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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3月，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军委命令，提升原四军军长林彪为第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为第一军团政委，从此，聂帅开始了长期的野战军旅生活。他率领着一军团，时而江西，时而福建，时而广东，马不停蹄，走遍了半个中国，打遍了半个中国。 4月11日，毛泽东主持一军团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布置了攻打漳州市的计划。16日，东路军总部在毛泽东领导下，于马山组织了敌情地形侦察，确定了我军进攻部署。 原定17日即行进攻，但17、18日连降大雨，河水陡涨，视野迷朦，而且道路地形都不熟悉，所以推迟到19日拂晓同时发起攻击。4月20日，我军占领漳州城，国民党四十九师大部被歼，俘获一千六百多人，张贞的主力基本被歼，其残余部分逃到闽粤交界的海滨城市绍安，长期未能恢复战斗力。 这次部队进入漳州城，对部队的入城纪律、政策观念，是个很好的考验。当时的漳州，是福建的第二大城市，华侨很多。红军部队在漳州纪律好坏，执行政策怎样，影响所及，决不仅限于漳州一地。4月21日，由毛泽东主持在漳州召开师级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下一步工作，并且告诫部队要严格执行入城纪律，不许拿非公用品，不许打破东西，维持革命秩序。毛泽东1930年亲自指挥部队打过江西吉安，规定过一些政策，有经验，所以这次规定得更加完善，强调红军进入漳州后商店照常营业，对敌产没收，仍打土豪，可是对一般工商业，红军只是通过商会向他们筹款。结果，部队入城时纪律良好。 漳州战役是聂荣臻带领、指挥部队首次攻入一座城市，经验教训很深刻，所以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每逢攻打一座城市，聂荣臻都要引用进漳州的实例，提醒部队应如何遵守入城纪律和执行城市政策。 漳州战役，也是聂荣臻第一次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带兵打仗和做群众工作，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和考虑问题的方法，给了他较大的启发。毛泽东在战术指挥上有很多特点。第一，他很注意调查、研究。对敌情、地形以及民情风俗都是亲自找人或到现场作调查。这次打漳州，认为漳州“易攻难守”，就是他调查得来的结果。他在调查的基础上，又善于把握全局，捕捉战机，迅速定下决心。他还很注意分析、研究、判断，摸敌人的规律，寻找敌人的弱点，迅速行动；3月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大苦头，4月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战相隔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弱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红军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开始在瑞金开会研究打不打赣州时，毛泽东就在会上指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反对打这这一仗，认为即使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历来主张尽可能打野战、打运动战。当时，朱德也不赞成打赣州，中央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的一些同志却坚决主张打赣州。由于聂荣臻当时刚进根据地，对情况不了解，会上没有发言。后来看了赣州地形，四面都比较开阔，水陆交通方便，我军则屯兵于坚城之下，实为兵家所忌。赣州打了一个月零三天，未能攻下，在战略指导思想和战术上都给我军留下了一次很大的教训。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就赞成打，并且亲自指挥，取得了胜利。第二，毛泽东善于制造假情况，给敌人一些虚假的“示形”，以便调动敌人或麻痹敌人，出敌不意。这次打漳州，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做了许多“乱敌探耳目”的动作。第三，他很注意集中优势兵力。这次打漳州，他建议把五军团从江西调来，形成了“作战拳头”。第四，他很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在龙岩，在漳州，他都亲自给干部作总结。第五，他也很讲民主，大的军事行动，他都尽可能事先征求意见，然后再作决定。 毛泽东在开辟闽南新区所制定的方针，更帮助聂荣臻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策略。其策略思想的基础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因占领漳州冲昏头脑，不因占领漳州而背上包袱。占领漳州以后，本来局面很大，可是毛泽东估计红军力量有限，不可能长期占领。所以他确定在新区的工作方针是“公开宣传，秘密组织”，在漳州，“只散发各物，而不建立政权，不分土地。”所有这些，都使聂荣臻受益匪浅。后来，他曾经回忆说： “我对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张是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才认为它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能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套切实可行又能克敌制胜的政策主张，和王明等人从国外贩来的，或从书本上抄来的大而空的政策主张，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我不是说毛泽东同志是‘圣人’，一点也不会出错。 但是他那时很注意调查研究，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总结实践得来的经验教训，出了错改正得也比较及时，不象他晚年那样。比如根据地的肃反政策，许多地方一度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大悲剧。我们在上海时就有所发觉。对此，毛泽东同志也是发觉得比较早，提出反对搞逼供比较早的主要领导人。”《聂荣臻回忆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聂荣臻在以后的作战实践中身体力行，不断探索，活学活用，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他创立、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光辉实践，成为我党我军理论实践宝库中的一份珍贵财富。 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代军事名著《孙子兵法》中曾言： 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行为，所以讲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兵贵胜，不贵久”，在战前必须周密分析敌对双方的各种条件，研究决定作战大计，而且必须从道（政治）、天（天时）、地（地利）、将（将帅）、法（法制）和“主孰有道，将孰有能”等主面认真地进行比较分析，探索敌我双方的优劣长短，这样，就可以预知战争的胜负，所谓“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兵法》还指出，用兵的上策是以谋略胜敌，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取胜，再次是使用武力战胜敌人，最下策也就是不得己而采取的办法才是攻城，此外，该书还提出了“避实而击虚”、“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我专为一，敌分为十”以达到“以十攻其一”，“以众击寡”，“因敌而制胜”、“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等战略战术原则，为历来军事家所赞赏。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经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后来在《论持久战》中，他又一次高度评价了孙子的战争法则，“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在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方面，聂荣臻与毛泽东有许多相似之处，无论战斗大小，他事先都要查看地形，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敌人的阵地，研究敌我兵力分布情况，对政治形势了如指掌，他总是在掌握了虚实，权衡了利弊得失之后再作决断，果断而不失为武断，稳妥而不延误战机，正如古人所说： “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聂荣臻是一个做事果断而又考虑周密的将领，即使在危难情况下，也临危不惧，从容应变和决策，杨尚昆回忆说：“荣臻同志处险不惊、沉着冷静的胆略和气魄，在他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涯中始终是十分突出的。”《悼念聂荣臻同志》，这种从具体情况出发，处处做调查研究，具体问题个体对待的方法，也正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神髓所在。 1936年5月14日，红一方面军接毛泽东同志指示，在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动员西征到黄河以南陕某大道以北地区作战，其目的在于一、扩大新根据地；二、扩大红军； 三、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封建势力。西征开始，红一军团为左路军，他们首先遇到的是驻在曲子镇和庆阳一带的马鸿宾的一个师，和马鸿逵第一○五骑兵旅的骑兵。一○五骑兵旅旅长冶成章，外号叫野骡子。此人性情暴躁，打仗强悍，欺压百姓十分野蛮。当地人说他是“一对骡子，一对马，一对老婆，一对娃”。6月1日，红一军团到曲子镇，适逢野骡子带着一部分骑兵到环县去，在曲子镇宿营。二师师长杨得志和政委肖华就急令先头团二团团长梁兴初带着部队将曲子镇包围了。然后由二团主攻，五团助攻，展开了一场为兵家所不常用的攻坚战。曲子镇是一座土城，方圆不过二华里，野骡子守得十分顽强，红军一度攻进城堡，又被野骡子和他的警卫部队打了出来。那时二师东征扩充了一些新战士，没有打过仗，新提升的一些干部也没有打巷战的经验。只知道拚命往城里攻，刚打开一个缺口就几乎全团就往里冲。从上午攻到中午，仍未攻下。《孙子兵法》上说，如果士卒伤亡了三分之一，城还没有攻下来，这就是攻城的灾难。善于用兵者，夺取敌人的城邑而不靠硬攻，灭敌之国而不需久战，否则乃兵家大忌。 这时，聂荣臻和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当时中央调林彪任红军大学校长）左权到阵地一看，看出攻击的方法不对头。聂荣臻命令他们赶紧把突破口坚决守住，同时把其他部队撒下来，在城墙隐蔽地点进行整顿，不要一下子都拥进城。只要将兵力、火力组织好，派一个连打进城去就行了。进城的连队，也不必过于集中，几个排互相掩护，交替前进。进去人太多，反而展不开，招致无谓的伤亡。经过改进战术，打到下午四时半，二团一个连攻进去了，其他部队随后跟进，最后抓住了野骡子，攻下了曲子镇。 在打的过程中，有人说，打不下来就算了，部队可以绕道前进。聂荣臻则认为，这一仗不消灭它，我们的威风就会大减，敌人会说，你们连野骡子都收拾不了，还来干什么，反过来会欺负红军。第二天，红一军团向庆阳方向前进。庆阳的敌人是马鸿宾的一个师，共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打还是不打？又有好多人说不打，也有好多人说打。聂荣臻说一定要打，不打，就等于向敌人示弱。这一仗打胜了，敌人就闻风丧胆，不战而逃。6月3日，红一军团在曲子以南的阜城附近击溃马鸿宾两个步兵团，继续向庆阳挺进，结果，驻守庆阳的那个骑兵团果然闻风而逃。经过这两仗，红一军团的军威大振，向西向北挺进，如入无人之境。这不能不证明聂荣臻政委的英明果断和有先见之明、有大智大勇的军事家素质。这真象杜甫的诗句所言：“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洛川会议确定了对付日本侵略者的作战原则：即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主，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8月底，八路军主力部队肩负着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重担，开赴华北抗日前线。部队乘坐的火车到达太原车站时停留了一夜，车站上的场面堪称激动人心：大批的男女群众，特别是东北的一些流亡学生，拥挤在站台上，送慰劳品，唱抗日歌，直到深夜还不肯离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期待，对八路军官兵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和激励。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军队在前线锐气尽失，节节败退，张家口、大同等重要城市接连陷落，一批又一批国民党军队的溃兵，用步枪挑着子弹、手榴弹和抢来的包裹、母鸡等，象湖水般涌下来。他们看到八路军要往前线去，感到非常奇怪，向八路军战士散布失败和恐日情绪，说日军如何如何厉害。 八路军战士与他们争辩，有的溃兵说：“你们别吹牛皮，上去试试吧！”战士们问：“你们为什么退下来？”他们说： “日本人有飞机坦克，炮弹比我们机关枪的子弹还多，不退下来怎么办！”战士们问：“你们究竟打死了多少敌人？”回答说： “我们还没见日本鬼子的面呢！”又问：“为什么不和敌人拼？” 他们回答：“找不到长官，没人指挥，打不了哇！”国民党军队兵无战心，将无斗志的情形可见一斑。抗日救国的希望责无旁贷、别无选择地落在了共产党八路军的身上。 9月中旬，日本侵略军兵分三路在华北展开全面攻势，如入无人之境似的。日军总的企图是以大迂回的动作，迫使国民党军队撤退，达到不战而占领华北五省的目的。阎锡山感到日军此举威胁到山西的腹心地区，侵犯他的根本利益，因此多次要求八路军尽快向灵丘方向开进，配合他阻滞日军的攻势。在这种情势下，八路军紧急开赴晋东北前线。当时林彪到前边看地形去了，聂荣臻率领115师司令部和三四四旅立即开上去，为了避免国民党军队的失败情绪影响我军士气，聂荣臻决定避开这些溃兵。行进途中，战士们见群众情绪惶恐，村庄冷冷清清，想从村里找一个向导，或是找人打探前边的情况，都异常困难，心寒的同时也埋下了复仇的种子。9月23日，部队到达平型关东南的上寨镇。在这里，聂荣臻与在前方侦察的林彪会合了。聂荣臻问他前边情况怎样，林彪说，敌人的大队人马正向平型关方向运动，这里的地形不错，可以打一仗。他摊开地图，同几位参谋一起，把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和初步的作战设想介绍了一下，问聂荣臻有何看法。聂荣臻表示，可以在这里打一仗，居高临下伏击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事。聂荣臻说，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考虑怎样打好，这是我们同日本侵略军第一次交锋，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这个仗必须打好，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给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来一个振奋！ 当时，这样的作战计划，前线指挥员有权根据情况决定，好打就打，只要事后报告一下就行了，将在外，军队有所自主，事事请示，会贻误战机。作战计划定下来后，遂在上寨召集全师干部开动员会，说明当时的情况，分析敌我双方的条件和作战应该注意之点。林彪讲完兵力部署，聂荣臻强调打好这一仗的意义，随后，115师主力连夜开赴距平型关三十余里的冉庄待命。 聂荣臻抓住这个空隙，亲自到前线察看了这一带的地形： 从平型关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是一条由东北向西南伸展的狭窄沟道，地势最险要的是沟道中段，长约十多里，沟深数十丈不等，沟底通道仅能通过一辆汽车，能错车的地方极少，南北沟岸却是比较平坦的山地，这确实是一个伏击敌人的理想地域。 24日凌晨七时整，敌军已全部进入我军包围的伏击圈，聂荣臻和林彪下达了攻击命令，他们的指挥所设在沟东南边的一个小山头上，站在指挥所，用望远镜可以纵观全沟。聂荣臻同林彪研究决定，把敌军切成几段，分段吃掉它，随即下达了命令。一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其激烈程度自不待言。中午时分，战斗接近尾声。聂荣臻随同出击部队下到沟底公路上，只见敌军人仰马翻，燃烧的汽车，遗弃的武器，比比皆是，堵满沟底。聂荣臻在察看战果时，还碰上一个日本兵，躲在山洞里面向我军战士放冷枪，战士们对着山洞用中国话喊： “缴枪不杀！”他以枪弹回答，死不投降。聂荣臻命令，丢手榴弹，消灭他！那里，八路军战士还把日本侵略军当成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军，以为打狠了就会缴枪，岂不知他们都经过长期训练，受麻醉很深，军国主义思想装了一脑袋，即使剩下一个人，也拒不投降。 这次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属于板垣第五师团。板垣的全名叫板垣征四郎，在中国呆了很久，是个有名的“中国通”。 早在1929年，他就在关东军任参谋，当时是大佐军衔。“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组织伪满州国，就是由他代表关东军同溥仪谈判的。由于组织傀儡政府有功，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时，他已经升任中将师团长了。板垣师团武士道精神很强，在日军里小有名气。板坦所以选择平型关作为迂回的路线，因为他清楚这里是山西与河北交界处，是个薄弱环节。他以为八路军不可能这样快东渡黄河，更想不到在他眼皮底下会有一支严阵以待的八路军队伍，加上自他带队进攻华北以来，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所以在行进平型关，进入八路军伏击圈时，仍然是骄横的阵势，得意洋洋的样子，虽是辎重和后卫部队，仍然大摇大摆地走着，如入无人之境。结果遭到惨败。 平型关大捷，是我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一个胜仗。这一胜利首先在于它的政治意义。在“恐日病”和“亡国论”到处流行的时刻，这一胜利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115师为八路军树立了威信，打出了志气，打出了威风！捷报不胫而走，立时传遍全国，各界人士纷纷给我党我军发来大量贺信、贺电，甚至连蒋介石也来电表示祝贺。国民党老同盟会会员、当时的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续范亭先生曾经著文写道： 谨按平型关战役，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在敌人方面，从南口战役以来，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在平型关忽然受到惨重的打击与包围被歼，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锐气挫折，不敢如以前那样的长驱直进。忻口战役敌人未敢贸然深入，我军士气高涨，未尝不是平型关歼敌大战的影响。” 除此之外，饱受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溃兵祸害的华北人民，从平型关的胜利中看到了希望，认为共产党和八路军是可以依赖的，这为后来我党在这一地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115师和聂荣臻、林彪的名字一起，在当时成了令日军听后心跳加快的一种语言符号。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平型关大捷也是聂荣臻军事指挥艺术的一次重大胜利。当时有一首盛行的歌曲：“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八路军经过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地过渡和转变，这时候，处于华北敌后同日军作战的我军，必须坚持高度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防止轻敌和“恐日病”两种错误倾向。身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聂荣臻非常重视研究对敌作战的战略战术。八路军出师华北以后，我军的战略方针改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聂荣臻考虑到华北以平原地带为主，应该注意发动和依靠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平原造人山”，而不宜强调山地游击战。在对敌作战原则上，聂荣臻强调，手中一定要掌握必要的机动部队，使敌人的小部队不敢深入根据地腹心地区，既要善于分兵游击，又要随时集中，形成拳头，消灭敌人小股部队。日本侵略军的致命弱点是兵力不足，所以搞了一套以堡垒推进，“点”、“线”、“面”结合的所谓几何学运动战术，即先控制若干城镇的“点”，然后控制交通要道的“线”，最后联成“面”。聂荣臻从我军缴获的日军机密文件中了解了敌人对付八路军的计划，再次做到“知彼知己，”针锋相对，坚持毛泽东所说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术原则，将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成功地结合起来，1939年秋末雁宿崖歼灭战和黄土岭围攻战，一举击毙日军名将阿部规秀，便是聂荣臻采取的两结合战略战术所取得的一个硕果。 1939年11月，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十分狂妄，竞敢孤军深入根据地腹心地区。这个第二混成旅团，在日军中号称劲旅，而阿部又是经过特别挑选的能够适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他以中将资格兼任旅团长，担任北线进攻边区的总指挥。 日军旅团长一般由少将充任，由中将兼任的很少，由此可见它们对八路军边区北线是何等重视。 杨成武首先向聂荣臻报告了敌情，并且说日军到了雁宿崖和银坊，中间只有一条山路可走，两面都是光秃陡峭的山石，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敌军如果孤军深入，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打它的伏击，集中力量歼灭它。聂荣臻听完杨成武的报告，觉得敌我兵力相比，我军占有绝对优势，同时集中兵力形成拳头，完全具备歼来这路孤军深入之敌的条件。他要求杨成武，一定要抓住战机，坚决消灭这一路敌人。 11月3日清晨，雁宿崖歼灭战打响，从战斗开始到下午我军发动全面攻击，聂荣臻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经过激战，六百多名日军大部被歼，仅极少数漏网。交战两年多以来，聂荣臻摸准了日军的脾气，尽管它骄横成性，一旦吃亏之后，总要重整兵力，前来报复。于是，他指示参战部队，立即脱离战场，隐蔽于适当位置，待机再战。 果然，雁宿崖歼灭战，使阿部规秀恼羞成怒。11月4日，他亲率敌军一千五百余人，企图进行报复性“扫荡”，挽回“皇军的体面”。聂荣臻接到杨成武报告的这一新情况，要求他们以小部兵力迎击敌人，把敌军引向银坊，让他们扑空，然后隐蔽起来，迷惑敌人。尔后以三支队在银坊北出击，诱敌东进。待敌进至黄土岭一带有利地形，集中主力将其包围歼灭。敌人果然中计，黄土岭围攻战，以我军歼灭日军九百多名，击毙其中将指挥官阿部规秀而宣告结束。 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这在华北战场是第一次，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也是第一次。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多田骏，得知阿部规秀的死耗，在追悼死者的挽联上写下了：“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还为阿部规秀立了一个碑。日本的《朝日新闻》报，连续三天的通栏标题都是“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这家报纸说：“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例子的”。日本陆军省发表的关于阿部战死的“详报”说：“这个地形是华北很少见的山地，差不多是没有道路的。中将以下的将士们完全徒步，辛勤跋涉…… 七日向易县上庄子前进的时候，敌（指我军）利用优势的地形，继续顽强的抵抗，中将果敢地到一线，观察地形敌情，飞来了敌人迫击炮弹，在距中将数步的地方爆炸，碎片打中中将的左腹及两腿等数处，中了致命的伤，遂与世长辞了。”由此可见，对阿部的死，日军是何等震惊。 一分区炮兵营，直接击毙了阿部规秀，受到晋察冀军区通令嘉奖，然而这一历史性的功勋，与聂荣臻的雄才大略和高瞻远瞩是分不开的，没有他的英明领导，这次战争的胜利也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有一句古话，“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表明一方面，打仗的总指挥不宜把部队统得过死，因为最了解敌我情势的还是在前方一线带兵打仗的将领；另一方面，处在第一线的将领也应该因势利导，随机应变，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出奇制胜，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既做到“胜可知”又做到“胜可为”，聂荣臻正是这样一位能够创造性地指挥作战的军事人才。 1937年11月7日，党中央指示正式成立晋察冀军区，任命聂荣臻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8日，太原失守，此时的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完全被分割在敌后，华北的抗战形势进入了游击战争的新阶段。 创建晋察冀根据地，聂荣臻和其他负责同志充分借鉴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根据地、巩固根据地、依靠根据地、扩大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但是也有许多新的情况，需要新的对策。例如，过去党的根据地大多建在大山之中，有的同志就错误地认为只有深山峻岭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过于强调地形的决定作用。聂荣臻则指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主要是在山地，但也可以在平原地区进行，只要有人民群众支持，我们就可以牢牢站住脚。在一次讨论会上，他鼓励冀中根据地的负责人说，你们的实践是有深远意义的，这是我们党在平原上开创的第一个根据地，你们成功了，对于全国其他平原地区的抗战，将提供有价值的经验。聂荣臻强调，开创根据地，关键是要在那里牢牢站住脚跟，打出一个好局面来。不能到了一个地方，扩充一些队伍，抓一把就走，那是抓不到东西的，其结果是非吃大亏不可。群众好容易把我们给盼去了，才搞了一个眉目，又要把部队拉走，会使他们大失所望。 所以，开辟一个地区，一定首先要着眼于广大群众，把工夫下在建立和巩固根据地这样一个基础上。为了统一边区政权系统和政策法令，在聂荣臻司令员的领导下，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了，老百姓依赖政府，有了政府，他们就觉得有了靠山，什么事情，都通过政府来解决。 1938年开始，大后方的一些民主人士，还有一些国际友人，经由延安，或八路军总部，或直接从平津等地，接连不断地来晋察冀考察访问。他们在同聂荣臻接触中，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你们能在敌后建立起这样一个面积广阔的抗日根据地？他们对这一点感到很奇怪，日军盘据着周围的大城市和铁路干线，后来又占据了全部的县城和较大的村镇，经常调集重兵来边区“扫荡”，据统计，1938年秋到1939年秋的一年之间，日本侵略军对华北进行千人以上的“扫荡”有一百零九次之多，动用兵力累计达五十万，而八路军或确切地说是晋察冀根据地又是那样远离后方，枪支、弹药和物资都得不到任何接济，这样，怎么能够坚持得住，并且能够不断巩固和扩大呢？ 聂荣臻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关键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我们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巩固的“奥秘”所在。 由于紧紧地扼住了发动群众这一条，八路军不仅在山地站住了脚，而且在平原地区扎下了根。冀西、冀中、平西、平北、冀东，几个地区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互为依托。山地是后方，平原是粮仓。平原上的斗争不好坚持的时候，部队可以撤到山岳地区休整；山地需要粮食和布匹的供应，平原地区给予大力支援。群众不仅供应部队吃穿，还负责物资方面的储存和保护。八路军每年都通过边区政府征集一大批公粮，这些公粮，该需要多少仓库储存！在敌后，不可能建立这么多的大仓库，就是有能力建，敌人连八路军修建的厕所都要毁掉的“扫荡”能允许你的仓库存在吗？部队整日打游击，也不可能将长年的供应带在身上。怎么办？聂荣臻领导的八路军就依靠群众解决了这个难题。每年征集的大批公粮，分片储存在某些村子里，部队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粮仓。有句古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说明军队的筹粮历来是一个大问题，加上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粮草问题非一朝一夕之事，这种利用人民群众作“供给部”的办法，委实是一大创造之举。人民群众还解决了伤病员的医疗安置问题，八路军伤病员在群众掩护下，不必担心被敌人发现而遭受危险。 在群众的支持下，八路军从根据地到接敌区，还普通建立了侦察网和警戒线，男女老幼都成为八路军的耳目。老百姓在各个山头和村庄之间，设置了各种报告敌情的联络信号，如“消息树”、“鸡毛信”等等，一旦发现敌情，群众就通过情报网，迅速地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山头传到另一个山头，八路军电话站的电话员，可以据此将敌情及时报告给各级领导机关。大龙华战斗中缴获的日军文件就记载着敌一百一十师团师团长桑木崇明的哀叹：“晋察冀的组织是神秘微妙，不可理解的组织，老百姓可以随便用眼色或手势传达八路军要知道的消息，速度比电话还要快。”在接近敌占区的一些村庄，村与村的老百姓，还开展过“收割”敌人电线的革命竞赛，一夜之间，八路军就可以得到成千上万米的电线。 当时，有些很偏僻的深山地区，山沟里只有几户人家，那里长期和外界隔绝，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像房山、宛平和涞水、涞源交界的“野三坡”，那一溜几十个村子，一直过着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长时间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才知道清朝已经灭亡了。“野三坡”的老百姓说：“就是燕王扫北的时候，也没有到过我们这儿。”这里的男人不剃头，女人不裹脚，清朝统治始终没有能进入这一地区。有的同志听说那里民性强悍，不敢进去开展工作。聂荣臻提出一个要求：“要把每一条山沟的工作做好”，因为每一条山沟，都是八路军开展游击战和反“扫荡”斗争的回旋之地，没有群众支持，不说别的，进山出山都十分困难。经过深入细致的发动工作，“野山坡”等地成了八路军可靠的根据地。反“扫荡”的时候，聂荣臻带军区机关钻进那些深山沟，老百姓很热情，他们说：“我们也是中国人呀！ 以前哪朝哪代的政府都不把我们当人看，只有八路军来了，才有了做人的资格。” 人民充分发动起来之后，八路军在群众的海洋里，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而且日本侵略军则处处碰壁，处处困难，找不到向导，找不到粮食和用具，想找一口锅做饭也不容易，犹如盲人瞎马，夜半临池。八路军是保护人民的钢铁长城，人民群众又为八路军建造了一道固若金汤的铜墙铁壁，成为补充和扩大部队的雄厚兵源。当时，聂荣臻曾给边区的部队起过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子弟兵”，意在强调边区部队绝大多数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它同边区人民有着自然的血肉联系和亲缘关系。晋察冀军区创办的报纸，从1941年起也改用《子弟兵》的名称。1939年1月，聂荣臻写了一份关于晋察冀根据地创建的经验情况报告，约有十万字。毛泽东看后，确定把这个报告单独成书出版，亲自为它题写了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还分别为它作了序。 聂荣臻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丰功伟绩举世瞩目，是他辉煌历史上极其壮丽的一页。他在创立、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光辉实践中，独辟蹊径，创造性地突破日军的四面围困，在战局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以不变应万变；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成为开展平原游击战的奇才和能手，这的确又是他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之常胜将军、百战不殆的奥秘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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