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可以毫不夸张地将它说成是一次“爆炸”，一个重创。首先是主教练热拉尔·乌里叶顺理成章地体面地辞去他的职务。几天之后，国家足协主席让·福尔内—法亚尔在媒体的压力下也放弃了他的职位。 至于我，未来的轨迹似乎已经确定：作为助理教练，我也是失败的教练组成员，热拉尔走了，我也应该走。这就像岩石上的水一样清楚。我仍将做我的国家级教练，选拔新人，组织培训，我将在克莱尔方丹继续这样生活…… 然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雅克·乔治，1968—1972年的法国足协主席，80年代初出任欧洲足联主席，是法国足球和国际足球发展的见证人。在上演了一系列围绕足协主席一职的戏剧和阴谋之后，为了平息职位的争夺大战，也为了确保足协工作的连续性，他同意代理几个月的足协主席职务。他随即面临着和国家职业足球联盟主席诺埃尔·勒格拉埃特密切磋商，任命热拉尔·乌里叶的接班人的任务。 有那么一天，诺埃尔·勒格拉埃特邀请我和热拉尔·乌里叶去他在金冈的家中吃饭。他没有拐弯抹角，直接切入正题： “我们刚刚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不过，我们不应该泄气。您来接替热拉尔，继续他的工作。” 我大吃一惊。尽管我依旧认为这次被淘汰出局像是一场恶梦，很不公平，但我绝对不会想到，作为失败的集体中的一员，我会被推上第一把手的位置。 对这个建议，我犹豫再三，迟迟无法决定。热拉尔·乌里叶对失败的感受比任何其他人都深刻，他对我说：“你应该答应。”我四处征求意见，向朋友们，向教练们，向一些我认为可信的、没有个人目的的人。没有人对我说：“别去。”相反，所有人意见都差不多：“现在这种形势，当主教练不会太轻松，不过你的历史摆在面前，你的信誉完好，如果你有信心，就干吧！” 经过几天的思考，我决定赌一把。我走马上任了。考虑的时间越长，行动的速度越快。一旦作出选择，我随即投入到工作中去。 情况不是太妙。我熟悉队员，对国家队的运作机制也十分了解，但周围的气氛压抑沉闷，有几个队员意志消沉，在经历了重创之后，对重新穿上蓝色球衣显得不太积极。 一些领导认为，应该取消预定在1994年第一季度举行的友谊赛。我的想法与他们相反：为了驱散刚刚遭受的巨大失望的阴影，我们应该尽可能快地回归赛场。翻过历史的一页，让球在脚下飞舞，为了证明，首先是证明给自己看，我们不是一群到处受人责难的无能之辈。 当然，让一个几乎稳落囊中的胜利溜走，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但这是集体的错误，大家应该共同承担，尽快地洗刷耻辱。 1994年1月在图卢兹法国—土耳其的比赛中失利后，我们远征意大利，于2月16日在那不勒斯进行了一场比赛。作为开始，我觉得受宠若惊。意大利是世界上的足球强国之一：据资料统计，从1920年至80年代初，我们持续60多年败给他们！ 德约卡夫在中场休息前的一记进球——就进了！——为我们发动征服战铺平了道路。尽管我拼命地给队员鼓劲，阐述球队的优势，我仍然担心会看见一支畏首畏尾、不堪一击的队伍。但令我又惊又喜的是，即使在普通的比赛中，这些小伙子也是满怀信心，全力以赴，其中以埃里克·坎通纳为代表。 埃里克·坎通纳……是一个具有非凡力量的人，球踢得好，自然不用说，但在生活中也是一样，性格倔强，毫不妥协。从我们的第一次接触起，他就合情合理地、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我的“中流砥柱”，一个要洗刷耻辱的球队的队长。 埃里克十分骄傲，有时是极度的骄傲，这是他的动力之一。自我召他进国家队起，我就从他身上看到一种比其他任何人都强烈的意愿：渴望洗刷’94世界杯预选赛上的耻辱，渴望证明一些东西。他是第一个让我相信他是会全力鼓舞士气、重振球队的人。 我一直提倡这种堪为典范的精神，而且很看重以埃里克为代表的法国队的形象（我说明一下，他和队友相处融洽，大家对他评价很高），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给我们的关系蒙上了阴影。完全是技术上的原因。有一天，我决定结束坎通纳时代，这一点，我后面会具体讲到。于是，某些人传言说我事实上无论对坎通纳这个人还是对他踢球的技术，都从没有看好过。但正是这些人先是对坎迈纳被任命为队长而愤愤不平，后来又竭力要求召他归队！ 当时，在对意大利的比赛中旗开得胜，欣喜万分的我们接着参加了在里昂举行的CHILI杯赛（以3：1获胜），然后又去日本参加麒麟杯比赛。 那是一种国家间的友谊赛，每年春天举行，由日本一家著名的啤酒公司承办，那一年，法国队是首次被邀请参加。没比成世界杯，我们得以参加这次有趣的赛事，最后以两场胜利赢得了冠军：一场在神户，对澳大利亚（1：0），比赛场上一片汪洋，那是法比安·巴尔特首次代表国家队参赛；一场在东京，对日本（4：1）。 远离故土的那一周，不仅使我们认识了一个足球刚刚起步，球迷中有一半是女性的国家，而且加强了球队的凝聚力，士气大振。我们找回了以前的罗朗·布兰科，在法国队输给以色列和保加利亚后，他受媒体毫不留情、刻薄的批评的影响，曾经希望引退一段时间。托词是某些人可笑地怀疑他作为后卫的防守能力！ 对于这样一个有价值的人，我不会放弃。我清楚他是一个出色的后卫，所以，在蒙彼利埃时，我亲自出马说服他做自由人。这个位置非他莫属，考虑到他的身材，他的冷静，以及他娴熟的技术和难得的反攻能力。 为了尊重他休整的愿望，我一直等到1994年3月初在圣艾蒂安时才对他说出我的建议。我开门见山： “罗朗，我相信你。你在这个位置上没有竞争对手。你知道我们是一支优秀的队伍。欧洲杯预选赛，我们还指望你呢！我现在就要答复。告诉我行还是不行。你先考虑一两天，想好了，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又去找他的教练雅克·桑蒂尼，在后者的办公室呆了不到十分钟，罗朗就过来敲门，从门缝里露出个头： “教练，再给我几周时间，至于麒麟杯和以后的比赛，您可以靠我！” 对于一支在1993年秋季地震中震得“粉身碎骨”的球队来说，完全有理由为1994年第一季度的胜利而高兴。但是重新回归赛场，也就是说，参加’96欧洲杯预选赛，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8月17日在波尔多进行的法国对捷克共和国的比赛中，进攻的势头已有所体现：在离终场还有五分钟时，我们处于不利的位置，比分为0：2，这时，一个在最后30分钟被换上场，正在他的幸运球场——莱斯屈尔体育场、为首次代表国家队出场而庆祝的被叫做齐纳迪内·齐达内的球员，在第85和第87分钟，成功地连进两球！命运已经向我们垂青…… 在欧洲杯预选赛中，我们经过了一个艰难的、悲喜交集的时期。实际上，我很快就开始相信我们拥有一支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体力上都很坚强的队伍，但我不得不承认进攻环节十分薄弱，不容乐观。 我既不想重提斯洛伐克共和国布拉迪斯拉发市体育场令人咋舌的地面状况，和那两次不幸的——至少对于我方来说——照明故障，也不想更多地回顾波兰扎布热市那场比赛的情景：队员们不得不艰难地在一个垃圾堆似的球场上将球往前推进。如果再加上中间在圣艾蒂安举行的法国—罗马尼亚的比赛，战绩表很快统计出来，表面看来，没有任何吸引力：三个0：0…… 我说“表面看来”，是因为10月8日在若弗鲁瓦一吉夏尔体育场进行的那场比赛撇开别的不说，首先是我的一个突发灵感。我选派当时正在上升的年轻一代的南特球员上场，其中有卡伦布、佩德罗、乌埃德克和洛科。所有出席比赛的观察员一致认为法国队为大家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足球赛，他们热情洋溢，富有创意，攻防有力……直到最后一个射门动作，都体现了很高的水平。我不愿凡事借口运气不好，首先因为我不相信运气，其次因为那么说也根本于事无补。不过，坦率地讲，那场比赛，我们的确不走运！因为在美国世界杯中战果累累的罗马尼亚队，该场比赛竟然没有获得一次进球机会，极为少见。 尽管大家普遍感到前进的道路布满荆棘，我仍立即在赛后对两个助手菲力普·贝热鲁和亨利·艾米尔说： “这些队员很有天分，咱们会胜利的！” 我们以2：0战胜阿塞拜疆，比赛在特雷比宗举行（考虑到阿塞拜疆的紧张局势，比赛定在土耳其距阿边境不远的特市举行）。成绩微不足道，并不能令我们欣慰，也不能因此就说已经找到了有效进攻的途径。顺便提一句，这是我们外出比赛第三次不得不在一个地面状况极差的球场踢球，使我们难以发挥自信拥有的集体技术优势。没办法，只好将就吧…… 1994年末，我们没有输过，这对于增强球队的凝聚力，特别是在鼓舞士气方面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有一点很清楚，尽管在圣艾蒂安一场对罗马尼亚战和，我们在有效进攻这个微妙的领域没有什么突破，仍在原地转圈。 我们在斯洛伐克和波兰都没能做到——控球，射门——这一局面从1995年初对荷兰的友谊赛起开始扭转（1：0）…… 我们是不是将会第N次听到对法国队的这句评价：“友谊赛世界冠军”？我们很乐意接受这个称呼，尤其是因为我们在又一次与以色列对役后，带着令人伤心的比分0：0，带着没有能在欧洲杯预选赛上加重砝码的遗憾，失望而归。 我们已经无权再失误下去。下一场在南特对斯洛伐克的比赛必须获胜，否则，我们将会提前结束战斗。 那一晚，我们大获全胜，4：0的比分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尽管南特队的佩德罗、乌埃德克和卡伦布并没有上场，拉博若瓦体育场内的观众依然兴奋不已。众人终于开始公正地评价法国队，对于这个迟来的认可，小伙子们当之无愧。他们从预选赛伊始至今的场上表现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堪称典范。 在这两场相隔一个月的比赛中，我按照法国人的习惯，将队形分为“进攻型”和“防守型”，划分标准是看布阵时安排两个还是三个中场。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在特拉维夫是“进攻型”，因为德塞利和勒冈任负责回传，而马丹、佩德罗、洛科和乌埃德克专司进攻。 比分：0：0。 在南特，阵形相反。德尚德塞利和格兰主要负责中场，前锋只有三个：齐达内，洛科和吉诺拉。 比分：4：0。 这就是那些乱七八糟的荒诞的技术分析，这种比较事实上什么也说明不了！需要重复多少遍，战略调整的依据是有益于鼓舞球队的士气，平衡布阵，并能充分发挥自家优势。 尽管对斯洛伐克的比赛我们以绝对优势取胜，我们的处境并没有什么改善！8月份，在巴黎王子公园体育场对波兰再次战和，沉重的包袱重新压到我们肩上。我们甚至该为最后的希望没有飞走而感到高兴！当裹扎拉祖罚点球未中，而比分仍是0：1时，我对自己说，完了，这次又失败了。我们真是玩火自焚！ 如果不是德约卡夫在离终场六分钟时射进一球，将比分扳平的话，一切就结束了。 形势逐渐明朗：我们还有三场比赛，还需积九分，还需赢得三场比赛……其中一场在布加勒斯特进行。必须派遣别动队上场，拿出饿狼扑食的干劲，全力拼抢。 显而易见，这出戏的第一幕最容易唱好，因为是对付弱队阿塞拜疆，但我特别不希望队员掉以轻心，随便对付。上半场比分为3：0。然而，回到亚伯一德尚体育场的更衣室里，我大发雷霆，队员们后来提起时还觉得难以置信…… 为什么会生气？因为我已经考虑到第二个月对罗马尼亚的比赛！对这样温和的游戏，这种轻而易举占据的优势和这场没有挑战性的比赛，我不能满意。于是，我爆发了： “如果你们不愿做得更好，不能做得更好，就没必要去罗马尼亚了。在那儿，你们不会闲着的，我先说清楚。在欧塞尔对阿塞拜疆的上半场取得3：0的成绩，说明不了什么。你们必须恶狠狠地进攻，两倍，三倍地去努力拼抢，应该让罗马尼亚人知道，你们固若金汤，无所畏惧！” 终场比分：10：0。它是法国队自1904年成立以来获得的最好成绩！对于这个历史性的记录，我根本不感兴趣，但是，我很看重它所体现的东西，这就是下半场球队表现出的爆发力，和它显示在各个方面的勇猛凶悍。其中以弗兰克·勒伯夫为代表，他被选进国家队后头一次踢进两球。 这个一泻千里的比分够让下一轮对手罗马尼亚队好好消化一个月的，会让他们有所思考的…… 1995年10月11日，布加勒斯特。当地观众对比赛结果没有太多的疑问。在他们看来，战胜法国队，不会有什么困难：他们的顶尖球队很快就能把法国队解决了，法国队算什么，连参加美国世界杯比赛的资格都没有，罗马尼亚队在世界杯上多风光！ 开场一个半小时前，当我们的队员为了熟悉场地出现在观众面前时，迎接他们的是敌对的观众的一片嘘声。 但这时，出现了一个让人拍手称快的场面。面对这样的欢迎方式，法国队如果明智的话就应该抛弃杂念，尽快恢复在更衣室里那种平和的心境，冷静地迎接比赛。他们果然没有理会观众的不屑，不紧不慢地走到球场中间，象征性地围成一圈，并停留了很长时间，仿佛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毫不在乎。 “我很喜欢这种气氛。”巴尔特甚至冒出这么一句。 法国队用这种态度表明：他们对比赛无所畏惧。对于他们来说，比赛已经开场。在开赛前那个钟头里，更衣室里笼罩着一片强烈的必胜的气氛，我难得见到这种场面。 队员们的场上表现与他们的决心完全一致。我方毫不妥协。卡伦布在第30分钟踢进的第一个球就是明证：他疯狂地绕过所有对手，旗开得胜，奠定了通往胜利之路的基础（3：1）。多么令人激动！多么感人！让人颤抖…… 11月15日在冈城迎战以色列，也就是第三幕，最后一幕戏，我的心灵还经历了另一种颤动。在比赛的前几天，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遍全世界。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身亡。按照以往的传统，法国足协宣布在开赛前为他默哀一分钟。通常，这个时候，总有一些兴奋的观众大呼小叫，弄得场内喧闹不堪。但那一天，当裁判吹响哨声时，米歇尔一多纳诺体育场内鸦雀无声，寂静得令人心碎。所有在场的人都会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好几个以色列领导人，尤其是我们的朋友雅各布·艾勒尔后来告诉我们，当时，全场人对拉宾总理的敬意令他们备受感动，热泪盈眶。 还是回到足球上来吧……能否出线就看这90分钟了。那晚进行的最后几场小组赛的成绩仍然可能使我们丧失参赛的资格。为了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换取胜利。 我要求助手们关注场上形势的变化，只有在需要我作出决定时再来向我汇报。 事实上，当德约卡夫在终场前20分钟为法国队踢进第一个球时，鉴于其他几场比赛的成绩，所有悬念都不存在了。甚至，我认为，我们可以同意接受一个平局，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出乎意料！做事当然求有备无患，万无一失，裹扎拉祖在结束前的最后几秒又射进一球。 老天知道预选赛阶段有多么艰难辛苦！然而，激动过后，一种感觉不断涌上心头，最后深深植根于思想中：这支球队显示出一种高效的集体协作能力。 由于被最初艰难的比赛和球队长期薄弱的进攻所蒙蔽，一些评论员似乎忘记了这支球队还从没输过。1994和1995两年里，它参加17场比赛，10胜7平。也许战绩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但是这种面对对手毫无惧色的能力，体现了队员们百折不挠的精神状态。不管怎样，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我们可以安安心心地准备1996年6月在英国举行的欧洲杯了。 参加欧洲杯比赛，是没问题了，但是怎么组队，派谁上场呢？在守门员方面，我没什么可担心的。贝尔纳·拉玛是地球上的修理大王，擅长一切修补之事；接下来是布鲁诺·马尔蒂尼，一个无懈可击的门将，时刻准备着扑球；而法比安·巴尔特也达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水平。至于后卫线，几个组合都有保障。安格洛玛和迪·梅高（顺便向迪·梅高致敬，作为球队意志的象征，他为大家营造了良好的气氛）是后卫线上的左臂右膀，而图拉姆和裹扎拉祖上场次数也越来越频繁，并有令人信服的表现。最后，后卫中轴线上还有一对完美无缺的前后组合布兰科一德塞利，不过当弗兰克·勒伯夫上场救援时，成绩同样喜人。证据在此，欧洲杯预选赛决定性阶段的几场比赛中，由于罗朗受伤，我们起用了德塞利一勒伯夫二人组合。这两方面井然有序，不会让我夜不能寐，同样，中场有卡伦布、德尚、格兰、拉穆什和佩德罗，他们尽管各人踢球风格不同，但都不成问题。 惟有前锋线，或者说进攻方面令人担忧。坦率地说，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前景渺茫…… 1994赛季中，我在前锋线上的主要依靠对象，以埃里克·坎迈纳为首的南特帮，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胜利。球队的进攻缺乏广度、深度和力度，没有威胁性。不能指责任何人。这明显是一个集体的缺陷，但这个结论令人更加忧心忡忡。 自1995年1月起，由于坎通纳的缺席，我不得不逐渐起用齐达内一德约卡夫二人组合，一个充满希望、进攻有力的组合。 大家或许还记得英国联赛上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幕。在曼联队效力的坎通纳遭到一个流氓的辱骂，于是，他离开球场，冲向侮辱者，腾空而起，对着后者就是“刷刷”两脚。那一幕简直可以上最精彩的武打片。这是坎通纳的真实写照，当他受到错误判决或不公正的待遇时，他的反应极其强烈。 结果：他被英国足协禁赛八个月。整整八个月，法国队不得起用坎通纳。在此期间，在锋线组合齐达内一德约卡夫的推动下，法国队的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我们还是没有真正的突前队员（坎通纳本身也不是，他不能也不愿做），但不管怎样，比赛成绩比以前进步了。 当坎通纳重返赛场时，选择的时刻到了。怎么办？打破正在建设中的充满希望的二人组合？一切从头开始？还是冒着在坎通纳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掀起一场无休止的论战的危险，翻过历史的一页？ 确切地说，有两个坎通纳。一个是我和其他国家队教练十次二十次去英国见到的坎通纳，一个是法国广播电视等媒体竞相炒作的坎通纳。 第一个形象完全建立在比赛表现上，是我们从集体配合和个人发挥等几个角度对坎通纳进行全面考察和研究得出的结论。第二个形象由一组精心选择的画面组成：全是“国王”坎通纳的辉煌瞬间，一个从不吝惜奉献意外惊喜，擅长制造轰动效应的坎通纳。我们觉得坎通纳在英国的表现平平，但已经是他的最好成绩，然而，法国公众看到的却是一个魔术师或者一个创造奇迹者的形象。 举个例子就足以说明我的意见。1996年，欧洲杯比赛前夜，亨利·艾米尔、菲力普·图尔农和我一起最后一次去确认训练基地。我们英国之行的最后一站是温布利，利物浦队和曼联队将在那儿进行英国足总杯的冠军赛。一张这样的广告，是不会被错过的…… 那么，我们看见什么了？首先是一场平平淡淡的比赛，像许多决赛一样，两位重量级的主角实力相当，均未进球。然后，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尤其在下半场开场时根本无人过问的坎通纳。但是，在离终场前的某一分钟，他一个杂技般的动作，成功地射入全场惟一一球，使曼联队夺得了冠军！第二天，在英国，在法国，四处一片溢美之辞，齐声赞誉“国王”坎通纳，…… 这种“跌宕起伏”的表现，我亲眼目睹了四年！对那些只从电视精选的轰动一时的镜头中认识坎通纳的观众，如何解释我们、我的教练组和我有不同的观点？如何解释在“应该入选国家队的队员”的名义测验中，坎通纳和吉诺拉定期名列榜首，只因为投票者的消息是片面的、经过筛选的？ 公众的误解，我愿意与否，都得接受。但是，当我应该作出决定时，它们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我的惟一标准是遵从技术的需要，从维护法国队的利益出发，后一点永远被置于一切其他的考虑之上。 这条原则同样适用于大卫·吉诺拉，我刚才提到他的名字：他没有入选参加’96欧洲杯，以及后来的世界杯，不管众人如何议论，也完全是出于技术需要和集体配合的考虑。从没有人怀疑过大卫的个人能力和优点。为了传球的连贯流畅，加快速度，提高射门命中率，我想为我的进攻基础二人组齐达内—德约卡夫物色几个助攻，只是在那个时候，我认为保留一个虽然很有天分，但并不适合该组合的队员是不妥当的。而且他在英国踢球的成绩也不是特别有说服力。 不管怎样，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决定从1996年初起结束坎通纳时代。回到一个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失望和恐惧的时代没有任何意义，同时，根据需要作出的新选择使我们达到了既定目标，获得了欧洲杯参赛权。另外，新入选的是一批更加年轻、带有明显的雄心的球员，他们不是会开创一个更加诱人的前景吗？这就是我内心的想法，我周围的大多数人也都赞成这个意见。现在只剩下对主角宣布了…… 我没有习惯向队员论证我的决定，不管是被保留的还是被淘汰的队员。但是，这一回，我认为应该解释一下，鉴于埃里克·坎通纳的个性，更主要的是考虑到他对法国队的贡献，特别是他在我上任伊始那段艰难的日子里的贡献。 于是，1996年1月13日，我和忠诚的亨利·艾米尔出发去观看曼联—阿斯顿维拉的比赛。我们预先通知了埃里克我们的来访，并约定赛后在他下榻的宾馆见面。 我们在大厅里等了半个多小时，这时，就像间谍小说中常有的情节，他打电话过来说约会地点“换”了，改在市中心的另一家饭店。 又一次的等待。30分钟，45分钟……埃里克终于从楼上下来。他陪我们走进一间小厅，里面的桌子已收拾停当，就等迎接晚饭的客人，不过，在这个黄昏前的时刻，我们可以小坐片刻。 我当即说出此行的目的。我明白地告诉埃里克，除非遇到困难，除非比赛的进展出现意外，否则欧洲杯赛我不会请他回去。我解释说在他缺席期间，球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天才队员，一种新的打法在齐达内—德约卡夫周围形成，而且我认为应该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出于诚恳，我暗示以他为核心构筑的球队在比赛中取得的成绩不是特别有说服力。 他反驳，在他看来，不能说球队是以他为中心建立的，更不是为了他而组织的。不过这个话题的讨论没有继续下去。 我补充说他不可能以替补队员的身份被召回国家队，但是，我问他，如果和他球路相同的队员受伤了，他是否同意作为正式队员回去效力。 沉默。没有回答。我又问了一次： “埃里克，如果球队真的需要你，我可以打电话叫你回来吗？” 沉默。接着是一句简短的话： “只要我还在踢球，就可能……但不管怎样，假如出现这种情况，我希望在正式公布之前，您能先打电话通知我。” 谈话结束了。我随口提议为我们的友谊去喝一杯；他借口另有个紧急的约会而拒绝了。我们用力地握了握手，然后就分手了。 埃里克离开了，他心里肯定在为落选而惋惜难过，但没有流露出丝毫痕迹。 又一次，他显得那么坚强，强不可摧。他的反应不像是一个刚刚看到自已被淘汰或者受到某种惩罚的人。他的眼睛一直迎着我们的目光，仿佛他在球队是不可替代的，像是在说：“你们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吗？你们肯定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吗？” 尽管我非常熟悉他泰然自若的表情，他强烈的自尊心，他倔强的性格，但我承认，它们又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那么的自信，使得我都有点儿怀疑自己的选择了。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听说我的决定令他震动很大，远不像他表现的那么无动于衷。但是，那天晚上，离开宾馆时，如果说我们两人中有谁感到了失落，那就是我！ 坎通纳很有个性。有时或许还有些古怪。但他生性直爽，哪怕是他行为过激时，也体现了他的真实。他强烈的荣誉感和自尊心，他过分的敏感，使他在这个人们不喜欢别人与自己意见相左、背道而驰的世界上难于立足。但他依然我行我素，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一个内心温柔的独行快，一个足球的艺术家。他还涉足足球之外的其他领域，也都取得了成功，但无论他做什么，都体现着他的真实和倔强，使他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我不会认为淘汰这样一个个性很强的人是“解放”了法国队。他所有的搭档（他们和他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对他评价很高，言谈中常常带着钦佩之情）都意识到他们身上的责任更重了。这件事使某些队员受到很大震动，促使他们跨过了一道槛。因为，显而易见，从此以后，没有了埃里克·坎通纳，他们必须独自谱写历史了。 到进军英国之前，我们共参加了六场友谊赛，均获得胜利。我们为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而欣慰。这些比赛不仅为我们注入了珍贵的成功的活力（轻而易举就能拿下的友谊赛，是不存在的），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用的资料。 法国—葡萄牙（3：2）一赛证明了射手德约卡夫的天分，头两球都是他的杰作。在法国—希腊—赛中，洛科冒着西伯利亚的寒风，踢进两球。进军英国的队伍，一笔一画地逐渐成形。迈克·马达尔、马克·凯勒被淘汰之后是萨布利·拉穆什和西里依·普歇，再后来是皮埃尔·莱格勒。优胜劣汰，一些人被留下，另一些人被淘汰，这就是淘汰法则。根据形势和伤员情况，几个队员在正式队和替补队间来来回回。 常常被人贬低的替补队，事实上没有那么不济，它可以说是一个安慰奖或者说是一个备用库。它使年龄超过“新星队’（21岁以下）的球员在入选或再次入选正式队之前，能拥有一个表现的空间。 入选国家队，不存在哪次比哪次更有价值，更光荣。队员一旦穿上那件印着公鸡的蓝球衣，他只担负着证明自己能力的义务。不明白这一点，只想着能参加重大赛事的队员，会自动地陷入困境，而且往往自我淘汰了。 在所有这些热身赛里，6月1日在斯图加特进行的那场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因为我们的比分为1：0（罗朗·布兰科在第六分钟踢进一球），这个成绩已经很可观了，因为德国队被击败（尤其是被法国队击败）的情况很稀罕。而且整个比赛的气氛也让人难以忘怀…… 1996年5月末，在克莱尔方丹进行了一周准备之后，球队开始了三场征战。为了使球队适应竞赛的节奏，我特意安排了这三场紧锣密鼓的比赛，依次为：5月29日，法国—芬兰；6月1日，法国—德国；6月5日，法国—亚美尼亚。 首局在斯特拉茨堡以2：0战胜芬兰。比赛一结束，一辆客车将我们送到在德国的营地，位于黑森林拜尔斯布龙的一座富丽堂皇的旅馆。旅馆闻名的美食已多次受到赞美，墙上挂的照片就是证据，上面有科尔总理和许多著名人士。 旅馆由萨克曼家族经营，他们有些过分的殷勤，后来，每次比赛，赛前赛后，他们都会发给我们一份友好的传真。 利用在黑森林的短暂逗留，我们创建了一个新模式：在我们集体生活中的某些特定时刻，邀请妻子们一同参与。后来我们又试过几回，一直是屡试不爽。 我不知道，是否像哪位诗人所说，“女人是男人的希望”，但对于高水平的球员来说，女人肯定是稳定情绪、增加自信，因而促使成功的重要因素。 当然，不可能不分时间场合，为所欲为。但是这种创意，如果能得到合理引导和应用，在我们这个99％的时间里都是清一色的男性的集体中，会给整体气氛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产生意想不到的心理效应。 亨利·艾米尔是个有求必应、天生好脾气的人，和其他时候一样，在这件事上，他是理想的领导人选。从那天起一直到世界杯结束，在法国足协分管国家队的行政负责人、我的助手伊丽莎白·布热尔的协助下，他将要小心翼翼地安排这项可能被当作轶事或娱乐的活动。但我毫不犹豫地说，这项活动使我们的事业得以顺利进行，使我们获得了最后的成功。 妻子们和我们从各自的地方赶到了斯图加特内卡体育场（一个宏伟壮观的体育场，屋顶是透明的，耀眼夺目）。只是后来回到拜尔斯布龙的旅馆，我们才相聚一堂，轻轻松松地品尝美食，尽情欢歌。 我们的新闻发言人菲力普。图尔农是一个深藏不露的歌手。他会唱费雷、达桑和拉玛①的所有曲，还有他拿手的’86世界杯主题曲《墨西哥城》，简直棒极了。因为和他同居的女友伊丽莎白擅长皮亚夫、高德曼和其他一些歌手的歌，所以饭后，我们想到请他们来一段清唱，是最自然不过的要求了。当他们合唱芭芭拉那首感人的《告诉我，你何时再来》时，大家都忍不住泪花点点。 ①分别是雷奥·费雷，乔·达桑和塞尔日·拉玛，法国早期的流行歌手。 不过那一晚，如果说我们的眼波闪烁，那还有喝了太多香模的缘故。我可能多喝了两三杯……我记得，我凌晨三四点上楼睡觉前，想去拿一瓶矿泉水；我撞到一群德国人，他们朝我唱民歌，我们还一起唱了《马赛曲》。然后？我的记忆有些模糊，我已经记不清了！第二天，尽管起来晨跑，我也并未完全清醒…… 但我毫不后悔。我甚至相信这种夜晚，正因为稀有，才更能从个人和集体角度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益处。我们不是以教练的身份出现，这更加强了队员和教练、教练组内部的联系。毋庸置疑，在去英国与参加’96欧洲杯的其他15个国家会合前，这种亲密的关系又为我们获胜增加了一张王牌。 在我看来，’96欧洲杯是通往’98世界杯的第一步，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阶段。如果没有那次演习，如果队员们没有亲身体会一下国际比赛决战阶段那种家常便饭式的难以预料的场上变化，我们永远不可能实现两年后的辉煌战绩。 很奇怪这样的事情也能发生：我们在参加纽卡斯尔的两场比赛时，都住在乔勒福德的乔治饭店，而第一阶段中间那场比赛，则住在利兹市郊的一家大型连锁饭店，两次都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住地附近找到合适的训练场地。 对于一个迎战重大赛事的足球队来说，住地的选择是一个重要环节。高水平运动员的集体生活，是台错综复杂的机器，其中，居住条件的恶劣（睡眠，饮食，环境等）能使细致周密的准备工作功亏一篑。 各有各的重要性，任何一点都不能忽视：房间是否舒适，设备是否齐全；按摩服务和餐厅服务如何；是否有会议室或集体活动场所。还应该免受意外的“侵犯”，表面看来有时不值一提的“侵犯”，很可能严重扰乱球队的情绪。 在出征的前几个月，亨利·艾米尔在我们的长期合作伙伴——瓦贡利旅行社的一位代表的陪同下去比赛实地考察。在作出选择之前，他参观了几家饭店，测量了机场一饭店，饭店一体育场，体育场一机场的路上所需时间，并察看了几个可能的训练场地……当然也没忘了讨论房价。 但是，总有估计不到的地方。比如，可能出现我们没能预先了解到，或者饭店有意精心隐瞒的、令人又惊又气的事情：比赛前一夭，正逢一个两百位客人出席的婚礼；或者午休时，就在队员的窗下，一群修路工在敲敲打打。这样的意外同样会造成不良后果，除非我们找到一处“理想”的住地，一家现代化的饭店或一家乡村旅馆，只有五十来间房，远离居民区，我们可以把房间全部包下来。在那儿，我们就是主宰，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安排活动，甚至进行一些改造。队员在那儿就像在家里一样，不受任何外界干扰。 在乔勒福德的一家小型豪华饭店正好符合各项条件。它坐落在乡间，距纽卡斯尔40多公里，旁边是一条河，好几个队员后来还去河边钓鲫鱼和鳟鱼。5月份，巡回考察期间，我们差一点儿就放弃了这个饭店，因为就近的地方，找不到令人满意的训练场地。 在英国的体育文化中，所有还算是平坦的草地都被看作完美的足球场。这与法国教练的意见不太一致，他们一向渴望找到质量上乘的训练场地，既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受伤，又能使技术或战术训练在最佳条件下进行。 为了在我们选中的地区里的大规模改造工程在开赛前几星期内完成，我们不得不向地区组委会负责人大声疾呼。最后，我们终于在海顿桥高中和利兹万圣大学三一学院拥有了符合要求的球场。 如果说在我看来，英国之行对’98世界杯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目标，也不是我们的最高目标。踏上英国的土地时，我没有确定最高目标，但我认为我们能在半决赛中占据一席之地。 现在就来谈谈一个将给球队带来困难，并会引发无休止论战的问题：齐纳迪内·齐达内的健康状况。 5月21日，到克莱尔方丹集合备战的前一天，齐达内出了车祸。夜里，亨利·艾米尔得到消息。但齐祖努力宽慰大家： “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额头上撞出了两个大包。” 实际上，当齐达内回到技术中心的时候，他脑门上有两个很大的肿块，第二天参加拍照前必须得化妆。他还哼哼说，大腿根后部有轻微痛感。 事实上，齐达内在车祸中被变速杆撞到了臀部，后来的整个比赛期间，他一直感到不适，部分削弱了他在跑动中加速的能力。此外，他刚刚和波尔多俱乐部经历了一个艰苦卓绝的赛季，打入了欧洲联盟杯决赛，一个从去年夏天国际托托杯开始的长征！ 所有好事者都纷纷宣称齐达内不能出场，并说如果我力排众议保留他就是对法国队的惩罚。我不同意这个意见。就像过去（特别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赛上）的普拉蒂尼，一个即使减了速的齐达内，仍然是一个真正的灵魂人物，一个在任何时候都能创造奇迹的球员。另外，和普拉蒂尼一样，齐达内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任意球射手。 鉴于所有这些原因，另外，因为齐达内自己也不断地保证他能上场，我从没有想过放弃这样一位优秀的队员。如果今天让我重新选择，我依然不改初衷。 我们的小组有三个重量级选手，而且全部，至少其中两个，都是老相识了：西班牙是主要对手，它自美国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被淘汰以来尚未输过；罗马尼亚在预选赛中获得我们这组第一，但在布加勒斯特的胜利给了我们心理上的优势；最后是保加利亚，该死的保加利亚，光名字就够让我们中的好些人做恶梦了。 第一场对罗马尼亚的比赛打得扎扎实实。面对一个富有经验的常胜将军，法国队稳扎稳打，严密娴熟的配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一场艰难激烈、胜负难测的战斗，杜加里的一记进球为法国队赢得了胜利。它使所有队员在迎战西班牙之前打足了气。 对西班牙一役，我们小心应战，全力以赴投入战斗。尤里·德约卡夫在下半场刚开始时踢进一球，使我们自然地占据了优势。看上去，我们可望赢得第二场胜利，参加四分之一决赛已志在必得，突然，在最后的十分钟里，队伍散了。惩罚应风而来。我们只能满足于1：1的比分，最后一场小组赛对保加利亚可就不能轻轻松松了…… 我们报复的欲望是那般强烈，最终以3：1结束对保加利亚的战斗！但是，一个遗憾仍折磨着我：假如我们战胜了西班牙，我们就能够在人员组成和布阵方面，对后面的比赛进行一些有用、有益的创新（两年后的世界杯赛中，因为对南非和沙特的两场胜利，我有机会在对丹麦的比赛中，做到这一点）。 这个遗憾并没有影响我们一箭双雕后的快乐心情：既洗刷了昔日的耻辱，又获得了四分之一决赛的参赛权。当队员们在纽卡斯尔享受一个自由的夜晚时，教练组成员正倒在乔治饭店舒适的扶手椅里，细细啜着自己喜爱的啤酒或爱尔兰咖啡呢。 那一阵，盛行“鼻贴”，人们喜欢把这种膏药贴在鼻子上，据说有助于呼吸。费雷医生拿出来一盒这样的膏药，大家都想试一试。鼻子上贴着它，我们的表情恐怕不太雅观，人也是懒洋洋地陷在椅子里，不过，管它滑稽不滑稽，我们好舒坦！ 接下去的两场比赛就听天由命了，或者更确切地说看能否射中点球得分了。四分之一决赛法国—荷兰在利物浦举行，那是一场高强度的、紧张的、难以预料的比赛，我还没来得及判断孰优孰劣，我们就取得了胜利。但在曼彻斯特的半决赛法国—捷克一役中，我们不服气地将参加决赛的权利留给了捷克……然而，毫无疑问，我们已被淘汰出局。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意犹未尽。 体力上，很明显，我们已经不在状态里。另外，我们必须克服两个重要前卫缺席的困难：卡伦布被禁赛，德尚受了伤。至于迪迪埃前一天晚上训练受伤一事，我的判断失误……但我会记住这个教训的。 半决赛的前一天，迪迪埃的伤势看起来并不严重，我脑子里已经有了上场队员名单：我让德塞利上到前卫的位置，代替缺席的卡伦布，阿兰·罗什上场顶替德塞利，与罗朗·布兰科一起担任中卫。在我的脑子里，图拉姆和裹扎拉祖通过这次欧洲杯比赛已经晋升为正式队员，代替安格洛玛和迪梅高占据了左右边卫。中场，有德塞利协助德尚和格兰，齐祖负责指挥，为德约卡夫和洛科创造最佳的射门机会。 比赛将在16点举行。但上午，快到11时，让—马赛尔·费雷过来通知我，我们的队长退出比赛。要是“小矮个”说放弃比赛，那他必定真是状态很糟，无法上场！ 我在这上面犯了一个错误。我的讲话预定安排在半小时后，集体散步和午餐前。仓促中，我没有认真考虑就决定由一个代一个：萨布利·拉穆什顶替迪迪埃·德尚。我在讲话中宣布了上场队员名单，听天由命吧！ 今天，我知道我本该说：“暂停！推迟向队员宣布名单，先花点时间考虑。”在和助手们交换了意见后，我本该重新考虑球队的整体配合，而不是简单地让Y去顶替X。 我意识到，对于这样重大复杂，持续时间长的比赛，作为教练，我们勉强够格。虽然这么说，我并不否定菲力普·贝热鲁和亨利·艾米尔的贡献，但他二人都有各自分内的任务：菲力普负责守门员，里顿负责后勤。他们不可能时刻协助我组织训练，跟踪正式队员特别是替补队员的心理变化，受伤队员的训练，等等。 这是欧洲杯比赛的主要教训之一。 因此，’96欧洲杯决赛是在德国和捷克共和国之间进行，与我们无关。因为我们是在半决赛的点球大战中晦气地离开了赛场，许多人谈到我们的失败时，说我们错过了机会。总的看来，比赛成绩是有好有坏。 这就是我的看法。就比赛本身而言，我认为我们完成了使命。自1984年在本土赢得了胜利之后，法国队在欧洲杯赛上没有取得过任何显著的成绩。1988年，小组没有出线；1992年，两平一负，打道回府。1996年，我们打入了半决赛。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不应该噘嘴了。 因为这一届欧洲杯赛给予我们，我和队员们，许多教训，可以借鉴来指导’98世界杯。在告诉主席们我是否继续担任法国队主教练前，我希望让大脑休息一下，然后再作打算…… 为了换换脑子，我的放松方式十分简单：方向——上萨瓦省，我在多讷的木屋，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络。7月份的三个星期里，我或在山间游逛（清晨牵着狗出发，背包里装上一些当地的猪肉熟食和奶酪），或手握铅笔，细致地分析当前和未来的情况，不漏掉任何一点可能影响队员和球队组织的因素。 三个星期里，我和外界的惟一联系就是芭贝特，我在足协的助手。我差不多每两天给她打一次电话，询问有否发生重要情况。 经过这番休养生息，深思熟虑，我去见西蒙内主席。我大概对他说了这样的话： “我想好了，主席，开始干吧！它会耗资不菲，但我们将成为世界冠军……” 在距世界杯比赛两年前发出这么铿锵有力的誓言，我的这份自信不止让一个人感到惊讶，尤其是它还出自一个从不爱吹牛皮，不好打赌来煽风点火的人之口。 直到今天，当我说出这句简短的话“一切全在意料之中”时，我仍感到听者报以相同的怀疑。 让我们来统一一下看法。对我，没有必要教授足球世界的相对性。我知道比赛成绩是多么脆弱，多么不堪一击，而且我还知道，一个英雄能在瞬间跌得一钱不值（反之亦然），只取决于球是在横梁上方五厘米还是下方五厘米…… 参加英国欧洲杯赛之后，我之所以显得如此信心实足，只是因为： （1）此次竞赛的收获颇丰。它为我们展现了美好的前景。 （2）如果我们周密规划，慎重从事，不忽视任何一个细节，我们具有夺冠的潜力。总而言之，要使自己无懈可击。 我对面的足协主席远没有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它会耗资不菲”吓倒，当即拍板： “你的所有要求，全部满足。我们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大投入才能高产出。” 拥有这样的后盾，我感到形势比较乐观。如果我都没有信心，谁还能有信心？ 我的所有前任都不如我这么有运气。足协不遗余力地支持我的计划，或者确切地说，我的那些计划，老天知道它们有多少，各种各样的、昂贵的计划：全球旅行，各种测试，比赛总结，医疗保健和牙齿护理……然而克洛德·西蒙内没有片刻犹豫。作为建筑业人士，他对我说： “当你投资时，你就争取了时间。” 从全国职业联盟和诺埃尔·勒格拉埃特方面来讲，当涉及到修改日程表或作出一个有利于国家队的决定时，也从未与我讨价还价。曾有这个或那个俱乐部的主席发表过不同见解……但我原谅朗斯俱乐部的主席热尔维·马戴尔曾向同事表达了他在某些不明朗时刻的遗憾。他的勇气是可敬的。因为有不少昨天严厉批评过我的人，今天又友好地拍着我的肩膀，眼含泪水；至少是当形势有了一些转机后，他们的态度也逐渐在改变…… 还是继续谈谈欧洲杯赛的成绩和我为进军世界杯制订的参战计划吧。首先，我相信，我拥有一支12人左右的坚不可摧的队伍，他们是我可以依靠的出类拔萃的球员，我的中流砥柱。 这些为众人熟悉的小伙子，具有丰富的国际比赛经验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他们效力于欧洲最强的那些俱乐部，在他们自己的俱乐部内部，面临很高的目标和无情的竞争，随时有被淘汰的可能，精神上时刻都处于高度备战状态。 1996年夏季，40来名球员有资格参加竞选世界杯的国家队队员，其中有些是参加了欧洲杯的队员。当我从他们中筛选时，我保留了那12或13个核心球员。两年里，可能发生很多事，但我知道，除非受了伤，他们决不会临阵脱逃。他们不会受情绪波动的影响，也不会为了多挣几个美元而去冒无谓的危险。 我的判断的第二个主要依据是在组织进攻上，我拥有齐达内和德约卡夫两名突出的队员。他们各自在球场上的位置并不总是很明确，但他们的个人潜力无穷，我已经排除了在世界杯赛上不让他们并肩作战的可能性。 因此任务主要在于训练他们的搭档，而不是加强两人之间的磨合。于是我决定，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为了开辟新的球路，建立新的配合，我将尽量避免让两人一同上场。然后，我再进行综合分析，根据多种试验结果，选择能使齐达内一德约卡夫二人组充分发挥的最佳配角。从1996—1997赛季伊始，我就明明白白告诉他们： “你们将是世界杯赛的‘责任人’。除了特殊情况，如果我不安排你们一起出场，不要问为什么。” 这个方法对球队的其他位置同样适用：除了我完全放心的后卫，我希望进行各种各样的试验，通过一场又一场的比赛，有意抛弃现有的资料和数据，使每个位置都有几个候选人，并开发一些新的球路。 我知道为了做到这些，我必须给球队设置各种障碍，甚至是让它遭受“重创”（我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时，不止一个人感到惊讶），但它是必不可少的，我不得不那么做。 首先，因为在世界杯赛中，如果队员因受伤或禁赛而不能上场时，我必须采用已经试验过的替代组合。更何况有关队员还能因此积累许多经验，使他们在个人准备方面更有方向性，也更有把握。 其次，因为一支人员组合固定、球路缺乏变化的球队不可避免会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同一场比赛中，不管是出于形势的压力还是想让对手吃惊，一支球队应该能够通过换人或重新布阵变换踢法。 自一场比赛允许替换三个人的规定实施以来，换人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就好比是指挥比赛的全部赌注。它要求教练对于问题的各个方面都能胸中有数，既了解队员自身的特点，又清楚集体配合情况。因为，如果说一个队员的表现首先是一个个体行为的话（占据他最适合的位置，最大发挥他的作用，获得最佳收益），他还面对第二个要求：在恪守岗位的同时为集体配合贡献个人的力量，如果形势需要，还可以抛弃个人喜好和习惯，负责另一个岗位。 这就是我将在18个月中进行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尝试的原因！实际上，我希望这个试验阶段能够在1997年底结束（我后来没能完全遵守这个期限，不过那只是细节问题）。 在队员、球队和比赛之后，我假期作业的第二部分是有关教练组的内容。 德尚在法国—捷克半决赛前几个小时的突然缺席和我草率的决定使我意识到作为主教练，我被太多的事情分去精力，所以没有足够的时间仔细考虑那个问题。需要增加一个助理教练，不过不急着任命。在即将开始的漫长的友谊赛期间，我们可以继续原来的运作方式。招人一事可以放一放，等到最后一年或半年时再进行。 但是，老实说，我心里已经有了人选：罗歇·勒梅尔。他完全符合要求，他与我是同一代人：和我一样出生在1941年，我在教练培训班的同学，全班第一名！对于他将承担的工作，我大概有了个轮廓：负责体能训练；组织不上场队员的训练。 教练组人力的加强使我能够更好地行使老板的权力：不需要对所有事务进行一线指挥，但又统领全局。这样，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能保持清醒，抓住问题实质，作出正确决策。 筹备一场60—70分钟的体能训练需要2—3个小时。必须严格根据队员当时的身体状况、球队的精神状况以及制定的技术和战术目标全盘考虑，一个细节都不能漏掉。每一个小练习，表面看来似乎是即兴组织的，实际上都有一个既定的目标；将队员或五或六个地精心编为一组训练，都是为了试验这样的配合或那样的布局。一切全是有的放矢。在高水平的训练中，没有随意性。 多一个助教，我还能有更多的时间去注意与队员之间的关系，在英国期间，我有些疏忽了这个方面。世界杯比赛中，一个表达不当的想法，会造成误解，最后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当我叫一个队员来谈话时，不是一次简简单单的、东一句西一句的对话。我事前必须打好腹稿，至少对大概内容有个底，还要考虑措词。 欧洲杯的另一个明显的结论：对队员人数超过20人，为期较长的赛事，必须配备第四个按摩师。三个按摩师照顾16或18个队员4～5天还行，但超过这个限度，就忙不过来了。欧洲杯赛期间，我们就有些焦头烂额，临时向里夏尔·基什求救。这个乐呵呵的戛纳人帮了几位“正按摩师”许多忙。那三位是：弗雷德里克·曼克斯基，阿尔贝·加尔和菲力普·波克赛尔。为了世界杯赛，我们自然地选择了技术中心的年轻按摩师迪埃里·罗朗。他和新星队外出征战时，我冒昧地说一句，已经小试牛刀。 人员配备全齐了。我认为这样我们就是全副武装，可以面对各种情况了。不管怎样，我坚持保留一个精干紧密的教练组（世界杯赛期间，我的教练组甚至是所有足球大国中最精简的一个）。人员越多，责任越不分明，越容易推卸责任，找到替罪羊……这不是我的工作方式。我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干活！ 弥补了空缺，教练组的人数稍稍增加，但个人职责均有明确划分。我的三个助教分工如下。亨利·艾米尔，负责所有后勤事务：交通，训练场地，饭店，设备，所有活动的时间安排，与赞助商的关系。一些人或许认为这不是一个教练该干的工作。错误。恰恰相反，球队所有的日常生活问题都应该由业内人士来管理。如果队员对房间不满，如果你去训练要等半小时车才到，一切都会乱七八糟，你见不到最精彩的训练，最出色的队员。因为球队平和的情绪受到了影响。 亨利·艾米尔在1984年奥运会时已是亨利·米歇尔的教练组成员，’84欧洲杯后又进入国家队教练组，熟悉所有这些后勤方面的事务，并能预测队员的反应。 对于我们不得不参与的广告宣传活动，他同样是个行家里手。他必须知道哪些东西、怎么做队员们可以接受，如何将广告拍摄合理地穿插在日程安排中。里顿对我和队员们的工作方式了如指掌，所以这方面我们从来未遇到哪怕是很小的问题。 一天，一位赞助商，我在此仁慈地略去他的姓名，展示了一段精彩的短剧（有“创意”的人总是点子多……），片中，国家队队员坐在一辆客车里，正唱着一首其产品品牌的颂歌。亨利甚至没告诉我们就拒绝了：无论是这个想法还是这个做法，都不可行。不过里顿向赞助商建议了一个更能为我们接受的变更做法…… 任何人都不可替代，但，这项任务非他莫属。世界杯期间，我们每天能过得那么悠然自得，应该归功于他，因为有他去张罗那一千零一件细小繁琐的事情。 通过这些无休无止的活动，他和大家都很熟络。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球队的脉搏。他会在一个小问题刚露出苗头时就提醒我，不至于让它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相反，他也经常帮我捎话给这个或那个人。这使我可以不必凡事亲临一线干预：但我个人或教练组的意见只会更有分量。 四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在技术中心一直同屋办公。因为日常的这种交流，我们配合默契，合作愉快。里顿还随同我外出，尤其是去国外比赛时。赛后，我们和队员一同进餐，有时还加上他们的妻子，我们和队员保持随时的交流，解释球队的状况以及下面比赛的准备情况，等等。 世界杯赛的前两年中穿越欧洲的这数万里行程具有巨大的意义。我们一针一线地编织出一张足球和友谊之网，时候一到，它将保护我们度过两个月的共同生活。因为平时的交流为我们播下了信任的种子，并不断地浇灌它。 我上任之前，菲力普·贝热鲁被推荐专门负责训练守门员。我一开始担任主教练，就任命他为二把手，我的第一助教。四年半中，他忠于职守，工作高效，从来越位。 最后一个到来的是罗歇·勒梅尔，他性格热情奔放，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他负责场上竞技训练或其他特殊训练，可能让大家觉得菲力普已经退居二线，只管他的守门员了。事实上什么也没有改变。我和菲力普还像过去那样工作：他继续带给我他一向中肯的想法和意见。在所有人中，他无疑是最了解我对足球和队员的看法的，洞悉了我的工作准则和行为方式。 比赛中，菲力普是我观察对手的“第三只眼”。一旦发现什么东西可能扰乱法国队的正常发挥，他会立即提醒我。 因为他和我一样属于那类干得多说得少的人，远离麦克风和摄像机，所以他的工作很难为人所知。他对此毫不关心。所有曾与他共事的人都知道他人品高尚，业务精通。在我担任国家队主教练期间，他的存在，对于我显得很重要，即使是他不在我身边时。他从来没有慌了阵脚，六神无主的时候。他一直是目光敏锐，富有洞察力，工作卓有成效。这个高个儿的巴斯克人，对我是多大的帮助，让我多么地放心！ 他在各个方面都表现了卓越的才华，使得大家几乎忘了他对他的“自留地”——守门员同样管理有方。 守门员是一个独立的岗位，孤军奋战，需要特殊的训练。要想准确把握这个在技术上和心理上同样复杂的课题，没有什么比一个老守门员的经验更有价值了。菲力普·贝热鲁就是一个老守门员，而且，他还能游刃有余地做到让互为竞争者的小伙子们和平共处。 有时，在一个“老”守门员——一个无可争议的正式队员和一个有望晋级的替补队员之间关系十分简单。但另一些时候，在几个水平不相上下的竞争者之间，事情就不那么明朗了。世界杯期间，情况还不太一样，我们不止两个而是三个守门员，但预先已排好顺序，后面会具体讲到原因和操作方式。这就要求菲力普·贝热鲁必须拥有丰富的专业和心理知识才能在两个月中管好他的小团体！ 第三位助教，是1998年1月最后一个进入教练组的成员，罗歇·勒梅尔。他在国家足球教练处工作了十几年，负责管理枫丹白露三军体育学校（即过去的若安维勒市军营）的军人足球运动员。所有项目的高级运动员都集中在这所学校里服兵役，既可以继续训练，又不耽误俱乐部比赛。他们的俱乐部可以随时召他们回去比赛。 米歇尔·普拉蒂尼和其他几百名职业球员都是在该校服的兵役，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足球生涯。相反，他们成立了一支军人足球队，并在众多国际比赛中表现突出，特别是1995年，罗歇和他的部队在意大利夺得世界冠军称号。 在国家队教练组内，罗歇·勒梅尔的主要任务是筹备体能训练，它对于像世界杯这样的持久战来说是一个基本准备。因为不仅首场比赛要精力充沛，而且这种竞技状态还必须坚持到一个月后才举行的末场比赛。按照可支配的准备时间和比赛的节奏，我们为这项高精尖的工作制定了一个实施纲要。但根据训练的效果，队员的反应及其疲劳程度等等，我们又对这个大纲进行了不断修改。 首先，是一个理论准备阶段，教练组的所有教练，以及队医让—马赛尔·费雷和另一位国家队教练、这方面的专家雅克·德维斯姆（他的活动尽在摩纳哥队的掌握之中，世界杯赛一结束，该队就将他招至麾下），都积极参与出谋划策。 接着，5月中旬球队集中以后，几乎每天教练组都要召开小型会议讨论、研究、修改体能训练计划。 我们研究了每一种情况，分析了每一位队员。具体落实到球场上就是根据队员需要的训练强度是微强、中强或高强，根据队员是踢全场或部分场，以及根据那些因为受伤或禁赛的队员的特殊训练需求，将队员按照不同水平，分组训练。 我们这方面的工作是达到了超级职业化，我从中发现了我们成功的一把钥匙。除非受了伤，否则队员们整场训练从头至尾始终在积极拼抢。在纯粹的体能训练中，我们还运用了心理战术：每个队员都是天天接受反复指导，让他感觉自己仿佛是最重要的！ 罗朗·勒梅尔嗓门洪亮，情绪饱满，容易感染人。他负责招呼那些替补队员，保证了22名队员组成的球队的整体性，不至于让任何一个人自动掉队。 罗歇的性格有多个侧面，时而宽厚随和，时而严厉倔强，而且假如什么原则问题受到威胁或侵犯，他几乎到了义正词严的地步。最初的日子里，他的行为让大家吃了一惊，后来，这位先生以自己热情的性格和坚定的信念赢得了一致好评。 很自然，1996—1998年间，菲力普·贝热鲁、亨利·艾米尔和罗歇·勒梅尔经常作为我的特派员去履行观察球员的任务。但我也依靠热拉尔·乌里叶毫不犹豫地移交给我的其他几位国家队教练。在所有观察的基础上建立一些卡片，随后输入电脑。不仅有可供挑选的法国球员介绍，还有所有潜在对手的资料。 当然，让—皮埃尔·摩尔兰、雷蒙·多梅内克、让—法朗索瓦·约达尔、克里斯蒂安·达米阿诺、雅克，德维斯姆、雅克·克瓦兹埃、帕特里斯·贝格、克洛德·杜梭、法朗西斯克·菲罗、安德烈·梅勒尔和热拉尔·乌里叶同样积极参与了这项庞大繁琐、错综复杂的拼图工作，最终于某一天镶拼出一个世界杯奖杯。 教练组中设施配备最齐全的部门是医疗组，因为球队随时随地都需要医生。他们的责任重大！在让—马赛尔·费雷医生的领导下，四名按摩师掌管着一支球队最宝贵的财产队员的健康。在高水平的足球队里，很久以前，医生和按摩师就不再局限于治疗一点小毛小病了。他们完全变成了教练的助手。实际上，他们和队员呆在一起的时间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以至于按摩台几乎变成了心理专家的长沙发！ 他们比任何其他人都更胜任去解开队员心里的疙瘩，在这儿发现一点儿小烦恼，在那儿看出一些危险的自满情绪。他们在球队管理、在训练计划的制定和在队员体力恢复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们的四位按摩师有一个共同的值得称赞的优点：技艺高超，手到病除。弗雷德里克·曼克斯基，亚眠人；阿尔贝·加尔，尼斯人；菲力普·波克赛尔，拉瓦尔人；迪埃里·罗朗，巴黎人。世界杯期间，他们丝毫没有张扬自己的工作。首先，他们不是出风头的性格；其次，主要是他们太忙了，治疗，包扎，按摩，常常忙到凌晨。在一些小练习中，为了平衡各个小组的人数，我甚至召曼克斯基上场，他踢球几乎和治病一样在行。 后来，在庆祝世界杯胜利的活动中，我们的四个火枪手可能会感觉自已被冷落或遗忘了。很遗憾，礼仪交往一直是我的弱项……但是，他们应该相信，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为夺冠作出的重要贡献。 医疗组由让—马赛尔·费雷领导，他的前任是皮埃尔·罗什龚加尔。我当选主教练时，费雷已经是医疗组组长，但我们是老相识了，我们同时于70年代中期在里昂队开始各自的生涯：我作为教练，他作为体育医生。20年后我们很高兴再次相聚在一起，因为我们之间的合作一直很愉快，而这恰恰是高水平竞技中的重要一环。我们配合默契的证据是：在教练、医生共同面对的某些重要问题上，我们的思路总是一致的。 说他是医生，其实他不只是治疗伤员。他参与制定球队的训练计划，对训练负荷提出建议；在饮食、体力恢复和时间安排方面，大家要执行他的规定。简言之，除了严格的技术和战术问题，我不知道还有什么领域是作为教练的常设合作伙伴医生不能或不应涉足的。 让—马赛尔·费雷就是这样一位医生。不论在里昂奥林匹克队，在他创建的运动医学中心，还是在国家或国际足球机构里，运动和运动医学一直是他职业的全部。他熟悉所有与高级运动员相关的医学问题。另外，我认为在一支球队的日常事务中医生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一开始讨论世界杯的准备工作时，我们就自然地达成了一致意见：为了使球员保持最佳状态，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怎样去做？从离比赛一年多的时间起，为每个候选人建立一份完备详尽的医疗档案，以供医生随时掌握他的健康状况，特别是他的身体变化情况。大家可能会想，在以前的数次集训中，我们已经积累了许多基础资料，但对国家队候选人进行如此全面的健康跟踪，还从未有过。 行动的第一炮就从1997年3月底4月初在克莱尔方丹集训的37名球员身上打响：验尿，抽血，去朗布依埃医院作透视，检查牙齿，以及所有让—马赛尔认为必要的检查项目。 接下来就是健康跟踪，随时更新已有的资料。在牙齿方面，米歇尔·勒文医生对几个有严重牙病的球员进行了手术。 很自然，所有这些医疗都要花钱，常常还耗资不少，但这正是我对西蒙内主席声明的“投资”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时下的热门话题，很遗憾，我必须在医疗这一部分谈到它：兴奋剂。许多人可能不理解我为什么不愿谈这个问题，而且心怀恶意的人还可能以为我在回避，甚至是某种形式的招认。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态度十分明确，做法也非常简单：拒绝禁止的东西。如果谁违禁，谁就是自动自我淘汰。1997年3月底集训期间，我就是这样对球员们说的，后来又向他们重申过好几次。除了不同的权力机构进行的众多检查项目外，我们还自发地增加了好几种。 我还可以说得更加清楚些：服用兴奋剂，是卑劣的，是作弊行为，兴奋剂是危害生命的毒药。因为所有这些原因，我从不向任何人要求，不管是费雷医生或是其他大夫，哪天给队员开一副神奇的药。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立场是鲜明的。但太多的人，有“科学界”的，也有足球界的，以影射或含糊的方式发表一些模棱两可的讲话，既不点名道姓，又不提供证据，仿佛这在他们是一种恶意的快乐。尤其是当我们接受了所有可能想象到的检查之后，某些人，没有了任何证据作武器，狡黠地对我们说：“哦，你们知道吗，这些检查，什么也证明不了……” 禁用药品清单就是一个治安警，如果它内容不全，那就补充后重新出一份。另外还有人层层检查把关，就像路边的宪兵一样。如果这些都没有作用，可以修改内容，或者干脆取消检查。这难道不是很简单吗？ 但是，行行好吧，别再继续这种华而不实的检查了，当一位化验医生在一个电视摄制组的簇拥下出现在克莱尔方丹时——棒极了，去它的，什么保密规定！——还有我们在蒂涅轻松而充满家庭气氛的集训期间，圣诞节的第二天，部分队员不得不重新去接受尿液检查（化验结果可能只会显示香核酒饮用过量）。 毫不留情地与兴奋剂作斗争，没问题，如果有关部门认为有必要、有益健康的话，每月都可以定期检查。但这种或许能让一些趾高气扬的小头目神气一番，却对事情没有任何促进的检查，我们不接受。 青年体育部部长玛丽—乔治·比费对一切了如指掌……我向她清晰的工作思路、顽强的工作作风致敬！ 接待采访是菲力普·图尔农的任务。他曾是体育日报《队报》的副主编兼足球版编辑，1983年应费尔南·萨斯特——足协主席和米歇尔·依达勒高的要求调到足协工作。前者当时在为’84欧洲杯寻找经验丰富的新闻发言人，而后者自’82西班牙世界杯赛后坚持认为：在国家队教练组中，配备一名与新闻界打交道的行家里手是十分必要的。他的想法很有道理，我们甚至还奇怪为什么没有更早一些设立这个职位。 因为协调两个属性完全不同、但利益和需要又是相辅相成的人群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一方是评判者，另一方是被评判者）。 这就意味着在绝对优先满足日常训练、治疗和休息需要的前提下，排出一个小时的空闲，可以让记者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采访教练和球员。但是，我一方面坚持采访必须有组织地进行，另一方面，我同意菲力普的做法，不干预谈话内容，完全由队员自己把握。 我仅仅要求采访安排遵守两条原则，它们来自我们对欧洲杯的反思，与我们以前的习惯相反： （1）不论在克莱尔方丹还是在其他地方，任何记者不允许进入法国队的生活区。 （2）大幅度减轻队员的被采访任务。 为了做到第一条，我们在克莱尔方丹进行了一些临时（但很昂贵）的改造：租来两顶大帆布帐篷，一个用于接待，一个供报界使用；为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各设一个演播室。这样，指定的队员只需去离他们住处50米的地方接受采访，而一旦回到“自己家”，他们就可以享受绝对的安宁。 第二点是控制采访的频率。在英国欧洲杯期间，所有国际新闻媒体都向我们表示祝贺，因为全体法国队队员每天是有叫必到。但是对于即将在本国举行的世界杯赛来说，媒体压力会非常之大，决不能让我们的22位队员每天都接受采访。 于是，我们将队员或七个或八个分成三组，按照精确的时间表，分别接受报纸、广播和电视媒体的采访，这样就使队员们三天才会与同一媒体有一次接触。 作为时代的象征，电视演播间被光顾的频率最高。到最后两场与克罗地亚和巴西的比赛之前，我们已在那儿参加了60多场拍摄！幸运的是，由于设备先进，被采访的球员不需要面对如林的麦克风。球员在领带上夹一只微型话筒，摄像机都接在音箱上。音箱的安装调试由技术中心的两名视听技术员埃里克·杜伯雷和迈克·勒福尔负责。 虽然压缩了许多，我们的新闻工作仍然完全达到了国际足联的要求，因而再一次赢得了好评，特别是获得外国记者的赞誉，他们甚至在采访本国球员时，也不总是能那么顺利。 至于我，每天都要去教练中心的录音棚接见记者，但是随着时间一周周地过去，这项工作也越来越松懈。两年中我努力向公众解释我们工作的细节，但没有获得任何积极的反应，现在要比赛了，我可不想向全世界的观察家展示我的战略。我简洁的回答自然会很快引起这样或那样的好奇和猜测，这明显不利于交流，然而…… 在所有球队里，教练组负责设备的那名成员被呼叫的频率最高：他在任何时候都得有耐心，每天忙到很晚，而且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刻都应该能满足这些人或那些人的要求。在法国国家队里，马纽·德·法利亚无可挑剔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他的真名叫迪阿曼蒂诺。 马纽比我们先到克莱尔方丹：1984年，当足协成为朗布依埃森林中这56公顷土地的所有者时，他就已经在足协工作了。这片产业本为银行家拉扎尔所有，后由其子孙继承。 马纽随叫随到，是安全可靠的化身。打点行李，装卸卡车，把训练眼放到更衣室里，随后再将它们回收送去清洗……一切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一分钟也不耽搁。比赛的日子里，他必须在队员们到达更衣室之前，细心地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然后站在旁边，这个人缺一只防滑球鞋，补上，那个人的T恤衫破了，换一件，再或者递上一对鞋带，一对护膝，甚至还常常帮巴尔特剪去球衣的袖子……（后来，菲力普·图尔农把它们要来，作为战利品挂到了他在伊纳大街的办公室的墙上）。很简单，没有马纽，我们可能会晕头转向！ 教练组里的宠儿让—皮埃尔·康丹，外号莫布洛，是我们的“安全先生’”。他来自内务部的一个部门，专门为重要人物做贴身保镖。很长时间里，他一直在曾担任过足协主席的让·福尔内—法亚尔身边执行任务，所以很自然地被充实到我们的团队里来。世界杯期间，他在由克里斯蒂安·萨尔吉斯率领的一支刑警小组的协助下工作。这六位善于处理“棘手”事件的先生情绪饱满，办事效率令人惊叹，行为谨慎，以至于最后，尽管他们的块头那么惹人注目，我们都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了！ 我还要说说安德烈·比松，我们在朗布依埃的“头儿”，为了能让我们的“意大利人”吃到品种繁多、美味可口的面条，他在世界杯赛前毫不犹豫地去里昂最好的一家比萨饼店实习；以及吉尔·波克，原是卢昂队的职业球员，现为阿迪达斯的代理人，三十多年来一直是法国队的赞助商，不久前当上了克莱尔方丹技术中心的主任。 不要忘了——但如何能忘记？——我们的两位常设领导，多年来一直对国家队关怀备至的让·韦尔贝克，巴黎大区业余足球联盟主席兼法国足协副主席，和让—皮埃尔·于洛，勒阿弗尔竞技俱乐部主席兼全国业余足球联盟主席。 拥有这么多精兵强将，我相信，我们的战车能走得又稳又远！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