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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7月18日，第一次全农会开幕的两个月之前，陈永贵在太原晋祠开完省委会议，坐上自己的小轿车驶向大寨。这一路他多次停车查看孟县、寿阳、阳泉、平定的庄稼长势。自从两个月以前毛主席批准了他的“三三制”，陈永贵就很少在北京住着。两个半月以来，他转了河南河北，又在大寨住了将近50天。一个副总理离京60多天总要出点活儿吧？陈永贵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保证过，要随时了解下情，向中央提出建议。陈永贵看着路旁的庄稼，一些想法也渐渐地在心理清晰起来。他打算把他的这些想法推向全国。 回到大寨以后，陈永贵叫来了宋莎荫，让他起草一份给毛主席的报告。陈永贵大口大口地抽着烟，把他琢磨了很长时间的想法归纳成五点，叫作“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内容涉及所有制、评工分、扶贫、社员住宅和农民所欠的粮债。这是陈永贵的经验总结，是他本人的主张的精华。 宋莎荫是有名的快手，按陈永贵的意旨起草出来的给毛主席的报告很快就交到陈永贵手里。陈永贵微微动着嘴唇，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 “……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合作化以后，只用了三年，实现了公社化。公社化到现在，已过了十八年。主席发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也十一年了。这中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现在又开始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农村的形势是很好的。好就好在了广大群众的路线觉悟高了，干劲大了，干部的经验也多了，领导水平也高了。我不是说农村就没有问题，农村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激烈的，在一些地方资本主义倾向还是严重的。但是第一，这不是主流。第二，这也给我们出了新题目，可以做点新文章，我觉得有些事情该办了。 “一、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早一点向大队核算过渡好，还是晚一点过渡好？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从昔阳的情况看，在人民公社化后的那一段时间，实行小队核算是完全对的。……后来经过几年的生产发展，情况有了变化，小队核算就不适应了。一是公社化初期‘四固定’的平衡打破了，队与队差别越拉越大；二是小队核算限制了大干；三是小队既积累不多，劳力又少，想搞点改变面貌的工程和机械化有困难。近两年我跑过的地方，许多搞得好的大队，大都是大队核算。我同不少县以下的同志们讨论过，他们也认为，农业要大干快上，要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实现大队核算势在必行。 “二、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怎么搞好？大寨实行的办法叫‘标准工分，自报公议’。所谓‘标准工分’其实就是评思想好、劳动态度好，既能大干又能干好的‘标准人’，自报工分，要同这个‘标准人’的条件比。实行这种评工制度，政治就挂帅了，可以从根本上摆掊‘工分挂帅’的烦琐哲学；可以适当照顾老、弱、病、残，防止两极分化；又可以限制那些不参军、不当工人、劳力多的地主、富农分红分粮过多，更有利于这些人的改造。而定额包工，死分活平这一套办法刚开始还适应，现在看就不行了。显出两个弱点。一是不搞政治挂帅，搞工分挂帅，不是把社员引向社会主义劳动，而是引向抢工分，不顾质量，腐蚀了思想，响了集体生产。二是没有对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必要的限制，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资本主义有调动资本主义积极性的办法，社会主义也应该有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办法。讲积积性，不应该忘了‘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有的同志总是在资本主义的旧框框里找办法，谁搞点社会主义的办法，就大喊大叫，什么‘没有普遍性’呀，‘平均主义’呀，总之，就是不能干。照此下去，社会主义农业怎么能大干快上呢？” 陈永贵要是能写出《资本论》，那么上述这两段就是他的《资本论》。陈永贵如果能写出《新民主主义论》，那么上边这两段也就是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两条后边还有三条：3、不准社员个人盖房，住宅一律由集体投资建造；4、把社员欠集体的粮债痛痛快快全部免掉；5、加强公社的经济实力，并由公社扶植穷队发展生产。 陈永贵读完自己的五条建议，觉得完成了一件大事。他叫后来当了昔阳县档案馆馆长的任永福用他那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整整齐齐地抄好，送往北京。报告后边签署的日期是1975年7月20日。 毛泽东读了陈永贵的五条建议，这位以气魄恢宏著称的伟人也觉得拿不定主意了。这些动作都不小，实行起来全国震动，到底行得行不得？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主席在陈永贵的建议上批示，让政治局讨论一下。 在政治局尚未讨论之前，陈永贵便给宋莎荫下了指令，让他把这套见解写到大寨和昔阳的发言稿里，他准备在全农会上捅出去。宋莎荫奉命完成了，但是被主持这次大会的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挡住了。陈永贵的主张实在太左了，太激进了。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小队向大队过渡，这是违反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农村六十条》的。取消自留地，取消集市贸易，同样也是违反《六十条》的，而《六十条》并未明令取消，还没有什么人敢站出来说《六十条》不对。华国锋指示农业部的人和宋莎荫一起动手，把原来的发言稿中的那些极左内容全部改掉。陈永贵的出击失败了。（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165页） 9月23日至10月21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讨论陈永贵提出的迅速过渡的建议。这次座谈会除了政治局委员外，还特地请了12个省的省委书记参加。既然不是所有的省委书记都来，请谁不请谁便大有名堂。陈永贵知道山西省省委书记王谦倾向于搞大队核算，就建议说：“让王谦来一下更好，说一下大队核算的好处。”结果偏偏王谦没有来成，陈永贵老大不高兴。 座谈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赵紫阳和潭启龙这两位大省的省委书记坚决反对大队核算过渡，连一向左得出奇的张春桥也表示不同意。陈永贵则力主过渡，一再强调大队核算的好处。争到上火处还忍不住高腔大嗓地嚷起来，以至后来有“陈永贵大闹12省书记会”之说。10月19日，第一次全农会宣告闭幕，而这个平行进行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仍然没有争出一个结果。两天后，由于分歧太大，意见无法统一，座谈会无结果而散，陈永贵的提议被暂时搁置。B15 散会后，张春桥让上海派人去昔阳学习大队核算的经验，昔阳县委立即向陈永贵报告。陈永贵怒道：“不要给他介绍经验！到底搞什么鬼哩？政治局讨论时，他坚决不同意，为什么又偷偷摸摸到这里学大队核算的经验来了？”陈永贵既生气，又感到莫名其妙。发了一通火之后，还是以事业为重，改口说：“如果他是真的学，你给他弄点材料送去也可以。” 过了一年多，陈永贵似乎明白了张春桥一边反对过渡，一边派人取经的用意。他告诉昔阳的干部：“这次挖出四人帮才暴露了，他想在上海搞一个奇迹，要树这么一面旗帜，我们整个上海都搞成大队核算，在全国树这么一个样板，也给世界树一个名望。你看，坏不坏？你要树树我们昔阳来！我们在六七、六八年就全县过渡了，他要在上海搞，在我们这里学经验，到上海搞！”B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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