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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伍贤书深谙兵法，精通武术。受他的影响，幼年时的刘伯承就常随他练功习武。对老师讲述的《水浒》、《三国》、《说岳全传》等故事中的精彩战斗片断和一些重大战役他都能熟练讲解，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1年，刘伯承怀着“救民于水火”的崇高志向，投考了重庆军政府陆军将弁学堂。 在将弁学堂，刘伯承开始接触“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兵器学”、“地形学”、“战术学”、“筑城学”等军事课程。刘伯承几乎把所有时间和金钱都用在了读书上，他除了学习军事外，还注意学习历史，学习文学。二十四史里的许多文章他都读过；《孙子兵法》既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杰作，又是中国古代军事著作的精华，他时常翻阅，据说能一字一句地全都背下来，而且能熟练运用。在创办红军大学期间，他还亲自向学员讲授过《孙子兵法》。 刘伯承元帅不仅熟谙中国兵法，而且常常借鉴外国的军事著作和著名战例来丰富和发展我军的军事理论。1911年11月，刘伯承受党的委派，进入苏联高级步校学习。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又被推荐提前进入了闻名于世界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苏联学习期间，攻俄语成了一大难关。此时的刘伯承已35岁，但面对语言关却毫不气馁。他常常清晨第一个起床，坐在零下15℃的操场上朗诵，夜晚最后一个入睡。有时，甚至在上厕所、走路时也把单词写在手上背诵。对于这一段的学习和生活，刘伯承在给朋友王尔常的信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朋侪皆以为虑。目睹苏联建国之初、尤患饥馑，今日已能饷我以牛奶面包。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国之心。然不过外文一关，此志何由得达？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词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日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 刘伯承借助于俄文，阅读了不少马、恩、列、斯的著作，其中包括许多军事论著；学习了苏联红军的各种条令和有关司令部组织指挥的知识，以及正规战的战术、游击战的战术、军区和野战部队的建设等较系统的军事理论；也涉猎了十八、十九世纪一些著名军事家如拿破仑、苏沃洛夫等人的事迹和论著，从而大大提高了理论水平和军事素养。 回国后，刘伯承元帅在战争间歇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军事著作。他译的第一篇处女作是《苏联步兵操典》，后来又陆续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游击队怎样动作》、《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苏联红军在战斗情况中的政治工作》、《苏联山地斗争》等数百万字的军事论著，是我国少有的军事翻译家。 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不是教条的理论。刘伯承元帅精通兵法，但他并不囿于书本，而是把兵法中可行的东西灵活地运用于战争实践，打了许多漂亮仗。 《孙子兵法》上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刘伯承元帅运用这些兵法时，并不视为金科玉律、一成不变，而是视实际情况而定，有时甚至利用敌人迷信这些名言，有意造成敌人的错觉，出其不意地战胜敌人。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石家庄后，继续侵犯太原，沿正太路西犯，根据当时敌情和统一战线的政策，刘伯承率一二九师东进平定地区，阻击西犯之敌，支援国民党作战，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根据敌人行动计划，刘伯承判断敌人要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物资，即命令我军利用七亘村附近的有利地形，埋伏待敌。果然，第二天，日军辎重部队通过七亘村时，我军有意放过先头部队百余人通过伏击区，等辎重骡马进入伏击圈后，一阵枪炮猛攻，致使敌军无法还击，狼狈向回逃窜。这次战役，除敌人少数掩护部队和辎重逃回测鱼镇外，全部被我歼灭。 七亘村战斗结束后，刘伯承预见到日军向平定地区运送军用物资的任务没有完成，前方需要子弹和粮食急如星火，根据交通条件，七亘村是日军前往平定的必经之路。敌人对中国古代兵法也是熟悉的，也懂得“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得常遵”的用兵道理，但他们却迷信教条，认为我军伏击胜利后，必定已转移他处，不可能在七亘村一带再次设伏。于是，刘伯承以其神机妙算，在严密分析敌人态势和情况后，再一次大胆在七亘村设伏，又消灭敌人数百名，缴获骡马数十匹。 七亘村重叠战乍看好象违背了兵书条文，其实正是刘伯承将军熟悉兵法，灵活运用的战略思想的体现。 刘帅在战术运用上的高超之处，非常人所能比。同样是伏击战，有的是伏其救者，有的是伏其退者；有的是“利诱而伏击之”，有的是“威胁而伏击之”；同样是歼灭战，平汉战役是“猫盘老鼠”，陇海战役是“纵深闪电”，鄄城战役是“拖刀计、回马枪”，滑县战役是“猛虎掏心”，巨金鱼战役是“釜底抽薪”。这些战役足以说明刘帅对兵法谋略已达到运用自如，得心应手的地步。 刘伯承元帅被看做是中国“三个半”战略家之一，人们常常赞誉他“料敌如神”，敌人也承认他“用兵神妙”；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甚至组织专人研究刘伯承的战术，但到头来却还是败在刘伯承的手下。 刘伯承将军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何为“五行？”“五行”即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掌握这五要素是战争取胜的基础和关键。所以，在每次重大战役前，刘帅都要对这五方面的因素进行认真分析，从而以奇制胜。著名的神头岭战役就是一例。 1938年，日军为配合其津浦作战，以三万余人的兵力向晋南、晋西发动进攻。为钳制向晋南进攻的日军，刘伯承决定率一二九师发动了长生口战斗，消灭了敌人一百三十余人，击毁汽车五辆。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刘伯承将军运用“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兵法，决定发动神头岭战斗。 神头岭山岭崎岖，地形复杂，公路也是从岭上通过，有的同志认为这种地形道路崎岖、不便于我军行动，而刘伯承却决定以这里作埋伏战的战场，他说，“这里地形复杂，敌人的陆空技术兵种难以施展其长，骑兵也难以左右机动，选择这里，利于我隐蔽、埋伏、而不利于敌军展开回施。” 在具体部署这次伏击战之前，刘伯承亲自到神头岭侦察地形。他发现，这里的汽车路是从岭上通过的，但司令部的参谋却没有在地图上标志出来，刘伯承严肃地批评他说：“这么大的疏忽，能打胜仗吗？做参谋必须细心，要象头发丝那样才行”。由于他的细心，避免了部署上的错误。 在兵力部署上，刘伯承在神头岭三面设伏。战斗打响时，由于我军埋伏部队伪装巧妙，在发起攻击前，进山的日军一直没有察觉。当战斗打响后，日军步兵还没来得及展开、骑兵还没上马、炮也没架起来便束手就擒，只十来个小时战斗便结束了。连从潞城赶来增援的日军一○八师团笹尾部队、十六师团林清部队的一千五百余人、除百余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一二九师歼灭在神头岭上。 这次战斗被当时侵华日军称为“支那第一流游击战术”、“八路军游击战的典型战术。” 战斗结束后，长期在一二九师政治部工作的一位同志说： “这种伏击战在我们外行人看来，简直是近于“押宝”的战斗，但是偏偏刘将军所筹划的伏击战，简直是打得百发百中。”这就是神算。 1946年6月，国民党部队开始全面内战后，蒋介石用重兵围攻中原李先念部，同时加紧向苏北等解放区进攻。当时，蒋军向各解放区进攻的兵力已达一百六十万人，其中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有二十四万九千人。而当时晋冀鲁豫野战军不过八万人，而且分为两个方向作战，人力紧张，压力也很大，但是，为了支援中原和苏北作战，把敌人吸引过来，迟滞蒋军的全面进攻，刘伯承指出： “我们的铁锤首先要击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大动脉——陇海线上！打乱敌人发动内战的部署和时间表！” 当时，敌人配备纵深六七十公里，到处设置封锁沟和封锁墙。按常规应先扫除铁路以北的守备之敌，然后进击陇海线，而刘伯承却认为进行正面而有重点的猛袭，势必出敌不意，给敌人造成防不胜防的趋势。但解放军要取得预期的战役目的，突击部队就必须保持“闪电”般的战术特点，那就是不可顾虑自己的侧背，大胆撇开敌人的前沿据点，向纵深目的地挺进，对毫无防备之敌发起总攻。 乍看起来，刘伯承的这种布置似乎有点冒险，但刘伯承正是利用敌人固若金汤的防守心理突袭正面之敌，使敌人防不胜防。同时，刘伯承在战役的具体部署上也是非常严谨细心的，他在决定了主力突击部队的作战行动后，又布置了地方武装和民兵密切监视国民党部队前锋据点。 在刘伯承指挥下，晋冀鲁豫野战军一出陇海线，不仅切断了蒋军东西交通干线，吸引了正向华东进攻的蒋军主力五军、十一师等部回援陇海线，接应了中原解放军突围，而且成为解放军战略反攻的第一次试探行动。 在巨金鱼战役中，刘师指挥更为出色。当时，蒋介石调集重兵，妄图扫荡豫皖苏解放区，打通平汉线。由于敌人总是以几个旅的密集队形稳步前进，使我难以下手。刘帅毅然采取“釜底抽薪”之计，甩开正面敌人，向东二百里直插敌侧背，突然攻击巨野、金乡、鱼台，歼敌二万六千余人。敌军还想继续深入我解放区腹地，并佯渡黄河。刘邓大军则全然不顾，继续在东线与华东野战军形成钳击徐州之势。这是一次高度斗智的竞赛，蒋介石毕竟胆略不及，最后被刘邓大军牵着鼻子退了回去，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这三次战役表面看起来都是险棋，但正因为险，才更出敌意料，才能出奇制胜。 刘伯承元帅有一句名言：“接受任务定下决心要有包天胆略”；在部署和指挥战斗时，要像“描花绣朵的姑娘那样认真细心”。这是他百战百胜的一个诀窍，也是他指挥风格的生动写照。 1947年8月26日晚，刘伯承率领大军挺进大别山，当晚进到淮河北岸息县、临河一带。这时，尾追的敌人先头部队距解放军后卫部队只有三十里，双方已有接触，情况紧急，部队必须马上渡河。原先，根据解放军前卫部队的调查，证明淮河可以徒涉，但在渡河前，上游突然降雨，水位上涨，部队指挥员向刘伯承报告说不能徒涉，只能靠搜集来的十几只小船摆渡。 面对汹涌波涛，计有三个旅的兵力及野战军指挥机关要从这里渡河，仅十来只小船显然是不够的，弄不好，尾追的蒋军二十个旅压过来，解放军将背水一战，千里南征的种种努力也就毁于一旦。在这危急关头，刘伯承沉思了一会儿，问部队指挥员： “河水真的不能徒涉吗？” “到处都一样深吗？” 你们实地侦察过没有？是不是亲自找向导调查了？” “能不能架桥呢？” 刘伯承发出一连串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总是肯定的。为了让部队迅速渡河，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邓小平阻击追敌，李达指挥渡河，刘伯承先行渡河、指挥已进入大别山的其他纵队。 第二天拂晓前，刘伯承来到渡口，手里拿着一根很长的竹竿，登上渡船，不停地用竹竿试探着河水，当航行至河中央时，发觉水并不很深，就命令部队立即架桥。后来又有一位饲养员，由于掉队，牵马徒涉过河，刘伯承又立即命令部队徒涉，终于在追兵赶到之前全部渡过了淮河，当蒋军赶到北岸时，河水涨了起来，把敌人拦在了北岸。 事后，刘伯承严厉批评那位指挥员说：“粗枝大叶害死人、害死人！”“越是紧要关头，领导干部越要亲自动手实地侦察！” 刘伯承元帅不仅自己心细如发，对下级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也是极其严格的，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在抗日战争时期向晋路大破击战时，一位参谋把自己标制的作战地图送给住在阁楼上的刘伯承审阅。刘伯承看后，问那位参谋： “这阁楼的楼梯，你是不是每天都走几遍？” “是的”“我问你一个问题，这楼梯有多少级？” 参谋窘住了，他不明白刘伯承为什么问这个看起来似乎很简单的问题。 刘伯承笑着说：“我知道你没数过。你应该懂得，不论是指挥员，还是参谋，都应该熟悉地形，对待战场上的地形、地物，我们万万不能象对待楼梯那样，自以为熟悉而给疏忽了。” “你过来看看，这座县城你怎么给搬了家呢？” 原来，这位参谋把一座县城的位置标错了。 由于刘伯承的细心严谨，避免了由此而造成的部署上的失误。 1947年12月，由于刘伯承细心侦察，使师直总部脱离险境转危为安，为保卫大别山又立战功。那是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率野直机关在北面店宿营的刘伯承一大早起身向村里走去，想了解一下村庄的面目。他走着走着，忽然和一个早起拾粪的老农碰了面。他招呼说：“老大爷，起得早啊！你是哪个村里人呀？村上住队伍了吗？” 老农没敢正视这迎面而来的老军人，只是赶忙回答：“我是邻村的，村里住上了队伍，队伍修工事，可俺村里树木太少，弟兄们把几棵枣树都砍倒了，还说不够，我张罗着看还有啥木料能使？” 寥寥数语，使刘伯承立即警惕起来，他完全明白了老农报告的情况，邻村肯定住上了敌人的队伍，因为自己的队伍既不会砍老百姓的树，又不会在此地修工事，但他不能暴露自己，马上机智地向老农说： “老大爷，你快忙去吧，我到前面看看。” 老人走后，刘伯承立即派一个参谋去弄清情况。仅仅过了两三分钟，乒乓两声枪响，不见参谋转回。他更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快步转回司令部，三言两语把情况讲清后，立即命令警卫员去让中原局转移，然后自己率领村内野直机关镇静而勇敢地转移。由于发现及时，部队没有受到重大伤亡，安全转移后，与陈赓在平汉路胜利会师。 据说，蒋介石在这次事件后曾像疯子一样臭骂他的国防部负责作战的人：“专门给你们安上四五十只现代化电眼睛，还斗不过刘伯承的一只眼睛！可耻！可恨！”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刘伯承一直是统领数十万大军的主帅，尽管工作很忙，但他还是千方百计地了解敌情，亲自阅读从敌军手中邀获的报章、杂志、日记、公文和下级审讯俘虏，询问敌方逃兵的记录，因此，他对敌主要军官的脾气、秉性、所属派性、地位、出身、作战特点、行动规律等基本都能掌握，这就使他能够在制订作战方案时，把敌人高级将领的指挥特点、行动规律包含在其中，使整个战斗胜券在握。 在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元帅深知日军指挥官傲慢自负，目空一切，作战时呆板地按照条令、操典、战斗文书行事的特点，便相应地制定作战计划，打了许多胜仗。响堂铺一仗就是一例。抗战初期，蒋介石数百万大军在日军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所以日军也把八路军当做蒋军，不放在眼里。1938年3月31日，敌军有一百八十辆汽车将通过响堂铺前往涉县，刘伯承将军定下决心，要在响堂铺打日军的伏击，但是，日军会不会临时改变计划呢？这是人们最担心的问题。出自对日军指挥官心理的分析，加上对敌情的了解，刘伯承指出，只要部队注意隐蔽，不过早暴露行动意图，敌人是不会改变行动计划的。果然不出所料，那天上午敌人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进了我军的埋伏圈，经过两小时的激战，全歼了敌人的汽车和押车部队。这一仗使前来观战的国民党军东路将领不得不佩服刘伯承将军的智谋。 刘伯承元帅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部过程。在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基本态势下，从游击战到运动战、阵地战，从小规模的战斗到百万大军对阵的大会战；从单一兵种作战到诸兵种联合作战，他都经历过、指挥过。战争的对象、规模、样式和特点都在不断变化，但刘帅却能以不变应万变。 无论什么局势，他都根据战争态势把握全局、灵活用兵，运用军事辩证法把战略、战役、战术统一起来。细心谨慎，再加上“包天胆略”，这就是他百战百胜的法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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