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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听，也真是的，就和他一块回西安到医院去检查，果然转氨酶高出正常指数很多。回农村时他带了好几盒B12针剂，并给我注射。他很精，屋子里有人时他就往我胳膊上打，没人就往我屁股上打。我很难为情，他开导我说：“屁股肌肉面积大，吸收好，效果快。你没看见医院里，不管男女老幼都是往屁股上打，为了治病嘛。”我无可奈何。 得了肝炎，不光要吃药，还要营养调剂。当时的农村除了鸡蛋容易买到外，其它的都很困难。一次我到一个叫绒花的女社员家里去玩，发现她家有一只奶山羊。绒花说她身体不好，生了孩子没有奶水，孩子饿得嗷嗷叫，没办法买了这只奶山羊。后来她家日子越来越穷，她又得了肺病，每天为没有东西喂羊而发愁。我突然想起我们每次磨面留下的麸皮都堆在那里，没有用场。麸皮不就是上好的羊饲料吗？能不能送给绒花呢？我把这个想法说给张艺谋，他高兴得连声说：“行呀！行呀！你把麸皮拿去每天挤一碗羊奶喝，这样你的病就会好得快一些。”另外两个同学也同意。从此，我们把每次磨面剩下的麸皮尽数给了绒花，我每天下午挤一碗羊奶喝。 慢慢地我的肝病好了。我也和绒花成了很好的朋友。她比我大几岁，那年也就是二十六七的样子。她的脸黄白瘦削，但长得十分秀气，如果不是有病，她一定是个很漂亮的女人。有许多次，我因为下工晚了，急着做饭，没工夫去挤奶，都是她把奶挤好，让孩子给我送来。我每次送麸皮去，她都要感谢半天，为这种“交换”感到不安。我很感激她，也很同情她，真希望她的病早点好起来。可是，我们下乡的第三年春天，绒花死了，还不到三十岁，疾病和贫穷就夺去了这个善良女人的生命。 六月份的忙天，活虽然累，但那时的天气还不太热，在地里干活的人也不太受罪。最使人受不了的活儿是七八间，给早玉米浇水。这时地里的早玉米已一人多高，大伏天里，烈日炎炎，玉米地里密不透风，人在里面干活就像掉进了蒸笼一样，浑身冒汗。一旦玉米叶子把手胳膊划破，伤口被水一浸，蛰辣辣的疼。 一次队长派张艺谋去浇地，他吃完午饭，搁下碗就走了。看着这么热的天，我心想他在地里一定很渴，就烧了半锅开水。等水晾凉了，找来一个带盖的大搪瓷缸子，盛好满满一缸子水，带上草帽，端着缸子给他去送水。来到地头，看见张艺谋正与和他一起浇地的九叔在地头休息。他们好像早已看到了我，我一走到，张艺谋就伸出了手：“真是雪里送炭。不，骄阳送水比雪里送炭还需要。”张艺谋嘴里说着接过水，递给九叔让他先喝。当着我的面九叔还有点不好意思先喝，我也说：“您先喝吧。”九叔痛快地喝了几口，感叹地说：“还是自己瞅下的对象好。”听九叔说这话，我和张艺谋都会心地对视一笑。我心里舒畅极了。 张艺谋后来曾在信中描述这件事时写道：“远远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你的身影，从小到大，你头顶着大草帽，手里端着水，向我走来……我只感觉到水是那样的甜，一直甜到心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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