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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风和日丽的秋日，一位中等身材相貌英武的男士在台北和平医院的产房外来回踱步，口中喃喃念着：“母女平安，母女平安！”“哇！”一声，娃娃落地，如他所愿是个女孩，更重要的是母女平安。这个家中第五个女孩，他取名小莉，因为一直希望有个男丁的父亲终于认命，决定不再努力。所以我在家中姊妹莉字辈当中排名最校谁知道5年后，他们不小心又为我添了个妹妹，只好取名莉莉。自此，家中再加上母亲一人，正好是“七仙女”，父亲美其名为女生宿舍“舍监”，实际上却是家中的绝对少数。 至于，为什么说我是父亲唯一一次期待的女婴，原来，一向“重男轻女”（我们六姊妹小时候都这样认为）的父亲，在母亲怀我时，兴致勃勃地跑到台北著名的金龙寺抽签。第一签上写着“六甲生女”，父亲不服气，心想我已经有四个女儿了，当下决定再试试手气；第二签上写了“六甲生女，吉”，不会吧！他想再试试；第三签上写明“六甲生女吉，生男，凶。”这一看，把父亲吓坏了，他立刻改变奢望，每天祈祷只要生个健康的女孩就好。 在我开始懂事后，父亲带着一家大小到寺中还愿，才告诉我这个故事。从此，我头上像戴上光环一般骄做无比，后来我知道父亲想要男孩，不是因为不喜欢我们这群娘子军，而是因为他只身到台湾，艰苦奋斗了一辈子，希望能在台湾传宗接代。我当时立刻拍胸脯说：“不怕，爹地，长大后，我也找个姓吴的老公，这样，我小孩也姓吴啦，别人分不清楚是他的吴还是我的吴！”（按：我父母都姓吴，不过一个是浙江吴姓，一个是台湾台中吴氏。）“或者，将来我招赘！”我接着说！ 虽然是童言童语，但却使父亲乐了半晌。 我虽然是被期待的女婴，却不是个漂亮娃娃。母亲的话是这样说的，“你刚出生时，全身是毛，皮肤红红黑黑的，像只小猴子！” 就因为长得没有姊姊白皙漂亮，所以小时候种牛痘（以前在台湾，每个小孩都要打一种预防天花的疫苗，打完之后，常会留下一个颇大的痕迹），我是打在手臂和大腿上，四姊则在母亲刻意要求下，打在脚底下，因为四姊长大了要寻中国小姐”。等到我长大了，台湾正好恢复选美，母亲兴趣盎然地问我：“要不要参加？” 我毫不犹豫地嘲笑她：“哈哈，后悔了吧，小时候嫌我丑，把我种这么大颗牛痘印，现在去选美，裁判都看得到！”我的答案当然是“不！”只是母亲不知道，这两颗可爱的小痘成了我最好的挡箭牌，作为掩饰对自己身材没有信心的好藉口，而母亲，也再没有提起要我选美的事了。不富裕却十分满足的童年 我有位朋友喜爱看相，一天他看着我说，“你五官长得好，但是额头偏窄，小时候家境不好。”我惊讶地看了他一眼，心中却有些许赞同。 相较于四姊，她的天庭饱满，又圆又高，我的额头既不圆突，也不宽阔，小时候还为了姊姊有美人尖，我没有而伤心。后来人家告诉我：“瞧，你有许多小须须，那叫胎毛，有胎毛的小孩当然看不到美人尖，你把胎毛剃掉，就看到了呀！”这我才释怀。这位朋友说面相是由上往下走，小时候的家运要看额头，不信的话看看你四姊，她小时候你家环境应该比较好。 我回家请教母亲，母亲笑着说，“对呀，我生你的时候，你父亲38岁，刚因为肠胃不好身体不适而提早从军中退伍。他没有社会经验，头几年家里开过杂货店、书店，什么都试过。”（父亲18岁从军，退役前一直是职业军人，后来进了浙江同乡会，最后在故宫博物院做公务员，家中生活才安定下来。）或许因为当时太小，或许因为父亲保护得太好，小时候，我从来不觉得生活有什么匮乏。小学时填家境资料，我总是理直气壮，骄做地填上“家境小康”，只差点没补上“而且幸福美满”。倒是母亲经常用来描述我调皮的童年往事，现在拼凑起来，隐约可以看到父母亲当年在社会中挣扎，养育我们家众姊妹的辛劳。 妈咪说：“你可鬼灵精怪了，那时候我帮你爸看杂货店你还不太会坐，只能抱，邻居大婶来聊天直夸你乖，因为你就趴在我肩膀上，也不哭闹，也不乱动。但当我转过头一看，原来你已经打开架子上的糖罐，吃糖吃得不亦乐乎！”（后来这个杂货店，没有被我吃垮，却也因经营不善而倒店，我早就看出，我那一板一眼又老实的父亲是不适合经商的。）我想，我终于为自己喜欢吃甜食找到藉口了。 为了贴补家用，一向是家庭主妇的母亲，开始趁姊妹们上学时学习织毛衣。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帮母亲捧着十几件织好的毛衣一起去“交货”。因为一手交货，一手交钱，拿回了工钱和下一批成品的毛线材料后，回家途中，我肯定可以要到一些零食吃。 回到家，母亲为了应付我这个小捣蛋，会煮好一锅我最爱吃的绿豆汤，放在冰箱里，我一吵闹，骚扰她织毛衣，她就准许我开冰箱吃甜品。 有一次我一口气把一锅绿豆汤喝完，结果腹泻不止而被送到急诊室，并在加护病房待了一晚，这是我这个健康宝宝生平第一次住院。母亲为此内疚不已，我却完全不记得医院这档子事了。只记得，小小的个子，双手拉着冰箱把手，想用体重开冰箱的情景。 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每个月一次免费的军眷油米配给对家里总是件大事，只要听到“送米车到”，村里的小朋友先是争相走告，然后各自飞奔回家，母亲教我要把公家油瓶里的油尽可能倒在家里的油桶里，因此我就像个小监工，倒转油瓶，看着它一滴不剩了，才肯将油瓶还给送油工人，看着油米满屋，我直觉“民生富裕”呀！另一件让我感到兴奋的事，是早上起床，妈妈给我些零钱，到村外大街上买“早上菜”，即是一些台湾传统配送稀饭的早点，大红豆、面筋等。回家后，大家看着母亲把每个咸鸭蛋平均切一半，一个小孩分半个。挑食我因只爱吃蛋黄，所以老被母骂，这也是为什么现在长大，看到满街加工处理过、不见咸白、只有圆润鲜嫩的蛋黄时，我总是垂涎三丈的缘故。但是那滋味，却始终不如小时候和姊妹抢着吃的那半边咸鸭蛋。 多年后，母亲又招认了一件事，“你们知道为什么我都是除夕夜才带你们逛街买新衣吗？”“知道呀！你说过新年要穿新衣戴新帽呀！”我说。“这个也对，但是最重要的，是第二天就过年了，除了折扣打到最低价外，还可以再杀价。”母亲得意他说。 乖乖！这一下又把我儿时的童话故事给打乱了。每年除夕，全家围炉、磕头拜年、领了红包后的年度大事，就是趁午夜钟响中国新年来到前，赶紧上街买新衣，它的神圣程度，就像西洋圣诞节，圣诞老人会在平安夜送乖孩子礼物一样。但是原来我的圣诞老人是会贪便宜的。 而母亲的杀价本领的确一流。多年来，我们母女也培养出“合作默契”，母亲告诫我“即使你很喜欢那套衣服，也绝对不能让店员知道，只要告诉我，我帮你想法子。”母亲的方法是一面问价钱，一面嫌这里裁缝得不好，嫌那里也不太满意。店员若热心地问：“太太说要多少钱呢？” 母亲摸摸布料，立刻从对折到七折开始杀起，如果店员不肯，最多加个几百，然后拉着我头也不回就走，一副你不卖，我去别家了。虽然我老大不情愿，但也总乐意合作，因为母亲猜底价之准使这招屡试不爽。我们总会以满意的价格成交。而我从此也对所有的标价极不信任，认为那是参考价。直到台湾推行商品不二价，母亲开始不爱出门逛街了，因为她说她“英雄无用武之地”。 父母在我儿时勤俭生活的点滴，不但形成我对许多事物的特殊情感和对周遭一切的珍惜，他们更造就了不少的财富。 想想看，在我读大学时，父母手中已有4栋房子（后来陆续卖掉两栋），银行有储蓄，6个女儿除了我和妹妹还在念书外，姊姊们不是已有归宿，就是完成学业，有了稳定的工作。 倘若间我最佩服的人是谁，当然排在第一的就是我父母，他们不但没有令我感到生活的艰难，更让我有一个富足而美满的童年，使一直以来的我都坚信，生活是你想要就没有你做不到的，这份对生活的安全感和自信，也成为我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 没有篱笆的眷村——一个在眷村长大的女孩别怀疑，照片中的“他”就是我，或许是因没有儿子而萌生的补偿心理，也或许是眷村里男孩多，从小，母亲就把我当男孩养，短发短裤。一直到我上了大学，才有了“自主权”，决定留长发。 眷村顾名思义，是军眷的聚居地，它像个小中国。巷口卖5毛钱一个包子的刘伯伯是山东人，对面马伯伯来自江苏，而我的祖籍是浙江。 眷村是既开放又自成一格的王国，村口有道铁门，可以打开进到村内。各户的院子都没有篱笆墙，早期最多只有竹篱笆，打开窗就看到对门。由于家里都是女孩，对门马家都是男孩，我一出生，马哥哥们是轮流抢着抱。 有一年冬天，我感冒被关在家里，马哥哥在对门猛招手要我出去玩，我在窗口眼巴巴望向窗外，但再回头看看母亲后，还是对马哥哥摇摇头，意思是“我感冒了，妈妈不让我出门。”那时我才三、四岁，什么也记不清，只记得这像极了广告片情节的一幕。 眷村是个大家庭，母亲们到处串门子，小孩子则玩在一块，这里藏不住秘密，有好东西也是大家分享。记得我们家第一次有电视机，可以说是村里，至少是我们这条巷里的大事，一到晚上电视节目的黄金时段，左邻右舍便带板凳、拖小椅于全集中到我家一起看电视，我也高兴得像个小主人似的，一会倒茶水，一会送瓜子。 翻开儿时的旧照片，我们家每个小孩肯定有一张和家中电视机合照的相片，你一看就知道，那时“电视机”是家中多大的骄做埃只是父母可能没想过，有一天，他们的女儿也会走进了电视机里。 长大后，常听人说眷村的小孩会结党结派，互相斗狠斗强，但那绝不是定论，至少在我们眷村就不是。 和隔邻眷村小孩的交往，我只隐约记得有年端午节快到时，我和四姊的同伴从我们住的陆军崇仁新村，跑到隔壁的空军眷村，偷摘包粽的竹叶子。我大小不会爬树，唯有在地上把风，结果主人追来，一伙人撒腿就跑，我这个小跟班被抛在最后，心里还直担心会不会就逮到我一个？现在回想起来，如果眷村小孩真像外传的那么强悍，相信我就不会跑得这么心慌了吧。 但是眷村的小孩真的是很团结，每年元宵节，村里会组织灯宠队。最有本事和最年长的大哥哥获选为“火把手”，每人手拿一只火炬，前后保护我们中间这群男男女女的小萝卜头们，天黑后带领灯笼队上街玩。这时候，你从远处观望就会看到前后两只高高的火炬，中间一排矮矮的小烛光。如果走到黑暗处，或是那些小烛光灭了，就会听到“啊！”的叫声不断。我们嘴上爱嚷嚷，但是心里却踏实得很，因为我们知道村里的大哥哥是不会抛弃我们的。 潜村的童年，让我在台北闹市中拥有类似乡村的田野乐趣。儿时的我，没有性别认同，只有玩伴认同。我与女孩一起就玩扮家家酒；和男孩一起就打弹球、玩纸牌、抓金龟虫、烤地瓜（蕃薯）。最喜欢玩到精疲力竭，灯火阑珊时家长们大喊：“回家吃饭了。”一群朋友才打道回府。吃完饭，洗完澡，如果是夏天，家家户户又搬出凉椅，拿把扇子，在没有围墙的院中，数星星，说故事…说到睡意渐起。 “你是我的姊妹，你是我的baby，不论相隔多远……喜欢张惠妹的这首歌《姊妹》。喜欢它奔放的张力，更喜欢它的含意。可能因为家里姊妹多，也可能是长大后外面的“姊妹”朋友也多。6个姊妹聚在一起，就是一个“闲人免进”的世界。 母亲结婚早，大姊长我足足15岁，结婚时，我还是她的花童，二姊的女儿，我的第一个外甥女只小我9岁，这一串连下来，家庭成员的“代沟”，就给冲淡了。所以上达10岁，下通10岁，都能成为我的“同辈”好友，绝无代沟。姊妹间的年龄差距大，不过三姊和四姊相隔两年，又同一天生日是个例外。 据说，那年，一家人正要为三姊吹生日蛋糕时，母亲突然嚷着要临盆，结果生日也做不成。母亲从医院回家时，家中又多了一个小捣蛋。除此之外，长姊如母，六姊妹都是一个抱着一个长大。 小时候，因看了恐怖片《鸦魔惊魂》，晚上睡不着，我会偷偷爬到四姊床上，要求一起睡，当小妹长大到能被带出门玩时，我做姊姊的骄做立刻涌现，我把她放到我的小三轮车里，带着她到村里“闯荡江湖”。 即使四姊老大不情愿，但她也摆脱不了我这个“小馒头”（我们家从三姊开始，由莉字辈排名，四姊叫曼莉，小学时绰号“馒头”）。我进小学一年级，四姊念五年级。每天中午，我上学时为她送便当，同学们就会笑着大叫：“大馒头，小馒头送便当来锣！” 等到我升上六年级，小妹刚进小学，如果轮到我们班当全校纠察队，每到午休，我这个纠察队长，第一站一定巡察小妹那一班，充当捍卫战士，看看有没有人敢欺负我小妹。 姊姊们出嫁后，每年大年初二回娘家的日子就成了我们家的大事，而我最喜欢这种亲朋满座的热闹。外甥辈自有儿童天堂，姊夫们和父亲把酒高论，姊妹们则聚在一起，谈天说地。 大姊或许是负有长女的责任感，在我儿时的印象中，她总是沉默寡言，默默做事。念书时，她一定想法子塞零用钱给我们这些妹妹。 二姊珍珍是另一个典型，乐天而活跃，特别爱说故事。我想我小时候是完全被她迷住的，我们许多儿时的故事，也是她为我们“揭秘”的，“你知道莉莉小时候最怕什么？”“什么？”众妹妹问。“老鼠和珍珍，只要不乖，说一声珍珍来了，小妹就会跳到椅子上，不敢作怪！”二姊绘声绘影他说。说完，她还做一个常人绝无法做到“上眼皮外翻”的恐怖表情，吓得我们这群小辈，直点头称是。 说到得意处，二姊会翻出以前一张迷死人的黑白照片，讲述她小时候离家出走，被好心的李行导演送回家的故事：“如果我珍珍出道，哪有甄珍（台湾早期非常著名的演员，和二姊名字同音）红的份？”“当然，我还要再瘦一点再高一些就好。”她补充说。这种每年一次相聚说故事的传统随着三姊远嫁哥斯达黎加、我赴港工作，而无法定时聚齐，但每次的聚首，更显珍贵。 今年（1998年）年初，我回台北和家人过年，姊妹们照例是回首往事，不同的是男士们加入，二姊揭发了大姊的恋爱故事，原来木呐的大姊夫和大姊、二姊同一个单位工作时，曾公开称赞大姊比二姊长得漂亮，使二姊耿耿于怀，到处追查是谁说的。想不到，大姊夫此招成功，果然吸引了大姊的注意。四姊和我年龄相近，所以俩人开始互谈恋爱史，大方的四姊夫，只在旁开心地笑。 看着身边印象中永远只停留在36岁、但实际年龄早就不是了的大姊有了白发；而和我一起念书、第一个考上大学、成了家中众姊妹学习榜样的四姊已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对此我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但是一家人的感情没变，只是不断在增添新血，壮大力量。 几个月前，大姊生病住院，在台北的姊妹姊夫轮流守候。姊姊开玩笑说：“好在家中姊妹多”。这个说法，一度打乱我未来只想生两个小朋友的计划，你想想，“人多好办事呀！”朋友们常问，你们家姊妹长得像不像？我都笑着说，“不像，一人一个样。”但事实上，我和妹妹是有些像的，到现在朋友打电话来，还会把声音认错。 在我的青涩年代，妹妹活脱是我儿时的翻版，活泼精灵。到了她的青少年叛逆期，才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我一直归咎于是我和四姊的成绩，以及在她成长时和她分享太多的心事，造成她早熟和压抑。 到了我从事传播工作，积极入世，她却笃信佛教，虔诚出世，自此就愈来愈少人提及我们长得像了。 5月，小妹结婚，看着她难得“粉墨登潮的结婚照，母亲感慨他说：“你们长得还是挺像的，”而我爱极了小妹那温婉的婚纱照，如果说我有入世的光芒，那么小妹则有一份我所不及的出世的恬静。 随着年龄渐长，我和众姊妹的关系，更进入另一种谈心的阶段。3年多前，在银行做电脑软件设计，工作了10年的四姊突然和我商量，说她想转换工作，做保险业务。 我诧异地看着她，一向含蓄保守的四姊，要放弃安稳的高薪环境，从事一项和她个性完全不合的新工作。 “我就是不想老躲在那里，每天面对着同样的机器，我想走出来。”她坚决他说。 从小求学、求职都十分平稳顺遂的她，第一次那么坚决要走自己的路，对于我这个早就到处走惯的人来说，我知道要她放弃安稳，对已身为人母的她，会面对多大的家庭压力。我拍拍她的肩，只告诉她：“我支持你。” 之后，几次的谈心，她告诉我，她学会如何向陌生人开口，如何“扫街”，像传福音似地沿街向屋里的人介绍保险是一项生涯和理财的人生规划，她的确有份传福音的虔诚，而我是如此为她的勇气骄傲，因为她做到许多我都做不到的事。同时，我也看到她的转变，一起去健身房，她不再害羞，而是比我还热情面对外人，主动和身边的陌人谈天说地。 几个月后，她告诉我，她荣升主任，有了自己的办公桌。又有一次她打电话到香港给我，说因为业绩好而应邀向同行演讲。她认为我比较有经验，她问：“要怎么说，说什么好？” 再有一次她负责统筹一场晚会，兼任主持，她问我怎么办？我告诉她“To be yourself”，同时我托人带去了一套晚装给她应急。她后来传真告诉我：“晚会做得怎么样就不用说了，但是那套晚装，大家都说好看！” 放开了心的四姊，在年初的家庭聚会中，开玩笑地对我说：“你不知道你小时候对我有多大的压力！”我惊讶地看着她，“你不是家中读书的榜样吗？” “你小时又是班长，又是演讲又是朗诵比赛，妈妈老是拿我和你比，说我胆子校”她补充说。 现在，这位我儿时的“大馒头”，已经走出自己的路。四姊的故事，也成了我每次应邀演讲，谈到生涯规划，讲到人生转折时必提的榜样。 传真机又传来四姊的字迹：“暑假全家出游，有空参加吗？” 三姊远在美洲，四姊成了家庭活动的组织者。给她回电话时，我说很快回台北，但要闭门写书。“哇！我想爸妈是很为你骄做的！”她诚心他说。我想，我的姊妹们又何尝不是！ “你是我的姊妹，你是我的baby，当我能够飞，飞越了云霄，我一定要你看到……”耳边又传来《姊妹》这首歌。 “少时夫妻，老来伴。”这句话印证在我父母身上，再真切不过了。虽然他们斗嘴从年轻斗到老，但是彼此依恋之深在日常言行间表露无遗，父亲回家刚进门一定先用他充满浙江味的口音大叫“秋锦呀！”（母亲的名字），他要知道母亲在哪！而母亲出门，也老是嚷着要回家，而那个家就是有父亲在的地方。我移居香港多年，母亲终于到香港看看我的香巢，原来说定住5天，但只做了3天“台湾女佣”，把我的巢内外打扫好，就吵着要回家，因为台北还有个“老的”要照顾（母亲对父亲的台语呢称）。但父亲总用蹩脚的闽南话反驳：“有多老！” “我对你妈多好呀！”父亲说。 “你妈可聪明了，晚上上了床，肚子饿，不明说反问我：‘振法（父亲名），你饿不饿？’‘不饿！你饿啦？’‘有一点。’”“我二话不说，起身更衣到巷口帮你妈切她最喜欢的猪头皮配面吃。”父亲说。 母亲得意地补充说：“吃完了，再把毛巾送到床前，给我抹嘴。” “你爸对我是不错，工作完回家，他会主动帮做家事，扫地擦地倒垃圾肯定是他的活。” 这段对话，激起我小时对父亲的崇敬之心，父亲更成为我选择另一半的基本标准，“至少要像我爸对我妈这样好！” 父亲是1949年到台湾的浙江大兵，母亲是早几代祖先从闽甫移民台中的台湾姑娘。 那年，父亲扎营台中，母亲家中经营冰店，她年轻时帮忙做生意，更是有名的“冰店西施”。 父母的这段恋爱故事就从吃冰开始，但是恋情真正有突破，是父亲孝顺的品德收服了外婆。从此，母亲这位千金小姐，就随父亲东奔西跑，最后来到了台北。 “你妈刚开始根本不会煮饭，还是我用军中的那一套手艺下厨！”父亲说。 “但是我学得很快，现在帮你请一桌客人都没问题。”母亲反驳。 这点我可作证，现在母亲不但会包饺子、做馒头包子这些北方菜式，而且“佛跳墙”、“臭豆腐”、“狮子头”这些南方菜，也都直逼饭店大厨，有时她还会试做“炒花枝”、“呵仔煎”这些台湾小吃。我们这些小朋友，早就不肯吃父亲的“改良式浙江菜”了。 母亲的努力除了在做称职的家庭主妇外，也表现在她学习台北的生活上，因为抗日战争正是母亲的求学期，她的基础教育是用日语，所以她的日语比台语好，台语又比国语好。小时，我常看她闲时拿着报纸，一个字一个字努力地认，认不清的就问我们，现在的母亲早就能看懂整篇报道，还能和父亲讨论国家大事，更因为我在香港，她的敏感度还触及台湾以外。 “妈咪，我在深圳，要专访董建华。”我给母亲打电话。 “喔！我知道，他刚当选特首嘛！”母亲说。 “妈！我现在在英国。” “喔！我知道，朱镕基外访欧洲。” “妈妈，我明天要去北京。” “什么事呀？” “北大一百年校庆。” “喔！我知道，李远哲也要去！” 她什么都知道。以前电视是沟通我们母女的媒介，现在电话也是。她随着我的移动，捕捉世界发生的大事。 和父母的关系，是我愈长大，他们愈显小，感觉他们是个“老小孩”，需要哄。 因为我长住香港，每次回家，就成了家中大事，父亲赶着买我爱吃的梨子，排骨汤的原料，母亲下厨炒年糕，而我，则会放慢在外面的一切脚步，陪他们吃吃饭，围炉聊聊天。 母亲爱听我东奔西跑的故事，父亲则是我的财务大臣，和我聊聊股票的情况，处理我台北的信件。如果我非得出门不可，我会在早出晚归时，都来个热情拥抱。刚毅保守的父亲，原本并不自在，但现在，你如果不给他一个kiss，Say“Good Bye”，他可能还会不习惯呢！妹妹就感慨他说：“要学学小姊（小妹对我的称呼），懂得怎样对爸妈撒娇！”于是，母亲生病不肯吃药，小妹会打电话向我求救，我立刻挂电话到台北兴师问罪：“妈咪，怎么不吃药？”母亲也会半夜打电话来说：“心里有点事睡不着，想跟你说说！” 如果说，我们小时是父母心中的一块肉，那么现在，我的父母是我不论到哪里心中最牵挂的人！ “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这是父亲儿时最常拿来教训我们的话。原因是家中女孩多，一群女子在家中，就不甚“规矩”了。夏天，台北天气热，姊妹们常是一件长衫套头穿下后，就别无“长物”，我们轻松自若地在家中走来走去，倒是保守的父亲，坐立难安，看着“衣冠不全”的女儿们直呼：“没有规矩！没有规矩！” 夏天到我家拜访，只要父亲在，应声开门的一定是他，因为门铃一响，但见家中一群女子往房里逃窜，穿外裤，披外套，整装去也，只有永远穿戴整齐的父亲可以立即见客。 原本对父亲的“大惊小怪”并不在意，因为从小如此。一直到我长大，和初中老师聊天时，才知道我儿时，父亲受了多大委曲。初中老师家中几乎都是男孩，他抱怨，新嫂子入门后，在家中极不自由，因为一向在家中袒胸露背惯了的兄弟们，即使天气再热，都不能再“袒程相见”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当家中姊妹个个贪图舒服，不肯穿着整齐时，父亲为什么永远衣冠端正。 9月，回了趟台北，少见地看到父亲赤膊着臂膀，他直呼：“热！”我则哈哈大笑，忍耐了50年，他终于“自由”了。随着小妹出嫁，我远住香港，家中又出现“男女平等”机会。白天，四姊的一双儿女是家中访客，父亲负责带小外甥，母亲陪外甥女，彼此“势均力敌”。已退休在家的父亲，对小外甥只愿腻着他，感觉颇为得意。小外甥不肯上幼稚园，父亲就拿分报纸，陪他到学校，“伴公子念书”，午睡时间到了，小外甥嚷嚷，要公公陪着睡。父亲也就名正言顺地告诉母亲：“我睡午觉去了！”看来，父亲终于一偿带带小男孩的心愿。 总觉得父亲是越老越豁达，越老越可爱，过去来家中做客的朋友，见到父亲，第一印象，总被父亲粗眉大眼。 似乎不苟言笑的外貌给震住，毕恭毕敬地听父亲训话后，再转头偷偷问我们：“你爸爸是不是说……”哈，原来父亲的浙江国语，不是人人听得懂的，再加上父亲的威严，使初访者更加紧张。 但对我来说，长期受父亲口音熏陶，使我现在闯荡大江南北，什么江西、湖北、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基本难不倒我。 至于父亲在工作中严谨、古板，不轻易流露感情的个性，则在我们这群没大没小的孩子们捣蛋下被破坏无遗。 “小莉，洗澡了，八点档连续剧要开演了！” “爸爸，洗快点，已经唱主题曲了！” 说这段话时，我已上小学，但每晚，仍坚持“要爸爸帮我洗澡！”父亲既骄做（因为我不找母亲，要找他）又要表现庄重地说：“羞羞羞！这么大了，还要爸爸洗澡！”童言无忌地我手舞足蹈着回答：“我以后出嫁了，还要你帮我洗澡呢！”父亲听后狂笑，心中却为这分父女感情欣慰不已。 随着女儿们长大，和家中环境好转，父亲脸上刚毅的线条，逐渐软化，幽默感也不时流露。 进入青春期，姊妹们各个说要减肥，只肯吃菜，拒绝吃饭，这对早年当兵，习惯每餐必须吃到米饭才算吃饱的父亲，简直是“大不赦”的罪过。 看着我们刚添上米饭，就“几可见底”的饭碗，他会解嘲他说：“哎呀！你们吃这么‘多呀！’我都要养不起你们了！” 吴家有女初长成后，父亲的担忧更多。虽然不是灰姑娘的故事，每过午夜12点，钟声响起前得赶回家，否则一切会变回原形，但是聪明的父亲，使用苦肉计，每晚10点半过后，就在家门口等人，明着说是怕楼梯间太暗，单身女孩上楼危险，真正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女儿早回家，也要看看有没有人送女儿回家，又是谁送回家。于是晚上到了一定的时间，吴家门口，会出现这样的景象，朋友送我回家的车刚停妥，就看见家门前已停了一辆车，四姊刚到家，后方又有一部车驶近，想来是妹妹回来了。 这个苦肉计，会一直用到父亲放心把女儿们交到另一名男士手中为止。 父亲，和浙江老家，对儿时的我来说都充满神话色彩。 父亲是家中长子，很早要负担家务，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在家乡教书的故事……孝顺的他，如何拉着已出家做尼姑的姑婆的手，送她最后一程，再勇敢地通知其他亲人——姑婆去世的消息。 长大后，有时友人会客气他说：“喔！你是浙江人，难怪，浙江出美女！”我总把这些话归功于父亲。 因为年轻时就离开家乡，在外闯荡，父亲除了练就了好体魄外，还有许多“土法”治疗术。“爸爸，我长针眼！（眼睑上因感染发炎形成一粒小肿脓）”我说。 父亲二话不说，拿起条红线：“来！我帮你治！”父亲会煞有其事地先检查一下，是哪一只眼发炎，如果是右眼，就在左手食指上绑上红线，一面绑，一面做出将眼中小肿脓摘下来的动作，嘴里一面念念有词，大意是“把针眼摘下来，绑在红绳中，打个死结，结死它”，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是屏住呼吸，深伯打扰父亲施展魔法。不知，是否真的有效，总之，两三天后，针眼也的确消失了。 父亲还是“口水治疗法”的忠实信奉者。“爸爸，我被蚊子咬！”妹妹哭着说。 父亲立刻用唾液涂在被叮咬处，妹妹也慢慢不再因为咬得发痒而乱抓伤口。 但是，等我们长大了，开始信仰科学疗法，就不再找父亲“土法炼钢”了，因为嫌唾液不卫生，对“红线疗法”也找不出理论依据。 直到有一次，我在香港，因长期戴隐形眼镜，眼睛又发炎，长起了“针眼”，曾下乡做过“行脚大夫”的北京同事，热心他说：“我试试在你的手指上帮你绑绑线吧！” 多么熟悉的一段话，时光仿佛倒转至几时，我哭丧着脸，要父亲对我的“针眼”施咒语的日子。我惊讶地反问：“真的有效吗？” 同事一本正经他说：“这是‘本草纲目’上记载的，叫‘指经扬目’，就是手指上的这些筋穴可以清眼扬目，所以要绑得稍为紧些，刺激到这些经穴。” 我的天呀，儿时对父亲的崇仰之心，又重抬了回来，虽然不一定要有红线，不一定要念咒语，但它真的是有凭有据，只是流传下来，父亲可能也不知道它真正的原理，倒是，自己添加用来哄小孩的“魔咒”，成为我儿时的“吴氏童活”。 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心疼父亲，不只因为我不论长相，个性都像他，更因为我不能弥补他在台湾没有儿子的遗憾。父亲有段时间喜欢集邮，我刚好在台湾跑新闻时，和台湾邮政总局熟捻，每逢新邮票发行，我总有好几套纪念品，什么大全张、小全张、首日封，一应俱全，不懂得整理邮票的我，一股脑全移交给父亲，他也乐得为自己的集邮品添新货。 一次我回台湾休假，父女俩促膝聊天，他搬出过去的集邮品，如数家珍地告诉我：“这是十二生肖纪念邮票！”“那是你带回来的环保邮票……”合起集邮本，他说：“将来这些都留给你孩子，我先帮你保管！” 我想，我是家中，少数会耐心听他谈谈浙江老家，聊聊年轻时往事的人，虽然个性像男孩，也会和他辩论天下大事，但我终究不是男孩，永远无法和他有属于男人的Men s talk。 倒是，长大后，父亲从来没有对女儿成群抱怨过，因为5个女儿嫁人后，他已有“两个半”儿子，等到我也“归队”出阁时，他会有3个儿子，和完整的6个女儿。 俗话说：“选媳妇先看丈母娘，”因为做女儿一旦为人妻，为人母之后，和丈母娘的行为模式可能会八九不离十。 我一直不愿认可这句话，因为在我家，一向是严母慈父，母亲扮演相夫教子的角色，换句话说，就是扮黑脸。 儿时的我，认为母亲太过唠叨，脾气又坏，说什么我也不愿以后长大了像母亲。 但当年龄渐长，却发现“Like mother Like daughter！”有其母必有其女，有些事，不论好坏，你都得照单全收，因为那是母女天性。例如我的职业病，对人的好奇心，和许多事都勇于尝试的胆量，原来都是遗传。 台湾每年七、八月份，是台风季节，有时一个夏天，三四个台风过境不足为奇。小时住的眷村就在河堤边，台风一来，常是呼风唤雨，水位暴涨，母亲为了想亲眼看看台风过后，河水的威力，也想视察河堤关闸后，河水是否真的不会危及我们住的眷村，竟然带着几个小孩，穿上雨衣，上河堤看大水，儿时的我们，可乐了，因为可以外出玩，又下雨，十分刺激，尤其上了河堤，常是手牵手，用每个人小小的体重，顶着风雨，硬是爬上大堤，这是每次台风来，学校放假不用上课时，我们最期待的冒险行动，当时像完成重要任务般得意，现在想来，这种事，大概只有我那“吴大胆”的母亲才能率众做得出来。 平静的眷村生活，如果有什么“新闻”，母亲一定会把它弄得一清二楚。村外，杂货店旁的小屋里，有人自杀，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母亲信不过，即使她心中也很害怕，但她都会“亲自”去看一看，回来，再把第一手消息告诉我们。 青少年期，老觉得，母亲不了解我们的心，但是她却是左右舍，最好的“辅导老师”，隔壁的王妈妈，对门的马妈妈，最爱到我们家“串门子”！因为母亲嘴巴紧，从不道人是非，成为最好的听众，长大后，我才发现，倾听也是一种美德，而这种美德，也让我成为朋友间，最好的聆听者和心理医生。 “小莉，公司到现在还没把我的合约谈清楚，怎么办？”一位刚到香港工作的朋友半夜12点还打电话来诉苦。“现在，是公司比较需要你，还是你比较需要公司？”我问。“公司忙得一塌糊涂，现阶段，他们非常需要我！”他说。“好了，那现在是卖方市场，你的劳动力比较有价值。就照你心中愿望，把你认为合理的合约条列下来，再去和他们谈，态度要温和但坚决，并且订下一个期限，免得夜长梦多。”我继续说。 电话那头，朋友停了半响说：“小莉，平时觉得你是个开心的傻大个儿，不知道，遇到事，你还挺有条理的！” “行啦！现在必须你自己做功课，把困扰你的条款写下来，就安心睡觉吧！” 经过两个小时长谈，朋友终于安心地放下了电话。我突然想起台北夏天的午后，母亲和邻居妈妈们在畅谈长短后，各自满意地回家准备晚饭的情景。朋友有难时，我对朋友的耐心，可能也是母亲的“身教”吧！母亲对我的影响，是从小开始，而且潜移默化的。 每个深冬的夜晚，我会等候母亲坐到床前，用毛毡，把我从腰间来回捆绑好几圈，母亲说是因为怕夜里我踢被子，有了裹腰毡，即使我甩了被也不至于着凉，于是我天经地义地认为，每个小孩都有条裹腰被，它让我充满安全感。 长大后，我才明白，那分安全感不只是来自那条缠腰被而是来自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 我也特别喜欢，身上衣服掉了钮扣，母亲拿起针线为我缝补时，嘴里哺哺他说着像是唱歌似的闽南顺口溜：“穿着缝，穿着网，谁人对小莉做贼仔，嘴生虫”。它的大意是，穿上母亲缝补的这件衣服，即使大人不在身边也不会有小偷敢偷我的东西，不然这个小偷嘴里会长虫。虽然明知不可能有如此神奇功效，但我特别爱跟着母亲哼着：“穿着缝，穿着网……” 到了香港，有了独立持家的机会，家中卫浴设备，紧急医药箱的摆放，和台北家中如出一辙，对我来说是一派自然，直到朋友到家中作客，弄不清楚浴室里怎么会有三种毛巾，需要我解释说，“一条大毛巾是沐浴后抹身用，一条小毛巾是洗脸后擦脸用，另一条是抹干脚的抹脚布。”她恍然大悟。而我才明白，我受母亲影响之深，相信未来我持家时，我的家，也会是个小小的“吴氏样板”家庭。 “妈咪！蛋炒饭怎么煮？还有西兰花怎么知道它熟了没？”我从香港打电话回台北，问母亲如何烹调午餐。 母亲一面嚷嚷嫌国际电话贵，一面不厌其烦他讲解了一遍做法。从此“小莉煮了一道最贵的清炒西兰花，因为她打长途电话问妈妈食谱。”的笑话，在姊妹间传开，四姊特地买了本食谱让我带回香港，现在回台北，母亲终于把我叫的跟前说：“进厨房来看看我煮菜吧！”母亲开始后悔，在我求学时，一心一意要我念好书，叫我“君子远庖厨”。 她原本想几位姊妹出嫁后，偶尔回娘家请教一番，或是就近打电话询问一下，姊姊们也慢慢学会了做菜。只没想到，我这没出嫁的女儿，就已经独立出门在外，还是要坐飞机一个小时，到海的另一边，她照顾不到的地方。可惜的是，母亲和四姊的“烹饪速成班”，并未成功，到现在，我仍只会做“满蛋全席——炒蛋，煎荷包蛋，蛋花汤……”或许是家庭主妇的关系，母亲全副的精力都放在我们这六姊妹的身上。大小事不分巨细她都有意见，四姊长我4 岁成了我的榜样，我刚进大学，是母亲眼中可以稍为放松管制的时期，而四姊刚入社会，母亲担心她吃亏上当，即使她从来没在外打过工，但是，打工准则和细节倒了解不少，就连四姊每天穿什么衣服上班，母亲照例会造型顾问一番，已经长大成人的四姊当然满腹牢骚，于是每天早上总是上演一幕，四妹满脸怒意地冲出家门，母亲在后仍叨叨不断地追着说话的场景。 我自我警惕，千万别让这“曲幕”在我身上重演，但是我的第一分工作，就是电视，成了公众人物后，母亲有了更多意见。我假日穿件短裤便装想到住家附近买本书，母亲会念着：“一点都不注意形象，别人看到了怎么办？” 穿件颜色较素的衣服上电视，母亲会三不五时指着别人红色的外套说：“你看那个颜色，多喜气！”那时，四姊要出嫁了，小妹还在念书，我成了母亲“关注”的重点目标。 一直到她发觉我的眼光有时比她还好，说的事比她还有道理时，她开始从说话者成了聆听者。尤其到了香港，有时带了些最新的服饰回家，古板的父亲会直呼“不好！不好！”倒是母亲很能接受新事物，鼓动他说：“这个好，现在流行！”母亲也最爱说：“来，坐下来，和我聊聊天！” 过去，因为母亲严格的家教，我绝对不可能和她讨论有关男孩的事，现在，对周围的男性朋友品头论足却成了母女俩促膝谈话的题材。日前，妹妹举行婚宴，母亲来电询问：“有没有可能回台湾参加活动？不过如果忙，不回来也没有关系！”母亲故作潇洒地说。“我一定回来，周未的时间应该没事！”我说。母亲满意地挂了电话。 在么妹喜宴举行前一周，母亲又来电话：“你下周要回台湾了吧？”母亲嘴里不说，但心里是多么期待我回台北的日子。我开始明白，在我忙于工作，回家的次数和时间愈来愈少的现在，母亲对我的思念，而我对她，又何尝不是？ 或许，亲情的牵挂光靠电话联系是不够的，或许下周未我在香港没事，是该回家看看陪陪母亲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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