼的川西北的红土地吧！做红土地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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