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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是多么的幸福！直到今天，我依然深深地爱着它，我的故乡！尽管我并不经常回去，尽管受城乡人口流动和失业等问题的困扰，我年轻时生活过的那片土地，如今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但就是在那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在福雷兹山脉绵延起伏的悬崖峭壁间，我学到了许多人生真正的价值观念——那些引导我一生的价值观念。 我的根就在那儿，我时刻提醒自己要永远铭记这个事实。1941年11月27日，我出生在克洛迪斯·雅凯的家中。他是一个身体强壮、外表威严的男人，拥有一种与生俱来。无可争辩的威信。我的母亲出嫁前叫贝内迪克特·多里埃，她和我父亲一起在村委会附近开了一家肉铺，旁边是特里安塔菲罗斯家的食品杂货店，他们家的一个儿于伊夫后来也步我后尘成为圣艾蒂安队的一名绿衣战士。 当年的萨伊苏库藏村拥有1500人口和数个生机勃勃的工厂，可惜现在已不像过去那样充满活力了！其中包括两家冶金厂，一家纺织厂，一家锯木厂，还有萨伊村及其附近地区的经济支柱库藏布洛矿泉水厂。我还记得许多运水的卡车一字排开，长达几百米，在成箱的矿泉水装满车厢前要等待数个小时。现在，在村长西蒙纳·达瓦尔和我的朋友罗歇·杜费的推动下，萨伊村正试图走出困境，一往无前地、艰难地找回昔日的活力。 铺子里的活太忙，所以我的父母也像当时许多生意人一样，请了一个保姆，维亚尔太太，她有一个儿子叫杰吉，和我同岁。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亲如兄弟，他一直是我最好的伙伴。维亚尔太太早上来铺子接我，晚上铺子打烊时又把我送回来。 肉铺就位于街道旁，现在已改建成住房。传统的门脸，外墙上贴着小块四方的白色陶砖，并镶嵌着一些图案和几条纵横交错的红道。在我这个孩子眼中，那些红色和白色的墙砖有一种长久的魅力，因为父亲不太喜欢我在店里蹭来路去，所以我有许多时间去观赏那面墙。没有人喜欢在肉案间穿来穿去。 那间肉铺外观漂亮大方，而且我的父母时刻注意将它拾掇得干干净净，无可挑剔。天天都要用大量的水冲洗，每晚，父亲都会一丝不苟地刮那张他在上面剁肉的大砧板，哪怕是一点点的痕迹，也不放过。 我喜欢和他一起呆在铺子后面的那间“工作室”里，他在那儿调拌肉馅，清洗肠衣。住房在隔壁，楼上是卧室，店里的伙计洛罗、梅诺和安托尼住在最高一层，与风干的香肠、火腿为伴。 我父亲每天清晨5点起床，有时4点就起来了，而等我长到能给家里帮忙的年纪时，我最高兴也最自豪的便是在星期四早上，耳朵藏在竖起的羊皮上衣领子里，和他一起开着那辆雷诺JUVA4型轿车去博安旭利尼翁的牲畜市场。他在那儿买一头母牛，一头仔牛，有时还买几头牝牛，放在后面的拖车上，然后直奔萨伊的屠宰场，当即将牲畜宰了。 头几次，真恐怖！先用绳子绑住两只牛角，然后将牛牵到固定在地上的一个圆环边，将绳子系在环上，使牛头弯向地面，接着，我父亲或一个伙计抡起大榔头，一种用钉子固定的铁锤，霍地一声，牛头落地！等将牛血放光，牛就彻底死了。父亲便开始去毛、去内脏和分割的工序。 每天下午，由我清洗牛下水。一件苦差使！说到清洗牛下水，就感觉双手在粪便里搅和。不管刮风下雨落冰雹，都必须在河边，一叶一叶地用大水冲洗。为了可以早点去踢球，伙伴们常常过来帮我。但绝对不能敷衍了事或者还没弄干净利落就溜了！工作是神圣的，万事以工作为先。我很早就懂得了这个道理，而且从来也没有忘记。 最初看杀猪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牲畜发出凄厉可怕的叫声，就像是对等待它的命运有意识似的。它听上去像在哭，在喊救命！猪一出血，应立即挤出来，迅速让它凝成血豆腐。然后，还要去毛。先把咽了气的猪安置在一张像担架一样的木板上，然后用烧红的铁块烫去那些细小的茸毛。 这是屠夫职业暴力血腥的一面。幸好也有一些诗情画意的地方，比如说，当我父亲放牧的时候：他会把买来的母牛养起来，让它们先吃一段时间草再杀掉。我家在圣福瓦一圣叙尔皮斯向内布尔伯爵租了一片宽阔的牧场。我们时不时无比自豪地骑着一匹白色骏马，领着他在博安或蒙布里松买的牧群（有时有15到20只牲畜）去那片丰美的牧场吃草。 我父亲驾着他那辆雷诺在前面开路，我和小伙伴杰吉垫后，一只狗担任保卫。父亲常常在危险的路口停下来等我们，以确保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经常为了寻开心，拼命地抽打牧群，使得前面的牲畜没命地四下狂奔，我们却无法再控制局面……结果是招来一顿痛揍！ 我不知道是不是就这样喜欢上了跑步——还谈不上训练——但儿时的我总是在运动。一有空，我们就去牧场放牧，去林间采蘑菇，从不知道疲劳为何物。甚至愿意一直玩到满天星斗，就睡在我们不知疲倦地搭起的棚屋中，但是家长们不会同意我们这么干…… 可以肯定，正是那些年的经历使我对四季变换的自然风光，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生活一直格外痴迷。陪父亲去农民家买牲畜时，我发现了一个热情好客的世界。主人总是敞开大门，不论什么时候，都会邀你进去坐一坐，尝一口他们自己酿的葡萄酒，吃一个早上刚煎好的蛋卷；或是共进午餐，尝一块下午的茶点，喝一日晚饭的汤。 暑假时，我去了在阿耶的一个表兄家。当打谷机从一个农场转到另一个农场收割稻谷的时候，我度过了一些难忘的时刻：邻居之间你帮我，我帮你，就像一家人一样，而且还会举办一个又一个盛大的丰收宴，席上摆着大得惊人的馅饼和当地产的火腿，这些东西，现在都见不到了。 我亲身体验了一个农民对他饲养的牲畜的深厚感情，当他用语言和它们交流时，当他亲切地呼唤那些奶牛“贝尔旺什”，“卢吉娜”，“米尼娜”时，都流露出这种真挚的情感…… 当我10岁时，我觉得有一天我也会成为其中一员，会有自己的奶牛和猪。还会有一小块葡萄园，像我父亲的那样。而且，用自己种的葡萄酿酒，再请来邻居和朋友们，一块儿饮酒庆祝。继承父业，我还真没有想过，不过，当我陪父亲一起去集市上，听见不知道我名字的人用“克洛迪斯的儿子”指代我时，我还是很自豪的。在我的小脑瓜里，那可是一种极大的恭维！ 对未来一无所知的“克洛迪斯的儿子”进了世俗小学。山上是男校，山下是女校，那个年代，男女是不同校的。 坦率地说，我是一个不守纪律的学生，当然，我在校的那六年中，学校里有的是比我出色的学生。我一直读到小学毕业，有两个老师先后教过我，儒尔当先生和里维埃先生。 啊，里维埃先生！他用自己的人格力量使教师这个职业在众人眼中变得无比高尚。他和神父同为村里的要人。他受到全体村民的尊敬，没有人不尊重他的意见。他全身心地扑在事业上，对于我们这些调皮鬼来说，他的工作是对家庭教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补充。 当我们没有完成功课时，晚上就会被留校，里维埃先生给我们布置了作业就出去打理他的花园。他时不时地进来看看我们的进度，没有完成作业就别想回家。家长们对我们的迟迟不归毫不担心：如果我们没有按时回家，一定是被里维埃先生留校了，而且必定有充分的理由。 当我父亲提起“老师先生”时，总是带着一种绝对尊敬的、近乎崇敬的口吻。 在那个时代，乡村教师认识村里所有的家庭，对各个学生的家庭状况了如指掌。哪个学生遇到什么问题，即使是很麻烦、很困难的事，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出面与学生父母交涉。 我怎能不喜欢他？是他带领我们踢足球——因为他还是村足球俱乐部的领导；是他允许我们在一面墙上画一个球门，再将另一个球门画在对面的厕所门上——为了我们课间休息时在校园里进行的小型而激烈的比赛；是他在最后一年，也就是小学毕业那年，送给我一件我年轻时得到的最好的礼物之一：一个崭新的充足了气的足球。有一天走进教室时，我看见它摆在我的座位上。 他了解，全班同学里，数我对足球最痴迷。这是他对我表示支持的一个方式。当然，全班同学都可以踢这只球，不过，它平时被收在我的课桌里，我怎么会有这么高的待遇！ 毕业考试是在圣乔治一苏库藏镇进行的。那天，里维埃先生，又是他，让我搭他的车去考试。我记得算术考试时，在一段给定的时间内，我们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四则运算，而老师一发出时间到了的信号，就必须把铅笔举在空中，表示我们没有再碰试卷了。这一幕，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铭记在心……比其他考试记得都清楚。 足球在我的眼中已经是最重要的了！ 萨伊苏库藏村的居民天生热爱足球。代代相传，孩子一落地，就是个足球运动员。没有一个男孩例外！在学校，跟着里维埃先生一起踢球；离校后，自然而然就参加了萨伊苏库藏队，卢瓦尔省的一个俱乐部。1958—1960年是该俱乐部的辉煌岁月：1958年，它首次夺得卢瓦尔杯赛冠军，下一个赛季再次闯入决赛，并且当年还获得省甲级赛冠军，1960年夺得晋级赛冠军。 身穿桔黄色球衣的萨伊队在卢瓦尔省家喻户晓，每星期的头几天，各个球队的比赛成绩是体育酒吧里的惟一话题。 要想了解足球在50年代的萨伊苏库藏村意味着什么，就必须知道这个卢瓦尔省的小乡村为法国足球培养了至少五名职业球员，他们是：特里安塔菲罗斯兄弟让和伊夫、米歇尔·拉蒂埃、约瑟·佩勒蒂埃和我。还不算我的伙伴科特兄弟米歇尔和贝尔纳、雷蒙·杜里斯、米歇尔·乌泽，以及另外几个我忘了名字的人，他们完全是当职业球员的料，假如他们能够或者愿意选择这条道路的话。 因此，全村人都是村足球队的铁杆球迷，与队员共同面对各种挑战。在与萨伊博安队或者萨伊昂德雷济约队比赛时，双方球迷常常会情绪沸腾，形成两军对峙的场面，已经超出了足球比赛的范围。那时，人们不像现在这样老是谈论”压力”，赛场的气氛轻松许多，尤其是节日的色彩更浓厚：比赛的失利从来不会影响队员的兴致，盛大的庆典照常进行，而且一直持续到深夜。 当我作为拔尖的年轻球员被选入第一梯队时，我亲身体验了队员间这种团结融洽的关系，不过这一点，我从一开始踢球就感觉到了。应该说，学校的里维埃先生和俱乐部的勒奈斯先生是两位出色的足球“教练”。他们并没有执教证书，但这绝不影响他们成为一名优秀的教练。 勒奈斯，正式姓名为琼尼·贝尔特，是村里的鞋匠。他的铺子有一扇窗户正对村里的干道，铺子后面是一个滚球场。滚球是另一种当地人酷爱的体育项目。一百多个足球爱好者坐在这扇窗下高谈阔论，主要是谈论足球，也谈一些其他的话题。暖和的季节里，他会在那儿举办一个固定论坛，为众人提供一个指点江山的空间。 勒奈斯通今博古，无所不知。他能将每一个问题分析得透彻明了，让我们心悦诚服。他的讲解深入浅出，旁征博引，谦虚而自信，能打消听者心中所有的疑云，于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听众。 我在球场上的第一个位置是守门员。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也许那时我就已经有了想控制局面，从后路组织进攻的癖好……但是一旦我们比分落后了，我就会借助进攻，鼓起全队士气，在返回我的球门前还可能踢进几个球！ 我和我的伙伴们，杰吉·维亚尔，马里于斯·雅克蒙，皮埃罗·达瓦尔，安德烈·波瓦尔，吕西安·福雷……我们踢球还停留在业余爱好的阶段。但是，足球已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只要去做与踢球有关的事，没有什么能让我打退堂鼓。足球就是我的动力燃料！我没有想过放弃。然而，在我成为职业球员之前，还发生了许多事情…… 第一个”打击”发生在我13岁那年。由于染上了急慢性肺炎，我父亲不得不放弃工作，将内铺卖给了一个伙计。我的父母搬到了博安旭利尼翁我母亲的娘家去住。我的外祖父母在那儿经营着一家规模很大的咖啡店“汽车驿站”。所有从圣艾蒂安、梯也尔或者蒙比里松过来的长途车都会在那儿稍作停留，将车上的包裹卸到咖啡店里，等待装上另一辆车。我母亲从此就担负起卸车装车的任务，总是大清早起床，一直忙到店里打烊。 我留在萨伊，寄住在姑姑法朗西娜家里。我还有一年才小学毕业，大家，首先是我自己，一致认为我最好留在里维埃先生的班里。 一年后，揣着毕业证，我去博安与父母会合，去修读初中一年级的艰涩的课程。我对那些课程厌恶至极，这是我惟一的感觉。因为里维埃先生的缘故，我在小学时，学习积极性很高，一直坚持读到拿上毕业文凭，但一进初中，我就表现出一种非常明显的厌学情绪，可以说，读小学和读中学时的学习积极性是成反比的。一心只想着大自然，牧群……和足球。啊，踢球！这方面倒是没有任何问题！我还继续在萨伊苏库藏队踢球，可以定期在球队见到我的伙伴们和勒奈斯。如果有记录的话，每一回，我都是进球最多的！ 该来的终于来了，小学毕业后，我面临着和大多数同龄男孩一样的命运。我父亲丝毫没有让它耽搁： “你不想读书？行，去当学徒吧，去学门手艺！” 说干就干。 收银台内外的几次讨论中，顾客们向我母亲提出了一大堆好建议，使我差一点就去了国家铁路公司下属的一所学校。不过梯也尔见习中心良好的声誉终于占了上风，这样，自1956年10月1日起，我进了冶金专业学习。 第一年学习，什么东西都接触一点，挫刀，车床，铣床，但就像在博安读初中一年级时一样，这些机器也激起不了我多少热情和兴趣。我感觉在受折磨，因为我十分清楚自己对此毫不感冒，成绩也是惨不忍睹。足球就是我的救生圈。 当只得了7分的成绩时，星期六就会被留校。也就是说，星期天别想回萨伊苏库藏……我到梯也尔的最初两周，两次被留校。一旦我意识到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成绩，后果将会不堪设想时，我立即作出反应。我的成绩直线上升：从第14名到第8名，很快又到第5名，后来一直保持名列前茅。1957—1958学年，平均分14分，在62个人中排名第二。第二年，各科功课均名列榜首。我成了铣床的主人。我很喜欢这个机器，因为需要进行精确的计算，我喜欢算术。 随后，毕业考试时，我受到了一个沉重打击：我的零件飞了出去。老师痛惜不已，因为我是班上最好的学生之一，动作快，质量高，但这一回，急于求成的心理使我的考试全砸了。老师深表同情，跑到废品车旁，从里面拿来一块废铁。 “快点，你也许还有时间重新开始。” 但太晚了，我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零件的加工了。我被刷了下来。没有拿到专业技能合格证书！ 幸好，我一向成绩不错，中心又有良好的声誉，加之用人单位很多，人人都不愁没饭吃。所以，我在圣沙蒙找到一份活儿，在海军炼钢厂，后来的克梭一卢瓦尔厂，条件是作为社会人员参加专业技能考试。下一年，我拿到了合格证。 我从来没有那么疯狂地踢过球！在梯也尔学习期间，每周四下午，我和见习中心球队参加校际冠军争夺赛。在德勒皮诺、奥贝尔、德鲁亚和古多伯等一些出色的球员的共同努力下，球队于1958年夺得学区青年组冠军。周日，我又换上萨伊苏库藏队的桔黄色球衣。周六下午返回家乡的麻烦被中心的一位老师卢舒兹解决了。他是位于弗尔的蓬散克莱裴厂的领导，他回去时顺便把我送到萨伊。 到圣沙蒙工作后，我周末便改乘长途汽车回萨伊苏库藏踢球了。但是这样的来回奔波只持续了一年。因为不久一件大事将改变我的生活：1959—1960赛季结束时，我离开了萨伊苏库藏队，而加盟圣艾蒂安队！ 历史的一页翻过去了。直到今天，我对那段时光依然十分留恋。那时，赛后，不管输了赢了，我们的车总会在途中停下来，让大家吃点快餐，每个人都快活地哼着自己的小曲。那具有浓厚的节日色彩的乡村足球，猛然间，结束了。再见了，周日夜晚的狂欢舞会。那时，我们常常载歌载舞到打烊时分，哪怕星期一早上还来不及换衣服就得匆匆赶去上班…… 20岁以前的踢球生活给我留下了一种巨大的与众人共享的幸福感觉。大家因为同一种激情走到了一起，生活过得无忧无虑，或许有些少年不知愁滋味，但也充分享受了队员间那种无与伦比的融洽关系。这种关系在我们坐着大客车进行乡间旅行时表现得最为明显……我相信在私人轿车取代了大客车的今天，乡村足球失去了它最珍贵的一张王牌！ 一切都结束了，如果我冒昧地说一句，全怪圣艾蒂安队的球员招募负责人，某个叫埃芒德的人。谦虚地讲，年轻的我在卢瓦尔省内已经小有名气，甚至里昂足球协会（后来的罗纳—阿尔卑斯足球协会）也知道我。埃芒德说服了我去绿衣球队碰碰运气。 实际上，这个卢瓦尔省的大俱乐部对我感兴趣，并不是头一回。但前面那些选拔者在考察了我的场上表现后，对我的能力表示极大的怀疑。最早对我发生兴趣的是皮埃尔·加洛奈（他为圣艾蒂安队挑选了一大批赋有天分的球员）和该俱乐部过去的国际级守门员克洛德·亚伯。 加盟圣艾蒂安队并未使我就此变为职业球员。在那个时代，从一个小俱乐部的业余球员变成一个大俱乐部的职业球员的现象极其少见。最初的阶段，球员只是签一个类似“职业俱乐部的业余球员”的协议，如果场上发挥出色，一切进展顺利，俱乐部才会提议签一个正式的合同……根据此合同，你将效力该俱乐部直到挂靴。有期限的合同直到1969年才出现，它极大地维护了球员的利益，使球员重新找回了被剥夺太久的自由和尊严。 不管怎么说，我在圣沙蒙开始了崭新的生活。这样讲并没有夸大其词，因为像炼钢厂的许多单身职工一样，我也在当地寻找住房，我的房东后来……竟然成了我的岳母！我的妻子马蒂娜当时只有十几岁，我们是1970年结的婚。我还记得当时每天晚上我和她们全家共进晚餐，开饭前，我总是先帮她完成她的家庭作业。 同样是在圣沙蒙，我于1959年6月进了那家规模庞大的机器嗡嗡作响的工厂，成为该厂第4917号职工。我发现了一个别有洞天的工人的世界，一下子就被他们的纯朴爽直和团结友爱迷住了。一个不同于我生活了14年的乡村的另一个空间，但给我同样真实的感觉，人与人之间同样彼此尊重。 从此，我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是遵照规定的作息时间来安排生活起居。在这个新环境里，没有嫉妒，没有斤斤计较，男人和女人友好相处，时刻准备着伸出援助之手，每个人都希望看见旁边的工友顺利地完成任务。一群纯朴真诚的，对生活没有过分奢望的，但过得很快活，沐浴在友爱之中的人。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罗歇·贝尔纳，他是我被分配去的工具车间里最好的工人。该车间因为给其他车间提供零件而跻身高贵之列。 我进圣艾蒂安队踢球伊始，立即就碰上了几乎是无法调和的时间矛盾。当我上早班（凌晨4点至中午12点）时，就不可能参加训练，当我上中班（中午12点至晚上10点）时，就难以从若弗鲁瓦一吉夏尔体育场赶回来接班…… 车间主任很高兴看到在自己的车间里有一名球员，而且还是绿衣球队的成员。于是，征得他的同意后，罗歇包揽了所有的早班。当我中午没有及时从训练地点赶回来时，他甚至还偷偷地替我点名，帮我当班。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没必要一一列举。 谢谢，罗歇，谢谢你在那些年里，在我像那个年代的许多年轻球员一样，费尽心思去协调工作与踢球间的冲突的年月里，对我的帮助。谢谢你，在我失败后给我的机器缠上黑色饰带，而在我获胜后又将它装扮得格外美丽，让我在车间里度过了那么多充满友爱的时刻。 每天中午，从若弗鲁瓦一吉夏尔回来，我都是手忙脚乱！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去买一个三明治，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一边穿过一个又一个的车间，等匆匆换上工作服，奔到机器旁时，常常已是气喘吁吁。 但是，往来奔波于露天的球场和拥有五千多职工的人头攒动的工厂之间，体验一份紧张火热的生活，是多么的开心！而且，在这两个环境中，我都感到活得很自在。 我没来得及去深入地体会这种双重生活的魅力：1961年6月，我应征入伍。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还在继续，我已经看见年满20的自己为了“平定战乱”，奔赴奥雷斯山①。我被分到第二十二阿尔卑斯山地步兵营，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培训，等待着穿过地中海，奔赴阿尔及尔或者君士坦丁。但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我们正列队站在军营的院子里，接受新来的营长的检阅，这时，我听见一声不容抗拒的命令： ①在阿尔及利亚境内。 “雅凯，出列！” 我走出队伍。营长当着众人的面问道： “雅凯，你是一名高级运动员？” “哦，不，不能这么说……” 曾有人向我建议不要过分暴露自己。 “是，没错，我认得你。你在圣艾蒂安队踢球。我就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来使这些家伙进入状态。你给我组建一个足球队，一个篮球队，我需要一些出色的柔道运动员……你不用去阿尔及利亚，你就留在这里。干活去吧！” 看，我的教练生涯就这样开始了！每天上午，都是高强度、大规模的体育训练。足球训练颇有成效，我们在马赛夺得了大区冠军。 服兵役期间，我本可以去尼斯队踢球，但圣艾蒂安队表示反对，而它的允许又是不可或缺的，于是，来军营找我的科克祖·费里只有空手而归。但是因为太渴望重新参加比赛，我在一家不错的业余球队，尼斯邮电队，获得了参赛资格。在那儿，我不但遇到了一位优秀的领导，杜朗先生（他和他的夫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碰上了另一位出色的教练，勒内·乔达诺。服役期满，他们建议我留在俱乐部里，并用参加各种可以为我的足球生涯锦上添花的比赛来引诱我，但是，尽管我们关系不错，我一分钟也没有耽搁！我希望回到圣艾蒂安队。 1963年3月，我重拾铣工—球员的双重生活。但是，我为此筋疲力竭，于是，第二年，也就是1964年9月，我必须作出选择了。毫无疑问，我选择了足球。首先，因为我明显感到自己已经完全具备了一个职业球员的素质。其次，因为服役归来，我发现俱乐部换了一个主席，罗歇·罗什，尽管当时沦落为乙级队的俱乐部前途一片黯淡，他依然显得雄心勃勃。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因为，我在圣艾蒂安队撞出了生命中的“足球火花”：我遇上了让—斯奈拉。 我自以为对足球的狂热已经深深植根于体内，但从斯奈拉的身上，我发现了一个彻头彻尾地沉浸在足球世界里的人，他使我意识到足球不仅是一种业余爱好，不仅是一个可以让你和伙伴们一起出去兜风，可以带来节日般喜庆的运动，世上还存在一种对足球的毫无条件的真正的爱，它能使你不顾一切地去踢球，而不需任何回报。 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懂得认真、严格、苛刻以及职业道德在足球世界里意味着什么。斯奈拉教会了我一切。踢球要全力以赴，讲求实效；还要加强体格锻炼，严格饮食习惯，注意体能恢复。和他在一起，没有顺其自然、听之任之的时候。 因为斯奈拉的功劳，在工作方法上，圣艾蒂安队比国内所有其他的俱乐部至少领先十年。一切都安排得周到细致，井井有条，只为了给球员提供一个最好的环境，让他们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球场上去。 我们把手揣在口袋里就直接去体育场了。更衣室里，一切都准备就绪，训练的器械已经摆好在长凳上，只有球鞋需要我们操心。每人有一格柜子，可以放防滑球鞋和一些个人物品，但我们无权将柜子锁上。让—斯奈拉会时不时地巡视一圈，检查一下我们的柜子，如果他认为整理不到位，或是球鞋不干净，没有好好保养，他就把柜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摔到地上或扔进垃圾桶里。 这是一所真正的教育足球运动员怎样生活和踢球的学校。教会球员珍惜物品，爱岗敬业，尊重他人。 赛季之初，每个人都会分到一个号码，我们的所有衣物上都印有这个编号（我是20号，20一直都是我的幸运号码）：训练服，便装，浴衣，拖鞋……严禁光脚进浴室！如果有人赤脚去浴室被斯奈拉撞上，他会让他半道折回去。 球场是神圣的。应该让它一直保持无可挑剔的状态，于是我们好几次奉命除去场上的杂草。至于更衣室，情况更糟：斯奈拉认为那是他的领地，他拥有绝对的支配权，未经他的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入。我曾目睹罗歇·罗什被赶出来，因为他没敲门就进去了！ 我在指挥国家队参加本次世界杯比赛过程中，从斯奈拉那里借鉴了许多经验，特别是他的遣兵布阵原则，我一直沿用至今。 他的理论核心是尊重集体，尊重集体协作。球场，是我们的球场，更衣室，是我们的更衣室，别人不能碰，不能进入。我们用的语言是足球运动员的专用语言，外面的人无法理解。直至今天，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组织一支真正的球队，使队员一心扑在踢球上，在亲密无间的氛围中，默契配合，发挥出球队的最佳水平。 斯奈拉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他下达命令时，从来不会提高嗓门，总是一副不紧不慢、心平气和的神态。队员们对他和他的工作方式已经非常熟悉，所以他一开口，只需简单的几个字或几句话，大家就能明白该干什么。他的所有建议和要求都是为维护球员和球队的利益着想，因此，他的命令总是被无条件地执行。 一天，就在我球员生涯伊始，我遇到一件倒霉事：一次特别艰苦的训练之后，我低声对同伴米托拉基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快累得挺尸了。”这句话甚至有点不太文雅……正巧路过的斯奈拉听见这句我永远都不该说出的话，当我准备离开更衣室时，他不加任何解释地甩给我一句话： “3点钟，到球场上来。” 在往常下午休息的时间，我去了球场，与另两位受罚者一起，赤膊光脚，踢了两小时球。两个小时里，他只问过我一句话： “累吗？” “不，不，先生，一点也不累……” 让—斯奈拉说话很含蓄。常常是寥寥数语，却有强大的冲击力，有时必须破译才能明白。比如有一天，我在运动短裤上发现的这句评语“有些脏，实在太脏……”我问自己他想借此表达什么。后来我明白了。他只是想暗示，我总是像一个疯子般地铲球，十次有九次摔倒在地上，短裤上弄得污迹斑斑，应该停止……换句话说，一个倒在地上的球员，是一个被淘汰的球员。足球运动员是站着的！ 让—斯奈拉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我对踢球和执教的所有或几乎所有认识都是从他那儿学来的。另一个人后来又补充了我的认识，同样教会我许多东西：这就是阿尔贝·巴德，斯奈拉在圣艾蒂安队的继任者。 巴德是一个语言的魔术师。我从未见过一个谈起足球那样绘声绘色、驾轻就熟的人。他的第一次讲话持续了四个多小时！我感觉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我完全被他的演说征服了，就像被一段飘入耳中的美妙动听的音乐迷住了一样。 为了自我介绍，也为了被众人接纳，他构筑了一幅宏大的画面，上面绘着他排兵布阵的原则，他经历的重大时刻，他熟悉的著名球员。我们听着他滔滔不绝的演讲，就像在听一个童话故事。显而易见，巴德和斯奈拉对足球怀有同样狂热的爱，但两人传递的方式不同，前者是用言传，后者是靠身教。 阿尔贝·巴德十分明智，走马上任后，对前任建立起的王国未做任何变更。运转机制已建立完备，他无需再去改变什么。但他带来了别的东西，他丰富的经验，他一贯热衷的对话。和斯奈拉一样，他也做到了将信息传递给队员，并能获得全队一致拥护，只不过是通过另一种方式而已。 对于我这样一个只熟悉乡村和工厂，很少听到如此精彩的演讲的人来说，巴德无疑为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证明了一个人的语言可以既优美动听又清楚明白。因为如果他只是在赏玩文字，他就不可能在那么长时间里吸引住我们。不，他的演讲有的放矢，内容明确清晰，与我们的职业和担心直接相关。我们总是能感觉出这一点，甚至在他谈起过去在朗斯队或1958年在国家队的那些经历时。 圣艾蒂安队能聘到斯奈拉和巴德这样有能力、高水平的教练，使俱乐部能经得起各种考验，并成为法国足球史上战绩最辉煌的球队之一，这一切均应归功于俱乐部主席罗歇·罗什的声望。罗歇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主席，他希望在足球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他年轻时在矿上做工，后来投身于建筑和市政工程建设行业，并获得了巨大成功。 他给人的感觉有些暴躁，几乎显得很粗鲁，不过，他就是这么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人。即使生气训人的时候，他也能让对方感到他的关爱。如果他大发雷霆，一定是事出有因，不是为了俱乐部的发展，就是为了球队能赢球。 与某些俱乐部领导不同，罗歇·罗什有一个优点：他绝对信任他的教练，对于他们的要求，他能迅速满足。他的做法开了业内先河，今日，有目共睹，俱乐部主席和球队教练间的密切配合对于球队获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在各自职权明确划分，双方互相尊重的前提下，俱乐部主席和球队教练的合作才可能是和谐而高效的。 70年代末，也许是为胜利而陶醉，也许因为个人事业出现困难，他明显地远离了他长期热情追随的道路，这是他个人的损失，也是球队的损失。但他的悄然引退不应该使我们忘记这个叼着烟杆的伟大的缔造者，他应该在法国足球的伟大领导者的先贤祠中占据一席之地。 至于我，他使我得以作为职业球员在球场上尽情发挥。我由圣艾蒂安队在萨伊苏库藏的球迷变成一名绿衣球员，并在该队度过了12个难忘的春秋，五次夺得法国联赛冠军，两次夺得法国杯赛冠军，两次入选国家队。 那两次入选国家队，一方面有自身条件的原因，我是一个不错的前卫，仅此而已，我不觉得自己有多能耐；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球队涌现出了卡尔纽斯、波斯吉埃、贝雷塔、埃尔宾、米托拉基和埃尔维·勒韦利等一批优秀球员，掀起了一阵圣艾蒂安热潮。 我说自己是一个中等水平的球员，并不是故作姿态或者假装谦虚。我具有感染力，号召力，这对球队是有用的，我工作兢兢业业，克尽职守，但我不像后卫波斯吉埃那样光芒四射，也不像前锋贝雷塔那样引人瞩目。好吧，就算是不错的球员吧，如果你们坚持这样说的话，但要说是伟大的球员，肯定不是。证据在此，作为国家队教练的雅凯很可能不会将作为球员的雅凯保留在征战世界杯的队员名单里！ 但是我因此而更为自己骄傲：由于勤奋努力的训练，由于百折不挠的精神，我在足球上取得了今天的成绩……一个不被我父亲看好的职业。 当斯奈拉催促我在圣沙蒙的铣工和圣艾蒂安队的球员中（二者已不可能兼顾）作出最后选择时，我向父亲征求意见，他反问我： “足球运动员，这不是一个职业！而且，一个球员，他能挣到什么？” “挣不到什么东西。”我不得不这样回答他，最后，我只好不顾父亲的反对，独自作出决定。直到我第一次入选国家队，很少改变看法的父亲才表示我的选择或许是对的。不过，我怀疑他更在乎的是《马赛曲》和印着公鸡的球衣——他爱国的一面——而不是他儿子的成绩…… 我最好的几个哥们都是在圣艾蒂安队，一个60年代叱咤法国足坛的球队里认识的。罗朗·米托拉基，乔治·贝雷塔，乔治·卡尔纽斯，贝尔纳·波斯吉埃。他们是一些真正的朋友，我们是一起驰骋沙场的战友！ 许多年中，在外出比赛时，我都和乔治·卡尔纽斯同住一屋。他是一个安静的男孩，情绪总是特别饱满，和他在一起，让我感到心绪安宁，一切都胸有成竹，井井有条……一个细致的高个男孩。和贝尔纳·波斯吉埃在一起时，他常常给我们分析过去打输的比赛，讨论一直进行到深夜。当时，球队输球的时候并不多，但自从波波斯①带着他特有的口音，用他的方式改写历史之后，我们最不济时也能打个平局。那么，胜利也就不远了…… ①波斯吉埃的昵称。 不要忘了，圣艾蒂安队的象征——富有传奇色彩的若弗鲁瓦一吉夏尔体育场，闻名的“绿色熔炉”！内行的观众一方面对球队抱有很高期望，十分挑剔，另一方面，又绝不能容忍别人嘘笑自己的绿衣队。作为球迷们的代表，圣艾蒂安队也是一个热情团结的集体。我们很高兴一起在球场拼杀；球场之外，我们同样乐意呆在一起，带着妻子，互相串门，一道进餐。一个集体如果不建立、维持这样一种和谐温馨的气氛，就几乎不可能有所成就。我在圣艾蒂安队时对此深有体会，所以将它带到了波尔多队，以及本届世界杯的国家队。这一回，妻子们更是与法国队形影相随。 火车旅行以及后来普及的飞机旅行为这种融洽的气氛提供了生长发育的土壤。从圣艾蒂安到波尔多，我们要花去近八个钟头。赛后，我们乘夜班火车返回。漫长的旅途不会让人感到寂寞无聊，因为大家都在忙着打塔罗纸牌①。 ①有78张，比一般纸牌长，主要供占卜用。 说到我，对玩牌并不热衷，但在那个年代，一个职业球员不会玩牌，简直无法想象。所以为了和大家打成一片，我必须学会打牌，不过我有意使自己尽可能不被邀请。我常常是第一个被换下场的队员……每次都是刚刚让人痛骂不够用心时就被人替下。真正的塔罗牌迷都计算出过了哪些牌，哪种花色还剩下什么牌，都清清楚楚，我可真没有那种本事！ 我喜欢一个人坐在边上读书。那时，我真读了不少书，先是小说，很快又迷上了历史书籍。是我外公让我对历史发生了兴趣。外公是一个非同凡响的老头，我和他有许多共同语言，比和我父母还亲，后者给我的印象是不论在萨伊的肉铺，还是在博安的咖啡店，一天从早到晚，总是在干活。我从不知道和父母一起度假是怎么一回事。 双腿瘫痪的外公艾蒂安·多里埃呆在博安汽车咖啡店对面的家中，感觉度日如年。每个星期六下午，我一从梯也尔见习中心回来，三口两口吞下母亲为我准备的一大个奶酪猪肉三明治，就溜去看外公。 我先给他刮胡子。除了我，他不让别人碰他的胡子，比如说，如果哪个星期六我偶尔没回来，因为我被留校了，他就会两周不刮胡子。 然后，我给他念武侠小说。他最爱听达达尼昂①的故事。我们还一起听广播，他会用自己的方式评点新闻，他的评论经常是很滑稽的。最让我伤心的时候，是当他谈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时，他躲在战壕里，又冷又怕，饥饿难耐，只能填一点点米饭……就着老鼠肉。 ①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中的人物。 自那些年起，我对历史的热情始终没有减弱，两次世界大战间和抵抗运动期间的历史一直令我着迷。 一次严重受伤后，我不得不离开圣艾蒂安队，离开球场，一去就是将近两年。两年没有踢球！对于一个视足球为生命，正处于踢球的黄金年华和事业的巅峰阶段的29岁的球员来说，这可真是一个十字路口。 1970年，我们第四次连续获得法国联赛冠军，我们击败了南特队——罗歇·勒梅尔所效力的队——以5：0的比分。顺便提一句，那时，我刚刚结了婚。为了迎战下一个赛季，我像一个疯子般地训练，除了踢球，还经常打网球。我本应该控制训练负荷，因为我已开始感觉后脚跟有轻微疼痛，像是脚腱炎的征兆。我犯了习惯性的错误，没有立即去看医生或者告诉队医，于是，某一个上午，咋咳一下：阿喀琉斯的脚踵拉伤。 特里亚教授，他可能是当时最好的体育外科医生，为我做了手术，但几个月后，旧伤复发。于是，大家，首先是我自己，认为我和足球之间已经无缘了。但特里亚教授没有放弃。他刚刚治好了一个同样症状的中跑运动员波斯贝歇。 “我准备试一试移植的办法。”他告诉我。 他抽出我脚侧的那根短腓骨，然后将它包好拉紧，我不太清楚手术的具体部位和操作细节，总之，脚踵被拉长了一倍，我又能踢球了。 我经历了一段漫长而艰苦的战斗才恢复到最佳状态。我曾怀疑过自己，曾想到放弃，但在尼古拉医生的细心照料和鼓励下，我战胜了困难。我对他将永远心存感激。没有他，没有他一次次的诊疗，给我信心和勇气，我可能已经甩手不干，与球员生涯拜拜了。回报终于来了。在巴德的接替者罗伯特·埃尔宾担任教练的第一年，我又回到了圣艾蒂安队。新一代的球员成长起来，尤其是其中的西纳热尔很快挡住了我的道路——但不管怎么说，我战胜了自己，我又踢球了！ 我是那么地高兴能重返球队，以至于我揽来了许多份外的事情：协助罗比训练新球员。我总是和罗什多，梅夏迪埃，萨拉玛尼等小球员们呆在一起。他们是一代即将征服欧洲、征服法国人的年轻球员。 我希望真正返回赛场，而不是偶尔参加一次比赛，但我知道在绿衣队里我已经没有施展的机会了。于是，赛季结束后，当里昂队通过让—皮埃尔·卡蓬传话给我时，我没有犹豫太久就答应（转会去里昂队）了，尽管一段历史被划上句号，我感到很难过。如果能再经历一遍那些美好的年月，我愿意拿出任何东西作交换——也许除了世界杯奖杯！ 重新上场的快乐压倒了对过去生活的留恋。当然是因为我加入了绿衣队诅咒的邻居和敌人的队伍，但更主要的是我进了一支友好的、拥有一批优秀球员的球队，其中主要有拉维埃、米阿吉罗维克、迪纳罗、拉孔布、切尔萨和一个出色的乌拉圭人——马奈罗。我再次奔跑在球场上，又找回了过去的激情，尽管我意识到我的球员生涯正在慢慢走向尾声。在我的眼里，生活依旧那么美好。我拿到了初级教练证书，新的职业在向我招手，我开始在雨级队试教。 形势很快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和我关系不错的里昂奥林匹克队教练艾梅·米尼奥在1976年2月突然被解聘。谁是他们选定的接班人？艾梅·雅凯。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隆重的仪式。他们只简单地说了一句：“你接替他。”我也就未加深思熟虑便答应了。错误，双重的错误。我让自己掉进了陷阱。 首先，我感到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尽管我并不害怕执掌教印。其次，我这么迫不及待地坐上艾梅·米尼奥以前的位置，似乎也不太光彩，无法对他交代。从人情上讲，我感到两个艾梅的交接让我难以接受。但不管怎么说，我走马上任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借助在圣艾蒂安队看到的那些做法，我开始安排自己的工作。 从执教的结果来看，还不错，上任四个月后，球队留在甲级队已经没有问题。我们甚至打进了法国杯赛的决赛，在巴黎王子公园体育场与马赛队角逐冠军。我们最后空手而归，但保级的目标是达到了。 好景不长。里昂奥林匹克队迈进了一个所有俱乐部都经历过的阶段：两个欧洲赛季过后，俱乐部回到了不太乐观的、严酷的现实中。三位富有才干、长期以来配合默契、经营得力的俱乐部领导纷纷隐退。他们是：主席爱德华·罗歇，著名的妇科医生、副主席福莱斯特先生和财务主管塞尔日·尼科尔。他们吸收我进球队踢球，又把我推上教练的位置；他们不仅善于管理经营，而且懂得在俱乐部里营造一种热情的、几乎可以说是家庭的气氛，让每个人都能在其中畅所欲言。每年的赛季结束时，尼科尔先生都会在他的家中举办一次盛大的花园派对，大家正好借机尽情地玩一把滚球。 他们三人的离职造成俱乐部领导岗位的严重空缺，使我的工作变得十分艰难，有时只剩下我和女秘书阿碧娜两人，苦苦支撑着整个俱乐部！可以说我是在困境中摸索前进的，但也许正因此铸就了我坚强的性格。 当然并不是一团漆黑，特别是，我和一位刚出道的年轻医生让—马赛尔·费雷的合作卓有成效，20年后，我和他竟然又在国家队里碰上了！不过，也有不太好的地方，比如说，走了一些优秀队员，主要有拉孔布、多莫奈克，造成球队在各个方面都人员匮乏……于是，我决定，在留下来的约瑟·布洛萨、阿兰·梯利和教练组的领导下，在球队里施行一套切实有效的训练方案。这个教练组后来为里昂奥林匹克队培养了大批优秀球员。 工作本身很有趣，因为我们在努力为球队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前进的道路上困难重重，布满荆棘。重要领导成员的匾乏，导致许多重大问题无人负责，我在工作中实在体会不到乐趣。 于是，在1979—1980赛季结束时，我重归自由身。在梅斯的斯奈拉极力鼓动我过去，但未能成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原因。这件事紧接在梅斯俱乐部主席卡罗·莫里纳利暂时引退之后，假如不是洛林俱乐部犹豫不决的话，事情也许就敲定了。但此间，我接到迪迪埃·古埃库的一个电话，我们是在我入选国家队时认识的，加盟波尔多队的贝尔纳·拉孔布曾向他大力推荐我。身为波尔多俱乐部经理的古埃库没有拐弯抹角： “你应该来我们队，俱乐部主席希望重整旗鼓，他有许多雄心壮志，当然，也有经济实力。” 约会定在巴黎的一个公寓里，我在那儿第一次见到了克洛德·贝兹。他和古埃库一样直率：“据说你是个不错的教练。这个我们将会看到……你将参加波尔多队，我们会给你提供很好的工作条件。我们给你三年时间训练一支能打入欧洲杯赛的球队。你将得到一份条件优厚的合同，你不用担心。怎么样？” 谈话持续不到一刻钟，我出来时喜忧参半。我欣赏克洛德·贝兹直来直去的办事作风，和他开门见山的说话方式，半带认真，半带煽动。我如约前往，俱乐部主席没有食言：我与波尔多队签的合同远比过去的那些合同条件优厚。 我在波尔多的执教生涯开场了。 它将是一段壮丽的经历。凭借我在里昂从来不曾享有的条件，我能够在任期内，充分实施我的训练原则，应用我的知识。 我在纪龙德省度过了八年，在这八个赛季里，波尔多俱乐部三次夺得法国联赛冠军（1984，1985，1987），从来没有掉出过前四名；两次夺得法国杯赛冠军（1986和1987）；连续八年获得欧洲三大杯赛参赛资格，遗憾的是，成绩最好的两次也只进入半决赛。只是在这些国际比赛中，我没有率领球队踢出令人满意的成绩。 我的内心很清楚，如果说球队能连续八个赛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保持这样的战绩，那是因为俱乐部成员在工作中紧密配合，协调一致，具有高度的职业素质。 其高效的运转机制的基础是作为教练的我和“老板”克洛德·贝兹之间关系密切，毫不含糊。 他不仅有很多优点，像历史后来证明的那样，而且没出最后那些岔子之前，我们相互间极其信任，配合默契，绝对严格遵守各自的权限划分。我们行动迅速，他听我说，我听他说，然后行动。没有浪费时间的空谈，只有协调一致的行动。 每年2月份，我向他介绍我对新赛季的计划，他一般都表示同意；有时，他会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但我知道应该怎么应付。他遵守了自己的诺言。 他有他的权限，我有我的职责。他仅仅希望我向他解释我的目标和行动，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令人不快的。 当我需要作出艰难重大的决策时，我常常通知我的俱乐部主席，从来没有先斩后奏。反过来，他也从不干涉我的工作。他从来不像其他人那样，在我指导训练时，有意坐到我身边。如果他在赛季中来观看两三次训练情况，这是最多的了，必定有重要的原因。他一来，士气必定高涨！ 因此，我们之间是互相的尊重，绝对的尊重，任何一方都不去侵犯另一方的权益，不像经常见到的那些情形。 最初出现的问题是设施的问题。波尔多队在罗克维叶勒有一个训练基地，但是它没有一副大型职业俱乐部工作地点的模样。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体育场，人们在那儿进行所有的体育项目，包括射击！我也一样，在罗克维叶勒，我什么都做，整理花草，推独轮车，还常常在淋浴时与冷水做斗争。 我厌倦了这种战斗，我去找克洛德·贝兹，他当即让我去市政府。我就这样认识了雅克一夏邦一德尔马，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希望波尔多能拥有一支强大的球队。他专心致志地倾听我的意见，随即毫不犹豫地保证： “体育处听你们的指挥。” 于是，经过了许多考察研究，勒阿扬即将诞生了，或者不如说，就要复活了。它位于梅里涅克机场附近，是市政府管辖的产业。一看到那座城堡，我就有一种感觉，那是波尔多队未来的领地。我们开始占领那块地方，我们步步推进，直到赶走了那里的橄榄球员，在波尔多，那可不是件小事。工程开工了，我们不得不搬到一个暂时的栖身处，不过，我们住得依旧挺开心。 城堡被彻底地改头换面。更衣室是严格地按照我们的要求建造的，球场也经过重新翻修。我没有享受很长时间，但重要的是，这个阿基坦大区的俱乐部终于拥有了一个设施齐全、装备完善的基地，直到今日，它仍然是俱乐部理想的工作地点。 夏邦一德尔马真是一名运动员。他曾是一个不错的橄榄球员，同时也经常打网球，而且一直打到年龄不饶人才放弃。他到莱斯屈尔体育场观看比赛时，几乎每场赛后都要到更衣室来看望我们。 “我在你们这儿很开心。”他经常对我这样说，眼中闪耀着满意的光彩，就像一个站在一件漂亮玩具面前的小男孩。 我非常喜欢每次在球队赢得一场重要比赛后，他表扬队员们时说的一句话： “今晚，你们团结得就像一只手的五个手指！” 我一直记得我们在1984年第一次夺得冠军时的情景，最后一晚，在雷恩，我们领先于摩纳哥队，赢得了胜利！ 那天，我大吃一惊，因为夏邦一德尔马要求坐到场边的教练凳上，和我一同观看比赛。认识我的人都清楚：除了教练组成员和替补队员，我不能容忍任何其他人坐我的教练凳。但是怎么能拒绝给予夏邦这个特殊照顾？比赛中，他可安静了！一听到终场哨响，他满脸洋溢着无比自豪的神情，特别高兴。波尔多队，法国联赛冠军，他对这一天期待已久……他的心愿可能得到了满足，因为从此他再也没有向我要求坐到波尔多队的席位上来了。 我和助理教练贝尔纳·米歇尔纳的二重唱配合默契，能够经受住所有考验。我害怕那种官多兵少的墨西哥人的军队，他们为了削弱权力，逐级分权，结果弄得职权不清，谁也不知道什么事该由谁来管。我在波尔多队执教期间，贝尔纳一直是我的能干、忠诚和严厉的助手。他把对俱乐部的爱，对波尔多的爱和他生活的艺术融入到他的生命之中……主要因为受了波尔多美酒的滋养！ 俱乐部，终于拥有了与自己的雄心壮志相称的设施装备，迅速地成长为一支具有特色的球队，网罗了一些优秀的有代表性的球员，如巴提斯顿，古莱斯，吉拉尔，拉孔布，蒂加纳，斯拜克，以及很多其他球员。在体育设施方面，我们这些职业球员，八年里不但从没有操心抱怨过，反而很心满意足，因为我们拥有优越的工作条件，胜利自然也就滚滚而来。 我的内心深处只有一个遗憾，那就是未在八年后及时引退，因为我已经隐隐约约感到了这个需要。而且，我向克洛德·贝兹表明这个想法时，他也认为，我们已经合作了很长时间，也许，换一个教练，换一种训练管理方式，对大家来说会更好。 我们双方都感到一个时代结束了，原则上决定分道扬镳。我坚信在同一俱乐部执教八年，是最大极限。时间一长，不可避免的，我的话，队员们不太当回事儿了。老队员对我已习以为常，而某些新队员又难以理解为什么在波尔多队，每天训练都要自我审视，自我反思，仅仅因为教练的一声命令。但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自己的信条“艰苦的训练等于轻松的比赛”。这与长期盛行的那些荒诞的理论是唱对角戏，它们认为，训练强度不应太大，有力应该使在刀刃上！ 为什么避重就轻？或许我自身也出现了无意识的懈怠，难于自我更新，保持思维清晰，精力充沛。日复一日，不知疲倦地鼓吹要出成绩，我也许麻木了。 因为我已经和亨利·比扬歇利具体接洽过，准备前往摩纳哥队，所以更可以轻松地说：“行了，我不干了。”另外，我和皇家马德里队也有联系。 但我怀疑俱乐部主席贝兹听到了我要离开的风声。他不能容忍我跳槽高就。此外，在人员聘用或组织上，我们的习惯做法是提前一年通知，我的突然辞职让他措手不及。简言之，我又按照他的意愿签了一份新合同。 这步棋走错了。我和俱乐部主席的关系迅速恶化。他自己改变了许多。他有些怪我计划离开他，我们的关系趋于破裂，几次不理想的比赛成绩，一个不利的境况，就该摊牌了。终于，在1989年2月13日，我被解去教练的职务。没有提醒，没有预先通知。大家都得到了消息，我还蒙在鼓里…… 我尤其感到苦涩的是，这种行为方式完全不顾及我们过去的关系，是蛮横无理、背信弃义的做法。我不仅像一个无赖一样地被开除了，而且克洛德·贝兹顽固地拒绝支付我有权得到的解雇补偿金。我去请一向对团结推崇备至的夏邦一德尔马出面主持公正，但我只得到了一封预言式的信： “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厌倦了，一切都破碎了……” 我想到休息一段日子。去旅行，为了驱散九个（至少是其中的八个）激动人心的，但也令人心力交瘁的赛季中积聚的压力。去发掘别的领域，发掘其他的兴趣爱好…… 但这个计划只是说说而已，很快就由于我和米歇尔·梅兹的一次接触而被放弃了。立即重新出山的渴望胜过了休息的欲望。于是，我在大夏天里到了蒙彼利埃，体验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酷热！我体会过圣艾蒂安夏季的大热天和波尔多8月的三伏天，不过这儿的热有点说不出的恐怖，增加了我适应的难度。 起初的工作倒还进展顺利。我和老相识米歇尔·梅兹一道着手招募球员，赛季也准备就绪。随后的一天晚上，当我路过波尔多时，从广播里听到蒙彼利埃队刚刚将斯特法内·帕伊和埃里克·坎通纳招至旗下的消息！难以置信，无法接受。 按照我一贯的工作方式，我不能想象俱乐部教练对招募球员一无所知，不管他们是怎样的出类拔萃。从原则上讲，这说不过去。 于是我打电话给梅兹，告诉他最好就此打住。如果他们想自己组建一支球队，他们做好了，但我不参加。 不久，路易·尼科兰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善良、开朗、粗犷的尼科兰主席狂热地爱着足球、球员和他的俱乐部。他带着他特有的热情向我解释这是一个误会，他希望我留下来 ……那时，如果遵从自己真实的想法，我本应该拒绝。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但我还没有学会怀疑动人的语言，我最终决定留任。 然而，我身上的某些东西可能破碎了，也许，我已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坚强勇敢地去面对前方的困难。 我想以朱里奥·凯撒和罗朗·布兰科为中轴，给球队构筑一个坚实的后防基础。但罗朗坚持认为他最适合的位置在中场，始终不答应，也许他在为以后入选国家队考虑呢。我们的观点分歧影响了球队里的气氛。 我们已经在着手加固后防力量，但1990年2月13日，我突然被解雇了……自在波尔多受排挤至此整整一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这一次打击对我无啻于晴天霹雳。我必然地向自己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不怀疑我的工作能力，也不怀疑我的足球水平，我怀疑我的工作方式。它是否适合蒙彼利埃队的情况？在波尔多，我训练出一支高水平的拥有法国最好的球员的队伍。在新的关系中，在新的情况下，我知道重新自我定位吗？我作了一次彻底的自我反省！ 一年中两次被罢免，对一个人来说太多了，尤其还是一个年近50，从事一项年轻人极易将“老”人淘汰出局的职业的人……我这一次决定不再匆忙行动，花点时间多想想。因为我妻子和我都很喜欢蒙彼利埃，我的两个孩子也在那儿读书。 我拒绝了来自法国和瑞士的一些建议。直到7月份米歇尔·普拉蒂尼打来电话，我才出山。我非常欣赏普拉蒂尼。首先，他是一个富有天分的球员，同时，还是个不受拘束。直来直去的人。另外，有一个时期，当我和克洛德·贝兹制定俱乐部长期发展计划时，我们曾认真地考虑过让普拉蒂尼来波尔多队结束他的足球生涯。后来，他穿上了绿色球衣，我们的关系就愈加密切了！ “我刚和一个朋友雅克·布莱金斯吉一起接手南锡俱乐部”，普拉蒂尼说，“球队的教练走了，需要你来接替。明天下午我们等你来训练。” 他几乎没容我回答……普拉蒂尼发出的邀请就像一个命令。于是，我仓促地收集了一堆报纸和杂志，准备第二天在去南锡的途中背下球队成员的姓名。从第一次训练起，我就直接称呼队员的名字，和他们有说有笑，仿佛我们认识了很长时间！ 尤其是，我意识到在草坪上奔跑时，我又有了寄托。在几个小时里，我从被排斥、拒绝的状态过渡到前发了新的热情，渴望战斗，渴望证明一些东西。因为我在南锡受到了热烈欢迎，特别是为了让我尽快地适应俱乐部的工作和洛林地区的生活，俱乐部经理让—米歇尔·穆蒂埃做了细致周到的安排。 我从来没有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如此拼命地工作过。我以最快的速度进入状态，不管做什么，都是激情洋溢。球队里有很多年轻人，看到他们在我的指导下一天天地进步，我感到了一种巨大的乐趣。有点儿像我在里昂刚刚出道时的情形。 我们度过了一个艰难的赛季（没有办法），但最后的结果还不错，在与几个像马赛队一样的强队比赛中获胜后，没有被降级。 我本来愿意继续这份工作，但当我看到普拉蒂尼和布莱金斯吉在不明朗的局势下甩手不干了时，我不想再次陷入困难重重的甚至几乎注定混乱的未知世界中。我步他二人后尘，提交了辞呈。 我再次变成树枝上的一只鸟，在等待……但在等什么呢？我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吗？ 这一回，在南锡队重掌教鞭，尽管时间短暂，但却使我振作了精神，重新唤起我传业解惑的兴致。不过，我两年前就计划给自己放放假，休息一下，是否到了兑现的时候呢？那难道不是更合时宜，更必要吗？ 因为不知道下一步想干什么，一时无法作出决定，我没有再联络新的俱乐部。我开始四处旅行，在国内和国外观看了许多场比赛。不过，这一回，我的内心静如湖水，不带压力，不担负责任，完全将观看足球比赛当作一种娱乐，多么的惬意！我等到五十多岁才得到这种享受…… 我去克莱尔方丹进修，并应热拉尔·乌里叶的要求组织一些集训，我在训练球员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给自己充电……整整一年，我仍然住在南锡，但经常去巴黎或其他地方。1991—1992年这个赛季不仅让我稍稍喘了口气，更主要的是还让我从其他的角度接触了足球，既学到很多东西，又不是那么紧张，而且我正式作为国家队教练进入法国足协国家教练组。我的职责是：负责在不满17岁的年轻人中选拔国家队的球员，菲力普呗热鲁和詹姆·多扬协助我做这项工作；组织培训教练；担任观察员；等等。 我还是国家队主教练热拉尔·乌里叶的第一助手，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职位。热拉尔是在’92欧洲杯赛结束后接替米歇尔·普拉蒂尼担任国家队主教练的。而我是作为法国足协观察员参加竞争第一助教的，当时的候选人还有雅克·德维斯姆。 法国国家队“老板”的助手，这个位置很特别。它使占据它的人能站在一个特殊的角度进行观察，并和队员保持多样化的关系。面对一个对他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球员踢球时会更加自在，同时，他感到对方在倾听他的意见，有一种互相切磋的感觉。 既然是副手，就不是一个责任人。他什么都操心，多方位地为主教练和队员们服务，但没有决定权。当然，他应全力协助主教练工作，最主要的是要随时随地为后者献计献策。一旦该领导作出决策，他的选择就变成了整个教练组的意志，谁也不能再表示异议。助理教练们的绝对忠诚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和热拉尔·乌里叶合作，不但没有问题，甚至是很愉快，配合相当默契。他工作干劲冲天，能力超群。他的计划总是超前，每天都有无数个想法，他的大脑就是一部一刻不停的机器。我们性格相异，生长的环境也不同，但我们对工作的要求是相同的，尽管各自有各自的表达方式。和他一起工作是一种很大的幸福。 惟一的一个问题是，他睡得很少，他能在半夜2点像一阵龙卷风似地闯入你的房间，只为了告诉你他从刚刚看过的一盘带子中发现的问题。没办法，只能适应！ 在热拉尔·乌里叶任国家队主教练时，我协助他工作了16个月。直到今天，我还不太知道如何评价那段日子，因为后面发生了一件难以置信，出乎众人意料，违反常理的大事…… 在竞争1994年世界杯参赛权的前七场比赛中，法国队积13分，失1分，但在自家的巴黎王子公园体育场进行的最后两场比赛中却败走麦城，而当时，只需将其中一场踢成平局，它就能获得去美国的门票！那些不怀好意的人，那些爱嘲笑的人后来说这种超级灾难只会落在法国人的头上…… 出了什么事？是我们掉以轻心了吗？是因为巴黎圣日尔曼队和马赛队当时称霸全国，影响了我们对国家队队员的选拔吗？是这样或那样的不吉利的声明破坏了球队的团结？是不是有些松懈？也许，各种因素都有一点儿。谁能肯定？ 我们对以色列的两场比赛让众人吃惊，客场，在特拉维夫，以4：0战败以色列，主场却以1：2的比分输给对方，这个打击已经不小。但是令人吃惊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对于法国—保加利亚的比赛，又能说些什么呢？我们做好准备将比分锁定在1：1，必须也只需这么做，结果在比赛结束前35秒，我们把出线权拱手送给了保加利亚。 在终场哨响前一分钟，我们正站在右边保加利亚的阵营中，热拉尔对我说： “去告诉他们比赛结束了，悠着点儿踢，别太冒险！” 我急忙去传递这个信息，但比赛结束时的传统安全线就挨着教练凳，使我无法通过。 我从后面绕了一圈到达球场边的时间，保加利亚队发起了反攻，球停在了拉玛的网底。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都不明白。我只知道王子公园体育场内有如教堂一般肃静，我双手捂着脸，像一座雕像一样，僵在原地，昏昏沉沉的，马上就要瘫倒在地上。 那是我所见过的最艰难，最残酷，最不真实的一个足球之夜。 但这个无法抹去的创伤，在我身上唤起了一种冷静的愤怒，像是一种无声的强烈的力量，使我毫不妥协地作出许多选择……直到1998年的7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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