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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我教了两三个学中文的学生，每周再到味道园端几晚上盘子，一个月挣到十二三万，虽说还是离不开鸡笼小屋的生活，自己倒也觉得相当不赖了。 就在这时候，又有一位挺关心我的日本朋友来给我介绍学中文的学生。 “不教了不教了，”我说，“我现在所有时间都安排满了，哪里还抽得出空来。” “哎，不能把端盘子的时间减掉点儿吗？教中文不比打工强？” 我想了想：“不行，别看是端盘子，挺长见识呢，我舍不得辞。” “你看你看，哪儿有你这么笨的人哪，别人想找学生还找不到呢，知道不知道，我给你介绍的这个人呀，特－－有钱！是个律师，有名的，真的，不教可是白不教！” “律师？”我又想了想。那时我教的学生有岛本，田村，小野田，打工的时间已经减到3个晚上了，如果再减……我还挺舍不得的。 “你呀，真是少见的人。这么美的差事还用得着犹豫吗。不管怎么着，教也罢不教也罢都得给我教！明天我就打电话告诉他，你教得了。” 她这么热心，我真是哭笑不得：“好好好，教教教，可他的中文是个什么程度？” “程度？打生下来到现在不知道什么拼音字母勹，攵，冂，匚。英文倒是很溜。告诉你，他是东京大学毕业的，东－－京－－大－－学，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一听说还得从发音，四声开始教，心里更不乐意：“那位律师，他怎么想起学中文来了呢？” “那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可没打听。其实你管他为什么呢？挣你的钱不就得了。“ 就这样，带着好几分的不情愿，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我站在学校门口等待这位素不相识的律师先生来跟我见面。无聊地张望着门口来来往往的行人，我无意识地在心里想象着”律师“的形象：满头银发，浓密的大络腮胡子，戴着金丝眼镜，一身黑漆漆的长袍……这位，不象。那位，也不象。谁好象都长得不象”律师”。 正等得不耐烦，见一个长长的人影履匆匆地朝校门走来。刚要进门，却突然收住了脚步，打量起站在门口的我来。我便也打量他：日本人中少有的瘦高个儿，大长腿，身上是套十分潇洒的浅灰色西装，留得半长的头发托着瘦瘦的脸盘，目光十分锐利。他相当年轻，绝对不到四十岁。 “请问，你是不是－－”他先发问了。 我立刻点点头，“对，您是－－” “我就是饭沼春树，这是我的名片。” 这么说，他就是那位律师先生－－我的学生了，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 “那么，请到我们的教室里坐吧，同学们全都回家了。” “你还没有吃晚饭吧？一同去吃晚饭，好不好？”他挺干脆地邀请我。 “总得先把学习的事商量完了吧。” “没有那么严重，边吃边商量，走。”他迈开步子便朝路上走去。我只好一溜小跑地追上他。 “去新宿吃饭怎么样？”他站在车流汹涌的大道边问我。 吃顿饭还要跑到新宿？！ “新宿不远吗？”我拐着弯儿表示异议。 他却不作理会。朝一辆出租车一挥手，那车停下了，打开门。他示意我先上，我只好钻进去，心想：明明旁边就是地铁，为什么要坐这贵得惊人的出租车呢？他随着我也上了车。对司机说： “去新宿XX饭店。” 看来，这是一个什么全是他说了算的人。给这样的人当“老师”，恐怕有点儿麻烦呢…… “来日本几年了？” “一年。” “哦？你的日文进步很快嘛。我也打算用一年左右的时间达到自由使用中文的程度。” 什么？一年左右？就凭这点业余时间？ “这……不太……”我支支吾吾地不知如何回答。 “你是说不可能？怎么，看不起我？你不也才来了一年左右吗？我就是想在一年时间达到你目前这种程度。” “好的，我一定尽力。”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在想－－我这一年是天天泡在日本语学校里啃出来的呀。你有这时间吗？ “你听，我是这么想的。关键在于学习方法，也就是教的方法问题。你是怎么教别人的，我不知道。但是对于我，你可以采取这样的教法。” 你看，还不是得听他的。我这个老师不过是他的“傀儡”罢了。在幽暗的小汽车中，只听他在滔滔不绝地说着： “首先，日文和中文的汉字大致相同，学起来并不困难。所以，这一年里你不必花时间教我中文汉字，把这个时间省出来。” “但是中文的汉字与日文的有很多地方不一样，写法啦，意义啦……”我立刻表示反对。 “这我知道。”他丝毫不让步“但我不是欧美人，掌握汉字对我来说很容易。如果我想学，只需把中文的汉字表与日文的放在一起一对照，顶多两天就会了。何必象小学生似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去写去记呢？” 我不能同意他的意见，但显然与他争是没用的，便不再吭气，听着他教给我“如何教他中文”的方法。 “咱们的学习不能光坐在教室里啃书本。那东西适当地啃一啃就可以了，坐在教室里学的东西永远活不起来。很多日本人学了半辈子外语还是说不了，听不懂，就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道理。我可不想象他们似的。我喜欢实物教学，实地教学。比方说，我们一同在饭馆吃饭时，你就边吃饭，边把有关的中文教给我，名词啦，动词啦。我们现在在坐车，你又可以把这一类的中国话教给我。这样学来的东西记得住，又马上能用得上。我还打算不久之后去中国实地学习呢。当然，你这个老师也得跟我一同去。” 汽车已经进入新宿。街道两旁花花绿绿的灯火目不暇接。我好奇地东看西看着，耳旁还响着律师先生的话音： “可能的话，喂，你听着没有？从我们学习的第三个月开始，你完全使用中文跟我讲话，日文一句不准说，怎么样，签订这么个协议。” 我又叫他震住了。学习三四个月才能掌握多少单词文法呀？我全讲中文他能听懂？莫非他真以为自己是个天才不成？可我不能当面驳他： “我当然愿意讲中文，问题是你听不懂，怎么办？” “你不要管我懂不懂，你只管讲你的，我自然会习惯的。不这样，长进不了。怎么样？同意了？” “好，同意！”看他决心这么大，我倒真的有点感动了。 “啊，好极了，好极了，我今天非常高兴！”他兴奋地搓起手来。 小汽车停在了一座又高又堂皇的大厦面前。车门打开，我先下了车。只听他问司机： “多少钱？” “三千二百六十块。” 妈呀，要是坐电车连三百块也花不了。他付完钱又迈着快步往楼里走。我跟在后头对他嘟囔了一句： “刚才要是坐电车就省多了。” 他却满不在乎地看了我一眼：“坐小汽车谈话才方便嘛。多花点钱有什么了不起？” 不知这是一幢什么建筑，一进去只觉得到处都闪着亮，发着光，一股强烈的豪华气氛压迫着我，使我猛然觉得自己从头到脚都是那么土气，寒酸。他却是满脸的春风： “怎么样，去吃四川菜吧？” 我笑起来：“好极了！” 乘电梯一直到大楼的最高一层，一出电梯，便进入了一家古色古香，中国宫殿般漂亮的中国大饭店。紫檀心木的刻花桌椅，大红缎子烫金龙的椅垫，嵌着彩色贝雕的屏风，一盏一盏挂着金黄流苏的宫灯，轻柔优雅的十琴曲在充满檀香味儿的空气中飘来飘去。我生来还没进过这样的地方，眼都看直了。 “走，我们坐那边靠大玻璃窗的座位去。”他走到那通天通地的大玻璃窗前，手指窗外：“看过东京的夜景吗？欣赏欣赏吧。” 我朝窗外的夜空望去，既不见月亮也不见星光。眼睛往下一挪，赫！万丈高楼之下竟是一个珍珠翡翠般辉煌的世界。无边无际的灯海汇成无边无际的火海，也织成了无边无际的花海。绵延不断流动着的车队，远看就象一条滚动的金龙…… 我呆呆地望着，望着，好象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来到了“日本国”，第一次体会到人间原来也是有着“天堂”般的一面的。然而，我却也想起了小小的味道园，想起了自己在油烟子里的穿梭奔命，想到了那间“四害”猖獗的鸡笼小屋，想到了安藤先生的破产负债…… “怎么样，好看吧。”听见律师先生在跟我说话，我马上转过身，隔着饭桌在他对面坐下： “太好看了。来日本这么久，今天是头一次俯瞰东京的夜景呢。要有照相机，真想拍下这一切来。” “以后还有机会的。呶，这是菜单，喜欢什么随便点吧。” 我翻开那本大相册般精美的菜单，匆匆一翻，全是几千块钱以上的菜，这怎么吃得起？！ “哎呀，这实在太贵了，咱们还是去吃便宜的吧！” 他大笑起来：“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好吧，看来只好我随便叫了。”他把服务员招呼过来：“那种各色各样菜都有的套菜，有吗？来一套，再来一瓶啤酒。” 香喷喷，热腾腾的擦手巾送来了，接着又是红绸子绣花的餐巾，杯，碟，勺，筷，碗一一给我们摆好。女服务员全都穿着大红的旗袍。不知是那衣服裁的不对还是她们的身材不对，反正怎么看都别扭。 啤酒来了。服务员为我们斟满了杯，退下去。律师先生立刻朝我举起了酒杯： “今天见到你这样一位中文老师，非常高兴。今后请多多关照！” 我也举起酒杯：“也请您多多关照！” 菜，一道一道地上。鸡，牛肉，虾，鱼，豆腐，青菜，我爱吃的东西全来了。能够如此开荤，实在大喜过望。我大口大口地往嘴巴里塞，把文明礼貌之类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见我吃得这么过瘾也挺高兴。他一边拼命往我的盘子里夹菜，一边说： “吃吧吃吧，不够再要。今天就是要让你吃痛快。” 闹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了，觉得自己活象个刚进大观园的刘姥姥。 “你平时都在什么地方吃饭？”他斯斯文文地吃着问我。 “要不在学校的食堂，要不在打工的店里。” “吃的怎么样？” “学校的饭便宜，不好吃也吃不饱。打工店里的饭不错，管饱。” “打工一个小时多少钱？” “现在是七百块。” “太少了，”他同情地摇一摇头：“简直少得可怜。” “可我这还算是高的呢。” “那么你教中文一个小时多少钱呢？” 我知道今天的谈话马上就要进入关键。然而我向来羞于谈这个问题，开口向别人要钱，多不好意思。我迟疑了一下，说： “当然要比打工多。可是每个学生给我的都不一样。有的多些，有的少些。” “那么目前给你最多的学生，一个月给你几万？” “岛本给的最多，一个月给我三万。可她是每周上两次课。” “好的，知道了。那么，从今以后我每个月给你五万块，也是每周上两次课。同意吗？” 我甚至疑心自己耳朵出毛病了，直盯着他的脸： “您是说，五－－万－－块？” “难道还不够吗？” “不不不，我是觉得太多了太多了。”我慌忙摆起手来。他又一次大笑了： “我一眼就看出来你是个好孩子(管我叫'孩子')，是一个模范的中国留学生('模范')，又挺可怜的。这五万块钱如果能够帮助你，我感到很高兴。那么，这件事咱们就这么说定了。接下来，那可就要看你的了，当然也得看我的。” “能不能告诉我，您为什么要学习中文呢？”我总是不能不问这个问题。 “因为日本还没有一个懂中文的律师，我要作第一个精通中文的日本律师。”他的表情和声音都显示着不容置疑的坚决。 “律师难道有必要懂中文吗？”我又问。 “以前也许没有。但是今后，一定会有，没有不行！世界在变，懂吗？” 噢－－我，懂了。 我们的学习就这样开始了。每个星期两次，或在他那布置得如同艺术画廊般的事务所，或在我们学校空荡荡的大教室，或在饭店，咖啡馆，或在商店，大街上。处处都成了我们的课堂。就连走路，乘车，喝茶，吃饭……一抬手一投足，都要同学中文联系起来。 我很快就发现律师先生不仅记忆力好，求知更是心切。看见什么问什么，碰到什么学什么，不厌其烦。而且任何一个词汇或句子，顶多教给他三遍，他便能牢牢记住并从此使用起来。我们的学习进行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他已经能用不少中文词汇跟我讲话了。进步之快确实令我佩服。而他，越学越有劲头，立刻又提出要到北京实地学习。 在北京那短短的五天时间里，他几乎无心参观浏览，而是一门心思学中文，说中文。 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带着他参观完故宫，从正对着景山的故宫大门出来。他看见沿着筒子河有许多摆小摊的，立刻大喜着跑过去。我知道他又想跟人“练一练”了。 几个摆摊子的农村姑娘见他这么急匆匆地跑过来，以为他真的要买什么，一个一个都争着对他喊： “吃包子不？热包子！” “冰糖葫芦，又酸又甜！” “热牛奶，又鲜又好喝哟！” “茶叶蛋，要茶叶蛋不要？” 他跑到摊子边突然又发起愣来。我知道他是没听懂姑娘们的话，她们讲得太快又带着口音，况且其中不少名词都是他没学过的。我连忙走过去想帮他一把，刚用日语说了一句：“那是……”他立刻不耐烦地冲我一挥手：“不要！不要！”好，那我看你自己怎么办。我索性一闭嘴，袖手旁观。几个小姑娘见他熊我，全都嘻嘻笑起来，还不知道他是个日本人呢。 他站在摊子前看来看去，可惜半天也没找出一样他叫得出来的东西。这时他的眼睛停在了亮晶晶的冰糖葫芦上，用手指着问： “这个东西能吃吗？” “咋不能呢？糖葫芦嘛！”几个小姑娘咯咯直笑。 “你说什么？”他也不在乎人家笑。 “我说'能－－吃－－'。”终于发觉他不象中国人了。 “我买。多少钱？” “这边儿的两毛，这边的三毛。” “很便宜。” “买几根？” 他回过头来看看我：“你吃吗？” 我摆摆手，并告诉他：“这个东西是酸的，你也许不爱吃。”我把话讲得很慢。 “是酸的？”他问小姑娘。 “不酸不酸，甜的。”姑娘生怕他不买。 “给我一个甜的，不要酸的。” 糖葫芦刚到手，旁边的姑娘又招呼他了： “吃包子不？热包子。”说着把盖在笸箩上的被子一掀，露出一大堆冒着热气的包子来。 “这叫'热－－包－－子'？好吃吗？” “好吃呀，买个尝尝。” “好的，我买两个热－－包－－子。”见跟姑娘们对上了话，他高兴极了。 “在这儿吃还是带回去吃？”姑娘又问。 “请再说一遍，我不懂。” “你拿－－回－－家－－去－－吃－－吗？” “为什么我要拿回家？我的家在日本，大后天才回去。” 姑娘们一个个乐得前仰后合。卖包子的姑娘立刻给他搬来一个长凳子让他坐，又把包子盛在一个盘子里搁在他面前。 我走过去：“冰糖葫芦我帮你先拿着吧。”我不敢再对他使用日文。 “你帮我拿什么？” “这个东西，”我指指他手里举着的糖葫芦：“叫冰－－糖－－葫－－芦。” 他懂了，一面把东西交给我，一面把这个名词重复了三四遍。于是我知道，这个词他从此不会再忘记了。 “我要一杯茶，有吗？”他咬了一口包子，问小姑娘。 “有，二分一碗。”她的活音刚落，卖牛奶的姑娘着急了： “这儿有牛奶，喝一碗不？热呼呼的。”说着打开锅盖，高高地舀起一大勺叫他看：“瞅瞅，多稠！” “啊，牛奶！好，好！”他兴奋地喊起来。 老大一碗热牛奶又摆到他面前。他喝了一大口：“好喝，很好喝！中国的牛奶比日本的好。”喝完一大碗，他又要了第二碗。一边吃着，喝着，还一边兴致勃勃地跟几个姑娘左一句右一句地练中文。 看着他满脸带着北京春天的风尘，坐在大马路边一条粗糙肮脏的板凳上，既没有红绸绣花的餐巾，又没有香喷喷，热乎乎的擦手巾，使用着既不好看也未必清洁的粗瓷大碗，却是那么愉快地吃着，喝着，说着。我突然觉得这位聪明好学而素来令我敬而远之的大律师先生，与我的距离悄悄拉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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