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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起先我很想学习汉文。被那位老鹰似的先生这么一“教”，干脆倒了胃口。没有一次预习他的课时不是边预习边骂的。骂老师不通情理，骂日本人把我们不朽的古典搞得这么别别扭扭，还骂孟老三（孔夫子是“老二”的话，孟夫子岂不就该是老三了）写出了这么艰涩的文章来难为我。结果，“汉文”这门课竟变成了我最痛恨，最不想学的课。如果谁问我：一个星期里你最喜欢的是礼拜几？我会说：只要不是礼拜二，哪天我都喜欢。礼拜二怎么啦？有可恨的汉文！你说说，堂堂一个中国人，居然“讨厌”起祖宗传下来的汉文了，孟老夫子在九泉之下想必也得嗟吁长叹了吧！ 日本私立大学的讲坛是个绝对自由的天地。政府既不干涉大学的教育，校方也不干涉老师们的授课。一个学校一套，想怎么搞就可以怎么搞。一个老师一套，愿意怎么教就可以怎么教。反正只要进了课堂，老师便是天字第一号，天马行空任你驰骋。教些什么，怎么教法，何种进度，如何考试，考勤……除了任课老师以外，谁说了都不算数。正因为如此，站在讲台上的老师便是百分之百的他“自己”－－独有的思想，性格，独有的学术观点，教学方法，乃至独有的为人，全都亮得清清楚楚。 一个好老师的标志是什么呢？我说，是有吸引力－－能象一块吸铁石一样，一刻不放松地抓住你的注意力，抓住你的心，叫你身不由己地非得跟着他走，步步深入地陷进他的学术领域（或思想领域里）……能够得到这样的老师，实在不能不说是学生的大幸。 若说东洋大学的老师个个很棒，那显然不符合事实。但若说，造诣深，修养高，教学有方的教师不乏其人，却不能算是过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我一二年级所学的二十多门科目中，喜欢的课占了大多数，而其中不少课程我本来是根本没兴趣的，纯粹是为了学分才选修。 学文学的不能不学文学史，而文学史没有不难的。特别是对于我，什么日本上代，中古，中世文学……一听古典二字，脑袋立刻先大出去两圈。可是山崎教师讲的上代文学史和武石老师讲的中古中世文学史，我竟比近代文学史还爱听。尤其武石老师的课，嗬，听起来简直甭提有多么过瘾了！ 这是一位五十开外的男老师，个头不高不矮，脸盘不大不小，没有任何惊人之处。可一旦他疾步走上讲台，站定，抬头，直至开讲，你会感到一种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分明存在的强大的威慑力量。学生们全都屏着呼吸，竖着耳朵，教室里只有武石老师那镪镪有力的声音在疾风骤雨般地跌宕起伏。他从来不写板书，而喜欢一口气滔滔不绝地说下来，几乎不带喘息：文学的时代转换，作品表现的思想和艺术手段，作者的世界观，作品的社会背景，历史影响……纵着讲，横着讲，点到面，面到点，社会与个人，思想与艺术，俗与雅……既丰富又精炼，既深刻又浅显，既广阔又具体，既严肃又幽默。 按说，我听这种程度的课本是十分吃力的。语言也好，内容也好，听不懂的东西很多。可上武石老师的课，我从来不觉得时间漫长，更不感到不耐烦。相反，我仿佛总被他用一只无形的手使劲地拽着，拽着，拽着。 我常想，武石老师之所以有“力量”，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个学术上的专家－－说白了，他不是那种只会嚼书本的“书呆子”，而是因为他对生活，对历史，对文学，对人有着精辟独到的认识。在这样的老师面前，你永远会感到一种学习的压力和探索的劲头。 教法律的武藤老师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老师。方方正正的脸上永远是一副不苟言笑的严肃表情。配上那扣得严严实实的领扣，打得规规正正的领带，熨得一丝不皱的衬衫，西装，给人的印象就是“硬”，“棱角分明”。 武藤老师讲课从不拿讲稿，就是利利索索的一厚本日本的《六法》（宪法，民法，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而且往往只往桌上一搁连翻都不翻一下。宪法也好，民法也好其中那些重要的法律条文他背得真比所谓“滚瓜烂熟”还要“熟”几倍。他讲话极端精炼（这也是一种水平），一句话一句话不带半点水分，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干脆，明白，逻辑性强。从条文到实际，又从实际到条文，由A点到B点，由B点再到C点，直线关系，曲线关系，单层关系，多层关系……环环紧扣，峰峰相接，脉胳清晰，顺理成章。要是不看他而光听，你简直会以为他是在念讲稿。武藤老师的本事还表现在他对法律条款的得力说明。为什么有这么一条法律，没有又怎么样，对它的理解应当如何？怎样依照法律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买与卖之间，商业企业之间……的复杂关系。叫你听得明明白白，心服口服的。 头一回知道了日本的法律之健全，威力之巨大。看，宪法是一百零三条，民法一千零四十四条，刑法二百六十四条，商法八百五十一条，刑事诉讼法五百零六条，民事诉讼法八百零五条。简直可以说是无处不无法律，无事不找法律了。 说实在的，在中国长了这么大的我，从来不知道与个人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事物中有一样不可缺少的东西叫作“法律”。“法盲”在中国大有人在。而在西方或日本，谁要是得了“法盲症”，他干脆不能生存。不懂得最起码的法律知识，不要说不知道自己作为一名社会成员应遵守的戒律，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如何才能保护自己。 咱们中国的法律也在健全之中了吧，咱们中国的法律常识该也在普及之中了吧－－每次上武藤老师的课，我都情不自禁地这么想。 我这个人对自然科学本是最不感兴趣的。从小算术不好，吃够了“小鸭子”（2分）的苦，从此便跟数理化结了仇。万没想到，在东洋大学规定大学生一二年级的必修基础科目中，自然科学课程占了几个学分。甩也甩不掉，躲也躲不开，只好从自然科学科目中老大不情愿地挑选了正木老师的天文学和大野老师的生物学。不料，一学起来竟也产生了兴趣。 正木老师的天文学课教法很特别，纯粹是提问式。上课的第一天，老师走进来了。又矮又小，又黑又瘦，穿着一套一看就有十几年历史的旧西装。站到讲台上足足七八分钟一句话没讲，干什么呢？清嗓子。“吭，吭，吭吭，吭吭吭吭，……”眼睛刚抬起来看看满满一屋子的学生，赶忙又害怕似地低下去，慌慌乱乱地摊他的讲稿。“受气小媳妇”，“气管儿炎”（妻管严）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教室里的同学们都吃吃地笑，笑老师这么一副窝囊相。 老师吭吭了半天，终于开口了。声音既不宏亮，气宇更不轩昂，甚至带点儿怯生生。可是一言出口，举座皆惊：“我不考试也不考勤，只要求你们上课积极回答提问。回答问题越多的人，分数越高，反之，恐怕危险。”话音一落，转过身去用正楷在黑板上一笔一划地写下了“天文学”三个大字。这回谁也不笑了。回答提问，这就意味着你上课真得动脑子。人在心不在不行，干脆不来上课，临到考试借别人笔记抱抱佛脚蒙混过关更没门儿。 坏了坏了！我本来就对天文地理一窍不通，日语程度又低，能回答个鬼！可是一言不发，又要蹲班。当初怎么鬼迷心窍地选了这门倒霉的课呢？不学天文学又不会打地球上掉下去。那份后悔！然而地球照样转它的－－正木老师的课就这么上起来了。 一上，发现这天文学课与其说可怕，实在不如说有趣。正木老师想方设法把一个个天文现象当作“诱饵”引着你想，引着你琢磨，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实际上，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不想则罢，你越想则越复杂，越有趣。什么现象都好象一团谜。你明明看着它的存在，却不知道如何对它进行解释，于是就吸引着你去解开它，闹个水落石出。老师的提问式教学法颇象所谓“饥饿疗法”。你们不是对这门课没“胃口”吗？好，就来吊吊你们的“胃口”。我什么道理也不讲，先提问题。地球为什么不会把月亮吸过来跟自己撞上？为什么我们总也见不到月亮的另一面？人类究竟是怎么知道地球的重量的？又是怎么“量”出太阳与地球的距离的……是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想，想，越想越糊涂，也越想越好奇。是这么回事吧？不－－对！是那么回事吧？更－－不－－对！瞧瞧把你们都“饿”得差不多了，老师便来个趁热打铁，把你们想“吃”的东西一下送到你面前。就这样，在正木老师的引导下，天体力学，光学，物理学，数学，化学……的基本原理，以及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时空观念，视角，在潜移默化之中暗暗地丰富，强化着我的思维方式。 大野老师的生物学课，也是一门丝毫不叫人感到乏味的课。他的教学方法就是聊天。从小鸟到蝴蝶，从老鼠到蛇，从蒲公英到仙人掌，从松树到杉树……海阔天空。自然界无数有趣的生物现象叫他那么绘声绘色一描绘，回回都听得我们舍不得下课。他还带着我们上野外，去公园，辨认各种鸟叫的声音，辨认各种树木的叶子…… 但大野老师与别的老师相比最不同的一点，是他的严格。上课不听讲，考试打小抄是他最不能容忍的。每次临考试之前，他先拿着一块抹布将考场上每一张桌子擦得明光如镜（你见过这样的老师吗？）。待学生们坐下，发卷之前，他得先一张一张桌子地检查。若是谁的桌面上出现了字，哪怕就是一个，也毫不客气。你立刻给我退出考场，你作弊，我取消你的考试资格。卷子的写法也特别。为了防止学生们互相偷看，他从来都是把填空题放在卷子正中间，问答题搁在卷子最上，论述题搁在最下。叫你们偷看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特别难忘的是一天发生在课堂上的事情。有两个学生上课时坐在后边叽叽咕咕。大野老师先点了他们一次，可停了片刻他俩又接着说。老师顿时大怒。一步跳下讲台，“噌噌”两三步来到他们面前，厉声喝道：“把学生证交出来！给我交出来！”轰然一声，全班都吓傻了。交出学生证，这就意味着取消学籍。可才刚进了大学不到半年！两个学生默默不语。“交出来！”又是炸雷般的一声。好厉害的老师！无可奈何，两个学生只好掏出学生证交给了老师。其中一个女生立刻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老师气冲冲地回到讲台，把两张学生证往桌上一拍，回过身，怒目盯视着那两个学生： “我早就讲过了，我的课你们可以不来听，又没有考勤。可你只要进了这间教室，就得规规矩矩给我听讲。不想听，可以出去，教室里不是聊天的地方。你们在那儿叽哩呱啦，别的同学怎么听课？别认为我生气是因为你们对我这个老师不礼貌。要知道，你们影响的是全班所有同学的学习，失礼于教室里所有的人。立刻向全班同学公开赔礼道歉！” 妈呀，还没完！学生证没收了还不行！这下我可倒有点同情那两个学生了。教室里鸦雀无声，只有那哭声在断断续续。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空气仿佛凝固了，连老师也好象凝住了－－站在讲台上一动都不动。又是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每个人的心都在咚咚地擂着鼓。许久许久，后边终于响起了挪动桌椅和脚步的声音。一位个子瘦瘦小小，衣服却肥肥大大的男生惊恐不安地走到讲台跟前。先是朝大野老师深深地鞠了一大躬，又转过来朝全班同学深深鞠了一大躬： “大野老师，全体同学，”他声音哑哑地，嗓子眼儿里象塞了一大块东西：“我很不好，老师讲课的时候跟别的同学说话，妨碍了老师讲课，也影响了同学们听课。我做错了，现在向你们道歉。”他又埋下头深深地鞠了一躬：“请你们大家原谅我！” 他回到座位上，刚才同他说话的那个女生哭哭啼啼地也走到教室前边。鞠了一躬又一躬，除了哭还是哭，连一句象样的话也说不出来。 我心里说不出是一股什么滋味。看看这两个倒霉鬼可怜巴巴的样儿，着实觉得大野老师有点太过头了。但一想到那些乱哄哄，闹嚷嚷，吵得叫人头疼的课堂，便又觉得大野老师这么做挺应该。 日本私立大学的课堂秩序，绝不都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好。虽说都是大学生，可终究还是十七八岁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学习自觉性不那么强。得逼，得管，不然就放任起来。象大野，武石这样的老师上课，课堂秩序总是特别好－－或者管得严，或者有难度，有压力。要不是这样的话，你就瞧吧。整个课堂里要有1/2的人在认真听讲就不错。睡大觉的，听耳机的，看小人书的，画画儿的，写信的……这些还算不赖的，终归没出大声。更有一些肆无忌惮者，或大声聊天，或高声逗乐，或窜来窜去，或进进出出。教室快成一个市场了。你要是不信，就到松冈老师的“政治学”课上来参观，地点是在一间能容纳六七百名学生的大梯形教室。 教“政治学”的松冈老师是位快七十岁的老先生。一开始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心地善良，书生气十足，象个东郭先生。每次上课，他提着装满了书的沉甸甸的大皮包，微微驼着背，拖着不大的步子，挺吃力地慢慢走上讲台。把书包往台上一放，第一件事一定是先向全体同学缓慢而毕恭毕敬地鞠一躬（别的老师都不向学生鞠躬）那头顶上的头发几乎掉光了，却梳得平平整整。 松冈老师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他从青年时代起，以研究日本明治时期的政党史（特别是社会主义政党）起家，在政治学的领域里有着很深的造诣。课也讲得好，内容非常丰富。然而，上松冈老师的课，我从来都有一种难受的感觉。这又气派又堂皇的教学环境似乎与松冈老师这个人总显得那么不协调。教室是这么开阔，崭新，老师却是那么干瘪，衰老；上下两层的电动黑板是那么宽那么大，老师的身子却是那么弯那么矮；对待千把个人的学生，他抱着那么虔诚恭敬的态度，而学生中相当一部分人却根本就没把他放进眼里；给学生讲课，他是那么认认真真，一丝不苟，而学生中却没多少人在一本正经地听他讲什么；他的课讲得是那样吃力，艰难－－要与满教室的喧哗争嗓音，而学生们听课却“听“得那么轻松……这种不协调的情景每每使我感到痛苦，从心里为老师打抱不平：你这么大岁数了，何苦要来跟这帮顽童打交道呢？带带研究生，再写几部著述不比这个强！我还在心里骂这些不好好上课的猴孙们：干吗非到这儿来胡折腾？看着松冈老头好欺负是怎么的？就算你们不想听课，也总该懂得什么叫作尊重别人吧。我同情甚至可怜松冈老师，却又不理解他为什么就不能开口说上哪怕一句“请你们注意听讲！”而听任学生们这么为所欲为？我的确佩服他的克制能力，但我不懂这是否也能算作一种“伟大”的修养？ 不知什么原因，日本私立大学具有这种“伟大修养”的老师相当多。他们真超脱。学生们公然与他们分庭抗礼，他们竟也能不气不急，置若罔闻。而学生中那些真想听课的人，不论那混乱的课堂秩序多么令他心烦，他也绝对不发出一声“抗议”的怒吼。我想，这也许是日本人“国民性”的表现之一吧。但比起这种君子作风来，我恐怕还是更欢迎大野那样的老师。 在东洋大学几百名老师当中，不穿西装登台讲课的只有一个人－－教哲学的杉田老师。他三十多岁，个头不高却壮壮实实。随随便便的灰的确良裤子，随随便便的布衬衣，随随便便的一只旧帆布书包（大概还是他大学生时代的伴侣），随随便便的一头乱蓬蓬的头发。他的性格要比他的年龄更年轻。有时，他简直就是一个“大儿童“－－或靠着讲台眼望窗外晴朗的蓝天，当着学生自言自语道：“啊，这么好的天气，根本就不应当在教室里坐着。”或美不滋滋地告诉满座学生：“知道吗，明年，学校就要派我去西德留学了！我一共等了七年哪！”要不，就与台下的学生吵架：“给我滚出去，我不欢迎你这样的学生上我的课！”等下回上课来，他又后悔了：“这里有没有他的好朋友，麻烦替我向他转达歉意。上次是我不对，我承认错误。” 这位毕业于堂堂东京大学哲学系的老师，虽然性格象个孩子，可在学术上却十分成熟。对于整个欧洲两千多年来的哲学发展，对于其中重要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对黑格尔，他了如指掌。或许，他不能算是一个出色的老师－－不太懂得“吸引”学生，但他是个出色的哲学研究者，这一点却毫无疑问。从最早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欧洲的著名大哲学家狄罗德，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只要讲起他们，他便神采飞扬，口若悬河。 我向来佩服哲学家，因为我佩服思想上的“强人”。但遗憾的是，以前除了马克思和黑格尔之外，我对别的哲学家几乎一无所知，甚至抱着有害的偏见。比方说对柏拉图，莫名其妙地我总觉得这个老头子的思想“有问题”。杉田老师要在课上讲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论辨》一书，要我们事先把书买好。我心里还暗自嘀咕：花钱买“毒草”，不值当。可是一学起来居然觉得新鲜而有趣。原来，“思想”的世界竟如大海般浩瀚，既有我，又有你，还有他。而这以前，就认一条道儿，光听一家言，思想窄得只有一条小缝缝。何谓“世界”，不知道。傻子似的！ 我跟杉田先生曾有过一次关于哲学家的交谈。 起先，我请他帮我把欧洲哲学发展的主要脉络理出一条钱来。他挺痛快，提笔刷刷按照历史年代及欧洲几个主要国家，有纵有横地给我列了一张人名表，又在每个人名旁用小字注上了他们各自的主要哲学观点。 “老师，”我忍不住提问了：“您认为在欧洲整个哲学思想发展中，哪位哲学家的思想最杰出？” “当然是黑格尔！”他叫起来，而且二话没说，立刻拿笔围着黑格尔的名字画了一圈儿太阳光（是不是一个“大儿童”），“他最伟大。” 我直笑：“除了黑格尔呢？”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马克思怎么样？” “当然也很伟大，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方面。不过比起黑格尔来，他还差些。” “不对！”我大声抗议。 “这没什么可争的，各人的看法不同。”他不屑一顾地摆摆手。 “那么你看过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吗？” “是不是《矛盾论》和《实践论》？当然，全看过。” “是认认真真地看的吗？” “研究理论，怎么能马马虎虎！” “你以为如何？” 杉田老师笑了笑：“我可没打算跟你吵架，你别那么瞪着我。” 于是，他发表了一通宏论。他不否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作用，但对毛泽东的哲学成就有明显的保留。 我没跟杉田老师吵架。思想理论上的论争又不是小孩儿顶嘴就能解决问题的。要论争，就需要好好学习。如同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把自己这颗脑袋丰富起来，强化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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