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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伯承失明的右眼，曾有许多种传说。有的说是被蒋介石用枪打瞎的，有的说是犯眼病瞎的……众说纷纭，莫衰一是，其实都属不实之词。 1917年8月，“讨袁之役”失败后的刘伯承逃到上海，在上海加入了孙中山先生改组的国民党（改组后称“中华革命党”），并受到孙中山先生所派特使的召见。孙中山的特使在召见他时曾谆谆告诫：“窃国大盗袁世凯经过两年多的苦心经营，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打出了洪宪皇帝的招牌，正式宣布明年登基加冕，复辟封建君主制度。革命党本部决定，全党同志全力以赴，组织武装、兴师讨袁。本部决定你速返川东，组建川东护国军，起义护国，川东是你长期战斗过的地方，人熟地熟，相信你能不辱使命，马到成功。” 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托，回川后刘伯承立即联络旧部和奉节的“哥老会”，并策动涪陵的警备队等武装队伍，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起了一支革命武装——川东护国军第一支队。 1916年3月中旬，为了配合护国军主力在川南与袁军作战，刘伯承率护国军第一支队准备攻克长寿县，以牵制敌人兵力。 刘伯承根据长寿易守难攻的特点，积极争取长寿城内的警备队起义，警备队在护国军的策动下准备起义，但当刘伯承率队攻击时，警备队却发生变故，护国军伤亡很大，只好转向和长寿位置相似并很重要的丰都前进，准备夺取丰都。 丰都，是袁军从水路入川的必经之道。历史上被文人墨客称为鬼城。刘伯承率队行至丰都三十里的马口垭时，派人进城侦察敌情。当时，丰都守敌总数两个团，不论从装备和数量上都远远超过护国军，按正常情况，护国军没有取胜的可能，但侦察员歼敌心切，就谎称城内只有守敌两个营。经过研究，刘伯承决定以“鬼”克鬼城，派康云程进入城内，里应外合，消灭守敌。 三月三十日子夜，丰都城内万籁寂静。一群“鬼”出现在城门附近，守城的北洋军哨兵眼见判官、阎王、小鬼步步逼来，吓得魂不附体。于是，“鬼”们顺利地收缴了哨兵的武器，打开城门。刘伯承率领部队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袁军虽然人多，但混乱中也不知道来了多少护国军，纷纷掉头奔逃，护国军很快占领了丰都城。 逃出城外的袁军从枪声断定护国军人数不多，便伺机掉头反扑。刘伯承身先士卒，带头冲锋，当他掉头招呼一个落在后面的士兵时，却不幸被一颗敌弹射中，子弹从颅顶射入，从右眼眶飞出，血流如注，他当即昏厥倒地。过了一会儿，刘伯承苏醒过来，他试图站起来继续指挥战斗，却又重重摔倒在地上，他匍匐爬行，终因体力不支昏倒在一家水烟店前。这家水烟店的学徒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青年，他从刘伯承的军服上辩认出伤者是护国军，二话没说，就把他扶入店内，抓了两把水烟丝捂在伤眼上，说是水烟可以止血，然后又找了块净布将伤口裹好，为防不测，他将刘伯承藏在了店内的一间小屋里。 不知过了多久，刘伯承在昏迷中感觉到浑身火烧火燎，他用手擦去眼睛上的淤血，发现屋子被敌人的炮火击中燃烧起来，房顶上的木料正带着火苗往下坠落，他急忙使尽全身力气爬出店外，终因伤势太重，又一次昏了过去。 昏迷中，刘伯承听到一个象是老板的声音吼道：“丘二，来、来、来，快把这人拖到别处，莫要他躺在我的店门口。” 被叫做丘二的人应声而来，这时，刘伯承的两只眼睛看不见东西、又动弹不得，只听到成群的苍蝇在耳边嗡嗡飞，争先恐后爬到他眼睛上舔血。他心里很紧张，心想，要是他们把我扔到哪个阴沟里，那就非死不可了。这时，他的手在口袋边触摸到三块硬硬的东西，不禁萌生出一线生的希望。当那个丘二来到跟前伸手拽他时，他一边将身上仅有的三块银元往丘二手里塞，一边说：“好兄弟，手下留情，将我送到新庙场，一定重谢！”不料，丘二是个深明大义的青年，他推开刘伯承递过来的钱，背起刘伯承就向城外走，一面走一面说： “打北洋军的都是好人，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约摸走了三五里路，迎面突然响起了枪声，很快有一群人来到了他们跟前，只听其中一人说：“这不是刘队长吗？你把他往哪儿背？”丘二说：“他要我送到某某场。” 来人说：“我们知道了，你回去吧，你这样背他走，碰到北洋军，不整死他才怪呢？我们来送他吧。” 原来，这几个人是化装进城做内应的胞哥，当下，他们用一件皮袍子把刘伯承没头没脑包起来，用一根竹竿抬起来走了。就这样，刘伯承算大难不死，逃了出来。 刘伯承负伤后，川东军第一支队也就随之瓦解，刘伯承成为北洋军通辑捉拿的对象。他不得不一面东躲西藏，一面医治眼伤。 后来，在群众的精心掩护、照料下，刘伯承改名换姓潜入重庆，在临江门外一所教会医院——宽仁医院医治眼伤。给刘伯承医治眼伤的是一位德籍医生，人称阿大夫，他医术高明，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对病人态度却出奇的恶劣，常常辱骂训斥。 由于在来重庆的途中几经波折，中断了治疗，到阿大夫诊所时，眼眶里的肌肉已严重腐烂化脓，阿大夫看过后，决定立即施行眼眶手术，剔除眼眶里的腐肉。鉴于刘伯承伤势严重，阿大夫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对刘伯承施行全身麻醉，并做好输血、输氧等各种准备。 刘伯承从阿大夫口中了解到，施用麻醉药，有可能对大脑神经带来不良影响，他静静地凝思了一阵，坚决地向阿大夫提出，给他做这次手术不用麻醉。 一听说不用麻醉，阿大夫连声嚷道：“不行，不行，不麻醉，这种手术我是不敢做的，万一发生了意外怎么办？” 刘伯承态度诚恳地说：“阿大夫，请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意外，都不要您负责任，请你不要怀疑，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阿大夫想了想只好让步：“刘先生，不全身麻醉，就局部麻醉吧，不然你会痛得受不了的。” “不用，一点都不用，不管痛得怎样厉害，我都忍受”，刘伯承毫不相让地坚持着。 无奈，阿大夫只好让刘伯承的胞弟刘叔禹做劝说工作，刘叔禹刚一开口，就被刘伯承粗暴而焦虑地顶了回去：“老三，你怎么这样糊涂呢？你们的好心我是完全理解的，不用麻醉做手术当然痛苦得多。但是，一个人用了麻醉药，无论如何对他的大脑会有这样那样的后患。你想过没有，要是我这次因为麻醉伤害了脑神经，失去了智慧，失去了思维能力，成为一个只能吃饭穿衣、不能为国家、为黎民百姓出力效劳的废人，还算什么人？是行尸走肉，是社会蛆虫”，刘伯承越说越激动，脸上和鼻尖都冒出了汗珠。 稍停片刻，刘伯承感慨地说：“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战国时的孙膑被断了双足后，由于他身残志坚，又有韬略智慧，后来还是能率领千军万马，布阵用兵，克敌制胜，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我这次虽然失去了一只眼睛，但我救国救民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脑壳里的东西还在，今后，我还要为民出谋划策，带兵打仗。所以，无论如何我是不用麻醉药的。” 刘伯承的伟大抱负和坚强意志深深感动了阿大夫，他终于同意了刘伯承不用麻醉药物的请求。 手术前，阿大夫来到刘伯承的病房，赞叹不已地说：“我从欧洲到亚洲，为白种人、黄种人做过成百上千的手术，可是，象刘先生这样不用麻醉的，我还从未做过呢？” 刘伯承微微一笑说：“那就请你在我这个中国人身上做试验！” 手术开始后，阿大夫聚精会神地用锋利的手术刀先将腐肉割去，然后将破碎的眼球挖掉，然后再将断裂的血管缝好……。 手术台上，刘伯承死死捏住手术台的木脚，咬紧牙关，强忍钻心的疼痛，任汗水从额头和全身的每个毛孔迸涌出来，透过身上的衬衣、外套，把铺在手术台上的毯子全浸湿了。阿大夫忍不住说：“痛得厉害，哼一哼会好受一点。” 但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手术中，刘伯承始终未呻吟一声。手术结束后，阿大夫小心地将刘伯承从手术台上扶起，问道： “感觉怎么样？” 刘伯承笑着回答说：“区区七十余刀，算不了什么”。 阿大夫惊诧地问道：“你怎么知道？” 刘伯承回答说：“你每割一刀我就暗暗数一下，一定不会错的。” 阿大夫禁不住赞叹道：“了不起！了不起！您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块会说话的钢板，您不是军人，而是‘军神’，中国有您这样的军人，是中国军人的骄傲。” 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阿大夫又给他的右眼安上了一只假眼球。刘伯承又重登征鞍，继续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军事生涯了。 1923年6月，曹锟贿选，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举行示威，反对曹锟上台。同年十月，孙中山先生自任讨贼大元帅，兴师讨曹，他命令四川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在四川反抗北洋军伐吴佩孚侵川，这就是当时的“讨贼之役”，也就是发生在四川境内的南北战争。 刘伯承当时任熊克武统领的川军第二混成旅第一团团长。他虽是团长，但旅长张冲不大懂军事，所以，一到战时就给他安个总指挥的名义，让他指挥全旅。军伐刘湘对这一点有深刻体会，他经常告诫部下：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团长，他厉害得很，过去熊克武打了败仗，常常让刘伯承给他收拾烂摊子。” 当时，北洋军伐曹锟为了扩大地盘，征服四川，派驻扎湖北的杨森为前锋，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及刘湘为内应。命令赵荣华等大举侵川，情况非常紧急，熊克武急令驻扎万县的刘伯承前去增援一师。 刘伯承接到命令，一路与军阀鏖战，战杨森、救万县、屡战屡胜。刘伯承的军事才能使他不得安生。正当刘伯承夺回万县，准备联络一师的时候，邓锡侯等军阀又准备联合攻取成都，熊克武又急电刘伯承西上解围。 刘伯承鼓舞士气，在累战后又一鼓作气击败成都守敌，夺回成都。然而，吴佩孚又调整部队继续进攻成都，驻守在简阳的赖心辉吓得打算放弃简阳退至龙泉驿，龙泉驿是成都的门户，如若再放弃，成都必将失守。 无奈，熊克武又命令正在追击敌军的刘伯承援助赖心辉，刘伯承不顾数日行军的疲劳，亲自到龙泉驿查看地形，步署兵力，一举击败了北洋军于学忠的部队，保住了成都，这就是有名的“龙泉驿大捷”。 由于赖心辉指挥失当，黔军一万多人又重整旗鼓与讨贼军在荣昌、隆昌、资中、内江一带形成拉锯战。 刘伯承在收回隆昌进军大足时，由于友军不做配合，致使部队伤亡很大，而且使大足复而又失。 这种拉锯战使刘伯承异常愤慨，他看到街面冷落，百姓呻吟，一种屈辱感涌上心头，他一次次自问：“我不是立志仗剑拯民于水火吗？可是仗打赢了又怎样呢？无数次的胜利并没有拯救人民出水火，而是给人民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战祸兵灾，这是为什么？第二混成旅的士兵冲锋陷阵、舍生忘死，在等待救援时却无人顾及；战时我被推上前线，是指挥一万多人的将军，战后依然是个团长，仗打胜了，功归他人，仗打败了，归罪于己；在关键时刻，各打各的算盘，丢下烂摊子不管，宁愿牺牲友军，不肯相互支援。身为军人，扶困济危，拯救中华之心何在？”痛苦之余，他愤而写下辞呈，但未被批准。此时，刘伯承怀着讨伐国贼，救民于水火的崇高责任感留了下来。 为尽快拿下大足，刘伯承亲赴前沿阵地观察地形。一天，刘伯承吃过午饭后，由向导带领来到百灵湾上面的白脚岩，刘伯承一面用望远镜观察地形，一边听身边的向导介绍情况，忽然，从前面的和尚坡脚下来了三个人，刘伯承一惊疑，在放下望远镜的一瞬间，一颗子弹从对面射来，打穿了他的右腿。 随行的副官和士兵一边还击、掩护，一边背起负伤的刘伯承撤回张家大院。 刘伯承伤势严重，回到张家大院后一直昏迷不醒，医生给他施用了各种止血针、止血药，但稍一松绷带，立即血流如注，生命危在旦夕。在大足前线的但懋辛当即命令送刘伯承去内江的二混成旅野战医院。 在内江野战医院，医生们采取了各种抢救措施，但刘伯承仍处于昏迷状态，熊克武得知情况后，派人把成都北门外一家法国医院的院长艾毓梅接到官邸，电话指示抢救。艾毓梅一一询问了病人状况、医生用药和注射部位等情况后，告诉对方立即在尾椎骨注射一针，终于，刘伯承大叫一声苏醒过来。接着，熊克武急令士兵护送刘伯承到成都继续抢救。 刘伯承到成都后，住进艾毓梅的医院，经多方抢救，才脱离危险。但此时伤口已严重感染，整个右腿又红又肿，艾毓梅认为刘伯承必须进行截肢手术，否则血液中毒将危及生命。刘伯承听说要截肢，执意不从，和院长吵了起来，艾毓梅无可奈何只得同意不做手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刘伯承的伤腿竟慢慢好了起来。一天正常换药时，艾医生称奇不已，对刘伯承说：“病情不如君者往往锯腿，岂非上帝降福，创此奇迹？君当不忘上帝之恩，终生祝祷。”刘伯承听后微微一笑说：“上帝岂爱我这个不信上帝的人？我的伤慢慢见好，是我终日凝精聚神暗暗往伤处鼓气并心里想着：‘你要好！你要好！’才克制了病情。”艾医生虽不完全信服，但内心非常钦佩。 伤势略有好转后，刘伯承执意出院养伤，临行前，艾医生前来送别，并带来一副拐杖送给他。告诉他说：“你腿上的伤不久即愈，但腿上肌肉已缩短，愈后必成曲腿，所以送你这只拐杖做为你的终生之侣。”刘伯承听后大笑说：“世上哪有柱着拐杖行走的斗士？请留下送给别人吧！”艾医生听了刘伯承的话，只好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刘伯承出院后，住在成都刀子巷一位朋友家中静养，伤口愈合后，右腿果然伸不直，怎么办？就这样在家静养一生？ 然天下汹汹，军人岂能坐而视之，他诙谐地对看护他的人说： “我这样又瞎又跛才不是回事哩。” 于是，刘伯承每天坚持做牵引，开始效果比较显著，到脚尖着地能行走时就很难再有进展。一天，刘伯承一着急，就把脚放在凳子上，自己坐在椅子上，命令士兵压自己的伤腿，开始士兵也很怕，但经不住刘伯承的强令，不得不坐下。结果，刘伯承惨叫一声，痛昏在椅子上，伤腿也随之肿了起来。 后来，一位老中医用中药给他包敷伤腿，不久，他的腿竟奇迹般地恢复了功能。 腿好后，刘伯承徒步去艾医生医院感谢他，艾医生一见大吃一惊说：“何处神医治好了您的腿？”刘伯承笑着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自己治的。”然后，他将压腿经过向艾医生做了描述。艾医生直呼“奇迹”，他感叹地说：“我向来以为华人柔弱，今天我亲眼见到象您这样神勇的人，以后对华人也应当刮目相看了。” 随着伤腿的好转，刘伯承又战胜思想上的“阵痛”，在漫漫长夜中，终于迈开坚定的步伐，踏上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 1926年5月13日，由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刘伯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从此以后，他开始真正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同年11月初，为争取地方军阀反对北洋政府，倾向国民政府，抑止其出兵东下威胁武汉，根据党的指示，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名义回到四川，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推动四川军阀易帜。 在四川万县，刘伯承会见了当时在军阀杨森部队任党代表的朱德，两人又在重庆会见杨闇公，研究四川的起义计划。 他们根据党的指示和四川的形势，决定发动驻防顺庆、合川的秦汉三、杜伯乾、黄慕颜三个旅和驻防在泸州的袁品文、陈兰亭两个旅，举行顺泸起义，由刘伯承任总指挥，黄慕颜（共产党员）为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秦汉三（共产党员）、杜伯乾、陈兰亭、袁品文分别为二、三、四、五路司令。 十二月一日，泸州起义首先爆发。 泸州的驻军是四川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的三个旅。驻在长江右岸蓝田坝的第四混成旅，基础为前川军总司令熊克武第一军但懋辛部的第二混成旅，以前曾受过刘伯承的训练和指挥、战斗力较强，旅长袁品文，曾是刘伯承属下的一个连长、思想比较进步、倾向革命，1926年春、中共四川地委就曾派共产党员邓作楷做袁品文的顾问，抓部队的政治教育。后来刘伯承又让童庸生拿着他的亲笔信找袁品文，动员他参加革命，进行起义。袁品文看到刘伯承的手笔，心情非常激动，明确表示愿听从党的指挥。所以，这个旅成了泸州起义的基础力量。 在泸州的另一个旅，是驻扎在沱江岸边小镇上的第十混成旅，旅长陈兰亭，原是土匪，后来被熊克武的第一军收编，由于同在熊部，与刘伯承有旧关系，所以，这个旅就成了起义的联合力量。 在泸州还有一个旅是第二混成旅，旅长李章甫是赖心辉的亲信，思想反动。由于这个旅独占着泸州的税收财源，与另两个旅有很深的矛盾，是这次起义的主要障碍。 由于赖心辉对袁品文的活动已有察觉，打算实行“宰割计划”，把袁品文旅调往江津，因而情况紧急。 赖心辉的阴谋很快让袁品文识破，袁即刻与陈兰亭密商对策决定提前起义，并派邓作楷前往重庆向刘伯承汇报。但是还没等到刘伯承的指示，十二月一日，袁品文便假借办理“军事训练学校”学生毕业事宜，骗李章甫到兰田坝自己的旅部训示，趁机将其扣留、宣布起义。 顺庆驻军秦汉三、杜伯乾两个旅，是隶属于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的部队。何光烈是个既反动又狡猾的家伙，他发现了秦汉三、杜伯乾的起义行动，便决定秘密逮捕二人。秦汉三、杜伯乾得知事已败露，便决定十二月三日提前起义，他们在城内与何光烈的两个团发生了激战，这两个团的官兵在革命军的影响下将团长扣留，投向革命，何光烈侥幸出逃。 顺庆起义爆发后，秦汉三、杜伯乾电告驻守在合川的黄慕颜迅速向顺庆靠拢，以解燃眉之急。情况突变，正在黄慕颜举棋不定之时，刘伯承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根据原定计划，黄慕颜要以部队换防为名义调动部队。现在顺泸起义提前，他们也只有十二月五日以最快速度按原计划离开合川，在合川欢送会后，刘伯承和黄慕颜一起率两个团、江防警卫营、特科营和学生队出发赴顺庆。一路上，刘伯承谢绝乘坐小轿，打着伞冒雨和官兵走在一起，谈笑风生、和蔼可亲，还跑前跑后照应部队，没有一点旧式军官的架子。 许多战士惊讶：“为什么这位在护国战争中曾使北洋军心惊胆寒的大将，竟是这般平易近人！”官兵们由此更加尊敬他，都愿意亲近他。 十二月九日，刘伯承、黄慕颜率领合川义军顺利到达顺庆。这时起义已经过了六天，顺庆已强敌压境，部队人心开始浮动。刘伯承的到来，扭转了开始出现的混乱局面。他召集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三部在果山公园举行誓师大会，号召起义部队团结一致，为策应北作进军、实现孙中山先生打倒列强的的主张，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救民众于水火，为民众求解放而努力杀敌，奋勇向前。他的讲话，赢得了一阵阵的热烈掌声，激发了官兵的抗敌热情。 泸州、顺庆的相继起义，把四川的各个军阀震得目瞪口呆。为了扼杀革命，反动军阀何光烈四处搬兵，派邓锡侯、刘文辉的部队围攻顺庆。当时敌人的兵力很强，有李家钰、陈书农的四个团、罗泽洲的十六个营；而起义部队则只有黄慕颜的两个团、两个直属营，但连排长都集中在学生队学习，基层指挥作战不够有力，秦汉三也只有两个团和一个直属炮营，杜伯乾则更少，只有一个团和两个直属连；面对优势的敌人，刘伯承召集营以上军官会议，提出放弃顺庆，全力解决只有三、四千支枪的刘存厚部队，待泸州革命军北上会合后入陕，接应冯玉祥部队配合北伐。但由于当时秦、杜两部的团、营长多是本地人，恋念老婆、孩子，所以不同意放弃顺庆，力主坚守。在一时难以统一的情况下，刘伯承只能提出集中力量、攻破敌一路的作战方案。战斗非常激烈，但由守卫顺庆城杜伯乾的一部分倒戈，致使城防空虚，敌人趁机冲入城里，占领了革命军总指挥部，革命军被迫撤往开江。刘伯承为了下一步行动，把部队交给黄慕颜指挥，自己找中共四川地委军委请示工作。 顺庆起义军移驻开江后，立即进行整训，枪决了出卖前线的连长，整顿了军纪，使起义军官兵提高了觉悟，增强了斗志，加强了纪律，深得当地群众好评。 与此同时，泸州方面也受到多方敌人的压力，起义军首领多次派人赴中共四川地委，请求派刘伯承和政治工作人员到泸州去。此时，刘伯承已回到四川地委请示工作，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在一起召开军委会，决定派刘伯承、韩伯诚等十几名军政人员去泸州指挥革命军。 但此时，刘伯承在重庆也已受到刘湘派遣的反动分子的监视，为了躲开密探，刘伯承巧施“金蝉脱壳”之计，从容出走。一天清晨，一位头包青布帕子衣衫褴褛的挑粪人，穿过晨雾，来到浮图关刘伯承的家里。几分钟后，“挑粪人”又挑着满捅大粪出来，不慌不忙向着来的方向走去。这一切，被藏在附近的密探看得清清楚楚，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那个毫无二致的挑粪人竟是他们严加监视的刘总指挥。 刘伯承来到泸州后，很快设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派政工人员向部队宣传革命思想，还创办了泸纳军团联合军事政治学校，并亲任校长，对各部队中的下级军官和有志青年，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与此同时，还对军饷问题实行公开公布，严禁克扣士兵军饷，改善官兵关系；他还推行政权建设，并运用政治力量解决当地财政问题。泸州本是富庶之地，但由于连年军阀混战，苛捐杂税泛滥，弄得民不聊生。对此，刘伯承实行了军民兼顾、公平分配的原则，严禁军人把持税收、军饷不向民众摊派，并简化纳税手续。这些措施受到群众的称赞。当地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 刘伯承、似天神。 忽然来到泸州城。 坏事变好事、坏人变好人。 四川军阀害百姓，匪梳兵篦害死人。 刘将军急急律令，赏罚严明面目新。 对人多和气，买卖更公平。 昨日兵民是仇敌，今日亲如一家人。 变得快！变得好！ 从前滥军队，今朝革命军。 干革命，亲又亲。 功高望重刘将军。 人称小诸葛。 敢比诸葛强几分， 赛过刘伯温。 起义军不断发展，犹入一把利剑，直插敌人胸膛。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惨案，与此同时，刘湘也声称已于数月前接到蒋介石关于讨伐泸州的命令，并拼凑了川黔反革命联军近十万人开始围攻泸州。刘伯承坐镇泸州，就近讨伐刘湘以牵制川军东出援蒋。 泸州城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刘伯承利用当地条件，在通往泸州的咽喉龙透关修工事、设伏兵，在长江防线设置障碍，防敌登岸，又在城墙上安放草人和汽灯以迷惑敌人，致使强敌四十余日多次攻城未克。 刘伯承以两旅之师抗击十倍于己的强敌，但泸州城仍巍然屹立。起义军虽困守孤城，且无外援，又无补给，但军民齐心，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众志成城，这是他们赖以克敌制胜的法宝。 这时，起义军内部的一些投机分子正在私下与敌人沟通。 以陈兰亭、皮光策为首的一少部分人经不住敌人高官厚禄的利诱，竟准备以扣留刘伯承和政工人员作为投降诚意的表现，在这危急关头，袁品文一再劝刘伯承等人先行出走。刘伯承审时度势，决定和一部分政工人员先行撤离。 五月十五日，在袁品文一连士兵护送下，刘伯承出龙透关，沿小路顺利通过了原旧友张仲铬的防地到达富顺。此时，意欲悬赏活捉刘伯承的军阀刘湘得知刘伯承潜出泸州的消息后，立即派旅长兰文彬跟踪追捕。刘伯承等人化装离开富顺，行经荣县地界时，与兰文彬相遇，刘伯承发觉后，急忙转入一个山间小路，等兰文彬发觉追赶时，刘伯承一行已经走远了。 摆脱犬鼻鹰眼的兰文彬后，刘伯承一行取道大足、达县入陕西，当他们行至柴阳县毛坝关附近的崎岖山道时，突然发现一只猛虎眼露凶光紧盯着他们。刘伯承沉着应付，叮嘱大家不要紧张，也不要喊叫，在老虎面前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当他们登上停在附近河流的一条小船后，刘伯承回头拱手向老虎道：“老虎，真不错，这回没帮倒忙”，大家擦着脸上的冷汗，都忍不住笑了。 刘伯承虎口脱险，颇具神奇色彩，一直被当地人民做为神话传诵着，人们说：刘伯承使命未完，老虎怎会吃他？老虎是来护送刘伯承的。此后，刘伯承又闯过一道道险关到达汉口，找到党中央，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南昌起义。 遵义会议后，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当时，从红军内部看，形势已有了根本的好转，但就整个形势来说，敌情仍十分严重，蒋介石调集了一百五十多个团，四十余万人，开始合围中央红军。如果不摆脱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将难以保全红军。 红军主力四渡赤水后，全部南渡乌江，进入云南，准备北渡金沙江入川。这时，蒋介石已发现了红军的意图，天天派飞机在红军队伍上空转，并且命令金沙江北岸的部队全力以赴占领金沙江各渡口，封锁金沙江，其他围追红军的部队都向金沙江收拢。红军若不能尽快渡江，仍有被敌人压在这一带的危险。 情况紧急，中央军委命令红一军团抢占龙街渡，红三军抢占洪门渡、中央军委干部团抢占绞平渡。 但是，由于龙街渡江面太宽，加之有敌机低空骚扰，一军团无法渡江，三军团在洪门渡也因水流太急，渡江未成。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等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全军从绞平渡渡江。 渡江任务全部压在了中央军委干部团的肩上，为便于指挥、万无一失，刘伯承亲自率领先遣队向绞平渡疾进。经过两昼夜的急行军，先遣队到达了距绞平渡四五十里的村子里，部队一到，立即封锁消息，到村里了解敌情和绞平渡渡口的情况，开始，老乡们怕是敌军，都非常害怕，后来，当他们看到刘伯承和蔼可亲的样子时，觉得是同国民党兵不一样，才说了实话。原来，敌人估计红军要渡江北上，就把这一带的大小渡口都控制起来了，而且把南岸的船只都掳过江去，断绝了两岸的交通，还不时派侦探划船过来探查消息。 没有船只如何渡江？刘伯承又来到山庄背后由山上向四处眺望：只见金沙江气势磅礴，江水从深山峡谷里流出，流速很快，涉水？不行，架桥？也不行，唯有一条路、就是摆渡。可是，江上连一叶小舟也没有，怎么办？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当他带领前卫连来到渡口观察时，却发现江边停着两只小船，根据了解到的情况，估计这可能是敌军过江侦察情况的船。连长肖应棠命令部队隐蔽，派出一个侦察组了解情况，果然是敌侦察兵的船。但船上除了船夫并无他人，侦察员们走到江边，敌人的船夫以为是自己上岸的人侦察回来了，毫无反应，当前卫侦察员的枪口对准他的胸口时，才知道当了俘虏。 刘伯承从俘虏口中了解到绞平渡对岸的镇子上驻有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另有一个管收税的厘金局和三四十名保安队员。由于敌人还没估计到红军会这么快赶到，因此戒备不严。 刘伯承对干部团政委宋任穷说：“真是天赐良机。” 他果断命令前卫连：“迅速渡江。” 遵照命令，肖应棠带领先遣队两个排分乘两只小船向对岸划去，当船一登陆，敌哨兵以为是自己的船，根本没在意，结果成了红军的俘虏，接着，战斗很快在镇中展开，前卫连没费多大劲就解决了敌守兵和保安队，绞平渡完全控制在红军手中。 控制渡口的信号传到对岸，刘伯承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并亲自率领先遣队继续前进，为大部队提负警戒。同时，他还命令干部团沿北岸向东西两侧派出部队，一方面寻找船只，一方面准备阻止敌人可能从两侧的进攻。 当大部队到达江边时，干部团在群众的帮助下又从上游和下游收集了七条小船，为使渡江工作顺利进行，刘伯承亲自指挥渡江，并派人到附近村庄雇请和动员了一批内行船家帮助摆渡，渡江工作井然有序。 九条小船九天九夜，硬是把中央红军全部人马渡过了金沙江，把几十万国民党部队远远甩在了后面。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渡过江后，面对金沙江，不由得对刘伯承指挥渡江战斗的巧妙和组织渡江工作倍加赞赏，主席高兴地说：“前几天，我们一些同志还担心，怕我们渡不过江去，被人家挤上绝路。当时我就对恩来、朱德同志讲，没关系，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下凡，江水怎么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来的。”在场的人听了主席的话都笑了。 在四川，人们都传说刘伯承是龙下凡。传说归传说，但刘伯承的神奇经历如他在战场上的神勇，却使许多人都相信这个传说。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红一方面军翻过雪山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给两军的指战员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希望。但是，这种高昂的战斗激情却随着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出现很快破灭了，刘伯承、朱德等红军领导人也在与分裂主义的斗争中险遭不测。 1931年初，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名义进入了鄂豫皖根据地，不久，便担任了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和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几年来，他完全主宰着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但是，懋功会议后，当他看到中央及中央红军的现状时，个人野心开始膨胀，这种膨胀驱使他产生了篡夺中央最高领导权的野心。 为了解决会师后的军事行动问题，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会师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张国焘提出种种理由反对毛泽东北上的战略方针，主张红军向川康边界南下，他的主张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反对，刘伯承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但他出于对红军的负责态度，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批驳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以元老自居的张国焘，对政治局内反对的人十分恼恨，尤其象刘伯承这样一个非政治局委员也敢批评自己，简直象遭到了极大的污辱，难以容忍，但鉴于自己是极少数，他只有表面上同意了红军北上的意见。 两河口会议后，红军两个方面军分编成左、中、右三路纵队和岷江支队向北开进，全军先头部队一军团马上行动，按计划翻过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很快接近了松藩附近的毛儿盖，经过战斗，击溃了胡宗南，很快占领了毛儿盖。 张国焘虽然在政治局会议上举手赞成红军北上，但在执行上却一再玩弄花招，抑制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北上的方针。他还公然提出“谁有军队，谁就应该当领导”。甚至提出要“改组中央”，并提出了一大批名单，同时他还指使人以提意见为名，要挟中央，“如不让张国焘当军委主席，则无法北进，无法顺利灭敌”。 这些情况，中央已有觉察和预料，所以在两河口会议后，就派出了由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王稼祥、李维汉等人组成的中央慰问团，到四方面军去帮助传达、贯彻两汉口会议精神，宣传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对此，张国焘非常恼火，他表面上欢迎中央慰问团，背地里却严格限制慰问团同广大官兵接触，把一些向中央慰问团反映情况的人隔离起来，甚至在慰问团到来前后杀害了个别了解他底细的人。 尽管如此，中央慰问团仍然了解到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许多情况，为了整个红军的生死存亡，刘伯承等人一方面耐心地和张国焘协商迅速北上的问题，一方面向中央汇报情况。 在刘伯承等人的督促下，张国焘才不得不表示北上。 四方面军刚刚接近毛儿盖，张国焘又以种种理由停止北进，并重新提出南下川康边界或西进退却的主张，党中央在毛儿盖地区停留一个多月耐心等待张国焘率军北上，因此而错过时机，致使敌人已准备就绪、不断向北进逼。 在这种局势危急的情况下，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了两次政治局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会议还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经草地北上。左路军由第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第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组成，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第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和第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直接率领。 毛儿盖会议结束后，刘伯承立即随朱德一起部署左路部队的北进行动，但一心想着南下的张国焘以情况不明，不能贸然行动为借口、迟迟不行动。 刘伯承对张国焘出尔反尔十分不满，但红军的组织纪律使他不能公开对抗红军总政委，于是，他根据朱德的指示，加紧制订部队的行动计划，说服张国焘，使他相信“草地是可以过得去的”。由于当时形势对左路军很不利，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向阿坝方向前进。 八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的右路军经过千辛万苦和重大牺牲走出了草地，这时，左路军已到阿坝，按原计划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但张国焘却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并以嗄曲河水上涨为由拒绝渡河，刘伯承为此亲自测试河水，想用事实说服张国焘，然而，张国焘却极不耐烦地说：“算啦、算啦，现在敌情我情都发生了变化，北进已经对我们很不利了。目前不是我们要不要北上的问题，而是中央和右路部队应该回师南下的问题。” 张国焘的话，使朱德、刘伯承大吃一惊。他俩万万没有想到，张国焘不仅要停止左路军行动，而且还要把右路军和中央全部拉回，他们感到，分裂已不可避免。 此后，张国焘便加剧了分裂活动。他电告右路军前敌指挥部政委陈昌浩，要他挟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电报首先让在前敌指挥部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得到了，他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主席。于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立即举行会议，当机立断，决定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脱离危险区。 张国焘此时不仅置中央的劝告和命令于不顾，而且继续分裂党和红军，发布南下命令，并电告陈昌浩将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经草地带回。 刘伯承、朱德想方设法阻止张国焘南下，并拒绝制定南下作战计划，还不断向部队做工作，宣传北上的意义。张国焘对此极为恼火，他派人偷走刘伯承、朱德的马匹，并严密监视两人的行动，减少他们同外界的接触。由于刘伯承曾多次批评过张国焘，张国焘从一开始就对刘伯承恨之入骨，此时，更是蛮横地停止了刘伯承总参谋长应该行使的一切权利，连电报都不让他们看。 为了使刘伯承、朱德屈服，张国焘还召集一些所谓的党的活动分子开会斗争刘、朱二人。一天，张国焘向在座的党员干部做了动员后，一些人便吵吵闹闹的发言，有人问： “快说，你们为什么要坚持北上？” 朱德从容地说：“北上的决议我是在政治局会议上举过手的，我不反对北上，我拥护北上，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议。” “别说了，我们现在要南下，你支持不支持？” “我支持北上，但你们要南下，我也没办法……” 一时间骂声四起，这些人指着朱德大骂“老糊涂”、“老右派”。 此时，刘伯承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厉声喝道：“你们是在开党的会议，还是审案？” 会场的矛头又一下对准了刘伯承：“你不用喊，你的罪状也不小。” 刘伯承从容地向大家分析局势，说明北上的意义和南下自投罗网的后果，一些人显然被打动。张国焘怕冷场，随即宣布散会。 不久，张国焘就公然成立“临时中央”、“中央军委”等非法组织，并凶相毕露地打电报给中央：“以后不准再用中央的命义”。同时，宣布南下。为了挽救张国焘，刘伯承、朱德等人忍辱负重随军南下，准备寻机再做工作。 为了进一步制造舆论，张国焘逼迫刘伯承、朱德发表反对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的宣言，遭到刘伯承、朱德的严辞拒绝，并明确表示： “中央毛儿盖会议是正确的，北上是正确的，我们双手拥护，什么力量也不能使我们反对中央的决议！” 朱德、刘伯承的态度激怒了张国焘，张国焘曾几次威胁刘伯承：“不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杀了你！” 刘伯承斩钉截铁地说：“你杀了我，我也拥护中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路线”。 刘伯承的话，激怒了张国焘和他手下的人。其中一个叫黄超的几次掏出枪都被张国焘制止了。因为张国焘的考虑是： 这里不光有四方面军的部队，还有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和九军团，他怕伤害了刘伯承和朱德会在部队内部引起血战；再则，他想利用刘伯承和朱德与川军中旧友熟识的关系，减少部队南下的伤亡。 刘伯承、朱德处境危险，一方面军的部队非常担忧，并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还经常向刘伯承、朱德传递信息，请示如何做。刘伯承和朱德虽然很明白这些“请示”的意思，但他们从红军的大局出发，置自己生死于度外，告诫一方面军的指战员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做无意义的牺牲。 面对这种局面，刘伯承出于对张国焘为人的了解，做好了一切准备。有一次他找到朱德说： “看来情况越来越严重了！看样子，他们要逮捕人，不知他有没有这个决心？” 朱德苦笑了一下说：“人家大权在握，有可能啊。” 刘伯承说：“我们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没什么了不起的。” “对！” “你有几支枪？”刘伯承突然严肃地问。 “一支小手枪、两支驳壳枪。你呢？” “五支。” 说完，两人哈哈大笑。 后来，张国焘南下遭到惨败，红军损失惨重，左路军由八万人减少到四万人，在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人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 刘伯承从1911年从戎，历经了无数次战斗，常受命于危难之时，接重任于艰难之际。丰都战役，弹穿颅顶，失去右眼；大足之战，险丧右腿；长征途中又险遭不测。忍痛剜目，阿大夫惊“军神”；拒绝截肢，艾院长赞叹“奇迹”。是什么使他屡伤不退，大难不死？是“救民于水火，拯救中华”的坚定信念，使他一次次再生，一次次奋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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