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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他们到底是什么形象，还是看看我从身边摄来的一些小镜头吧。 我觉得称那些与我同年级的女生们为“大学生”，实在不如称她们为“女孩子”合适。尽管她们说来都有十八九岁，身体的线条也大都发育得象个中年妇人似的，可从言行举止上看，她们却远远还都没有成熟。 互相称呼对方名字时，她们不叫大名或姓，而是象个小孩子那样娇里娇气地使用昵称。 每天见面问好时，那表情和声音不仅带着夸张了的惊喜成分，而且所有女生全都举着右手左右来回地摇摆着，活象幼儿园的小朋友忽然看见了警察叔叔。 她们的爱好更是孩子气的。狗熊造形的书包，带着娃娃头的铅笔，青椒或西红柿形的饭盒，每页印着童话插图的练习本，小皮靴形的零钱钱包……就连吃零食，她们都爱挑那些做成小动物形的糖果。她们还喜欢小装饰品，书包上挂个叮叮当当的小钤铛，钥匙上拴个小松鼠，小松果，胸前别个大眼睛的小猫头…… 她们最爱使用的语言是“好玩儿”。聚到一起就是你看我的别针，我看你的卡子。“呀，多可爱！”“呀，真好玩儿！”就象一群还没长毛的小麻雀。 她们上课作笔记一律使用铅笔。当然男孩子也不例外（可在中国一到高小就不用铅笔了）。记笔记都很慢，一笔一划地写，写写擦擦，擦擦写写。干净倒是挺干净，可那字体实在不比小学生高明多少。把“多”字写成“夕夕”字的人大有人在。 最能反映她们孩子心理的还是爱画小美人。你就看吧，只要是她们使用的本子，书，讲义，课桌，上边准有那用铅笔画的画法完全相同的小美人。全长着洋人的面孔，全穿着洋人的衣裳，年龄全不超过15岁，甚至就连眼睛鼻子的勾法都如出一辙。一看就知道全是从日本那画法千篇一律的连环画上学来的。我可不认为这能算作一种美术爱好。美术，总不能光是小美人，更不能光是欧洲小美人吧。这只能说是这些女孩子爱美心理的幼稚表现。 记得我小时候也画过一阵小美人，而且相当上瘾。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张纸就往上画。倒也从不抄袭别人，只是把从电影上，戏台上得到的印象画出来。全是中国古装美人：瓜子脸，柳叶眉，盘得高高的云髻上面插满了珠宝坠子，花，还有长长的水袖和飘带……可是一到小学五六年级，自己也不知为什么突然就再也不画了，或许是长大了的缘故吧。 不料，如今在大学的课堂上，却见前后左右坐着的女孩子一个一个竟都在津津有味地描着小美人。 比起中国人来，日本人注重装束。不光为了美，还把它看作是一种身份，礼貌，教养的象征。大学生却不同。他们还没走上社会，经济上又尚未独立，因此他们的穿着一般都是随便而又朴素的。 不过青年人在服装上也有他们特殊的爱好。现在他们喜欢那种大，长，肥得出奇，与自己的身材完全不搭配的特号衣服。甭管衬衫，毛衣还是外套，反正领口要尽量地咧，肩要挂到胳膊肘那儿，下摆要耷拉到大腿上。女孩们的裙子也都是肥肥长长，尽是快拖到脚脖子的。也不要什么腰身，从上到下滴里嘟噜。尤其有趣的是，她们还有意要把衣服穿得层层叠叠。短衣服罩在长衣服外边，长衣服的下摆又故意吊到大裙子外边，拖拖拉拉的。有时候腰上还围着一条老宽老宽的大腰带，却又偏要松松垮垮地挂在屁股上。各种样子的衣服她们也喜欢，什么袖子上安着大大小小几个兜儿啦，什么裙子下摆的边上抽条松紧带啦…… 日本人的身材本来就不怎么样，女孩们又往往下身短，横着长，这么一打扮就更叫人看着鼓鼓囊囊地不顺溜了。我问他们为什么要穿这么肥大怪气的衣服。她们回答得干脆极了：“时髦！”“流行！”“好玩儿！”“逗！” 他们的审美观点似乎就是这么简单：时髦。欧洲，美国眼下时兴什么，他们也跟着兴什么。裁得可钉可铆的衣服他们看不上眼，觉得太老式，太正经，太不“逗”，似乎只有中年人才会去穿。那种紧紧包着屁股的牛仔裤，细高细高的高跟鞋在学生中间也并不走红。他们喜欢流行的，要不就是宽松，舒适，随便的。据我看，一般学生除了热衷于那种时髦的“特大”装以外，最常见的装束恐怕要数运动衣和运动鞋了。 日本女孩们都爱美，项链，戒指，指甲油，口红是她们感兴趣的东西。然而，每天描眉涂粉来上学的女生并不太多，而把头发留得象女人似的男生就更少，几千人里只有那么几个。 听人说他们便是专搞爵士乐的“崩克”了。头发不光是留得长，而且要成心染它个红一块黄一块。又亮又大的耳环，项链不说，还加上花里胡哨的外套和火红火红的裤子。看着实在别扭。不过别人告诉我：“别瞧他们这会儿这副样子。只要大学一毕业，他们马上就得老老实实把头发剪了，把装束改了。要不然，他甭想找着正正经经的职业。哪个公司都不会录用这种离奇古怪的人。” “穷学生”这个词，我觉得在哪个国家都照样适用。因为“学生”不是一种职业，它不赚钱。在日本当大学生，要想不穷，除非去打工赚外快。要不，光靠家里每月贴补的几万块钱，刨去房租之类（大多是从外地来东京的），连上吃饭和交通，所剩下的零用钱就很少了。 日本的学生在花钱上非常知道节省。买东西，只要有便宜的就绝不买贵的；买书，凡旧书店能买到的，就不买新书，而且用完之后还再卖掉；出门坐车，要反复计算不同的路线，哪条线便宜一点就坐哪条线，多换几趟车或多走几步路也无妨；吃饭，更是从便宜出发，量多量少，好吃难吃都不太考虑。 在学生食堂，最受欢迎的饭是咖喱饭，一盘子米饭上给你浇一勺几乎看不到什么士豆，肉片，洋葱的咖喱糊糊。实在谈不上好吃，又撑不到胃的2/3。可它便宜，二百五十块钱一份（在校外饭馆至少要三百五十块），比起那二百块一份的面条来，又似乎显得能顶饱。然而，即使这二百五十块钱一份的饭，许多学生也还是舍不得吃。来上一百五十块一份的三明治，一百块一包的方便面，或者干脆从家里带饭来凉着吃。 和同学们一道在食堂吃饭，常能见到女孩子们吃完饭后趴在饭桌上一本正经地记帐。什么一杯桔子水啦，一份面条啦，再加上稿纸钱，胶水钱……记完了帐，再算钱，钱数不对再返回来算帐，简直一点都不能错。 看着她们，我常常忍不住笑，这么点儿鸡毛蒜皮的小帐，有必要这么认真吗？她们却计较得不行：“不算帐哪行！到月底钱不够花了怎么办！”怎么办？再向爸爸要嘛。“那怎么好意思！一家子人都靠爸爸一个人的劳动。” 刚上一年级时，学生中利用业余时间打工的不太多，但到了二年级以后便渐渐地增加起来了。不过，也有一些确实认真学习的学生，既舍不得花业余时间去打工，却又不得不在买书方面增加开支。于是生活上就显得十分窘迫了。 我所认识的一个在中国哲学文学科学习的男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家在大阪。家庭经济状况看上去不太富裕。他曾对我说过： “弟弟今年一上大学，父亲给我的钱就更少了。我本来是应当去打点工的，可是总舍不得自己的时间。” 他是个快满二十岁的青年。爱读书，对中国的一切都充满着兴趣。 “你看，今天我又买了这么多书。”他打开书包叫我看。 “那你吃饭的钱又少了。”我看着他日渐苍白消瘦的脸，担忧地说。 “没关系，年轻人，身体好。”他不在乎地笑笑。 “那也不能总饿肚子。”我知道他经常“节食”。有时候在食堂碰到他，问他“吃饭了吗？”他便回答：“还不饿呢。”我知道，那“不饿”常常是一句谎话。 “来，帮我把这片面包吃了。”一次，我把还没吃掉的一片面包给他，“我吃了两片，吃不下了。”他立刻接过面包，向我感激地鞠一躬。 还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各买了一份咖喱饭，正端着找座位的时候，迎面过来一个女生不小心将他的饭撞翻了。那女生一定要赔他一份，他却坚持不要。那个女生道着歉走了。我问他是不是再买一份来，他又是那么不在乎地笑笑：“没关系，我还不饿呢。”我想帮他买一份饭，他却生气地一扭头跑掉了。 一份咖喱饭，才不过二百五十块钱，而他竟显得那么吝啬。可每年的中国电影周，他却场场不落地跑去看。一张电影票就是一千二百块呀（这还是凭着学生证买的便宜票）！把全部上映的中国电影看下来，少说也得花上五千块。五千块，这可以买多少份咖喱饭，多少片面包，多少碗汤面呢？而在这种时候，他却比谁都显出气魄来了。 一节课上下来，写满了字的黑板应当由谁来擦？ 当然该是学生，我认为。老师讲了一节课够辛苦的了，再说老师毕竟是”老师”嘛？作为一个学生，为老师尽这么点儿擦黑板的义务有啥不应该呢？现在中国的大学生们如何，我不清楚。可至少，在我自己当学生的时候，那黑板是大伙儿轮流当“值日生”擦的。 日本却不同。黑板得老师自己擦。年轻年老一律”平等”。讲完课，学生一哄而散，留下老师自己吭哧吭哧地擦黑板（那些爱写黑板的老师真倒霉）。那黑板自然是擦不干净的。不是连字都没抹去，就是在黑板上留下大团体的云雾。这倒也没关系，最终还有清洁工来擦。 这儿的学校是雇有相当人数的清洁工的。她们大部分是住在学校附近的家庭妇女，为了多挣点儿零钱，利用白天的时间（丈夫孩子正好不在家）到学校来做工。每天清早，她们8点左右到学校，把所有的教室，走廊，楼梯，厕所擦得锃亮能照见人，黑板更是黑得就象刚买来的一样。中午休息时间，她们又进行第二遍扫除。这回是一间一间地打扫教室和擦黑板。到了下午第一节课，那成了白板的黑板又变得崭新了。 老师们自己檫黑板，我怎么也看不惯。年轻些的老师还好说，轮到那些岁数大的老先生，走几步路还呼哧带喘呢，叫他擦那高两米半，宽十几米的大黑板不等于干重体力劳动吗！就象松冈老师那样的老先生擦黑板，动作是那么慢，那么重，一下，一下……每次看着他，我都必然会想起“黑帮”队里那些抡大锨，扛大筐，弯腰拔草的老头子们。我奇怪为什么满教室的小伢子们竟没有一个人动一动恻隐之心，他们的心难道都是石头长的吗？我很想帮老师们带劳。那有什么呢？不就是把字抹掉吗？但我却不好意思走上讲台。因为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 那是刚进大学不久的一天。上午第一节课的老师讲完课急急忙忙地走了，没擦黑板。其实那黑板上只不过写了八九个字。在15分钟的课间休息时间，清洁工是不会来擦黑板的，非到中午午休。而第二节课的上课铃已经打响了，黑板上那几个字还原封不动地呆在那里。教室里坐着的人似乎没有一个认为那黑板上的字如此存在下去有什么不应该。可我却坐不住了。总不能叫下节课的老师一进门先为上节课的老师擦黑板吧！我站起来跳上讲台，拿板擦刷刷几下擦掉了那几个字。没想到，教室里顿时响起了口哨声，嘘声和稀稀落落的巴掌声。仿佛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不，仿佛我做了一件稀奇古怪的事。回到座位上，周围的人没有一个对我表示赞许，鼓励，却用一种大惑不解的目光看着我。我顿时感到一种极端孤立的难堪。 我想起在日本语学校念书时，老师也是下了课自己擦黑板。但因为学生中有不少人是从中国来的，我们都是抢上去帮着老师擦黑板，谁也没有因此而大惊小怪。尊敬老师，互相尽此义务，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嘛。然而日本的大学却另是一番天地。我擦了几次黑板，挨了几次嘘。从此，便再也不愿当众目睽睽的目标了。但在心里却始终觉得对不住老师。 一次政治学下课后，同学们散光了，只有松冈老师在擦黑板。我跳上讲台对他说： “老师，您休息，我来擦吧！” “哦，不不不！”松冈老师连忙摆手：”谢谢你，还是我自己来。” “为什么这里的学生不帮老师擦黑板呢？老师这么辛苦。”我不解地问。 “当然当然，是谁写的就该谁负责擦嘛！”听松冈老师那口气倒仿佛这本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我盼望着那能够自动调节升降，高低的电动黑板早日再进一步--能够自动消字，那样的话，松冈老师们就用不着回回为擦黑板而拼老命了。 在东洋大学上了两年学，渐渐地感到了同学之间的关系的淡薄。不知道这是否由于我是个异乡人的关系。但我想，如果一个日本青年或美国青年到中国的某所大学去上学，他一定会感到自己是处在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吧。 而这里呢，最起码不存在所谓的“集体”观念（或许因为班级不太固定吧），若有，那顶多也只是各自所参加的课外活动小团体而已。“朋友”观念也相当淡，每个人交往的范围都很小，而且不太会象中国人那样一旦成为“哥们儿”就处处“两肋插刀”。多数同学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宇宙中的一颗颗行星，各沿各的轨道运行，谁跟谁也不沾边，不要说互相讨论什么，解决什么，彼此往往就连开口打招呼都没有。女生虽然比男生好一点，却也好不到哪里去。 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学习上特别感到需要同学之间的帮助。但直接向别人开口又总感到不好意思。想着大概总会有人主动来关心我吧。结果发现，在这个地盘上，什么事情只要你不主动开口，那么你永远甭想会有人来主动理你（事实上就算你主动开了口，结果如何也说不一定）。正因为如此，已经跟我同专业同课堂地上了一年多课的同学中，至今与我未讲过一句话的人，占着百分之八十。这倒不是我一个人面临的现状，这里人人都是如此。 为了解决学习上的困难，我只好向周围同学开口了。“劳驾，能把你的笔记本借我抄抄吗？”“劳驾，能叫我看看你在课本上作的注释吗？”要是在中国，向同学提出这点小要求，我会十分坦然。本来嘛，学习上难道不该互相帮助吗？可在这里向别人开这种口，我却感到困难，就好象是在低头弯腰地乞求别人施舍。因为对方的面孔所给我的回答，常常并不比那婉言的拒绝更温暖： “对不起，我的笔记不全，你问问别人吧。” “上课的时候我睡觉来着，什么也没记。” “哎呀不行乱七八糟的，等我整理完了再说吧。” 你推过来我推过去。倒不是没有热心些的同学，但毕竟还是太少了。这样碰了多少次钉子之后，我索性长出了志气来。不借拉倒，还省得我弯腰陪笑了呢。咱们自力更生！硬着头皮听，硬着头皮记，懂多少算多少，记下来多少是多少。彻底抛开了求人的思想，反到什么都想开了。什么高分，低分，及格，不及格，管它呢！我又不是为这些才上大学的。 渐渐地，在这两万人的大学校里，我也被逼出了自己独立的轨道。你们不向我伸手，我也不向你们低头。自己前进，即使是爬，我也要自己前进！ 每个学年，当所有同学都紧张地忙于选择科目并苦于不知选哪些课合适的时候，校园里便会出现一份名为《校园小路》的学生杂志。 “甭发愁！”翻开第一页，跃入眼帘的便是几行黑黑的大字：“我们这本杂志对于那些真正想获得学问的人，或只想顺利轻松地得到学分的人，以及至今还不知该怎么办的人，都将提供最有效的帮助！” 什么帮助呢，向你介绍相当一部分任课老师的教课情况。课讲得好不好啦，对学生要求严不严啦，内容有意思没意思啦，等等。它的介绍方法，除了用文字说明以外，还设计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图象符号，印在每个老师的名字下面，叫你一目了然。 比方说：印一个短铅笔头的图象，这就意味着这位先生教课十分认真，你能学到东西；印上一个圆圆的笑脸，就意味着这个老师的课讲得生动，有趣，富于幽默感；如果印的是一个正冒着烟的香烟头，就表明他的课上起来很轻松，毫不紧张费力；反之，如果印的是一个重重的惊叹号，那就告诉你，这个老师的课难，吃力，学分也不好取得。还有爆炸形的图象，象征这门课极难理解，甚至可能越听越糊涂；还有闪闪发光的A字，它象征着这门课谁都会轻而易举地得到A（即80分以上），如此等等。在每位老师的名字下有只印一个图象符号的，也有连着印上三四的。瞧，这个老师的名字下面有三个符号：一个铅笔头，一个笑脸，一个伸出去的食指（表示有威信）；而那个老师的名字底下却是这样两个符号：一个重惊叹号，一个大爆炸形……瞧着怪有意思的。再看那些具体的文字说明，更逗。诸如： “这个老师讲课极没意思。在黑板上写字又小得谁也看不见。为人十分阴险，专在你没来上课的那天进行考勤……希望他最好别来当教授。” “他的课内容极充实，你会越听越觉得有意思。甚至常常会激动得浑身起鸡皮疙瘩。这位老师给人的感觉是一条热血好汉。凡是想学习文学的人，一定要争取听他的课！” “这个老师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但要取得学分不容易。” “这个老师虽然教的是‘艺术’这门课，可他本人对艺术是否真的感兴趣，实在值得怀疑……” “他从不考勤，只要求学生交书面论文，但写得没有水平不行。如果你确实对这门课有兴趣，你便会觉得他的课有意思。老师为人很热情。只是常爱在课堂上讲出‘我们有必要向共产党员学习’这种莫名其妙的话来。” “他的课超难。你想听懂他究竟在讲些什么，干脆就是不可能的。” “这个老师讲课象在说单口相声，常常来些莫名其妙的言行把学生们搞得丈二和尚模不着头脑。而要取得他的学分又难乎其难。” “这个老师最讨厌我们搞这份杂志。因为前两年我们杂志介绍他的课学分容易得，从此上他的课的学生变得人山人海。” “他上课就是从头到尾写黑板。一学年下来得用好几个笔记本。如果你平常总不来上课，想到临考试前抄别人的笔记，那可够你呛！上他的课，你趁早老老实实回回不落地听讲。”云云。 我一边翻看着一边乐个不住。真不愧为“信息社会”。什么都离不开信息，而你走到哪儿居然也都能得到消息，上学都不例外。校园里抢阅这本杂志的人真是“大大地有”！可是据我看，出这本杂志的也好，争着读这本杂志的也好，真正的目的还是在于探索一条通往毕业的“捷径”。即，学得不费劲，又能得学分，同时还别太枯燥。正因为这样，它在介绍每位老师时，都一定先告诉你，他上课点不点名，一年考试几次，给分是松是紧，甚至抬出了所谓东洋大学的四大“圣人”老师。 回过头你再到各间教室里去看看“风光”吧：凡是名字底下被印了重惊叹号，大爆炸图的老师们，他们的课堂准是一派萧条，冷冷清清；反过来，被印了闪光的A字，香烟头儿，笑脸的老师们，则该为学生们狂潮般地蜂拥前来而连连叹息了。 “旷课”这个词在中国人心目中不是什么好词。可到了东洋大学，我发现“旷课”在人们观念中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这节课迟到，那节课旷课，根本就是家常便饭。 不少学生之所以精心形容《校园小路》所提供的消息，之所以特意选择某些老师的课，其目的干脆就是为了能旷课。比方说选修松冈老师的政治学课的学生特别多，近一千人。其中光是星期四下午第二节课就有四百八十多人上。而人们涌向政治学课的原因，只是由于听说松冈老师是一位对学生心慈面软的“圣人”而已。既然是上“圣人”的课，也就是说我爱怎么着就可以怎么着。刚开学那一阵子，四百多人的大课堂简直热闹得象开了锅。可是既然本来就没打算好好听课还不如索性不来。于是上课的人数一回回地减少。四百多人减到二百多，二百多人又减到一百多，一百多人减到五六十，直至三四十，二三十。现在每个星期四下午第二节的政治学课堂上，那巨大而堂皇的梯形教室里，听课的学生再也超不出二十五个了。 但是有一些课是要考勤的，特别是那些与专业有关的科目。这么一来，总旷课不行了，于是就卡着老师规定的最低限度旷。比如我们的英文老师一开始就声明了：“一个学期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课没来听的人，考试成绩算不及格。“有些学生便动脑筋了，如果一个学期共有三十节英文课的话，我只要旷课不超过十次就问题不大。上英文与我同座的一位男生就是这样。他总旷课。我提醒他“你老不来，小心留级！”他却胸有成竹地回答：“没事儿，我还可以旷两次呢。”说完掰着指头算了一遍：“对对对，没错儿，至少还可以旷两次，旷再多就危险了。” 遇上实在不好旷的课，那就迟到。赶在老师点名前或正点名的当儿进教室。尤其是每天早上的第一节课（9：00-10：30），能不旷课又不迟到的人实在是极少数。就拿每个星期五早上第一堂课的“国语史”课来说吧，这是我们国文学科的专业课，按说是必须出席的。但教国语史的老师每次都是打下课铃时才点名，学生们便大摇大摆毫无愧色地迟到。 有一天，我特意在这堂课上进行了一次小小的出席情况考察，国文学科应当出席这堂课的实际人数本是一百五十人。 早晨9点整，打上课铃时，教室里人数为十四名。 老师9点10分进教室。这时教室里人数增加到二十六名。老师开始讲课。 9点20分为止，陆陆续续进来了十六人。教室人数四十二名。 9点30分为止，又陆陆续续进来了十六人。教室人数五十八名。 9点40分为止，又进来了四人。于是教室人数达到六十二名。 10点整为止，又进来了六人。总人数达到了六十八名。 10点20分为止--离下课还有十分钟，又进来了七人。教室人数为七十五名。 10点30分，下课铃打响，老师开始点名。这时又有四个人钻进来。把他们也算进去，这堂课的出席人数共为七十九人，为实际应当听讲人数的二分之一。而其余二分之一的人干脆不来，旷了！ 我曾以为只有私立大学才有这种迟到旷课的现象，结果一问，国立大学也照样如此。只不过没到此种程度罢了。 既然费了老大的劲考进大学，必然有所求。那么日本的年轻人到大学来究竟图的是什么呢？考查了一下，答案不外乎三种： 一曰：不愿意刚从高中那严格的学习环境中解放出来，就又跨入辛辛苦苦的职业生活中去。想趁着年轻，精力旺盛而又没有任何负担的时候好好轻松轻松，痛快痛快，自由自由，所以就来到了大学--上大学为了玩儿。 二曰：希望将来能找到较为理想的职业--上大学为了拿文凭。 三曰：因为对某门专业感兴趣，想掌握这门专业--上大学确实为了学东西。 事实上，单纯抱着玩儿的目的上大学的青年在全体大学生中占着相当惊人的比例，而且他们谁也都不掩饰这种想法，因为压根儿就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或不好。 我曾问过跟我同在味道园打工的拓殖大学学生石冈：“你脑子这么好，怎么不考更好一些的大学而进了拓殖大学呢？” “我不想学习”，他回答得极痛快：“就是为了参加拓殖大学的拳击小组才上这个学校的。” “那上课呢。” “没时间。又要训练又要比赛，忙都忙不过来。” 类似这样的回答，你可以从周围一个又一个大学生口中听到。甚至于说得更直接了当：“要不是为了玩儿，我就找工作赚钱了。何必要上大学！” 难怪他们成天迟到旷课，还挖空心思找所谓的“圣人”老师呢。 为文凭而上大学的人也相当不少。比起前一种人来，他们的眼光倒是远一点，看到“将来”了。而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也就是获得一个理想的职业而已。 什么样的职业理想？不用说，是能赚大钱的，或工资既高又稳定的。 做买卖能赚大钱，但那需要一系列充分的条件。而且得拼老命。万一搞不好还可能落个倾家荡产。当医生，作律师收入高，但必须通过一场场难度极大的考试，一般的人望尘莫及。到大公司大企业当职员，收入比一般公司高，然而狼多肉少，竞争激烈，很难进去。到小公司当职员，工资低，工作辛苦还不说，而且缺少安全感……于是乎，一项被认为最理想的工作便成了当老师。 东洋大学的学生中，特别是文科专业的学生中，十有七八是宣布自己想将来当老师的。起先我很吃惊，以为他们真的都对搞教育感兴趣，或喜爱孩子。却原来是因为老师这个职业比其他待遇优厚--工资比一般职员高，工作又稳定，有寒暑假，福利多。同时，在社会上能受到相当的尊重。 “你以为那些玩儿命考国立大学或一流私立大学的人都是为了上那里去钻研学问的吗？”一个日本朋友对我说，“老实说，在我们这里，真心钻研学问的人不如你们那边多。人们争着进国立大学或一流私立大学，就因为从那些地方毕业出来，能得到比别人好得多的社会职业。不信你去问问，日本那些最厉害的大公司企业乃至政府高级部门的大门，哪个不是对东京大学的毕业生大大敞开的呢！” 至于那些纯粹是抱着研究学问的目的上大学的人，在全体大学生中所占的比例，简直就少得寥寥无几了。 确实，日本人就是这样。在工作岗位上的他们与在大学上学的他们，面貌完全不一样。在学校里，他们稀稀松松，吊儿郎当。但凡一从事工作--就连打工也包括在内，便立刻变得严肃，认真，尽心竭力起来，与在学校的那个“他”判若两人。瞧，我们味道园的大学生们上班从来不迟到，有病也不请假，干活儿没一个溜尖打滑。可一说到上课，一个个都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动不动就宣布“明天不去学校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想来想去，还是特定的社会经济规律决定了这一切。可不是么？上大学，我是付学费的。既然交了钱，我便也就有了支配一切的自由。想上课就上，不想上就旷，无所谓吃亏不吃亏。可是干工作呢，我是去挣钱的，迟到一分钟，少掉的就是一分钟的钱。干活吊儿朗当，人家二话不说就请你抬脚走人。那问题可就严重了。这里，饭碗等于一个人的性命。得到一个理想的饭碗谈可容易！而要保住一个理想的饭碗又谈何容易！不拼命不行！所以，没有谁不是拿着百分之一百二十的虔诚态度对待本职工作的。 这也叫存在决定意识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日本--一个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二三十年来的经济飞跃却带来了意志的大衰退，物质的大繁荣却造成了精神的大贫乏。如今这些十八岁的青年们，他们享受着世界一流的物质生活，科技水平，信息条件和教育设施。然而他们的胸怀里只装着自我，他们的奋斗目标只限于满足个人经济上的需求。无所谓事业心，责任感，奋斗精神，更缺乏顽强的意志，成熟的思想，热烈的情怀。他们只懂得“实际”和物质，却不懂得何为理想与精神。可以设想，如果四十多年前正处于日本战败初期的一代日本青年也同现在的青年一样的话，日本怎么可能发展到今天这般昌盛的地步。 青年是一个国家的希望所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深信中国必将在不远的将来超过日本。因为我们的祖国拥有比日本多得多的有志青年。他们关心着民族与人类的命运，他们自觉地肩负起了历史的责任，他们正在奋发，努力，前进…… 日本国旗上那轮初升的朝阳，现在该不是正在渐渐地，渐渐地夕阳西下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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