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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等是有家归不得，杜鹃休向耳边啼！”虽然是在繁花如锦的 蜀国之春，又有谁曾忘记了家乡呢？但愿没有太多人知道它就是 杜鹃，就是子规，而它叫的就是“不如归去”吧——我当时曾这样 在默念着。 家乡是归去了，但曾几何时又离开了。现在宝岛上，我又住 在乡下，在这四季如春的地方，花木是够繁茂的，但常使我觉得 奇怪的是鸟声并不太多。看了到处开的杜鹃花，我的耳边似乎又 响起杜鹃的“不如归去！”的叫唤。是的，什么时候我再归去听听 那些“春的声音”呢？ 这是女作家沉樱1949年在台湾乡下重写1939年抗战中在成都草成的散文《春的声音》的最后两节文字。这篇美文写了她八九岁在山东家乡第一次认识的春天，着力描写了春的声音——鸟的歌唱，尤其状写了杜鹃“不如归去”，倾吐了作者对家乡的怀念。到了台湾，这种推操不开的思乡之情，伴她熬过了三分之一个世纪的人生。 然而，她终于归来了，在第七十六个生日的前夕，独自一人，只提了一只小箱子，从美国纽约登上飞向中国的飞机，于1982年4月9日到上海，受到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及作家赵清阁等人的热情接待。在济南，会见了她的表兄——作协山东分会副主席田仲济教授；在北京，中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以及她在文艺界的老朋友——朱光潜、卞之琳、罗念生等人接待了她。 但是，沉樱是谁？——中国新文学早期的女作家、文学翻译家。 我曾写信给她，探询其生活与创作。1982年3月21日始得来信： 真是惭愧难言，前后已收三信才来作覆，不过其间曾托人带 口信，想曾传达。……我最近将回国观光，届时当超前往拜访，希 望让你看看我的真面目…… 1982年5月2日和4日，我们终于在北京华侨饭店相见，进行了两天的交谈，在场的还有她在国内的女儿马伦。 台湾的许多女作家都称赞“沉樱”两个字美。听了这样的赞美，她就笑着说：“你们别看我，只看我的名字好了。”借一位女作家的话说：“其实，她才真美。不美于明眸皓齿，不美于婀娜多姿，而美于纯朴的衣著，温和的言谈举止。”在我看来，这两句评语是准确的。我没有想到，这位已满七十五岁的老作家，红颜鹤发，还有那样好的身体。她有清秀、和蔼可亲的面容，中国文人的翩翩风度。同她交谈，很快便可以发现她那文静、淡远的性格，既不大声谈笑，也没有激动情绪的暴发，这正如她的散文一样，似乎永远像一泓没有风浪的湖水，一片百花盛开、彩蝶翻飞的花园…… 我们在融融的春光之中谈心。她从异国而归，回到家里；我则是一位苦守在文坛边的读者，终于结识了一位出远门刚刚回来的作家。 沉樱是1948年2月在上海含泪告别头生女儿马伦的。当时，沉樱的母亲苦苦哀求：“抗战八年，家人离散，各在一方，现在我们再也不分离了，一起走吧……”这样，怀着一颗痛苦的心，跟着母亲、弟弟，带着女儿梁思微、梁思清、儿子梁思明，一起到了台湾。但是，没有想到，此一去就是三十多年…… “我在台湾和海外，始终过着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但心是悬在 半空的，不踏实。人老思乡心更重，落叶总是要归根，我看是人同此 心。在美国，我的儿女都有工作，但是我不能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在 国外，和儿女生活在一起是要被人耻笑的，这正如儿女依靠父母是一 种不光彩一样。是孤独、恐惧、乡情、亲情，它们一起把我赶回祖国的。” 二 沉樱是二十年代末期出现于中国文坛的。她本名陈钅英，笔名沉樱，另有小铃、陈因等。“沉”是陈的谐音，“樱”系指美丽的樱花。在中学和大学时代，她为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翻译的日本小说所倾倒，因此，她发表处女作时，就署了这个笔名，以寄托对日本文学爱慕的感情。此后的几十年，她几乎都用这个笔名发表创作和翻译作品。 1907年4月16日，沉樱生于山东省潍县城里一个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祖父是清朝的学官，而父亲读的却是洋学堂，接受了新思想；二舅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多才多艺，反对女孩儿缠足，主张女子读书、男女平权，是个地地道道的新派人物。他的新思想，像春天的风，吹开了那颗幼小、堵塞而迷惘的心，使沉樱在浑沌之中，看到新生的前程。 那时候，“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根深蒂固，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仍然被封建传统所禁铜，所以女子上学的并不多，然而沉樱却幸运地读了小学和中学。当时，视国文为基础的基础，因此从学校回到家里，就请人补习国文，主要学习《论语》、《四书》等，但她的兴趣却是看“闲书”。沉樱回忆说：“我的外祖母和姨母是认字的，母亲不认字，但她们都爱看闲书、听闲书。有一部叫《天雨花》的书，是韵文的，可以唱，她们边念边评论，我也蹲在旁边听。我母亲虽是文盲，却能背诵很多诗，领悟力极强，在生活里，时常听她在关键时刻说出几句有分量的话，或念上几句有意思的诗，《千家诗》就是我由母亲口授学来的。她最喜欢《红楼梦》，一遍遍要别人念给她，我也趁机立在一旁听。”《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一类“闲书”，沉樱不仅听，而且读，虽是看个大意，念了不少白字错字，但她懂了，并从那里学来不少诗。从此，她对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到处寻找小说，在考入中学前，已经读遍了中国的旧小说，并能用文言写出文诌诌的书信。中国古典小说对她日后创作中运用文字的简洁，有着很大的影响。 三 由于军阀战争，沉樱八九岁时，全家一度离开房屋和街道拥挤的城市，避乱于乡下。那绿油油的田野，万紫千红的野花，仿佛永远同人保持着一种距离的布谷鸟亲切的叫声，在她幼小心灵的画布上，涂抹了多少美好的感情色彩啊！祖国啊，多么伟大；家乡呀，多么可爱！当“五四”运动波及山东时，她也举着反帝反封建的小旗，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示威，高呼口号。沉樱感叹说：“我这个人，是有名的没记性，但在小学里的爱国游行却没有忘……”说到那时的生活，不爱动情的沉樱，脸上和眼睛里还是流露出几分激动。 一个人的道路、爱好和成就，往往同别人的影响有关。在山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沉樱遇到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影响她一生的国文老师顾献季。这位老师文才出众，不仅给学生讲解诗词歌赋，尤其拥护新文学，一有机会就给学生讲解“五四”运动后涌现的新作家及其作品，给大家朗读他的朋友——诗人冯至给他的书信及诗作，还给学生讲解英文小说。沉樱说：“由于顾老师的影响，使我对鲁迅、周作人等语丝派作家群特别崇拜。那时，我废寝忘食地阅读各种翻译小说，尤其周氏兄弟译的现代日本小说及世界小说译丛，更是爱不释手，我了解西洋小说，接触俄国进步作品，就在那个时候。” 1924年，当中国北方沉寂，南方革命方兴未艾之时，沉樱年仅十七岁，便告别了中学时代，随家南下，在钟山下停学半年后，由于她的数理科不好，考南京中山大学不第，翌年，遂考取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这所大学的房子很坏，但教员很好——多是当时的社会名流、名家，如瞿秋白、茅盾等都是那里的教授。在那所大学，沉樱只读了两年书，学校便在白色恐怖中被封闭，于是，她便转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借读了两年。那时，陈望道是系主任，教修辞学，谢六逸教写作。这期间。沉樱是一位活跃分子。当时，剧作家洪深除了在复旦教书，还积极从事戏剧运动。由于沉樱能讲普通话，洪深便动员她参加复旦剧社，主演了《女店主》，显示了她的表演才华。她与戏剧家马彦祥相识、结婚，就在这个时期。 大学时代，她最爱读的仍然是日本、俄国和北欧的小说，真正的创作生活，也是始于这个时候。从读，到写，从模仿，到创造，是沉樱最初所走的文学道路。当时她发表的小说不算多，但却引起文学界相当的注目。她模仿俄国进步作家的作品写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回家》，刊登在陈望道主编的《大江月刊》上，署名沉樱。茅盾看到这篇小说后，便写信问编者：“沉樱何许人，是青年新秀，还是老作家化名？”赵景深在其主编的《现代文学》编后记中说：“沉樱女士是在《小说月报》上以《妻》得名，在《大江月刊》上以《回家》得茅盾称许的女作家。”这位青年女作家，在此褒奖之下，便一举成名了。 谈到早期的写作，沉樱回忆说：“在我的大学生活时代，思想意识上，我不仅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抵制日货，参加游行、请愿，追求民主、自由与光明的社会生活，受俄国小说影响，甚至也信仰过共产主义，曾积极地到工厂给工人讲演，和同学们一起上大街贴标语，发传单，支持卧轨的学生……你说那是浪漫式的革命也可，不过，我的写作就是在这种生活里开始的。可以说，我的作品都是模仿人家的革命思想写成的；但在艺术形式上，尤其是文字上，我很讲究，追求它的明快、简洁。这一点，我是深深受益于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的，而且是影响了我的一生……”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是沉樱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先后在《大江月刊》、《小说月报》、《现代文学》、《文学季刊》等杂志上发表作品，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喜筵之后》（1929年，北新书局）、《夜阑》（1929年，光华书局）、《某少女》（1929年，北新书局）、《女性》（1934年，上海生活书店）及《一个女作家》（1935年，北新书局）。之后，除了散文偶有所作外，再也没有写过小说。 沉樱的小说都是编辑约槁，没有一篇是属自己投稿投中的。那时的女作家不多，沉樱说：“物以稀为贵，人何尝不是如此？女作家简直应接不暇，我的小说大都是编辑催逼下写出来的。” 沉樱，“深海少作”。她一再说，那些短篇小说“多属模仿。扬雄说，他的赋是雕虫小技，大丈夫不为也。我自己的小说只能算是历史资料。” 1982年3月21日，她在给我的信中说： ……我青年时代爱读文学作品，但并无要成女作家之心及 努力。只是当时女作家少，别人看出奇货可居之道，大力加以捧 抬，达到名利的目的。这与我性格截然不同，很起反感，曾写《一 位女作家》以自况，不知您在资料中可曾看到。不过这都是青年 时代的荒唐事，不谈也罢，好在我非短命之人，经过了半世纪，也 算长大成人，做了点事。六十岁后，认真出了几本书，至今还在台 湾畅销，现在听说国内也有两本在印行……文坛上常有文胜于 质的风气，以致纸上所写，一般异于实人……请别把我二十出头 的幼稚时期作为研究。虽然凡个不同的时期都是我，但我总认为 成熟以后的才算数…… 这些话，有些是人生的经验之谈，力透纸背；当然，人们也可以视为她的谦虚，但确实表明了她的人格与文格。 四 由于沉樱小说创作的时间不长，因此，其评论也颇不多见。但就其看到的文章来说，对她小说的评论是不全面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沉樱的小说创作不如散文，散文的成就不如翻译。就这个问题，我亲自问过沉樱，她点点头，表示赞同。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如果认真阅读她的小说，就会发现其中某些闪光的东西。 沉樱曾是以善写短篇恋爱小说，对青年男女的恋爱心理分析细腻、适当而闻名的；如《下午》。《喜筵之后》等作品，都是通过男女的爱情生活描写，可以窥视社会一个侧面，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以《女性》为例，我们来剖析此类小说的一斑。 《女性》描写一对已经告别浪漫的学生时代，由恋爱而同居的青年生活。他们都厌恶做家庭中的人，抱着“从事文学的野心”，领受着“努力”的乐趣，忘情地握着手，携抱着畅谈理想。男的有自己的事务，女的平日伏案写作，并因喜欢俄国文学的缘故而在攻读俄文。他们有追求一种生活——不只沉醉于爱的氛围里，也有一个梦境的憧憬在鼓舞着两颗心。忧烦、苦闷似乎是伴随着这位女子的怀孕来到他们生活之中。女主人公并不把作母亲视为神圣的天职，她原是一个有着同男子一样的野心与抱负、连作妻子都不愿意的女子，更没有想到要作母亲。但她毕竟真的怀了孕，于是精神上显出一种可怕的颓丧：“常一个人坐在那里苦闷地沉思，动也不动地过好多时候，有时和她说话，总是茫然地抬起头望着别人的脸，好像正想着心事，没听清楚说些什么的样子。脸上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变成阴雨时的天空一般晦暗了。”那样子使人有说不出的难过和恐怖，她像在受着无形的毁灭。她终于决定去医院打胎。她认为“人的思想是随着环境变的，有了孩子，就要陷在作母亲的牢笼中，从前的和现在的我都要消灭了……现在这牢笼就在面前，不久就要进去了，怎能不害怕不挣扎呢？也许我即使好好的，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但是想到快要绝望了，就好像自己有着了不起的大志愿似的，不甘心这样完了。” 这就是女主人公的思想，她追求个性的自由和发展，但结了婚，怀了孕，似乎“一个美丽的梦境破灭了”，每天要过忧愁的日子。这种生活是她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如果不惬意地活着”，她情愿死。这种生活，她认为是受罪。如果这样，“我一向的理想都消失了”，“前途完全黑暗了”，她不愿作“一个自己所不愿意作的人”，她觉得自己正一步步走向可怕的深渊，“什么都完了！”最后，她打了胎，“一件失掉了的东西，又重新得到了”。但快乐是永远在希望与想象之中的，而实际上则只有空虚。 小说主要刻划的是一个争取男女平等，并为社会有所贡献的女性的形象。现实使她时常悲伤，而追求又使她变得倔强：不听丈夫的百般劝阻，坚持打胎就是证明。她不愿“只好听其自然”，而是“为什么对于不愿意的事，要听其自然就算完了？”她要求自我解放，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作战的对手是封建社会及其思想。我想，这就是沉樱这类小说在当时的积极意义。但总的说来，主人公的追求、理想等，都较空泛，没有和社会、民众的解放结合起来，显得没有实在的社会内容，似乎同当时严酷的现实距离较远。 除了这类恋爱小说，沉樱还写了一些很有进步思想倾向的作品，显示了她创作中的思想深度，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 《主仆》是她创作中最有社会意义的短篇小说之一。作者以平铺直叙的手法，客观地描绘了老王的典型性格以及主人的虚伪。老王四十多岁，身躯并不壮大，“手脸是和那破烂的衣服一致的污黑，使人一时看不清他的五官是怎样的形状”，他是只知道姓王、没有名字的仆人，在没有自来水的城市里，做着挑水的职业。他驼背，头总是低着，有毛病的眼睛老是俯视着脚下的地面。他给李家挑水，领取微薄的代价，由于其他仆人的怜悯，他常能得到准备倒掉的饭菜。为了报答这种“恩惠”，他总是到厨房里帮忙，自动地扫地、倒垃圾，做着别的仆人不愿做的事情，于是慢慢地有了近于仆人的地位，而实际上，他是仆人的仆人，遭受着主人和仆人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他老实得连句话都不会说，更不会讨好人。他除了为主人服役，还得听“同事”差遣。每天，他是第一个起床，生火、预备别人的洗脸水、打扫院子、收拾客厅、到河边挑水……浑身的力气总是用得没有一点剩余。但他的劳动没有代价，主人并不给他工钱。老王是个阿Q式的典型。当了李家的仆人，他觉得是意外，是升高，是一种梦想不到的幸福，并抱着极端勤奋的决心来报效主人的“恩典”。老王老实，脾气却倔，遇到别人昧着良心的冷嘲，也受不了，很想发作一下，但一想可能危及自己的地位，也就忍住了。于是，他更为忙碌：“烧火呀，洗碗呀，洗菜呀，几乎成了他的固定的分内的事了。总之，他除了睡眠之外，所有的时间和力量完全是供别人差遣的。”在作者笔下，老王的性格是有发展的。他有奴性的一面，也有反抗的一面。生活，渐渐地使他“感到一点不平和不满，他常想到比自己的工作轻了几倍的仆人，除了额外的进款以外，每月还有三四元的工资，而自己是一点工资也没有，每月一元的水价，由他去买别人的水用……还要自己贴出钱来。”他不平，但却没有不干的意思，气愤不过，忍受不了时，便发恨停工一两天。这时，他总是说身子有病，躲在门房里睡觉，或跑到外面闲散一下，在坐满了穿着破棉袄的人们中，喝点酒。他常常挨骂，被冤枉，他觉得自己不但不该挨骂，而且认为要去骂人才对。但他的火气不能发，也不敢发，不过又始终难以平静下去，一个消极的反抗办法就是装病。他一辈子没有结婚，也曾为娶亲的事而烦闷。在李公馆，其地位在仆人之下，但一走出这个恼人的公馆，他说话的声音就响亮起来，态度也大方，一点没有在主人面前那种愚蠢的样子”。他有许多怨恨，加上赌钱的惨败，都给他可悲的心灵上涂满了阴暗的色彩。但他经不住太大花言巧语的诱惑：“去做点小生意，娶个亲，老婆孩子地成个家。”几句话，消除了他的一切气恼，于是又一心一意地照着太太的吩咐，一刻不停地埋头作事去了。 老王有天真、善良，有愚蠢、无知，也有反抗。作者通过具体的叙述和细节描写，使这位颇具几分阿Q性格的仆人，活现在我们面前。他最终是不干那种既没工钱又要垫水钱的差事了。当他想到自由自在地生活总比忍气吞声好时，脸上露出刚毅的微笑来。也许，这就是仆人对不平生活的反抗，但它实在缺乏力量。固然，我们不一定就要求仆人去参加推翻旧社会的革命，但作者应该写得更高一些，而摆脱现实生活的实录。当然，作家寄寓仆人的深切同情和对其弱点的讽刺，对社会揭露之深刻，隽永老练的笔法，都说明这是一篇成功之作。小说《旧雨》写青年女子的命运，读了它使人想起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小说。小说主要通过李琳珊北上旅行，与大学将毕业的中学同学黄昭芳相会而展开的。她们一块到北京升学的六个人中的三个，由于恋爱而中途退学。有的作了太太，有的堕落，有的婚后受气，过着贫困的生活。小说并没有多少故事，主要是以对话传达着一切。黄昭芳是一位进步的女性，对社会，对现实有着自己的认识：“女人，真也难怪被人轻视，什么自命不凡的新女性，结果仍是嫁人完事，什么解放，什么奋斗，好像恋爱自由，便是唯一的目的，结婚以后，便什么理想也没有了。”“什么恋爱，反正最后不外乎是结婚，可是结了婚，女人便算完了。”她一语道破的，正是“五四”运动后，所谓妇女解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妇女不能就业，没有经济上的真正解放，必然沦为男人的附属品，虽是一生奋斗，争得自由恋爱、结婚（就知识界而言，这一点也不是所有的妇女能如愿以偿的），但结果，除了生男育女，还有更悲惨的结局。抱着独身主义的黄昭芳就要毕业了，焦急地面临着失业的威胁。她和李琳姗都怀念充满幻想和希望的中学时代。那时，“虽然也说不出希望是什么”，但“总有个空想的梦”，觉得将来是希望无穷的；“现在呢？从前的梦消灭了，新的梦也造不起来了”，“现在简直是什么希望也没有，只剩下谋生活的念头”。这便是她们，也是那个时代青年思想的真实写照，是现实给一代人心上烙下的印记。当她们谈到加入革命党的萧英时，黄昭芳低声而严肃地说：“你说萧英信的主义，到底怎么样？实在说，我真是莫名其妙。”李琳姗说：“我觉得无论谁也不能不赞成，因为我们想不出另外还有能根本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了。”这是一个积极的答案。她们都承认自己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太深，善于苟安，混日子。在李琳栅旅行的归程中，沉闷代替了来时的快乐，同学们各种各样而又不相同的不幸结局，都不时地在她心头闪现，她伤感地预感到自己也将是她们不幸中的一员。“她们走上的路，现在又伸展在她的面前了，并且即使不情愿，迟早也非走上去不可。”虽然李琳姗已经现实地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但她却景仰起有着自己信仰的萧英来。 这篇小说反映了妇女解放的问题，并有深刻的认识力。苟安思想重重的李琳姗，最后对革命党员萧英的崇敬之情，这个结尾使主人公最终呈现出光彩，发人深思，深化了主题。 《张顺的犯罪》是写一个出身贫苦、没有自由、过着冷酷劳苦的军营生活的三等兵张顺犯罪的经过。他是独子，为了逃出没有工作，只有忍受不了的饥饿和压迫的乡下，背着父母当了兵。对此，父母没有责备他，希望他寄钱，救济家庭。生活无望的父亲，投奔儿子，希望能在北平混口饭吃。“连一块钱的整数都凑不足”的张顺，请假进城看父亲，但父亲偏偏跟拉车的表叔练腿认路去了。张顺被繁华大街的景色所诱惑，不仅忘了归队盯时间，也忘了一切烦恼。他是请假出来的，想到如山的军法，“身心都战栗了”，回去的勇气一扫而光，眼前是无际的黑暗。绝望中他产生了逃的决心。但他需要钱，可是善良的张顺既不敢明抢，又不敢暗劫，只希望有人可怜他，慷慨施舍他。这个念头经过三思之后，他终于决心扮演一个被劫的角色。他八个铜子买了一把修脚刀，然后走向没有行人，没有车辆，掩藏着黑暗的僻静胡同里。懦弱的张顺，“这时忽然勇敢起来，他毫不胆怯地实行路劫了。不过劫的对象不是别的人，而就是他自己，他的衣服，一件件地用自己的手剥了下来，这时刺骨的凛寒，已经使他招架不住而战栗了，可是那英雄般的决心，是毫未动摇的。”他用修脚刀疯狂地向自己的头颈和手背等地方胡乱划去，计划完成之后，凯旋似的奔向大街，边跑边喊：“捉强盗呀！捉强盗呀！”他被人群围起，尽管流着泪叙述其遭难，但没有人施舍他，希望破灭了。最后，在署长的反复桔问下，张惶失措的张顺，只得照实招来，终被从严法办。 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社会悲剧。读后，人们并不想笑，而是想哭。张顺不忍农村的悲苦和压迫当了兵，父亲也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到城市谋生。张顺所以走上“犯罪”道路，完全是被黑暗现实压迫的结果。 以上的短篇小说，作者是以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生活的。每篇结尾作者都未把故事写得山穷水尽，也毫不发挥，一切弦外之音，篇外之意，读者均可自己想象小说中的主人公命运，读者可以自得结果。除《女性》以外的三篇小说，是描写下层普通人物命运的作品，这在沉樱的创作中，就篇幅而言，不占主导地位，但就其精神而言，是难得的，在沉樱的创作思想上，却占着重要地位。 尽管沉樱一再对我说，她的小说创作不多，内容不新颖；但我认为，这些作品毕竟是在中国新文学第二个十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出自一位年轻的女作家之手，其中一些作品毕竟表现了她对生活的感受、砚察、希望、追求以及爱憎，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其人物毕竟带着历史流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烙印，即使按沉樱的说法，把那些小说看成“历史资料”，也是有一定意义的。因此，关于她的早期小说，虽不是她成熟时期的作品，但历史应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她的作品毕竟在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影响。 五 不知为什么，1931年初，沉樱和马彦样离了婚。接着，她到了北京，认识了知识广博、才华横溢的诗人、翻译家梁宗岱。他学习上肯下苦功，翻译上一丝不苟、反复推敲的精神，使沉樱受到很大影响。1934年，她到过日本，目的在于学习日本文学。在那里，她游历了不少地方，写下了《在日本过年》等散文。翌年回国，与梁宗岱在天津结婚。梁在南开大学任教授，她闲居家中，偶有所作。 抗战八年，她蛰居重庆，先在北碚，后移南岸，曾和女作家赵清阁亲密为邻。这时期，她在乡下得到了英文《伊索寓言》和美国作家的作品，因为当时书少，就反复读，英文的阅读能力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先是以读为乐，后来试着翻译，希望将美的英文变成美的中文。那时她写作极少。但散文创作的代表作《春的声音》、《我们的海》却是被赵清阁逼出来的。 抗战的胜利，使她感到一种民族感情的解放。她兴高采烈地到了古都开封。1946年，在上海的赵清阁介绍她到上海戏剧学校任教，之后，又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国文，还在图书馆工作（在那里，她看了许多外国文学名著），直到离开大陆。 这十年来，对沉樱来说，像一块不毛之地，创作上几乎没有收获。但她是一位酷爱读书的人，除了家务，她的生命浸透了书本。 她是在抗战中带着孩子离开梁宗岱的。沉樱说：“和他分开，其原因，既简单，又复杂。他很有钱，是一个有双重性格的人。我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放，否则，我是很难脱身的。我是一个不驯服的太太，决不顺着他！大概这也算山东人的脾气吧……” 六 沉樱，终随母亲、弟弟，并儿女到了台湾，好像人生的一个长梦，真真切切…… 她住在苗栗县头份镇，淡泊的生活中，开始了对故乡的刻骨怀念，耳畔响着杜鹃声声——“不如归去，不如归去”的呼唤。在大成中学，整整七年，以教书为生，以翻译为乐，走着人生的路。为了儿女读书，她移居台北，在第一女子中学教授国文，一晃又是十年。1967年，她六十岁，退休在家，微笑着寻找夕阳里的光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性格，沉樱也一样，她喜欢小东西——小花、小草、小花瓶……她说：“我对于小的东西，有着说不出的偏爱，不但日常生活中，喜欢小动物、小玩艺、小溪、小河、小城、小镇、小楼。小屋……就是读物也是喜欢小诗、小词、小品文……特别爱那‘采取秋花插满瓶’的情趣。”（《关于〈同情的罪〉》）所以连她在头份镇朋友果园中所筑的房子，也名之为“小屋”，并以散文《果园食客》记趣，写尽了那片大自然中的花花草草、风声雨声虫声鸟声，这使得她的“小屋”在台湾女作家的圈子里更加闻名。虽居台北，她却常到周围花木扶疏，四季竞秀的“小屋”里，在清晨和傍晚，在撩人感情的古庙钟声飞翔之后动笔写作。 对沉樱来说，大小创造和劳作都是幸福。她说：“我不找大快乐，因为太难找；我只寻求一些小的快乐。像我爱听音乐，从来没想到做音乐家；我爱画画，从来没想到做画家；我爱种花，从来没想做园艺家；我爱翻译，从来没想到做翻译家。我对什么事只有欣赏的兴趣，没有研究的魄力，更没有创作的热情。” 实际上，她是在创造。她又说：“人生的快乐有两个来源：一是创造，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沉樱的人生哲学。她一直都在凭着自己的力量工作。就在那座“小屋”里，她翻译了《爱丝雅》、《蓓蒂》、《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还编了《散文欣赏》、《观摩文选》等。 沉樱是台湾妇女写作协会的成员，虽然她极少参加活动，却与台湾的著名女作家林海音、潘琦君、钟梅音、刘枋等人过从甚密，同苏雪林、谢冰莹一样，被大家尊为“先生”。 沉樱执著于生活，有一颗不老的童心。她善于布置居室，精雅有致，极富匠心，更会欣赏色彩，爱做摺纸、针包、手帕、椅垫等小玩艺。工艺品。造纸花是她的手工绝技：“一根细丝，几片明艳的绉纹纸，串在一起，用手三抓两抓，就是一朵花。”她的纸花样子和色彩都很奇特；“可以说是花都不像；色彩之鲜，形态之美又比任何花都像花”。做手工艺品不仅是一种野趣，她觉得，在这个机械文明的工业社会中，最伟大的工具——人类的双手，不应该在平凡的劳作中失去尊严。每当她做完一朵花，同译好一本书一样，得到的是完成一件事的满足。1971年春，在台湾女作家的年会上，曾以她的纸花为主，举办了一次“女作家艺文作品展览”——包括各种手工艺品、著作及手稿，而她那姹紫嫣红的富有个性的纸花，是展品中的佼佼者。 七 沉樱的散文不多，但那纯朴、简洁、流畅的文笔，真挚、动人的感情，从不眩惑于奇巧和华丽的词藻等艺术特色和风格，是令人难忘的。1972年，在台湾她自费自售出版了《沉樱散文集》。这本集子分三辑：小品（十四篇）、信札（八篇）和序文（十六篇）。她在《自序》中说，从大陆到台湾，又越洋到美国，她对散文一直怀着敝帚自珍的感情。她散文中的《春的声音》、《我们的海》、《果园食客》等都是读者的难忘之作，先后已选入多种选集。对于散文，她有其追求。她编了三本《散文欣赏》，所收多为世界名家之作（也有中国作家的作品），从三篇序文中，我们可了解她对散文的看法： 这些散文不发议论，没有费解的地方，但轻轻的笔触也会使 你沉思默想，若有所悟；这些散文不重故事在有动人的情节，但 淡淡的意味也能使你会心微笑或掩卷太息。 ……题材方面，大部分仍是风花雪月，鸟兽虫鱼，偶而有篇 写生活的，也都是身边琐事。记得这类题材一向为人诟病，仿佛 有卢、难登大雅之堂，尤其在这提倡题材积极化的当儿，更是不合 时宜。但自己喜爱的就是这种闲情逸趣，人有偏好，实在是没有 办法的事。……一篇文学作品的好坏，是在于有无意思。这意思 可分为意义、意味、意境三种。三者之中，如果一无所有、就是空 洞无聊；但有一即可，不必俱备。并且要排列次序的话，应该是意 境第一，意味第二，意义第三。这些文章即使不能说意境如何，至 少可以说意味尚可，至于意义有无，那也全在各人的看法、古人 就说过“无用之用，是乃大用”的话。在这繁忙的工业社会中，提 醒人们注意一下星月的光辉花草的芳香，如能因而陶情冶性，也 未尝不是重大的意义。题材不应加以积极消极化的划分，风花雪 月有写不完的情趣，身边琐事也有说不尽的真理，任何艺术的价 值，都是在于作者的感受心灵和表达手法，而不在于所用的素 材。外国诗人曾说“一粒沙内见世界，一朵花中有天堂”。中国诗 人也说“小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可见美感是不受任 何限制的。我们不应以题材论文章…… 沉樱关于散文的这些议论，这里不想作深入评析。不过，我的理解，不仅这是她针对台湾社会而讲的一个大背景，广义而言，颇有些透明的真理。好的散文应当兼有抒情和说理，即所谓阳刚之美阴柔之美的结合。题材，可以上天入地无所不谈，“但是无论说理还是记事或抒情，文学散文不同于一般议论文记事文抒情文的地方，是在于文字表现上，手法的高妙，态度的亲切，意趣的横生。那种娓娓而谈的样子，使人同时得到真善美的感受，浸泳其中而又不自觉。”她的散文，正是她散文理论的实践。 八 文学翻译，是沉樱迄今不停耕耘的园地。她凭着自己的勤奋，先后翻译了英国、美国、奥地利、俄国、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匈牙利、希腊等国著名作家及犹太著名作家的优秀作品《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同情的罪》（1982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再版）、《怕》、《女性三部曲》（1982年，重庆出版社再版）、《悠游之歌》、《拉丁学生》、《迷惑》（台湾文星出版社）、《青春梦》（台湾正中出版社）、《车轮下》（台湾道声出版社）、《世界短篇小说选》、《毛姆小说集》（文星出版社）等近二十种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及世界名诗集《一切的峰顶》等，使这块园地开出了灿烂的花朵，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也使她成为台湾以翻译影响着读者的著名翻译家。 她的译作统编为“沉樱译书”、“蒲公英译丛”，再加上她的《沉樱散文集》、《散文欣赏》（一二三集）等，又编为“蒲公英丛书”，并全由自己经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自办出版社，能长久生存者甚少，多数最后总要倾家荡产。但沉樱却是成功的一例。那些译作一版再版，经久不衰，使她意外地得到了经济利益。沉樱的劳动，使那些外国名作跨越国界，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下根须，有了新的生命，为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蒲公英译丛”书后，沉樱这样写道： 我喜欢花，尤其是那些有点异国情调的，像曼陀罗、郁金香、 风信子、天竺葵、蒲公英等，单是看看名字也觉有趣。这些花中蒲 公英是卑微的一种，冰雪刚化，它便钻出地面，展开绿叶，挺起黄 花，点缀在枯寂了一冬的地面上，洋溢着一片春天的喜悦。尽管 无人理会，仍然到处盛开，直到万紫千红争奇斗艳的时候，它才 结子变成白头翁，悄然消逝。现在用作我杂乱译书的总名，一方 面是为了这名字的可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那卑微的可取。 这些话，说的是“译丛”，表现的却是她谦虚的美德、她的为人和性格。她与世无争，没有“野心”，她以蒲公英自况，甘作“白头翁”。 以翻译赢得读者是不容易的。但沉樱是一位幸运的成功者。她的译作——奥地利近代大文豪诸威格（Stefan Zweig）的《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与莫泊桑的《项链》、都德的《最后一课》、斯笃姆的《茵梦湖》、欧亨利的《礼物》并驾齐驱登上世界短篇小说典范宝座，一经发表就轰动了台湾，头一年就印行了十次，后来又印行了二十多次，打破了台湾翻译的记录，至今仍畅销于台湾和海外。 诸威格曾被称为七个伟大的欧洲人之一，他是首先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用在小说创作和传记文学写作上的人。罗曼·罗兰说“他如火如茶地发掘着伟大人的秘密、伟大热情的秘密，以及伟大创作的秘密……”，并以灵魂的钥匙，开启伟大的奥秘。他的作品多是警世之作，有三十国文字的翻译，无不畅销一时。 沉樱由于译作的畅销，精神受到极大的鼓舞，一年内就出版了九种译书。她感到，世界文学名著是有超越时空的不朽价值的，不管人们多么醉心于日新月异的“现代”，也不会忘情于万古常新的“古典”。 有人主张文学作品不能翻，认为一经翻译，原作的完美、文字的光彩，就会受到损坏。但沉樱赞成翻译。译者的成败，就看能否真正做到信、达、雅。她认为，佳酿即使只剩下糟粕，也还留有特殊的芳香呢！沉樱是把翻译当成创作来对待的一位严肃的翻译家，追求的不止是达意，而且还要传神。她译笔潇洒，优美如行云流水，卷舒自如，完全摆脱了一般译作生涩拗口的毛病，作到了“篇篇珠园玉润，浑然无疵”。她对译文字斟句酌，精益求精，既能体会入微，又能曲尽其妙。在翻译中，经过细读深解，她从中得到了无穷的乐趣，她说：“如果体会出一点言外之意，或是表达出一点微妙情调，简直像是自己创作一般得意。” 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沉樱在台北独居的小楼里，寂寞中找到了寄托，通过译作，结交满天下…… “沉樱是继冰心、丁玲之后而为人所瞩目的以文字的秀丽与富有诗意的风格为特点的女作家。”（田仲济《沉樱小传》）就早期她的小说创作而言，这是一个科学的评价。过去，人们只注意她写的恋爱小说，以偏概全，忽略了那些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她小说创作的重要部分。她的散文不多，只有一个集子，但文笔晶莹剔透，风格朴实无华，有些篇章令人叹服，堪与散文大家的传世之作媲美。她的翻译，成绩卓著，应在我国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十余年，时空把她与醒里梦里思念的乡音隔开，但她终于又拥抱了祖国母亲。回到美国，她在信里说，她越来越热爱生活，还渴望为祖国多多劳作。在北京，由于手颤，她要我代她草拟了一份回国定居的申请。她在河南开封闲居了数月，但始终不能习惯，于是又飞回美国，并写信给我。她真诚地说：“……晚年无几，盖棺之后再来论定较为客观正确。俗语说‘编筐编篓，全在收口’，看人要从头到尾地看，才能看出个所以然来……”（1982年11月24日给笔者的来信）。1988年4月14日沉樱病逝异国他乡。我知道，她的魂一定又搭乘波音飞机回到了祖国。当然，我这篇关于她的文字，不是定论；对于她（像对所有的人），历史会有一个公平的论断…… 1984年初稿 1995年1月10日修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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