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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7月，在安徽的省府安庆，以反对满族贵族的封建专制，建立共和国为宗旨的光复会主要成员徐锡麟因刺杀清巡抚恩铭而被捕。巡警学堂的教官彭麟书目睹这一事件，受到很大的刺激。因为彭与徐意气相投，相交甚笃，正是他把徐推荐到安庆任职的。徐锡麟被清政府杀害时，彭麟书又得到三个妹妹在洞庭湖上遇风浪被溺的消息。在国事家事的双重打击下，他开始神经失常了。也就在这多事的7月，彭麟书的妻子在安庆生下第二个女儿，取名涟清。她就是后来的女作家彭慧。彭涟清属羊，按封建迷信，亲友们都说这个妹子命太硬，克了她父亲，将来自己也不会交好运。 其实，哪里有什么命！个人命运只是祖国命运汪洋中的一颗水滴。命运也只是时代的别名而已。在新中国与旧中国交替，光明与黑暗激烈搏斗的时代里，彭慧既经受过旧社会的苦难，也沐浴到新中国的阳光。在旧社会，她曾为追求到光明而快乐；在新中国，她也曾因一时的乌云而饱受辛酸…… 暗淡的童年 彭涟清出生不久，她的父亲彭麟书因病不见好，便辞去官职，回到家乡长沙。数年后病逝，丢下寡妻和四个孤女。当时涟清只有五岁，大姐淑端比她大两岁，三妹三让比她小两岁，四妹运煌仅只一岁。由于彭麟书留下了一点家产，她们的生活还没有失之温饱，却也尝到了世态的炎凉和孤儿寡母的凄楚。 涟清的母亲由于没有儿子，受到彭氏家族的歧视与欺负，以至气郁成疾，长年卧病在床。在涟清童年的记忆里，家里的气氛是凄凉的；母亲的帐子多半垂着，房里光线昏暗，空气中散发着药味。病中的母亲常常流着眼泪指着四个女儿，恨她们不是男孩子。姐妹们平时总是轻声地说话，悄悄地走道，生怕惊搅了她们唯一的亲人。每当母亲精神好转，四姐妹便围坐在她的身旁，要求她给讲故事。母亲略通文墨，又随丈夫到过不少地方，见识颇广。她把传说的故事和自己见到的地方风光揉合到一起，说得绘声绘色。徐锡湖和秋谨的革命事迹，更是她经常向女儿们讲述的。一说到徐锡麟，母亲连他的音容笑貌都一一描述出来。母亲的故事给涟清小小的心灵插上了幻想的翅膀，也种下了对革命者的敬仰。母亲讲故事的夜晚是四姐妹童年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刻。阴冷的房间变得温暖了，油灯也显得格外明亮。 然而，这样的欢乐很快就失去了。涟清十一岁时，母亲也病故了。她们姐妹四人便住到外婆家里。外婆家是个大家庭，在庞杂的大家庭中，四个孤女时时都感到自己的处境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于是姐妹四人便紧紧地相依为命，彼此间形成一种超乎一般姐妹的深情。同时，寄人篱下的感受，也使她们产生了对弱小、无权、受欺凌的人们的深厚的同情。 涟清是四姐妹中性格最倔强的一个，没有一般女孩子的乖巧，倒有男孩子的莽撞。她不注意仪容打扮，经常连辫子也顾不得梳光，被人称作疯妹子。她毫不谦和恭顺，经常冒犯长辈，使大姐淑端经常得为她去四处赔小心，说好话。淑端是个极好的姐姐，虽然只比涟清大两岁，但在父母去世后，俨然成了四姐妹中的家长，一手承担起大家庭中里里外外的应酬事项，尽一切努力照应三个妹妹。为了避免闯涡，涟清回到家里，就躲到人们不注意的地方去看书。三妹像个影子似地跟着她。姐妹俩如饥似渴地在父亲和舅舅的书堆中找东西读。民间流传的《天雨花》、《笔生花》、《再生缘》，林琴南根据外国名著改编的《茶花女遗事》、《婀娜小史》等等，她们都看。起初，最使涟清神往的是那些女扮男装的故事。她恨不得自己也像书中主角一样，扮成男子，到外面去做一番顶天立地的事业，抱打人间不平。后来，姐妹俩迷上了《红楼梦》，经常比着背诵书中的诗词歌赋。就是正文，两人也常常一段段背诵出来。有回大年初一，全家十分热闹，小辈们挨着房给长辈磕头拜年，唯独不见涟清和三让。大姐淑端焦急地四处寻找，好不容易在一间僻静的小屋里，发现两个妹妹手捧《红楼梦》，正为黛玉之死在伤心落泪呢！落在书页上的滴滴泪水里，有对黛玉的同情，也有对自家身世的伤感。 走向革命 彭涟清的父亲彭麟书虽是个军人，却喜读书，自称“戎马书生”，颇有些民主思想，主张男女平等。他在神志清醒的时候，曾留下一定要送四个女儿上学的遗愿，也留下一笔教养费，因此四姐妹的学业倒得到了保证。涟清小学毕业后，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因校址在长沙城郊的古稻田，人们简称稻田师范。由于彭涟清容易激动流泪，又寄往在外婆家里，同学们常开玩笑称她为林黛玉。然而，在稻田师范的校园里，倔强的彭涟情却摆脱了家庭环境造成的孤僻，形成了爱说爱笑的性格。 彭涟请入学不久，稻田师范的校长就换成老革命家徐特立。徐老热爱教育事业，疼爱学生。他教育女孩子们破除封建礼教，锻炼体魄，追求真理，从不为小事苛责她们。学生们都亲热地唤他“外婆”。正如在慈爱的外婆跟前要撒撒娇一样，一些调皮的小姑娘常爱跟徐老开点玩笑，然后拍手大乐。涟清也是这些淘气包中的一个。 彭涟清虽调皮、淘气，但学习成绩不错，特别突出的是作文。她从在北京当教授的二舅杨树达的书堆中找到一本《新青年》的合订本，受到其中文章的影响，就学着用白话文写小说，发表在学生自治会的刊物上。接着她又看起了《向导》。从此，彭涟清的倔强和热情就转向对革命的向往，越发敢说敢干起来。 1924和1925年孙中山先生的北上和逝世，以及五卅惨案，使彭涟清更加热血沸腾。她和同学们组织了宣传队，到处去宣传、募捐。她还和同班好友李慧、彭媛华一起，办了个小小刊物《心潮》。她们在《心潮》上写文章谈国家大事，谈殖民地解放，谈妇女问题，还谈新文学，在进步师生中颇得好评。因此她们三人被称作“稻田三杰”。接着，三杰又带头闹起了学潮。在军阀赵恒惕的反动统治下，不处分这三个学生是不行的。徐老为了保护她们，便让她们提前一年离校，到北京考大学去。 彭涟清和两位同学来到北京，正值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驱羊运动”①之后，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部宣布解散女师大，成立北京女子大学。原女师大进步学生在以鲁迅先生为首的进步教授的支持下，与反动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决定在困难的条件下，自己把女师大办下去。鲁迅、许寿裳、沈尹默等教授自愿义务教学。当时有些人认为女子大学是政府承认的正式大学，条件好，劝她们考女子大学，而她们却坚决报考了女师大。 -------- ①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进步学生为驱赶反动当局委任的校长杨荫榆而掀起的学潮。 1925年秋，彭涟请进入女师大后，积极参加各项进步活动，很快结识了赵世兰、刘亚雄等进步同学，常和她们一起去听李大钊作报告，听赵世炎讲马列主义课。萧三当时是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更是常和她们谈问题，还教她们唱国际歌。 1926年3月18日，彭涟清和女师大的同学们一起，参加天安门前反对八国通谍的国民大会。会后游行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前请愿。反动军警开枪时，群众纷纷躲避。辕门处，有人被挤倒，许多人纷纷随之倒下，一层压一层堵满了门洞。顿时，中弹的，踩死的，压伤的，乱成一片。亏得一些已跑出辕门的男学生赶来营救，把堵塞在门洞里的人逐个往外抽。彭涟清是个细高挑，躺在门洞里，肩膀也比周围的女同学突出一截，因此被较早地抽了出来，未受重伤。但她的棉袍却已被身边不知那位受难者的鲜血染红了一大片。 3月中旬在北京本应是转暖的季节，但这天却纷纷扬扬地下起了大雪。洁白的雪花，掺和着爱国青年的鲜血，映在彭涟清的眼里，愤怒与悲痛，激荡在她的心中。她尽力抢救、护理受伤同学，向群众控诉北洋军阀的暴行。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洋军阀政府竭力制造反动舆论，歪曲事实真相，在《现代评论》杂志上发表污蔑殉难烈士杨德群的反动文章。彭涟清就和李慧、彭媛华、雷瑜等写了为杨德群烈士辩证的信，发表在该刊和女师大周刊为“三·一八”惨案出的专辑上。信中介绍了杨德群烈士一贯的爱国表现和崇高品德：“杨女士这回为爱国心所驱使，参与这最文明的外交请愿运动，惨遭当道豺狼屠杀，在这共和民国中，竟演此古今中外所未有之大惨剧。彼卖国贼亦自知罪大恶极，乃欲嫁罪于人，以图卸责。而造谣之徒，也就因而随声附合，颠倒事实……兹待据实辩明，希先生履行更正之责，速为披露，以明真相……” 就在这年的春天，彭涟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北国华年 彭涟清入党后，先后担任过支部书记和北方妇委。1927年4月，李大钊殉难后一她已不能呆在北京，便到了武汉。到武汉只过了两个多月，便开始了“七·一五”汪精卫叛变后的白色恐怖。1927年底。彭涟清被送往苏联学习。他们从上海启程，瞒过海关，搭上苏联货轮，先到海参崴，然后乘了十三天火车到达莫斯科。 从白色恐怖下血雨腥风的祖国，来到已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苏联，真是感到格外的自由和舒畅。从海参崴赴莫斯科途中，几十个同学分坐几个车厢。在彭涟清坐的那节车厢里，几个南方姑娘在一起，整天笑声不断。从来爱说爱笑的彭涟清，笑声格外高。于是她们这节车厢被称作“哈哈亭”，都说彭涟清是“哈哈亭”的“亭长”。在莫斯科以孙中山命名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的三年里，她一直保待了这个外号。 在国外的三年里，彭涟清和同学们除在校学习，还曾到工厂劳动，往各处参观，到黑海边疗养。当时苏联人民的劳动热情和日益改善的生活。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他们感到兴奋和鼓舞。但他们也无时不痛心地想到苦难中的祖国。他们是多么希望中国革命早日获得成功啊！当时中山大学党的负责人是王明，学校的课程毫不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因此，许多同学提出改造学校的主张，与王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彭涟清是这一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在辩论会上，她还揭露王明一伙拉帮结派的恶劣做法。由于情绪激动，发言时，她直呼王明的外号，一口一个“矮子鬼”（因为王明个子很矮）。帅孟奇在回忆彭慧这一段表现时曾说：“在国外学习时，有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和一些基层来的同志合不来，涟情虽是个大学生，却和我们相处很融洽。特别是在和王明进行斗争过程中，我们接触更多。她在这一斗争中的表现是很好的。” 长江岸边 长江岸边的武汉三镇，在彭慧的生活道路上占有重要位置。1927年她到武汉时，那里还荡漾着大革命胜利高潮的余波，使她深深感到革命力量的伟大。那时，她在市委组织部工作，这使她有机会接触向警予、何孟雄等革命先烈。他们的崇高形象，使她终生难忘。“七·一五”以后的大屠杀中，她是藏在一艘船的底舱，才躲过了追捕，到达上海转赴苏联的。1930年，彭涟清结束了中山大学的学习，从海路回国，偷渡上岸，来到上海，后又被分配到白色恐怖严重的武汉。 这时，彭涟清的大姐彭淑端正在武汉。彭淑端由于1927年冬参加武汉震寰、裕华两纱厂罢工运动，被武汉卫戍司令部逮捕。和她同狱的十三个姑娘中，五位年龄较大的都被处决了，而彭淑端由于个子小，被捕时少报了几岁，便与其他七个不够法定年龄的女孩子一起，在社会舆论的声援下，于1929年获释。一天，彭涟清一身阔小姐打扮，从上海来到汉口，找到了姐姐。姊妹二人久别重逢，欢喜异常。淑端拉着妹妹上饭馆吃了顿好饭。饭后快走回居所的小巷时，发现那周围已布上了特务的暗哨，于是连忙收住脚步，往别处转移。此后，彭涟清被分配担任了汉口工厂集中的(石乔)口区的地下区党委委员。彭淑端也从此自动承担起帮助妹妹到各处去接头、联系，给妹妹把风的任务。彭涟清在当时的女同志中，是个比较突出的高个子，而彭淑端却长得小巧玲珑，像个小姑娘。她行动灵活，不引人注意，几度帮妹妹脱离困境，化险为夷。 在武汉的这段工作中，有位男士经常来和彭涟清接头。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地下工作，同志见面，倍觉亲切，谈完工作，也常谈些别的。日子一长，相互有了感情。两人虽然心心相印，但在艰苦、紧张的斗争环境中，未及披露内心的感情。一次，他们在江汉关前碰头，约定数日后仍在此地见面。但几天后彭涟清却没有等着他。不久，消息传来，那位同志被捕遇害了。临刑前，他用的假名是曾念清。他用“念清”两个字，对涟清姑娘作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表白。 长江岸边的这些历史，是彭慧的长篇小说《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基本素材。那位化名曾念清的烈士，便是小说的主人翁柳竹的模特儿。在小说中写到柳竹被右倾机会主义者排挤走后，女主人公杨文英对他深沉的思念时，其中也有作者自己的心声。 文学生涯的开始 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武汉的地下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大批共产党员被捕、被杀。彭涟清在武汉一直坚持斗争，直到最后失去了组织联系，才不得不跑回上海找组织。不料王明一伙却借机报复，对她进行刁难。他们让她到一纱厂做工，却迟迟不给她接关系。后来由于帅孟奇等为此与王明之辈进行了斗争，彭涟清在纱厂的工作也有了开展，这才给她接上关系，先后分配她担任了沪东区宣传委员和沪西区委书记。 1931年冬，彭涟清得了一场病，病卧中，许多往事交集在她的心中，使她产生了写作的欲望。病愈后，她请求组织分配她搞文化工作。党组织同意了她的请求，调她到左翼作家联盟，让她参加党团。彭慧是左联的执委，担任过宣传部的工作，也搞过一些组织方面的事情。1932年左联党团为新党员办过一个训练班，讲课的有华汉（阳翰笙）、耶林和彭慧。由于原来搞工厂区的工作，对工人比较熟悉，彭涟清较长时间搞的是大众工作部的工作。当时左联组织过对工人业余文化活动的辅导，为工人夜校提供过教员，与工会一起办过供工人阅读的刊物，并建立了工人通讯员的制度。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时，彭涟清开始进行文艺创作。 彭涟清参加左联时，她的三妹三让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大姐淑端为了掩护两个妹妹，就在上海办了个女子职业学校，自任校长，改名彭晖。三妹也改名彭玲。彭涟清就给自己新取了个名字叫彭慧。从此，彭慧就成了她日后在文化战线上的正式名字。但她也曾用过慧中、涟清等笔名。她的第一篇公诸于世的小说就是以慧中为名发表在《北斗》（一九三二年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上的《米》。内容是描写上海“—·二八”战事时期，在日本工厂做工的工人，为支援十九路军抗日而举行罢工，因要求生活救济而遭到镇压的故事。小说反映了上海工人阶级高涨的抗日救国热情，表现了他们贫困生活的状况。同时，彭慧还重温学过的俄语，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她译过涅克拉索夫的诗和屠格涅夫、契诃夫的小说，发表在当时的《文学》、《文学季刊》等杂志上。 在左联的工作中，彭慧与穆木天相识。穆木天原是创造社的成员，当时已是有名的诗人，一度负责过左联宣传部工作，主要是搞新诗歌运动。共同的志趣使彭慧和他结成了终身伴侣，在后来的几十年岁月里，共同战斗在建设祖国新文艺的岗位上。 八年流亡 1937年“八·一三”的炮声震撼了上海。从此，彭慧和穆木天带着两个孩子，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战时生活。 1937年夏到1938年夏，他们一家是在武汉度过的。穆木天主编《时调》、《五月》等诗刊，继续和原诗歌会和新成立的时调社的诗人们开展新诗歌运动，和进步文艺界一起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诗歌为武器宣传团结抗日。而彭慧除了参加文艺界的一些活动外，主要搞妇女救亡工作。他们在武昌海月庵的两间住房，一间成了时调社会址，一间成了彭慧和她的女战友们议事的场所。在这一段日子里，彭慧写了本关于妇女运动的小册子，参加了子冈、宋元（紫墟）主编的《妇女前哨》杂志的编辑和写稿工作，也创作了几首宣传抗日的民谣和诗歌。其中《农村妇女救亡曲》、《八杯茶》，音乐家安波曾谱了曲。有一首诗是怀念被日寇掠走的孩子们的。那是在参加武汉反侵略协会举行的一次国际妇女招待会后写的。那次招待会上，邵力子先生揭露了日寇从上海把好些由沦陷区俘虏到的孩子运往东京的罪行。彭慧听着报告，止不住热泪滚滚，激动得未及终会，便跑了出来。那时，日已黄昏，在由汉口回武昌的轮渡上，她独自坐着，噙着泪，起了那首诗的腹稿。回到家中，她四岁的女儿已在床上睡了。听着女儿平静的鼻息，想着那些被敌人掠走，失去了父母亲人的孩子，她彻夜未眠，哭着写下了那首诗…… 武汉沦陷前夕，彭慧一家取道广州，从香港过海，经越南，去大后方昆明。当时广东中山大学也迁到昆明附近的澄江，穆木天应聘到那儿教课。彭慧则留在昆明，先住在姐夫楚图南的家里，后又和三妹彭玲搬到郊区的官渡。写了《滇池岸上》、《后方的乡村》等通讯、报告，发表在《抗战文艺》、《文艺阵地》等杂志上。她的《还家》集中的几个短篇，大多也是这个时期写的。在这段时期内，彭慧在了解当地农村生活，熟悉群众语言方面下了功夫。她经常和妹妹彭玲一起，或者独自带上小女儿，到附近的老乡家串门，聊天。她还经常去赶街，目的不是买东西，而是去听形形色色人物的谈话。孩子走累了，彭慧就背她走一段。女儿扒在母亲的肩上，常发现妈妈嘴里老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仔细一听，原来妈妈在重复身边过路人的谈话。小姑娘最初觉得很诧异，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这期间，彭意收集了不少有关云南农村的素材，记满了好几个小本本。收入《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191—1949）的《巧凤家妈》，就是彭慧这一段劳动的成果。巧凤家妈是个受歧视的贫苦的农村妇女，女儿彩凤被日本飞机炸死，自己后来在为支援抗战而修筑公路的过程中牺牲。在这个短篇中，主人翁巧凤家妈爽朗泼辣的性格、明快的语言、悲惨的命运，以及高原山村的景色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而这些都是和彭慧当年在观察事物、学习群众语言上所下的功夫分不开的。1940年离开云南以后，迫于生计，彭慧大部分时间都在教书，没有条件创作。她搜集材料的那些小本本，也在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中散失了。 1940年，中山大学由云南迁往粤北的砰石。彭意随穆木天离开了昆明。他们途经贵州、广西，在桂林花桥旁的施家园住了数月。穆木天于当年秋天，先往砰石教课；不久，彭慧也接到中大聘书，于是就带着孩子去到砰石附近的山村管埠，那是中大师院的所在地。 在中大任教的两年里，彭慧先后开过文学概论、现代文学名著选、历代文选等课程。在管埠铺着石板的村路旁，穆老师和彭老师居住的那座小平房里，经常聚集着一群群年青热情的大学生。他们和两位老师一起，热烈地探讨各种问题。彭慧当时三十出头，比学生大不许多，她和其中不少人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什么话都和她谈，包括个人思想上的苦闷，爱情上的纠葛。她也推心置腹地和他们谈自己的各种体验和看法。 1942年，中山大学闹学潮。这时，到两位老师家来的学生更多了。他们哭诉特务的迫害，和老师商量下一步斗争的对策。学潮之后，学校当局开除了大批进步学生。为了欺骗群众，收买人心，也解聘了个把早已声名狼籍的反动教师，而对一些有学识的进步教授却发了聘书，想以此显示校方的公允和开明。穆木天、彭慧夫妇看穿了他们的阴谋，毅然退回了聘书，和被开除的学生一起，离开了中大。 1942年夏，彭慧一家来到桂林，先在艾芜家落脚，后在观音山下找了三间平房安下家来。最初，由于夫妇二人都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仅靠稿费和版税，生活很难维持。不久与他们同时期离开中大的吴世昌教授到桂林师范学院任中文系主任，他得知木天夫妇的困境，便聘请彭慧到桂林师院任教。彭慧在教书之余，陆续翻译了契可夫的《山谷中》、班台莱耶夫的《致胡佛总统的一封信》等中短篇，发表在《文艺生活》等杂志上，还译了托尔斯泰的《哥萨克》（1948年，文通书局出版）。 1943年，彭慧给谢冰莹主编的《女作家自传》写过一个《简单的自传》。其中有这样一段： 现在，我又在国立桂林师范学院教课。我和木天两人，虽然 一向把教书视为第二职业，然而正当教着的时候，我却不敷衍； 每遇着几个优秀的学生时，我们会感到极大的快慰，而学生的进 步，就等于是给我们的鞭策，我预备趁这个教书的时候，也整理 一下自己读书的心得…… 今后，还是要用大部分的时间站在文艺岗位上来为国家为 人类服务…… 1944年夏，日寇为了打通我国从北到南的交通线，再次沿湘桂铁路往南进攻。国民党部队一溃千里，到处一片混乱，老百姓遭到一场浩劫。彭慧一家随桂林师院向柳州撤退。撤退到柳州，柳州也不保。他们又随桂林师院沿融江北上，向贵州方向撤退。一路上有时乘小木船，有时步行，走走停停。年底，当大家快进入贵州境时，日寇已打到独山，卡断了前进的道路。彭慧一家和桂林师院的职工就在融江边的一个小镇住了下来。 1945年春，当独山方面的敌人退了以后，他们又经过半个多月的水路和七天的步行，到达贵州平越。一路上既要防匪，又要躲兵痞。日寇到过的地方，则是一片焦土和瓦砾…… 抗战胜利后，1945年底，彭慧一家又随桂林师院迁回桂林。生活暂时安定下来了，但前一段逃难生活中所见人民的苦难和自家的经历，却使女作家难以忘怀。1946年，彭慧连续写了几个短篇，内容主要描写抗日战争时期，广大劳苦妇女的悲惨命运。一篇是写一位逃难中的母亲，失手从火车顶上摔下自己孩子的悲剧。一篇是写一个一辈子受尽凌辱，平日言语尖刻、性情孤僻，不讨人喜欢的老妇人，在日寇来到时，为掩护躲在山洞里的乡亲而牺牲的故事。这是彭慧在广西生活多年，根据广西妇女勤劳、泼辣、地位卑下的特点，概括起来的典型。后来，她还写过一首题为《悲剧之夜》的诗，描写了一位贫病交加的知识妇女，在日寇逼近时，为了不拖累丈夫，决定带着孩子自杀时的心情。这是1944年长沙撤退时，一位文化工作者家庭的真实故事。 解放前夜 1946年初，一些进步文化团体和文艺界人士纷纷迁回桂林。彭慧、穆木天和桂林师院的一些进步教授林励儒、谭丕模、石绍棠等，以及主持桂林艺术剧院的欧阳予情都住在独秀峰下靖江王府旧址上的一个大院里。他们在一起，团结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恢复了文协，建立了民主党派组织，为反对国民党打内战，要求人民民主，开展了各项进步活动。但随着全面内战的展开，国民党在桂林的反动统治日益加强，进步人士纷纷被迫离去。穆木天、彭慧夫妇也多次收到特务的恐吓信。他们一家于1947年初，也不得不离开桂林去上海。 当时的上海，房租昂贵，还需付金条作押金。他们好不容易在北四川路底横滨路上的一个弄堂里找了一间房，安下家来。窗下是散发着臭味的横滨河。楼上二房东是个舞女，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客人。就是在横滨河的臭味里和楼上彻夜的麻将声中，彭慧从1947年到1949年陆续翻译了苏联女作家薇拉·英倍尔的《列宁格勒日记》（194初版，1953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再版）和托尔斯泰的《爱自由的山人》（1952年北师大出版部）。前者原名《将近三年》，介绍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列宁格勒人在德寇将近三年包围中，不畏艰苦，不怕牺牲，坚守岗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后者原名《哈吉·牟拉特》，歌颂了高加索山区的非俄罗斯民族在反抗沙皇统治时所表现的不自由勿宁死的精神；同时对包括尼古拉一世本人在内的沙俄上流社会的荒淫无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嘲讽。彭慧很推崇这部作品，认为它是托尔斯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最高表现。 在从事翻译的同时，彭慧又以抗战胜利后蒋管区社会的黑暗，人民的困苦为题，写了《皮大衣太太）、《马校长》、《洋外套》等短篇（均载《现代妇女》）。《皮大衣太太》描写一个小官僚，如何训练打扮自己乡下姑娘出身的老婆，打算把她的年轻漂亮当作自己升官发财的手段。这是彭慧根据从桂林赴上海途中所见一对夫妇的真实情况，略加发挥写成的。《马校长》刻划了一个不学无术，对上级阿以逢迎，对学生横蛮无理的女校长。在当时的教育界，特别是在小城镇里，这一类的校长、训育主任，是不乏其人的。《洋外套》反映了工人生活的贫困，揭露了国民党官员贪污美国救济物资的丑行。 这两年里，彭慧一家主要靠翻译写作为生，经济相当桔据。穆木天在同济大学兼点课，算有一点固定收入。每月发薪时用布口袋提回一兜钞票，却买不了几斤米。关于国民党滥发钞票，通货膨胀造成的生活困难，穆木天在《我好像到了一个鬼世界》的诗中曾写道： 付饭钱的票子堆起来， 比一盘炒饭还高。 我觉得好像把一把票子硬塞进肚子里。 结果还是饿。 恶劣的生活条件和紧张的脑力劳动使彭慧病倒了。亏得一些老朋友帮忙，经过一段卧床休养，才得以恢复。 妇女运动，从来是彭慧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上海解放前，她除翻译写作外，还和曹孟君、郑倚虹、黄静文、胡绣枫等一起，开展妇女工作。她还和季洪、宋元、海尼等女文艺工作者一起，以读书会的名义，学习毛泽东的著作，讨论时局。说到高兴之处，她们竟会情不自禁地唱起“山那边哟好地方”并扭起秧歌来。 1948年，在妇女问题上，曾有过一场关于妇女参加社会工作还是应回到家庭中去的争论。有一种谬论认为，当时有些妇女不甘心从事家务劳动而参加社会工作，因而影响了自身和后代的健康，主张妇女应安于家务劳动。彭慧为此在曹孟君主编的《现代妇女》杂志上连续发表两篇论妇女解放的文章。她在文章中指出，当时许多家庭主妇“不是由于‘不甘心’而出来找职业的，乃是由于一家人吃不饱而出来工作的”。她说，当时，“从大学教授、著作家，直到工农大众，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吃不饱穿不暖的忧虑。孩子既营养不良又失学，是普遍现象”。在这种“整个国家民族没有健康”的情况下，是不会有妇女和儿童的健康的。她在文章中还写道：“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从黑暗到光明过渡的时代，想兼顾家庭生活和社会工作的妇女们，她们自己，她们的家庭和孩子，在这不合理的社会里会遭到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想要减少这类牺牲，那只有“大家努力，使那个真正男女平等的社会一早日出现”。 1948年的“三八”妇女节，彭慧曾到南京金陵女大，给女学生作报告，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夜间，她和一些女学生睡在一起。与她们彻夜长谈，解除她们对共产党的种种误解和疑虑，告诉她们，祖国的长夜即将过去，马上就是天明！ 阳光·乌云·风暴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特务的威胁，生活的忧虑都成为过去。解放区的天空多么晴朗，新中国的阳光多么灿烂！多年的理想变成了现实，彭慧的心清，无比欢畅！夏天，她到北京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秋天，和穆木天一起去到长春东北师范大学任教。1950年，又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从1950年到1957年，彭慧翻译了布宾诺夫的《白桦树》，结合教学写了《普希金研究》、《托尔斯泰研究》、《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研究》、《苏联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等讲稿和论著。从1954年起，她担任《文艺学习》的编委，为该刊写了一些介绍苏联作家与作品的文章。还写过一些其他评论。1956年彭慧参加作家参观团，访问了上海、南京、杭州、洛阳等地，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几篇歌颂社会主义祖国新面貌的诗歌、散文。她还不时为青年朋友作有关提高文学修养的报告。那些年，彭意既搞教学，又担任中文系党总支的工作，还要翻译写作，并参加各项社会活动，整天忙得团团转。她的气管炎很严重，由于哮喘，经常夜里不能躺下好好睡觉。但平日里，她却总是那么精神抖擞，笑声爽朗。1954年，当女儿二十岁生日时，彭慧给她写了一封信，回忆了二十年前那黑暗苦难的岁月，要女儿懂得生活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幸福，鼓励她听党的话，努力学习，争取能为祖国和人民多做一些工作。彭慧自己，正是在这样一种心情的支配下，不顾疾病，夜以继日地工作的。 1957年，彭慧五十岁，她热情、坦率一如既往。她为每一件好人好事而兴奋、激动，就是看了一出好戏，听到一首好歌，也欢喜得不行。但对于看到的缺点、问题，也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尽管1957年在党整风的过程中，她在群众场合发言不多，也很慎重，却也被错划为右派。晴空中的这一朵乌云，对于身临其下的人，打击是沉重的。彭慧的党籍被开除了，教授职称和各项职务被撤销了……更痛苦的是她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然而，由于多年的斗争锻炼，这些都不能改变她的信念。为了顾全大局，她含冤却不愿意叫屈……为了不给孩子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影响孩子进步，她忍着内心的痛苦，要女儿和自己划清界线继续听党的话，努力学习和工作。 精神上的痛苦，使彭意有个时期一夜一夜地不能入睡……《论共产党员修养》中关于如何对待错误思想和党内斗争的部分，她看了一遍又一遍，书页上布满了她用毛笔画的圈圈点点。经过一段思想斗争和认真思考，她感到沉溺在痛苦中是无益的，决心根据当时的条件，尽可能继续做一点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当时她已没有教学任务，只搞一点辅助性的资料工作。于是她拿出很大的精力，认真学习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学习党史，总结回顾自己的生活道路。接着，就开始写起长篇小说来。这是她在思想上酝酿已久，只因工作繁忙而未能着手的事。为创作这部小说，彭慧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经常抱病工作到深夜。1960年6月，在她五十三岁生日的前夕，彭慧在1928年和三妹彭玲等在国外合影的一张像片背面题了一首诗，反映了她这个时期的心情： 回首北国华年， 晨曦暮霭共磋研。 忆哈哈亭声， 青春正好， 长江岸上， 多少熬煎。 往事无边， 何须惆怅，更莫伤壮志云烟。 头白了， 再人人根改造， 跃进向前！ 在对小说进行构思的过程中，彭慧最先想到要表现的有李大钊、向警予、赵世炎、何孟雄等革命先烈，有她的一些老战友，还有她在武汉、上海纱厂做工时，帮助和掩护过她的工人的英雄形象。彭慧对“三·一八”前后北京的斗争情况是熟悉的，而1927年和1930年前后那些难忘的斗争岁月，她又都是在武汉度过的。因此，小说情节发生的地点，她一度考虑前半部在北京，后半部在武汉。开始塑造某些主人翁时，她基本上用的真人真事，后来，可能是受到当时在文艺创作上曾有过的不要写真人，不要写活人的思想影响，也可能由于写真人真事不便于进行艺术的概括，她改变了初衷，把主人翁集中在汉口工厂区（石乔）口的一家纺织厂的几个工人（主要是女工）和区委的几个干部身上。故事开始描写了在旧军阀统治下处于地下的工会活动。然后，着重表现北伐军到武汉后工人运动的发展，工人思想、生活上的变化和他们的斗争。汉口收复英租界的历史事件在这里得到了反映，也有一点农村斗争的描写。其中还穿插了几对青年革命者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当时反对封建婚姻，争取自由恋爱的时代特点，也衬托出主人翁高尚的情操。小说的后半部描写了由于国民党的背叛和党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给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歌颂了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英勇不屈，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末了是“八·七”会议后，重整组织，继续战斗。彭慧最初给小说起名为《扬子江的早潮》，后来定为《不尽长江滚滚来》。 为写《不尽长江滚滚来》，女作家克服了不少困难。1962年以前，当“右派”帽子还没有摘掉时，她的创作活动是偷偷进行的，生怕让人知道。一个“右派分子”居然写起小说来了，很可能会被认为是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表现。六十年代离1927年已是三十多年过去了，虽然1956年彭慧随作家参观团曾到过武汉，但只看了看长江大桥和一些供游览参观的场所。当年汉口(石乔)口区的一些情况，已记不太清了。况且，过去对某些细节也未留神。为写小说，很需要重游旧地，找老工人座谈回忆一下当年的事情。但是，彭慧当时哪有这样的条件！她只能靠收集有关的革命回忆录和访问大革命时期在武汉从事革命斗争的老战友来解决这一困难。赵世兰、杨之华、李文宜、李慧等老朋友都给予她热情的支持，提供了有关当时斗争以至生活细节的许多宝贵情况。大姐彭淑端、三妹彭玲自然是她经常询问的对象。当韦君宜得知彭慧在写这部长篇时，也热情地鼓励她坚持下去，并在创作思想和艺术结构上提出不少很好的建议。在作者当时的处境下，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彭慧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长篇小说《不尽长江滚滚来》反复进行了修改，最后定稿共有四十七章，三十多万字。修改稿有的地方比初稿有提高，有些地方却未必，也有些部分是忍痛割爱了。例如，小说初稿中原来正面描写“八·七”会议。然而，由于这是重大历史事件，谁也不敢拍板，最后只好删去了。当彭慧满心以为小说可以通过出版时，不料这部作品连同她本人都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恶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1967年的抄家风中，小说手稿全部被抄走，而彭慧自已，一会儿被拉去批斗，一会儿被押去劳动。北师大有一小撮人秉承林彪、“四人帮”的旨意，将穆木天关进“牛棚”，进行“审查”，实际上是给他编造种种骇人听闻的罪名，以用作整三十年代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人的“炮弹”。与此同时，他们对彭慧进行了严酷的秘密审讯，逼她写诬陷左联领导人的材料。彭慧坚持原则，拒不肯写，从而遭到更加残酷的迫害。 1968年初，彭慧被勒令迁出原来的住所。一辆三轮板车把彭慧及随身用的几件杂物拉到北师大校园内一个荒僻的角落里的一间破旧的小平房跟前。三轮车工人一声不响地帮白发苍苍的彭慧把东西搬进那间昏暗的小屋后，在房中环顾一下漏风的土墙，抬头见一段旧绳子从房梁上垂了下来，在半空摇晃。他若有所思地登上凳子，解下那段绳子，转身走了。彭慧敏感地把三轮车工人的举动看在眼里，感到群众对自己的同情与关切，不禁默念道：“好心的人啊，放心，我不会寻短悬梁的！” 彭慧搬到那间小屋居住后，不允许她外出，也不许任何人去看她。她曾经偷偷跑到城里去看女儿，为此又挨了斗。但她对形势的严重还没有足够的估计。她在给女儿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今后我再也不去找你了，你也不要来了。他们说我去找你是去找活路。我相信党和毛主席是不会让我走死路的，我又何必去找什么活路呢？！”在旧社会经过战斗洗礼的彭慧没有想到，在新社会中，邪恶也能形成一时的风暴，搅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善良的人们，那时哪里能想到，恶毒的“四人帮”就是要把知道他们的黑根底，又不肯跟着他们颠倒黑白的人置于死地。1968年7月，彭慧在一次斗争会后回屋的途中，倒在北师大的操场上，没有得到治疗，她又被送回到那间无人照应的小屋。第二天中午，六十一岁的女作家就离开了人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留下一句话…… 然而，彭慧的信念并没有错。乌云和风暴不会持久。终于晴空中又洒下了金色的阳光。虽然彭慧的肉体已不能复活，但她的政治生命却得以恢复。1957年被错划右派的问题得到了改正，党籍也恢复了。她的遗作《不尽长江滚滚来》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凡是熟悉彭慧的人都有一个同感，那就是很难想象出她愁苦的模样。多少年来，人们从未见她沮丧颓唐、消极无为过。困难和挫折从不能改变她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即使在个人的不顺利的处境下，她仍然为革命事业，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每一个成就而欢欣鼓舞。她总是毫不懈怠地尽自己的可能去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不断地“跃进向前”！如果彭慧九泉有知，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该会多么地激动和高兴啊！ 1980年9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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