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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清光绪25年）12月29日，聂荣臻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过去有人讲过，“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四川向来是一个出军阀也出将帅人才的地方，新中国十大元帅中有四位就是从四川崛起的。在江津，聂姓是一个大家族，不过到了聂荣臻出生之时，家境已经破落了。从他记事时起，打下深深烙印的，不是江津的山水风光，孩提时代的欢乐，而是日月的艰辛，农村的动荡和农民生活的苦难。 聂荣臻的父亲聂仕先，因度日艰难，每天除了干活就是为家里的生计发愁，长年累月，养成了老成持重，沉默寡言的典型农民性格。母亲唐氏，是个典型的旧式妇女。她把自己的精力和感情全部用于操持家务和抚养后代上。 聂荣臻到了上学的年龄时，正处在辛亥革命酝酿的时期。 由于家境困难，父母把他送到外祖父家里读私塾，外祖父家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富有的地主家庭，清末的老师是一位前清秀才，整日里摇头晃脑，咬文嚼字，教的都是《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一类的东西，在儿童们的心目中，和他们的本性相乖，因而也就沉闷异常。当时，聂荣臻的三舅在重庆法政学校读书，这个学校是当时重庆的最高学府。他经常回家，带来许多社会消息。舅父的亲戚朋友，有的是共和党，思想比较保守，有的是国民党，当时比较激进。他们碰到一起，常常争论各种问题。年幼的荣臻对城里来的消息感到好奇，觉得他们的争论挺有趣，尽管还不可能懂得共和党是怎么回事儿，国民党又是怎么一回事，但社会需要变革的启蒙思想已经不知不觉地闯入了他那幼小的心灵之中。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不时向四川卷来。 本来，由于四川素以资源物产丰绕著称，被誉为“天府之国”，又是西南政治经济中心，清政府要统治西南，必须控制四川。另一方面，四川交通不便，运兵进川和运物出川全凭长江水路，李白曾言“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因此清政府又有鞭长莫及之叹，加上四川人民对清政府统治并不买帐，不断有各种斗争，所以清政府对四川人又气又恨。聂荣臻小时候曾听大人讲了一个故事，清朝官员扬言，“你们四川人想中状元，除非是石头开花马生角，”后来，偏偏有一个叫骆成骧的四川人考中了清朝最后一科状元。四川人都觉得骆成骧给四川出了气，争了光，纷纷把此事传为佳话，说“骆”字拆开是“马”和“各”，在四川话中，“角”和“各”谐音，也就说成是马真的生了角了。这则故事说明四川人有叛逆性格。 因此，清朝对四川的统治手段也特别残酷。 辛亥革命胜利后，老式的私塾也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逐渐被新式学校代替。聂荣臻进入新式学校读书，虽然还学文言文，但白话文越来越多，此外还增加了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程，他逐渐开阔了眼界，开始懂得了许多国内外的历史、文化和科学知识。 小学毕业后，聂荣臻考入江津县立中学，在这里，他一面读书，吸收科学文化知识，一面从事当时国内国外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中，不断思考，寻求出路。 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的消息传来，正值寒假前夕，同学们气愤已极，先是三三两两慷慨激昂地议论，后来就自发地在校园里集合游行，高呼口号，强烈抗议。寒假时，由江津学生联合会出面，通知大家利用假期到各地演讲，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号召同胞们起来，打倒汉奸卖国贼，共赴国难。聂荣臻回到家乡，与别的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宣传组，曾到各处作过几次演讲。后来，他曾回忆说：“我演讲时特别激动，不管人家听懂听不懂，把我所知道的事情一口气诉说了一通，还获得了一阵阵掌声。”《聂荣臻回忆录》这是聂荣臻参加政治活动的开始。 寒假返校后不久，即在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聂荣臻和同学们一起，撒传单，贴标语，派代表去动员一些商店老板不要贩卖日货，但是一些大商号根本不理学生的要求，一些小商店也跟着跑。于是，对江津县城几家销售日货的大商店进行搜查，将查出的大批日货搬到“文昌宫”封存，同学们轮流看守，准备焚烧。当时学生们少年气盛，不考虑后果如何，也未能想到，这些东西本来是中国人自己花钱买的，一旦烧掉，受损的是中国人自己，而对日本人则无损于皮毛，相反，烧了日货，侵犯了商人的利益，反倒造成商人对学生的不满甚至仇视。最终，学生们还是把这批日货烧毁。这样以来，引起商人的极端仇恨，他们勾结反动军警，在校方配合下，准备对学生们下毒手。好在暑假将至，聂荣臻和其他几个学生代表就离开了学校，他们意识到，呆下去肯定要受迫害。这件事成为他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四川，连年军阀混战，搞得哀鸿遍地，民不聊生。聂荣臻中学时期，军阀之间兵连祸结的事情使他苦恼，他痛恨军阀，尤其对外来军阀更加痛恨，总希望把他们赶出四川去。 那时，年轻的聂荣臻看不清军阀混战的本质，找不出解决的办法，感到对这些现象实在无能为力。他当时把希望寄托在出国学本事，回来办好工业，使国富民强，他相信“工业救国论”，虽然在中学时期也知道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看到《新青年》上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各有各的主张，众说纷纭，聂荣臻的年轻心灵对这些理论感到新奇，但究竟是怎么回事也还是弄不大清楚。不过，他相信，中国社会要变，只有变才有出路。 1919年暑假期间，聂荣臻怀着工业救国的信念，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当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各地逐步兴起，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法国正缺劳力，留法手续很简单，只要通过领事馆签个证就行了。聂荣臻在家里是独生子，起初父母不同意他出国，担心会出意外。聂荣臻就反复向他们说明留在家里没有出路。因为烧日货，可能还有被捕的危险。父母爱子心切，希望儿子能有点出息，最后还是同意他去法国。在几个亲戚的帮助下，筹措了三百块银元，聂荣臻出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办好签证之后，聂荣臻和其他同学们从重庆乘船出发了。 轮船离开重庆，顺流而下。长江两岸层层叠叠，矗立着雄伟的山峰。近岸的山峦上，布满红叶，成熟的橙桔掩映在苍松翠竹中间，两岸美景使他们心旷神怡。然而，聂荣臻的心中喜忧参半。一方面对未来生活充满着憧憬和希望，另一方面又忧虑留在江津的同学，他们未能出走，反动当局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因而生死未卜。加上这次出走，归期未定，对父母和亲人，也难免有留恋和惜别之情，此情此景，汇集在心头，也沉甸甸的。 穿过三峡，江面渐趋宽阔，轮船在平静的江面上缓缓行驶。轮船停靠在宜昌之后，初出四川的聂荣臻外对面的世界感到新鲜，就上岸游览宜昌市容，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英国租界，被红头阿三喝住盘问。结果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回到船上，他气恼之余，感慨万千。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活动，居然要受外国人管辖，真是岂有此理。这件事更加激发了聂荣臻的爱国之心。 船到上海后，聂荣臻对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社会的感受，比起在偏僻四川的所见所闻，要触目惊心得多。那时的上海，被称为“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外滩附近，有数不尽的赌场、舞厅、夜总会和鸦片烟馆，外国佬和有钱人在这里寻欢作乐，花天酒地，为所欲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数贫苦人和乞丐流落街头，在死亡线上挣扎。聂荣臻为国家被糟踏成这个样子感到痛心，更加坚定了出国求学的信念。 12月7日，聂荣臻参加了中国寰球学生会为赴法学生举行的欢送会。寰球学生会是中国学生出国求学的促进组织，对每期赴法学生，他们都组织欢送。这次欢送会由寰球学生会总干事朱少屏担任主席，并致了欢送词。曾经到国外留过学的周缉庵学士作了演讲，湖南学生江泽楷致了答词，会后还合影留念。这次欢送，对聂荣臻和即将出国的学生都是一个鼓舞。 12月9日上午，聂荣臻花一百银元买了一张由上海到马赛港的船票，乘法国“司芬克司号”（即“凤凰号”）邮轮从上海杨树浦码头启程，开始了远涉重洋的旅程。 轮船从上海启程不久，有些学生就开始晕船了，吐得厉害，吃不下东西，后来在海上又遇到风浪，船颠得很凶，晕船的人也就更多了。12日早晨到达香港九龙码头时，几个晕船实在厉害的学生想下船不走了。15日，船泊在越南海防港，后来到西贡，又有几个不能坚持的学生想取陆路回国。奇怪的是，聂荣臻始终没有晕船，每到吃饭时间，他按时到餐厅吃饭，毫不在乎。船到新加坡时，聂荣臻见华侨们在新年临近时在门上贴上“皇恩春浩荡，文字日光华”来表达一种思乡爱国之情，在异国看到这番景象，使聂荣臻感受到了一种共鸣和欣慰。 旅途中最惊险的场面，是过地中海。在那里，邮轮遇上了大风暴，两天两夜，“司芬克司号”一直在巨浪中荡来荡去，一会儿被抛上浪尖，一会儿又跌进浪谷，海水呼啸着从甲板上掠过，乘客只能蹲在船舱里，每个人都背上了救生圈。这时，又听水手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地中海布下的水雷，还未彻底清除，人们精神上的压力更大了。万幸的是，风暴终于过去了，也没有遇上水雷。1920年1月14日，“司芬克司号”抵达马赛港，在海上整整行驶了35天。 来到法国以后，聂荣臻先是被分配进蒙塔尔纪中学，后来又转到法国北方厄尔——卢瓦省的省会德洛，进德洛中学补习法文。在法国中学里补习法文，虽然课程比国内留法预备学校要深得多，但是一天到晚生活在法国人和法国学生群里，环境的逼迫，学起来要快得多。积蓄快用完的时候，聂荣臻就赶快找工厂做工，等手头有钱，又进学校，这样反反复复，成为勤工俭学生活的特点。 在法国，聂荣臻不仅经历了求学和做工的艰苦，在思想上，也在进一步探索着国家和个人的出路问题。1921年10月，聂荣臻来到比利时，进了费用比较低廉的沙洛瓦劳动大学。此时的他，思想上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他越来越不能平静地坐在课堂里专心致志地学习了。他开始感到，出国勤工俭学时所抱的那种“实业救国”的愿望实在是不现实的。中国的经济命脉和工业系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控制着，加上国内民族资产阶段十分软弱，要发展民族工业，不改变军阀统治的政权，只能是一种幻想。聂荣臻翻来复去地想：中国是这样一个现实，你的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便是成为工程师，回国以后又有什么用？聂荣臻的思想充满矛盾，遇到的事情很多，觉得一切都和原来的设想不一样。正在这时，他接触马列主义的机会也又多起来，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影响很大，此外，他还能经常看到国内办的一些革命报刊，如《向导》周报，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聂荣臻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922年8月，由同在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的刘伯坚和熊味耕两人介绍，聂荣臻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为了保密，他使用了化名“向上”。1923年初，由赵世炎、刘伯坚介绍，他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聂荣臻放弃了在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学习，于这年暑假回到了巴黎。从此以后，他和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办杂志，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还在旅欧华人中积极从事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在旅欧团的组织中，聂荣臻先后担任过两个职务：旅欧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团的训练部副主任。从1920年1月到1924年9月，聂荣臻在法国和比利时勤工俭学四年零九个月，这是他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 1924年9月22日，聂荣臻取道莫斯科，准备适应国内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急需大批干部的要求，辗转归国。10月，聂荣臻进入东方大学学习。东大的课程包括十月革命史、世界革命史、工人运动史、政治经济学等。1925年2月，根据共产国际的通知，聂荣臻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抽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当时，共产国际，包括斯大林，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有识之士，开始看到：在中国革命中，我们党必须掌握武装的重要性，提出不仅要为中国革命培养一般工作干部，还要注意培养军事斗争干部。同时，在国内，孙中山先生接受苏联顾问鲍罗庭的建议，在黄埔办起了军官学校，党需要一批懂军事的同志去帮助办好这所学校。聂荣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抽调学习军事的。这个中国班对外保密，与东大没有什么联系，已纳入红军编制系统，同红军同穿同吃同住，只是生活待遇特别优厚，这实际上是一个为中国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训练班。历史就这样带着某种偏爱似地选择了聂荣臻，这是他由一个普通农家子弟成长为共和国元帅道路上的重大契机之一。 当年第一批进红军学校学习的，除了聂荣臻以外，还有叶挺、熊雄、范易、颜昌颐等二三十个人，这批人几乎都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聂帅是最后辞世的一个。 军事学校设在莫斯科城里，很注意保密，要求严格，训练紧张，经常在野外进行军事演习，学习战术、技术，有时也打靶，白天晚上还轮流站岗放哨。学校教官全部是从红军各单位抽调出来的，几乎都是相当于将军级别的红军高级指挥官，他们有内战时期的实战经验，讲得内容很实际，深入浅出，加上理论学习与实际训练互相穿插，近半年的学习，使聂荣臻在军事理论方面获益匪浅。这一段学习为他今后的将帅生涯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1925年8月，聂荣臻和王一飞、叶挺、熊雄、范易、李林等同志一起离开莫斯科，先乘火车到海参崴，然后坐轮船从海参崴到上海。由于这批人是学军事的共产党人，苏联方面特别强调保密，到海参崴以后，他们住在苏联远东海军司令的家里，不准上街。乘船去上海时，大家都化装成学生的模样。不过，尽管他们在船上谨小慎微，还是被日本特务发觉了，当船到长崎暂停时，当地报纸就登出消息，说有一批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中国学生最近回国。聂荣臻和大家都非常紧张，纷纷准备好了口供，准备到上海登岸遇到危险时好应付。那时的上海，正是张作霖奉系军阀统治着，他忙于“窝里斗”，无暇顾及其他。出乎意料的是，这批学生通过海关时，只是被查验了护照，简单翻了一下行李就放行了，这的确是一场虚惊。 到上海以后，他们首先见了陈独秀。陈独秀当时是党中央的总书记兼组织部长，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只见他手里拿了一张纸，是已经定好的分配名单。他首先宣布了各个人的分配去向，以后简单地问了一下每个人的情况，表示欢迎回国，接着就讲了一通国内革命形势和任务。大意是，你们回来好啊，一部分人到南方，一部分到北方。到南方主要是去加强黄埔军校的工作，到北方主要是去加强冯玉祥西北军里的工作。分配结果，聂荣臻、叶挺、熊雄等十二人到南方；李林、范易等到北方；王一飞、颜昌颐被留在党中央做军委工作。 1925年9月中旬，聂荣臻到黄埔任政治部秘书，协助主任、副主任，直接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和宣传两个科的工作。当时，政治部负责安排学校的政治教育，政治课在学生课程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聂荣臻就兼任政治教官，还被任命为《军事政治月刊》社的政治编辑主任。黄埔是一个出军事人才的地方，日后许多人成了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他们从同窗学友成为敌对战场上长期厮杀的对手。聂荣臻正是从黄埔军校的讲台上投身中国革命的激流，从而成为我党我军的一位文武兼备的高级将领的。这其中有机遇，也有聂荣臻本人的非凡组织领导才能和军事指挥艺术在发挥作用。“三分机遇，七分才干”，聂帅运筹帷幄、身经百战，在机遇的背后又活动着怎样的大智大勇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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