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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苦心说出的话算不上新发现，想在这世界上最古老的制度中作出新发现，那可真叫异想天开了。 ——克尔恺郭尔 落叶纷纷 男女之间的爱情，如果从“一见钟情”开始的话，接下来自然是“二龙戏珠”，“二龙戏珠”的结果很可能是“三心二意”；而他们的婚姻，就从“三心二意”开始，不知不觉，便滑到“二虎相斗”的境地，最后，彼此都会痛感“一着不慎，全盘皆输”。 一二三开始，三二一结束，爱情与婚姻的三部曲，正好适得其反。 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是在胡诌；要知道，我引用的都是成语呐。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老掉牙的话肯定首先出自一个诗人之口，如果他当时不是一个诗人的话，说了这一句，也就足可以成为一个诗人了。 伦理学家没有讲大道理，只指出了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事实：“婚姻能给你一个家。家中的随意放松，还我本来的情操，全家人团聚在晚餐桌旁时，你头顶上那架祖父传下来的枝形吊灯，放出那格外亲切的光芒，蕴含着一种多么有力的德性，是你在任何别的地方都体验不到的呐。” 伦理学家认为诗人偏颇，诗人又认为伦理学家中庸。两人便去一一询问“围城”中人的感受。 让他们奇怪的是：少数特别幸福者和一些格外不幸者，都缄口不语，要么因为幸福而变傻，要么因为痛苦而麻木；大部分人则“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有一对夫妻吵离婚吵得很凶。吵到后来，两人都深感疲倦，有点后悔，不约而同地瞧着客厅墙上的一幅风景画——两匹马正拖着一车干草往山上爬。 丈夫感叹说：“为什么咱们不能像它们那样齐心协力，把生活拉上人生的山顶？” “咱们不可能像两匹马一样一起拉，”妻子喃喃道，“因为咱们两人中，肯定有一个是驴子。” 丈夫出门的时候，若是将门关得太响，妻子就疑他是发了脾气；丈夫出门的时候，若是轻轻把门关上，妻子就对他存有疑心。 妻子回家的时候，若是喜气洋洋，丈夫就疑她在外面碰上了什么人；妻子回家的时候，若是愁眉苦脸，丈夫就疑她早已变心。 你疑心你的配偶，配偶就欺骗你；你不疑心你的配偶，配偶就疑心你。 男人靠征服世界征服女人，女人靠征服男人征服世界。这说的只是爱情；婚姻中男女，无所谓彼此征服，因为得到的已经得到，失去的也永远失去了。 据说，如今在某些妻子的眼里，理想的丈夫，是在一人（自己）之下，万人（别人）之上；与之配套，在某些男人的眼里，理想的妻子，是社会的贵妇，家庭的主妇，婚床的淫妇。 这完全是婚姻强迫症在作怪，无异于痴人说梦。 现代人一般不谈什么理想，但奢谈成功。倒是有一个铁的事实：过去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有一个女人，现在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有一大群女人；过去一个成功的女人后面站着一个男人，今天一个成功的女人后面则倒下了一大堆男人。 选择一个丈夫当然比选择一件时装重要和困难得多，但许多女人却把过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后者上，对前者反而随随便便，还自欺欺人地说：“随缘。” 而男人选择妻子更不慎重，往往从是否方便入手，哪个女人最好搞掂，他就抓住哪个。别人问他感想如何，尽管他非常失望，他也会咕噜道：“还行。” “过来人”一再告诫：结婚之前，你要睁大自己的眼，结婚之后，你最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上路人”总是反其道而行之。于是，婚姻男女之间的纠纷就永远纠纷，无法解决了。 确实，爱情是盐，没有它你压根儿不会尝到生活的真味；但同时你不得不承认，婚姻是一锅大杂烩，它很容易让不同的原料相互串味。 如果说婚前的爱情表现在相吸的话，那么婚后的爱情则表现为相容。然而实际上，许多年轻人对婚恋采取的都是相吸，而在相容上则考虑很少，一旦相吸心理淡化，婚姻也就顿时变得索然寡味了。 妻子说：“我需要一种个人的幸福，简单而又纯粹，我希望在一个偏僻而安静地方，跟你一起过‘你挑水来我浇园’的日子。” 丈夫说：“我也喜欢这样，尤其在工作压力非常沉重的时候。问题是，如果咱们天天那样过日子，恐怕谁也受不了。对吗？” 妻子需要幻想；丈夫推崇理性。 但与任何别的事物一样，无论是幻想，还是理性，都仅在一定界限内有其合情合理的权利。丈夫很明白，妻子不过是说说而已，她有一种诉说的愿望，真要她到那样一个偏僻的地方去生活，她连买一支口红也备感艰难；妻子也很清楚，丈夫与她的想法不一样，然而他一开始反而附和她，接着才指出问题之所在，因此让她乐于接受。 这一对夫妻的婚姻，至少可持续三十年，如果没有第三者插足的话。 树林里的两只鸟，不如手中的一只鸟；而手中的一只鸟，又哪比得上树林里的两只鸟？ 结婚后，你会发现结婚是个错误；离婚后，你同样会发现离婚也是个错误。 一般情况下，两人从相识到相爱。花费的时间，最多不会超过一年，可你却要求他们相爱五十年，甚至还要预结来世姻缘。 一比五十，你想想，这是不是太过分了！ 中国人之讲究吃，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宏观的“民以食为天”，微观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全都在说一个“吃”字。 连曹操发布军令时，都用了一个“鸡肋”之名。聪明的杨修大概下在琢磨是不是休妻，立马就悟出了曹丞相的矛盾心态——鸡肋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大多数婚姻，就是这样呐。 在教堂结婚，接受牧师的祝福，意思是新婚中有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婚姻的起点确实太高了，接下来你不得不走下坡路，其过程恰如你倒读但丁伟大的《神曲》——从《天堂》降落《炼狱》，再从《炼狱》跌入《地狱》。 开了一个文字玩笑。 傻瓜才信以为真呢。 褪色的画像 柳璐的家在长沙市的南门口。当年太平天国的西王冯云山就殒命在此。童年时，她跟伙伴们爬到天心阁上去玩，许多男孩女孩中，就数她的胆子最大。 2O岁那年，柳璐爱上了一个来自湘潭县的年轻男子。 青年姓杨名宇，是个木匠，秉承乡贤齐白石老先生遗风，爱好书画，出门在外，一边做工挣钱，一边寻师习艺。一次，被柳璐父母请到家里打几件雕花家具，出手不俗。从棉纺厂下班回来的柳璐见了，大为称赞。几天下来，两人熟悉了，常在一块闲话。 某日午间小憩，木匠从工具箱里拿出纸笔颜料，说给柳璐画个画儿。木匠还有这个艺术细胞？柳璐不信。不信也得信，瞧，才半个小时，二维柳璐就跃然纸上。很高兴，她把画像好生收起来，说要跟他学一手。谦逊的乡下木匠有点不好意思，说：“哪里？我还没入门呢，也想找个老师指点指点。” 木匠本分上进，心灵手巧，令柳璐暗怀好感，告诉他附近就住着一位著名的书画家，她跟后者的女儿是高中同学，她乐意为他引见伯乐。 木匠眼睛一亮，紧握柳璐的双手，其激动和腼腆，类似今天大山里的工人跟前来慰问演出的大歌星们一起合影留念。 杨宇做完了柳璐家的事，并未离去很远，刻意在南门口一带揽活，频繁拜访书画家，更频繁地与柳璐见面。然而，书画家对他艺术方面的天赋评价不高，令杨宇十分黯然，便想离开此地打道回乡。眼看他的自信心自尊心受到深刻的打击，柳璐于心不忍，顿生爱怜，就约他到湘江边散步。 落日辉煌，层林尽染，多么美好的秋天！人比风景更美好——她吻了他。 由此产生了一段牢不可破的情缘。 柳璐的父母不久就窥出了端倪。 丫头为什么老是借口加班，休息日也不落家？母亲到厂里一打听，才知道死丫头说的全是鬼话。一再追问，终于弄清楚她跟那个小木匠好上了。 这还了得！ 父亲挥舞一把扫帚咋咋呼呼：“你再跟那个乡巴佬粘粘糊糊，看我不打断你的双腿。” 母亲更是声色俱厉：“你去跟那个穷小子混，就别认我这个娘。” 常识告诉我们，警告和压制在哪里都管用，唯独对爱情失效，其实不仅失效，反而火上浇油。 这岂止是常识，简直是真理！ 过了年，翻了天。柳璐先斩后奏，偷出家里的户口簿，悄悄跟小木匠扯了一张结婚证。 父母气歪了脸，一把锁限制了她的人身自由之后，又请两个烂仔，把找上门来的杨宇，“修理”了一顿。 比电影里那些爱情故事毫不逊色：柳璐瞅准机会逃了出去，无处栖身，在一个又一个朋友家中“客串”，托人四处寻找被打得遍体鳞伤的丈夫。夫妻相见，痛哭流涕，发誓相濡以沫，同舟共济，今生今世，海枯石烂。 自此，他们过起了患难夫妻的生活，悲欢离合，阴晴圆缺，其感人之处，一言难荆苦中有甜，甜中有苦，生下一胖小子。 三个人，真正算是一个家了，两地分居，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夫妻俩就合计在长沙开一爿家具店，免得彼此两头奔波。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行。他们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赚钱而开店，一旦开了店，一把把的钞票，也就以小康的速度泪泪流来。杨守本是打家具的里手，又精通市面行情，生意很快红火起来。 生意红火，并不等于生活红火，店子开张不到一年。杨宇染乙肝，儿子得伤寒，父子俩同时患病住院，可累了苦了柳璐一人。然而，她以一颗爱心挑起了家庭内外的重担，脸上不仅没有半点乌云，而且总是那样神采奕奕，以致于杨宇出院回家后，第一句话就说：“下辈子，我还要娶你做老婆。” 夫妻俩抱着儿子去照了整整两筒胶卷的全家福。你瞧他们多么幸福！ 也许是因为时间的万能，也许是因为金钱的万能，或这两者兼而有之，渐渐地，柳璐的父母从接纳小外孙开始，原谅了女儿，也认同了杨宇。 杨宇的生意越做越大，与一个广东人合伙，办起了注册资金上百万的家具厂，产销两旺。杨宇富了，购了房，雇了保姆，打了领带，穿了名牌，手机在握，神气十足；而柳璐，也正式向棉纺厂辞了工，加入寄生者行列，一日三餐，除了去美容，偶尔搓搓麻将，不时逛逛商场，买东买西，甚至那些对她来说毫无使用价值的东西。 夫妻俩感情一如既往：杨宇在外面忙活，对形形色色的女人，从不花心；柳璐在家里闲着，也没有什么想入非非的念头。 但生活又好像完全变了味：两人在一起吃饭睡觉，客客气气，夫妻间小争小吵之类的情感“佐料”，一点儿也没有，相敬如宾的背后自然是平淡如水，有时竟然是长时间无话可说。彼此之间，也并非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问题，一旦对方说句什么话儿，哪怕是句废话，也赶紧附和，唯恐显得自己不爱对方、不欣赏对方了。 扪心自问，无意中，你是不是变得有点虚伪了呢？ 社会学家认为：夫妻若能互敬互爱，维护彼此之间的相异，爱情将可以历久弥新；而当双方变得日渐相似，吸引力必然递减。 相异而又相似的矛盾，正是婚姻关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因为相异，彼此吸引；由于潜在的相似，他们互相融合，并拥有沟通、亲密的可能性。若缺乏相异处，彼此便无法有所牵引；若少了相似点，两人则永远不可能相濡以沫。 至于相濡以沫，杨宇夫妇在患难与共的日子里，堪称典范，那时他们之间的爱情，在对父母压力和社会偏见的挑战中，积蓄了巨大能量，极富进取精神。然而，当重压解除，环境宽松，相濡以沫的内涵已大打折扣，爱情也随之丧失其内在张力。 也许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弱点：你知道怎样去追求幸福，却不懂得怎样享受幸福。当幸福变成一种包袱，通常你求助于自欺欺人。生活的经验不允许你怀疑幸福，以及它的脆弱和错误。 生活出现了可怕的雷同。 两人小心翼翼，心照不宣。 婚姻开始靠一种惯性维持。 杨宇和柳璐表面上看起来很和睦的“维持会”能维持多久，谁也说不准，也许会因一件小事的发生而突然土崩瓦解，也许会一辈子敷衍下去。 采访结束。临别时，柳璐没忘记拿出小木匠许多年前给她画的肖像，让笔者欣赏。 画得相当不错，不过已经褪色。 给心灵放一次假 她很漂亮，系广州一家医院的内科医生，叫丁莉，今年33岁，结婚9年，跟丈夫周益民既是同乡又是同学，还是同事。他们出生于鄂北一贫穷闭塞的小山村，从小一起扯猪草，一起翻山越岭上学，可谓青梅竹马，又一起考取协和医科大学。四邻八乡都把他们看成是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 大学快毕业时，周益民向了莉求婚，后者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婚后，她渐渐发觉丈夫缺少情趣。比如，在夫妻间最基本的性关系中，他从不主动，即使被她硬拉上“马”，也是一副履行职责的样子。夫妻间需要相互尊重，但亲见更重要。是不是。 丁莉很不满足，时不时，心灵一片惆怅。她向往青春炽烈的爱情。 婚后第二年，有了一个女儿，丁莉也暂时有了寄托，把全部精力耗在孩子身上，日子过得还算充实。 转眼间，女儿上了民办的实验小学，也就是所谓的“贵族学校”，全托，丁莉突然感到生活空虚得要命，丈夫喜欢养花钓鱼下围棋，都是修身养性的玩艺儿，两人没有共同爱好，在他的默认下，她便开始出人歌厅舞厅。 起初常约女伴同往，胆子渐大，就和男性相约了。 碰到了一个很有时代感的人——报社记者，仪表堂堂，谈吐解颐。跳了几曲，她就被他浑身散发的男性魅力熏陶得身心酥软，他也被她娇柔玲珑的身体曲线撩拨得热血沸腾。两人从相识到相爱，不到45分钟。 他提议两人出去兜兜风。 一兜风，就径直兜到了出租屋。 第一次，她觉得激情被点燃了，生命被熔化了，自己变成了一个真正完美的女人。 可一回到家里，她又顿生愧疚。毕竟，第一次背叛丈夫，无论哪个女人，哪怕她天生是一个荡妇，也不会心安理得。她甚至几次想开口告诉他，自己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周益民却只是一笑：“看样子你有点感冒了。早点睡吧。” 她乖乖地服从了，躺在床上，那内心之复杂，才真叫五味俱全呐。 努力抑制自己上舞厅的念头，才过几天，却又鬼使神差地上舞厅去了。自欺欺人也好，意志软弱也罢，总之这就是女人，这就是女人丁莉。 记者说他在这里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亲人解放军”，丁莉就很感动。接下来，彼此自然又淋漓尽致地“熔化”了一番。 秘密交往月余，记者进一步提出要跟她天长地久。丁莉未尝不动芳心，但又不知道怎样跟周益民谈起离婚之事。丈夫对自己太好了，从小到大，一直关心她，帮助她，保护她，小到借一块橡皮，大到跟流氓动刀子。他和她的历史息息相通。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未来。你背叛了自己的丈夫，难道还要背叛自己的未来吗？！ 又一次，她想向丈夫忏悔，谁知周益民又是一笑：“看样子你又有点感冒了。早点睡吧。” 她就想哭。 决心回头是岸。 便跟记者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希望曾经拥有。” 记者笑笑：“我只不过是想试验一下不同女人的爱情温度罢了。我正在写一篇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你还没发烧，实属正常。” “你无耻。” “你恐怕也不光明正大对吧？拜拜。” 把丁莉气死了。 既然已经下过“海”了，从此在悬崖上做一尊“望夫石”。可能吗？ 在家憋了几个星期，丁莉觉得跟丈夫在一块，几乎要窒息。前车之鉴，并未牢记，也许她压根儿就不计较男人是否真情，只需要找一种自己的感觉就行，于是，又频频出入娱乐场所，从各种不同风格的男人那里探索浪漫，有选择地上床，无条件地再见。 按说，习惯了婚外性行为的女人已不会对丈夫心怀愧疚了，可丁莉不同，她总也摆脱不了与周益民长久的交往史对自己的影响，而其婚姻正有赖于这种愧疚才得以维持。 没有不透风的墙。周益民对妻子的风流韵事早就一清二楚，也不温不火，有一次跟了莉蜻蜒点水似的提了一下，丁莉心虚，反而光火起来：“你还算个男人吗，为什么不揍我？” 周益民抬起了手，想想，又放下来，二话不说，走了。 丁莉就觉得丈夫不可思议，心中有鬼。 她猜对了。 事实上，周益民也有外遇。对方是同科室的一个护土，其丈夫在外省工作，周益民就乘隙而入填补空白了。在这个无论容貌还是身段都比不上丁莉的女护士面前，周益民表现得非常投入、勇敢、爱你没商量，以致于后来丁莉获悉此事，竟大惑不解。 因丈夫的婚外情曝光，丁莉提出离婚。周益民却不同意。 他首先坦率地说，女护士无意离婚，她很爱自己的丈夫，与此相同，他周益民也无意跟她结婚；其次，他提出一个观点：感情好的夫妻也不妨有外遇，因为富于热情的人，他的热情必须有所寄托，外遇是保持其热情的有效途径，从而为夫妻的感情能持续下去注入新的活力；最后，他请她为女儿想想。 丁莉就嘲讽周益民：“你也配奢谈热情？你跟我的热情哪儿去了？” “我对你太熟了，我甚至瞅见你的一个眼神，就能猜出你的内心思想，所以在你身上找不到新鲜的感觉。但是，我骨子里很爱你，很乐意跟你生活在一起，我无法想象失去你的后果，那将是失去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丁莉不再言语，琢磨周益民的话，深有同感。夫妻俩扯平了，表面上谁也不欠谁什么，但实质是，谁也无法偿还所欠对方的东西了。 还是疚愧。 如今，他们又矛盾地生活了两年，但仍然保持各自的婚外恋。 这个家啊！ 丁莉提出的问题是：相爱的人在一起为什么没有幸福？ 笔者就这一个案沉思了很久： 真正的爱情都是偶然的突发性事件，不会让男女有足够成熟的心理准备。所谓“青梅竹马”，由于双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了解，发展的只不过是愈来愈真挚的友谊而已。 丁莉和周益民的关系就是这样，他们想当然地把真挚而深刻的友谊提升为爱情，殊不知自己潜意识里的兄妹之情已牢不可破。由于男人的思维比女人清晰，所以，周益民比丁莉更明显地捕捉到了这个潜意识里的“魔鬼”。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身为“兄长”的周益民，在与丁莉做爱时，甚至或多或少有一种乱伦的错觉和焦虑，所以他无法在性关系上主动，并能容忍妻子的放纵，而在自己进行婚外恋时，就比较心安理得。 他们不离婚，不过是无法接受上述事实罢了；他们继续保持各自的婚外恋，当然是暂时的回避和解脱，给自己的心灵放一次假吧。 信不信由你。 可怕的贞操 有一个男人，与妻子结发八年，还为一件事闷闷不乐——新婚之夜，她不是处女。 有许多这样的男人，他不过是一个代表而已，叫吴剑春。 吴剑春自小聪明勤奋，高考以两分之差名落孙山。正因为只差那么一点儿，他拒绝复读，发誓不念那鸟大学也要混出个有头有脸来。 就去练摊。 刚练时，有点愣头愣脑，练来练去，不得要领，把从亲友处筹措而来的资金，都放成了断线的风筝。 折戟沉沙，并未灰心丧气，毕竟用钱买来了经验，他很快把准了市场的脉搏，想东山再起，大干一番，一时苦于赤手空拳。 吴剑春的妹妹有一个朋友叫阿盈，在银行信贷部工作，常到吴剑春家里走动，他带着一丝侥幸之心去找她，不料阿盈还真当做一件事儿鼓捣，通过复杂的关系，不久就为他搞掂了一笔2O万元的贷款。 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吴剑春，起死回生。 他与阿盈的关系，也像他的生意一样柳暗花明又一村。 爱情是个虚无缥缈的玩艺，需要确认，两人趁热打铁，去拉了一张结婚“执照”。 新婚之夜，吴剑春发现妻子不是处女。碍于情面，他没有点明，心里却结下了一块不大不小的疙瘩。 后来吴剑春还是忍不住转弯抹角提起了这事儿。阿盈也不敷衍塞责，说上中学时，她跟一个男孩由于好奇，偷吃了禁果。她后悔自己的少不更事，请求丈夫原谅。 如果说了解真相之前，吴剑春还存有模糊的自欺心理，并隐约希望阿盈撒谎，一旦了解真相，他更是无法释怀。但转而想起妻子无论是容貌、件格，还是其职业诸方面，都无可挑剔，嫁给他一个个体户，实在是太给他面子了。于是，便不好发作。 日子一如既往地平铺直叙。 至1992年，吴剑春的生活才来了一个大转折。小有资产的他瞅准大好时机，利用妻子在银行的关系，倒腾钢材，又猛炒房地产，迅速挤身于暴发户行列。 此时，他的婚姻心态开始失衡。 一般的暴发户婚姻心态失衡，他们有多种方法弥补：有人青楼买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人金屋藏娇，互相炫耀攀比，看谁的“二奶”“三奶”更令人赏心悦目。吴剑春倒不是此下作之辈，他很感念妻子对自己的大力支持，他不能做对不起她的事儿，也正因为如此，他又认为妻子对不起自己：你嫁给我怎么能不是一个处女呢，我不是太亏了吗。是不是？ 他越是这样想，跟妻子在一起就越别扭。老觉得她不干不净。而阿盈，没想到结婚这么久了，丈夫还对此耿耿于怀，心里自然就更不舒服：你商海横渡，一派大气，面对老婆，怎么能如此小肚鸡肠呢。是不是？ 从此，两人的脸都是铁板一块。 阿盈的一个有点转折亲的老同学，在外地工作了几年，好不容易凋回了广州，约请阿盈到一家歌厅坐坐。 碰巧，那天吴剑春也请了几个生意上的朋友来听歌，当他看到妻子跟一个长得相当英俊的陌生男子，在一起喁喁低语，神态亲切，不由得醋意大发，借日有事，提前回家，严阵以待。 阿盈姗姗而归，一脸兴奋，跟坐在沙发上抽烟的吴剑春打了一声招呼，径直去卫生间洗漱。 吴剑春瞧着怪不舒服，起身跟过去，挨着门“嘿嘿”干笑，猛然声音提高八度，质问她在什么鬼地方风光。 阿盈有点不屑，但心平气和地告诉了他是怎么回事。 吴剑春马上联想到夺取阿盈少女贞操的那个男同学，恼羞成怒，一把攥住妻子的胳膊：“你他妈是不是要跟他重温旧梦？” 阿盈用力一甩，甩开了丈夫的手：“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 “往镜子里瞧瞧，你脸红了，你心虚了，你撒谎了。过去，你给我说自己的第一次，为什么不脸红、不心虚、不撒谎！” 阿盈突然明白了，吴剑春作为一个男人的可怜、可笑、可悲之处：假如你不告诉他你失贞的真相，甚至你厚着脸皮否认失贞的事实，他也就渐渐不会计较这一点了。都说女人有时太需要自欺欺人了，难道男人也是这样？况且，女人的第一次，对男人来说就这么重要吗！ 她没好气地说：“是的，我脸红了，为你脸红；我心虚了，因为第一个跟我上床的男人不是你；我撒谎了，因为你需要我撒谎！” 话未落音，就招来了吴剑春的一顿拳脚。 阿盈也不甘示弱，借助大瓶小瓶的化妆品奋力反击。 基本上打了个平手。 彼此都喊离婚，一个比一个喊得凶。 然而，喊归喊，夜里发生的事，到第二天早晨，好像谁也记不起来了。 吴剑春通过调查，确知妻子跟那个相约歌厅的男子并无瓜葛之后。主动向她道了歉。 阿盈知道，澄清一个事实容易，要改变一个人的心理却比登天还难。一时蒙冤受屈，她不想真离婚，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如果你当时离了婚，你将永远蒙冤受屈。现在，她一身清白了，就笑了那么一笑：“阿剑。咱们还是好合好散吧。” “开什么玩笑？”吴剑春也笑了那么一笑。 “好让你人找个黄花闺女嘛。” 吴剑春不笑了：“你别搔我的痒处。结发夫妻……”停了停，仿佛努力在脑袋里搜词儿，“毕竟是结发夫妻嘛。” 他也不是没认真想过离婚这事儿，可无论从哪方面看，除了“那一点”，阿盈都是个难得的好妻子，身边的亲戚朋友也无不认为阿盈这样的人儿打灯笼也难找。在观念开放的现代社会，就为“那一点”跟妻子离婚，传出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可是，你想过吗，你那种对我失去少女贞操刻骨铭心的计较，让我感到多么可怕！” “可是，我从来没有认为你是一个坏女人，恰恰相反你非常纯洁。” “是啊，问题就在这儿。如果我是一个坏女人，你反而不会计较了，你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到外面去寻花问柳。你为什么不去呢？” “我爱你。”吴剑春小心翼翼说出了这三个字，好像生怕得罪妻子似的。这是他结婚以来第一次这样说。 夫妻俩相拥而泣。 就不再谈离婚了。 当然，所有突如其来的感动都是短命的。 彼此理解了吗？可以说理解了；沟通了吗？却无法说沟通了。 这个矛盾，看似简单，实则复杂。 不谈离婚容易，继续生活在一起难呐。 吴剑春还是一副老心态，阿盈也只好勉强维护一副老心态了。日子过得很窝心。别人都以为他们是天作之合，幸福美满。 这样的婚姻。 他们在苦熬。 四分之一丈夫 “好比爱情是人们故意朝外翻露的金灿灿的一面，婚姻该是朝内翻遮的褴楼的一面。”此隽语用在萍身上是再适当不过了。 萍的脸并不动人心弦，但皮肤有一捏就会出水的娇嫩，身段贼好，且为人热情开朗。情感丰沛，往街头一溜达，就不时让一些男人走神。 萍来自“天府之国”。几年前，她从深圳的布吉人关，结识的第一个男人，便是现在的丈夫张伟伦。 仿佛要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她有意强调说：张伟伦是她的四分之一个丈夫。 我开玩笑道：她做学生时，代数一定学得不错。 萍恹恹一笑，仿佛学生时代已是恍若隔世了，而当话题一下子切人爱情，她顿时神采飞扬起来。 她的爱情故事也确实委婉动人。我不想在此赘述，完全是出于不忍心，因为这场爱情与随之而来的婚姻之对比，反差是如此强烈，以致于笔者担心会引起读者的“恐爱症”。 张伟伦是时下流行的大款，确切地说，是大部分男人人见人烦、小部分女人人见人爱的那种，跟曲线完美的萍一上床，锲而不舍，居然下不来了，就决心爱一回，与原配离婚，付出的代价是累人的官司和5OO万元的赡养费。 萍没有理由不认为他是天下最痴情最大气的男子汉。 不过，张伟伦娶萍之日，也是前者饱餐后者秀色之时，即使不腻味，也一点都不觉新鲜了。 如此折腾，张伟伦一方面觉得萍不过如此，为她离妻别子，割让巨额财富，有点过分了，而另一方面，女人的那种娇嫩得“一捏出水”的滋味，又让他意犹未尽，蠢蠢欲动。 生意场上的老少爷们早就说他傻：你小子“吃奶”可以，但千万不要把“奶牛”带回家呐。 吃一堑，长一智。张伟伦尽管对萍不再那么感兴趣，也不冷眼相待，更不敢谈什么离婚，首先在外面包养了一个叫“阿珍”的女子，其次是“阿梅”，最后是“阿楚”，像分体式宁调，来了个“一拖四”。 萍哭过闹过，软硬兼施。张伟伦哪是等闲之辈，连哄带唬，贼逼利诱，三下五除二，就把局面稳定了下来。 萍不接受也得接受，不明白也得明白，相对其他三个女人，她只不过有一种形式上的优势而已，张伟伦只不过是她四分之一的丈夫。 既然木已成舟，张伟伦也不含糊，跟他的四个女人，一一打开窗子讲亮话：“你们各有各的窝儿，想彼此见个面聊个天什么的，也没什么关系，不过一定要和平共处，友好竞争，谁能让我更开心，我就完谁。” 萍毕竟是张伟伦的“第一夫人”，后者对前者的宠幸自然较多一点。有一夜，张伟伦从社交圈醉酒归来，萍细心服侍他，通宵未眠，他就感慨道：“老婆，还是你最可靠哇，不愧是农民的女儿。尽管她们三人来自城镇，阿楚还是大学生，除了做爱时比你多玩一些花样，哪方面比得上你，还不是冲着我的钱来的？况且你总是这么水灵灵的，让我馋死了。” 边说边把她拉上身。有别于往日，和风细雨地梳弄了一番。 萍听了他的表白，得到他的滋润，一腔怨恨消解了大半，甚至天真地想：只要自己以真诚的爱感动他，总有一天，丈夫会幡然醒悟，把那些妖精一个个踢出去，回到自己的身边。 但没等到那一天，那个叫阿楚的女大学生反而登堂入室阿楚跟张伟伦说，她已身怀六甲，不愿再住在偏僻的郊外别墅，要进城颐养，得个照料看个医生也方便。张伟伦在城里只有一栋两层小楼，即萍住的地方，想为阿楚租一套房子，无奈阿楚一万个不答应，说一定要跟萍住在一块。看在阿楚可能为他生个儿子的份上，张伟伦便同意了阿楚的要求。 萍感到了真正的威胁，看来阿楚是想取她而代之，做张家第三届女主人了。她忍不住跟丈夫吵了起来，结果被他毫不客气地甩了两个嘴巴。 女人的软弱，归根结底在于情感的脆弱。萍完全可以豁出去。跟丈夫来个是非分明，哪怕是分道扬镳，从物质方面看，她会多少有所补偿，然而，在精神方面，她害怕背弃自己的爱情初衷之后，会从此变成一个自暴自弃的垮掉的女人。 投鼠忌器，后患无穷。 阿楚刚搬来住时，对萍还算客气，萍姐氏萍姐短的，萍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常常是怪怪地一笑。 阿楚的肚子大得令人刮目相看时，仿佛已有足够的资本向任何人示威似的，她对萍越来越傲慢了。 萍佯装没看见，不在乎。 当阿楚产下一男婴后，更是神气十足，不仅不把萍放在眼里，还不时向张伟伦使坏，把萍说得一塌糊涂，其口吻就像一个家庭主妇在丈夫面前，对一个糟糕的保姆评头品足。 张伟伦口头上附和阿楚，心里还是有一杆秤的。秤之所以是秤，是因为它能起到平衡的作用。 萍心里也有一杆秤，并且努力在维持它的平衡，当阿楚产下一个男婴后，她感到自己有一种不能承受之轻，于是也向丈夫絮絮叨叨，说阿楚的不是。 张伟伦火了，骂道：“臭娘们，全都是一个德性。” 给了阿楚一个耳光，也给了萍一个耳光。 阿楚大吵大闹；萍伤心地哭了。 作为一个软弱的女人一萍在生活中学会的并不是坚强，而是变得更加软弱。还是那个情感的误区：在丈夫面前，她总是把自己的忍受和怨恨转化为爱情的一部分，曲意逢迎，试图赢得他的欢心。 男人自怨自艾时，常说悔不该做人，都不说悔不该做了男人；女人不幸时，却大都自问为何偏偏做了女人。由此管窥：男人喜欢以自己作参照；女人却常常以男人为依托。萍的悲哀正在于此。在丈夫严厉的目光下，她再也不敢表露自己的痛苦，更别提对阿楚的嫉妒了。 然而，压制嫉妒的行为容易，压制嫉妒的情感难。表面上，萍平平静静，骨子里却在琢磨，怎样把阿楚从这个家赶出去。 绞尽脑汁，无计可施。 忽一日，萍无意中浏览阿楚所生孩子百日留影的一系列照片，以女人特有的敏感，察觉阿楚的孩子。既不像阿楚，也不像张伟伦。 可疑？！ 萍灵机一动，拿出一笔钱，悄悄请一个人去调查。 半个月后，结果验证了她惊人的直觉：这男婴系阿楚和另一个相好所生！耶男人是个专吃白相饭的烂仔，阿楚寂寞时，常引他在郊外别墅过夜。后来，他突然一摊牌，逼她拿出10万元的“服务费”，否则怎么怎么样，阿楚一时拿不出，只好到城里来躲避。如今，那烂仔还在别墅一带转悠。 萍把这一切如实地告诉了丈夫。 张伟伦并未暴跳如雷，他需要证实，说楼房要重新装修，请一个保姆伺候阿楚母子，把他们一行三人送到郊外别墅。 阿楚不去，找这样那样的借口。 张伟伦一冷笑：“莫非别墅有鬼？！” 阿楚一听，打一个激灵，顿时噤若寒蝉，硬着头皮服从了张伟伦的安排。 张伟伦暗中派人昼夜监视。 才一个星期，就擒获了那个烂仔。 水落石出。 盛怒之下的张伟伦，不仅立马令阿楚母子滚了蛋，也分别把另外两个情妇阿珍阿梅打发了。 萍大获全胜，大喜过望，以为万事大吉，情不自禁勾住丈夫的脖子撒娇，不料被他一手推开：“烦不烦，你？老子鸡飞蛋打，你瞎搅和穷开心什么！” 不久，一个叫阿雯的女子填补了阿楚的空缺。 眼下，张伟伦是萍的二分之一个丈夫，什么时候，他又会变成四分之一，甚或五分之一六分之一？萍不得而知。 “女人，你的名字叫弱者。” 莎翁的名言，让我不胜惆怅。 拒绝解构的悲剧 这是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在雪花落满山径的二月，寒风凄凄吹痛她的双指，同时也撩拨起她到特区拼搏一番的决心。带着少女霞红般的幻想，她只身到珠海，幸运地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她，叫周红霞，美丽又温柔，吸引了不少爱慕者。很快，她把终生交给了一名干警。 干警叫王泰，精干机敏，对周红霞宠爱有加。婚后携手走过一段卿卿我我的甜蜜，周红霞怀孕了。王泰父母要求她辞职养胎，她自然满怀喜悦地答应了。 殊不料，临产路上发生了脐带缠绕，因堵车来不及赶到医院急救，婴儿夭折。弄下来一看，是个男孩。大家更是痛心疾首。 随后，盼孙心切的婆婆一反以往的态度，开始对周红霞冷眼相待，横竖不满。王泰是个孝子，多少有点偏听娘的摆布，对妻子也就不如从前那般关怀体贴了。 胎死腹中，远离故乡，失去工作，饱受委屈……一连串的不幸使周红霞变得多愁善感、心胸狭窄，甚至有点儿神经质，常因鸡毛蒜皮的小事发起冷战，又因冷战而对鸡毛蒜皮的小事耿耿于怀。 彼此越来越隔膜，家庭已失去了应有的温馨，王泰经常到外面寻开心。夫妻关系就更加冷淡，更加恶劣。 丈夫提出离婚，周红霞赌气答应了，条件是要10万元生活费，且到法庭去讨个说法。 然而，开庭那天，周红霞又变卦了。她怕自己孤身一人今后生活没有着落，又不甘心这样被丈夫无情抛弃，加之在法庭上自尊心受到挫伤，觉得法庭上下都在偏袒本地人，一时气短，竟回家点着煤气自杀！ 熊熊烈火惊动了邻里，大家冲进去把已奄奄一息的她抬往医院抢救。 活过来后，周红霞已面目全非，全身大面积三度烧伤，双手双脚呈弓型向内窝着，像一只烤得半生不熟的龙虾。 王泰一时不敢再提离婚之事，把原打算给周红霞的10万元补偿金，交了医药费，可以想象他对人不人鬼不鬼的妻子恶心之地步，于是更加频繁地找别的女人厮混。 绝望的周红霞感到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毫无任何价值和意义，又以各种方式3次自杀未遂。 一年之后，王泰鼓足勇气，再次向法庭起诉离婚，愿意支付30万元补偿金给周红霞。但后者嗤之以鼻，说：“我毁在你手上，看我怎样拖死你。” 在中国，试问有哪位法官敢判这对夫妻离婚？离婚就意味着她自杀身亡。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是不允许做出这种判决的。最后，经多方协商，法庭调解，王泰撤诉。 在接受笔者采访时，王泰无可奈何地说：“这场婚姻使我伤透了脑筋。我也不指望再结婚了。只要她活一天，我就养她一天，虽然我不能提供很好的条件，但每个月给她1000元生活费，让她住着这套房子，还是力所能及的。事到如今，我不认也得认了，只求她日后安安静静过日子。” 然而，愿望不是现实，尽管它并不是奢望。 再说周红霞，每当长夜漫漫，孤枕难眠，揽镜自照，惨不忍睹，便潜然泪下。想着自己一生的幸福被如此葬送，不由得恨从心头起，拿出纸笔，写了一封长长的上告信，点点滴滴诉说王泰的恶行劣迹，小部分基本上是事实，大部分却子虚乌有。 第一封信寄出去好久，泥牛入海无消息。周红霞一个做二不休，就写第二封第三封……向妇联、公安局、法院、新闻媒体等，到处投递。 她有一个不折不扣的信念：要剥下王泰身上的制服，不让他神气得意。 强烈的报复欲望，成了她生存下去的最大动力和乐趣。 王泰的名声一下子被彻底搞臭，最终因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被开除了公职。 原来是国家公务员，王泰还顾及一些社会影响，现在什么都不是了，他便恼羞成怒对妻子说：“连我自己都没饭吃了，我为什么还要养着你！” 生活一旦失去保障，周红霞才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你把他告倒了又怎么样？现在谁给你饭吃，给你钱用？ 她能不哭吗，那样撕心裂肺！ 所有的错都已铸成，所有的屈辱和痛苦都已受够，所有的悔恨正从内心缓缓舒展开来，仿佛变成了天空的朵朵乌云。 人生如梦，万事皆空。把一切恩恩怨怨都看得淡了看得透了，她反而不想一死了之了。人毕竟有一种求生的本能啊！ 于是，她让老父从山区赶来照料自己的饮食起居。可父女俩的生活费问题又如何解决？ 而王泰，则终日与酒为伍，一蹶不振，意志消沉，落得个到处游荡的下常逢人就叹惋法律的苍白。对一份名存实亡的婚姻，他非要支付一辈子的幸福和自由不可吗？！ 各得其所 施琪的丈夫不仅是一个机智的商人，还是一名严谨的基督徒，星期大总要上教堂上做礼拜，因为上帝会保佑他财源滚滚。施琪需要丈夫的钱，但不需要他的上帝。 施琪的脸非常性感，微突的颧骨，丰腴的红唇，以及略带苍白的下巴，看起来既成熟又天真，从开口很低的裙襟露出来一条微暗而圆润的乳沟，更是有一种挡不住的诱惑。 施琪读文学时，成绩相当拔尖，还是校园某文学社副社长，一度被男生视为若干朵不问颜色的“样花”之翘楚——玫瑰红。玫瑰的热情和浪漫，差点使她爱上一个教现代文学、尤其对郁达夫很有研究的青年讲师，但后者的一贫如洗终于令她望而却步。 施琪选择现在的丈夫，既让不少的女同学大为不屑，又让更多的男同学大惑不解，不屑者认为她是嫁给了钱。不解者认为她嫁给了上一代——她先生比她大16岁。 有人预言，不出两年，她会离婚。 然而，5年过去了，施琪还一点儿也没有“另起炉灶”的迹象。 这引起了笔者对她的采访兴趣。 施琪很开放，快人快语：“我厚着脸皮说点大道理吧。社会化大生产分工越来越细，因此造成了这个分裂的世纪分裂的时代。对吧。你必须分裂出不同的自我，才能自如地面对生活。一个人，不是说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人板块吗，同时满足它们是不可能的，古人早就说过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你只好分别对待它们了，一分为二，各得其所嘛。” 我对这种理论并不陌生，但仍然不免有点惊讶，听了她的婚恋故事以后，才觉得可以理解，尽管是一种很不是滋味的理解。 施琪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一辈子省吃俭用，送她读完大学。施琪毕业分配到了广州某制药厂，月薪上千，当时她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数字，比她父亲退休金的两倍还多，父亲可是干了一辈子的革命工作呐。 然而，生活的不幸马上就降落下来了。一天，父亲写信告知，母亲的肾器官严重坏死，估计来日无多，要她尽快回家看看。施琪如五雷轰顶：母亲还不到知天命之年，就要撒手尘寰，这太残酷了！她一定要做母亲，哪怕换肾需要10几万、20万昂贵的医疗费。 她东借西凑，好不容易筹集了5万元，哪能解燃眉之急？ 多少个日日夜夜，施琪寝食难安，默默垂泪。 恰在这时，一个女同事跟她说，自己有一位表舅，是个富商，也许能助她一臂之力。 就去见那财神爷。后者约四旬，五官端正，头发一丝不苟，不高不矮，着装整齐考究，看起来像个值得信赖的绅士。 他稍事踌躇，就答应借给她15万。 施琪忐忑不安地接过钱，道了谢，连忙赶往郑州。连傻瓜也会意识到，她这是在透支自己的未来。 治好母亲的病，施琪刚回到广州，女同事就来找她，开门见山说她的表舅去年丧偶，打算续弦，她觉得施琪才貌俱佳。就向表舅推荐了，表舅见了施琪一面。很认同，就让她牵个线，问施琪是否愿意嫁给他。 施琪早有思想准备，二话不说，答应跟债主交个朋友。 自此，那中年绅士跟施琪常来常往，彬彬有礼又慷慨大方，给她买“奥米伽”手表、裘皮大衣、真丝连衣裙等名贵礼物，带她出入高尚社交圈，吃日本金枪鱼，喝最好的干邑白兰地。起初施琪还半推半就，久而久之，便心照不宣，习以为常。 女人花男人的钱心安理得的时候，也就是她打算嫁给他的时候了。嫁给有钱的人，既对省略自我奋斗的艰辛，又可以尽情地享受宝贵的青春。 在一个仲夏之夜，她向他全方位敞开了自己。 真的做了“金丝雀”，施琪开始感觉到，世上最孤独的女人，便是结了婚的女人。 丈夫商务繁忙，常常各地飞来飞去，没有多少时间落家。 好不容易待在一起，两人绅士淑女的。除了那一点“必修课”，好像也没什么话可谈没什么心可交。他是那种在外面打情骂俏、在老婆面前却一本正经的男人。 婚前。施琪在广州有限的几个女朋友，婚后也跟她没有了来往。女人之间，没有男人之间通常的友谊存在，她们那种友谊无论怎样牢固，都经不起结婚的袭击，有时根本不必到结婚，只要一方有了异性朋友，她们的友谊，就自然消失了。 没滋没味的，施琪只好在家看看檀香袅袅的张爱玲，写写烟雨蒙蒙的感伤诗。 在公元1996年的滚滚红尘之中，没有一个人会年时间受得了“檀香袅袅”，更别提什么“烟雨蒙蒙”了。 施琪三心二意的，想找点生活的刺激。 一天，她从书店买回了几本装演作常考究的女影星女模特的个人写真集，一翻一翻，就萌生了一种冲动，自己也要整出一本很有鉴赏价值的个人写真集，不为公开出版，只为自我欣赏。 就去找一家在广州很叫得响的影楼。影楼经理考虑到她的艺术要求颇高，且拍摄周期长，便给她介绍了一个著名的摄影家。 摄影家叫王大鹏，脸儿生得有点险峻，加上野草般蓬勃的头发和把一把盛大的络腮胡子，活像从西部电影里跑出来的盗马贼，听了施琪的陈述，表现出了艺术家惯常的冷漠，开口就说：“脱来看看。” 施琪就想这人也太轻狂唐突了，有点想打退堂鼓，可转而又想这衣服迟早是要脱的，迟脱不如早脱，一咬牙，拖泥带水地把自己扒拉个精光。 王大鹏双手抱胸，左脚勾在右脚上，斜倚窗前，不动声色地看了一会，顺手把她脱在沙发上的乳罩扔过去：“行。咱们来谈谈细节问题吧。” 一拍即合。 两人连续工作了一个星期，拍出了第一批照片，施琪也被照片上自己的形象惊呆了，摄影家把她处理得那么抽象又那么质感、那么幽闭又那么开放，仿佛变成了视觉上妙不可言的音乐。 一股对王大鹏的崇拜之情，在施琪心中油然而生，就问他在工作时为什么老是一副冷漠的样子。 王大鹏一笑：“艺术需要抑制，抑制才有表现力。那天，我开口就很残酷地让你在我面前脱衣服，是为了让你感到羞涩。不管多么开放大胆的女人，情感都是非常细腻的，当她羞涩时，才能把这种细腻的东西表现出来你知道吗。你比你自己所想象的还要美？” 终于，他赞美了她。 接下来，还轻轻地吻了吻她的脸颊。 施琪听夸她漂亮的话早就觉得理所当然。一开始，眼前这个相貌接近丑恶、一脸深沉的男人，曾丝毫不拿她当回事儿，反而让她感到他有点与众不同。当她的自尊心受到空前打击的时候，这家伙好像被上帝及时点化了一下，转瞬又变得如此亲切如此温柔，就让她无比感动，猛然抱住他，哭了起来。 两人爱抚了一番。 他撩了撩她额前的一绺头发，问她为什么哭？ “我也不知道。我从没在一个男人面前哭过，包括我的丈夫在内。也许我这哭比笑还甜蜜吧。” 就这样，施琪跟王大鹏做了情人，每次在一起拍摄、厮混，两人并不一定都做爱，相互交流谈心，或者招待他艺术圈内的朋友。施琪很充实开心，觉得自己像一个完整的女人了。 我问她为什么不离婚，干脆嫁给王大鹏？ 她笑了那么一笑：“那么，我又变得不完整了。像我这样的女人，同时要满足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渴求，丈夫给我金钱，大鹏给我感情。离开任何一个，我的生活便有了残缺。” “况且，”她补充说，“大鹏虽然说过愿意娶我，但我清楚他只是一时兴起。跟他上过床的女人何止一打。嫁给他，这辈子的幸福恐怕更没保障。” 我又问：“你想过没有，你跟王大鹏的感情到底能维持多久？” “能维持多久就维持多久。我不大在乎。张爱玲说得好：‘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现在我崇拜王大鹏，所以我很满足。” 对她的话，我只能报以苦笑。 临时夫人 卢峰和朱小玉两人已有10年婚龄，其中1年相爱，2年相容，3年相烦，剩下的4年，连相烦也谈不上了，彼此都无所谓不在乎，不冷不热。有一个6岁的女儿乔乔，倒是让两人疼爱不已。要不是为了乔乔的话，他们早就离了婚。 有一次，卢峰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今天，我听一个律师讲，因为孩子，离婚后的男女由夫妻关系变为亲戚关系。这话实际上很有人情味。我看咱俩也有点像一对亲戚。” “而且，还是一对远房亲戚。”朱小玉似笑非笑地加了一句。 两人都是有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朱小玉更是单位的业务尖子，1995年，她被外派澳大利亚，参与一项重要的中澳合资项目建设，留下丈夫带着女儿生活在国内。 朱小玉临走时，卢峰坦率地对她说：“你外出3年，我一人在家带孩子不容易，何况人近4O，正是旺盛之年，不可能没有生理需求，偷鸡摸狗的事儿咱不干，你看我能不能带一个女朋友到家里来，一来照顾孩子，二则免去孤独？” 卢峰一方面是摊牌，一方面是试探：如果妻子大为生气的话，她可能还没有外遇，至少没有固定的情人；如果妻子默认了的话，她肯定早已与别人有染，自己也就完全可以理直气壮了。 而朱小玉，一怔之后，竟爽快地同意了，并提出在自己动身之前一定要跟丈夫的相好聚一聚。原来，她也有自己的男朋友，这一次他们一块去澳大利亚。丈夫提出的要求，正可让自己得到心灵的平衡，不然，你不可能没有一点儿内疚之感。况且，一个女人的好奇心比男人强得多。眼下，正好借此机会识得庐山真面目，免得“伊人”让自己琢磨不透，以致牵肠挂肚，耿耿于怀。 第二天晚上，夫妻两人提前在潜龙湾酒店恭候“临时夫人”光临。不久，一个姿容不俗的女孩曳着长裙，款款走来。 她年方二十七八，清秀文雅，职业特证明显，一看便知是外省大学毕业来深圳任文秘之类的那一路白领丽人。 打过招呼，彼此存有介蒂，但并无半点尴尬，三人举杯祝福。丈夫和“临时夫人”旁若无人地对视着，安静的额角下面，不由分说地藏着一个隐秘的世界。朱小玉估摸他们相爱不浅，并不是一时的苟且，尽管心底有那么一丝儿酸溜溜的滋味，倒也释然坦然，不是有一句口号吗，男人更需要关怀？ 想想也是的——男人？难人？他们若不经女人的帮助，升不了天堂，也下不了地狱。 “临时夫人”陶佳走马上任，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取下卧室里朱小玉和卢峰的结婚彩照，换上一帧自己的黑白艺术照。上面的陶佳含情脉脉又意高态傲，大有在这个家庭舍我其谁的意味。 卢峰见了，并未表示异议，可乔乔不服气，哭哭嚷嚷要把父母的结婚照挂回原处。卢峰就依了乔乔。陶佳于是一脸灰土，明白自己“转正”并非易事，至少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 她暗下决心，一定要成为这个家庭名正言顺的女主人，让她朱小王后悔都来不及。 自此，陶佳使出浑身解数，把卢峰父女伺候得舒舒服服，家庭内外开始洋溢着欢快和谐的气氛。渐渐地，乔乔认同了陶佳，孩子在父母的冷战状态下，已很久没有享受到这种圆圆满满的天伦之乐了。 乔乔生日那天，陶佳送给孩子一份精美的礼物，并要乔乔叫她一声“妈”。孩子不仅叫了，还说陶佳比自己在澳洲的妈妈漂亮。陶佳怀抱乔乔，顿时满脸亲了个不亦乐乎，眼睛差点模糊。 如果说陶佳心底还压着一块石头的话，那就是她感觉自己还生活在朱小玉的阴影下：家里的摆设一如从前；朱小玉留下来的波斯猫，似乎也精通人事，对她冷眼相待；而在男女主人相偎相依的结婚照下，跟卢峰做爱，总有三分不自在。 最令陶佳难堪的是，卢峰每次收到妻子从澳洲寄来的信，便跟乔乔关上门，在里面把信读给女儿听，有时还大笑不止。 可怜的陶佳就觉得自己完全成了局外人，在客厅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终于有一天，父女读了朱小玉远方的来信后，一反往常，关在屋子里一言不发。良久，传来乔乔的抽泣声。陶佳走过去敲门，问发生了什么事儿。乔乔打开门，冲出来，扑进陶佳的怀里，放声大哭：“妈妈。我要妈妈！” 卢峰把信递给陶佳看。 原来，朱小玉提出跟卢峰协议离婚，她已跟自己的男朋友在澳洲公开同居，后者很爱她。她不能因为舍不得女儿而把自己一辈子的幸福葬送。圣诞节前后，她有一个月的假，届时将回国同卢峰办离婚手续。 在信中，她还对“临时夫人”大加夸赞，声言陶佳更适合卢峰。 陶佳心里自然高兴，但喜悦之情并未溢于言表，因为这一天的到来，早就在她的预料之中。她扬眉吐气的惟一举止是：借口家里有跳蚤，把那讨厌的波斯猫，丢进了公寓楼下的垃圾桶。 也许是由于夫妻长久分离，抑或是因为相隔遥远，连卢峰自己也说不清，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居然有点思念朱小玉了，甚至在梦里飞到了澳洲，在异国他乡的街头寻找她，无头苍蝇似的乱撞。 而对“临时夫人”陶佳，卢峰也没有了往日的柔情蜜意，觉得她正一天天变得平淡，乃至平庸，活像一个乡下来的保姆。有一次，陶佳跟他唠叨起做家庭主妇的艰难：“……我在菜场里特别感到黑暗，到处有人想赚我的钱。 尤其是一些本地商贩，一听我说北方的普通话就特别上劲。今天我去买梨，拿在手上觉得份儿不对劲儿，回头去找人，那人回我话：‘你怎么还好意思来找我？’我说我要去告他。那人再反问我：‘你怎么还好意思去告我？’全成了我的不是。你瞧……”然而，卢峰既没有瞧也没有听。他打起了轻悄的鼾声。 圣诞节前后，朱小玉并没有回国，音信沓然。卢峰沉不住气，一连给她写了几封信，石沉大海，就整日里一副丢魂失魄、心不在焉的样子。 陶佳安慰卢峰说。近期朱小玉的工作一定很忙，她不是一个不挂念丈夫和孩子的女人，不仅事业心强，还很有感情。 女人最能理解女人。实话说，她陶佳就认为朱小玉很不容易，乔乔他妈是一个好女人。这样的好女人如今越来越少见埃云云。 直到她自己突然觉得这话怎么越说越别扭起来，就住了口。 卢峰像盯一个怪物似的把面红耳赤的陶佳盯了好久，猝然大笑不已：“他妈的女人，真是不可思议。她不是说要回来跟我离婚吗？你不是也盼望她回来跟我离婚吗？怎么你们两人都不对头了？” “也许你妻子改变了主意。” “而你呢？” “我在努力扮演一个好妻子的角色。” “你该不是在扮演朱小玉的角色吧，我指的是刚跟我结婚时的那个朱小玉？” 陶佳无言以对，自个儿去睡了，又怎么也睡不着，把自己跟卢峰、卢峰夫妻的关系翻来覆去地想了很久，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卢峰上床的时候，她装作已沉入梦乡，其实他看得出她是在装模作样，想跟她说点什么话，却欲言又止，便悄悄躺下了，也把自己跟妻子和“临时夫人”的关系翻来覆去地想了好久，同样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不谋而合，两人为同一个问题困扰着，心照不宣又心绪各异地失眠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不期然，朱小玉来信了！ 卢峰迫不及待地拆封时，双手有点微微颤抖。 信上说：她以身体不好为由，向有关部门要求提前结束外派工作，已得到批准，最近就要回来了。恳请卢峰能不计前嫌，两人好好坐下来谈一谈，反思反思彼此过去的所作所为。自从结婚以来，这么多年后，她开始又隐隐感觉到自己还是爱着丈夫的……卢峰把信递给陶佳。 这一次，陶佳没有接过来看，说：“我能猜出她说了些什么。还是那句老话，女人最能理解女人。” 麦子 麦子属于那种身材风调雨顺、而面孔却贫脊歉收的女子，不过“我很丑，但我很温柔。”喜欢麦子的男人还真不少。麦子的家境一般，她勉强念了个技校，就做了个锅炉工，对爱情婚姻没有过多的奢望，找一个普通的老实人过日子也就心满意足了。 起先跟几个男青年约会，麦子有点自卑，羞答答问他们为什么喜欢她，他们大致都说麦子温柔啦善良呀之类。他们越这样称赞她优秀的“软件”，就越让麦子感到自己的“硬件”无可救药，因而更加自卑。 幸好，有一个小伙子的回答，让麦子找回了一点自信，他说他喜欢麦子，主要是因为她有一副高挑的好身段。而他自己却不幸是个矮锉儿。 矮个子男人在高个子女人面前的自卑是不言而喻的。麦子心理平衡了，就嫁给了他。 丈夫叫潘佑安，电工。勤快，心细，对麦子体贴入微，一双小眼睛老眯成一条细线，永远带着一副微笑，就让麦子觉得矮男人格外有矮男人的可爱之处。 1992年夏天，麦子和潘佑安在筒子楼里分得一间房，把必要的家具电器置办整齐，过起了和和美美的小日子。 锅炉工三班倒，麦子怀孕后，要丈夫去给车间领导说说，看能不能照顾她一下，只上白班？潘佑安嘴上答应着，心里可不情愿：麦子的车间主任曾经三心二意地追求过麦子。为麦子，他哪好意思去找他求情？ 一拖半个月，毫无动静，麦子问丈夫去找过领导没有。潘信安摇摇头，说他不能去。 麦子大惑不解，一琢磨，若有所悟，于是只好自己出马。 车间主任还没结婚，年纪轻轻，却有了相当老到的殷勤，见麦子进来，连忙让座，沏茶。麦子的脸有点儿潮红。自己曾经拒绝了他，看来他一点儿也不放在心上。正犹疑不决如何开口，车间主任已关切地问起她来：“听女工委员说你有了妊娠反应，车间几位领导商量调你到车间办公室来搞统计工作。不知你愿不愿意？” 麦子一惊，喜出望外，赶紧道谢。 回到家里，对潘佑安说了事情的经过。不料，丈夫很是不屑：“哼！没安好心。” 麦子始觉丈夫心胸狭窄。 原准备跟丈夫一块给车间领导送点礼，看起来只好自个儿行动了。一一拜访几位领导，回得家来，已是深夜11点。 潘佑安的脸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麦子强装笑颜，甚至还开了一句玩笑：“哟，像个失恋的小青年似的。” “是埃别人在外面谈情说爱，我能不失恋吗？”潘信安不知怎么就脱口说出了这么一句毫无道理的话来，连他自己也感到吃惊。 “无聊。”麦子也没说别的什么话。她是那种受了委屈反而不会诉说出来的女人。 潘佑安的父母是退休干部，住着一套三居室，小女儿出嫁后，老俩口有点寂寞，麦子怀孕也需要照顾，便叫小俩口搬过去住在一起。 潘佑安的父母，重男轻女的“兵马俑”思想非常浓厚。麦子一下班，婆婆就在她面前晃来晃去，唠叨不休，唯恐儿媳的肚子不争气，生一个女孩。麦子很反感，有时忍不住顶撞一二。婆婆当面不动声色，背后却常跟潘信安讲麦子的不是。 婆婆通过关系，带麦子去作了一次羊水检查，得知儿媳怀的是女胎，算算日期，做人流还来得及，就马上要麦子上手术台。 麦子哪肯？ 婆婆声色俱厉； 麦子大义凛然； 婆媳僵持不下。 这时，潘佑安来了，见老婆居然敢跟母亲在大庭广众之下指手划脚地争吵，成何体统，不分青红皂白，跑过去就是一拳，把麦子打翻在地。 麦子惊呆了！ 羞愤交加。可一回到娘家，不仅不敢哭诉，还撒谎说潘临安出一趟远差，自己寂寞，回来找娘说个话儿，生怕让父母伤心。 再说潘佑安，尽管打了麦子后悔不迭，一时又觉没脸去见她，整日在家唉声叹气。潘母一再催他去把麦子接回来，倒不是出于什么歉意，而是念念不忘要让儿媳去做人流。 潘信安提了礼物，硬着头皮上了岳母家，准备挨揍。不料老人家春风满面，好酒好菜招待他，他方知麦子是有泪也往心里流埃把麦子接回家，把卧室的门一关，即递给她一把鸡毛扫帚，高高地撅着自己诚恳的屁股，让她操练。 麦子忍不住笑了。 婆婆也变得心疼她起来，为给她补身子，买来一大堆五花八门的营养食品，鸡鸭鱼肉，总是拣好的往她的碗里挟。 麦子正要感动的时候，婆婆又捞起那个面目狰狞的流产问题，并一再强调潘家已是三代男性单传，你是潘家的人，就好意思让潘家在你手里断了香火？！ 麦子不从。 寻求丈夫的支持。潘佑安一脸无奈： “你也别固执了。当初我看上你，还是我妈打的边鼓呢，说你人尽管长得不好看，但可能很听话。她需要一个听话的儿媳。” 麦子十分失望。 潘佑安的姐姐姐夫、妹妹妹夫，也轮番来做麦子的思想工作。麦子违拗不过，痛苦地顺从了他们的意志。 从此，她在婆婆面前一脸冰霜，对丈夫也不冷不热。 不蒸馒头也要争口气。她暗暗发誓，不管流多少次产，也要生个男孩，让潘家人满意，然后，再鄙视他们。 一年半后，如愿以偿。 婆婆对宝贝孙子自然爱不释手。 儿子满月后，麦子仿佛有意要跟婆婆过不去，宁愿自己带孩子辛苦一点，再也不肯住在潘佑安父母家，坚决撤回筒子楼。婆婆心里很是不满，嘴上苦苦挽留。麦子冷冷一笑，鼻子哼一声，走了。 潘佑安心里很不是滋味。 一天，婆婆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来看小家伙，还没瞅两眼，便被麦子毫不客气地一把抢过，抱到外面转悠去了。 婆婆当着儿子的面，一面数落麦子的残酷无情，一面责骂他的懦弱无能，连自己的老婆也不敢管，顿时大哭一常当晚，潘依安大发脾气，从床上拖起麦子给了两个耳光，并勒令她向母亲认错赔礼。麦子也不是从前那个有泪往心里流的麦子了，一使劲，便把矮丈夫摔歪在墙角，说了一句：“离婚吧离婚。” 潘佑安一骨碌爬起，正打算给麦子一点厉害瞧瞧，一听她的话，嘴上虽响应着：“离就离。我巴不得呢。”行动上却哪敢冒犯？他并不是怕离婚，而是怕失去儿子。儿子才8个月，法院判下来，铁定给麦子，自己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就搓搓手，耸耸肩，一摔门，灰头灰脑溜达去了。 妻子这边不好摆弄，母亲那边无法交待，潘佑安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儿子满周岁，麦子再也不能请假了，要上班，只得把小家伙交给婆婆带。后者爱孙心切，对麦子却拿腔作调。婆媳之间，纠葛从生。三日一小吵，五日一大吵，家常便饭。 久而久之，大家闹得一团糟。 麦子在家不顺心，在单位却很舒畅。 由于她做事认真，待人接物诚恳得体，车间主任仍留她在办公室搞统计兼内勤工作。麦子感激之余，看车间主任的眼光，渐渐又多了一层难以言传的东西，觉得他的一举一动都洋溢着无穷的魅力，便有点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 有一天临下班，车间主任突然说：“朋友给了我两张舞票。 一家新开张的豪华夜总会。想去玩玩吗，麦子？” 她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两人跳了舞，喝了酒，也谈了心。 车间主任问：“麦子，知道我为什么帮助你吗？” 麦子摇摇头。 “因为你当初拒绝了我。” “就为这个？” 车间主任点点头：“请原谅我的坦率。你长得确实不大好看，我原以为随便追一追你，满可以到手。不料你把我蹬了，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当你那天来找我，我就觉得弥补自尊心的机会到了，所以给了你一份一线女工们梦寐以求的工作。” 麦子有点难堪：“谢谢。但既然是这样，我明天就回到锅炉房去。” 说罢，起身离去。 不料，第二天，车间内外谣言四起，盛传麦子跟车间主任有染。连细节都说得有声有色有板有眼，不由你不信。 狂暴的潘佑安不由分说，把麦子打了个皮开肉绽。 麦子受此大辱，到处向人申诉。尽管她清清白白，可她越苦苦申诉，人家就越认为她不清不白。世界上什么都可以哀求得到，唯有信任常常是越哀求，它就跑得越远。 有一次，我回到老家惠州，在街上散步，偶然碰到麦子。 她连忙紧握我的双手，神经质地摇了又摇，且没完没了地笑，说：“好久好久没见到你了，小叶。你又写了什么新书吗？在那个该死的夜总会，我只跟他跳了几个舞，喝了几杯酒，别的什么也没干。真的。请你相信我……”她疯了。你一眼就看得出。 差点忘了，麦子是我表妹。 “我得不到自己的确认。” ——采访录音之一。笔者稍作整理。下同。 （刘英，女，29岁，大学毕业，家庭主妇。）我跟丈夫是校友，他叫彭子民。那时大学流行辩论赛，你知道，那是一种很能激发一个人活力的形式。在一次比赛中，我注意到对方阵中一个穿红衬衣的男孩老盯着我，一副老谋深算的阴谋家派头。我不甘示弱，把有限的辩才发挥得淋漓尽致，结果被评为最佳辩论员。 过了几天，在食堂排队买饭，忽然有个人挤到我身边，大声问我敢不敢跟他约会。我扭头一瞧，正是那个穿红衬衣的家伙，不过这回穿的是白衬衣，确切地说，是那种好像从来就没有洗干净过的白衬衣，还好意思打了一根领带，让人见了忍不住想笑。 “去就去。有什么不敢？”我大声回敬他。 我们约好晚8点在校门口见。 但左等右等，不见他的人影。我又气又恼，第二天，跑到他的宿舍去讨个说法，发现他正在看一本滥俗的琼瑶小说，用一支钢笔煞有介事地画着条条杠杠。 我想这样的大学生倒是少见，觉得他特没劲，不免有几分轻视，把原准备大声质问的腔调降低到随随便便的样子，问他为什么失约。他反过来问我为什么失约。问来问去，才弄清我们去的不是一个门，他去了北门，而我等在南门。 当他知道我给了他面子赴了约，很高兴，立马冲了楼，爬上一棵最高的梧桐树，摘下一片叶子，递到我手里，嬉皮笑脸说是什么信物。我就问他这一招是不是从琼瑶读物里学来的。他骄傲地打了一个夸张的手势：“纯属个人发明，可申请专利。” 我就喜欢上了他。 我们的关系迅速升温，3个月后达到了白热化，除了上课，几乎整天泡在一起，晚上去图书馆自习，也要互递纸条，写一些通常是神志不清的人才会说的疯言疯语。很显然，我们幸福得有点过头了，结果期末考试时，我有一门功课亮了红灯，而彭子民因为三门不及格被学校勒令退学。 我们一下子懵了。彭子民的父母在农村，年过花甲，含辛茹苦挣钱供他上大学，容易吗！他沮丧得甚至想要自杀！可把我吓坏了，想方设法安慰他，并对天发誓，不管怎样，我这辈子一定嫁给他，叫他回去好好复习，争取重新考上大学。 但他决意南下广州打工，把退学的消息瞒着家人。每月从广州寄一封家信到学校，再由我转寄给他的父母。 他在一家公司应聘做了推销员，一干得非常卖力，好不容易挣了几千块钱。我一再鼓励他重新参加高考。第二年，他又考回了北京，上了另一所著名大学的金融系。 1991年，我毕业分回杭州。他送我时，一副很脆弱的样子，很伤感地对我说他害怕失去我。我内心的那份眷念就没说的了，我对他说我会挣钱供他读书。在站台上，在午后的阳光中，我似乎真的把他当成了一个可怜的孩子，吻了他的嘴，又吻了他的前额，好像这火车将把他亲爱的“妈妈”，带到遥远的不可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去。 我们为自己感动不已。 鸿雁传书，饱受相思之苦，过了一年。 一天，他突然发来一封没头没脑的电报：“如果你还爱我，就辞去工作。限你一个星期内到北京。” 当时我确实非常爱他。可让我辞去工作，这是不是太过分了？思想了几天，犹豫了几天，最后横下一条心，收拾行李，跳上了北上的火车。 转弯抹角，在一间10平米的出租民房找到他时，我还来不及放下行李，就被他搂吻得喘不过气来。我环顾一下简陋的四壁，开口的第一句话，就问他我们将来的生活怎么办。 他很神气地告诉我，近半年来，他在各高校组织了几次大的商业行动，挣了不少钱，足够我们花十年八年的了，以前不告诉我，是为了今天让我大吃一惊。 我喜出望外，搂住他的脖子，撒了一娇又一娇。从前，那个爬到高高的树上摘梧桐叶子的男孩，经过一场变故，已迅速成熟起来了。我对他的爱慕中又多了几分敬佩。 1992年底，他从朋友处得到消息，去海南炒了一把房地产。他的财富发疯一般上涨。我对他的崇拜一下子无以复加。 你也许会认为我崇拜的是钱。我并不否认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我想强调的是，会挣钱的男人有一种力量感，我更看重一个男人获取金钱的机智和勇气。这是符合时代精神的。 1994年，他大学毕业，申请成立了一家公司。我们紧接着结了婚。我们买了自己的小楼、小车，经常出人星级饭店豪华娱乐场所，以前对我来说也许属于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现在却轻而易举地实现了。 那一阵子，我完全陶醉在优越的生活享受所带来的浪漫情怀中。像大多数女人一样，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一个甜蜜的。 不负责任的小东西。不过请注意，这个“不负责任”，指的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以前我做辩手时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从此在他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管他说什么，我都会附和，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民，你真棒。我听你的。” 尽管他在物质生活上充分满足我的一切需求。但坚决不让我涉入他的生意圈。他认为女人一旦跟生意有了瓜葛，人就会变味。他永远需要一个比纯净水还纯洁的妻子。 我放弃自己的职业，放弃同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与各种有价值的人打交道的机会，甚至还放弃了自己的种种爱好，一切听从他的安排。为了什么？为了一段女儿梦时辉煌的憧憬，它怎么结果变成了笼中之鸟富贵的啁啾？花开花落，你突然间变成挽髻的深闺妇人，有了这如许没来由的闲愁，每当午夜梦醒，四壁仿佛朝我挤压过来，我是那样害怕寂寞，尽管我并不觉得特别孤独不幸，但却不断地被一种失落感所侵蚀，在不为男人所知的痛苦中，又多了个会让你同她一起哭一起笑的精灵。 我渐渐感觉到，夫妻间的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生活的丰富性中去，只在一个窄小的空间翻来覆去地温习，是绝对不会天长地久的。正当我做着他所谓的那种“比纯净水还纯洁的妻子”，没滋没味，乃至心烦意乱时，他变成了一个不纯洁的丈夫。 他聘用了一个看起来相当纯情、既少不更事又十分骄傲的女秘书，有时还大大咧咧把她带回家来。我看不惯，跟他理论。他轻描淡写说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他自己都没认真，别人还认哪门子真呢？好像我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你瞧气人不气人？直到有一天，我偶然碰见他们在床上红红火火地演戏，一下子便气得晕了过去。 醒来时，在医院打点滴。 彭子民见我睁开了眼，慌忙扔下烟头，抓住我的手，神情非常夸张，乞求原谅，说他已让那个女秘书滚了蛋，并不厌其烦地赞扬我是一个好妻子，一再发誓他永远爱我。 都说女人喜欢听好话，经不住男人的哄爱。然而，他越是这样说，我就越反感，就联想到他对别的女人也一定是这样花言巧语的。假如他客观一点，比如说，男人的生活与女人的生活不同，他需要多种兴奋剂，在公余之暇，做点越轨的事来调剂他的疲乏、烦恼、未完成的壮志，他应当被宽耍我反而会在理智上接受，当然，在感情上肯定会有一个疙瘩。 一个丈夫，做了对不起妻子的事，还对妻子奢谈什么爱情，显然极不明智。我不知道彭子民心里是怎么想的。后来一段时间，我好好反省了一下自己的爱情误区：作为一个女人，我如此渴望被爱，以致按照男人喜欢样子改变了自己，从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女变成了一个来顺受的小妇人。我失去了自我，在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的撑点，因此不仅得不到现实的确认，而目更惨的是常得不自己的确认。如果你问我叫什么，我还能够回答我叫刘英；如果你问我是谁？我除了说我是彭子民的老婆，还能说什呢。是不是？ 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我为自己无力摆现状感到惭愧。我不是没动过离婚的念头，但已怀上了他孩子，一想到孩子生下来便失去父亲，就不寒而栗。 现在，我跟他的生活更趋于烦恼的境地。我虽然争取到了外出工作的权利，但以前我的附庸身份使他形成的大男子主义作风，一点没变，他动辄指责我对家庭不负责任，有时甚至无端猜度我跟某某男人怎么样了。有一次，我忍不住大声吼道：“如果我真的跟外面的男人怎么样了，那也是你逼的！” 接下来，我质问他：以前那个从农村来的男孩，那个从来就没有把白衬衣洗干净过的男孩，那个读琼瑶小说的好笑的男孩，以及那个爬上高高的梧桐树摘叶子的男孩，他哪去了？！ 彭子民笑了那么一笑：“如果那男孩还在的话，一定是乞丐。” “你说我该怎么办？” ——采访录音之二 （谭丽丽，女，39岁，工程师。） 我这是第一次接受采访，想说的话好像有点儿说不出来。 都是些不起眼的小事儿，就随便扯一扯吧。 我这人很传统，可能跟我的家庭有关。父母是大学里的正、副教授，一向洁身自好，饮食起居也一丝不苟。22岁那年，我从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了一家国营中型企业技术科。在这里，我爱上了厂办公室的一个秘书。他来自郊外农村，高中好像都没毕业，但文章写得特棒，人也长得蛮潇酒。我们在一块，彼此觉得有一种实实在在的默契。可是我的父母坚决反对，知识分子都差不多，表面上清高，骨子里其实非常世俗，他们很讲究门当户对，堂而皇之死抠的一点就是他没有学历。 那个年代，猛刮文凭风，我也不是没有受到影响，人要战胜习惯很难。父母抓住我的动摇心理，迅速托人给我介绍了好几个男朋友。 在四面夹击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跟那秘书摊牌，为了安慰他，我希望把我们之间的爱情转化为友谊。他一脸苦笑，告诉我：尽管友谊距爱情只有一步之遥，而如果爱情破灭了，要想回到友谊，那几乎没有可能。彼此分了手。 很快，我投进了另一个男人的怀抱。 这个男人就是我现在的丈夫，比我大5岁，“工农兵”大学生，另一家大型企业的处长，虽然其貌不扬，但总算满足了我潜意识里对社会地位看重的心理。 婚后，我一直努力做一个贤妻良母，包揽了所有的家务，从照料孩子到照料丈夫。 每天下班后，我总是急急忙忙买上菜，手脚麻利地做出来，然而心情激动地等他回来。但常常是，左等右等，从7点等到8点，从8点等到9点，肚子饿得不行了，我还坚持着。 直到1O点，他还没回来。我想他肯定已在外面吃过了，于是懒心无肠地扒拉上几口饭，黯然神伤地将菜饭撤去。可当你刚收拾完毕，他回来了，只说还没吃饭，却没有丝毫内疚的表示。于是我又急急忙忙为他热上。最初，我还以为他工作忙。后来，我才发现主要是由于他家庭观念淡薄，从不考虑别人，性子疲疲沓沓，干事磨磨蹭蹭。 尽管他是这样一个人，我也没有表露出什么怨气，可人不能老是“一厢情愿”呀，你说是不是？男人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就容易麻木。久而久之，我丈夫就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他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安之若素，别说体贴我，连一句暖人的话也不说。 你也是一个女人。而且还是一个女作家，你肯定比我更清楚：女人单靠个人努力，也能享有优越的物质生活；她们真正需要的是情感上的支持。我情感上得不到慰藉，就很失望，开始后悔嫁给了他。我想当时要是跟那秘书结婚，他绝对不会这样对我熟视无睹。 后来有一件小事更令我七窍生烟：有一次宿舍停水，因急等着做饭和给孩子洗澡，我请他下楼提一桶水上来，他无动于衷。我只得自己咬着牙把一大桶水提上了6楼，竟被他没心没肺地冲了厕所，还说什么屋子里的味道难闻死了，质问我是怎么搞卫生的。我再也忍受不了，跟他大吵一场，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一个月，他只打来两次电话，有气无力地说要我回去。我没有理他。 当年那个秘书，如今做了厂办主任，有一回在走廊上碰到我，问：“丽丽，你气色很不好。怎么啦？” 自从分手之后，我们也常碰到，在一个厂嘛，只是打一声招呼，或点点头。他这样问我，关心我，还是第一次。我没回答他，当时的感觉只是想哭。他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坐一坐。我去了。 我们相互对视了很久。我眼里有泪，他眼里好像也有泪。 我们什么话也没说，就相互紧紧拥抱在一起。 我把自己所受的委屈，尽情地向他倾诉了出来。 他告诉我，这些年来，他一直想着我。即使在跟他妻子做爱时，他也常常把妻子臆想是我谭丽丽。 然而，当我一听到“做爱”两个字，感到是那样刺耳，一把推开他，还顺手打了他一个耳光。 他目瞪口呆。 我也愣了一愣，跑了出去。 虽然我跟丈夫的关系已是如履薄冰，但我又唯恐自己一失足就成了“坏女人”，我并不是不知道初恋的情人他是真心爱我，我自己同样也一直念着他。很大程度上，我害怕自己心理脆弱，承受不了偷情的负担；还有所受的教育，成长的环境，都使我难以接受婚外恋。也许，这是我们这些4O岁左右的女性难以摆脱的思想禁锢吧。 话又说回来，我内心是很矛盾的。当时，我回到家里，很快便后悔了，后悔不该打他，后悔没有跟他鸳梦重温，哪怕有一次也好埃又过了一个月，丈夫终于大驾光临，把我从娘家接回去了。 生活仍然是老一套。 为什么不离婚？ 你知道，每一个失败的婚姻都会带来大量的疑难杂症。对我来说，主要的困难是住房。离婚后，我总不能带着孩子去住集体宿舍吧。再说，这几年我们厂的效益也差了，我每个月才拿不到300块钱，勉强养活自己，就谈不上给孩子过好日子了。而他毕竟有一官半职，钱也来得容易些。 另外，我也算人到中年了吧，社会交往的圈子越来越萎缩，已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认知结构和思维定势，心理上缺乏开拓新生活的素质。 你问那个厂办主任？他好像过得也不怎么样，听说他妻子有外遇。最近我们碰见，还是一个星期前的事了。 对了，他当时对我说，他妻子有外遇是出于一种报复心理。半年前，我跟他在办公室长时间拥抱的那一次，让他手下一个人看见了，告诉了他妻子。他妻子没跟他大吵大闹，也没找过我的麻烦，就径直到外面找了一个男人，据说那男人也是她的初恋情人。 真是的。我感到很内疚。 你说我该怎么办？ “疲惫。” ——采访录音之三 （鹿一鸣，男，35岁，伦理学博士。） 我跟江薇是老乡，我是扬州人，她是镇江人。她很漂亮，有一种江南女子典型的柔美。这大概是她最初吸引我的原因。 那时，我正在山东大学读硕士，她是法律系四年级的学生。在一次老乡联谊会上，我邀她跳了一曲国标，后来约她散了几次步，看了几场电影，慢慢熟悉了。我发现她不多说话，但一开口，便能让你感到她思维敏捷，言辞有力。这正是我喜欢的女性。 她毕业前夕，我给她写了一封长达10页的求爱信。但她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约我到操场上走走。我们默默地围着跑道慢跑了3圈。透过树叶的缝隙，我发现那晚的月色挺美。第二天，她离校走了。我的心一片惆怅。 没想到两年后，我在北京读博士，突然收到她的来信，说她考虑好了，愿意嫁给我，并问我身边有没有人。 我长叹了一口气，心想：你考虑得也太久了，足够让人去坐一回牢。 当时，确实有一个叫虹的大一女孩在追求我，热情浪漫，也不免幼稚天真。我是做学问的，怕她跟着我受不了寂寞，况且她年龄大小，就拒绝了她。薇的来信恰好给我提供了摆脱她的机会。于是，我邀请薇到学校来谈谈。 薇比做大学生时更加妩媚，浑身散发出成熟女性格外动人的魅力。我很快做出了选择，把自己的决定坦率地告诉了虹。虹非常难过，退而求其次，提出要我认她做妹妹。那时大学校园里正流行这玩艺。我虽有点不以为然，但还是接受了虹的一腔真诚。 第二年夏天，我跟薇在扬州结了婚。薇不喜欢热闹，所以我们基本上没请什么朋友，婚礼很简单。不期然虹来了，穿着一袭红色的石榴裙，捧着一束郁金香。我很高兴，但薇的脸一下子就暗转多云了。 当晚入了洞房，薇对我很冷淡。我感到不可思议，有朋自远方来，送一束郁金香，你犯得着这么闹别扭吗？ 有人说：夫妻和睦与否取决于初夜。这话很有道理。我们的蜜月过得毫无甜头可言。夫妻应该是一对很感性的人际组合，可我跟薇就像被谁乱点了鸳鸯谱，给一张结婚PASS硬拴在一起的陌生人。 我心灰意懒回到北京不久，收到婚后薇的第一封信。她说她怀孕了，要求流产。我慌忙赶了去，百般劝说留下孩子，她才勉强同意，并要我写下一份保证书，保证一辈子爱她，随时接受她爱的考验。 我就觉得她有点可笑，要么是心理不正常了，也依了她。 接下来，在她怀孕期间，我饱受了她所谓“爱的考验”的折磨。她常常半夜三更打电话来把我吵醒，诉说她的孤独和痛苦，并提出一些近乎无理的要求，比如，让我每两天给她写一封信，每封信不得少于10页，以我最初给她写求爱信的篇幅为准。 老天爷。我只好整天什么事也不干，而且还要到作家班去进修，才能做到这一点呐。 这还不算。她曾经在7个月之内，3次用加急电报把我召回，每当我火急火燎地赶回家，却瞧见她在悠闲地看电视或织毛衣。 她多次半真半假地对我说：“只要你受得住考验，我会为你付出一切。”然而，每次相见都极不愉快。也许她有点过意不去，又为自己的任性辩护：“你不在眼前，我很想你；可一旦你出现在我面前，我又感到没劲。这是为什么？” 我暗示她可能需要某种心理治疗，试图用自己掌握的心理学知识给予诱导。她觉察出来后，当即表示抗议，说这是对她人格的侮辱，怀疑我压根儿就不爱她，只想利用她，并且义正同严地指出她是我的妻子，而非性伙伴。我简直哭笑不得。 1994年，女儿出世了。我替她取名鹿敏。江薇不同意，说姓鹿很难听，要改成她的姓，叫江敏。什么都能让她，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让步，因为这并非是女儿跟谁姓的问题，而是事关一个男人的尊严。我的态度很坚决，她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1995年，我拿到博士文凭后，南下深圳，一方面挣钱养家，一方面寻找发展的机遇。 1996年，通过艰苦的努力，我又替妻子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一份临时性的工作，终于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我想这是彼此加深感情的机会到了，谁知厮守在一起，非但没有拉近我们心灵的距离，反而使情感的裂痕越来越大。 一次在整理书籍时，我在箱子夹层偶然发现了一个蓝皮日记本，出于好奇，翻了一下。 上面记载着薇大学毕业后的一段情史：她曾跟南京的一个男人爱得昏天黑地，那人许诺带她出国，骗取了她的贞操，但他走后泥牛入海无消息，让她悔恨不已。出于无奈，她想起我曾经给她写过一封长达10页的求爱信，为了找一个情感上的依托，她通过我的同学，打听到我在北京读博士，跟我联系上了。她一度努力说服自己爱我，往爱情小小的口袋里一天天一点点装进自己的梦想，就像往银行活期存款一样，然而，当她回过头来清点的时候，才发现“利息”是那样少，不过是一些零碎的好感罢了。最后，在日记中，她不得不承认，那个男人比我可爱得多。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她为什么一直对我这么冷淡，她为什么神经质地要对我来一番所谓“爱的考验”。 尽管我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人，我也受不了她的日记，就把那个蓝皮本儿摔在她面前，质问她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欺骗我！ 她先是一声不吭，冷不丁嚷道：“我是在欺骗自己。你知道吗！” “你卑鄙。”我的声音很低，但很有张力。 “你更卑鄙。”她回敬道，“你为什么偷看我的日记，像一个贼？” 我本想给她一耳光，可又怕相互打起来不好收场，只好独自到外面喝酒消愁去了。 我们开始了冷战，一连几天不发一言，每当有事就写小纸条儿摆在桌上。 偏偏在这个时候，那位曾追求过我的虹到深圳来找工作，联系好几个地方都没有着落。为难之际，她不找我找谁呢？我把她推荐给了一个在三资企业做副总的朋友，经过考核，公司很满意，同意聘用她。于是，由我作东，请朋友吃顿饭，虹当然在场作陪。不料，江薇幽灵似的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一改往日的淑女形象，指着虹的鼻子破口大骂。我忍无可忍，冲上去给了她一巴掌。 这是我第一次打她，也是最后一次。 往我的左脸，她狠狠地啐了一口。要不是保安及时来制止的话，我敢说我会把她揍成一个肥胖的女人。 说句笑话。我哪能那样没修养呢是不是？事实上，我还让她往右脸啐一口。她也毕竟不是一个疯子，扭头走了。 自此，我们的关系完全僵了，下班回家，胳膊碰胳膊的，也懒得看对方。我提出离婚，她又不肯。我知道，在她拿到深圳户口之前，她是不会同我谈这个问题的，还有，她之所以能进那家名气响亮的律师事务所，完全是靠我的面子，如果离了婚，她极有可能被人家解聘。我体谅一个女人的难处，就没有向法院起诉。 当然啦，我跟薇达成了分居协议，迄今已有半年。 你说什么，希望我总结性地谈谈对自己婚姻的看法？不错，我是一个伦理学博士，如果你让我就别的婚姻个案分析一下，发表点意见，我可能会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供别人参考。但是，眼下我正是“当局者迷”呀，我能说的不过是两个字：“疲惫。” 家庭内“离婚” 陆雅妮是我的好朋友，N市晚报的名记，责任感强，笔头犀利，常无情揭露剖析社会丑恶现象，在N市拥有一大批读者，知名度甚至远在其丈夫贾奎龙——N市常务副市长——之上。 尽管她事业有成，在外面风风光光，但一回到家里就闷闷个乐。最近，她跟贾副市长签订了一份家庭内“离婚”协议。 事出有因，还得从头说起。 3年前，“中大”新闻系才女陆雅妮来到报社，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采访刚荣升常务副市长的贾奎龙。初出茅庐的雅妮一点也不怯场，提出了许多相当尖锐的问题，让年富力强的副市长稍稍恼火的同时，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贾副巾长的自信、从容和敏锐，还有那略显心不在焉的领导风度，也让陆雅妮心仪。 雅妮后来告诉我：一个男人的神态太专注于某件事，绝对没有魅力；而一个成熟的、有点心不在焉的男人，无论他在街上走，还是在办公室里坐着，都是非常性感的。 不久，贾副市长到报社检查工作，特别表扬了雅妮，中午在食堂吃饭时，两人单独交谈了一会，他还笑她有一张“铁嘴”，让她有什么困难就去找他。也许贾副巾长是说者无心，可雅妮却是听者有意，后来在采访中遇到几次阻力，她就径直去找贾副市长。后者一怔，想这女记者也真是的，倒也执着，还是不错的。一个两个电话打过去。一般能立竿见影，让雅妮如鱼得水。 有了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后台”，雅妮的追踪报道，就比许多老资格的报社同仁采访到的东西，更新更快更吸引人，对内幕的挖掘也更深，在社会上的影响更大，即使捅了一点漏子，也有人暗中替她担待。很快，她成了晚报的金牌记者。 雅妮自然很感激贾副市长，有事没事，渐渐往后者的家里走动。贾副市长刚过不惑之年，与雅妮有不少共同爱好，比如足球，两人都是意大利尤文图斯队的球迷，在一块聊天就十分相投。 头几回去他家，不经意间看见有个保姆模样的女人总是在不停地收拾东西，后来才知道那是贾副市长的夫人，肃然起敬之余，又不禁犯疑：堂堂副市长的夫人，怎么会是她那副灰头土脑的样子？ 贾副市长当年还是某中学一贫如洗的贾老师时，贾夫人给了他爱情，给了他一个家，唯独没给他生儿育女。结婚不到一年，贾夫人不幸患了子宫癌，做了子宫切除手术。女人少了一个最本质的东西，当然非常自卑，过度自卑。又使她有点变态，在家里老是重复地做一些毫无任何实际意义的琐事。 仿佛总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而贾奎龙，他在家里总是心不在焉，相应就丢失了什么东西呐。 贾奎龙步步高升，便有不少女子时他顾盼有情起来，为了仕途通达，他始终不为所动。如今做了常务副市长，时机已经成熟，他决定改弦易张。 不早不迟，他身边出现了一个陆雅妮。不费吹灰之力，雅妮稍事“勾兑”，就俘虏了贾副市长的勃勃雄心。爱情有一条重要的规则，如同拳击，威力之大小不在于击得狠或者击得勤，而在于击得准。 经过一番有惊无险的纠缠，贾奎龙终于跟前妻离异，跟陆雅妮又结了一婚。 雅妮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报社领导不再喊她小陆，改称陆小姐，有时还半开玩笑叫她“陆大姐”。雅妮心里怪受用的。给报社拉广告，甭管多棘手，只要“陆大姐”出马，肯定马到成功。雅妮成了报社的第一号能人，大家爱慕她，尊敬她，托她办点私事，十之八九也不会让你失望。 然而，她跟丈夫之间很快出现了矛盾。 首先是生孩子的问题：贾奎龙年过四旬，盼子心切；而雅妮正当青春妙龄，在事业上也正值当打之年。想求得进一步的发展，不愿有小孩拖累。当她还是大一学生的时候，就曾扬言，即使日后做了总理夫人，也不会唯总理马首是瞻。 其次是吃饭问题：贾副市长公务缠身，应酬繁多，一般不在家里吃饭，每每雅妮做好饭菜，望穿秋水，不见伊人。有时他来个电话说明一下，更多的情况是连个电话也没有。雅妮的请吃也很多，但她难得吃请，为的是享受一份家庭的天伦之乐。一个人吃饭，何乐可言？于是，雅妮也常常到外面玩吃玩乐去了。这样一来，贾奎龙又不满意了，有时回到家里冷冷清清，还得自己动手泡方便面，这对一个副市长来说，简直是残忍！这哪里还像个家？ 长此以往，贾奎龙觉得雅妮太不像话，就对她进行批评教育。雅妮想不到他在家里还没忘记打官腔，很不以为然地顶撞说：“既然你在外面吃饭是工作的一部分，我在外面应酬也是工作需要嘛。” 贾奎龙想为她调换一个工作单位，使她离开新闻战线，做一个既上得厅堂又下得厨房的“合格”妻子。雅妮做记者已渐入佳境，职业的自由和丰富性很符合她的性格，哪会跟丈夫达成共识？两人不知不觉就吵了起来，平时憋在心里的话，彼此都没遮拦地说出了口。贾奎龙感叹原配对自己无微不至的伺候，每晚上床前甚至替他洗脚。雅妮一听见“洗脚”之类就火，这是哪朝哪代的“出土文物”呀！便毫不客气地指出：“不想使老婆太有出息，恐怕是中国男人阳痿的表现吧！” 恰恰，贾奎龙在这方面有点儿毛病因为前妻没有子宫，他克服不了自己的心理障碍，很少跟她过性生活，以至于现在也很难让雅妮达到高潮。男人最忌讳女人在性能力上揭短，贾奎龙火冒三丈，顺手拿起酒柜上的一瓶昂贵的洋酒，摔在地毯上。 令人难堪的是，那瓶该死的酒居然不碎。雅妮冷笑一声，把洋酒捡起来，打开，倒了一杯，自个儿慢条斯理地品尝了起来。贾奎龙气得一塌糊涂，第一次发作就不成功，你哪好意思继续发作？只得上床睡觉去了。 雅妮不免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她跟丈夫之间年龄相差太大，代沟是明显的。她只是想证明自己的某种价值，而嫁给了他；如果这要以付出自己其它的价值为代价的话，肯定得不偿失。有一个经济学家曾对她说：人们只有在婚姻所得大于单身所得的情况下，才会结婚组成家庭。她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但既然已是“围城”中人，你又怎么能要求事情两全其美呢？ 维持一种平衡吧，婚姻是一张跷跷板。 当晚，她向贾奎龙道了歉。后者阴着脸，什么话也没说。 两人仍然过各自的社交生活。 有一次，雅妮跟贾奎龙做爱之后，她突然意识到丈夫较少跟自己过性生活了，即使过一过，也很勉强。她就琢磨，自己曾说过的那句关于“中国男人阳痿”的话，是不是严重地打击了他的自信心？还没等她琢磨清楚，她获知了丈夫有外遇的消息。 这一可靠情报，由一位报社同仁提供，而且还指明了“敌情”范围——市电视二台。她充分发挥职业优势，明查暗访，终于查了个水落石出：那女人，赫然是每天在电视上露面的新闻节目播音员！ 一天晚上，贾奎龙以正常下班的时间回了家。雅妮把电视定格在市电视二台，N 市新闻开始以后，她不停地问丈夫：“播音员漂亮不漂亮？” “她温柔不温柔？” “看样子，像个小妖精是吧？” 贾奎龙听得她弦外有音，索性不理不睬。 雅妮一下子哭了起来。 贾奎龙赶紧过来抚慰她：“你怎么啦，得病了吧？在家好好休息几天。我抽空陪你。” “贾副市长，你是大领导，怎么突然儿女情长起来了？” “雅妮，你瞧……”贾奎龙一时语塞。 “你瞧，我瞧，还有她瞧，”雅妮指着电视上那个女播音员，“我们都瞧见了！” “雅妮，你一定听信了谣言。”贾奎龙摇摇头，“你知道，我爱你。” “别说过年话。”雅妮抹抹眼泪，尖刻地说，“这是喷了香水的口臭，就像你在台上作报告一样！” “你放屁。”贾奎龙不得不捍卫尊严了，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尊严，用力抽了雅妮两耳光。 雅妮摸着被打的脸，愣了很久，看样子要嚎陶大哭了，却冷不丁哈哈大笑起来……第二天，她相当冷静地把一纸协议离婚书递到贾奎龙面前，请他签字。 贾奎龙慌了手脚。身为N市常务副市长，一年半之内两次离婚，上级组织部门会怎么看他？群众会怎么看他？明年春天，换届在即，他这个常务副市长还想不想继续干下去？他只得放下架子，好言恳求雅妮。 女人终归是女人，即使她是最具自我意识的女人，即使她已被深深地伤害，只要男人屈尊求她，她总是心太软，满怀怜悯和同情。雅妮答应贾奎龙，他们可以不去打官司不去办手续，但无论如何要解除夫妻关系，哪怕只有他们两人知道也行。 于是，两人订立了一份荒唐的家庭内“离婚”协议，还在上面毕恭毕敬地按了手樱协议规定：两人从此分居，互不干涉对方的私生活；两人可各自物色下一任丈夫、妻子人选，对方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阻挠和破坏；一俟时机成熟，两人即到有关部门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协议有效期2年。 家庭财产分割方案，见附本。此处不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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