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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情现在想起来，非常有趣。很偶然的一件小事，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1996年10月6日申花队在上海主场迎战松日队。10月3 日，我忽然接到了利彪从广州打来的电话。利彪是广州《足球》报的记者，曾经采访过我，还挺熟的。 那时他已经离开足球报到松日俱乐部工作了，但我还不知道。 我便问，你今天想采访些什么？他在电话里说，他现在已经不在《足球》报了。那你在哪里？他回答说已经到松日俱乐部工作了。 我听了也没有在意。随口问了声：你有什么事吗？ 他说，松日队明天到上海。你有时间吗？见个面好不好？ 我听了比较警觉，由于是比赛的对手，松日队又濒临降级，在这个时候去与松日俱乐部的人碰头，怎么说也不太合适。利彪也许是猜到了我的心思，打着哈哈说：“老朋友啦，见个面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后来我到了松日惧乐部工作后，俱乐部人士告诉我，利彪打电话，还真有点起因。松日队原来聘请的德国籍主教练维尔纳，因为上任后战绩不太好，弄得松日队快要降级了，因此惧乐部决定将他撤下，换上了张宏根。维尔纳被松日惧乐部解聘后，一时没有离开广州。也就在这时，他被邀请到上海，并在上海参加了3 个多小时的答辩。回到广州后，维尔纳对松日俱乐部的人士发牢骚说，把我召到上海去答辩，完了后就让我回去，最后连个电话也不给……利彪打电话，正是从维尔纳的牢骚中，闻到了上海在考察外国教练，可能有请外教的意向。他们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根宝就可能离开申花，于是便来动我的脑筋。 利彪到了上海后，马上打电话，说要与我见面。正巧我不在队里，他便让桑廷良留了电话。 我回队后给他回了个电话。问他有什么事情？ 那时候，松日队如果最后三场都赢了，还有保级的可能。但如果输给我们的话，就降级无疑了。我还以为利彪此次来找我，是要谈有关周日我们之间比赛的事。他忙说，不是不是，完全没有关系。 那你说什么事情？我不太喜欢兜圈子。他连说没什么事。我便说，如果真是没什么事，那咱们局日比赛后再见面。周日的比赛，咱们都好好打。他说，这没问题。接着，利彪告诉我说，他们老板来了，他说你是全国最好的教练，对你的印象特别好，想跟你见见面，交个朋友，聊聊天。 我说那还是比赛以后再定吧。如果比赛申花队赢了，就碰个面。如果是打平或者输给你们，就不见面了，否则被人看到会引起误会。 这场比赛申花队以2比0赢了松日。我回到队里刚洗过澡吃完饭，电话铃就响了，是利彪打来的电话。他问我今晚能不能见面？我想，球也赢了，即使被别人知道也没什么问题，就爽快地答应了他。我们约好晚上10点半在离江湾不远的兰生大酒店会面。 我没有见过潘苏通，当见到他时，真不敢相信他就是松日集团的老总。他看上去也就30出头的模样。我说，这么年轻就当老板了？好年轻啊。利彪在一旁介绍说，现在广东的企业家老板都是这么个年龄。 潘苏通言语不多，但思路敏锐，很精干。也许当老板的讲话都很坦率，没有拐弯抹角。短暂的客套后，他便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利彪约你时，我还担心你不肯来。你能出来是给我面子，谢谢你。我们是做生意的，说话办事都讲个实在的。今天请你出来，有点冒昧，我也不好意思开这个口，我们松日队要降级了。”说罢这些，他看了看我，停顿了一下，接下来的话让我没有准备：“我们想请你来松日队执教。我们知道很难请动你，今天只是大胆开这个口。” 利彪说老板要见我，与我交朋友，我就知道他们肯定有什么事情要找我，否则谁有空千里迢迢跑来与你聊天？但没有想到他要我离开申花去松日。我感到很突然，甚至想，你怎么知道我下一阶段在申花就不干了？你怎么知道我肯定要离开？这些日子关于申花明年准备请洋教练的事我也有所耳闻，心里真烦着，现在给他这么一提，总觉得不太舒服。 但我没有说什么，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听他说完。潘苏通接着就介绍了松日集团的发展情况。等他讲完后我才说，利彪打电话说只是聊聊，我没有想到是这个问题，更没有想到你会这么直率地邀请我去。说实话，我下一段究竟如何打算，还真没有考虑过，申花俱乐部也没有与我谈过。今天是作为朋友交谈，承蒙看得起，如此盛情邀请，我很感谢。后面还有比赛，申花还没有确定最后的名次。如果我们最后三场都输，有可能落到第三、第四去，但如果全赢，大连队再输，我们第一还有希望。现在的名次还没有明朗，我想，还是先把比赛打完后再考虑吧。 当时，我只是礼节性地回答了潘苏通的邀请。因为我毕竟还是个在国内很风光的教练，带领的又是甲A的强队，现在让我去摘什么甲B，觉得有点大材小用，还真有点想不通。当时的甲A教练去甲B，绝不像现在这样正常。再说，对留在申花我还抱一丝希望，还不甘心就这样离去。 这次谈话实际上没有什么结果。最后我们握手告别时，潘苏通说，今天只是随便聊天，以后再多联系吧。这次见面谈了约1 个小时。当我开车离开酒店江湾基地时，心里并没有多想。 后来，当我定下去松日，厦门市委书记打电话给上海体委主任金永昌，问：“你们是不是放根宝了？如果他要走，那么请他到我们这儿来吧。”当他听金永昌说我已经决定去松日时，非常后侮地说：“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徐根宝是不会离开申花的，否则早就来挖了。” 我回到了江湾刚坐定，利彪又打来电话，神秘兮兮地说：“徐指导，我透个信给你，因为你们申花在找外国教练，我这才有胆量来找你的。你来不来自己考虑。”利彪的话，证实了我这几天的猜测和预感。这一天的晚上，我睡得很不踏实，反复地思考着潘苏通讲的话，想着自己下一步路该往哪里走。 也真巧，打完松日后，我们下一轮的比赛就是到广州，客场打广东宏远队。 到了广州，利彪又来找我，说潘苏通要请吃饭。我说，这时候吃饭不太合适。他说，那么来拜访总可以吧？我说，要来就到我住的流花宾馆来吧。 这次潘苏通来流花宾馆，谈得比上一次深了。潘苏通问我：“徐教练，上次我对你谈的事你有没有考虑过？” 我当时已经很认真地考虑下一步该去哪里了，那时邀请我的不止松日一家。在打完与松日队的比赛后，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张路也打来电话询问：“根宝，你有没有可能到国安？”我说：“什么意思？你们是不是准备换金志扬？”张路说：“上面有这个意思，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你到北京来后我们再谈。如果没有的话，就到此为止了。”1996年金志扬带领国安队在甲A比赛中的战绩很一般。我当时也没有给张路明确答复。 潘苏通这次与我的谈话比第一次更直接、更深入，讲到了我的待遇问题，讲到队伍的问题。我当时抱定的原则是，什么都可以谈，但什么都不能定，包括去北京国安队的事。 “广州会谈”结束后，10月27日，我到北京，与北京国安队进行1996年度甲 A的最后一场比赛。到北京时，我已经基本定下了下一步的方向。我与张路正式会面并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我对他说：“谢谢看得起我。但是搞了三年甲 A，确实比较累了，是不是我就不来了？” 到北京之前，我征求了很多朋友的意见。他们都告诉我，北京这座城市与别的地方不同，各方面的要求都非常高，北京的球队也不太好搞，压力太大。我听了触动很大：这三年来搞申花队，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么大压力，难道还要跑到压力更大的地方去吗？而南方的广州相对宽松些，压力也轻。再说，广州的足球不太景气，只要好好搞一下，是很容易出成绩的。经大家一说，我觉得非常有理。于是便决定，如果我离开申花的话就去广州。这时，我已经不看重甲A和甲B的名分上的差别了。脑子里只是想，如果能把甲B的球队带上甲A，不照样能显出我的本事吗？而且觉得这个目标并不是做不到。我对自己挺有信心，相信经过我的调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再说，这样的缓冲对我的事业也是有必要的。当然，这还只是想法，到底去不去还没有最后定。这段时间松日队与我的电话不断，我也很认真地与他们谈着各项条件。 我正式决定离开上海去松日，是在不久后上海市体委主任金永昌和足协秘书长胡康健找我谈话后。他们找我谈话，“正式”透露了申花队明年可能请外籍教练，并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考虑了半天后说，如果让我当主教练，我干。如果不干主教练，我就离开。我不愿意对新上任的主教练和队员有什么影响，我的性格也决定了不可能干那种在别人手中讨饭吃的活，我害怕别人对我怜悯，这种施舍对我来说，是一种侮辱。我徐根宝再落魄，也还没到这个份上，请我的还大有人在。自此，我在申花的日子进入了倒计时。 11月11日，申花队在汉城打完与韩国LG队的友谊比赛后，郁知非告诉我，根宝你知道吗，你离开申花队要惊动多少人啊！ 他还告诉我，申花惧乐部宣布我离开的新闻发布会的时间是11月14日，也就是我们回到上海以后。我听后没有说话，心里突然涌起一股难言的滋味。不管怎么样，我在申花这三年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申花队给了我重振旗鼓的机会，我也没有辜负俱乐部和家乡人民的希望。当真的要离开为之奋斗并取得一些成就的家乡时，那种心情是别人无法体昧的。我虽然一生在外漂泊，东奔西走早巳习以为常，但这一次不知怎么搞的，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个软弱的孩子，有一种被别人抛弃的感觉。我甚至默默地对自己说，申花，我终将回来，以我的实力让你们再请我回来。 11月14日，在申花俱乐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俱乐部向新闻界正式宣布我离开申花队的消息。我记得参加那次发布会的记者很多，尽管大家在事先都已经知道了我要离开的消息。在新闻发布会上，大家对我的未来非常关心，都问我将去哪里？我没有正面回答，因为我知道这事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但我还是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我的去向在上海的南面；二，我去的队不会同申花队比赛。据此，他们已经猜出我的大致去向。那次新闻发布会给我的印象挺深的，当会议结束后，许多以前一直攻击我的抢逼围、对我好像也不够友好的记者，跑到我面前，和我握手，说一些道别的话。那时候，我甚至有这样一种感觉：是足球扭曲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而一旦当这种关系不存在时，我们之间竟可以变得那样轻松，像朋友一样愉快地交谈。 15日，潘苏通从广州飞来上海，一个人悄悄地住在新锦江大酒店。我们的这次谈话就更加直截了当。只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谈判，就达成了最终协议。由于在此之前，我与潘苏通和俱乐部人士的电话联系没有断过，话题早已牵涉到假若当教练，应该担负的责任和应该拥有的权利，以及我的待遇等问题。因此这次在新锦江的谈话，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需要解决了。那时，潘苏通还要让我当副总经理，他说，当时的总经理古广明的合同大约明年3 月就要到期，到时候他要我担任总经理，把一切权力都交给我。 谈判很顺利地结束了。我们两个当即就在房间里摊开合同签字。没有什么仪式，也没有祝贺的人群和香摈酒，我们两个一人拿一枝笔，就在合同文本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签完字后，潘苏通的鼻子突然出血了，大量的血从鼻子里流出。他几次跑去洗手间用纸塞住鼻子，但仍然流血不止。我吓了一跳，问他：“你是不是上火？” 他说从来没有过的，他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心想，潘苏通是不是太兴奋了？ 后来潘苏通到美国后，有一次与人谈起这事，说他不明白那天与根宝签字时鼻子为什么会突然出血，因为在生意场上签字时从来没有发生过。有一位先生对他说，那个人(指我)的命硬，压过了你。后来潘苏通告诉我说，我们两人的命都硬，但你压过我。我当时听了一笑了之，并没有放在心上。后来在松日冲击甲 A成功后，有报纸写“根宝命硬，松日大难不死”，看来，我的命确实够硬的。 自合同签字后的那一刻起，我便是“松日的人”了。我的目标是冲甲 A，这是不容置疑的，否则人家不会花那么大力气请我。潘苏通给我的职务是惧乐部副总经理兼主教练。球队一切的一切，从队员到教练班子全由我组织。 尽管与松日惧乐部签字了，但我一时还不能离开申花俱乐部，因为还要带队去西班牙参加世界室内五人制足球赛。申花队是亚洲区唯一获得进人世界杯决赛圈的队，俱乐部要求我打完这个比赛后再离开。播苏通的意思，我先把班子搭好，队伍先去昆明冬训，等我西班牙比赛结束后再到昆明。我们还就班子的组建进行了一番探讨。我问他，你们广东有没有合适的教练？他听了忙摇头说：“广东的教练你一个也不要用。”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一点你只管听我的，弥来之后工作上我大力支持你，但是只有这一条，广东教练你一个也不要用。” 他这么一说，我只能放弃用广东教练的念头。但是，谁跟我搭档去松日呢？我干了几十年足球，深知一个教练班子对球队建设的重要性。尤其是我先去西班牙时，必须有称职的人带一段时间。选谁呢？我在苦苦思索。 忽然，我想到了过去的同窗战友王后军。他由于带领福豹足球队冲甲 B没有成功，现正在家闲着。能不能用他呢？ 王后军1965年与我一起调入国家队，我们一直踢到七十年代。各自当教练后，相互间也一直有书信联系。我搞国二队、国奥队时，在选队员上他对我一直很支持。我两次竞选国家队主教练，一次北京西山的预备会，一次在昆明竟选会上，他都投了我的赞成票。我和王后军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外界所说的那样“不行”。王后军自己也说，“我与根宝的关系是不错的。”我们关系出现紧张是我到上海担任了申花队的主教练以后。别人感觉是我把王后军的饭碗给抢了。 王后军那三年的教练生涯确实不顺利，他先后执教过浦东队和福豹队，但由于种种原因，成绩一直不理想。1996年时，他正赋闲在家。王后军的能力也是众所局知的，他担任上海队主教练多年，在足坛有“小诸葛”的美名。我非常需要一个我不在的时候能够拿得起的助手，王后军有这个能力。考虑再三后，我决定请老王出山。我曾为此征求许多人的意见，他们的第一个反映是“想不到”。当我与王后军通了电话，告诉他我的意思后，他一口答应了，并说他的身体没有问题，甚至“可以带身体训练”。他同时答应按我的训练计划去做。老王这么爽快的答应我，倒让我有点“想不到”。 我决定让王后军担任领队兼教练，同时还找了李红兵担任助手。另外，我还准备把高洪波和胡志军挖过来，他们都是我在国二队和国奥队时的队员。高洪波跟随我多年，他痛快地答应了。经过俱乐部出面工作，国安俱乐部也同意放人。当时定下的转会费是150万。胡志军答应要来，但是太阳神队硬是不肯放，结果转会没有成功。 我定完班子后，便与王后军联系，让他先到广州来带队。我把松日的计划大致安排妥当后，王后军这时赶到了广州。在我准备率申花队出征西班牙之前，王后军从广州绘我打来电话。他说：“这支队伍怎么这么差？”我说：“松日要我们去，就因为队伍差。如果搞好的话，才是我们的本事。” 从西班牙回来后，我便去广州看队伍，这时他们已经准备5 日去昆明集训了。在临出发前的那一天晚上，我召集教练班子开了个简短的会，我说我刚从西班牙回来，需要休息休息，请王后军和李红兵先把队伍带到昆明，按我的计划训练。会开完后，我请全体班子成员一起吃饭。正吃了一半的时候，王后军把我叫了出去。他为难地对我说：“根宝，刚才我接到一个电话，是福豹俱乐部打来的。他们与火车头队合并了，希望让我去帮忙，要我立刻去。” 我听了十分吃惊，就在刚才，我们还在安排工作，怎么一下于说走就走了呢？ 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而这时我实在需要有人能帮帮我。因为王后军走了，李红兵和高洪波是压不住阵脚的。我心想，你为什么不早讲呢？ 几天前我刚从西班牙回来时，天津队的蔺新江还打电话给我，想与我合作。但因为已经有了王后军，我回绝了他。但这时却…… 于是我问王后军：“这事已经定了吗？” 他说没有定，但对方催得很紧。“你的意思怎么样？能不能退掉他们？”我又问。“可能蛮困难的，”王后军说：“我到这里来时，福豹还是想留我，因为你要我来，他们才放我。但我走的时候他们留下了话，说如果以后再有机会搞队，还要我回去的。” 看王后军的意思，留是留不住了。我便说：“老王，去留由你定，你是自由的，何况现在合同都没有签。现在的问题是你来与我合作，已经引起舆论的轰动，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都以为我们两人迟早要分手。你这样离开，我们总得对媒体有个说法。否则，我刚回来你就要走，人家以为我们之间有什么矛盾。这样吧，等我与潘总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再商量怎么解决。”其实我知道，王后军是有单独工作的能力的，他是因为暂时没事可做才肯屈尊随我到松日来的。既然他现在有这个机会重掌帅印，我应该支持他。 我马上给潘苏通打了电话，将此事向他作了汇报，并把我的意见告诉了他。我说，现在这件事最关键的是对媒体的说法，刚才我已和王后军统一了口径，就说是福豹火车头俱乐部来做我的工作，希望松日俱乐部放王后军……。 潘苏通在电话里说：“我同意你的意见。当时定班子的时候，我把权力都给你了，因此你选的人员我都同意。但你选择用王后军时，我是有些想法的，现在我可以跟你说一下。王后军到了广州后对报界说，‘我和徐教练的关系挺好的，在业务上我们可能有一些观点不一样，但是我会服从主教练的。’王后军与你资历相仿，年龄也差不多，他对你不是佩服，而是服从。现在既然他想离开，我同意你的意见。因为我总感到，你根宝要用的人，是不仅要服从你，还要佩服你。” 他又说，王后军定了后，有没有人接替他？ 我马上接口，说有天津的蔺新江。潘苏通对足球界看来还是挺熟悉的，马上说：“这个人可以，他佩服你。我们马上定行不行？同意王后军走，让蔺新江来。”与潘苏通打完电话，我对王后军说：“老板同意了。但是我有一个要求，我想福豹也会同意的，我决定让商新江来接替你，但是在他来之前，你帮忙先带一带队伍。”王后军问我大概多长时间？我说最多一周。他说最好快一些，因为福豹火车头队也在昆明等他。 一个重大的人事问题，就这么定了。我们两个回去后照旧吃饭，闭口不谈此事。等吃得差不多的时候，我突然对大家摊牌。大家听完都惊呆了，会刚开完，怎么变得这么快？！ 我还宣布，这件事先不要对队员说，等到了昆明以后再讲。但是，这种新闻往往传得很快，没过多久就传了出去。我连夜给蔺新江打了电话。他在电话里一日允诺，并表示“争取一周内赶到昆明”。 突如其来的事情，终于化解了。当我把一切都交代完后，心里一下子轻松许多。第二天，队伍去了昆明，我也飞回上海休假。我在上海期间，蔺新江也赶到了昆明，与王后军正式交接。松日队的班子，也正式运转了。 我入主松日队，许多人认为太冒险，因为谁都知道，松日队要我去，就是要我把松日队带回甲A。他们问我，你有这个把握吗？ 我知道这件事的确冒险。但性格决定了我的选择，不冒险、没有刺激的事我干起来没有劲。再说，我认为松日队并非一点实力也没有，当年申花队与松日队交过手，我觉得打他们也不是很顺利的事，七连平第一场便是从松日开始的。此外，松日队还有一些有实力的队员，如9号周文栋等都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我相信经过训练和调整，在个别位置上再充实一些人员，松日队冲甲A 虽然有难度，但也不是绝对做不了的事。 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外人不知道的利好消息。据一些朋友透露，甲 A明年要扩军，有两种说法：一是甲A不降级；二是甲B升四支队。如果是后者的话，那无疑给松日队升甲A加了一道保险。因此，对率领松日队杀回甲A，我还是充满信心。 经过休息后，我赶到昆明，队伍已经训练3周了。 由于老王曾经向我提起过这支球队水平很差，这让我在心理上有了准备。我赶到昆明时见到蔺新江，他也是从天津赶来不久。他一见面就说：“根宝，这个队伍真是越看越差，我看今年升甲A够呛！”我马上笑着说：“新江别急，看我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我自信带年轻球员有一套办法，从国二到申花，我都取得了成功，更何况还是甲B呢？在上完第一堂训练课后，王后军和蔺新江的话得到了证实。这支队伍虽然年轻，但无论从身体条件和技术基础，都与我原来带过的国二队、国奥队和申花队有很大差距，问题还真不少。 晚上召开干部会。我先问了跟随松日队已经一年的倪国英对这支队伍的看法。老倪很客观地说：“松日队是由原广州二队的人员组成的。广州二队里原来一些突出队员如守门员董国智和前锋谭恩德等都调到一队，也就是太阳神队去了。松日队这些队员从人品上来说还是比较本分的，但是他们给我的感觉，用9 个字来概括最准确。”“哪九个字？”我一听觉得很有趣。老倪不慌不忙，慢慢道来：“私心重，没追求，缺激情。” 他接着说：“这些队员都是一队挑剩下的，现状也决定了他们的地位、能力、价值。他们单个拆下来不太值钱，但合在一起还算可以。由于留下的都是一队不要的，因此队员的追求也就少了。加上他们从小在一起长大，心很齐。去年升甲 A后，有一次就是因为工资待遇定得偏低而集体罢练。你别看这帮人水平不高，但还真难弄。” 听完这9个字，细细品味，我想老倪这9个字形容得真是恰当。后来我向潘苏通汇报时，他也连说这9个字概括得太对了。 蔺新江也说，这些队员没有北方人的身体，也没有南方人的技术。高洪波和李红兵也有这种感觉。高洪波甚至说，队员们上进心不够。乐敬忠在松日呆了一年，他也非常同意倪国英总结出来的这9个字。 我听完后对大家说，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退路了，大家现在只有努力去干，完成冲甲A任务。但是究竟怎么冲法呢？我分析说，现在，我们队前面有得分手高洪波，前锋线我已经放心了一半。如果胡志军能够挖到手，加上我挖来的守门员高佳、左前卫拉德，如果能再找个好外援的话，我们也就不怕了。这时，我又想到了上次的那个乌克兰人，他要是能来，该多好啊。后来我通过经纪人再去联系，结果也没有达成协议。 虽然队伍的骨架基本有了，但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便接着说，我们虽然门将有高佳，中场有拉德，前锋有高洪波，但乐敬忠和李红兵还要踢。李红兵你赶快准备参加12分钟跑测试。李红兵本来已经不想干了，但见队里这样子，只得咬牙再坚持了。好在他身体好，体能基础不错，10天内就达标了。 这时，我原来国奥队的队员沈嵘也主动来找我，要求转到松日队来。沈嵘在国奥队时，是个技术不错的球员，很有特点，我连忙表示欢迎。我想，我们还有一个外援名额，如果胡志军再加盟，我再好好地进行训练组合，冲甲A应该没有问题。再说，今年还有4个名额呢！ 在昆明呆了10天，我抓了10天训练，马上得到了足协冬训办的表扬，说松日队与前10天的训练比，在精神面貌上换了一个摸样。 10天后，松日队参加12分钟跑测试，全部通过。但是，全队平均成绩3100多米，除了拉德一个跑出3300米，个别队员3200米外，大多数都在3100米左右，与申花队的体能无法相比。 体能测试最令我兴奋的，还是高洪波通过了12分钟跑。高洪波从国安队转过来的转会费是150万。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价了。测试前我对高洪波说，你大胆地跑，如果不及格，就当教练。但我心里想的和老板一样，150万就是买你高洪波当运动员的。如果买教练，花150万就是失败了。 我们在与国安队谈判转入高洪波时，曾对国安俱乐部提出，能不能在高洪波12分钟跑及格后再付钱，但国安俱乐部不同意。他们说不管高洪彼是否及格，要转会就先付钱。 高洪波知道这一切，心理压力当然大，再说12分钟跑对他来说，从来都是十分困难的事，更何况要在高原测试。当我看到他在哨响时跑过及格线后，心里一阵轻松，舒了长长一口气。高洪被的通过对我来说，不但是150万没有“打水漂”，更重要的是他能参加联赛了。高洪波前场威胁非常大，是个得分大王。他能参加比赛，使压在我心口的石头掉下了，也让我对松日队冲甲A有了十足的信心。 我是个容易激动的人，更是个十分自信的人，我性格中的这两面如果“相遇”了，常常会做出常人无法想象的举动。或许有人会称之为狂妄之举，但我认为，这就是我徐根宝，一个充满激情的徐根宝。冬训结束后，我们回到广州。1 月20日晚上在广州花园酒店，广州市足协和松日俱乐部召开了欢迎我到广州松日俱乐部执教的欢迎会。广州市委副书记朱小丹，体委辛主任和区书记都参加了。在会上，我展示了程十发先生送我的一幅《春到五羊》的画，当时场面很热闹，大家都热切地期盼着我讲点鼓舞人心的话。在那种情况下，我表态了：这次到松日队，我有三个目标：第一，完成冲甲A的任务；第二，足协杯争取好成绩；三是塑造松日队的新形象。 我认为，在这三大任务中，最难的是第三项。对冲甲A我们应该有信心，今年上4支队伍，如果这样还冲不上去，那我们也太没用了！发言快结束时，我觉得该有点承诺，便郑重地宣布：“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如果今年冲不进甲 A，我从此以后不再当教练了！” 我的话讲完后，会场里人们先是惊讶，继而大家为我热烈鼓掌，因为我的话确实让大家觉得很刺激。第二天，全国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刊登了我的这句话：冲不进甲A不再当教练。许多人后来问我，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其实，我绝不是为了制造轰动效应而口出狂言。因为经过一段时间训练，12分钟测试又全部通过后，我对这支队伍有了基本的认识，如果再来外援和胡志军，我的把握就更大了。 “大话”说出后，等于给我自己增加了压力，我们马上在广州开始了紧张的训练。经过近两个月的训练，队员进步很快。在甲B联赛开战前的热身赛中，我们2比0赢了甲A的青岛海牛队，2比1赢了甲A的吉林敖东队，2比1赢了上海豫园队，3比1赢了江苏加佳队。我们在对甲A的几个对手的比赛中，无论攻势还是射门机会、抢截和传接能力，都不比对手差。当时好多广东球迷看了比赛后都说：“不得了，又一支生龙活虎的申花队出来了！” 带着这样的战绩，带着绝对的自信，我迎来了甲B的开战。 前5轮比赛，我们一路顺利，1比0胜佛山队，3比0胜深圳金鹏队，1比1平深圳平安队，0比l负上海豫园队，3比1胜上海浦东队，5轮比赛我们拿了10分，积分第一。 在随后进行的足协杯赛上，我们客场以3比0打了非常漂亮的一仗，战胜了甲 A的天津队，主场又以3比2淘汰了对手。我们确实进步明显，正如报上所说，“抢逼围初见成效”。 第二阶段的比赛因为世界杯外围赛而歇了1 个多月。在这期间，高洪波调到国家队去了，我们的训练依然紧张。那时队伍齐心协力，队员们训练尤其刻苦，在管理上也让我觉得很轻松，队员们一个个都十分老实，很少有违纪现象，比申花和万达的管理要好弄得多。这时候，总经理古广明辞职了，我被提拔为总经理。总经理兼主教练，两副担子一肩挑，在全国足球界也是第一个。那段时间，我确实很辛苦，训练外要管俱乐部的事。但是我这个人天生喜欢忙，一天也闲不下来，哪天没事做我真会闷出病来。 我们在教学比赛中又3比2赢了广东宏远队，2比1赢了参加省港杯赛的广东联队。一连串的胜利，真让人有些飘飘然。第二阶段的比赛开战前我甚至想，我们没有高洪波，还赢了这么多队，如果高洪波再回来了，这个队还了得？！有时候在教练班子里聊天时，我还说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说是甲A第八九名的水平，如果胡志军和外援能够来的话，名次可以排列甲A前六名了。那一阵子，我真是太骄傲，太乐观了，好像马上就可以兵不血刃地冲进甲A。 高洪波从国家队回来了。他在国家队一直是替补，没有机会上场，加上一个多月东奔西跑的比赛，没有系统训练，回到队里后状态很不好。但由于过分地乐观，这个问题被轻描淡写了。由于高洪波状态迟迟出不来，加之有点轻敌，第二阶段的14场比赛，只拿了18分，这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值得提一下的是两个主场(对辽宁和武汉雅琪)只得了1分。特别是对辽宁队，我们1比1一直领先，没想到最后3分钟被对方一个角球顶进了。如果这场球拿下的话，我们在最后还剩的5轮比赛中只要拿6分，就稳稳冲人甲A了。而且这余下的6场比赛中，我们最后的两个对手是降级的天津万科队和火车头队，这两场比赛应该没有一点问题。到手的3分丢了2分，给以后的冲甲A之路，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对辽宁队的比赛后，我有了不祥之兆。本来，如果赢了这场球，我就同意让高洪波休息一下，对沈阳海狮队的比赛他就不去了。这位老队员连续打了12场比赛，确实非常累。但是球输了，我对他说，看来你休息不成了，你还得要去沈阳。但是在沈阳，又以2比3输给了海狮队。 从沈阳回到韶关，我们主场对甲B领头羊武汉雅琪队。双方的实力差不多，谁赢都正常。这场比赛雅琪队绝对主力蔡员等4名主力上不了场，我们拿下这场球的希望很大，只要这场球全取3分，就稳冲甲A了。而对雅琪队来说，他们只要得1分就几乎可以实现冲A的任务，雅琪的队员们也说：“我们这场球打乎就可以交待了。” 那一段比赛都是在炎热的夏天进行，我们连打了14场比赛，战绩很一般，大家都感到身心疲劳，心烦意乱，心情似乎也特别容易急躁。为什么我的球队一到夏天就犯病，难道这也是规律吗？我开始有点讨厌可恶的夏天了。 我们从广州开到赛地韶关后，广州足协来了一个团干部，为队里过了一次团组织生活。在组织生活中，我们一些年轻队员流露出对这段时期成绩不满意的情绪以及对教练的意见，如不能一视同仁，还举了吃甲鱼问题，说教练对高洪波照顾太过分，主力替补差别太大。我知道后就对惧乐部副总经理刘秋红说，你们大赛前开这个会议，为什么不跟我主教练打个招呼，后天要比赛了，这样做的目地是什么？刘秋红说：“开会的动机是想为大家鼓鼓劲。谁知到后来把不住笼头，变成大家提意见了。我后来一看不对，便连忙把大家的话关住了。” 韶关市副市长杨春芳对我们在韶关的比赛特别关心，当天晚上来看我们时，我把这事向她汇报了，并说在这个时候开这个会我认为不是很合适。杨副市长说，是啊，大赛前你们都要听主教练，按队里的规矩去做。后来广州市体委区书记听了也说，这件事情动机不错，但效果不好。 晚上10点半，队员们都睡觉了。我问蔺新江查房了没有？他说刚查，都睡觉了。我很少重复检查的。这一天我不知怎么搞的，忽然想去看一看，便又去检查。敲开一个房间门一看，沈嵘在吃生的海鲜，我一看就非常生气：“马上比赛了你还吃这种生的，万一拉肚子怎么办？为什么不休息？！” 沈嵘知道错了，马上不吃了。我把蔺新江叫来，告诉他沈嵘没有睡觉，还在吃生的东西。他一听也来了气：“我检查时他们一个个乖乖躺在床上。我还说马上比赛了，好好休息。他们一个个都答应得挺好，怎么一走又变了？”我说你们督促后还要检查，过去申花队的教练班子是很辛苦的，我们松日队员比较好，但个别违纪是有的。还要不断地查！ 我们队虽然还有高洪波、乐敬忠和李红兵三个教练，但他们还要比赛，队里的好多事都落在蔺新江一人身上，他确实也很辛苦。 第二天早上全队集合，蔺新江在全队面前首先检查自己，说昨天晚上徐教练批评他了，他的工作做得不细。但在检查时你们都说要好好休息，为什么又起来吃东西了？我希望我们都能配合好，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了。 我接着说，我很难得检查一次就发现问题，说明过去好多检查后还有问题。我们在辽宁队身上非常可惜地丢了2分。这2分如果拿了我们现在日子有多好过？后天比赛，我们又是志在必得，你们如果不把自己的身体爱护好，对方已有4个生病不来，我们再病，不是抵销了？我们吃甲鱼，主力多吃一点，是因为他们消耗大。高洪波、李红兵他们年纪比你们大，这个照顾是应该的，不能平均主义。毛主席在反对平均主义的文章里说，当官的工作需要还是要骑马的。希望大家现在看清形势，宁可紧张在前，等到危机来了就来不及了。由于我很生气，因此讲话口气很冲。 上午业务学习看武汉雅琪队比赛录像，我讲到后卫防守的纪律问题。当时我向主力队员叶志彬提问，感觉到他在回答时心不在焉，就批评了他。谁知他竞顶了一旬，这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一股无名火顿时爆出，我说你这个态度，你就下场别踢了，回广州去！ 业务学习结束后，我征求干部们的意见。大家都说，既然已经这样了，就把他送回去吧。我想当时我讲完后队员们都没有反应，就想到了倪国英讲的，这些队员容易抱团，于是对蔺新江说，你去征求一下队员们的意见，看看有什么反映。 蔺新江回来对我说，“根宝，不行啊，他们回到房间都有情绪，还挺厉害呐。”我说，“你把沈嵘和冯永安叫来，我想听听他们俩的意见。”沈嵘与他们不是一伙的。沈嵘进来后对我说，你这样处理队员有看法，后天的比赛不太好踢。冯永安说，他们都是一起长大的，你要处理他，不好办。 这下我才知道问题的棘手。我另外又叫来苏耀坚和周文栋，问他们这个问题怎么看。他们说你要送回去我们服从，但心里总是不痛快的。我想，看来硬顶是不行的了，于是对蔺新江说，你马上去找叶志彬谈，让他承认错误。 我这种做法，是想把这事缓和一下化解掉。蔺新江谈完后，下午训练前，我找了叶志彬谈了一次话。我说不管怎么你也是骨干，是主力，再怎么样你也不能当众与我顶。他承认了错误。我说，那么你在训练前对大家承认一下错误，我收回我的决定。 下午训练前，叶志彬承认了错误，我也收回了决定。我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我们还是认真训练，迎战武汉雅琪队。这件事就这样，各打五十大板，他承认错误，我收回决定，大家都以大局为重。这天下午的训练情绪还算不错，这件事也就这样过去了。 没有不透风的墙，不知怎么回事，这事很快传到了广州，而且传得十分快，我们下午训练刚完，就有记者打电话来，问队员说：“听说你们队伍起义了？”我们的队员这一点都不错，顾全大局，当时就在电话里把记者顶回去了：“没有他妈的什么起义，从来没有听说过，你们别乱登，不要扰乱我们军心！” 这事一直至今，外人始终不知道具体情况。 我们尽量去淡忘。但离比赛只有两天了，如何淡忘得了？ 虽然算是解决了，但大家心里总有些阴影。叶志彬这一天训练特别卖力，但一天后，他发烧了。劳累加上精神压力，他病倒了。比赛前我去看叶志彬，问他你能坚持吗？他说他能坚持。但我一看体温表，已是38度多，便知他不能上场比赛了。祸不单行，那天比赛前，苏耀坚在做完准备活动后对我说，他有些恶心了。这一天天气特别的炎热，我心里暗暗叫苦。 这么关键的比赛之前，出了这事，定力再好，也不会像没事一样。开赛10分钟就被雅琪队远射莫名其妙地打进了两个球，队员们完全失态了。尽管我们扳回了一个，但是高洪波一个点球没有罚进，最后我们还是输了。两个主场只得了1分，我们冲A形势急转直下，从此走上了艰难的路程。 8月31日我们回到广州。我首先向体委区书记作了汇报。我说这件事闹得比较大，尽管队员不敢全部罢踢，但是流露出情绪，这事是不是让市领导知道一下？我能不能当面向市领导汇报？当时我的想法是，松日队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局面，我想通过市领导来为我们鼓劲撑腰。过去在上海申花队也是这样，几次关键时刻市领导出来支持，给大家很大的信心。区书记说马上请示。 9月4日，广州市委副书记未小丹和刘副市长以及体委的一些领导在市政府接见了我们全体队员。 接见前，我先汇报了一下工作，讲了面临的严峻形势，同时表示希望还是存在的。论条件还相对有利，因为最后三场二主一客，客场是碰降级的火车头队，最后一个主场，对手是降级的天津万科队。我们最关键的是主场对河南建业队。希望在关键时刻领导和球迷都来重视、监督我们。表现好的队员，市委为他们请功，表现不好的，也希望领导提出批评。我们这个队，确实需要监督。 在会上，朱副书记和刘副市长做了很重要的的指示，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是朱副书记说的话：“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凡是对我们要求严的老师，我们都给他起一个绰号。但是当我们长大以后才感觉到，这些对我们严的老师，确实是对我们最好的。” 领导的这次接见真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二天，体委区书记又召开全队会议，他说：“我们的教练班子都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来到松日，就是代表广州，为广州足球作贡献的。徐教练在队伍有问题的时候，首先承担责任。教练有责任，你们队员有没有呢？也要反思。对武汉雅琪比赛之前发生的小风波，过去在广州自云山队里也发生过。但是我们坚持了原则，从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我们需要铁的纪律，要团结一致，完成好我们的目标。” 会后，我在球队驻地黑板上写了12个字：“接受教训，提高认识，团结战斗。” 会后我们进行了3 天的整顿：一是讨论对领导讲话以提高认识；二是对这一段14轮比赛分数不高的问题作出总结；三是对最后三场球的看法。至此，应该说过去的事情基本上解决了，我们以全新的面貌，积极准备，迎接最后的冲锋。 我是个自信心很强的人，从来不怕困难，相信所做的一定能够成功。虽然我也失败过，但越是失败，越能够刺激我。我不怕失败。 中国足球过去走过的路也是这样。每当到了需要别人帮一把的时候，最后总是被别人“卖”了。1982年世界杯外围赛亚大区预赛，苏永舜当时想依靠沙特阿拉伯队来淘汰新西兰队，但谁也没有想到沙特队两家都不得罪，放了新西兰队5 个球，让你们自己去拼高下。在泰国进行的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小组赛也遇到这种情况，前几场我们和韩国队战平，但我们两家都输给泰国队，最后一场已经稳出线的泰国队如果能把韩国队打掉，我们就可以出线。当时我就说，我们别去看这球了，泰国队肯定不会去赢韩国队，曾雪麟不死心，他还是寄希望泰国能够赢韩国队。但最后泰国8名主力没有上场，比赛结果可想而知了。1991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在最后一轮之前，我们积分第一，出线形势非常乐观，但是西亚的三支队联手，把我们弄到非要与韩国队争一个名额的地步我做什么事情，都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的能力；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从不愿意求人家。但是，命运还是捉弄了我，把我弄到要靠人家帮忙才能解脱的境地。对我来说，这是不幸的，但我无可奈何。我们松日冲甲A，就是在最后靠上海豫园队死拼河南建业后，才冲人甲A的。 松日队是如何走上绝路的？关键是主场0比1输给了河南建业，这场比赛把我们逼入了绝境。 8月30日我们主场输给了武汉雅琪队，但冲甲A的希望还是很大的。河南建业队虽是我们冲甲A非常强劲的竞争者，但我们是打主场，而且在与河南建业队比赛之前，我们还有将近两个半月的准备，形势对我们相当有利。 这么长的时间准备，又是主场作战，天时地利人和都在我们这一边，我们队从上到下都感到乐观。但在比赛开始前一星期，我们正在广州进行紧张的备战训练时，我突然接到董事长潘苏通从韶关打来的电话。 潘苏通在电话里声音非常低沉和伤感，令我非常吃惊。他说：“徐教练，河南这场球我们完了，我们要输了。”我忙问：“潘总，怎么回事？”他说，有一个“先生”告诉他，我们要输这场球。这使我哑然失笑。我知道一些广东和香港的老板，都比较相信这一套。 潘苏通在电话里告诉我说，这位“先生”是他在美国的朋友，这次到韶关来，潘苏通便让他到球场看一看，那位先生道行很深，“看”出11月15日这一天的比赛，松日队要0比1输！ 潘苏通非常悲哀。我完全理解他作为一个企业和俱乐部的老总，对自己的事业所付出的心血。一旦他知道投入的所有这一切都要付之东流时，那种心情是非常痛苦的。 我有时也比较相信这种“天命”的事。但我还相信，天无绝人之路。松日队还没有到这一步呀？我就在电话里安慰说：“潘总，‘先生’的意见要听，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靠自己。我会有办法把它姐转过来的，你放心。”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把“先生”的话完全不当回事，对潘苏通说：“既然那位‘先生’说我们两个相克，那么这场球你最好也别看了。你就出差去吧，这里的事都交给我管了。”正好他在长春有生意上的事，便爽快地答应说：“好吧，那我就不看了。” 接完这个电话后，我的心绪有些乱了。 上午召开干部会。出席会议的只有我、高洪波和乐敬忠3人，商新江已经离开松日队了，他被天津队召回，因为天津队保组形势非常的危险。 我没有把潘苏通给我打电话的事告诉他们。只是问一个问题：人常说听天由命，天命不可违，但是能不能事在人为，扳倒天命？ 一开会不谈工作，却讨论起这个话题来，高洪波和乐敬忠都感到莫名其妙。我说，你们先别问为什么，先回答我这个问题。 他们都回答不出什么。确实，他们也无法回答。我就把潘苏通给我打电话的事告诉了他们。他们听了也感到有些紧张。我说，我们要与“命运”斗一斗。你们都是上场的队员，这场比赛关键还是看我们在场上的表现。能不能事在人为，就看这一次了。 这事，我们只是在教练班子的小范围讲一讲，没有告诉全体队员。 比赛这一天，潘苏通果然不在现场。一问，他去了长春。 河南建业队确实不好打，他们速度快，打法凶狠。他们今年的任务是保八争四，现在保八的任务已经完成，他们把目标放在争四上了，而且冲甲A的希望也不小。但是，他们不太擅长打客场，客场成绩一般。为此，他们专门提前半个月跑到深圳集训，还打了几场热身赛，与泰山队打三场，1胜2负，负国安队1比2。 河南建业队客场成绩一般，主场却如有神助。偏偏今年在主场唯一的失败，就是输给我们，因此他们非常不服气，想在客场也回敬一下松日队。河南的一些报纸还说，就冲着徐根宝冲不上甲A不当教练的狂劲，也要拼掉松日队。 这一天，河南球迷来了1000多人，据说是河南郑州铁路局专门放了几个“专列”。下了火车，这些球迷就打着红旗直奔韶关体育场。体育场内热闹非凡，就像开了锅。 这场比赛对双方来说，谁赢谁的一只脚就踏人甲A了。双方拼得很激烈。开场才十来分钟，我们的守门员冯永安便在禁区里扑倒对方的罗马尼亚前锋，被罚了个点球。失球后我们攻势如潮，围着对方球门猛攻，也有不少机会，但是最终还是 0比1输了。 难道真的给“风水先生”算准了？难道真的是扳不过天命？比赛结束后，我静静地坐在教练席上一动也没动，我有点绝望了，并开始为自己的那句话而后悔。 场外，狂热的河南球迷兴高采烈。他们喊起了“徐根宝完蛋喽！” 我望了望天，心想，老天这回真的灭我了。一群记者围了上来，他们问什么我也没听清楚，只是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冲甲A没希望了。” 讲出这句话后，心里忽然像是解脱了，一身轻松。好多球迷围着我，请我签字时，我都很和气地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听到有人说：“这可是徐根宝的绝版签名啊。”我苦笑了一下。我离开球场时，望着迟迟不愿意离场的球迷，客气地挥了挥手。这时听到看台上球迷在喊“徐根宝笨蛋！”。 我一身轻松地到了新闻发布会会场。对着台下黑压压的记者我说：“今天输了这场球，我们松日队冲甲A已经基本上无望。到时候我会实现我的诺言，冲不上甲A，从此以后不当教练。我就讲这些。” 当我向休息室走去时，碰上我们俱乐部副总经理刘秋红。她挺高兴地对我说：“徐指导你知道吗？沈阳海狮队输绘天津万科队了，深圳平安队也打平了，我们还有希望啊！” 听了这话后，我心头一动，便急着算起账来：沈阳海狮队输，深圳平安队平，河南建业赢，尽管我们今天输了，但这轮比赛的结束后，积分形势为：河南建业队32分，松日队28分，沈阳海狮队29分，深圳平安队33分。今年甲B上4支队，武汉雅琪已经稳出线，这4个队中要上3个队。最后还有两场比赛，4家都还存在冲甲A的希望，原来我们还没有“死”啊！ 我刚才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话时，并不知道其他队的情况，因此说了“冲甲 A无望”的话。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松日队的命运已经掌握在别人手中。后面两场比赛，我们必须小心。 倒数第二轮比赛：我们赢了火车头，河南建业队主场平浦东队，沈阳海狮队赢深圳金鹏队，深圳平安队也赢了。这一轮比赛之后的形势是：松日队31分，河南建业队33分，沈阳海狮队32分，深圳平安队36分。最后一场比赛前，深圳平安队已经稳出线。这样，我们和沈阳海狮、河南建业3家抢两个名额，当时形势最有利的是河南建业队。 河南建业队自从赢了我们后形势非常有利，在剩下的两场中只要赢一场便可稳稳出线。他们主场对浦东队，赛前河南社会各界原以为稳赢了，还准备赛后召开庆功会，领导都出席观看，球场爆满。浦东队当时只有26分，如果输了这场球，也有降级的危险，因此也要死拼。比赛结果，谁也没有赢。河南队提前一轮冲入甲 A的希望破灭了。 从赛后的报纸上看，这场比赛双方拼得十分厉害，河南队3名外援1人被红牌罚下，两人各得两张黄牌，最后一场3名外援一个也不能上。 尽管河南队打平了，但这轮结束，3个队中形势最不利的还是我们。如果在最后一轮比赛中河南建业队和沈阳海狮队只要获胜，我们即使赢了人家30比 0，也一样没有希望。而沈阳海狮队的对手是已经出线的深圳平安队，河南建业队的对手是保级无忧的上海豫园队。 一般来说，打到这个份上我们已经完了。对于平安和豫园这两个队来说，这最后一轮的比赛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谁也不会去硬挤。 好像是老天有意安排，深圳平安是我们松日所在的广东球队，而上海豫园则是我家乡的球队。我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了。 我们主场输给河南建业队后，舆论一片大哗，指责我说大话，活该。但大部分人都为我惋惜。 有好意的记者，如羊城晚报的苏少泉写了篇短评，题目叫《根宝你慢些走》。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不知道徐教练在当初提出这口号时，是不是不当松日队教练，还是不当教练了。如果不当松日队教练，那其他教练也能当。如果说不当教练的话，这大可不必。因为我们国内像根宝这样有理论有实践经验、有强烈事业心和进取精神，又精力旺盛的教练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一次晋级不成，把理想和多年事业埋葬，不利于事业，也不合徐根宝的性格。”我还接到许多好心的朋友打来的电话，劝我不要就这样告别足坛，等待东山再起。 对这些好心的劝告，我从心里感激，但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想好了，如果这次失败了，就彻底告别足坛。比赛还有最后一轮，我知道我的退出已经到了倒计时，但我不能就这样束手就擒，坐以待毙，我决不会放弃一丝努力。即使“死”了，也要做到问心无愧，心中无憾。 就在这时，我接到了上海市体委副主任李毓毅的电话。自我离开上海去广州松日，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通电话了。他在电话里向我转达了市领导陈良宇的三点意见：“一、根宝为上海足球作出过贡献，我们不会忘记；二、根宝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三、根宝如果输了，可以回上海工作，上海足球有很多事情要他做。” 听完这个电话，我的心里感慨万千。已经离开上海了，但是上海却没有忘记我，一直惦念着我。 在宁波赢了火车头队后，我让队伍先回广州，自己直接从宁波飞回上海。 在上海，我与李毓毅副主任和当时的上海市足协秘书长胡康健碰了头。说实话，我真的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既为我，也为松日队。我对他们说，感谢上海领导对我的支持和关心。既然上海领导这么关心，我希望市体委做好豫园队的工作，最后一场不要放水，要认真打。 当天下午，他们两个把豫园队主教练莫志康叫来了，希望他在队里做好工作。最后他们一致说，根宝你放心，我们最后一场一定会去认真打的。临别时，我紧紧地握住他们的手，我把我的命运托付给了家乡父老。 谈完后，我当天就返回广州。在飞机上，心情开始慢慢地好了起来。虽然后来有人指责我回上海搬救兵，有幕后交易，但我很坦然，大家都凭本事比赛，这符合足球的精神，在这种微妙的时候，号召不打假球反倒让人觉得很丢人现眼，你说这怪不怪。回到广州后，我把我在上海的谈话向广州市领导、市体委领导作了汇报。广州市领导听了很高兴，说根宝做了上海的工作，我们是不是也通过广东省体委和深圳市体委，也把平安的工作做好？我们可以告诉平安说，如果你们赢了，我们也给予重奖，希望最后一场不要打假球，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兄弟队，认真去打。 从我心里来说，这两方面的工作，我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上海。尽管深圳平安是广东的队，广东的队应该拉自己兄弟一把，但我感觉上仍然认为上海更可靠。结果也正如我所料，平安队在最后一轮的比赛中，很轻松地输给了沈阳海狮队。沈阳海狮队就此晋级甲A。 我们的最后一轮比赛，是在主场韶关体育场对已经降级的天津队。我在准备会上说：“大家要超脱，不要患得患失。打仗要死人，而足球比赛死不了人。失败了，没有关系，大不了我不当教练。超脱决不是逃脱。最后一场大家都豁出去了！” 在去体育场的路上，尽管我相信这一场我们能够拿下来，但我更清楚我们的命运是掌握在豫园队手里的。汽车在半路碰上松日惧乐部的3个女同志，我让车停下来请她们上，但她们怎么也不肯，还开玩笑地说女的上来你就不怕倒运？那时报上正好刊登大连金州一家宾馆的女经理状告足球报一记者，说他在文章中散布女性在某种场合出现会给球队带来霉运。她们为了“避邪”，不愿意上。我说这可是你们自己不愿意上的，到时候可别说我不让你们上啊。 比赛开始后，我们上半时就以3比0领先，稳拿3 分是没有问题了。中场休息时，我接到一位我并不认识的球迷从深圳发来的加急电报，电报上写着：“上半时深圳1比2输海狮”。我知道，那边已经靠不住了。但我没有告诉队员。一会儿，一位记者接到了上海打来的手机，告诉我说上海的比分0比0，河南建业队和豫园队都没有进球。 16点18分，我们与天津万科队的比赛全部结束了。我们拿了3 分。上海的比赛还没有完，体育场的所有球迷没有一个离场，他们都静静地站在看台上等待消息。我走到了场内，等待命运对我的宣判。这时，记者和球迷把我团团围住，伸在我面前的话筒有近10个。 “还有3分钟”，中央电视台一位女记者告诉我。她拿着电话问我，“此时你怎么想？”我能想什么呢？我的思想那时候已经凝固了，激动、期盼、恐惧许许多多含糊不清的感觉紧紧地揪住我的心，让我几乎快窒息了。我便说你别急，等上海比赛结果出来后再说。 这时体育场内的情形，至今想起仍然历历在目。看台上的广播员直接与上海方面通电话，每半分钟报一下：“现在是0比0”、“现在还是0比0”，“现在仍是0比0”……每报一次，观众席上便是一声欢呼。 这3分钟过得非常慢，仿佛是一生的等待。突然，我的大脑像触电一样，想起了一件事。那是1990年带国奥队去泰国时，有一次朋友让我去抽签，结果我抽了个“上上签”，有人还给了我四句话，说我是“小船过滩，道路艰难，程前有路，贵人相助”。“贵人相助”，对，今天一定会有贵人相助，我默默地对自己说。 女记者不断地问我，徐指导，比赛还没有结束，你现在怎么想？ 由于有了突然而来的“精神支柱”，我轻松了许多，我说，听天由命吧。尽管我已经感觉到这次冲甲A没有问题，但是我也知道自己的表情多少有点尴尬的，因为即使我冲上了甲A，还是靠人家帮忙的！ 大家耐心等待。就像是等待火箭发射点火一样。“5、4、3、2、1”，忽然，女记者尖叫了起来，几乎同时，球场的广播也响了，一个高亢的声音宣布：上海的比赛结束了，0比0，豫园队与河南建业队打平！主席台和看台上所有的人都跳起来了，我的周围也一片欢腾，欢庆的人群中将我紧紧地包围了。记者们伸过话筒问我，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我突然来了灵感，一宇一顿说了6个字：“谢天谢地谢人。” 球迷纷纷围了上来，许多双手伸过来，拉着我的衣服，有的递上本子要我签名。我此刻的心情难以名状，不得不跑步冲出人群，向休息室奔去。 休息室里非常安静。队员们都静静地坐着，没有升人甲A的狂喜，就像经过了一场练习比赛，毫无感觉。高洪波站在一边，脸上的表情更是有点苦涩。他本来认为，松日队冲甲A是没有问题的，想不到最后还是要靠别人帮忙……我知道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站在休息室里看着大家，没有出声。外面球迷的欢呼声不断传了进来，与屋内的情景形成相当大的反差。我们都呆呆地沉默了很久，直到有人来叫我去参加赛后新闻发布会。在我离开的时候，我听到一位球员悄悄地对一个记者说：“徐教练的命真硬啊。” 我活着从地狱出来了。当天晚上，我接到了很多祝贺的电话，其中还有我好久没有联系的老战友高丰文。(本章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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