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薄市长的讲话，全面而又准确，意义非常深刻。我理解这是在为万达队这五年做总结。看起来，万达退出足坛，已是事实了。王健林退出后，我也不会继续留在万达了。这时候，我不担心没有去处，而是在看去哪里更合适。 万达退出了，王健林要转卖球队，这是全国性的新闻。王健林也成了各地记者采访的热点。当时《羊城晚报》的范拍祥和《新民晚报》的葛爱平相继前来，王健林知道他们是有些资历的记者，在采访完后设宴招待，并请我一起参加，因为我与他们两个人关系也不错。席间，大家聊到了我，聊到我下一步去哪个队最好。王健林说，如果中花队还用你的话，你回申花队最好。我们万达队离开了，明年夺冠申花队的希望最大。王健林还说，如果上海不行，那么去四川，北京的压力比较大。当时，我大概有三个地方可去，范拍样说，根宝已经为申花队夺过冠军了，你应该去国安队或者四川全兴队，如果再帮助他们夺得冠军，对个人事业是一次成功，对当地的足球事业也是一次推动。葛爱平说，国安队基础不错，很有希望。但是在北京执教，确实压力太大，还是四川全兴队最适合你去。全兴队球员有实力，也有特点，这是取得成功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一股“血性”，踢起球来有激情，很符合你的性格。他们还说，根宝你是东(上海)南(广州)北(大连)都去过，只有西部没有去过了。如果你再去四川，那你是东南西北都完成了。 这顿饭我们聊得很轻松，因为王健林已经宣布退出足坛，所以我们谈起这些话题也没有什么顾虑。我说，最先与我联系的，还是四川全兴俱乐部。 那是在联赛最后一轮客场对上海申花队之前，我们正在上海准备比赛，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是王茂俊打来的。 王茂俊十几年来一直担任过去的四川队和现在的全兴队领队，事业心狠强，做事极认真。我与他打交道最多的时候，是1989年我在国二队当主教练的时候，他向我推荐了马明宇等一些球员。 王茂俊在电话里问我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反问他，你有什么意思？他说，我们打交道很长时间，你也知道我们队特别希望你能过来。那时四川全兴队处在尴尬的位置，他们最后一轮对八一队，名次还不明朗，如果赢，进前六，输则是老八。我问他，你是代表谁的意思？他说他代表他们俱乐部老板。我说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考虑。给我点时间。比赛当天上午，王茂俊又打来电话，告诉我明天上午他飞过来，大家谈一次。他特别强调，这是秘密谈话。我懂他的意思，因为迟尚斌当时还是全兴队主教练，这事传出去不太好。他说俱乐部希望我能过去。即使我们谈不成，大家也要保密，如果谈成的话，俱乐部才出面与迟尚斌谈。 其实，这种消息在足球圈中是保不住的。再说，职业教练，都有选择与被选择的权利。据我后来知道，就在我们在上海谈话的时候，迟尚斌已经飞赴厦门，与远华俱乐部谈判去了，而后他也回过大连。像我们这样的教练，每年总会有两到三个俱乐部要动心的。 我在电话里告诉他，你们最好在我们打完申花队后在上海碰头，不要在比赛之前。我们是12日打比赛，你们23日到，那时大连万达队已经走了，我将留在上海休息几天。 他们是23日上午到上海的，除王茂俊领队外，还有四川省体工队队长叶春泉。他们动员我说，四川球员有激情，有潜力，需要像你这样的教练来调教。我们第一次谈话还不错，虽没有决定，但表态说，你们这里是我考虑去的一个地方。他们还说，不是一个地方，而是首先考虑。他们说，如果上海要你，我们没有话说，但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第一个要你，你如果再去别的地方，那就不够意思了。 在上海我与申花俱乐部常务副总经理瞿郁明接洽，问他们你们今年考虑不考虑用我？瞿郁明说，郁总已经准备去巴西，明年再看。这时我知道1999年上海申花队依然请外国教练，于是，我就决定直接与四川进行更深一步的接洽。 我在北京领完最佳教练奖时，四川全兴集团董事长杨肇基、总经理黄建勇从成都直飞北京来找我。杨肇基还要回四川开一个会议，谈话后当天就赶回去，因此我们的谈话只有一个多小时。在这次谈话中，杨董事长一再邀请我去全兴队执教，为此他特意飞来北京，这确实让我感到他们是诚心诚意。 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后，便达成了入川的初步协议。杨董事长很直率，他要我当场就把合同签了，我说杨董你要相信我，既然已经定了去四川，就不会变了。合同还是到时候再签吧。说来也怪，其实我们当时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应该签的，但当时就是一刹那的感觉，我没有签。见我如此，杨董事长也没有勉强，他只是说：“我相信你。” 谈完话后，他们就直奔机场返回成都。 10月31日，我们在大连3比0战胜泰国队，取得亚俱杯第一阶段第一回合的胜利。这也是我执教万达队的最后一场比赛了。下一回合客场比赛我让刘志才带队去。比赛结束后我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天是金斯在中国的最后一场比赛，也是海东在万达的最后一场比赛(当时准备去英国踢球)，也是我在万达的最后一课。下次我到这里来，也许我会带其他队来了。这一年我们万达队夺得了甲A冠军，我完成了把激情输人万达的任务。但是在亚俱杯和足协杯赛场上，我们都很遗憾地输在了第7个点球上。因此如果按我执教前承诺的三大任务来说，我还只能算是及格。” 尽管联系工作一直在秘密进行，但我要入川消息已经被当地的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似乎我入川已定。当有记者问时，我说：“我离开大连是肯定的，但到哪个队没有最后定。”因为我和四川还没有签约。 11月2日，王健林为我举行告别宴会。在席间，王健林说，看来你选择四川全兴队是对的。我也说，你尽管是声明退出，但看你的心是退不出去的。他说，他把一队交出去，但基地还在，二队三队还可以继续搞嘛。当时俱乐部的领导也都在场，按照这样的“程序”，我在这顿饭后，便可以随时人川了。 第二天，11月3日，正好有个万达队邮资明信片首发式的新闻发布会。我原不准备参加了，但听说薄市长要来，要求全体队员和教练都要到，我便随队参加了。我想，这个仪式后，我就准备离开大连了。 早晨9点钟，我们集中在万达大酒店5楼会议室。这时，薄市长进来了，大家都站了起来。薄市长第一个见到我，开口就说：“根宝，你不够意思啊，你走怎么也不与我打招呼？”我被薄市长说得一愣一愣，当时很尴尬。想了想，就说了一句：“薄市长，万达不是不搞了吗，所以我走了。” 后来我才领悟到，他参加这个会议，绝不仅仅为了邮资明信片的发行。 在仪式上我先讲话。我说在大连万达队这一年，尽管执教有曲折，但还是要感谢领导，感谢球员，感谢球迷。虽然即将离开，但对大连万达队还是有着深厚的感情。 薄市长最后讲话。他一开口就冲着我：“根宝，你刚才忘了做自我批评，”这句话把全场的空气弄得很紧张，我也有点摸不着头脑。他接着说：“万达5年职业联赛4夺冠，其中丢的这一冠，就是你带的申花队拿去的。”这话讲完，在场人都笑了。薄市长说：“你来万达队后，的确为这支队注人了激情，今年好几场比赛都是大比分赢，而且踢得相当漂亮，你为大连和中国足球与国际接轨作出贡献。你的亚洲最佳教练是当之无愧的。” 我非常感谢薄市长对我这么高的评价，但也隐隐感到，薄市长讲这些，恐怕不单单是为了表扬我吧。 会议结束，中午11点我回到基地整理东西。队员们没有放假，因为后面还有亚俱杯第二回合比赛。 中午12点，王健林打来电话，他好像很紧张：“根宝，你下午1点到我办公室来。”我问什么事？他说：“你来了再说。你1点来，海东1点30分来。” 我不知道王健林叫我去干什么，满腹狐疑。 1点钟准时到王健林办公室。王健林见面就说：“根宝，情况变了。刚才首发式结束后，薄市长马上召开了市政府足球内阁会议，在这会上决定让我继续搞万达队，而且让你继续当教练，也不放海东去英国了。” 我一下子懵了，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 王健林接着说，我很为难，知道你也很为难，你与四川全兴方面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吧。 这一刻我的脑子飞速地转个不停：四川全兴一事已经定局了，我对杨董已经作出了承诺。更要命的是媒体已经登出去了，谁都知道根宝要人川了。这样一来，我怎么办？四川全兴的招呼怎么打？大连市足协名誉主席康积惠后来告诉我这事的经过。首发式后，薄市长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薄市长，怀副书记，贺副市长，政协主席林方清，副主席方军，人大副主任祝明仁和康积惠。体委主任辛德智和王健林都在门外等候。 薄市长很严肃地讲了三点：一、你们知道不知道明年是建国五十周年大庆，我们大连市建市一百周年？在这么个日子里，我们的足球一定要取得好成绩，你们考虑到这个意义没有？你们讲来讲去无非就是钱的问题；二、你们提出的再让体委出面组织搞队，这不是又退回去了吗？三、你们绘我拿个主意，明年怎么才能夺冠？薄市长又说，根宝和海东走，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是昨天晚上从电视上才看到的。 大家针对薄市长的要求，讨论后提出三点方案：一、从现在看，还是要万达来搞队，万达的旗帜还要竖，还要王健林来负责，当然，经济上可摘股份制；二、主教练两个人选，迟尚斌还是徐根宝？(此时迟也在大连)最后大家一致意见是，迟徐两个教练都不错，但考虑到队伍的连续性，换教练打法要变，还是根宝带顺手。但会上有人提出，根宝已决定去四川了。薄市长说，根宝的工作由我来做；三、郝海东不能走。明年夺冠，王健林、徐根宝和郝海东这三个人要在一起。王健林继续搞，徐根宝不能放，郝海东不能走。 开完这会后，王健林被叫了进去，通知他继续搞队，万达不能撤。另外让他通知我和海东。于是，王健林一回到办公室便给我打电话。 在王健林处谈完回基地，已经是晚上8点了，我立即召开教练班子会，告诉大家这一决定。正开着，8点30分薄市长打来电话，开口第一句话，还是我根宝“不够朋友”，他说：“王健林和你谈了，现在我们大家决定下来，你还是留在大连不能走。”我说我与四川全兴那里已经讲好了，他说你可以去做工作，让王健林也帮忙做工作。他又问我合同签了没有？我说没有，他说那就更好办了。但我说，我们合同虽然没有签，但那里都准备好了。他说不管怎么，我们是不放你走的。明年你要率队再取得好成绩，再为大连培养一些年轻队员，像在申花队一样。 我无话可说。确实，到了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要坚持要走的话，确实是太不够意思了。再者，王健林也比较困难，这种时候，总得帮他一把。看起来，明年还得在大连呆上一年。但是，四川全兴那里又怎么交代呢？ 晚上我打电话给王茂俊，告诉他这一消息，他当时在电话里就傻了，半晌没有出声，很长一段时间后他才说：“这是真的吗？”我说当然是真的，他又问：“你定了没有？”我反问他：“你看我怎么办？”他说：“徐教练啊，中央电视台都广播了，我们已经组织了200人的乐队、3000名球迷准备到机场来欢迎你。这样一来，不是全砸了吗？”接着，我又与俱乐部总经理黄健勇通了电话，他怎么也想不通。看起来，电话里是讲不清楚的了。他们也说，无论如何，你非得要到四川来当面解释清楚。 第二天，没有大连直达成都的飞机，只有从北京转。下午1点我坐上飞往北京的飞机，此时，谁也不知道我在哪里，要去哪里，除了王健林外(我与他打过招呼)。上了飞机刚坐下，突然后面有人拍了一下，我回头一看，哦，迟尚斌！迟尚斌对我笑了笑。我惊讶地问：“你怎么也在大连？”后来才知道，当时迟尚斌也有可能接手万达队，他在大连等消息。我问他你去哪里？他说去北京。他问我去哪里？我说去四川，事情全都搞砸了。四川全兴已经定好的事，现在大连又要我搞了。这时，迟尚斌大概已经清楚我继续留在大连了。 我和迟尚斌，真像“欢喜冤家”，他在大连时，我去了大连。他在四川，我也要去四川。曾有记者问我，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说不清的事情？我说没有，真的没有，这都是巧遇。 我与迟尚斌关系本来不错，但是中国有句古话：同行是冤家，或许因为工作方面的原因，我和他没有像过去那么亲密了。 我们俩坐在一起，我问他明年准备去哪里，听说厦门远华在要你。他说，再联系吧，还有几家也在联系。我接着说，我到大连你是不是有看法？他说：“其实也没有什么看法，职业教练嘛，哪儿都能去，你看我们现在不都是这样。但是，我对你有一个看法，我们这么好的关系，你第一次来大连，为什么连个电话都不给我打？”我说，小迟你误会了，我到的第一天就问过王健林，他说你去美国了，因此我没有与你联系。我的为人，你应该是清楚的。 随着我们职业化的不断深入，教练员的流动也是正常的。我去大连不是抢迟尚斌的饭碗，就像我第一年到申花队，也不是抢王后军的饭碗。如果总是用这种观点看问题，我离开申花队，是不是外国教练抢了我的饭碗？现在大家的观念都清楚了，也都接受了。迟尚斌到四川，我到大连，戚务生到武汉，金志扬到天津，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从北京转机抵达成都时，已是晚上8点多了。为了不透露风声，全兴俱乐部弄了辆警车停在飞机旁，一下飞机王茂俊就把我一直拉到饭店。刚住下，杨董和黄健勇总经理便来了。 我先把大连的情况向他们说了。杨董的第一句话，就说：“徐教练，对你这样的决定，我们不理解，也难以接受。你知道，我们本来在教练问题上是可以做许多准备的。这样一来，确实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很被动，也狠为难，我们感觉到你这样做，我们难以接受。” 当时，我很内疚，感到对不起他们，便详细地解释了事情的经过。 我真诚地说：“你们邀请我加盟很诚心，我到全兴队的心也是很诚的。当初我们在谈的时候，你们也表过态，如果万达留我，申花要我的话，全兴也不会强要我。万达队要我留下，也是昨天晚上刚决定的，这是事实，你们应该相信我。如果说我没有真心诚意来四川的话，我就不可能打电话到贵阳黎兵的家里，通话两个小时问他队里的工作情况。现在把哈吉从辽宁队挖来，实际上也是我做的工作。我马上要组织国家联队在北京迎战韩国国家队，在联队中的四川籍球员我增加三四个。本来我还想多调几个，后来给中国足协拉掉了。我为什么这样做？就是为了通过这场比赛了解一下这些队员的情况。” 经过这一个多小时的交谈，彼此都取得了谅解，还加深了友谊。我对他们说，尽管来不了，我还是想力所能及地为大家做点事，出出主意，包括教练班子等等。我们讨论了能够担任全兴队主教练的人选，金志扬、戚务生、朱广沪等，一直谈到凌晨两点。最后杨董事长说：“现在我们还不说死，如果你那里情况有变化，我们还给你留着。” 第二天一早8点我就走了。这次在成都，我只呆了12个小时。后来听说戚务生已经决定去红塔，朱广沪因为担任国奥队霍顿的助手，中国足协不肯放人，最后他们请了巴西人塔瓦雷斯。 四川全兴的事，就这么结束了。如同我去大连万达队有过二进宫一样，这次去全兴，我也算是一只脚踏进过“宫门”了，但是还是退了回来。我常常感叹，我的人生为什么总是这样起伏不定，有时连我自己也把握不住。 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我重新留在了大连。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以后在大连的日子，却是我参加职业队联赛以来最艰难，也最惨痛的。我是奔冠军而去的，但还没有走过一半路程，我就被激流卷走了。 我当了十几年运动员，又当了十几年教练，看得多，经历得多，也常对中国足坛的一些事情进行总结。如对中国足球的现状和教练员运动员的水平进行过分析，有一些看法，也有一些探索。 1998年世界杯十强赛结束后。足协秘书长王俊生在总结中国足球职业化道路6年来的水平时说：“中国足球虽然在职业联赛中取得很大成绩，但是没有质的变化。” 1998年7月6日于上海东亚富豪酒店中国足协召开的全国俱乐部主教练会议上，我针对王俊生关于没有质的飞跃的问题，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其中讲到了中国足球要有质的变化，必须要有高水平的教练员和天才的运动员。在这个观点里，我讲了由量变到质变的哲学原理。会后王俊生还表扬我用哲学的观点分析中国足球，并说我们的教练员都要用辩证的方法来看待中国足球。 1999年甲A联赛开始后，大家对我的观点说法不一，有同意，也有反对。但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有亲身的实践经验和体会。我从少体校培养高洪波开始，一直到在山西执教取得全运会前八名，到国二队和国奥队带年轻的“第三世界”球员，形成国内足坛独特的风格，以及职业联赛后我带了上海中花队一批年轻球员取得的进步。这批年轻球员基本上是起点比较低，我带他们的全过程，便是从起点低到有很大的进步，然后到保持这样的水平到最后定下坡路，这整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事物发展的过程。 讲到量变到质变的问题，我不得不牵扯到外国教练员。对于外国教练员到中国来执教，我从来没有持反对态度，因为我自己就是最早和外国教练合作的。1991年带国奥队时，国家体委请来了德国教练鲁迪，他曾经带过西德慕尼黑俱乐部队，取得过甲级联赛前三名。1974年中国第一批去德国考察的苏永舜、任彬在联邦德国与他接触过，知道他在联邦德国很有名。我与他工作了半年多，对他非常尊重。从他到队的第一天，我就把教鞭交给他，让他带国奥队，而当时国家体委没有对我有过明确的指示。 鲁迪带了一局多。在与香港奥林匹克队比赛1比1平后，他又把教鞭还给了我，对我说：“徐，还是你带吧。” 我们合作了半年，我发现他的确有很多长处，也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尤其是他带队训练初期时一些方法。 我后来又与施拉普那合作过，我当他的助理教练。 在施拉普那身上我也学到很多东西。 1993年施拉普那率领的国家队在世界杯外围赛上失利后，加快了中国足球的改革步伐。第二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开始了。从那以后，中国足坛引进了不少洋教练，尤其是第三年后，聘请的外国教练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高。一些媒体称中国足坛出现了洋教练与土教练争夺战。洋教练与土教练在职业联赛中出现，本来是很正常的，在国外根本算不上什么，就如同中国北方的教练到南方去执教一样。 来了许多外国教练，一些媒体说是洋教练抢了中国教练的饭碗，我对此说法一直是反对的。当年我是国家队的主教练，但施拉普那来了，那是来抢我的饭碗？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还是给他当助手，而且我们关系还不错。这也证明了我从来没有对外国教练有过抵制或者敌对的心理。 今年(1999年)，上海申花队和山东鲁能队请来了世界级的教练，记者在昆明采访我时，问我对外教的看法，我说我们第一要竞争，这是为生存；第二，在竞争中向他们学习。他们有过辉煌的经历，证明他们的水平。外国的足球水平比我们高，对足球的认识比我们深刻，足球强国还不致于让庸人去执教国家队。外国教练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最关键的是看他能否把他们的足球理念和经验渗透到中国足球的实际中来，这是最重要的。 我还讲过，外国教练过去带过的运动员和我们带的运动员是不一样的。他们带的都是世界一流水平的运动员，而我们带的却都是三流水平的。如果他能把我们三流的球员带成二流，我就服了。这其中，我还讲了一个观点，目前的中国足球教练员水平不高，需要外国教练来给我们“充氧”，但也有球员素质的问题。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说中国的球员是二流的，中国的教练是三流的。 过去带国奥队时，我对此体会最深。郝海东、范志毅等球员，开始时起点都比较低，经过我的训练和比赛以及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不断提高对足球运动的认识，后来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在哲学上讲，这是一次飞跃。 我承认，我带这些年轻球员第一次飞跃是比较容易的，这是量变的过程。申花队的吴承瑛、朱琪、谢晖等，之所以能在一两年里，从无名小卒到人们心目中所谓的球星，是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第一次的飞跃，这个变化是比较容易的。 从内因说，他们当时还年轻，有新鲜感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再加上自身有一定的能力，谦虚好学，这就具备了完成第一次飞跃的很重要的内因条件。从外因上说，我从带高洪波开始，就有了带年轻队员的经验。我要求严、训练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训练传接球技术上，再加上有职业联赛这么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些年轻球员便迅速成长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内因和外因都具备了条件。 申花三年，出了一些球员。但这仅是第一次飞跃。但要取得第二次飞跃，取得质的变化，却比第一次飞跃要难得多。在这方面，我自己确实有许多需要提高的地方。因为在内因和外因上，都要发生变化。 拿内因说，取得第一次飞跃后，这些球员都有名了，地位变了，物质待遇上也有了变化，自行车变成了轿车，走到哪里都受到追捧，名和利必然会产生思想上的变化。如果处理不好的话，自认为了不起，听不得意见，尤其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一旦没有了竟争时，便会对自己没有要求，最后影响他们的进步。运动员如此，教练员也是如此，我认为这是影响中国足球进步的最致命问题。这是思想意识上的。 就个人潜力、个人能力来说，经第一次挖掘后，第二次的潜力有多大？不可能如第一次那么大。我们搞运动队的知道，在没有训练之前，100米跑13秒，经过一段训练后，能够达到12秒甚至于11秒，这个飞跃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再从11秒进到10秒多，再提高零点几秒，这就非常难了。 运动员和教练员都需要继续学习和提高，而且都有这种提高的必要性。我的水平还远不够，还需要提高。在带领球员进行第二次飞跃时，我感到非常困难。我想，中国足协和惧乐部请外国教练，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帮助中国足球提高水平，就是希望他们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带来，就是希望能使足球有质的变化。但是由于时间和其他一系列的原因，我们现在还很少有这种第二次飞跃的实践。 我讲这些并不是否认外国教练的水平。一个教练水平如何，无非取决于这几个方面，一是组织能力，能否把这群人很好地团结在身边；二是煽动能力，能不能把队员在比赛和训练中积极性调动到最高。这两个方面，施拉普那绝对是一流的；三是教练员的训练水平；四是合理的战术安排；五是临场的调度指挥。 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在万达队时给他们上了一课，讲过关于量变到质变的问题，讲内因和外因的问题，讲一次和两次飞跃的问题。记得孙继海临去英国之前，我对他说，环境是很重要的因素，在英国这种环境下，你可能还有一次飞跃。他说他希望自己的水平在英国能再有一次跳跃。孙继海到英国后的环境，就将是促成他第二次飞跃的外因。 外因的教练因素，环境因素，都是对运动员量变到质变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的教练已经不是六七十年代的了，当时他们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尽管我们没有亲自参加过世界杯决赛，但世界杯的比赛我们能够每场都看，世界一流的球队，也与我们较量过，这些外部条件我们都有了。如果说那时马罗斯基给我们上课，讲足球场的宽度和渗透还能让我们感到新鲜的话，现在早已经不是了。 我认为有些外国教练的战术打法是先进的，训练水平也是先进的，如霍顿在挖掘队员的潜力上，在挖掘整体的潜力上，如组织整体攻防上，很值得学习。前一段在万达队执教时在战术组织上，对阵形认识和使用上，确实有问题，万达队在联赛中连连受挫，与这些错误不无关系。现在回过头来想想，的确有提高和改造的需要，应该在挖掘队员的潜力时，也应该不断挖掘自己的潜力。 但是，高水平的教练未必能马上见效，这里面有许多原因，有些是我们队员的能力有限，比如韩国的车范根、李章洙和巴西的拉扎罗尼，他们都是好教练，但是由于球队能力的限制，使他们没有达到他们本来达到的高度，这不是教练员的责任。而我们这里往往有一种偏见，教练员是万能的，成绩不好的主要责任都在教练，这是片面的，不客观的，不科学的，也是不实事求是的。 我承认，我们中国教练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就拿我本人来说，我在战术打法上，在用人换人上，经常出现致命的错误。比如说，我不能坚持自己四三三阵容和打法，往往在遇到挫折时，在关键时候，把自己的“快抢前”的指导思想变掉。从国奥队开始，到申花队、松日队和万达队，都犯过这些错误。1994年申花队主场1比6输给太阳神队，在用人问题上，在三条线的组织结构上很有问题，因此造成这样的惨败。1992年在吉隆坡与韩国国奥队决战，没有用硬朗的球员去拼，而是教条主义地把小组赛对朝鲜队取胜的阵容用上去，结果大败。这些深刻教训，将永远记在我的脑子里。 高水平的教练员，加上高水平的运动员，珠联壁合，才能取得完满的结果。如衰伟民时代“三连冠”，那时女排正好出了一批有潜力的、天才的运动员，如郎平、张蓉劳、周晓兰、陈招梯等，加上袁伟民的执教水平高，因此中国女排登上了世界顶峰。中国足球如要有质的飞跃，必须有高水平的教练和有天才的运动员。只有这样，中国足球才可能有质的飞跃。 万达又留下来了，我也留下来了，对于万达和我来说，1999年将是什么样？谁也没有底。 11月28日，我参加了守门员韩文海的婚礼。在婚礼上，我说：“我预感1999年将是万达队5年来最最困难的一年。”这确实是我当时的感觉，但什么困难、具体到什么程度，我却不知道。喜庆的时候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当时在场的球员、记者们和双方的亲朋好友都感到很奇怪。这话一说出口，我自己也感觉到很奇怪，至少是不合时宜的。 回到基地后，我也在考虑，我为什么说这话呢？作这种判断有没有根据呢？我自己掂量了一下，算了算，感觉1999年我们万达应该“有戏”的。甲A联赛结束后，我们队除了魏意民正式提出转会外，没有人要离队。王涛曾想走，但后来又收回了报告。如此一来，万达队的国内球员基本上没有动，魏意民虽然转会，但他也不是主力。3个外援除金斯明确表示不再效力万达队外，内梅切克和汉斯都可以归队。实际上，1999年的万达队阵容与1998年相比，只少了金斯。只要把他留下来的左前卫的位置人选选好，万达队几乎没有伤筋动骨，万达还是万达，1999年的联赛冠军还是我们的。想到这里，我心里又踏实了。 12月1日，我们结束了休息后正式组队集中，全队拉到上海松江冬训。这个时间比1998年我1月20日“进富”相比，训练时间提前了将近两个月，准备工作充裕多松江是我1998年接队后对队伍进行第一堂训练课的地方。当时万达队正在上海参加远东杯足球赛，练习场地就安排在松江。松江给我的感觉一是训练场地好，二是体委接待非常热情，下雨天场地也对我们开放，旁边还有室内体育馆，再加上红楼宾馆接待条件不错，一个队拥有如此训练条件，在全国也是很难找到的，至少我是第一次。因此今年冬训，我还是决定把队伍拉到松江来。当然，到松江来训练，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些因素外，还有一条，便是我接手万达队的第一堂训练课在这里，而当年万达队夺得了联赛冠军。 薄市长在那次会议后，要求我除了为大连万达队蝉联冠军外，还要带出一批年轻人，让他们接万达队的班。王健林也多次说到，万达队现在是后继无人。当时初到万达队时，他给我的工作中就有一条，希望我像在申花队一样，能够培养出一批人，这次是最好的机会，联赛前的时间充裕，海东、张思华、王鹏、陈东4人调国家队参加亚运会，3名外援又没有在，韩文海住院开刀，在这样的情况下，队里只有徐弘、李明、王涛、未广辉、刘玉建、王峰等七八名队员。七八个队员如何训练？于是，从二队调了11名队员，其中有阎嵩、王圣、刘志清、邹洁、邹鹏，以后又来了季铭义、胡兆军等。 在去上海之前，我与王健林商量，根据徐弘的年纪和状态，应该找他谈一次，明确告诉他1999年万达队准备用更多的年轻人。我们商量后一致决定，由我和徐弘谈一次话。我问他还想不想再上场？如果不想的话，俱乐部准备培养他去三队当教练。徐弘5年来一直是万达队的队长，为大连万达队夺取4次冠军立下汗马功劳。我和王健林都认为可以培养徐弘当教练。如果他还想继续踢的话，那先打个招呼，1999年我想用更多的年轻人，为万达队今年人员衔接做准备。问他有没有意见？他回答没有意见。我说：“如果你状态好的话，我还是要用你的。”最后，我对徐弘说，你和郝海东都当助理教练。你们的正副队长职务，由张思华和李明担任。 现在看来，这种变动依然存在着过去那一套体工队的做法，与职业足球惧乐部的做法是不相符的。职业足球中，球员就是球员，教练就是教练。以徐弘的年龄和经验，只要训练保持好，完全还可以在甲A中踢上几年，他才3l岁，人家马特乌斯快四十了，不是还照样踢球吗？把他们都提为助理教练，这种兼职实际上只是一种照顾，对工作并没有多少好处，而且兼职也是很难做好的。想当初，高洪波在松日队也任助理教练，但他比赛完后非常地累，即使想做也做不好。 由此看来，当时对于徐弘的这种处理是很不妥的。 只要他还能踢，就让他去与年轻人竞争。谁状态好谁上，这才是正确的。 12月1日万达队到上海松江。在徐弘、李明和王涛等老队员的带领下，训练质量很高，年轻队员有了很大的进步。在上海集中的一个月里，万达队与浦东队打了3场比赛，上的全是年轻人。浦东队领队邹忠伟惊讶地说：“这不是去年与我们浦东U23(23岁以下)队比赛的那支队吗？那时我们浦东U23队都赢过你们，怎么现在忽然变这么强了？”上海的冬训结束后，我们回大连过了元旦。而后就准备上山冬训。 中国足协规定的冬训时间是1月10日开始。由于二月初有亚俱杯的任务，万达队向中国足协提出，能否提前去，提前走，自己测。中国足协后来同意了。 我们1月8日提前到达昆明海埂。此时的万达队，除了外援还没有选好外，其余球员真是个个人强马壮，尤其是年轻球员的身体条件，比我1998年接手时的年轻队员好很多。 在昆明还是与过去一样，先比赛，后练体能，再测试。体能困难户郝海东、王涛、张恩华专门练体能。 训练期间，还抓紧业务学习。在14日的队会上我说，为什么今年甲A联赛是最艰苦的一年？别看我们现在兵强马壮，但外援还没有落实。外援的好坏，对我们队的实力有百分之五十的作用；其次，各队都加强了力度，花大笔的钱招兵买马，实力上升了；第三，许多甲A球队都请了外国名教练，其中还有世界级教练。这都是摆在面前的困难。 今年能不能战胜申花，能否再次夺冠，就是比两队的外援水平，比体能水平。申花队这帮人正当年，丽我们的队已经开始老化，老队员又长了一岁，体能如果再退步就完了。 尽管我一直说外援工作重要，但认为离联赛还早，时间还很充裕，因此也不急，甚至有些放松了。这实际上给自己埋下了祸根。 这时，昆明下了场罕见的大雪，影响队伍的冬训。我们再次向中国足协提出，能否提前下山去上海松江训练？因为马上要面临亚惧杯的比赛。同时请示中国足协，能否提前在上海进行测试。 中国足协同意了我们的请求。于是，除了郝海东一人留在昆明由北京的体能教练专门训练外，其他队员都回到上海继续训练。1月30日，在中国足协官员主持下，我们进行了12分钟跑测试。在测试中，李明跑过3330米，这是他近年来的最好成绩，王涛也跑了3205米，比他1998年在厦门的3140米提高了很多，张恩华也比过去有了进步。第二天的测试折返跑，由于下雨场地湿滑，其他队员都通过了，只有徐弘一人没有通过，他的腿拉伤了。 万达队在1996、1997和1998年连续三年夺冠，最关键的一条是外援引进的成功。1996年引进了斯文森、佩莱，1997年引进了金斯，1998年引进了内梅切克和汉斯。王健林提出，今年找外援的时间充裕，选的外援一定要比1998年还要好。他也对我说，根宝你放心，今年的外援，肯定比去年要好得多。 但是，有时候没有见到的，没有落实的，还真是不能算数。今年万达队之所以不成功，除海东停赛的原因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外援没有选好。 在引进外援这个问题上，万达队的准备工作确实是历年来最早、最好的，王健林为此也没有少花精力、少花钱。帮助万达联系外援的经纪人据说是欧洲足球主席约翰松的亲戚，应该说，他给我们介绍来的几名欧洲球员水平还不错，但总有点不对我们的胃口。 那时候，我们对外援的引进实在太过于乐观。11月上甸我在北京带国家联队与韩国国家队比赛时见到了国安队的外援冈波斯。当时，国安队也犯了与我们同样的错误，总是想外援应该而且能够一年比一年好，准备弃用“三杆洋枪”。当从沈祥福那得知三名外援准备一个也不留时，马上想到如果用冈波斯踢左前卫顶替金斯也是可以的。于是通过马克坚悄悄联系一下。冈波斯这几年在中国踢球，对我也很了解，很希望到我的手下踢球，马克坚与他轻轻一点，他就同意了。 打韩国队之前，我与冈波斯在北京昆仑饭店悄悄接触了一下。冈波斯与金斯相比，不如金斯全面，挤抢的能力比不上金斯，但进攻的威胁比金斯大，防守时也能回到位。我马上给王健林打了电话，王健林答应可以考虑。另外，我还征求了刘志才、徐弘、李明的意见，还打电话给正在广州集训的海东，他们都认为可以考虑。12月3日，冈波斯到了大连，要我给他明确答复，因为他要返巴拉圭休假。如果能在休假前把合同签完，他休完假后就直接去昆明参加冬训了。但这时，王健林却告诉我，他不准备要他了。我出面接待他，但不能明说，只给他留了个活话，说再等我消息。 冈波斯走的时候不太高兴。王健林为什么不要他呢？原来那个欧洲经纪人向王健林推荐了一个人，说比金斯还要好，是丹麦人，现在瑞典踢球。王健林一听，便决定先考虑他了。 我们12月10日到上海，那3名外援球员也来了，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丹麦人。据介绍说他踢左脚，能攻能守。这3名外援与我们的年轻队员打了3场教学比赛，我一看那位丹麦人不是左脚而是右脚，而且与金斯完全是两种类型。他的传接技术比金斯要好，但奔跑能力和防守能力则比金斯差好多。刘志才说，这个人还不如冈波斯呢。 第一批来的3名外援，牌子确实响，但也不知怎么搞，到了中国就觉得不行，便让他们回去了。 王健林又向经纪人提出，要换比内梅切克、金斯和汉斯还要好的。我确实看得出，1999年，王健林在这方面花的精力最多。 1月10日，来了一个叫彼得的挪威外援。他身高1米88，打前腰，是原来汉斯的位置，听说他是挪威的射手。经过两场教学比赛后，大部分人都认为他比不上汉斯，便又让他回去了。 昆明集训期间，曾经在申花队踢球的法国人布雷(现在已经成了经纪人，到海埂来做“买卖人口生意”)找上了我，推荐了正在红桃K队集训的纳米比亚球星艾里。说他是个非常有潜力，非常不错的球员。在确认红姚K不准备要的前提下，我们借来了艾里，并为他组织了一场与沈阳海狮队的教学比赛。这场比赛后我对布雷说，这人要了。 这天晚上我们教练组都很兴奋，别看艾里在场上毛病不少，但仍然看得出他能力的确很强。大家都说，如果他与海东配合，前锋线的威胁就更大了。我开玩笑地说：“艾里我花了30万美元买来，经过训练，准保60万美元卖出。到时候向王健林要提成。” 这天晚上10点，徐永来找刘志才，问他：“你们艾里想不想要？你们不要我们要。”看来，看上艾里的，并不仅仅是万达队。我也不知道当时红桃K队为什么不要他，后来艾里告诉我，他到海埂那两周，脚受了伤，少有机会上场，没有被发现。我给王健林打电话，向他汇报了艾里的情况。但是王健林在电话里，却对艾里并不热情，只是说既然是你看上了那就留下吧，反正也不贵。我现在还要找比他更好的球员。 就在松江体能测试时，那位欧洲经纪人介绍了比金斯好的3名球员来了。一个曾经是1996和1997年荷兰国脚葛兰，1998年还在踢英超，过去曾经踢过曼联队。另一个是苏格兰国家队的10号，去年世界杯与巴西第一场比赛时他上了。 我马上打电话给上海东方电视台的唐蒙，问他是不是这个人。他回答说葛兰确有其人，而且还很有名。 第三名来自意大利国际米兰队，踢内梅切克位置的。他首先要求去大连看看，看看城市和住地后才能定。他过去曾是拉扎罗尼在意大利俱乐部执教时的队员，当天晚上还与拉扎罗尼通了电话。但在大连呆了一天后，他第二天就走了，不干了，说对环境不满意，其余也没有说什么。 我们原准备让他顶替内梅切克的。他这么一走，我们不得不急召内梅切克归队。30日测试，内梅切克28日就赶到了。 万达队这时，真是洋人不断，人丁兴旺。就在苏格兰和荷兰外援到来之前，伊朗国家队的左前卫瑞泽也在队里试训。我们一共有4名外援参加了测试，而且全都通过。 上海测试完后，队伍拉到广东清远集训基地打两场亚俱杯前的热身赛。我们带了3名外援，瑞泽没有去，因为感觉他的速度太慢，便让他先回大连了。 在清远的教学比赛后，渐渐发现苏格兰球员比不上汉斯，最后也请他回去了。除此之外，那个荷兰人不是踢左前卫的，而像是踢左边锋的，没有防守。连队员都说他比不上冈波斯，于是也请他回去了。由于回绝了冈波斯，他已经联系了云南红塔队，想动他脑筋也不行了。 试训的外援一个接一个地不行，我们只得打电话到大连，让伊朗的外援瑞泽再来。尽管他慢，但防守还是不错的。 在清远期间，韩国经纪人也打电话给我，说正在法国踢球的韩国球星徐正源也想来大连万达队踢球，条件必须是转会。对于徐正源我非常清楚，在吉隆坡的黑色9分钟里失掉的3个球，其中一个就是他远射打进的。他速度快，技术好，是那届韩国国奥队的绝对主力。我打电话请示王健林，他当场表示同意。 但是，当我们两天后把有关万达俱乐部的材料寄到韩国后，他的经纪人却说，对不起，徐正源要到英国踢球了，让我们空欢喜一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打了亚俱杯赛前的最后一场练习赛。我用艾里和海东当前锋。在这场比赛中，艾里发挥得极好，得到众人好评，我的心事也掉了下来。我想徐正源不来，艾里也能顶。 经过清远的最后练习赛，我们最后拍板，定下内梅切克、艾里和瑞泽三名外援。如果算上后来在甲A联赛期间先后前来试训的8名外援，今年万达队先后共试用外援达12人。这个数量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奇怪的是，经过这12人的折腾，外援的水平仍然比不上去年。王健林为了今年夺冠，在选用外援的财力和精力上，比哪一年花的都大。这12人的所有费用都是我们出，违反合同还要退赔。王健林与经纪人也很纳闷，这些人在欧洲能踢国家队，能参加世界杯，为什么到了这里却都不行了？这时我真正感觉到，要了解一个人，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需要长期的观察。这些外援中，肯定有水平高的。我想起在申花队时，当时的瓦洛佳和莎莎并不被人们看好，有些人还说他们连青年队都不如。如果当时有人代替的话，早就把他们打发了。但当时没有人，便只能留下。结果在适应一段时间后，他们却在队里非常胜任。今年到万达队来的外援，论牌子比哪一年都大，但却不行，我看，还是适应的问题。金斯在瑞典根本是默默无闻的，但到了大连万达队便如鱼得水。 外援选择确实要慎重，要注意他们与本队的适应，这也是学问。并不是任何名气响的外援都行的。北京国安队今年也是碰到这个问题，沈样福对我说，如果那三杆洋枪今年不放，我们肯定是前三名。后来召回了卡西亚诺，连续地进球，国安队名次就又上去了。 我刚才说了，万达队今年的成绩不行，除了海东停赛的原因之外，外援的选择失败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尤其是艾里后来被转到深圳平安队去，大连的领导、惧乐部和所有人，都认为是一个错误。 从清远直奔重庆，参加亚俱杯小组赛。但是根据亚足联的新规定，带去的三名外援只能用一个。变来变去的亚足联这次规定，外援至少要在队里呆3个月以上才能代表球队上场。去年的规定是3个月，因此万达队借了吴承痪。这样一来，艾里和瑞泽就踢不了，因为他们到队才一个月。 亚俱杯的三个对手是两支韩国队和一支日本球队。韩国的两支球队便是我们熟悉的大宇和浦项制铁队。后者曾经在去年亚俱杯决赛时点球淘汰了我们。 在这三场亚俱杯的比赛中，我们尤其看到了郝海东在队里的作用。我们一共进了5个球，他一人便进了3个，还协助王鹏进一个。我们2比2平大宇，2比0胜日本队，1比1平浦项制铁，取得小组第一。比赛的另一个结果是，两支韩国队都被淘汰了。 这次亚俱杯使我看到了前一阶段的收获：一是年轻队员得到锻练，我先后用了10个新人上场；二是把两支韩国的球队给淘汰了；三是在少了两名外援的情况下，还能打出这样的水平和成绩，显示综合力量的强大，并在全国引起很好的反响。许多人说，这批年轻球员好像打得比去年还有朝气。 在准备踢亚惧杯第三场比赛时，关于郝海东的停赛问题已经从亚足联传出。组委会通知万达队，第三场比赛郝海东不能上场。组委会是如何知道的？原来是从中国的媒体上知道的，然后他们再打电话到亚足联询问后得到证实。 但是海东停赛的决定是亚足联周五开会后定的，周六周日都是休息日，还没有来得及通知中国足协，组委会也是从电话里才得知这一决定的。我们便利用这一空子，请组委会请示亚足联。后来维拉潘的秘书通知组委会，郝海东可以上场。对这一点，日本队当然同意，但是韩国队不同意。如果我们最后一场与韩国打平，日本队就能出线了。 海东在得知这一停赛消息后，难过得一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他一脸的疲惫，见我说：“徐指导，我完了，一年的饭碗完了。”当我们得到他可以上场打比赛的通知，已经是中午，下午就要打比赛了。我赶快去通知他时，他正在睡觉。他听完后说：“徐指导，我一天没睡，能打吗？”我说维拉潘说可以打，你就最好去打。我们最后一场只要不输给浦项制铁3个球，便能出线。当时我们考虑，为确保出线，还是让海东上场去打，他毕竟是有实力的。 对浦项制铁队的这场比赛，在日本队与大宇队比赛之后。如果日本输了，我们就无所谓了。但是日本队不怕韩国队，胜了大宇队。最后我们与浦项制铁队打平，日本队和我们出线了。上届冠军浦项制铁队连续三场平局，终被淘汰。 这是我们1999年新年的辉煌。但是按中国人的说法，这仍是去年的，因为还没有过农历新年，因此真正给我的苦头，还没有到。 尽管我们在亚俱杯取得了小组第一的不错成绩，尽管当时许多人评论我们有朝气、有冲劲，但是韩国浦项制铁的教练对我们的两次评论却被忽视了，那位韩国教练说：“今年的万达队没有去年强了，尤其是中场。” 韩国教练的话在后来都一一验证了。但他的话却被当时的成绩掩盖了，没有人听进去，其中包括我。 扛着亚俱杯小组冠军的头衔回到了大连，这时正好赶上过年。中国人向来注重过年，合家团圆，欢天喜地。 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新年过得真是愉快。在1998年度甲A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在刚结柬的亚俱杯小组赛上又淘汰了两支韩国球队，真是心情舒畅。对我来说尤其如此。我想起上一个新年，我当了万达队一天的主教练后，便灰溜溜回到上海，一个人躲在锦江饭店里度过新年的情景，我还想起1992年从吉隆坡大败而归，在北京的家里新年里不敢出门的情景。此一时非彼一时，真是很有些翻身的感觉。 亚俱杯的胜利，让我们都陶醉了，在亚俱杯暴露出来的问题，尤其是中场的致命问题，竞没有引起我们、特别是我的重视。我只是感到，虽然外援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虽然郝海东停赛已成定局，但是在年初这么长的准备期里，已经对队伍，特别是年轻的球员进行了严酷的训练，他们在能力上有了很大的长进，他们已经能够部分取代一些老队员了，再说，我们还有挑选外援的机会，因此对1999年还是充满了信心：1999年的甲A冠军，还是万达队的！过了轻松愉快的春节以后，2月26日第三次返回上海松江，备战与上海中花队进行的超霸杯赛。按照计划，在这个准备期内，除了抓好体能外，最主要的还是抓好两名外援艾里和端泽的磨合。 在超霸杯赛前，打了两场教学比赛，一场对江苏加佳，一场对陕西国力。结果两场比赛我们分别以1比2和2比5失利。这两场比赛中，我使用半场主力半场替补，仔细观察磨合，结果一般。桑廷良打电话给我，说你们的两个外援水平一般。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别管，反正我认为这两个外援不怎么样。我忽然想到，上海申花队为了备战超霸杯赛，专门派球探到松江来看我们的比赛。可见申花队对这场超霸杯赛，对万达队的重视。 超霸杯我们要争取赢球，但我更把目标放在联赛上。我始终认为要赢应该赢的比赛，联赛的重要性是没有任何比赛所能取代的。超霸杯赛我也想打好，但就目前这支队伍的情况，中场两个外援还缺少配合，内梅切克回国探亲还没有归队，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打好超霸杯赛是很难的。因此当新民体育报记者采访时，我说超霸杯不是我的目标。 在松江的两场练习比赛的失利，虽然没有记者的报道，但是大连方面很快知道了消息。王健林急了，打电话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主要从练兵上去考虑，换的人也多。另外，有个别老队员也不是很认真。”比赛结束后，我对队员们的表现非常不满意。一些老队员看到我的脸色不好便说，徐指导别不高兴，我们这帮人，关键的时候能拼得出来。实际上，这两场比赛的失利，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万达队实力下降了。但我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还以为是队伍的磨合问题，还以为是老队员对比赛的不认真。 3月5日，从上海飞成都，转车到绵阳。这时我们被告之，郝海东已经肯定停赛，不能参加比赛。我们还得到了一个不太高兴的消息：因主教练霍顿不愿意放人，正在国奥队集训的王鹏和陈东也不可能归队参加比赛。尽管内梅切克结束探亲直接到了绵阳，但还是阵容不整。 徐弘体能测试不及格，我开始不准备让他上场。但是，人手不够，还是把他考虑进去了。我与王健林通了电话，把预定的比赛阵容向他汇报了。我说，只有这些人了，老的老，小的小，打起来恐怕比较困难。王健林在电话里说，反正超霸杯赛输了也没有关系。郝海东停赛，国奥队员不让回来，根宝你就多用些年轻人吧。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王健林说“输了也没有关系”。但当我第二次与王健林通话，这时他说超霸杯赛还是要打好的，哪怕是打防守反击也好。 此时，队里有个别骨干训练不认真，没有起到好作用。在一次临赛前的训练课上，我当着众多球迷和记者面，批评一位老队员，并把他换到替补席上去。我想，大赛前你训练还留一手，这么个训练态度，如果说去年接队时还能接受的话，那么今年是绝对不能容忍了。自从年轻队员加人后，这支队伍无论从训练质量和管理上，都有很大提高，不敢说形成了竞争机制，但起码是手上多了几张牌，不能再像去年那样，好坏都是你，无论如何总是主力。我确实想在1999年中，通过年轻人的努力去促进老队员，在竞争中去顶掉老队员。因此，我今年的执教比1998年强硬得多。如果说1998年没有骂人的话，1999年确实是骂人了，我更想把队里那些金牌队员的骄气傲气打掉。 针对这场训练课上个别骨干队员的表现，训练结束后马上召开教练员会议，领队任举一，教练刘志才、石磊和孙成耀，以及助理教练徐弘和郝海东都参加了。我在会上提了两个问题：一、我们的用人方针应该是什么；二、对今天下午个别老队员的表现，应该怎么处理？如果不是在比赛期间，像这种情况大家的意见应该会统一。但是明天就要比赛，大家就有些犹豫了，如果不让他上场，打不好怎么办？但是让上场了，给其他队员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说明还是少了他不行吗？教练员们心理很矛盾，吞吞吐吐，说不清楚。还是海东说了一句，“不是说好的，训练不好就不让上吗，应该是谁训练好，谁状态好，谁上场比赛。”海东在八一队呆过多年，一直提倡竟争上岗。过去他率领八一队年轻队员打进过甲A前三名，这一点他很有体会。海东说完我问徐弘，他说他同意海东意见。 两位助理教练发言后，我就批评其他教练。我说我就等着你们讲这句话。平时一向比较强硬的刘志才、石磊，这时都没有声音。我想，他们还是伯打不好比赛。这时，他们也都表示支持海东的意见。我说，我们今年就要抓训练纪律，抓训练质量。我们今天就定下三条，训练不好的，不让上场；场上不拼的，不要上场；有情绪，不执行战术纪律的，不让上场。当场，全体教练组同意了我的意见。我又问，根据这三条，明天这位骨干让不让上场？如果大家都同意，就向王董汇报，明天比赛就执行。大家都表示没有意见。 开完会后，马上与王健林通了电话。王健林说，你们的意见我都同意，你明天就向全队宣布；第二，打法上的问题由你们定；三，这场比赛放开打，输了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跟媒体去说一下，我们有这么多人打不了，用的都是年轻的，超霸杯我们是练兵赛。 我们没把超霸杯赛看得那么重，但看得出上海对这场比赛却是很重视。因为这也是拉扎罗尼上任后的第一场正式比赛，非常重要。在绵阳我遇到申花队董事长郁知非和俱乐部副总经理瞿郁明，我开玩笑地对他们说：“干嘛这么紧张，放开吧。” 上海申花队与我们同住在一个宾馆，同用一个餐厅，这也是几年来我第一次与过去队员这么近地在一起。他们也非常尊重我，吃饭时总是坐到我的桌上，大家围在一起吃饭聊天，什么都谈，非常愉快。后来听说拉扎罗尼为此事不太高兴，他们来得也少了。 申花队对这场比赛确实非常地重视，从与申花队球员们的交谈中也感受到了。看起来，这场比赛不太好打，比赛那天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用那天训练不好的骨干。当然，在此之前我们做了些工作，找他谈了一次话。 我们是在准备会上才宣布的。但是，比赛的结果，我们还是以0比3惨败。连续两届超霸杯，我都没有赢。 我们输了，由于心里有准备，因此在新闻发布会上还是比较坦然，祝贺拉扎罗尼取得的胜利。但我心里清楚，你们上海申花队是原班人马，还补充了外援，而我们的上场阵容与去年相比，却是少了5个。我认为，超霸杯应该是在当年的联赛和足协杯打完后进行，这样更能表现出当年的阵容和实力。当然，这些话我没有讲出来。 虽然估计到会输球，并对此有了思想准备，但是这场比赛后所弓，起的反应，却是始料不及的。许多人把这场比赛的结果看成了洋教练与土教练的较量，我认为这样比较太过简单。记得在昆明拉扎罗尼等外国教练到来的时候，我曾在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中外教练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才显得出水平。洋教练过去带的是高水平球员，现在是带低水平的球队，我们是公平竞争。比赛后有人说，拉扎罗尼带中花队，徐根宝带万达队，应该是公平竞争了，现在根宝输了，还有什么话说？全国的一些媒体对万达队进行了批评，一致的看法是“万达朝代的覆没”。尽管如此，我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没有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只要人员齐一些，海东再解放，万达队还是能够夺冠的。 回到大连后我给黄平打了电话，电话里他的情绪很低沉。我说怎么了，董事长不高兴？他说，你们0比3输球后，大连反响很大。王健林的压力也很大，说“输是可以输，但是输得多了”。听了这话，我心里略有不安。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队里少数骨干主力队员对外界发表看法，对我提出批评。据说后来霍顿知道这事后，还告诫他的国奥队队员，队员对教练有看法，不能对外界乱说。 从超霸杯后，俱乐部上下和队里都有点乱了。普遍对万达队今年的成绩持怀疑态度。回大连后第二天我没有休息就召开了干部会。在会上，领队任举一说，超霸杯尽管失利了，但是甲A联赛是我们的目标，一定要争取。刘志才说，超霸杯是给万达队敲起了警钟。以前我们前锋是海东与王涛，海东唱主角，现在海东不能踢，主角没了；第二，过去中场靠外援，后场有实力。从超霸杯赛看，外援的实力明显不如过去，中场不行了，后场实力也下降了。现在我们再不能以冠军自居了。 这时我才真正感到，在上海输给两支甲B球队，不是偶然的。其实万达队的危机，从亚惧杯时就开始了。 第二天王健林到队里给大家作动员。在动员会之前到我的办公室听汇报。从谈话中知道，我们回到大连后，有个别老队员找了王健林，向他讲了我的许多“情况”。 王健林说：“你还是要把老队员抓好。他们现在有些想法，认为针对性训练练得少，体能练得多了，战术打法练得少，训练办法不多。大家还反映外援不行，尤其是对艾里有意见……” 我说：“董事长，这场球输，我们其实都是有准备的。这时候外面乱，里面不能乱。我知道有队员去你那反映，你可以听他们的，但更要听我的。训练运动量怎么大？一周就跑一次，怎么多了？再说现在的战术训练方法，与去年一样。去年十一连胜时，他们为什么不说方法落后？别听他们吵闹。至于外援能力，那是明摆着的，还需要磨合。”我讲得很激动，有点上火。我想，这时候你董事长应该来支持我，对一些表现不好，起不到好作用的老队员要提出批评，而不应该把他们的话传给我。那些向你反映情况的队员怎么不做自我批评？输了球讲年轻队员，现在又讲教练不行，他的责任在哪里？王健林看见我很激动，忙说：“根宝，我是老板，但我们是好朋友。作为朋友，我好心给你提一下，我对你还是很支持的嘛，这个队最后还是由你大胆搞嘛。” 不管怎么样，超霸杯还是对我们敲响了警钟。但是，我们仍然陶醉在过去的成绩里，仍然认为万达队是有实力的，正式比赛大家还是能拼的，从上到下包括我，还都没有认识到，万达队的实力已经起了变化。正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使万达队和我在后来开始的1999甲A联赛上，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超霸杯赛后，我们对这场比赛进行了业务学习，全队观看超霸杯录像。那次会议我不在，由刘志才主持。我回来后听说在看录像时，每当艾里丢球，或者没有处理好球时，大家都笑他，甚至连年轻球员也笑他。 超霸杯赛后，艾里的信任度下降，无论是球迷，还是俱乐部人士以及队员都一致认为，艾里不行。但是，教练组还是坚持在昆明时所说的，艾里有潜力。他有个人实力，速度比海东快，耐力能跑3400米，球感好，门前感觉也不错，才23岁，确实是很难找的好球员。我问守门员教练英国人里默，他也认为艾里条件可以，但是比赛不行。 联赛第一场是主场对辽宁抚顺健力宝队。在其他人员位置上，都没有什么疑义，就是在艾里的位置上，队里争议较大。我征求了王涛的个人意见，因为艾里如果上场的话，要与他配合。王涛说可以用。但当时也有人提出用阎嵩的，也有人提出让王鹏到前面去打前锋，王鹏的前腰用其他人。我还征求其他一些老队员的意见，说来也怪，那些平时说他不行的人，在这个时候，还都说要用他。 左前卫用未广辉，但能力与金斯是无法比的。王鹏打前腰，虽然有进步，但与汉斯还有差距。后防线徐弘不打虽然也有一定影响，但我强烈地感到，此时此刻万达队最关键是攻击力不行。少了海东，不但少了一个得分手，连他的配角的作用也下降了。艾里取代海东，他们的差距就是在把握门前的机会上。 这场比赛，是继去年我们与辽宁抚顺健力宝队在足协杯赛上交锋后的首次较量。那场比赛引起了王健林退出足坛的声明。两队重新交手，引来全国各地的记者。比赛场面我们略占优势，机会也比对方多，但最终仍以0比1输了。这是万达6年职业联赛以来第一次在主场输球。“徐根宝下课”的声音，就在甲A的首场比赛时叫开了。 第二场对天津泰达队。他们客场刚平了上海申花队，在金志扬带领下士气正盛。同样，我们占了六成优势，最后仍破不了门，0比0再平。艾里必进的单刀球没有进，让大家非常地失望。两场比赛，艾里一场比一场打得好，大家也都越来越看出来了。但是他只能创造机会而不得分，这是没有实效的。我们越发怀念海东，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海东能够“解放”的身上，因为有消息说，亚足联不久将开会，海东的问题也在讨论之列。 第三场客场对深圳平安队，又1比1战平。这是我们三场甲A打得最好的一场，但是不赢球什么也不是，这就是足球。好在是在天津和深圳打客场，主教练的压力轻一些。 艾里不进球，成了队里的话题，他总是受到批评。看来，他在万达队是不能呆了。与深圳平安队的比赛结束后，我对平安队主教练车范根说，你对我们的艾里感兴趣吗？他马上说，有兴趣，并当场表示，如果你们肯让的话，他们要。这场比赛，艾里的一个射门打在门校上，国奥队队长李伟峰专门盯他，但感到很吃力，车范根有眼力。 三场比赛一输两平，这是万达队6年职业联赛以来最差的前三轮战绩。这时，大家已经认识到，万达已经不是过去的万达了。因此，每场万达队的比赛，不管是主场还是客场，全国的媒体都极为关心，一路追随。我知道，这么多记者跟随着我们，与其说是关心万达队，更不如说是关心我什么时候下课。所以，每次比赛后都要向我问这个问题。 对深圳平安队比赛结束后，就有记者问我：“下个主场对吉林敖东队，你怎么打算？”这个问题无非是说，如果你拿不下来会不会辞职？于是我便说，如果拿不下来我就下课。在国内教练中，把下课系于一场比赛胜负的，还没有。但我这样做了。我只是想，如果是因为我而影响万达队成绩的话，那就应该离开。尽管我心里有许多不服。但这就是职业足球。 回大连后，我向王健林说了这个想法，我也向全队宣布：“与吉林敖东队是我背水一战的比赛，如果拿不下来，我将自己提出下课。”王健林不同意这样做。他说你根宝越是这样表态，队员只会是越急。 此时此刻，我在万达队的教练生涯，就是这样一场一场度过的。应该肯定的是，在这段最困难的日子里，全队是团结一致的，绝不像外面所说的那样。万达的球员们也已经感觉到，现在的万达队与过去不同了，大连的球迷也看出来了。 我们寄希望赢下吉林敖东队。 比赛就在这种强烈的希望中开始。开场我们的气势打得很盛，下半时艾里又有一个必进的单刀，但给守门员扑出。主场比赛不好踢，主场的压力太大，艾里没打进后，观众起哄，一哄他更慌了，我把他换了下来。结果仍然是0比0。 两个主场，一输一平，应该拿的没拿，球迷的不满达到了顶峰。满场都是“下课”声。本来我已经决定，这场比赛如果拿不下来，就宣布下课。但是在新闻发布会上，我考虑了半天，还是没有提，因为从这场比赛看，我们打得非常好，只是没有进球。只要坚持下去，是能够重新倔起的。因此，在发言时说，我是俱乐部请的，我是薄市长留下来的，我的走要得到俱乐部批准，要与薄市长打招呼。 当然，如果这场比赛输了，我肯定会下课的。只是平了后，感觉还是有机会。 主场被吉林敖东队逼乎后，整个大连的不满情绪到了顶峰。当天晚上8点在市政府，薄市长亲自召开了由市委、市府、市体委、市足协、俱乐部和球队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薄市长先让我汇报造成球队现状的原因。我首先检讨了自己在引进外援方面的问题，同时还讲了万达队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实力下降。中场人员不如去年，海东的缺席使攻击力不足。同时我还指出，前4场比赛看起来是三平一负，但如果运气好一点的话，有两场比赛是可以拿下来的。如果这两场比赛拿下来的话，就是前几名了。但是足球就是胜负论英雄，输了，只能说输的话。 任举一在汇报中讲到外援不如去年，还提到有些队员说，艾里上场，我们赢不了球。我接过这句话说：“薄市长，这句话是冲着我来的。艾里是我招来的，他现在是一场比一场有进步。” 王健林马上说：“根宝，你也不要为艾里解释什么了。反正通过这几场比赛看，他虽然有进步，但是从上到下对他意见也是很大的。”薄市长说：“艾里还年轻，是不是把他培养一下？”薄市长的话忽然提醒了我，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抓整体，忽略了对个别有特点队员的个别训练，尤其像艾里这样的运动员。他每场都有单刀球，应该安排他单刀球的训练多一些。 最后薄市长说，现在形势严峻，要引起大家高度的重视。成绩不理想，关键是中场球员不整齐。足球就是靠实力，俱乐部的前期工作没有到位。他问王健林，还有好的外援吗？王健林说五轮后会有五六个到。 薄市长说：“不管怎么样，外援的工作一定要搞好。他还要求我们不能泄气，足球比赛实际上就是胜者为王。赢了鼓士气，我们太需要赢球太需要士气了。最后，我们拿冠军目标不动摇，我要的是结果。外援的工作王健林你包了，海东问题，马上把外事处长叫来，通过足协去联系，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一定要把海东想办法‘解放’出来。”他说完不久，市府外事处处长匆匆从家里赶来，与体委有关人士商定具体的操作，并当场落实。薄市长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结束时，薄市长握住我的手说：“根宝，背水一战，”又握住任举一的手说：“破釜成舟。” “背水一战”，薄市长的这句话实际上是告诉我，下场对沈阳海狮队，是我最后的机会。 我回到基地，反复看了录像，研究为什么艾里的单刀球老给门将扑住？我终于发现，关键是艾里最后几脚调整不好，(淌)得太大。在对海狮队比赛前的训练中，我让他一次又一次地练，气急时冲上去敲他的头，说你要争争气！艾里的压力也很大，他也知道，他做不好，选上他的徐教练压力也大。 我们正是在这种催人的压力下，迎战沈阳海狮队的。 现在，我已经是从万达队下课的人了。在职业化的中国足坛，上课下课是平常事，这也是一个职业教练必须能够承受的“风险”。虽然这是我职业联赛第一次下课，但我的心非常坦然。我希望我的下课能够使万达队走出低谷。 许多朋友与我谈起时总是说，根宝，你晚退不如早退，那次不退是错误的。 是的，那时我是真的想退，我也确实是这样去做了。但那时真是应了这么一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就像是坐在一条没桨没舵的船上，随波漂流，船漂向哪里，是搁浅还是沉没，我完全无力掌握，听天由命。 领导出面挽留我，王健林当着全队的面板上钉钉地宣布，“今年搞好搞坏，就是根宝的了。”我怎么办？领导如此盛情挽留，如果再是硬要走的话，也就太不给面子了。当然，我也相信我能够带万达队走出低谷，但是世界上的事，终不是一个人所能解决的。 王健林“搞好搞坏都是我”的说法，当然是为了安定队伍，让我安心工作。但我心里非常清楚，如果万达队成绩不回升，随时都会下课。此时此刻，我内心非常希望海东能够回来，非常希望有好的外援。联赛8轮比赛后，将休整一段时间，而现在是第5轮，余下还有三场球，客场对鲁能泰山、客场对青岛海中，主场对重庆隆鑫。这三场球打好的话，还有喘息机会。到时候亚足联开会，如果海东解放有转机，好的外援能够来，万达队还是万达队！这三场球将是异常辛苦的，因为还要到德黑兰打两场亚俱杯比赛，半个月打5场，还要长途旅行，再加上时我们第一场是对鲁能泰山队。 鲁能泰山队在联赛历史上从来没有赢过万达队，但现在万达队是一头病牛，人见人欺，山东的媒体及鲁能泰山队都认为，这一次是赢万达的最好机会。 比赛时观众人数空前，双方打得都非常精彩，都有许多机会。但比赛最后还是0比0。赛后，山东球员和媒体、球迷都说，万达霸气依然在。这场比赛，大连的球迷和领导以及俱乐部也非常满意。 我们带着这股气去了德黑兰参加亚俱杯决赛。 亚俱杯小组赛后，只有我们和伊朗争夺主办权，但后来被伊朗争去。伊朗强烈要求主办，就是想利用东道主的机会夺冠。伊朗尽管是亚洲足球的强队，但他们没有获得过亚俱杯冠军。而我们现在的状态与去年不能比，因此离行前王健林对我说：“万达队今年的重点还是保甲A，你们去了，打得好看就行了，少输些，不要太难看。” 德黑兰对我来说并不陌生，25年前我就到过这里，当时是以中国足球队队员的身分参加第七届亚运会足球比赛，这是中国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时间过得太快了，25年一晃而过。回忆25年历程，记忆犹新。现在碰到了困难，但我会克服困难，把工作做好的。在这期间，重要的是要有勇气和毅力。事业的道路一帆风顺自然不错，但艰难也能为人生道路增加精彩一页，我们需要这样的追求和精神。我把我的感想告诉了队员们，我说，在这个体育场，我们的国家队去年曾经失了4个球，我们应该在这里，打出中国万达足球的气势来。 下午从济南出发到深圳，转机从香港去泰国，经停阿联酋，再换机去德黑兰的，一路上奔波近24小时。到了德黑兰后，一个个非常疲劳。吃午饭前我集合大家，说：“我知道大家都很累，但现在谁也不许叫累，我不愿意听到有人喊累。尽管王健林没有给我们指标，但是上海大连重庆等电视台都转播这场比赛，我们一定要把水平打出来。” 当天下午全队进行了小范围的活动。德黑兰海拔高，缺氧，第二天针对性地进行了训练，以尽快适应这里的环境，两天后就与伊朗比赛了。 由于张恩华在济南比赛后生病，韩文海亚惧杯小组赛时两张黄牌被停赛，这场比赛我们用了好多新手上场。比赛上半时我们先输一个。下半时开场十来分钟又输一个，0比2。伊朗的球迷欣喜若狂，喊声震耳，队员们都有些不知所措了。这时，我把状态一直不好的王鹏换下，换上了阎嵩。 阎嵩是年初我从二队调上来的，小伙子身体条件不错，门前的感觉也不差，就是还嫩了点。万达队的整个后备力量，后卫人最多，缺的是前卫和前锋。阎嵩刚调来时速度还不算快，但他有些特点，比如说奔跑积极，比赛认真。在上海与浦东队打了3场比赛，进了3个球，他一人进了两个。 在重庆亚俱杯时，由于郝海东在，阎嵩上了一点点时间替补王涛。海东不在了，前锋位置上一直用王鹏和王涛，但他两个都没有速度，都不是尖刀，回来拿球多。 阎篙与他们比，往前的意识更强些。我看当初的情况是，王涛能牵制对方的高球，但王鹏老回来拿球，攻击力没有，对伊朗队没有威胁，当时是没人可换了，只得换上阎嵩。 谁知道转机就在他上去后出现了。仅过了5分钟，阎嵩就射入了两个球将比分扳平。这一下伊朗队打懵了，10万多球迷全哑了，体育场忽然静了下来。而我们的气势猛涨，越踢越勇。李明从右边突破上去，在没有角度的情况下，竟然起脚射门，打了个世界波，我们反以3比2领先。 但是，我们的后卫在关健时刻沉不住气，在临终场9分钟时，由于后卫出现漏洞，被对方又打了一个反击，3比3，到手的优势丢失了。 延长时，我们被对方攻入一球，最后我们以3比4失利。 当比赛打到3比2，我们领先时，坐在替补席上的韩文海跑到我面前说，张恩华想上去打前锋，是不是让他上场？打前锋？我心里没有底，因为他过去从来没有打过。打后卫，倒是可以考虑。但现在已经是最后10分钟了，他还没有做准备活动，万一上去不行怎么办？现在看来，换张恩华上场也许是对的，但当时心里确实没有底，我只有一个换人名额，我得留在最关键的时候。正在考虑时，后卫张耀坤腿抽筋坐在地上，对方从他的空档处趁机突人，打进了一球。 比赛结束了，到手的胜果丢了，想想真是遗憾。我们3比2领先没有顶住反而输了，但是要比我们预想的好得多。尤其年轻的队员上场后，阎篙、张耀坤、纪明义等都在这场大赛中得到锻炼，而且水平发挥也不错。 我没有想到，这场比赛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报纸都写道，“万达又回来了”。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也亲自观看了比赛，赛后他说，万达有这么多年轻队员，打得如此顽强，输了两个也能扳回，这是我过去看过的中国球队比赛时没有的。我代表亚足联感谢这两支队伍。晚上宴会时他又当着我的面说了这些话。我借机会向他说，希望亚足联能够尽快考虑郝海东的情况，能把他“解放”出来。如果他在的话，我们会打得更精彩。维拉潘说，我们会尽量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薄市长告诉我，我们在伊朗比赛时，他正率领大连市代表团在上海参观访问。赛后第二天，他在用早餐时见到了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徐匡迪对他说，万达队昨天晚上打得很顽强很好。 比赛结束后，我们收到了薄市长的贺电。薄市长在贺电中说：“你们一拼到底的决心和勇猛顽强的拚抢，让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领略了万达的力量和风格，也看到了中国足球的希望。尽管你们第二次与亚俱杯冠军擦肩而过，但大家尽了力，又打得酣畅游演，虽败犹荣，可喜可贺。” 王健林也发来电报，他说：“昨天看到你们在亚惧杯半决赛的比赛中，发扬了万达永不言败的精神，打出了万达的王者之气，甚欣甚慰，虽败犹荣，再次向世人证明，万达是好样的，仍是王者之师，向你们表示祝贺。在明天的比赛中，希望你们轻装上阵放手一搏，打出好成绩。” 我在总结会上对球员们说，对伊朗的比赛虽然输了，但是取得了精神上的胜利，虽败犹荣。其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客场，面对10万观众毫不惊慌；二是先输后超毅力坚强；三是人员不齐，但年轻队员表现出色，尤其是阎篙。也正因为如此，薄市长和王健林打来贺电，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受到了维拉潘的表扬。这股劲要在今后的比赛中发扬下去。 第二场与阿联酋队决三四名比赛，先输一个后胜两个，但最后被裁判连罚两个点球输了。赛后听队员说，今天的裁判，就是在亚运会将郝海东罚下场的那位韩国裁判。 亚俱杯打得不错，大家都想借着这股劲，迎来我们的转机。返回大连后，主场迎战重庆隆鑫队，然后是客场对青岛海中队，如果打好这两场比赛，尤其是客场拿下或者打平海中队，今年还是有戏的，我对此信心很足。 与重庆隆鑫队的比赛，前20分钟我们完全打出了去年的气势，有许多机会都擦门柱而过，终因运气不好，最后又是1比l打平。这场比赛我用阎嵩打主力，上半时他就有两个必进的机会但没有把握。当时我想，如果阎嵩今天再进球的话，他的主力位置就稳固了。他在对伊朗和阿联酋队比赛时都进了球。我没有用王鹏，总感觉到王鹏在锋线上威力不如阎嵩。后来有人说如果用王鹏就不一样了，年轻的毕竟是年轻。但我说如果阎篙打进了，又怎么说？足球场上的事，真不是1加1等于几这么简单。 德黑兰比赛后，我们的训练质量有所提高，队员的情绪也比较高涨，因为大家又看到了自己的实力，找回了信心。尤其是年轻队员，冲劲非常足。确实，运动队需要竞争机制。在伊朗，张恩华不上，上几个年轻的打得还可以。第二天上午，张思华非常自觉地去训练了。石磊和刘志才说，就要给老队员们压力。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年轻队员能够多上来一些。 与青岛海牛队的比赛，我用了好多年轻的队员上场。半个月里打了5场比赛，加上长途奔波，者队员的状态又不好，内梅切克在半场时又受伤被换下场，队形乱了，1比2，终于输给了青岛海中队。这时，内心刚升腾的希望，又破灭了。我知道，作为国内的强队，万达队是不允许输球的，尤其是输给海中队这样的对手。考虑再三，决定辞职，这次是无可挽回的决定。 比赛后，我正式向在场的王健林提出，希望他再次慎重考虑我的意见。给了三场比赛的机会，但我又没有把握住，这样的结果球迷是忍受不了的，再干，硬撑着干，工作的氛围将更艰苦。希望他回去后能向市领导汇报，考虑我的意见。 对青岛海中队的比赛，是我执教万达一年多来打得最差的一场。队员没有体力，没有战术打法，如果对方机会把握得好的话，我们会输得更惨。 回大连一周后，王健林正式找我谈话，说，在你再三要求下，领导同意你的辞职。但是市领导要求你根宝还要留队，在俱乐部里为你安排一个重要职务，即队里当总教练，惧乐部当常务副总经理，并希望你帮助考虑下任班子。 终于松了口气。终于脱身、轻松了。尽管以这种方式离开并不是圆满，但我始终想，如果我的离去能够帮助万达队走出低谷的话，我是非常愿意的。 王健林提了李应发和刘志才两个人选请我考虑。我说，刘志才有他的长处，对队里情况了解。但此时此刻万达队最需要的是新鲜，新官上任三把火，让大家有新的感觉，从这角度看，李应发还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李应发来，我会把队里的情况向他详细介绍，把我的工作移交好。 经过市领导反复商量，万达队决定聘请李应发任主教练。 在而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王健林说，我们是在根宝的一再要求下，才同意他辞职的，他仍然留在万达俱乐部任总教练和常务副总经理。根宝是个好教练，像他这样辞职后还认真推荐主教练，为俱乐部出谋划策，也是其他人身上没有过的。我们和市领导一致认为，徐教练的人格和人品，从他两次到大连以及在大连的一年半的工作中可以看到。他还为万达队培养了一批年轻球员，过两三年后，我们将会感受到他的努力结果。这一年多来，休息时只有他一个人与警卫留在基地里，这种敬业精神在我们的教练中也是少见的。万达队今年的成绩不好，主要责任在俱乐部，根宝也有，再有就是我们的老队员，老队员们没有起到好作用。 人走了，能听到这样的评语，能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我非常满足。 宣布后两天，李应发来接班了。他没有住我的房间，住进了三楼迟尚斌原来的房间。我向李应发交代完工作后，为不干扰他的训练，还是离开了大连万达队。 环顾四周，看着这熟悉的球场，熟悉的房间、饭厅、走道，我心里默默地向它们告别。这里，度过了我一年多的时间，真到了离开的时候，心里却泛起阵阵的留恋。 记得当时输球后，队伍都放假了，我独自一人留在基地。有记者来采访，见一人孤坐，情形“凄惨”，心里特别难受，便对我说：“徐教练，你别干了，我也为你难受。” 当时我听了非常感动。我想，人们只看到我们教练、球员赢球后的风采，在乎时受到人们的追捧，却并不了解在这亮丽的背后，我们的教练、球员所经历的苦楚、辛劳和孤独。现在，我终于可以不干了，终于可以离开了。我最后瞥了一眼我住过的房间，带着成功和失败，执著和迷茫，走了出去。 天，还是那样地湛蓝。阳光透过云层，洒向大地，洒向球场。球场上的草皮在阳光下格外地翠绿。这就是我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地方。我喜爱这地方，甚至喜爱闻那草皮里散发出来的泥土的芳香。 确实，当你一下子要离开你熟悉的地方时，你会觉得过去所经历的一切，是多么地值得留恋。 在这难以割舍的留恋之情中，我离开了万达基地，飞回了家乡上海。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