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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8月12日，陈永贵让秘书要了辆苏式吉普，坐上就出了县城。到哪儿去？陈永贵不说，别人也不敢问。县委的头头以前也问过，还要陪着陈永贵下去跑，陈永贵把他顶回去了：“我出去是挑毛病找问题，你县太爷去还跟我说啦？你别去，也别问。你先告诉他了，一准备再准备，手忙脚乱也不知搞什么哩！” 车开到了县城外的三岔路口，陈永贵才告诉司机今天的去处。这天上午他想到西寨公社看看。陈永贵一路看着庄稼的长势，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西寨。8月中旬正是大暑刚过，白露未到的农闲时节，社员们挂了锄，公社安排了一台山西梆子，西寨人山人海地唱开戏了。陈永贵的吉普车溜进公社，找不着公社干部的影子，却发现了戏台旁边开的老牛市场。这里做起买卖了！” 陈永贵冒火了。等到西寨公社的领导战战兢兢地出现在陈永贵面前，陈永贵黑着脸问道：“有老牛为什么不卖给国家食品部门，非往河北山东那边处理？这叫什么？这不是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又是什么？还唱戏？不是不叫你们唱戏，生产怎么样？地里那么多草就挂起锄头唱戏了？玉茭高了，大锄进不去小锄锄，小锄不能锄用手抠。抠一抠就是二两油嘛。要这样干，辛苦田呀！” 下午，陈永贵回到县里，又在大会上把西寨公社训了一通。他的突然袭击取得了成果，便宣布以后检查工作就是要搞突然袭击，免得下边事先做了手脚。“我不说给你，看你怎么办呀，”陈永贵说，“从此以后就不告他们说了。临去时来一个车，坐上出了村外，你开到哪里就知道啦。”B17 陈永贵不能容忍昔阳的庄稼地里长荒草。有一年他发现有几个公社地里的草多，就把主持工作的刘树岗叫来狠狠训斥了一顿。陈永贵问，我从平定县过来看了。人家的地里不荒，你昔阳怎么倒荒了？你怎么干的？刘树岗被训出了一头汗，立刻表示马上改正错误，召开一个电话会议消灭草荒。陈永贵不干，说：“把人全叫来，开辆车去平定看看！看看人家怎么就不荒？李锁寿在平定学昔阳，人家地不荒，你怎么就荒？去看看！”于是，盛夏时节，陈永贵亲自率领昔阳的公社书记们赴平定转了两天，陈永贵不高兴就不爱理人，一路上沉着脸不说话，公社书记们看着老陈的脸色体会着县耻的滋味。 一天晚上，陈永贵坐在车里，发现公路上有一些行迹可疑的车辆；好像是在运粮食。昔阳有多少粮食他心里有数，哪来的这些汽车马车平车？陈永贵一查，原来是昔阳的老百姓用玉米去河北换白面吃，昔阳有的是玉米，而老百姓偏偏喜欢吃白面，便假称换麦种搞起了易货贸易。昔阳的各级干部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却不肯真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陈永贵却容不得这种有损大寨县声誉的事，他认为这属于搞黑市，粮食外流，投机倒把，是“走资本主义”。B18 陈永贵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下令道：“决不允许到河北再去套购小麦。”他对县委包庇此事极为不满，说：“这个问题，县委包得严严的。这是我给县委提意见哩。去年，搞种子在河北换回那么多！你就是不搞种子，人家河北还不给了哩？昔阳县哩，人家怕哩，你要跳蚤油，人家也要想办法闹哩。购回那么多小麦，河北给我来数，六百多万斤。这个数还不完全统计。可是问县里，没有多少，就是个几十万斤！问了大寨一个公社，一百二十万斤。这是几十万斤？太不像话了！你错了你就说么。不少哩呀。今年不行。就算需要种子，也要经过县里批准。”B18 陈永贵宣布：“谁也不能搞投机倒把。哪里搞，公社党委要负责。批林批孔，不抓这个抓什么！” 陈永贵对于沾上了商品交换的边的东西极为警觉。洪水公社东沟大队“主业不主，副业不副”，“价值规律支配了集体经济”，木匠铁匠和煤窑干得很红火。陈永贵认为这是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的典型。1975年第一次全农会之前，陈永贵想把东沟大队的材料推荐到大会上，就事先跟东沟打了个招呼，希望“东沟爆炸个原子弹”。东沟的干部闻讯亦喜亦忧。老陈要在全中国面前解剖他们，可是毕竟给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据记载，当时东沟的干部“激动地表示：一定不辜负陈永贵同志的关怀，大批资本主义一定要批出样子来，大干社会主义一定要干出样子来。”于是，煤窑归了公社，木工厂也停止了来料加工，打铁组更是冒着冻结付款的风险单方撕毁了与大同水泥石签订的20吨钢球加工合同。全大队的劳力都集中到人造小平原上大干苦干，而且一口气苦干了三年。结果，这个大队的分值不仅没有增加，兑现率还下降了30%，不过，今天的人们很感激当年创业者用汗水为他们打下了千秋基业。 陈永贵整昔阳整得狠，对自己和大寨也不留情。1973年大寨的一个木匠从大队会计手里要了张空白介绍信外出为队里买木头，他多买了一点，自己留下干私活赚外快。事发后，陈永贵联想到大队会计的印把子，联想到全县干部的私心，便掀起了一次“纠正化公为私运动”。 “我也有，”陈永贵当着全县的公社书记说他也有化公为私方面的问题，“我十多天来反复查，我给了焕成一百元钱，把吃了的闹得清清楚楚。”陈永贵经常在大寨接待站陪客吃饭，按规定可以不交钱，可是陈永贵要带头不搞化公为私，让自己的秘书交了一百块钱。陈永贵说：“规定不出，我们要出。不然，吃着香，屙着光，要着钱了扎饥荒。” 陈永贵又继续揭自己的家丑说：“还有一件事，就是一个河北搞修建的哩，送给我家一瓶香油，六支小挂面，一斤花生。据说是接待站九昌相跟送去的。现在人也找不到，要赶快给人家。给九昌给钱处理。你不要看这是小意思，在大寨搞了半个月，搞下二千元，……主要是社员的问题，尤其是各行各业，副业、牧业、林业。白天搞副业，黑夜搞自己的箱子。凡是有点技术的，铁工、木工、泥工都在晚上干私活。摸上大队的东西，为私人做事，自己挣钱。白天搞社会主义，晚上搞资本主义。”B19 这场从1973年11月搞起的纠正化公为私运动最后愈演愈烈，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一直割到家庭，割到炕头。坐在炕头编草帽成了资本主义，昔阳的草帽业就彻底完了，用草帽只好从外边进。 陈永贵回到昔阳，一个是抓大干苦干，一个是抓资本主义倾向。这两个主题他常抓不懈，坚持始终。结果，昔阳出了“大批促大干”，“车马归队、劳力归田”等具有全国影响的经验，批资本主义批到山沟里、房前、家庭中、炕头上，凡是超出一猪一鸡一兔的规定的副业都被视为资本主义。 零碎事陈永贵也管。他要让社会主义十全十美，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有一天陪大庆客人参观，陈永贵发现路旁地里的黑豆有些缺苗。昔阳人习惯把黑豆和玉米掺在一起做成面食，土称“假豆腐”。这是当地营养价值较高的主食之一。陈永贵问陪同他们的安坪公社书记张如成：“为什么黑豆缺了苗？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你们不重视社员的吃假豆腐？”张如成答道：“今年重视了。个别地块豆子缺苗，已经补种。今年保证让社员吃上假豆腐。” 陈永贵问：“如果今年社员吃不上假豆腐，你知道要把你们怎呀？”张如成答道：“您说过，如果社员吃不上假豆腐，要把我公社党委碾了假豆腐面。”陈永贵笑道：“对，就是这样。” 昔阳有几个老大难。一个是医院，一个是剧团，还有一个是邮电局。邮电局服务态度不好，老百姓打电话不给好好接，报纸一压就是十天半个月。有人告到陈永贵耳朵里，陈永贵怒道：“邮电局就有人反大寨哩！”他下令邮电局整顿，派下一个工作组办学习班，让那些职工一个个的自我解剖，重新认识大寨精神：“大寨人什么精神？你什么？”待到那些神气惯了的国家职工被呛得倒噎气，一个个灰灰溜溜的时候，工作组又督促他们订下制度，保证城关看上当天的报纸，别的地方三天内看上报纸。这么一整，邮电局果然见好。 用类似的办法，陈永贵训过剧团，警告他们：“我处理您！”他还下令整顿过医院，撤了院长，把不好好给病人看病的医生下放劳动，什么时候改好了什么时候回来。 陈永贵在北京的时候，也经常打电话来询问情况，下达任务。他打电话总是深更半夜打，为此昔阳县委还形成了一套值班制度，主持县委工作的人半夜以前不能离开值班室回家，有时就干脆住在值班室随时接受老陈的指示。陈永贵不参加县委会议，可是会议上常常提到陈永贵，“老陈讲了”，“老陈说了”，等等。陈永贵不在如在，到处都有他的影子，他的影响。 陈永贵抓的昔阳这个点，不仅出了许多经验，还出了许多干部。自从陈永贵进了政治局，昔阳向外输出的县以上干部有三四十位。级别高的有当了山西省省委副书记的李韩锁，当了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的王金籽，当了国务院农林部副部长的张福元。当上地委书记或省里厅局长的有张怀英、范喜凤、李艾虎、赵满仓和李福栋等人。当上县委书记的更多得难以细数，其中名气最大的要算平定县委书记李锁寿。 李锁寿原来是昔阳县南垴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被省季书记王谦看中。王谦找陈永贵死说活说，非要把李锁寿到自己的老家平定县当书记。李锁寿上任后，双脚走遍平定的山山水水，订出兴修水利的宏大计划，迅速改变了平定的落后面貌。李先念听说了，亲自安排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李锁寿，发了一篇轰动全国的长篇通讯：《社会主义的实干家李锁寿》山西作家马烽和孙谦到平定体验生活，写出了以李锁寿为原型的电影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拍成后为《泪痕》。李锁寿因此名声大振，一时成为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县委书记的楷模。 昔阳调出干部最初是周恩来总理提出的，陈永贵也表示尽快培养干部，“像战争年代一样甚时要甚时有，要多少有多少。”B20后来各地果然纷纷来要。华国锋在第一次全农会期间参观了石坪大队，对那里长达十六里的走水涵洞和上面的五百多亩人造平原印象极深。华国锋听了大队书记陈有棠的介绍，赞道：“陈有棠，大有名堂啊！可以到我们那里帮助一下嘛！”华国锋开口，陈永贵当然满口答应，于是陈有棠就当了华国锋的老家交城县的县委书记。 对于各地向昔阳要干部的事，陈永贵也是喜忧参半。他愿意通过输出干部把他创造的大寨经验推向全国，又担心人家说他手伸得太长，更怕把昔阳抽空了。有一回主持昔阳工作的李喜慎到北京开会，亲眼看见几位中央领导人向陈永贵要干部的场面。 那天李先念请陈永贵晚上去中南海他的住处看电影，听说李喜慎来了，就请他也一起去。李先念是政治局常委，可以随便调片子看，他也时常请上几位关系好的在国务院小礼堂里看电影消遣，陈永贵是常客之一。 李喜慎进门的时候，李先念等人正在谈昔阳调出干部的事。李先念见李喜慎进来，说：“这不，李喜慎来了。你们那个陈永贵呀，太保守！全国到处要人，他就是不给！” 李喜慎笑着不说话。纪登奎道：“陈永贵是个保守派！顽固派！就知道守着你那个昔阳。” 陈永贵笑道：“不行，我不能丢了我那个基地。” 华国锋道：“你讲点风格嘛！” 由于昔阳调出的干部多，山西流传开一句话，叫做“会说昔阳话，就能掌印把。”与五台县人阎锡山统治山西时的“学会五台话，能把洋刀挎”如出一辙。但是以学大寨的政绩而论，昔阳调出的干部大多是强手，在各地大批大干尤其是农田建设方面的战绩相当显赫。李锁寿从根本上解决了平定县吃水用水的问题，平定人至今受益。十年后平定投票选县长，有的选票上竟写着这位早已下台回乡的大寨式干部的名字。 当年陈永贵送昔阳干部离乡上任时，常常说几句勉励的话：“你们要去，就好好干，不要叫人家赶回来。我对你们放心，又不放心。我怕的是人家撵咱！”陈永贵不幸而言中。数年后，昔阳调出的干部又纷纷回去。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被安排在昔阳各级人大、政协一类的地方过着清闲的日子。夕阳西下，李锁寿回到清冷的住处，最爱干的事就是翻开永远也读不完的史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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