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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巫山住了几个月，1924年初，我随着二哥佘光明、二嫂颜姐来到湖北沙市。 沙市属江陵县（古荆州）管辖的一个镇，它在长江北岸，有一条长堤，上自宝塔河下至龙王庙有二三十里长，把沙市保护着，是荆江大堤的一部分，免得被长江水冲走。堤上有一条长街，各种生意、铺店都有，主要是客商和沙市商号的货栈、仓库，再就是船夫、码头工人，搬夫和各种各样的劳动生活以及不劳动而生活的人们的居住地。由长堤下去有石头砌的梯子约几十级才到沙市正式大街，像这样的石梯巷子约有十来处，是沙市通往大江的大道。长堤是与江面平行的，那就是大江水面高出沙市正街约几十级石梯的原因，所以这段长江又称为悬河。这个堤若出了事，比如说堤坏了或者缺了口，那沙市也就被长江大水一卷而去了。但是这种事好像没有发生过，人们也从来没有说过、没有想过。长堤江边，舟船密集，桅帆万幅，还有定期开往沿长江各地松滋、江口、石首、公安、宜昌的小轮船。 沙市是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与日本签定《马关条约》规定的开放商埠之一，所以在沙市长堤的结尾部有一大片空地划为日本租界地，建有日本领事馆，江边停泊有日本小型兵船。沙市既开辟为商埠，日本来了，英、美、法也来了，它们都常有兵船开来停泊。沙市是一个内陆沿江的码头，当宜昌还仅仅是一个川江与长江转运码头时，沙市是湖北鄂西、荆洲、公安和江南岸湖南湘西常德等地一带的货物集散地，外国设立洋行不多，但沙市商人却做着附有买办身份的为外国洋行收集土特产、销售洋货的生意。沙市商业的范围还远及到川东。我家的川药材买卖就是运到沙市来出卖的，自然最好是去武汉，但那一定要资本大、买卖生意大，而且要有熟门的生意关系户，像我家在四川巫溪那点买卖，跑跑荆沙也足够了。像我们家（当然不只我一家）这种买卖在沙市来说，那是太小的部分，而大的商业是那些绸缎、洋货、棉花（沙市当时是鄂西荆州、荆门一带产棉的集散地，武汉、上海的外国、中国纱厂都收集这里的棉花）打包、以及各种京广杂货的大店铺，同时还有钱庄（那时在沙市还没有银行）、盐业、药业、小型手工业如织袜、卷烟等。总之沙市那时是湖北西部一大重要城市，水陆交通方便、畅通，商人云集、百业兴旺、市场发达、人员五类杂处。军阀们视为重要刮钱地，英、美、日、法、德、葡等国走长江由汉口到宜昌一段的轮船来往穿梭江面。在我到沙市时，20年代初沙市是典型的半殖民半封建、贸易发达的一个中等城市。 二哥佘克明同父亲思想不一样。父亲跑下江赚了钱，一面扩大生意，重要的是买回地，当地主。二哥他是青壮年，来回跑下江，眼光开放了，不愿意在大巴山小镇里生活下去，要在外地大码头他熟悉的沙市一带干一番事业。大哥佘燕昌在夔府中学毕业后，去上海一个南洋公学读书，这个公学背景不知道，有点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性质，他学机械。他在上海时，要参加去法国勤工俭学，被爸妈知道了，大肆反对，去信把他骂了一顿，叫他回家。他已是结了婚、有了孩子的人，怎么能去漂洋渡海，在我父母脑中完全是荒唐的事。但大哥同二哥一样已同父母的思想不同了，都不愿意再回巫溪那山沟里生活，于是他们串通起来，二哥手中掌握有钱，大哥在上海买了一套二手货的碾米机，就是把稻谷碾成食用米。他们就如此在沙市私自（背着父母）开了个碾米厂，由大哥管理机器生产，二哥负责经营掌舵，他们这个厂，取名为正明。这在当时沙市还是第一家，过去食米都是用人工春磨的，这种机器碾米质量好，价格合理，马上就被人们接受，走上市场了。他们这个碾米厂在沙市立了脚，站稳市场，在我们家和巫溪县也立了脚，使县里一些在外读书的青年主要是夔府中学及个别在重庆读书的学生羡慕。我们家躲棒老二在刘家坪、两河口住不下去时，沙市自然是一个迁居的地方。但当时我父母似乎不愿意去沙市，他在巫山买了房子，后来又在巫溪县城里买了房子，把刘家坪那个家搬进城，不在乡下住了。叫大二哥把他们的老婆搬往沙市自己去过。第一步是二哥来巫山接走他的妻子。我那时十三四岁，正是少年时代，父亲叫二哥带我去沙市，读书或者学生意由大哥、二哥决定。我自己却是朦朦胧胧的跟着来到沙市，这个在我眼光里的大城市，却不知自己的前途将如何安排。 大二哥在沙市这个厂我还要多说几句。碾米厂生意不错，过了几年大约在30年代初扩大了，改成面粉厂，还是叫正明。面粉厂比小小碾米厂规模大得多，资金也多了，究竟有多少我不知道，因我一直在读书根本管不上厂里的事，虽然厂内的员工都叫我四老板，我是家中的老四。这个厂在沙市开下去，发生过几件大事。30年代国民政府向美棉麦货贷，美国麦子进来，又好又便宜，一下就把正明厂搞垮了，因为厂里收购的大量本地麦又贵质量又差，亏了大本，厂看来开不下去了，于是向上海银行借款。上海的银行资本家比沙市的小厂家门槛精，办法也多，于是由他们派人来监督，工厂维持了，后来逐渐恢复，工厂办得有起色。但是足足为上海银行干了四年多，就是说这四年多赚的钱都被银行拿走了。一直到“七·七”事变后，正明厂才搬离沙市去西安宝鸡。胜利后又回到沙市，二哥俨然是个资本家，在沙市商会中是个人物了。这其中同沙市各方面发生过许多纠纷，我一点不知道。另一件就是大二哥他们两人闹矛盾，大哥佘燕昌管机械，是辛苦的，但他管不了厂。厂里大小事务由二哥管，银钱帐目在他手中，厂内事务大到招股东，厂外同地方上商界来往，应酬、打官司、处理纠纷，小到收麦子、仓库用人、花钱等都由二哥经手负责，他渐渐比较专断，处理事件把大哥甩开。大二嫂都来沙市后，自然是两个家，二嫂能干也厉害，事事占强，她们两人的矛盾也引起了大二哥间的矛盾。我后来去苏州读书，每年只在假期回沙市，常常听到大嫂的诉苦，后来她死了，大哥居然在苏州乡下买了两个女孩子说是当丫头，而且搬到荆州城里去住了，后来同其中一个女孩结婚，弄得名声很不好。他们之间究竟闹了多少纠纷，我一点不知道，也丝毫不去过问。记得在叨年代初，我已在大学读书，一年寒假我回到沙市，恰巧父母也在，大二哥在父母房里吵了几夜，我根本不去听，也不打听，后来据说在父母面前分了家，他们两人占的份额我不知道，当然二哥占的要多。四川巫溪县那一摊，主要是田地似乎也分了，我们家在巫溪有多少田地、房产我不知道，听说虽然分了，但交给我三哥佘贻栋管理，因为只有他一人在四川。二哥会经营，他除搞面粉厂外，自己另外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大哥就靠在厂里的一份，除管机器外，搞新玩意如无线电、收音机等，他的境遇就不及二哥。我仍在读书上学，由二哥负责上学费用，好像我分得一份家当由他保管。这些都是后来听说的，当时我一点也不想去打听。 还有一件事，是母亲同我谈的。她老人家很自歉似地对我说，她给我订的一门亲事，就是她娘家的侄女，生病医不好死了。她问我有什么打算，是不是再自己找一个，“你这样大了，又在读洋学堂，该你自己找了”。她老人家很担心我的婚事。我说：“妈，自己不能自立，没有本事就不能成家，你看大二嫂她们是怎样过的，我还能有一个媳妇在这个家里受气吗？”妈听了很同情，只叹气，流眼泪。这是我妈最后一次同我谈话，我永远都记得。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二哥及其全家又回到沙市，厂又开工，生意又做起来。二哥想在政治上找靠山，没有参加国民党却参加了青年党。大哥依然过他的逍遥舒适生活。解放战争，大二哥并未站在国民党一边，因为那时他们已知道我是共产党，他们的上大学的子女都反对国民党，同情共产党，有的已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在学校里活动，他们都知道我（叫我四爸）在共产党、解放军区域内工作。据他们后来对我说，好像共产党有股磁力把他们吸引住了。这样在沙市解放战争中他们站在解放军一边。解放初期，党的政策是发展工商业，正明厂仍然存在，大半做的是政府加工订货生意，但还是有钱可赚。记得在1950年大西南解放后，外交部派我去重庆在西南局领导下负责外事工作，我带了几个干部去重庆组建西南外事处。那时是由武汉乘轮船去四川，船到沙市停泊一夜，当时还不能夜航，我上岸去二哥家看望，受到了他们全家大小的欢迎，非留我吃饭不可，饭后二哥陪我上船，在沙市大街上走走，各大商店去看看，他很高兴、殷勤地向我介绍各大商店情况。虽然是夜间匆匆一过，我觉得沙市比我当时读书时要繁华多了。这是我同二哥最后一次会面。后来我去西藏工作了，同沙市方面断绝了往来。在50年代，大约是1955年前后，我来北京开外事会议，居然在我大哥女儿佘名华（她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工作）家遇见了二嫂颜姐，才知道二哥在公私合营后，受不了职工们的轻视，他投江自杀死了。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比如要他交待与青年党的关系等。他是个个性很强、顶要面子的民族资本家，有能力，会经营，但自信自尊心太强，最后走向绝路。因为他的事影响了他的小女儿入党问题。大女儿和儿子早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学校里，参军时已入了党。直到80年代他的问题才平了反，结论他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爱国的民族资本家。二嫂活到九十来岁才去世。 1950年我去重庆乘船过万县，在万县停泊一夜。大哥佘燕昌正在万县为正明厂收购麦、棉（好像他们又在合伙经营纱厂），我上岸去看了他。他自然高兴得很，他还带一个摩登女郎同住，只介绍她的名字没有说什么关系，马上包了一桌酒席，请了他在万县生意的朋友，为我大摆欢迎宴会，我对这套很反感。1962年后，我调回北京外交部工作，他忽然来信说他在各地旅游，要来北京看我。我那时还住在外交部招待所，我爱人生病在天津疗养，身边只有小瑜在芳草地小学读书。我同意他来，于是在1963年秋天他来北京同我见过一面。这时弟兄见面，共同语言不多，他简单地告诉我在上海住家，没有讲他的生活情形，实际他是在当二房东，后来公私合营，房子归公，他大概拿点补贴过活。住了几天走了，后来听说他被判为坏分子，去安徽一个农场改造，后病死在那里，结束了他的一生。 我在沙市学习了三年多，同开正明厂的大二哥的关系，仅是如此。我要感谢他们的是并没有强迫我去钱庄当学徒，同意我、支助我读书，直到研究院毕业，当然还有我自己的坚持，更重要的是父母替我留了一笔钱由二哥代管供我上学。没有这点，恐怕我不能读完大学。 我一直不管厂里的事，实际我也管不了，更不愿去插手。所以我同正明厂没有什么关系。只有一次，就是在过年时要写幅对联，我找到国文老师，他说出一幅好对联： 正其名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这副对联受到大二哥及全厂职员大大欢迎，我也自行得意，认为我为正明厂做了件大事。 我同二哥二嫂由巫山登上英国太古洋行的轮船到了宜昌，这个川江轮船约有几百吨载重量，我们由巫山乘赶轮船的划于，冒着长江急流险浪靠近停机滑行轮船的下舱上了船。到了底舱后，把行李箱子收归在一起，坐在上面，不久二哥即去找到茶房头目一类的人，弄到房舱的一个房间，我们就搬上二层楼，房间里有上下铺二处，四个床位但是空的，只供我们三人住。原来这些房间都由管客房的买办分包给各茶房头，一切住客及伙食都由他们包了，他们向客人拿钱，所以住他们的房间就是他们的客人，在客人航行的途中，除了船票是由公司卖的，其他一切费用都由这些茶房头经手。二哥买到这个房间不知花了多少钱，有了房间就比统舱在底层好多了，出了房门就是甲板，可以看见大江、巫峡。我顺着甲板张望，走到机器舱门口，听见轰轰的机器吼声，看见我从未见到的庞大机器，那时还是用烧煤的蒸气机，把我吓一大跳，一位机器工人很凶的挥手叫我走开，我吓得赶快跑回房间去了。当时我对三峡还知道得很少，什么巫山十二峰，兵书宝剑峡，牛肝马肺峡，青滩，叶滩都不大知道。但在甲板上看见江水奔腾，两岸陡岩峭壁，舟行其中，几乎要碰上，有的地方擦岩而过，真是险极，我看了又惊又怕。那时我已读过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句，我却欣赏不到诗人的轻逸宽广的雅兴，而在找猴子。可是哪里看见什么猴子，却看见了山岩上有纤夫们背纤绳，一步一步的弯腰吃力的拉着木船前进。 由巫山经过巫峡、西陵峡后不久即到了宜昌。夜间我同二嫂仍在舱船的房间里，吃了船上茶房开来的饭菜，二哥坐划子上岸去了，那时宜昌码头还没有趸船，虽然是川轮与江轮换船的地方，客人大都是雇小划子，外国人、大买办、海关的有小轮机船。宜昌码头夜间，大小船只无数在河上穿行，轮船哨声，人的喊叫声，划水声，间或有外国小兵船吹号声，弄得我国花头昏，似乎到了天国一般。二哥上岸时一再叮嘱我们不要随便走动，不管什么人来都不要理，要等他回来。好在那个管房间的茶房对我们还好，是他赶走了一些来找我们招呼上岸住饭店，叫我们雇划子的人，大概二哥不只关照了他而且还给了钱。那时宜昌水上码头乱得很，据说这些人非常霸道，他们不由分说就要将你的行李拿着，拉着你的人硬要坐他的划子，上岸住他的饭店，甚至有趁伙打劫，抢客人的财物行李，骗人杀人的事层出不穷，像我们一个少妇，一个小孩在那里没有人照顾早被人抢骗了。 直等快天亮了，二哥来接我们，把行李用划子送到另一小火轮上，这个船比川轮小多了，只有两层，楼上有四个小房间，我们专住一间，天还未大亮即开船走了。这是直航宜昌沙市间的小火轮，每天有好几支这样的船航行宜沙间各码头。记得这天是下雨，虽然在雨中，我仍是好奇的走出房门看看。一看，使我大吃一惊，看不见山了，大江汪洋一片，雨雾中茫茫一片白，简直分不清天上水上、东南西北，原来下江是这样的呀！天下真奇怪了，在宜昌过一夜，不知宜昌是啥样，只看见和听见宜昌的喧杂、混乱的江面，现在看见这大雨下无边际的大江，真是川娃子走出了夔门，不知东南西北了。 到了沙市，还在下雨，我第一次坐人力车，由车篷遮住，糊里糊涂地就拉到正明厂，从此就在沙市过了三四年的生活。 来后第三天，即由大哥领我去看无声黑白电影。不是在影院，那时沙市还没有电影院，是去一个会馆，由大哥同几个沙市朋友自己搞到的放映机器及片子，为了他们一帮反对教会学校的专制自己创立一个中学作为开会纪念而放电影。这个学校叫振华中学，是由沙市海关的中国人监督同商会几个人搞的。来看电影即出席会议的除了这些创办人外，就是由教会圣路加中学造反过来要上这个中学的学生们，同我大小的青年不少，似乎会开完了，只等看电影。但是这个电影机怎么也开动不起来，我只得到处玩玩等着，却被那些学生鄙视，因为我穿得土里土气，他们有的穿学生制服，有的穿绸着缎，款样新式，像我穿一件大蓝布衫，领口不扣，一口黄牙，我们在四川乡下还不懂得刷牙。他们那些学生见了，就来盘问我，要挥我走，后来是大哥找到我把我带回家了。我这次受了莫大的侮辱，我从小到现在哪受过那种气，心里想报复，但又羡慕。 后来我就去这个振华中学上一年级。地点离市中心很远，中午饭学生去海关那个院子吃，教员也不是固定的。有一件事对我印像很深，就是教中文课的老师，被学生问到一个中文字写不出来，他却翻英汉辞典，在英文辞典中找出那个字如何写的。算起来我在一年级中中文算好的。像这样既无固定经费、校址，又无教师，更无办学的专门人，不到半年就垮了。不知他们那些人怎样同圣公会教会商量的，振华学校散了，学生愿上教会办的圣路加中学，该校可以接收。于是这个振华中学的几十个学生，多半又到教会学校读书，我是其中之一。后来，听大哥讲，这是沙市商会中几个有势力的人同圣公会会长，因争房产而闹翻了，利用教会学校强迫学生上圣经课及参加做礼拜而闹起来的，他们虽然得到社会同情，赞助另办学校以代替教会学校，但不是因为“五分钟”（那时有种舆论认为学生爱国热情及活动只能搞五分钟，闹一下就完了），而是敌不过教会势力不得不解散。 我现在成了圣路加中学一年级的学生。 圣路加（st．lucke）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圣经中有“路加福音”一章 。学校取名为圣路加中学，是美国圣公会教会办的。这个教会在美国属于保守派，它在华较有势力，办教堂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和幼儿、婴儿院等等事业。在武昌办了个文华大学，主要是文理学院，而以宗教科为主科。在沙市圣公会的牧师是中国人杨器之，他自然是文华大学宗教科毕业，听说还去过上海、北京或美国“深造”，所以他能来沙市独当一面当牧师。他已办了一个教堂，沙市当时唯一的外国教会的教堂，他宣道，招收信徒，办了一个女子小学中学合校的女子学校，因女生不多就设在教堂大院内。要办一个中学，一时还找不到地皮盖校舍，就租借了黄州会馆临时办了圣路加中学。黄州会馆是沙市相当大的一个会馆，一进大门，就有很大的戏台，台前一个由石板铺的大院，左右两边有两层楼的走廊。戏台作为住宿学生的宿舍，由于沙市邻近各地方有钱的子弟也送来上学，约有二三十个床位。两边走廊下面改成教室和部分宿舍，楼上也是教室和老师宿舍。正中是一大厅，有大教堂，后院又有一个小天井，另有很精巧的小戏台，据说前面大戏台是对外用的，唱戏时广招外面人看，后面这个戏台是专为黄州在沙市商人富户招待达官贵人和当地军政长官之用，所以戏台前有一较好的大厅，这个厅就作了学生们食堂和娱乐之地，房子虽旧但布置精细，改装得也很适当大方，我一走进去并不感觉是一个会馆。据说会馆还供有他们黄州人相信的菩萨，基督教会租用了，菩萨自然也就拆掉了。这个学校比我在巫溪读过书的谭家墩小学和振华中学气派正规多了，我一进校就喜欢这个学校了。 学校校长是杨牧师，但实际管理学校的是由武昌来的另一位牧师姓郑的，我们又称他为郑校长，他是位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的人，宣讲圣经、做礼拜时、滔滔不绝的连篇大论，我那时很佩服他。那位杨器之校长不在学校上课，也不大来学校，我们每周去教堂做礼拜要见着他，看他很严肃，不大言谈，但对学生态度还好。他有位太太，我们叫杨师母，却是个厉害的女人，能干而善于监视人，特别防止我们和她院里的女学生相会。做礼拜时学生不管男女都参加，但男女有别是分开坐的，她同那两位美国女修道把守得严，但也禁不住我们这些年轻男女，互相以眉眼交流，在散礼拜涌出教堂时认识的人互相私下说几句话，至于礼拜天放假，男女学生认识的去共同玩耍，她们就管不了了。 同女生交朋友、偷偷送信约会，那是高年级有钱家的同学干的事。我是刚入校的新生，个子并不小，但粗野黑壮，衣着低级，不但那些女生看不起我，校内男同学及杂役也没有把我这川娃子乡下佬放在眼里。我在学校第一学期除上课外多半是溜大街，看热闹。沙市比巫溪县、巫山县城又大多了，有两条并行大街。除两条正街外，还有几条小街，及不少巷子，小街上手工作坊多，小生意小店不少，有的巷子比较洁净、清静有住家房屋，但连接大街的行人巷，却在巷两头设有几块石板搭成便所，人们随意大小便，臭不可闻。商务发达，人烟稠密，五方杂处，戏院、妓馆背街到处皆是。有几处广场在后街外，更是热闹非凡，要把戏、拉洋片，走江湖玩杂技的，应有尽有。这些都吸引我这乡下来的土娃子，几乎每天都去各处跑跑看看。有的围着人看，当收钱时我就走开，他们把我当小孩看，吼叫骂几句。有的要几百钱门票，那时兴用四川造的五十、一百文、一块的铜板，我可在帐房上拿点，先是花在这些要把戏的玩意上。 圣路加中学是一初中学校，所设课程是按武昌文华大学附中规定的，除了圣经一课因上次闹学潮取消外，其余照旧。我上一年级，国文、史地等课毫无困难，不但跟得上而且成绩很好，都是满分，而英文却不行，在四川小学从未学过，在这里一年级并不是从ABC读起，一上来就是课文，还有英文文法课。弄得我瞠目结舌，不知所云，看见其他同学诵读自然，我就很羞愧，一定要赶上去。另是算学课，我更跟不上，谭家墩小学教过加减乘除法，这里一年级就讲四则运用题，光会加减乘除不行。这两门课我差得太远了。我这人从小好胜心强，功课不行，不但丢面子，三门课不及格有开除或留级的危险，何况中、英、算那时作为主课，一门不及格就不行。我只有下苦功把英文算学学好。不知怎地，英文我天天早起苦读，总算跟上去了，但因为大半是自学，我不愿私下找老师和同学教，所以发音就不大准确。算学完全自学就不行，虽然我也跟上去了，学年结束考试勉强及格。每次考试时，我是采取两种办法，一是猜题目，估计老师要出哪些题，就死准备这些题。一是临时开夜车，考试前夕通夜不眠地准备，比如预猜算学老师可能出那些题，就把那些题的算法答案死死背下来，考试时总要猜对一两题，但是考完后，我就再不去复习了。所以有些课程我是用这种方法考及格的，考试一完，只要不补考，书本一丢，学的东西又完全忘了。我这个读书取巧法，一直用到高中毕业，但实际没有学到东西，尤其是算学的基础没有打好，使得我对自然科学学得也不好。在中学培养基础知识时代，我的学习路子就窄了。 但是社会科学功课方面，我却是兴趣横生，除正式课程外，我还看了不少课外书。对于历史、地理、国文特别有兴趣。学校的课本已不能使我满足，我看了一些课外书，像吕思勉的中国史，梁启超、胡适之等演讲集我非常倾倒。吕思勉有一篇为秦桧辩解的文章，看了觉得新奇，但不满意，因为我脑子里，也许是受了《说岳传》的影响，秦桧是个大大奸臣，成为辽金的内奸害死岳飞，怎么能说他的外交政策、讲和妥协投降是对的，是对当时南宋局势的正确决策？更多的是基于岳飞精忠报国思想，鼓励我们这些青年。梁启超的演讲文集当时也喜欢看，现在想来有许多都忘了，但是有句话，就是“为天下最多数的人谋最大幸福”，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其实这句话在我后来决心加入共产党时也想起过，它不也就是共产党的目的吗？这句话是否真是梁启超说的，在什么场合说的我不记得了，但它却使我终生难忘。 那时求知欲特别强，尤其我这从大巴山沟里来的乡下孩子，花花世界已够我应接不暇，而知识方面更使我如饥如渴。还有小说，在沙市可以看到许多中国旧小说，当时迷了《三国演义》，把诸葛亮佩服得五体投地。《红楼梦》、《青楼梦》、《九尾龟》等等也看，也迷了一阵《红楼梦》，那时认识还浅，只知道贾宝玉林黛玉的恋爱悲剧。后来又看了新的小说，蒋光慈的、郁达夫的、还有武侠小说，平江不肖生的江湖侠客，看得津津有味。可以看出，我看的读物非常杂乱，受影响大的还是武侠小说。同学中有两种朋友，一是打球玩的朋友，一是感情比较好的朋友，对他们好得有近似同性恋，常常在一起游玩名胜古迹，谈笑非常融洽，这也是我在沙市家中孤独生活的一种寄托。 学校里举行的课外活动我都积极参加，比如演讲会，辩论会，我总是积极分子而且常常获胜。我记得那时有本讲辩论学的书，我好好的钻研过，应用其中几种辩论的方式与方法，在辩论会上大出风头。学校还举办有演剧队，排演新戏，我也参加。凡是我参加的活动总是要出人头地，出风头，要搞得比别的人强。年轻时个人英雄主义特别强，好胜心超越一切，因而我渐渐在圣路加中学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了一个知名学生，不到一年，我那川娃土气就没有了，学生中已没有看不起我的眼光，那些有钱人家的子弟已对我另眼看待，处处还要巴结我，我俨然已成为学生中几个小头头之一的人物了。 但是课外活动我最迷的还是踢球。学校里没有体育场，更没有任何体育设备，只有在下课休息时在戏台前院中踢小皮球，大家踢球玩，有时分作两队，我是踢小球的积极分子。踢小皮球太不过瘾，但锻炼了腿劲，后来就踢大的正式的足球了。 由于踢球认识了几个校外青年，其中有一位姓傅的，他是旗人，家里并不富有，但过得可以，他年纪不大与我同岁，但是不上学读书，还结了婚，在家闲着，是个球迷，我同他成了莫逆之交，常去他家玩。他家是过去满洲驻荆州将军部属留下的旗人，不事生产，只留有若干亩田地在乡下，靠收租过日子，家道中落，但架子未放下，我去他家玩，他已有老婆，待朋友很客气。傅经生就是这么个无所事事，靠租吃饭，既不读书，又不经商管家的闲人，但他是不抽大烟，也不花天酒地，只喜欢打球、逛街，在打球这点同我合得来，成了好朋友。 有一位王老先生在圣公会小学教中文，他也是穷途末路，前清考过秀才，辛亥革命后，无处谋生，就信了基督教，在小学里教书。论他的中文程度教我们中学完全可以，但他教小学多年，是学校一个台柱。他现已年老（他不过50来岁），就靠圣公会吃饭，一家五六口人，大女儿在教会中学（武昌）毕业，也在教小学，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在圣公会学校读书。他家就住在圣公会教堂院内一排平房，占了三间。他大儿子和我同班，也打球，但他要管家事，却同我很好，他个性耿直，学习成绩不错，常到我家同我大二哥闲谈，很有见解，自成一套，特别对当时沙市一些社会腐败现象不满，抨击不止，这点投了我哥哥们所好。我是他家常客，因为下学后我除了打球无处可去，几乎是天天泡在他家。青年人多，还有一位姓李的也是住在教会内的同学，人很精明能干，小聪明很多，球也踢得特别好，王家成了一个小小俱乐部，我们谈天说地，骂人骂世，发泄我们小青年的不满。我还常在王家吃饭，伙食自然不及我家好，可吃得津津有味，自然我不白吃，总是买些包子、猪腿、熟肉等东西一起吃。在王家我受的影响不小，老先生有学问但不大参加我们谈话，我们有不懂的他耐心向我们解答。他有一股傲气，觉得怀才不遇，流落到靠教会养家吃饭，对社会、对国家、特别对军阀非常不满。听他大儿子讲，他信教是迫不得已，怕人打击才找教会庇护的。大女儿我们叫大姐，人长得不好看，中学毕业教小学，一直没有结婚，快三十了，愤嫉世俗，骂世道不好，男子都不好，很可能是她找不着对象，没有结婚的原因。大儿子也是一肚子牢骚，同我很好，但有时也讽刺我几句，说我家是财东。我也是个不服气的青年，同他也吵架，但同他一鼻孔出气骂人时候多。我从四川乡下来，一年多才把土气乡巴佬帽子甩掉，家中虽开工厂，却是个小厂。同沙市那些大字号，大杂货号，洋行等不能比。像我这样的小厂的小老板同钱号小开、小先生更差得远，他们把我们当作野孩子看待。我哪吃那个气，王家就成了我们小青年发气的场所。我在那里骂那些有钱人的子弟和圣公会长。 到了初中二年级，我二哥忽然叫我去重庆考川东师范学堂，因为这个学堂是专为川东各县办的公费学校，学生读书不要学费，毕业后还保证给工作。我在十四岁时就去了重庆，这次才体会到川江轮船的生活。我自然坐统舱，最低层的舱位，照规定是有一个床位的，事实不然，统舱在船低层一个大舱里，有几十个上下铺木板床，但这些床都由统舱里的茶房分包了，你要睡床就得给他钱。那时由宜昌到重庆要走三四天，给他几块现洋，他不但给你床铺而且管你吃饭。否则不但没有床睡，只好坐在空地方，而空地方实在很少，因为到处都是行李、货物堆满了，而且只能吃到船上给的粗米加沙子的光饭。我花了几元银洋买了个茶房服侍。 在重庆川东师范开学不到一两月我就被开除了，当时我不知犯了什么错。暑期未开学前我就到重庆也就住在川东师范学校学生宿舍里，那时还未开学，我同房是一位巫溪同乡姓邱的，我们两人自然同玩同住，他有位哥哥在川军不知哪个部队的一个连长那里当文书，他带我去认识了，我们来往很多，我常请他们去吃豆花饭。重庆又比沙市市面大，热闹得多，我的玩性又大起来了，把军队的文书领来学校玩，在球场上（川东师范校内只有一篮球场）我去乱打一阵。大概那时学校最反对军队的人来校，我常带那位姓邱的哥哥来校，遭到多数学生反对，学生会向我提出过警告，我置若罔闻。开学不久，还没有上一星期课，学校就挂出牌子把我开除了，理由是行为不轨，在校破坏校规，在外结交坏人。我那时晕头转向，无法申诉，只好向我二哥在重庆的朋友处借了点钱坐船回沙市，挨了我哥哥一顿大训，又请求圣路加回校读书了，好在刚开学不久，作为迟到学生允许我人校。这件事是我读中学的一个插曲，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我始终摸不清是什么原因，对家里我说是因为打架，他们也信了。 三十年后，1951年我被派去重庆任西南外事处处长，在党的关系上受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领导。宣传部的原副部长是中共四川地下党的老党员，他就是跟我同一个川东师范的学生，他那时已是共产党兼国民党员。在学校里活动，掌握了学生会。据他说他们那时最反对川军内的一些人，他们与川军作对，后来曾演成教场坝镇压学生集会打死不少学生的惨案。使我想起了那时我与川军一个连长的文书过往太密切的事。我估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居然把军队的人引进学校里来，犯了进步学生的大忌，我被开除是不能避免的了。其实我是被冤枉的，我那时只因是同乡好玩，对于政治一点也不知道。 重返沙市进入圣路加中学后，我不知不觉地卷入了国民革命大风暴中。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荆州、沙市工商教育学生各界在沙市径太会馆开追悼大会，我们圣路加中学也参加了，我是第一次听到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背诵他的遗嘱，知道国民革命、打倒列强、除军阀的事。那时我们常去沙市大堤上看日本水兵在草场上踢球，但每次都受到那些水兵们的侮辱，不是拿球踢我们，就是推我们走开不许靠近。每次我们都很生气，既恨他们又想看他们踢球。有时沙市江边还停泊有其他外国的小兵船，多半是英国的，我们走近江边去看，也被那些高鼻子、黄头发的水兵无理地赶走，所以，心里很恨这些外国水兵及兵船。 圣路加中学这时聘请了几位武汉来的老师，其中有位姓童的叫童世光，还有一位叫刘以成，他们是青年教师，姓童的教算学，刘老师教史地，我对他们在教书方面不大感兴趣，却喜欢看他们给我们看的课外书：三民主义，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还有许多小册子，看了使我大开眼界，兴趣马上就被吸引到打倒列强、除军阀这些道理与活动中了。6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荆沙各界马上组织后援会，积极援助上海人民的反英日帝国主义斗争。说来也怪，圣公会牧师杨器之是我们学校最高负责者，他却也是后援会的发起人之一，而且支持我们学生的活动。他能聘请和允许童刘两先生在学校散布国民党的宣传品颇不容易，因为荆沙驻的是北洋军阀的军队，专杀国民党。现在想来那位平常道貌岸然、不大言谈、态度严肃的牧师可能是地下的国民党人。 7月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派出“五卅”惨案宣传团到长江沿岸，也来沙市，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向各界募捐、接济上海罢工工人。在他们未来之前，荆沙学生已上街游行示威。为了迎接全国学生会宣传团，我们组织了荆沙学生会，同社会上三育社联合接待他们。这个“三育社”我们不知道是个什么组织和背景，那时只知道其中有一些沙市名人，有钱的商店老板，好像很有办法，他们有钱也可以同军政人员办交涉，跑腿活动都是我们青年学生的事。在这些活动中，我是最积极的一员，组织我们学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组织沙市学生会。我们同学中有邓恢复。柳树堂同我最好，一起搞这些活动。我们曾联合荆州、沙市各校，除了荆州中学外，沙市还有一商业学校，几个小学校。加起来有上千人，上街喊口号，声势不小，哄动一时。我们队伍游行到大堤上日本领事馆（实际没有设领事馆，只是圈了一块地，修了一小房住着一个中国人看门的）门前示威，马上日本小兵船就上来几个持枪水兵看门，也向我们示威。双方几乎冲突起来。我们若要闯进门，水兵就要开枪，形势严重，还是童先生一再教我们不要去惹他们，免得发生流血惨案。 自上海学生宣传团来后，我们成立的荆沙学生联合会就固定下来，沙市学生联合会就在我们学校里，由邓恢复、我和另一位同学三人负责。游行示威开群众大会，讲演宣传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外，提出抵制洋货，不许买卖英国、东洋货，由学生会伙同商会组织纠察队，上街到商店搜查，将英国货、东洋货搜出后，当街烧掉。并派人在码头上检查不许洋货上岸。这个活动却引起了很大矛盾，口喊抵制洋货口号，人人同意，真正烧毁起来，引起一些卖洋货商人不满，他们在商会内争吵起来，开始同意不再买卖英、日洋货。但搜查时，学生对洋货真假难分，而且在商店门前烧毁，这个商店一下子声名扫地，就开不了门再做生意了。这个关系太大，商会内闹得不可开交，也就不派人参加检查队了。同时学生会内部也争吵起来，有的学生受家长或亲戚指使也不赞成搜查烧毁。我家开碾米厂与洋货无关，两位哥哥没有干涉我，因此我主张要继续搞下去。但是人心不齐，学生会开不成。同时罢课搞运动久了，学校当局也不赞成，于是这场反对帝国主义，抵制洋货的运动，就逐渐冷淡下来了。 在1925年冬1926年春由武汉来了一位叫方声隆的学生代表，他住在运河街（由沙市通向荆州各地的运河水码头）一个小客栈里，我经童、刘两位老师介绍认识了他。他原来是共产党跨入国民党的党员，公开身份是武汉农会、学生会湖北省会代表，实际是来组织农民协会、工会和国民党共产党（那时是国共合作，许多共产党员都是以国民党身份出面的）的发展工作。我认识他以后，看了不少他给我的小册子，其中有中国青年向导、全国学生会会刊，以及共产主义A、B、C和共产党的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等书。这些读物又使我大开眼界，顿开茅塞，才知道国民革命，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道理，知道国家的命运处在危急之中，非实行国民革命不可。这时我球不踢了，学生会也搞不起来了，经常往老方那里跑，同他一谈就是很久。我渐渐知道他不只是国民党员而且是共产党员，也知道重、刘两位也是党员，我向他要求加入党。我当时才十五六岁，从我在“五卅”运动的表现来看，是很坚决的，所以他才培养我，但我还年轻，个人英雄主义意识很强，又是资本家的弟弟，对我自然要进行多方面的考察和教育。我看了一些革命书后，在学校里就公开同别人辩论，当时是国民革命的积极鼓吹者，同一些信教者、有钱人的子弟争论不休。但我对共产主义却是一窍不通，读了ABC也说不出什么道理，在老方那里遇着一些青年我就说不过他们。这些青年大半来自荆州中学及武昌师范学校，大约有五六人，看他们已不在学校读书而是在搞农民、工人运动，很让人羡慕。一股虚荣心鼓动着我，向老方一再要求加入小学（即CY），要求做农工工作。他总是很严肃地对我说，你还年轻，还要经过锻炼、学习。后来竟要我了解我家正明厂的工人情况，其实正明厂只有十来个长年工人，他们的姓名、出身、工作情况及工资收入等我很容易就知道了。那时在老方他们的领导下，沙市人力车夫已组织了工会，而多数的码头工人却不知什么原因一时组织不起工会，后来才知道码头工人有帮会（不知是红帮还是哥老会），要打人进去很困难。我却煽动我家厂的工人组织工会小组，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和资本家。几个工人总是开玩笑对我说：“四老板，你要砸我们的饭碗，小心二老板（我二哥）知道了，打你。”自然搞不成。老方告诉我已发展我为国民党员，我听了很高兴，但是很奇怪一直没有叫我去举行入党宣誓，我知道，入党是要宣誓的。不管怎样，我已是革命党人一分子，心里高兴，搞起工作来更有劲。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已宣布北伐，分几路军向湖南、江西。福建出发，为了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我们发传单、到处贴标语，遭到驻军北洋军阀和警察的追捕。 1926年上半年，是我在圣路加中学三年级毕业的学期，初三毕业考试，我马马虎虎应付过去算是毕了业。圣路加中学虽然属武昌文华大学附中的一部分，但要进高中还得进行考试，我们是在那两位外国女修士监督下考试的。我这一年多来只顾闹革命，功课丢得太多，特别是数学、英文，数学几乎交了白卷。这个时候，已不由我考虑升学问题，北洋军阀大肆逮捕国民党和进步青年，我二哥急急地要我回四川老家去躲避一下，大概也是在沙市警察局向二哥提出警告后，他才下了决心，于是我在1926年6月间又回到了刘家坪。 回到老家，我无论如何在刘家坪呆不住。恰巧我三叔家小姐出嫁给巫溪县城万家，我作为送亲人送小姐去了巫溪县城，在城里会见了在川东师范的姓邱的同学，经过他又认识了几位青年，我们在一起谈得很投机，自然我是大吹特吹在沙市闹革命的“惊天动地”事业，听得他们兴奋极了。大家提倡要在巫溪也闹起来，我都不感兴趣，还在留恋沙市，幻想再回去干一场。不久，听说北伐军已打进了湖南，打开了长沙，四川军阀杨森已投了国民革命军，改编为第20军。1927年春，杨森在万县办了国民革命军20军军官训练学校。既然是国民革命军，我就同姓邱的几位青年去万县投考杨森办的学校。在万县住在姓邱哥哥的一个朋友家里，这个朋友是巫溪县人，从小在外边混，在哥老会有点地位，就在万县开码头，平时他家里来往人很多，一开饭就是两三桌，由他的老婆招待一切，这位老板娘年轻、漂亮、泼辣，同那些来往朋友打情骂俏，什么玩笑都闹，但那些人总听她的话。我们几个人是巫溪同乡青年，这两位哥子、嫂子待我们不错，吃喝住随便。我们第一次碰上这些袍哥、跑江湖的人非常不习惯，但却有件好处，他那里消息灵通，每天都听到很多川内川外的新消息。我们考上了杨森办的军官学校，听到了两个消息，一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派有两个代表来到万县杨森部队检查，我们就去找这两个代表，要求去黄埔军校，回答是加入这里军校也是一样。再一个消息是北伐军打到了湖北，攻下了武昌。这个消息令我很兴奋，我想既然北伐军打下了武昌，沙市不久也要打开了，我留恋沙市那段“革命”工作，还在四川杨森这里干什么，于是就同老邱商量回沙市，我们就一同由万县乘船东下。我们从宜昌到沙市乘的船是英国太古公司的，船到离沙市不远的地方，忽然南岸有人向船射击。船上人都说这是北伐军队，我们跑到甲板上去看，对于真正的北伐军我是非常欢迎的。一上甲板，老邱就中了一枪，打在他的右手上，到沙市下船后，他就住在我家养伤。 我一到沙市就找到了邓恢复等一帮闹学生运动的同学，离开沙市半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老方、童、刘等老师走了，新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刘佐龙部来到沙市，党部、各种组织、工会、学生会、商会都公开了，可是人都换了。国民党江陵县党部，沙市市党部都公开挂起牌子在沙市最大的建筑物商会办公，但沙市属江陵县领导，是它下属一个区党部，县、市党部的领导人都是由武汉新派来的，不认识我们，把我们排斥在外，不给我们工作。我同邓恢复、彭泽林找到过去一起闹运动的人去同他们交涉，由一位姓文的代表县党部找我们谈话，说可以接纳我们入党并作为第一区党部（沙市区党部）委员，但必须服从县党部领导。那时县党部也驻在沙市，直接领导沙市工作。我们不同意，还想兼做县党部工作，认为县党部也只是做沙市工作（实际当然不是的），说实在的，我们不愿服从他们领导，认为沙市的革命工作是我们搞起来的，应由我们来主持，这就是争夺权力。当时我并不自觉认识这点，以上述理由来反对他们。结果就在1927年2月间，江陵国民党县党部就公布把我们三人开除党籍，他们这样做是消除我们在沙市部分学生中的影响。 这样，我、邓恢复和彭泽林三人就无事可干，再也不能去商会那里，也不能找一些老同学，只有另想办法。我们就想去武汉直接找老方他们，听说童、刘两位在汉口特别市党部工作，认为他们了解我们，会给我们想办法的。 恰恰那时由朱霁青率领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点检团来沙市点检刘佐龙的部队。我们找上了朱团长的一位秘书闲聊，询问他关于北伐和武汉的情况，他很想知道沙市的情况，我们就把我们知道以及不满对他说了，他很感兴趣。他同意我们乘坐他们的小火轮去武汉。现在想来，我们当时很幼雅，不知道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中发生的问题，所有由武汉来沙市的国民党负责人实际上都是共产党人，怎么能允许我们这些人参加权力机构。我们更不知道国民党内、国民革命军内的复杂情况，以为这个朱霁青的点检团就是真正的国民革命军了。 我在沙市三四年的时间，由一个乡下顽童成了洋学生，又在大革命浪潮中闹了一场“革命”，成为一个热情盲目的赶浪潮的青年。 我们到武汉时，正赶上汉口工人拿下英租界，多年的江汉关前大英租界收归中国人管理，一时武汉三镇革命气氛十分红火，街上有工人纠察队，儿童团巡查、站岗，到处是红色标语口号，人们扬眉吐气、喜气洋洋。我们看了真是高兴极了。下了船后，我们三人先住在武昌一个小客店，然后商量怎么办，最后决定各人自找熟人想办法。邓恢复的叔父在文华中学教书，他一去就被叔父留下，叫他继续上学，于是他就当了文华中学学生，从此走了另外一条路，他大学毕业后，当了上海银行办的旅行社武汉分社职员，我们几十年未见过面。直到1950年我去重庆路过汉口时，才在武汉外事处见过他，那时他还在上海银行，以后就没有再见过。我很关心他，因为他是我在沙市圣路加中学闹学生运动的好伙伴，他家生活不是很宽裕，是基督教徒。他叔父就是因为信教才能在文华大学毕业来到圣路加当教导主任的。他叔父虽然是英文教员、教导主任，管学生不是很严，对我们只要功课及格，在校内不闹事，就不大管我们，我们在“五卅”案后闹学生运动他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邓恢复能说会辩，英文很好，冲劲很大，但服他父亲管，胆子不如我大。我常常责问他信什么洋教，他大概因从小受的影响，反帝国主义、反洋人他干，反基督教他不干。记得有一次我们学生反对做礼拜，那时圣路加中学学生每礼拜天必须去教堂做礼拜，我们不信教的学生反对，那位邓副校长在教堂门前把我们集合起来讲话，大声说谁不做礼拜站出来，只有我一个站出来邓恢复当天下午就找我说我胆子大，有勇气，但又劝我还是要遵守校规，我们两人这次吵了一架，我以为学校要开除我，后来却没有事，我照样去上学。邓恢复反而成为我的好朋友。我多少年来一直记得这件事。不知这位同学还健在否？ 彭泽林家在沙市是做皮鞋的，他原在武汉读书，后来转学到沙市一个商业学校，我们是在搞罢工罢课，收查洋货时认识的。国民革命军来到沙市组织党部时，我们三人站在一起反对由武汉派来的人掌权，也就成了好朋友。来武昌后他找到熟人去黄埔武昌分校，后来听说去苏联学习，以后就不知道下落了。 我走了另外一条曲折的路。 我找到了原来圣路加中学教员童、刘两位先生，他们都在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工作。武汉特别市党部、湖北省总工会、全国总工会都在原英租界友谊街的三间大楼内办公。这个友谊街很特别，有东西二道门，东门出去是中国地界大马路，西门出去就是英租界。据说这个街内的三间大楼是三个军阀、政客的产业，可能是荆云鹦、萧耀南等三人的，三座大洋房成了革命工会的住所，三座房子对面几间小洋房是住人的。这个街把东西大铁门一关，就成了一个单独的区域，与东西边中国地界和英租界隔开了，无论开那边的门都可以和中国势力和英国势力发生联系，真是巧妙的安排，也可见民国时代那些大军阀、大政客的处心积虑与背景。 我找到童、刘两先生，把我们在沙市的遭遇说了，他们是1926年初和老方同时离开沙市的，对于沙市一年来情况不了解。他们带着我去见在湖北省总工会工作的老方，听了我的汇报（自然是我自己的意见，说我们这些在沙市搞学生运动，在他们领导下受排斥）他们听了很不高兴，老方就留我在他那里工作。他现在是总工会武汉宣传总队的队长。在省总工会宣传部领导下，而宣传部长就是当时有名的工人运动家林育南。宣传部在三楼上，我被安置在对面小房子集体宿舍睡，白天上班，同老方到各工厂向工人们宣传演讲革命道理和形势，鼓动工人闹革命。我跟他去过几个在武昌的纺纱厂，还去过汉阳兵工厂等大厂。开宣传会往往是老方先讲话，然后是工人宣传队（那时每个厂都有工人纠察队和宣传队）的人讲话，要我作记录。我那时已被武汉革命气氛所陶醉，热情高涨，眼花缭乱。我每天都可以看到当时的工人运动领袖，向忠发当时是湖北总工会委员长，和项英、林育南等在一个大餐厅吃饭，我当然可以见到，当时青年人崇拜的偶像恽代英我也见过。全国总工会就在隔壁大楼里，还见过有名的工人领袖苏兆征。大革命期间共产党只注重做群众工作，特别是工人运动，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共产革命，我能够参加进去该有多么的高兴，在宿舍里同房的青年互相吹嘘。但只有一个多星期情形就变了，老方忽然对我说不我适宜作他助手，教我搬出去另找工作，于是我只有搬出友谊街。暂时在一个小破旅馆住下，等着另找工作。当时我莫名其妙不知为什么被开除，我想可能是秘书工作我担任不了，事实上老方叫我作记录我记不下，叫我抄写一些文件我字写得不清楚，做宣传工作真是不胜任。但现在想来，情况可能较复杂。那时沙市的国民党部的宣传工作是由中共湖北省委派人去组织的，我们在沙市反对他们自然不能为中共所接受，老方可能通过中共湖北省委了解到我们在沙市的情况，虽然我们不是反革命右派，也没有做什么不利共产党在沙市发展群众工作的事，但以我当时对共产党的认识及觉悟程度是不适合在湖北总工会内工作的。我当时并没有这个觉悟，只认为我本事不行。 住在那个小客栈里，吃饭发生了问题。幸好我在圣路加中学的同学柳树堂救了我。他在武昌中央军校武汉分校（黄埔分校）速成班学习，临时派出来帮助武汉市政府做武汉市户口调查工作。他负责调查原英租界中的一段，每天挨户挨家地去调查，找我临时帮他一起干，他干这个工作每天有点补助金，他就分一部分给我做饭钱。 柳树堂是我在圣路加中学的好朋友之一，他忠厚老实，比我小一两岁，我们不是球友，也不是闹学生运动的朋友，我拉过他参加过这些活动。他是另一种朋友，他很喜欢看小说，也有很多小说，我开始看《红楼梦》就是从他那里借来的。想不到他一个文弱书生却考上了军校，后来竟成了蒋介石嫡系部队一名下级军官。在1930年我在苏州读书，暑假回沙市过武昌时，曾去他家见过他一次，当时他已是连长，军队作风较重，他请我吃了一顿饭。那时我已讨厌军队，看不起武人，我们虽叙谈旧日友情，但已格格不人，从那次别后就一直没有见过或听到他的消息。后来老方介绍我去武汉总工会，有位工会负责人见了我，派我去武汉包车总工会当秘书。 武汉包车总工会是拉包车工人的工会组织，它与一般技人力车工人不同，都是拉包月车或者私家包车夫。这些拉包车的都是私人雇的长年车夫。当时武汉三镇有这种包车工人二、三千，他们都是这个总工会的会员。虽然是秘书，名义上在总工会委员长领导下，实际权力比总工会的委员长大，工会的一切活动都由秘书听上级工会的命令负责指挥，除了财务由工会选的会计管以外，其他工会正副委员长都听秘书的话。我和会计是脱产的，每月除伙食外还有十来块钱津贴，工会的正副委员长有车马费办公费，每月大约也有十来块钱，就为这，当然不只是这点钱，工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就争夺起来。原来拉包车的工人就有帮派，各派的头头各领一帮人马进工会来，他们都被选入委员会，但争夺正副委员长的职位，却不仅仅是为了那点车马费，还要争取委员长拉拢势力的权力。我一去就有委员长和委员找我私下吃茶谈话，以介绍工会情况为名拉拢我讲某某的坏话。我开始听了信以为真，就同会计闲谈，因为只有我们两人住在一起。那位会计是本地人，精明得很，他慢慢告诉我工会内有几派争夺权力，叫我既不要干预，也不要断然拒绝，含含糊糊地混过去。我当时把工会工作看得很神圣，听了这些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工人会这样。渐渐也看出这些包车工人完全不像那些海员，铁路、纱厂的工人，组织纪律很差。那时上街游行示威活动很多，要领着工人队伍手拿小纸旗，扛着工会大红绸旗，列队上街游行，沿途呼口号，这些都由我领着干，每次我感到我们的队伍最不整齐。 那时长街地区有区党部，有共青团支部，它们领导工、青、妇和少年儿童团，游行时我们有时归武汉总工会，有时归它们指挥，这样我认识了长街共青团支书一位姓任的四川青年，我们很谈得来，我就渐渐加入他们一伙玩。记得“四·一二”上海事变后，武汉方面发起大规模的反对蒋介石大屠杀的示威游行。游行完后，姓任的给我一张票第二天去血花世界听报告。血花世界是汉口新世界游乐场改名的，同上海大世界一样，地方很大，里面各种游戏都有，国民革命来到汉口后，就改名为血花世界。里面的大舞台原来是演京戏的，这时经常成为各种革命集会的场所。血花世界由在广州中山舰事件中闻名的李之龙负责。第二天我去了，原来是上海工人纠察队总队长顾顺章报告上海“四一二”惨案的经过，共产党许多有名的人物都参加了。这个报告会虽然不是一个保密的会，却是政治性很强的会，我参加了自觉很荣幸。听了顾顺章的报告，心中热血沸腾，痛恨国民党右派及蒋介石。自那以后我同姓任的（我非常难过把他的名字忘记了）来往很密切，参加过他们的读书会，还听了小型的演讲会。其中有一次由我们青年崇拜的恽代英来讲话，我显然已成为CY发展的对象，原来是学生，又闹过学生运动，现在又是工会干部，满够条件入CY。 在四、五月间，湖南长沙发生马日事变，许克祥叛变，在何键指示下，大杀农会及共产党。宁汉分裂，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汪精卫来到武汉，一时表现很左，与唐生智、共产党合作，由唐生智担任总指挥继续北伐，出兵去河南打奉军。杨森又出兵由四川来湖北，与夏斗寅汇合要向武汉进攻。这些消息我当时听到不知其内幕，感到革命形势紧张。武汉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了一次声势极大的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国民党右派。儿童团上街纠察行人，一面宣传，一面不许人穿长衫，见了穿长衫的就要脱下穿短衣，因为五一是工人节日要工人化。平日武汉街上虽然闹革命但仍是很繁华，街上马车、人力车、包车很多，汽车也不少，还有出租汽车。有钱人家仍然可以花天酒地，街上红男绿女，特别是卖笑。卖唱的青年女子仍然生意很好，看得我目不暇接。可是在五一节这一天街上气氛紧张，平时那个花花世界突然消失了，街上到处是工人纠察队，儿童团，过往人员常常要受到检查。汉口江面上外国兵船很多，有很大的军舰停在江心，据说英国开来有万吨级的巡洋舰。这一天，军舰上的水兵上了岸，架着机枪在各租界和沿江边大堤把守，虽然他们还没有检查行人，但来往行人就少多了。我那时好奇还特别去到江边看看。一时武汉形势非常紧张，人人都怕工人要闹事，各国租界又怕像年初闯进英租界一样的事发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只觉得兴奋与新奇。并不了解那些现象的内幕。我还去参加了一次由陈公博主持的什么会，当时陈公博是武汉国民政府负责工人的一个什么部的部长，他主要说的是国民党南京右派和帝国主义勾结反对革命一类的话，还说江中有外国万吨巡洋舰来威吓我们。我那时还认为汪精卫、陈公博、唐生智等是国民党左派，是拥护国民革命的。 一天，武汉总工会里一位秘书找我去，说我是沙市人，对宜昌一带情况熟悉，现在给我一个任务去宜昌看看，那里住的是什么军队、番号有多少等情况，说白了就是去作一次军事侦察。我欣然同意，于是他就向一位海员工会的人在外国轮船当茶房交待，就坐那条船去宜昌。去时很顺利，在船上有人照顾，一到宜昌情况就不同了，说岸上戒严，不许杂人上岸，要上岸就要受严格检查。我无任何证件不敢去，而且这只轮船第二天就要回武汉，那位茶房把我介绍给另一外国轮船的茶房，我就搬到那船上去，这船还要呆两三天才开船。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交待的，在这个船上待遇就不同了，把我当“黄鱼”看待。所谓“黄鱼”是船上茶房、水手带的私客，不买票，在船上一切食住由带黄鱼的人管，讲好多少钱把你带到目的地，但是在船上不能自由活动。船上常常要查票，每到码头都有客人上下。开船后就要查一次票，没有票就得受罚补票，没有钱就搜身拿走所有东西，到下一码头就撵下船，这些没有票的人大半是穷苦人偷着上船的，他们受到的侮辱与谩骂，令人非常难以忍受。我是茶房的黄鱼，查票时就把我藏起来，藏在船头下一个小舱房里，小舱房挤着可睡三、四人，它本来是水手的地方，现在成了我们的藏身处。地方太窄小，在里面很闷气，每一到查票完了我们即可出去上甲板活动了。讲好的这位茶房把我带回汉口要给他20来元。我搬到这艘船后，曾在黑夜乘划子上宜昌岸上去看过一次，岸上军队很多，尽是新到的川军杨森部队，处处戒严不许通行，街上贴的有打倒共产党、打倒武汉国民政府标语。我不敢多走，为了了解情况，我只有找到上岸的茶房水手问一下宜昌街上情况。开船后，因船头小舱太热太闷，我拿张席子跑到甲板上去睡，突然下起雨来，我抱着席子就跑着躲雨，一下把我放钱的皮夹子丢进大江去了，本来没有多少钱，这下连给黄鱼钱也没有了。好在船到沙市停泊过夜时，我去正明厂哥哥处，吃了顿饭，拿了些钱，解决了我的困难。在哥哥家谈到武汉情况，我满口革命胜利的乐观态度。我也问到荆沙一带的情况，他们给我讲了很多川军夏斗寅部队到了荆门、仙桃镇一带，如何向百姓要钱要物的情形，这些是我在宜昌船上不能知道的。当时我哥哥曾留我住下，我自然没有答应。 回到汉口去武汉总工会处交了差，把我在宜昌、沙市看到听到的说了一通，好像他们很满意。回到包车总工会，又同姓任的会面了，他同我讲了目前武汉形势很紧张，汪精卫要同蒋介石合流，武汉北伐军受阻在河南，武汉现在是一座空城，要我们工人、青年担负起保卫武汉的责任，现在是全民动员。为了保卫武汉革命，特别需要侦察从南京和长沙方面派来的特务间谍。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是陈友仁，他那里有位苏联顾问负责这件事，他们用外交部名义搞了一个特务处，需要一批可靠工人参加，他征求我的意见。想不到我这次宜昌之行竟被看上了有资格参加这个共产党秘密组织，搞特工工作。当时在武汉我接触的青年中，革命虚荣心很强，北伐。工会纠察、宣传队，都是他们要求参加的出风头的工作，搞特务工作是秘密的工作，出不了风头，别人也不知道，但我内心里觉得很骄傲。姓任的对我说，他们从长街CY支部介绍我去，虽然我还未正式入团，但已把我的情况介绍过去，希望我能在那里入团。这一下满足了我的革命虚荣心，就去加入了外交部特务处。 这个特务处据说是外交部陈友仁的儿子主持、由苏联顾问领导的，但我去后既未见到陈大少爷，也没有见过什么苏联顾问，只有一个年约三十多岁面白清秀像读书人一样的秘书，他常来布置工作，我们叫他张先生。他来也不是向我们全体讲话，只同我们这个组的两个年大的负责人谈。我们这个组约有十来个人，都是工厂来的工人，以汉阳兵工厂的最多，有三四个纺纱厂工人，其中有两个女的，年纪约在二三十岁，以我年纪最小才十六七岁，还有一位约二十来岁的兵工厂工人，我们两个关系最好。大家住在一起，对外称为什么公馆的人员，住家不像住家，公司不像公司，来往的人极少，邻居也不来往，大家似乎知道这是个特别的单位。开始我们负责汉口洪桥一带，那是在汉口大智门车站西北靠汉阳一带地区，干的工作很简单。我是有人带着支派到那些地方注意一些人的行动，有时是监视，有时跟踪一些人。我是莫名其妙，听带我的人的话，他教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们是在于保卫武汉的反间谍工作，清查外地的反革命派来的特务。我们每人发有一个长方形证章，上面印有外交部特务处字样。有了这个证章，可以随便出入车站、戏场，各种公共娱乐场所。那时武昌汉口间是用小火轮作轮渡，我们可随时坐船过江不用买票，行动真是太方便了，但却引诱我的玩心，除了干工作外，其余的时间我就利用这个便利条件，去汉口这个花花世界玩玩。 我们这个处，搬了几次家，后来搬到原英租界一个弄堂里，我们的主要任务又变为监视由下江南京、上海来的某些人。我有时被派看守法租界某个楼上一个人，他不出来就在街上监视他，他要出来就跟着他。这个人是谁，为什么监视他，他是干什么的等等我都不知道，既不告诉我，也不许我问。我能记着这件事，是因为这个人后来被捕了，被捕后押到公安局，我也去了，所以我印象很深，我来到特务处几个月这是我唯一参加捕获的一个反革命。 这个特务处有CP、CY小组，只有我一个不在组织内，我看出来了，他们有时开组织上的会没有叫我参加。而其他的会我都参加了。他们讲党内的事也不瞒着我，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的工作用外交部是个名，所谓陈友仁陈大少爷其实是共产党的代名，这是他们告诉我的。他们很奇怪为什么我不提出入团的申请，还派那位与我很好的青年来培养教育我，可惜我当年玩心太大，以为自己已在做革命工作，对参加组织的要求不大。用外交部特务处证件可自由出入各个公共娱乐场所，那时我去得最多的是汉口两大娱乐场，血花世界和怡园，那里各种游戏、戏剧、清唱、杂耍、电影都有，我们凭证进场，但占座位则要照价给钱，所以我只好站着看或听。那里面有不少漂亮姑娘，也引诱我去看。时间不长，在特务处不过一个多月，我玩遍了汉口所有游乐场，醉心于花花世界，几乎忘记了自己的特殊工作。在那特务处没有学习时间，更没有什么书籍可看，我在他们中虽然年纪小但却是个小知识分子，念报纸居然是我的事，这样我就更不求上进了。有时路过一些学校，看见一些中学生在球场上踢球，我也一看半天，常常想起能回学校读书多好，但当时并没有想到离开那单位进学校的事。不久，我们那个处解散了，让我去一个大饭店看守一个房间。那个房间是上级机关包下的，他们没有告诉我上级机关是什么，只说是陈大少爷用，来了人我先叫他等着，一会秘书或者另外一位我认识但不知姓名的中年人来与来人谈话，我得离开，不能听他们谈什么，他们谈完了走了，我又进去守着。实际上那是一个党的秘密联络点，只是他们不告诉我罢了。在这里生活很好，吃住都不错，就是不能离开。幸好时间不长，大约不到半月就又把我调去武昌，同另一位也是搞秘密工作的姓何的一起，白天住在武昌南部振寰纱厂的工人宿舍，晚上去武昌车站监视由湖南长沙乘车来的某些人。这位老兄对我非常好，把我当作小弟弟。他同那些纱厂女工打情骂俏，甚至在一起睡觉也不避讳我。我现在把他的姓名连同在特务处一些人的姓名都忘了，但是同他们一起生活的情况仍历历在目。同这位姓何的也没干几天就又搬回汉口，同三四位同志住在一个背街的小楼上，说是等候分配。只住了几天，又命我去后花楼一家纺织公司的办公室，宣布我们那个单位解散了，我可以自由去找事或者回家，已同他们没有关系。这是顾顺章向我们讲的，我听过他的“四·一二”惨案报告当然认得他。他说了现在形势紧张，汪精卫叛变与南京蒋介石合作，宁汉合作反对共产党，唐生智也站在他们一边，武汉已成了白色恐怖地方。叫我们赶快离开武汉，并发给我一、二十元遣散费。我知道形势紧张，孙夫人发表宣言痛斥汪精卫国民党右派，说他们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她已离开武汉了。共产党已转入地下，同我工作的人都已走了，我不能不走，但感情上还是舍不得，并没有打算走，仍常去后花楼那个联络处，一次被顾顺章碰见了，他向我大发雷霆，骂我为什么还不走，在武汉等死呀。他愤怒的目光吓得我赶快离开，想留下来的希望断绝了。第二天就买船票回到沙市，结束了我自1927年2月到8月半年多的武汉革命生涯。 回到沙市家中不久，武汉即发生了白色恐怖大屠杀，在报上经常看到枪杀共产党人的名字，有时也发现我认识的，那位对我很好的姓何的也在被枪杀之列，我看见心惊胆战。我两位哥哥问我在武汉干了什么，回家来有没有危险？我并没有将全部情况告诉他们，更不敢把外交部特务处的事讲出来，只说我是在工会工作现在被解散了。回到沙市困居家中，找原来圣路加老同学，他们也都不在，各奔前程去了。后来我去圣公会教堂王老先生家玩，他们知道我去武汉闹了一场革命，问起武汉情况，我也不敢多说，因为沙市风声也紧，要抓共产党。好在我在沙市是被国民党开除了的，没有人来找我的麻烦，我只有闲坐家中看书，也想想我这几月在干些什么。现在想来，由于我不是党、团员，又不是一个很有革命意识的青年，所以把我遣散，不给我工作。我当时却不这样认识，觉得他们把我甩了，危难时不要我了，这是为什么呢？我有点怨恨组织了。我哥哥们的意见是，我什么也不懂，跟着共产党乱混，弄得几乎要掉脑袋也不知为什么，叫我好好想想这几年闹革命的事。他们说，自己没有本事，没有学问只能给人当替死鬼，死了还不知道为什么，还是继续好好去读书，学点本事，将来好有出路。我虽然只有十六七岁，但自命是个老革命，经他们这样一说自己也有点糊涂了，我究竟知道些什么，干了些什么，这就是革命吗？共产党与国民党他们为什么一时合作，一时闹翻了大屠杀，共产党是败了，不知他们怎么办？我又应该怎么办呢？一句话，什么都搞不清楚，一切随着大流转，假若死了还不知为什么，真是太糊涂。我觉得哥哥们说得对，自己要有本事，要有学问，要做自己认清了应该做的事。 1927年是中国大转折的一年，国民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风暴，被反革命右派扑灭，国民党共产党从合作走向分裂，中国人民经历了又一次浩劫，白色恐怖笼罩整个中华大地，工农学生青年遭到大屠杀，红色的鲜血流满神州大地，中国又陷入受外国欺辱、人民分裂、内战与烟火的苦难中。1927年的变化太大了，我在这大变动中像根小草被狂风暴雨卷得不知所终。 我家是大巴山里的中等财东兼地主，在乡间有钱有势，为人所“尊敬”，也为人所嫉妒，但算不上“为富不仁”。我从小长大在这种家庭，没有受到好的教育，母亲只是爱抚与企盼，父亲忙他自己的事，只在我顽皮闹了事才管教我，我自五六岁起人私塾后就自由自在的玩。喜欢新奇，哥哥们从下江、夔府带回来的东西和他们讲的故事，件件吸引我，激起我对外面世界无比的羡慕与好奇。从两河口到谭家墩、巫溪县城、到巫山，地方越走越大。及至乘轮船、出三峡、顺大江到沙市，一步步的走进繁华的城市，看到小时做梦也没有见到的世面，把我的好奇心引向高潮。什么都想看看，都想去尝试一下，都想知道为什么。 从小我就是大人们所说的有天分的聪明孩子，虽然不能说是过目不忘，但私塾老先生那点功课、小学及中学的课程倒也难不倒我。从来没有为读书发过愁，连不大懂的难读的算学，我只要在考试前开两个夜车也是稳及格。在学校里包括在沙市圣路加中学，读书学习不是个坏学生，但在学校课外活动上却是个活跃分子。哪里有热闹，哪里便有我，演讲，演戏，打球，赛跑我都参加而且要做积极分子，出风头、当领袖的欲望吸引着我。凡是我参加的我总是不甘落人后，极力要出头。 在我1925年到1927年的活动中，像我这样出身的一个初中学生，从哪里去了解共产主义？我的先生，童、刘和那位方先生，他们都是跨党的共产党员，给我一些小册子看，我是看不懂的。共产主义ABC，共产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新青年》、《响导》等等，以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刊物，我都看过，但理解不了。在大革命国共的合作与斗争中，我是糊里糊涂的在风暴中旋转。我没有接受共产党训练及其活动经验的基础，当时共产党工作的重点是工人，北伐中才搞农民运动。我与工、农隔离太远了，一个初中学生、工厂里的小老板不是没有当共产党的，可那却不是我。 到了武汉，城市更大了，新奇事更多了，我完全被那花花世界迷着。好奇、好新鲜与闹革命同样吸引我。我一个十来岁的学生参加到工人运动中，后来竟被吸收做保卫工作，革命给我的机遇是好的，但我自已丢失了。我出身于资本家、地主家庭，没有受到任何痛苦，只受了洋人和大财东的气，又没有在知识和理论上有认识，没有接受共产主义的桥梁，只是被大革命的风暴所吸引而已。我觉悟低是自然的，在武汉自己身在特务处，已经是革命者了，但却没有参加组织的要求，在大革命紧急关头，把我解散是必然的。 1928年春我去了苏州，进了东吴大学附中，当了初中三年级下学期的学生。 我去苏州上学，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个学校有位沙市人叫彭文余的，他在那个中学当体育教员，在寒假回沙市来，与我大哥相识，谈起我来，他赞成我去苏州上东吴中学，他可负责代管。另是我不敢去武汉上学，怕被国民党查出来，上海也不敢去，觉得苏州比较安全。 1927年下半年在沙市呆了几月，除了接受我哥哥们的观点，认为人自己没有本事就不能立足在这个社会，没有知识干什么都是糊里糊涂。闹革命不懂得革命道理，不知道国民党、共产党斗争的情况，跟着潮流跑是很危险的。我这两年来的生活就是这样。我自觉算是为革命尽了力，为什么到了危急时不要我了？我留恋那几个月的武汉生活，但看到报上血腥的大屠杀，尤其是有我认识和一起工作的人，我既是恨又怕。想起我若是还留在武汉岂不也成了刀下鬼了吗！白色恐怖吓坏了我，认为这些人是冤枉死的。我否定了自己，觉得好比大风暴中的一粒小沙子，只有被风暴冲刷，自己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我既不懂得也不了解那些革命的内幕，何必跟着去卖命？还是好好读书，学点真实本领，重新做人罢。在1927年秋冬的沙市，我准备考学校，重新拿起课本，再就是看小说。当时的报纸、官方的宣传尽是骂共产党，反对革命的，我自然不看，从此产生出一种厌恶政治的情绪与心理，总是拿小说来消遣，排除或者说是逃避心中的空虚。那时还追求过一个姓王的女孩子，我们是在圣公会王老先生家里认识的，我对她很有意，找机会在王家见面谈天，还算谈得来，王家的大姐也有意搓合，但她家是沙市很有钱的大家，她哥哥在上海读书，不久就把她送去上海读书了，我经历了情感上一番小波折。 1928年春我穿着马褂蓝袍，手提网篮行李，拿着大哥给彭文余的信就走进苏州。我在汉口买了一枝当时盛行的watennan自来水笔，别在马褂的扣子上，一到下关由轮船转到火车，这枝新买的外国笔就被扒手摸走了，我吓了一大跳，幸亏带的路费、学费还没有丢。那时南京已成立了国民政府，江浙一带交通还是畅通的。到了苏州，找到了彭文余，他帮我补考，考上了初中三年下学期，从此我就又当上了外国教会学校的学生。在苏州上学七年半，直到在东吴大学毕业。 苏州是有名的地上天堂，我初到时印象颇不佳。从南京坐火车到苏州，经由常州站后，即上来一些小帽灰袖紧腰的青年，说话类似女子，我第一次听到江南声音，颇觉奇怪，这些南方人竟同女人差不多。但窗外江南景色十分迷人，我去时正近暮春三月，沿车窗看去，两边树密草长，河渠纵横，一片绿色，间有菜花块块，黄绿相间，非常迷人。下站后先住阎门一家旅馆，阎门是苏州繁华的商业区之一。街上车马拥挤，行人众多，我不敢上街闲玩。第二天坐人力车去天赐庄找彭文余。久仰苏州有东方威尼斯之名，但我第一眼，对城内河桥的印象并不佳。后来在苏州住久了，才领会苏州水乡之美。东吴大学占天赐庄一大片土地，砖墙内圈住广大的林园楼房，有高大西式建筑，有绿草如茵的草场和球场，有教员特别是洋人住的小楼，有男女生宿舍，我一进去看校内好比大花园一般，心中豁然开朗。我又进入了另一个天地，重新开始我的学校生活了。 我在初三算是年纪大的，同学家里都是地主，孩子不必要靠读书学本事，上学是让孩子去混资格，但多数年纪小的同学，学习成绩都很好。虽然我在沙市、武汉呆过，但比起江南子弟来乡土俗气还是不少。这里的中学生衣着入时，高级衣料，大都是面皮细白，也有几位身高体壮的。再有一点就是语言不大通，他们都说苏州话，功课除英文数学外，音乐使我最难堪，我不但嗓音哑而且五音不全，一唱就走调，成了班上开玩笑的对象。在苏州住久了，听苏州及上海等地的话已不成问题，自己也学会了说一些。 我进入高中后，熟悉了环境，渐渐活跃起来。首先令同学及学校注意我的是在体育场上。我踢足球算是老手，从分班比赛到与大学队比赛，我都是中坚分子。 我还学会了打篮球，不久我就被选入校队，有一个时期我在足、篮球场上出尽了风头，成为全校学生中的知名人物。我因而结交了不少朋友和几位密友，杨公素就是其中之一。 东吴大学除了文理法（法学院在上海是夜校）学院外，还有体育系，培养体育教师，上这个系的人不多，只有十来人而且大多数是外省来的。体育系主任姓许，叫名辉，广东人，美国什么大学体育系毕业，他是打排球出身，在当时中国排球界是个老前辈，知名人士，他很想拉我上体育系，但我有我自己的打算，毕竟是经过了大革命浪潮，我要学本事、做学问，有专长，我不想做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 在中学三年半，是我适应苏州学校生活，功课打基础的时代。有几门课程我是不喜欢也学不好，只是敷衍应付及格。我的几位同学高三毕业后上东吴大学学的都是医预科，三年就可直接上协和医学校，那是当时较好的前程。有一位姓陈的同学，在中学时我们时常在一起谈论文学上的话题，上大学他选了医预科，就几乎见不着他人了，有时很晚了才见他从科学楼穿着白大衫出来吃饭。后来他上了北平协和医学院，我到燕京时，有时去看他，他已是大夫了，那时协和医学院，在全国以及亚洲都有名，在东吴上理科的都以上协和为目标。上医科不需要高深的数学，但需要很坚强的耐心与记忆力，我曾想去试一下，因为我的自然科学成绩不佳，而且死守实验室却不及坐图书馆引起我的兴趣。我要学本事，自然想到学医，那可是铁饭碗，但由于我的基础与兴趣的关系，考虑再三还是放弃了。 因为苏州离上海近，上海滩上一些新文学、俗文学、闲趣文学、低级文学的作品、刊物，苏州都能买到。鲁迅、梁实秋、郁达夫、沈从文、林语堂等等各类作家的作品我们都看过，但是只是作为消遣而不深作研究。一位徐商寿同学对文学特别对新诗有兴趣，常常作些新诗在上海（现代）杂志上发表，他身体瘦弱，但极聪敏。我那时不懂诗，不喜欢新诗，更不喜欢他那现代派的不规则的诗句，常常同他开玩笑。他却执着地做他的文学学问。 我发现我真正的兴趣与志愿却在政治、历史、国际政治方面。 自进东吴以来，很少谈大革命、武汉时代的情况，一则中学生不谈政治，东吴中学生多是些有钱人的子弟，他们都年轻，无论是家庭和苏州那个社会似乎都超然于国家政治以外，接受了南京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没有人去谈论它。其实那时国内战争不停，但乱不到苏州来。二是我自己不愿谈，特别是武汉生活那一段，我当时的心理是矛盾的，我认为在武汉和在沙市闹革命的一段经历是自己的失败，但对东吴学校同学们那种不问政治、不问国家大事，昏昏然过一种在外国教会指引下的无忧生活又非常看不起，自认为是老革命、过来人，觉得同他们谈国家大事没有必要，他们也并不要谈。1928年出了件大事，蒋介石北伐在济南被日军拦阻，日本军人疯狂到占领我青岛、济南并杀死我山东外交特派员蔡公时，打死许多中国士兵和平民，甚至扣押南京国民政府前去交涉的外交部长黄郭。这样辱国的侵略行为，当然引起全国人民公愤，报纸的报道与宣传也轰动了东吴校园。当时我同大学生接触少，而在中学生中却引不起什么波澜，只有少数个别同学同我谈谈，表示恨日本，对蒋介石不满。我心中却激起无限爱国热情，觉得日本人欺人太甚，国民政府太不争气，中国军队太软弱，这个学校太不爱国，这几个“太”，让我心中十分难过。我当时对国内政治，尤其是国民党内派别斗争，什么胡汉民派。汪精卫派、蒋介石派之争，丝毫不感兴趣，特别是吴稚晖倚老卖老的一派胡言，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大量登载，人人拿它谈论，我对之看都不看。而对日兵在山东济南杀人，中国军队不敢回击却绕道而过，躲开日兵还声称什么继续北伐！到了北平，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四人合影登在报上，称为四个集团军总司令会师，中国统一了，北伐成功了，国民革命胜利了，大肆宣传，东吴校园里也有一股高兴、胜利、乐观的气氛，我也受了点感染，但掩不住心头的济南国耻。我本来也是不谈政治的，但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屠杀与侵略，心中忍受不了。在中学时代虽然我迷于踢球，但仍留心国家大事，尤其是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与国耻。 在功课方面我用心的攻英文，几乎每天早早起来在校园河边读英文。东吴大学里的课程除了中国文学系外，其他课程都是用的外国人写的英文课本，上课外国老师也是用英语讲课，所以不得不学好英文。课外读物除小说外就是看中国历史书，尤其是中国、外国近代史，我对历史很有兴趣。看小说完全是消遣，看了就忘，读历史我却做笔记，对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我从高中起就开始学习并做笔记。但是我并未选择历史系搞历史专业。东吴大学有历史系，但它主要是西洋历史，重点读外国人写的世界史、英国、美国、法国史的几本书。我对外国侵略中国历史及现状有兴趣，对国际政治有兴趣。东吴大学有政治系，英文叫政治科学politicalscience，很适合我的需要，我在中学毕业前就选择了考东吴大学政治系。我也很奇怪，当时北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政治、历史、国际政治学课都很有名，教授也是名教授，常常在报纸刊物上发表评论时事，国际政治、中外关系的文章，我看过也很佩服，但是我从未想到中学毕业后去考这些名牌大学，一心只想进东吴大学政治系。现在想来，当时有几个原因使我如此。一是当时北平很不平静，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驻在北方，经常有战争恐怖，各大学内政治派别争夺，我当时虽想学政治，但不愿参与政治，这是我在大革命运动后的一种否定，认为搞实际政治活动只是受那些政客们的愚弄，掉了脑袋还不知为什么。二就是在苏州住惯了，东吴学校环境与人缘都很好，校园内很安静，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进大学不需要任何考试，我留恋这个学校，何况我在东吴校园内还已取得了一定的声誉。对于东吴大学政治系师资的水平不高，只有两、三位教授并且只会教外国课本，对当时中国政治、中外关系毫无见解，图书馆这方面书籍不多，心中是不满意。但我却自搞一套“研究”工作，说研究有点夸大，就是自己在课外阅读、收集一些有关中国对外关系的资料，说来奇怪，我对国内政治派别斗争特别反感，而对外国在中国侵略活动的过去与现在特别有兴趣。当时我的同学中很少有人搞这一套，好的学生都是努力把功课学好，不少同学因为家庭关系，有钱有势的都打算毕业后去读别的名牌大学，像我这样自己搞一套准备在东吴读下去的很少，除了几位学医。生物、化学，或法学的。 1931年我进了东吴大学一年级政治系，开学不久，就参加了在镇江开的江苏省全省运动会。这届运动会是为选拔运动员参加秋季在杭州举行的全国运动会，我是学校和苏州足、篮球队的运动员，还报名了田径运动的三铁：铁球、铁饼、标枪，这三项我成绩平平，但那位姓许的体育教员一定要我去试试，好争取多几个名额。三铁中我对铁饼较有兴趣，但成绩只在30米左右，实在不高，但我很喜欢扔铁饼的旋转动作与姿势。江苏省全省运动会以我们东吴代表队为主力，人数多、气派大，还有女生篮。排球队，浩浩荡荡开进镇江这个江苏省会。运动会进行到将结束时，大半选拔赛已告结束，突然发生了日本占领沈阳的“九·一八”事变，上海报纸报导得特别详细，激起了我们全队人员的气愤，我极力主张停止参加最后几场比赛，返回学校，大多数队友赞成，上海的一些报纸攻击国民党政府，群情愤慨下再也没有可能办什么运动会了，于是我们返回苏州。 当时全国各地学校进行了罢课，游行，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反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我们返校后，就召开学生大会，有几位高年级大学生主张罢课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我自然是积极分子之一，我被选为纠察队长，纠察学生不许去上课，接着在上街游行队伍中任总指挥，带领学生队伍游行示威。当时东吴学生中竟然有不参加罢课、游行的，我以纠察队长身份去他们宿舍强令他们参加。学生会组织军训，搞学生军，要直接去东北抗日。接着在平津学生南下南京请愿的运动推动下，上海的学生也开赴南京请愿，沿途受到政府的阻止，学生进行卧轨强行爬火车，一时人心混乱，谣言四出，有人说这是共产党、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的改组派、青年党与国社党等等党派搞的，目的在推翻蒋介石。我本来义愤填膺积极要求抗日，一听到这次运动有党派参加与操纵就犹豫了，武汉革命的经历告诉我不要受人利用，学校当局也设法劝阻我们，我不参加去南京请愿的活动了。当时与我相好的几位同学像杨公素、吴志章等也都听我的话不赞成去南京请愿，所以影响到东吴及苏州的学生。 我在高二、三年级就注意看有关中国边疆问题的书和刊物，可惜那时有关这方面的书太少。“九·一八”事件后就研究东北问题及日本在东北侵略的历史。国民政府不抗日，东北的马占山抗日，社会各界组织援马团，并且在上海举行援马团抬棺游行大会，表示以死援马抗日并且要由上海游行直去东北抗日。我去上海参加了这个大会，当时曾决心同他们一起去东北援助马占山抗日，到了上海大会就听说这个援马团有政治背景，是以此来搞政治活动的，我就不参加了。抬棺游行号召力大，但被国民政府制止，后来这个援马团有部分人到了北平，硬被国民政府解散了。东吴另一位同学徐商寿，就是那位现代派诗人，他去了北平参加了，解散后他就在北平进了燕京大学读书了。 “九·一八”事件所激发的爱国抗日活动我只搞了这些，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爱国抗日不要被政治派别利用，这是从武汉革命时期所总结的经验，哪怕是共产党发起的我也不参加。那时国民党把一切抗日活动都扣上共产党阴谋的帽子，以便他们放手镇压。另外我不知道共产党的主张与目的，与他们毫无关系与联系，我何必又去走武汉时代的老路。我这个读政治系的人反而不搞实际政治而且还避免搞政治。当时东吴大学生中却有搞政治的，是青年党的一位姓李的和国民党的孙宝刚（此人后来混得有点地位，曾随国民党去台湾），他们在第二年开学时就被开除了，我虽然出面搞罢课、游行，学校却仍留下我允许继续上学，重要原因是我没有政治背景。我是东吴的老学生，从中学进入大学，学校当局了解我。罢课久了，学校提前放假，我回到沙市过寒假。1932年我国苏州上学，到南京时，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抗日战争，波及苏州，日本飞机曾来轰炸，学校关门不开学，我就住在杨公素家，我同杨公素兄弟是好朋友，他家的人对我很熟悉，对我也很好。东吴不开学怎么办，杭州之江大学开学，之江与东吴都是教会学校，功课成绩互相承认，我提出去之江借读，学校同意了，我就带着杨公素、杨公敏（当时他在中学）去杭州借读，上海打仗铁路不通、坐小船沿途经过太湖运河沿岸城镇，使我长了不少见识。在杭州之江大学借读，之江的功课比东吴差，条件也不及东吴，更重要的是它离杭州城市远，没有什么娱乐场所，连电影也看不上，杨公素是位爱玩的花花公子，实在呆不下，竟不读书回苏州了。谁知他这一走就一直没有再见。我将在“杨公素”专题下叙述我所知道的他。 1932年秋天重新回到东吴大学，我开始研究中国边疆问题。东吴大学政治系说来可怜，主要课程有国际法、国际关系，各国政府与政治等，用的都是美国大学的课本，教授大半是美国教会派来的，也都是照本宣科，没有什么自己的见解。这几门功课我是很用功读的，觉得不满足于课本上的知识，而且课本远远不结合中国的实际。有位叫吴芝芳的中国教授，他开了一堂“中国政府与政治”，算是一门新课，但内容贫乏得很，只是把国民政府公布的法规，国民政府组织法、临时约法等等重述一遍而已，对于当时中国的政治争斗，连年内战、江西“剿匪”，国共之争，连同外国侵略，日本攻占东北，上海之战等等大事一概不谈，而这些都是全国上下人人关心的重要问题，所以他这门课令人失望。 于是我就自己另行研究一套，先从令人焦心的东北问题开始。先是收集报章杂志上有关东北、日本侵略、中国边地情况的报导，东吴图书馆里订有不少外国的报纸、杂志，主要是美国的，也有上海外文报纸如字林西报等，这些报纸、杂志有时登载日本对华侵略的情况与文章，上海非国民党的报章也有这方面的报导和评论。我收集整理这方面的材料，编写了一本《东北义勇军抗日史》，由程小青先生介绍由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出版了，这是我在大学里出的第一本书，也是我所谓研究、关心中国边疆问题的第一本书。说来可怜，我只得了50元稿费和十本书作为报酬，但我并不计较，重要的是我能出书，以此得名，也鼓舞了我研究的勇气。果然，由这本书我在东吴得了名，学生、老师们对我有所改观，认为我不仅是一个运动员了。说起程小青先生，我想多说几句。我一进东吴在初中三年级，他就是我们班的国文教员，在春天他带我们去游灵岩山，山上有古代吴王夫差的行宫旧址，什么吴王井、玩花池、西施梳妆台、琴台池等，他一一介绍，讲述历史，我看到的却是乱石堆放，破壁残垣，引不起思古之幽情。但在山顶上看到山脚下竹林松树，溪田交错，风景特美，心旷神逸，是我初次在开阔的高处俯瞰江南景色，与我在四川家乡登山时看的完全不同。我在国文课上做作文时，把这点写下来，受到他极大的称赞，说我这篇作文别出心裁，颇有新意，就此他对我有了好感。我这次能出版一本书，多亏了他的推荐。 《东北义勇军抗日史》出版，使我在同学中有了一种好名誉，认为佘贻泽除了打球外，还有点学问。也给了出版商“文华美术图书公司”剥削文人学生的机会，它投机地编辑一本《东北抗日大画史》，收集了上百幅日本在东北侵略的画片印出大型本的画册。自“九·一八”以来的两年中，日本侵华激起中国人民公愤，在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下，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越来越高涨，亟想知道日本侵略的情况，所以，这本大画册应运出版，文华公司企图以此名利双收。这本画册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图片，百幅以上日本侵略东北的照片，这是主要部分。第二部分是文字部分，叙述日本在东北侵略的事实及历史。这一部分文华公司约我撰写，我从万宝山事件为引子，叙述了日本在我东北的侵略罪行。这部分文字约五万余字，而文华公司除送了我一本画册外只给了我150元稿费，这在当时也是极为低廉的稿费了，但我并不在意。 从研究东北问题开始，我订阅了几份报纸、杂志，专门收集有关中国边疆问题。那时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太少了，南京有个新亚细亚学会，出版一种《新亚细亚月刊》，号称是一个研究中国边疆问题的专门杂志，我订了一份，并在该刊物上投稿发表了几篇有关蒙古、新疆和康藏问题的文章。有两篇是讲蒙古牧民暴动和日本利用德王闹独立的，一篇是讲南疆伯克制度及与外国勾结的，有几篇是专讲康藏战争的。我在大学时由反对日本侵略开始研究东北问题，就逐渐专心研究中国边疆问题了。我发现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割占中国领土，分裂中国统一，占领中国边界等都是从中国少数民族的边疆地区着手，那时还没有少数民族这个概念，还是沿用蒙、回、藏族名称，通称土著民族。我对于这些民族的情况很有兴趣，有点材料就想写篇文章，文章能刊登出来，自己高兴，认为自己已找到成为一个专家的道路了。那时脑子里成名成家的思想很严重，要友好的同学也以“专家”戏谑地称呼我，我也私心接受。 我1931年进入大学时，国家就处于外犯内乱的情况，日本步步侵入，“一二八”上海战争，国民政府订了“淞沪协定”出卖了上海区域；接着日本占领锦州，在东北搞“满州国”，1933年日军进攻并占领热河，控制长城各口后又进兵冀东、北平附近，国民政府又签订了“塘沽协定”，放开了日军进入华北的大门，国民政府卖国政策竟到了事实上承认“满州国”的地步，居然同“满州国”签订通车通邮通电讯等协定。这一切无不激起每个中国人的愤恨。 国民政府把对付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国际联盟，而国联只搞了一个调查团来中国调查中日纠纷的情况，团长为英国人李顿，所以又称李顿调查团。他这个调查团迟迟其行，在日本。中国及东北走了一圈，1932年下半年才提出报告书，国联迟至1933年2月才根据调查报告通过决议案。报告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关于事实的叙述，这部分以大量篇幅叙述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并加以诬蔑，竟说什么现时中国政局之不稳，既为中日友好之障碍，并为其他各国所关怀。第二部分提出“以暂时国际合作促进中国内部建设”，就是要国际共管。对于东北问题，认为日本确有相当理由提出责难和要求，但不承认日本军事行动为合法自卫手段，“满州国”不能承认，提出建立一个东北地方自治制度作为解决办法，实际是要把东北分裂出去。这个报告偏袒日本，谋求国际共管东北，但日本却极不满意，退出了国联。国民政府完全依赖国联的外交失败了。国际上并没有谴责日本，更没有支持中国。 内政方面，除了军阀混战，两广、山西、西北几省，四川。云南、贵州等各省自立，军阀割据，1931年起，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以大批军事力量“剿共”，五次对江西中央苏区大“围剿”，对各省的苏区举行血腥的屠杀，并动用意大利援助的飞机，对苏区人民进行轰炸。当时的中国正如鲁迅在《中国人的生命圈》里说的，“边疆上是炸、炸、炸，腹地里也是炸、炸、炸。虽然一面是别人炸，一面是自己炸，炸手不同，而被炸则一”。日本飞机炸进来，中国飞机炸进去，那就是当时的中国。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步步向中国进攻，蒋介石却一味妥协退让，集中大军向共产党进剿。但江浙一带，尤其是上海、苏州等京沪一线地区，自“一二八”后，已忘了日人屠杀，有钱的仍然花天酒地，当官的仍然醉生梦死。苏州成了真正的天堂，有钱、当官的都在苏州买地建房，另筑别墅，有的金屋藏娇，有的贪图隐居，以便幕后操纵，有的躲避流氓绑票，加上苏州原有遗老遗少，都在这里安享乐园。苏州在上海、南京之间，交通方便，最重要的街窄、桥多，不通行汽车，使上海等地盛行的绑票杀人案件难以发生。吴侬软语，服务周到，人人视为天堂。东吴校园充满世外桃园的气氛，学生们课堂之余，谈情说爱，吴宛茶馆听书吃小吃，元妙观，观前街，茶楼酒舍，一派太平景象，哪里还想到“炸进来，炸进去”的现实。我虽在这天堂里，也享受了世外桃园的生活，但于心不甘，也写了些小文加以讽刺，我记得我写了一篇杂文，叫“哀莫大于心死”，登载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上，表示我当时的心情。 当李顿调查团来华，正是“一二八”上海抗战停战后，这个团也来杭州，名为考察，到杭州车站时，一些所谓当地知名人士上车要求接见，申诉意见，杭州学生也有去的，我那时正在之江大学借读，也赶去参加了，李顿调查团的成员在车厢内见过知名人士后，还走到车厢外来与站台上中国群众见面，我们一见到他们就自动的呼口号反对日本侵略，这也算是表达了中国人心愿。后来李顿调查团报告发表，国联决议案都对中国不利，揭示了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的失败，当时有报纸讲弱国无外交，我对之不同意，认为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弱国更需用外交以自强，并举西方德、意国家统一利用外交的事例，写了篇杂文“弱国无外交吗？”登载在《民国日报》副刊上。这两篇短文表现了我当时对国家大事的思索。 国联发表了李顿调查报告，接着通过决议案，国民政府接受了，中国学生却极不满意，许多报纸发表意见。一种是站在政府立场表示国联的报告虽然有缺点、错误，但说日本无理由说是自卫，又不承认“满州国”还是好的可以接受，反对的说该报告偏袒日本，诬蔑中国，提出国际共管东北自治，是英、美、日出卖中国的阴谋，中国人民不能接受。我写了一篇评论该报告的长文，从日本侵略的事实、国际法的原则，国际上关于中国的公约，以及英、美、法从“九·一八”事件来对中国与日本的政策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主要是人民的意愿）几乎是逐章逐节的批驳李顿的报告。这篇文章登载在1934年的《东吴学报》上。这个学报并不对外发行，只是东吴大学的学术刊物，与各大学及学术团体交流，在社会上、学术界上影响很小，几乎不为人知，而在东吴校内却颇受重视，但也只在某些真正读书研究学问的学生中受到重视。这个学报创刊不久，多数登载先生们的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我的文章能在上面登载，说明学校当局对此文的认可。由于以上的一些写作，我作为一个研究学术的学生地位在东吴就被公认了。从此，运动场上我足迹少了，坐图书馆的日子多了。 东吴大学政治系的教学令我极不满意，但是我对国际法、国联关系、各国政府与政治这三门课程很有兴趣，还曾想过将来要当一个外交家。东吴大学图书馆很可怜，藏书太少，特别是中文书藉，但订了不少美国杂志。当时我的求知欲与做专家的想法很强烈，大量的读看图书馆有关的书。有本美国的《外交季刊》杂志，我每期借来看，各国政府与政治，按照书中的引导，使我对英国的议会政治制度较为信仰，觉得美国的总统制不及“巴力门”（即英国的议会政治）。由于在课堂上听先生讲太无意思。我上课就看自己爱看的书，不去听老师讲些什么。有一次上一个美国老太婆讲的国际关系课，她叫我不要看课本外书，要听她讲，其实是念课本，讲话很不客气。我受了批评很恼火，想要治她一下。于是在下次上课时，我就提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在美洲讲门罗主义，说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而在中国却要讲门户开放主义？她一时答不上来，反而恼羞成怒，说这是美国的政策，她有爱国心，不容许反对她国家的政策。她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面红耳赤地下课了，从此她再不在课堂上耍威风了。我找了一条整治这种不学无术的“教授”的办法，在课堂专门找几个棘手的难题问他，使他（她）知道学生的厉害，然后在课堂上就不干涉你了，他（她）讲他的，我看我的，互不干涉，当老师的完成了他们的教学任务，当学生的干自己的事，他得薪水，我得学分，和平共处。我在东吴大学三、四年级的学业就是这样完成的。我利用上课的时间翻译了一本英国人写的《意大利政府与政治》。这本书是应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出版公司的约定翻译的。该公司忽然要出一套政治丛书，由清华大学教授陈之迈主编，利用我这廉价的学生翻这本书，后来在我毕业前1935年初出版了，可怜我翻这本书只得了150元稿费，另一面我却因此而在东吴四年级班上得了名，我满足这个小小的名气。但我并不喜欢这本书。 我在学习各国政府与政治课程中，基本上只读了两本书，一是讲英国的，一是讲美国的，还有一课比较政府，虽然讲了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政府，但不脱英美两种制度。吴之芳讲的中国政府与政治，不要说受到其他教授的批评（如清华大学陈之迈教授写过一个书评，贬低他书的价值），连我也看不起，我曾在课下与同学们闲谈时彻底地批判它。我当时的政治思想是崇拜英国的议会制，认为巴力门民主是较好的政府组织与政治，政府及其政策由国家多数人的意见为主，是真正的民主。意大利曾亡于德沃，后来由三杰主张独立自主，其爱国行为受到尊敬，但意大利不统一，政治纠纷闹得不安宁，最后墨索里尼进兵罗马，用法西斯手段统一全国，组织棒喝团，实行独裁，意大利才能在欧洲大陆上成为强国之一。意大利的复兴成为当时研究国际政治的一个课题，为国民政府中一些人所宣扬，尤其是某些有背景的报刊所鼓吹，极力主张中国要富强必须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之路。英国人写的这本书是同情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的，我翻了这本书而且出版了，不也是赞成法西斯主义吗？虽然这本书根本卖不出去，它的影响太小，我这个主张英国议会民主的人却翻了这本书似乎不可思议。1934年正是日本积极侵华，国民政府妥协投降，闹什么中日亲善之际，目睹国家软弱、受强敌欺凌，而又不统一，假若出一个墨索里尼把国家统一起来，抵御外敌使国家强盛也未尝不好。这是当时我思想中的矛盾心情。 在苏州东吴校园里七年多的生活与受环境的熏陶，我已相信资本主义的思想了。虽然读世界史，知道由中世纪走向民族主义国家的形成经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掠夺与血腥历史，但个人自由主义得到胜利与发展，放任主义laissez-faire是我信仰的主义。认为不要外力干预，人人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生活工作去奋斗，最终能达到极好的世界。这正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时代的思想，我接受了这种思想，而且在我学校生活中、读书研究工作中得以实行。这个思想影响我很深，可说是根深蒂固的，后来我逐步了解了共产主义、集体主义、无产阶级的专政的理论，并从事革命工作后我费了很大的劲想通个人放任主义的不对。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以发挥个人的才智与能力为理由我身上仍然带有放任主义的痕迹，这是后话了。 翻译《意大利政府与政治》后，我处于彷徨中，我信的是自由、放任主义，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虽然抢救了意大利但却不能回答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蒋介石的政府无能，而竭力鼓吹“剿共”与法西斯，上海一些名人反对法西斯、主张民主。罗隆基在《新月》杂志上写了许多文章，反对独裁，主张民主，他有一篇文章反对政府以镇压手段封杀人民言论，在结尾说，“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时我读了非常赞成与兴奋，因为他说出了当时学生们的心里话。东吴学校是守旧的，反对学生搞政治活动，借“一二八”停课之时，开除了一些搞政治的学生，校园内似乎没有什么人谈论中国实际政治。“剿共”的书报有，共产党的东西一点也看不见，听不见。我毕竟在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呆过，关心共产党的事，不知现在搞些什么，江西“剿共”也只是从报上看见，当然都是些一面之词。在我的记忆中还是大革命时代的信条，共产党是搞工人运动的，是工人的先锋队，怎么现在却在农村闹起农民革命来了。我不理解，曾在图书馆找过马克思著作，可是一本也没有，只有英美人写的哲学书中作为一个章节介绍一下，而且多半是持批判态度的。比如辩证法，我看到的书说它起源于希腊的诡辩派，否定之否定结论是否定自己，说阶级斗争以阶级消灭阶级，那工人阶级本身成了统治者如何消灭自己？我现在记得的只有这些，看了后仍然使我莫名其妙。东吴大学有经济系，我选读了主课，这位老师是古典的亚当斯密派，专讲边际效益说，他说了一大堆概念，我愈听愈糊涂。他本人却很会搞经济，他利用那时许多各种各类人物要在苏州住家的要求，借款修建小洋楼，小花园，卖了赚了钱再修，大发其财。我们学生都讥笑他，他就如同现在的“下海”，成了有钱有名的“教授”。我并不专心想研究马克思学说，只是想知道它的一点内容。结果不令人满意。找到一本英国人写的关于费边主义的小册子，其中宣扬的是社会改良主义，我多少看懂了点，就着手翻译起来，但翻不下去，因为该书是英国费边社社员的作品，它批判了与其不同的社会主义的主张，我对之一窍不通，无法翻下去，也就放弃了，但我思想上多少受了点影响。这些仅是我在大学时摸索的一点浪花，又因为在国民党统治较稳定和严厉的苏州，又是在保守的施舍式教会办的学校，实际为有钱有势子弟的保育院。谈不上学术，更谈不上与当时中国政治有联系，在这个与外无关封闭式的学校，我能学到什么，我更不能与政治特别是当时国共两党斗争的政治发生接触。东吴大学早年有个学生黄仁霖办了个励志社，是为蒋、宋美龄服务的，经常来东吴招收毕业生去励志社工作。我鄙视他和他那个社，学校里的训导主任还找我去见过他，自然是有意拉拢，我只简单地应付一下就走了。 我当时是一心想研究中国边疆问题。在这方面我已积累了一些资料，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中国边疆问题，这在东吴大学毕业生中算是第一个。过去东吴大学社会科学学科毕业不要求作毕业论文，只要学分够了，各门主要课程及格就可毕业，就可拿文学学士学位，这个学位受到美国同样教会学校的承认，可以去那里留学。国民政府成立后，南京教育部规定改革教育，要求教会学校遵守中国教育部规定，比如校长必须是中国人，一定要有三民主义，公民军训等一类的课程，大学毕业生要有其专科的毕业论文等。这样东吴大学的校长由一个外国人。换成了杨永清，一个曾为顾维钧当过秘书的政客，他是老东吴大学学生，又是那个教会的，也兴起要毕业论文了。我大学四年1934年下学期到1935年上学期主要写我的毕业论文。在写毕业论文过程中，我已决定要做一个中国边疆问题专家，走研究学术的道路。 我在苏州这国不成国、内战外患的“世外桃园”里还算是自命为清醒者，只能以做一个专家学者研究国家实际问题来报效国家。到了快毕业时就不得不考虑以如何谋生找出路了。说来惭愧，所说走专家学者的路其实也是自谋生活的路，在那毕业即失业的时代，我能不考虑吗？ 自1928年到1935年上学期的七年半时间，是我由17岁到25岁的青年时期，我的青春时期是在苏州度过的。 最令我满意的是苏州的小吃与茶馆。礼拜天看完一场电影，那时的电影尽是美国片，当然银幕旁打有中文字幕，大致可以看下来，而且多是些胡闹片，像人猿泰山，金刚等，间或有些文学片如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哈姆雷特等，那时盛行黑白有声片，差不多每礼拜天都要看一场或者两场，还迷过嘉宝和小邓波。再就是玩观前街，当时苏州商业繁华区除间门就是观前街。特别是元妙观内有大广场，里面各种小吃摊点、小店很多，价钱不贵，卖小吃的女摊主有西施之称，如那时有名的排骨西施，酒酿西施，人们趋之若鹜。学生、青年对这些地方自然很起劲儿，走进这些小吃店等着要西施端上吃食来，大家取笑一阵。虽然看电影我同杨公素兄弟在一起多，但吃小吃，上茶馆却同另外一伙同学居多。 观前街有些大馆子像松鹤楼，我是上不起的，学生也不兴上大馆子，那是商人，达官贵人请客的地方。上茶馆却是另一去处，有个吴菀茶馆，地方大得很，里面有许多厅堂，有说书的，弹唱的，还有一小楼，我们学生几乎都是在这小楼上喝茶，每人叫一盖碗茶，可以喝他个大半天，那里有卖各种小吃的，用小盘盛上，花生、云花豆，还有其它说不清名字的小吃，每盘几分上角钱，你可以要很多盘。还有租小报的，那时小报多得很，尽是社会新闻，名人私事奇闻，盗匪作案，桃色艳事，间有评论小品，但不谈国家大事，报贩子一大叠放在你桌上，看完了给几个租钱或者再换一些，或者拿走。就这样连喝茶、看小报，吃小吃，再吹牛就可以混大半天。 再就是光裕社说书的，在吴宛也有专座，每天下午、夜间说书，什么书都说，三国、西厢、说岳、说唐、七侠五义、西游记，还有苏州人最爱听的唐伯虎、林妹妹等。我也去听过几次，他是用苏州官话说的。我听得懂，但不能常去。我在那些地方看见了苏州人过的天堂生活。国民党政府和日本人在全国打仗杀人，却极力保持这块乐土。 一次我在城东一条临河的住家的小街上散步，忽见一座灰墙小红门开了，走出来几位西装革履气宇轩昂的人物，与相送出来的一位长髯身躯伟岸的老者告别，路边停有包车及随从，告别后即登车而去。主人则在门口仰望天空，摇头不已。我当时一怔，不知他们是些什么人。我回校给有些同学谈起，有人告诉我那位主人是李根源，这个名字我知道，看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史，知道他是来自云南的政学系头子。现在他虽然下了台在苏州隐居，但又红起来了，他的学生杨永泰是蒋介石的亲信，在湖北江西行辕帮助蒋介石“剿匪”，政学系的人又吃香了，这位老头子自然也成了南京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幕后人物，身隐苏州，纵横宇内。还有一位毛氏夫人，是蒋介石的前妻，被安置在苏州，他的儿子蒋纬国也在东吴中学读书，他上下学自然是坐私家包车，同他一起的有位姓祝的称为表兄的同去同来。蒋纬国不大参加校内活动，喜欢看球类比赛，此外也不大同同学们交往。我们并不注意他，也没有人去结交他。我们那些洋学生把国民党蒋介石井不怎样看得起，好像我们是在外国，对国内情况漠不关心，这也许是洋人办校的一个结果。我举这两个人，说明当时苏州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所处的地位。在我的同学中，苏州本地的没落大家中有在清朝祖孙当状元的彭家、潘家，潘家的小儿子与我同班，人小却很聪明，功课很好，自己不打球却爱看球，主动找我做朋友，还请我们去他家玩，他家门前竖有几根旧旗竿、牌坊，大门横匾“状元及第”金字招牌已灰旧了，大门紧闭从侧门出入，去他住的院子要走很长的院内巷子，院内阴气森森，一付败落景气。他家田地不少，只是自己不会经营，他父亲是老三，当然是纨绔子弟，吃喝嫖样样都干，现在老困家中，全靠房产、田租生活，田租自己不管，完全交给“催租”的二当家的去管，实际靠二当家的过日子。家道中落，派头却不小。因为小潘同我很好，我常常劝他自立。 像他家自然不及过去显赫，但也是前清遗老、遗少，北洋时代军阀官僚在苏州置产住家的不少。原在李鸿章部下后来又在皖系军阀当军政官员的，现在不在台上，也在苏州安了家，他们算是老苏州，但一口安徽话，其中有两家是我的好朋友。一是张家，张华莲是女同学，大学是同班，她的弟弟张华庆，在东吴，在燕京都与我同学。还有董家，也是原李鸿章部下后代，董叔昭与我同班同学，是短跑运动员，曾得过锦标，他的弟弟董寅初，比我们低几班，也常常在一起玩。我的同学中有不少由上海、无锡、常熟、常州来的，也有由广东来的华侨子弟，他们的家庭为的是苏州安全、学校管理严，不会让子弟学坏，所以才送到东吴来。我同他们没有什么交往，他们每到礼拜六就口上海或其他地方家中去了。最同我搞不好关系是广东的华侨学生，他们说广东话，自成一帮，霸占排球与网球，我们挤不进。我们连络一伙人霸占足篮球，也排斥他们。但我们还是和平相处。学校里有帮派，大部分是以地区同乡为基础，这是当时大学特别是上海一带大学里的常事。 从上述，可以看出当时苏州是个什么样的城市了。 我在苏州慢慢习惯了那个环境与生活，礼拜天、节假日去看看苏州名胜。先从离校近的旧织造府、沧浪亭看起。那时沧浪亭还没有成为美术学校校址，园内还较破旧，但那园内假山流水，画廊走壁，已足使我留恋。后来又去看了留园、狮子林，拙政园、临园等等。使我大开眼界，原来街仄、水臭、桥多的外形不使人注意的苏州，却有如此巧夺天工，玲珑秀美的众多园林，在这些园林中，田园据说是红楼梦大观园的原型，但我却不大同意，我主张它的主人想仿照大观园而未能做到，因此点与同学们大争论了一番。 东吴校园有一条林荫道，墙由铁丝网隔着，网外有条河水通胥门，河边就是城墙，这里河水清洁，常有捕鱼小船在河上由捕鱼鹰下水啄鱼，这是东吴一景。每到夕阳西下，同学们在此散步，谈天说笑。但令我心醉的，还是租一条小船，自己摇橹，出了胥门，进入苏州城河，把船摇人运河水道，这里水面辽阔，大小船只来往甚多，我们常常把船停在青阳地，这是甲午战争后日本开辟的租界地，但没有日本人来开设租界，只种了不少樱花。我们常带些食品在青阳地野餐。然后摇船去玉带桥，长堤桥游水，我能从玉带桥顶跳水，既显英勇又冒险，十分自得。出胥门进城河，河边有许多块种菱角的水地，秋熟后我们就去采菱角，看守的女郎许我们采吃，不许带走，生菱角吃来另有味道。 一次校方组织游太湖洞庭西山，那是一次非常令人留恋的旅游。洞庭西山在太湖中靠南，岛上田野青绿，山峰突出，有古庙山寺，树林特多，我第一次听到松涛，如千军万马奔驰，如狂风袭击，声势惊人。西山盛产批粑、洞庭红（橘子），我们去时正是橘子成熟，许人在园内摘吃，带走则须给钱购买，我们随意采吃，因为不要钱，大占便宜，谁知吃多了倒了牙，满口酸麻，也算对贪吃的一个小惩罚。最妙的是夜间乘船回苏州，晚上风平浪静，水平如镜，月光照射其上，柔和如纱，船行其间，若人仙境，我又领略了苏州天堂的另一番景色。 苏州附近湖也很多，阳澄湖的螃蟹很鲜。我们曾去过湖边亲尝鲜蟹。我中学一位同学读大学时在阳澄湖边一家农场作事，邀我们去玩，他教我们晚上捉螃蟹的方法，那东西见不得火光，看见了就蜂拥而来，捉了不少，足够我们大吃一阵子。 苏州附近一些镇县均是江南水国、渔米之乡，我们曾组团到震泽、吴江、常熟、无锡等地参观游览。最令我神往的是囗直小镇，街道不多全在水中，非常清洁，而一庙有唐代塑像，十八罗汉只剩下十二，像有人高，特别逼真，神形笑貌，栩栩如生。今天听说囗直已现代化工业化，不知这唐塑还保存否？苏州水乡。城镇甚多，物产丰富，又是国民党政府后方，保持一种宁静和平环境，商贾船舶穿梭大运河、太湖、石湖、山塘、横塘各地之间，水道星罗棋布、交错纵横，真是江南好地方。 我在苏州七年多的学校生活，真如处在世外桃园。但我并未忘却国家多难，日军铁蹄已踏进长城，国民政府节节退让，却在江南一带粉饰太平，我看到同学中不少人浑浑噩噩，好的读书准备出洋，谋业，有钱有势家庭并不把学业为重，只是取个资格而已，他们毕业后，自有家人安排，并不需要什么专业学问。华侨子弟也是回国来混个学位，他们不屑在国内谋生。有政治要求或真正要学点专业的同学，有的见东吴教育落后已转去他校，有的埋头读书争取好的前程。我从大学三年级下学期开始就考虑到自己毕业后前途，我虽读政治但不涉足政治，东吴也不允许搞政治派别，我的精力花费在与学科无关的边疆问题上，自己想成一边疆问题专家，但也只是一个纸堆中的专家，更由于学校有关书籍太少，顶多只能在报纸上寻找零星片面的消息，不能去边疆各地调查，当专家真是梦想。当时《新亚细亚》杂志连续登载任乃强的《西康图经》，叙述他在西康藏族区考察的经过，详细地描绘西康藏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各土司派别及其斗争历史及现状，特别描述藏族人民生活、家庭、习俗，引人人胜，我看了非常佩服，妄想着也能去中国边疆各地考察！毕业前学校当局对我关心，准备介绍我去某一教会中学教书，或者留校当助教，这是对我的特殊照顾，一般学校不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我思考很久，觉得去当中学教员，就渐渐成为一个中学程度的老师，不是我所愿望的，我决定继续学习，去上清华或燕京大学研究院。 杨公素在初三就同我同班，他长得白净文静，带付眼镜，个子不高，穿着入时，一付公子哥儿形像。人很聪敏伶俐，口才很好，自己不打球却是球迷。高一以后我俩同桌，对我特别友好，那时我已在运动场上显露头角，每次无论练习或者比赛，他都在场当啦啦队，为我们打气加油。他苏州有家，却要在学校住宿，与我同房，一房三人，还有位姓张的同学，但我们两人最好。 他突然有一天要请我去他家里玩，说他妈妈要见见我，我欣然去了。他妈妈是位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典型的苏州妇女，个子不高，很清秀，想当年是苏州美人类型人物。她对我非常亲切，一再说公素有我这样的朋友她放心了，当时我还不十分明白她担心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他妈怕公素学坏，结交些纨绔子弟，光吃喝嫖玩，不好好读书，看我虽然壮黑但成绩很好，为人诚实，决不会同那花花公子一样花钱胡闹。在他家第一次吃到镇江“肴肉”。吃饭时公素的大姐杨云慧、二姐杨云碧、三妹都来了，还有弟弟公敏，他比我们低一年级，另有小弟弟公武，真是一大家人，欢坐一大桌。公素的母亲对我好，他二姐对我更亲切，时时照应我为我添菜，与我谈话最多。从此我就进入了这个家庭，杨伯母，我这样称呼她，只要有点新鲜好吃的东西，都找我这个佘世兄（他们称我）去，并且也会见他家在杨州做生意的娘舅，一个高大精明的下江人，他听说我是公素的朋友也对我好。 在他家熟了，见他家亲密和谐的样子，使我感动，我这在千里之外的孤子也感染到家庭的温暖，使我同杨氏兄弟的友谊更深了。 公素对我很好，把他家什么事都告诉我。他妈是杨度的小老婆，原是苏州游船上的船娘，招待游客并可伴宿的，杨度看上了就纳了作妾，那位娘舅原来是她相好的，杨度也接受了他作为娘舅来往。杨度另外有正式妻子和家庭，在政治上失败后就依附杜月笙，在上海做寓公，成为杜月笙的清客，他的家实际是在上海，把公素妈及其子女安置在苏州。据公素讲，杨度在得意时可能在张宗昌处当什么，手上有了钱，就给了他妈一大笔钱存在银行里，每年的生活费用就由这笔钱的利息支付，他“娘舅”做生意大约也贴补一些，日子过得还可以，属苏州中等生活。杨度不来苏州，公素妈及全家有时去上海。可以说是杨度风光与风流时期在苏州的“金屋藏娇”，像这种情形在苏州是司空见惯，许多苏州女子还愿意这样。 我知道这些情形后，就有点看不起他家。杨度在民国以来干了些什么我不完全知道，但他是袁世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世人皆知，声名狼藉，现在又拿杜月笙的钱养家，更令人齿寒。我一个正派学生如何看得起这种人和他的家，我也不客气常当着公素面骂他父亲，他也不同我翻脸竟默认了。公素有他自己的苦恼，他好玩，喜欢打弹子（台球）在台球桌边结识了苏州一些花花公子，讲究吃喝玩乐，他妈妈怕他堕落下去不好好读书，见我同他好，想让我把他从那些花花公子那边拉回来。 公素很聪明，他早对他家情况不满，他想当个上层公子，西服要去美国定做，这点做不到，家里经济不许可，就只有在上海做最高级的西服。他家有私家包车，大都由他专用，他弟弟公敏是骑自行车上学，他住校嫌伙食不好，家里经常送菜来。所幸的是他听我的话，他是个球迷，对我崇拜，在校跟着我玩，除了打台球外，他几乎同我亦步亦趋，正因这样，他才把他家的事向我倾诉。他不喜欢那个“娘舅”，虽然他对他特别好，给他钱花。公素在家里闹了别扭，比如挨了他妈妈骂，不给钱花，不许做新西服，总是到校里向我哭诉，骂他家不是上层人家。虽然没有说他父亲不好，但当我批判杨度时，他也有同感。中学三年我同杨公素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我常被请去他家，同他家人都熟悉，特别是她二姐杨云碧对我好。他家大姐同一位英国留学回来的郭有守结婚了，郭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工作，他母亲了件心事，对这婚事满意。姓郭的是四川人，虽然没有钱，但不大不小是个官，对他家也有光彩。二姐杨云碧同我差不多年岁，不读书，不上学，据说她颈子生过什么疮，现在留有痕印，所以她穿衣衣领特别高，除了遮那点痕印外，还显得高贵矜持。人不算特别漂亮，但身材好，婷婷玉立，风度清雅，她又对我亲切，一下就把我迷住了。我知道他家情况后，鄙视他家，但因为几个原因，我仍保持了与他家来往。 主要是杨公素对我的友谊，他知道自己是杨度小老婆的儿子，在杨家尤其是湖南杨度老家家族中占不上一席地位。每想到这些事，他就想以花花公子的玩世不恭摆脱苦闷。他对我真心坦率，把我当成真诚的朋友，兄长，知心人。是他这番诚坦感动了我，我也算在苏州孤身几年得一知己。他对我可以说言听计从，处处听我的话，我劝他不要消沉，不能因家事而不自信自立，自己要走自己的路，但他树不起这个勇气与雄心，每每谈到痛处他就抱着我痛哭。我有点义气，不能拒绝他的友情。1932年春我们到杭州之江大学寄读时，他就下决心不读书了要回苏州，我同他弟弟杨公敏再三劝他，但这次他不听我的话，毅然回了苏州，不久就接着杨云碧来信说他回家吵了一架就走了，从此就不知下落。 之江大学一年级的课程并不难，我却买了一本杭州地图，那时杭州公共交通不发达，从六和塔到杭州城只有一条公共汽车路，我按着地图的路线，跑遍杭州大部分名胜、风景区。最有趣的是徒步旅游九溪十八涧，那完全是自然风光，比之西湖边的人工装饰更为吸引人，南高峰，北高峰，钱塘江，秀丽景色，登高揽胜使人心怀畅舒。在西湖周围群山丛林中，有不少茅屋草舍，隐居着高人名士，我常走路口渴时找茶水，找到这些隐士家中，竹篱草堂，花草树林，茅舍数间，清静如仙境，令人羡慕，交谈之下，竟是高人雅士，常常流连忘返。这是我真正领会西湖美好的地方。 1932年暑期我回到苏州继续在东吴上学，他母亲对我哭诉公素出走情况，请我也设法找找他。我一个学生能从何处去找？他家的人分析是他可能去扬州找他“娘舅”，在过江时落水了，请我去镇江找找线索，其实这是多余的，因为他的“娘舅”是老扬州，已早早就设法找过了。我只好去了镇江住在旅馆里，打听那个时期是否有人落水的事，长江上有人落水是常事，但在轮渡上投河的事却没有听说过，我还在本地《江苏日报》上登载寻人广告，自然是杳无音讯，回苏州向他母亲交差了。杨公素有离家的想法我是早知道的，但我也知道他除了苏州及学校里同学外，并没有什么朋友可以隐藏或寄住或找事做的机会，那他能去哪里？从1932年春出走后，一直没有消息，杨公素就此在这个世界上失踪了，但他对我的友情我一直记在心中。 在1941年我被国民党追捕，不能用佘贻泽原名时就改用杨公素这个名字，这自然是干工作不得已改名，但也有纪念这段友情的意思。解放后杨公素的名字忽然出现在报上，引起杨家的欢乐与误解。1965年我去上海专门同杨公敏一起去见了公素的母亲与大姐杨云慧，解释了我改用公素名字的经过，他母亲才明白了说，你就像公素一样是我的儿子。 还有一个因素是我同杨家二小姐有过一段短暂感情。 “一二八”事件时，日机曾炸过苏州，学校关门，杨公素邀我住在他家，这样我同二小姐接近机会就多了。我们渐渐地谈到个人心情与想法，发现她非常忧伤。在同大家一起时，她活泼愉快，处处有大小姐风度，她大姐已结婚住在南京，她在家中最大，代替她母亲张罗，我既是客人又是弟弟，她待我非常礼貌亲切。她上街时打扮非常入时高雅，一副大家闺秀，高贵人家的派头，使人羡慕。在和她单独交谈时，我发现她内心忧愁，对生活悲观。她曾邀我去她闺房私谈，一再表示人生无味。她房中除一个小姐闺房应有的高级用品外，还有不少上海出版的小报刊物。我发现她内心有种痛苦，常叹今生已了，人生无味。 我当时不了解她为什么会有厌世的想法，设法安慰她，渐渐我们发生了感情。对我来说像初恋，对她似乎是种寄托。我们虽未明言但心照不宣，互以好朋友对待。在她家住了短短不到一月，我们像互相找到了知音。杨公素看出来了，他表示支持，但说怕不可能长久，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们家的事你以后就会知道的。我同杨公素兄弟去杭州之江大学寄读，同二小姐书信来往较密。后来杨公素出走，是通信的话题。到学期快完时，二小姐来信，信短事大，她说因家庭需要不得不与由美国留学回来在上海工作的一位工程师结婚，她为了家庭不得不牺牲，盼望我们的友谊能永远留作纪念。我看了当然不愉快，因杨公素已有预告，我也没受什么影响。想起来也是，她家需要有人支持生活，杨度已死，没有后援，还想继续维持那种生活，她家小姐怎么能找像我这样一个穷学生。 但二小姐仍然对我好，结婚后她住在上海，我去过她家，她仍然向我倾诉婚后的寂寞，把我当作知心朋友。记得1935年她同她母亲参加上海银行办的旅行团来北平旅游，她专门约我游北海，在黄昏时划船湖上，她把她婚后不满同别人交好的事也向我哭诉。她那样聪明美丽，却过着那样矛盾的生活，无法解脱的人生，只有我这个始终保持友谊而不及乱的朋友，算是知心人了。解放后她和后来的丈夫来天津（那时她的丈夫是搞进出口的），她又单独来我工作单位谈过一次话，叙述她在抗日战争时的生活与现在的苦恼，她仍把我这个共产党员当作知心人，无话不谈，曾暗示悔恨当年抛弃我，又哭诉现在的不满。此后就无来往。1964年我陪外宾去上海时，才知道她服安眠药自杀了，结束了她的一生，矛盾的一生，两面生活的一生！ 但她总算找到一位能倾吐内心苦闷、不满的朋友。我们的交情是真诚的，纯洁的。我在苏州七年半，却交上杨公素、二小姐两位朋友，他们的许多私事，恐怕连他家亲人都不知道，我自然也不应该说出来。我把这些写出来，除了想借此纪念他们外，也想从一个侧面反映社会大转折时的人间悲剧。 80年代，我在一个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讲，杨公素父亲杨度晚年由周恩来介绍秘密入党，利用杜月笙的关系为我地下党做了不少好事。我感到很惊奇。 1935年春季我毕业后，就去投考清华、燕京两个大学的研究院，要继续研究学问。有的同学毕业后出洋留学，我没有这个可能，而且认为研究中国的边疆问题去外国，岂不可笑。清华研究生没有考取，燕京同东吴都是美国系统教育模式，考取了。1935年9月我来到古都北平。 那时北平正是处在日军包围，风雨飘摇的时期。何梅协定后，国民政府的军政人员撤走了，国民党党部、特务、宪兵队离开了，宋哲元在日本军允许下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由他带领二十九军负责管理平津，明是他负责，实际要听日本军方的话，他似乎处在日本、国民政府之间的半独立的地位。日本军方并不满足已取得的东西，积极在冀东搞自治政权，铁蹄已踏进华北平原，北平实际在日军控制之下。国民政府已经放弃北平，不管人民死活，更不管北平那时几个大学和一大批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学者和学生，只把故宫古董文物搬走了。当时鲁迅曾有一诗：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垮。头儿迁大口，面子靠中坚。惊搅讵云妄，奔逃只自怜。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钱。讽刺、哀叹学术、学校、学者、学生不值一文钱。 我来北平时，正是秋高气爽、蓝天白云、万里睛空的好季节，燕京大学学生会组织了迎新会，大部分是大学二、三年级学生出来招待新入大学的一年级新生，我虽是研究生，也算是人燕京的新生，也在被接待之列。一踏人燕京校园就被那中式建筑。美丽校园吸引住了。我住在未名湖边小小五楼，上下各三个房间，我是在楼上同张华庆两人一间房，真是太巧了，张华庆的哥哥、姐姐与我是东吴同班同学，他这个聪明调皮的小弟弟被常我们拿来开玩笑，现在也是大学生了，居然与我同房，可想我们处得很融洽，他们一年级新生许多活动，比如联欢会、访问、旅游等都找我参加了。这位顽皮的同学被老同学拖尸（美国大学老生对新生的恶作剧），他认识了一些同年级的学生反拖尸，竟把清华大学来燕京（两校离得很近）参加晚会的一个新生也拖尸扔进未名湖，张华庆是组织者之一，硬把我拉去参加了，我又过了一段大学新生的愉快生活。一 燕京校园虽不算大但太美丽了，我常在未名湖边散步，塔影、柳荫、仿古小楼，令人陶醉。而北平的宏伟故都，更令我着迷，那时古都皇宫庭园还保存清末时的原样，开放了一部分，供旅游者主要是外国旅游者观赏。门票很贵，三大殿一元，东路文华殿一元，西路武英殿一元，神武门御花园一元，那时一元颇值钱，看一次故宫要花三、四元不是一般人花得起，只有外国旅游者，但也不是很多。我借新生组织的参观会把北平故都的帝王宫殿、后妃寝宫、天子游园、北海、中南海、颐和园、天坛、太庙、社稷坛、中山公园、长城等参观了一遍。当我从午门、太和门走进门内，一看那太和殿白玉台阶、黄瓦红墙、画栋雕梁、金饰朱红的建筑群，真令我大吃一惊，觉得如置身天国，不免发思古之幽情。后来在天坛看到祈年殿的一整套的奇妙巧夺天工的建筑，我算才认识到我的祖国——中国。我从西面崇山峻岭中出来，看到北方的宏伟壮丽，浑厚深沉，与江南的玲珑小巧，鱼米泽国，构成了我中华大地的神圣国土，怎不令人心爱！ 但是这美好的国土，却处在日本军人铁蹄之下。一进城区，到处见到中将汤之类的广告，东安市场、王府井大街、东单牌楼这些地方，书滩上放的是日文书，西方的书刊只有北京饭店之类地方才有，市场上尽是东洋货，大街上常常有红帽沿的日本宪兵排队而来，横冲直闯，见了得赶快让开。高丽棒子、日本浪人占据了不少四合院，白面吗啡随之而来，由东单到王府井长安大街北边一条街，几家北平大饭店外尽是日本、高丽人开的歌舞厅，酒吧间，处处是日本的存在，处处是日军铁蹄的威胁。我们进城能去的地方大半是与西方国家有关系的地方，青年会有休息娱乐场地，有电影院。高级的北京饭店的舞厅，非我们学生所常能去的，西方人常去看电影的平安电影院，我们也去。再有就是前门外的市场，是中国人聚居游乐地方，张华庆爱京剧，他常请我去看，那时除四大名旦外又出来了四小名旦，但还是四大名旦吸引人，他培育我听戏，我除了爱听程砚秋外就是富连成科班，尤其是叶盛章的武丑戏。看完戏只能住城里，常去灯市口Homesweethome住夜，这就是我的北平校外活动。 日本宪兵的巡逻街头，高丽棒子的横行霸道，已使我们学生气愤不已。国民党势力并未因其军队党部撤走而不存在，已转入地下活动，宋哲元标榜学术自由尊重教育，于是各种爱国组织转入学校，言论较为自由，抗日御侮的力量在学生中发展起来。日本人搞个冀东自治政府，由汉奸殷汝耕当头，挂的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是一种带有类似太极图的黄色旗，他还有“自治”警察。这样说冀东不但不是中国的，更不是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地盘，要另树一帜了。又听说日本军占了丰台车站，那是北平外出唯一通道，学生们听了同北平人一样人心惶惶，学生已不能安心读书了，北平也没有读书的平静书桌了。学生们组织人去丰台、冀东查看，回来看见29军士兵像看见亲人一样，在北平居然有异域游子之感。 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了，我虽不参加政治派别，但爱国救亡行动还是要参加的。“一二·九”运动已谈得很多了，我只说我的行动，在那天还未亮，校园内已响起集合声，我们整队后在黑暗中手持标语并排出发，过海淀镇后即遭警察阻截，于是分两路向西直门前进，到时城门已关闭，进不了城，与城内游行学生不能汇合，城门外军警密集，城墙上有北平市的官员们观看、劝告。最令人气愤的甚至有日本军官同他们在一起，我们见后，大呼抗日口号，学生会派人交涉不行，有学生从城门下想往里爬，当然也不行。我们一大群包括清华的学生就在城门口外僵持着，整整僵了一天，到下午才掩旗息鼓返回学校。到了下午，一位清华大学学生会的女同学，身穿淡黄色毛衣，手执话筒，站在一张桌子上向大家宣布，今天我们游行示威反对日本侵略目的已达到，虽然未能进城与城内同学汇合，但已使日本侵略者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辱的，劝大家返校。我一看讲话的这位是陆催，她是我在东吴的同学，现在清华研究院，与她在一起的一位好朋友尤亚贤曾在东吴大学与我认识。今天见她出面讲话，知道她是个政治活跃分子，但还不知她是否是共产党员，我听了她的话，说我们游行目的已达到，颇为不满，认为这是一种“阿Q”的说法，明明进不了城，未能向北平当局和日本军表现我们反对侵略的意见，怎样能说目的已达到了呢？心中怀疑她是否被人利用。因为进不了城，警察又不施行武力，所以这次未闹成流血事件，日本人又一次看到了中国青年学生的抗日情绪。 12月16日学校里有部分同学事先进城，在这天同城内各大学联合示威游行，被军警镇压，造成12·16事件，逮捕了许多学生。这次没有人通知我。“一二·九”运动后形成全国抗日高潮，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国民党要夺取学生运动的领导权，12·16事件后，北平学生组织发生了新（国民党领导）旧学联（共产党领导的）之争。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教务长主张自由民主主义，不干涉学生活动，又因为是美国教会办的学校，宋哲元及日本人也未插手进来，学生政治活动较为公开自由。新旧学联之争在当时其他大学甚至中学里斗争激烈，有的演成武斗。在燕京，双方争夺学生会但未大打出手，而是采用投票选举方式，完全是美国味。选举前进行了几次讨论会（辩论会），双方唇枪舌剑，颇为热烈。陈洁，一个大家知道的共产党员，同我很要好，常常影响我，要我参加选举辩论会。我是爱国的，爱国抗日活动我愿参加，但一知道有党派斗争，我就不干了，陈洁虽同我很谈得来，但我还是不愿参与政治活动。他曾邀我参加民先，我看到全是本科一、二年级学生在活动，另外我准备论文很紧张，于是没有去参加，我就这样远离了当时学校里的进步活动与组织。 我考入研究院，是要走成名成家的学者道路，一到北平就投入到北平学术界的考据气氛中，想成为一名专家学者的心愿就更加强烈。北平有良好的条件，有名教授，有很丰富的图书资料，更重要的是学校里有注重研究学术的气氛。我是要研究中国边疆问题的，燕京研究院政治系主任是徐叔希教授，他是东北问题专家，曾作为顾维钧的顾问随李顿考查团去过日军占领后的东北。我在他指导下，选定研究专题为中国土司制度，这是中国上千年以来历代皇朝统治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一种政治制度，当时还是学术界的一个空白。我到燕京头半年除上几门必修课外，就埋头图书馆阅读一切有关土司制度的书刊，作了大量的卡片笔记，一心要当一个土司问题专家。 国家大事自然关心，但对于新旧学联的争斗，我置身事外。一二·九，一二·一六后，北平学校里出现一些不寻常现象。除新旧学联斗争外，一部分学生不安心上课读书，组织民先队一类团体，外出与群众接触，一部分学生对国事无信心，有的只顾找自己的出路，留洋出国，找当权的谋出路；还有一部分自认为有美国教会背景，仍可以走读书的老路，研究学术的空气欣然不减。但总的感觉是惶惶终日，不知国事如何，消极情绪很浓厚。学生不安心于学校课程，一到星期六就有大批学生进城，有的进舞厅，打弹子，看电影，找朋友，人心散漫，各奔前程，有的专门调查日本人，尤其是高丽棒子在北平、冀察、冀东的活动，总之，学校已非读书的地方，似乎在准备什么大事变的来临。宋哲元的冀察政务会放出空气，宣传他有责任有能力保卫平津冀察，能与日人周旋，安定人心，要求学生仍好好上课学习。宋哲元的大将北平市长萧振瀛亲来燕京作报告，向学生作保证，要大家信任当局。他说他的，学生自行一套。这种特殊现象引起学校当局注意，于是，当局发起师生联欢，每到假日，老师在家请客，企图把学生留在校园里。回想起来，都是想在危巢之下保持平静，但事实已不可能。我那时也随着潮流，与张华庆等同学进城玩过，如看戏、跳舞，看电影，但一则我手头无钱，二则专门我的研究，重心还是在图书馆里。 看了不少书刊，知道了中国土司制度的来源与演变，我写了两篇文章，一为“明代土司制度”，一为“清代土司制度”，投向顾颉刚教授主编的《禹贡》半月刊上。徐叔希见了除鼓励外，还说不要在研究有一点所得就急于发表，还要深入下去。因为向《禹贡》投稿，就同顾颉刚教授认识，有些古籍中的问题我向他请教。他是对边疆问题有兴趣而且深有造诣的学者，我们一谈就投合了。徐叔希一年后就离校，据说因为日本军部对他关于东北问题的意见很不满，已列入黑名单中，他只有离开北平，先是去南京外交部，后听说去美国了。燕京政治系由吴其玉教授负责。实际我的研究是由顾颉刚指导的。 收集图书资料、了解中国边疆地区的土司制度来源，经过及演变，只完成研究工作的一半，重要的是要调查研究现在的土司情况。贵州是土司最多的省份，清代进行了改土归流，绝大多数士官管辖区已改为县治或州治。西康也是由赵尔丰改士归流，但民国以来，康区土司反对改流又恢复了土司，当时尚未有西康省，只是在川军刘文辉管辖地区成立了西康建省委员会，以刘文辉为委员长筹备建省，那一带还用川边名称。云南还保留有大批土司，特别是滇缅交界的地带。真正要研究中国土司制度，就必须去这些地方进行实地观察。我把这个意见向吴其玉和顾颉刚两教授谈了，他们都支持。但那时川边、西康、云南，不但交通不便，地方不安宁，而且兵连祸结，要去那些“蛮荒之地”，谈何容易，路费就是一大困难。经过顾颉刚的介绍与推荐同南京新亚细亚学会拉上关系，由该会资助一千元作为预付我这篇论文的稿费，将来论文写成后印一份给该会。新亚细亚学会实际是戴季陶的考试院办的，由考试院改选委员会派我以一个特派观察员名义，以便同西康、云南两省当局交涉允许去边界地区调查并给予协助。同时燕京大学研究院也给我开具了证件。我有了这两个名义及有关文件证明，去川云两地有了保障。新亚细亚学会的一千元是不够的。燕大研究院资助500元，我家里又寄了一些钱，一切就绪，我在1936年7月就动身了，先去了南京与考试院接洽，考试院考选委员会的头子，不知叫什么官衔的陈大齐还接见了我，我这个学生带点官方名义溯江而上到了重庆，那时去成都可不容易，重庆是杨森地盘，成都是刘湘地盘，他们虽未打仗，但各霸一方，成渝交通有公路，但汽车公司有几个，各有背景，一般在内江过江后要换去成都的车。我到了成都后，人生地不熟，先找一旅馆住下，怎样去川边打箭炉颇伤脑筋。在南京时考试院的人告诉我，刘文辉将派人去打箭炉（现在叫康定）等建西康省，任乃强是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之一，他与西康土司有联系，给我一介绍信去找任乃强请他帮助我去西康。我找到任乃强，他很友好，知道我的情况后，同意带我先去雅安，刘文辉所在驻地，再一同进康。我在成都住了十来天，即同西康建委会一部分人其中有任乃强的侄子去了雅安。途中发生了一件事我一直不能忘记。我同西康建委会几个人坐的是卡车，他们是由成都去建委会的文职人员，我算是外人，看在任乃强的面子带我去雅安，车过新津河后休息，我见新津河很美，去河边玩玩，回到茶馆休息处，卡车忽然不见了，他们并未等我就开车走了，把我一人甩在那里，我跑一阵去赶车当然赶不上，我一人站在荒郊野路上不知如何办好，我真想哭，行李都在车上，幸而我身上带有点钱，但那时看看已到下午，前不见村，后不见店，徘徊路上直愁没办法，忽然来了一破旧装货卡车，我苦苦哀求，允许带我去雅安，当天到不了，车在邓崃过夜，我住在一家鸡毛小店里，跳蚤、臭虫咬一夜，第二天总算到了雅安。我心中非常气愤，那些小职员在车上总是盘查我，好像我是抢饭碗的冤家似的，中途甩掉我，让我在那兵荒马乱地方去找死活，多年来过惯了学校生活，遇见这种人和事真不是滋味。 到了雅安后，找到任乃强，他引见我见了建委会的杨秘书长，是刘文辉的红人、军师，这次去打箭炉建省就是由他带队负责，刘文辉本人并不去，一切由他全权负责。这位秘书长据说是位文人学者，现已是老政客，周旋于四川军阀间，很有套手法，对我表示客气友好，我带着两种身份，他自然很会应付，领我去见了一次刘文辉，强调我作为燕京研究生的身份，同意带我进藏。我们于8月中旬由雅安动身前去打箭炉。一行人由杨秘书长领头，我随任乃强夫妇及一些文职人员（多半是中下级处长科长等官）为一中队，他们处长以上多坐滑竿，我同任乃强的侄子步行，行李雇一挑夫，随队前进。杨秘书长自然是官轿，又有马骑，还有一个团的刘文辉的军队护送。浩浩荡荡，队伍排至数里地，声势赫赫。我们走的荣经、天全、沪定路线，要翻过大相岭小雪山。沿途一方面看见川边群众生活贫困，苗羌族人民更为穷苦，一面又看到中央军在追赶红军后到处“胜利”撒退，川军对他们颇有怨言。我将沿途所见以及日行路程都写信给顾颉刚先生，他在《禹贡》上以通讯方式发表。 到打箭炉后，安排同任乃强住在原来川康专员公署内，我即进行收集调查工作。看了原专员公署所有关于西康土司的档案材料，把它们大半整理抄写下来，又去访问了打箭炉一带最大的明正土司，他是清朝封为宣慰司，是西康最有势力最有田产的大土司，家中由一藏族老太太主持，她的土司职务虽由赵尔丰撤销，改土归流，她的管区在晚清改为打箭炉厅，民国后又历经四川省及川军统治，但她家在康藏族人中仍有威望地位，当时要管理那一带康人却非与她家搞好关系不可。我去访问她，招待很好，所有我提出的问题都愿意回答。沪定、打箭炉还有几位土司，我都去访问了，还参观了土司住所。另外一大收获，就是西康建省委员会搬来打箭炉后，全西康在金沙江以东的土司头人都先后来打箭炉拜见新的省头头，一切都由杨秘书长主持会见。任乃强讨了一位康区小土司的女儿为老婆。她这次同来，所有她家及与她家有关系的土司来到后都要来与她和任乃强会亲，我因此通过她与这些土司作了详细的交谈，得了不少现实材料。 我在打箭炉住了一月多，当时杨秘书长要派一特派员去关外，安抚各土司。打箭炉以西有海拔5000公尺以上的折多山，山西面称为关外，那里是一片广大草原，是西康藏族世代居住的地方，现有大小土司数十，寺庙上百，整个西康草原归他们统治。川军主要是刘文辉部队又在各地沿赵尔丰改流时设立的县驻扎，于是有两层政权的情况，刘文辉的军队存在时，县政府权力可以实施，否则土司可不理汉人政权。西康要建省自然要实际管理这些地方，所以要派特派员前去巡视、宣示省政府的意旨。这位特派员知道我是专门研究土司的，极力怂恿我同他一起去关外，这自然是个好机会，同他一起除了安全有保障外，会见和访问所有的土司当然不成问题，对我研究调查工作大有帮助。但最大的困难是经费，需要买一匹好马，雇一个佣人，置备整个冬季服装，要花几千元，我作不到，同时时间要几个月，我还要去云南，时间也不许可。我只好忍痛放弃这个机会。 在打箭炉近两个月，结识不少西康建省的官员们，刘文辉请来了几位“专家”“学者”替他捧场筹划，其中有位学者姓蒙的，曾有过关于元史的著作，大学教过书，成都名士之一，还有一二位知名人士帮助刘来筹划西康建省的财政、文教工作，他们不愿在打箭炉久住，要在大雪封山前回成都，于是我们三四人约定结伴四川，沿途不安全，又没有军队护送，他们不知从那弄来一位由帮会（哥老会）派来的人护送我们到雅安。我们一行三四个滑竿，我这次也雇了长途滑竿，由两个抽大烟的抬着，走了约一礼拜到了雅安，这次走的不是进去的路，沿途翻山越岭走的小路，过了几个铁索桥，虽然路险道路又不平静，我们却安全到达了成都。这段路程，使我认识和经历了许多不只学校连外间世界都不大知道的事和人物。走天全，营经小路，翻山越岭，沿途树木茂密，山涧险阻，见不到人，这是小偷小匪出没之地。见有人行走，他们即突然出现，抬起手枪叫停下检查，施行抢劫，但我们有同行朋友（保镖的袍哥），只要他上前说几句话或者亮亮牌子就安然过去了。到了黑夜住在小镇上，镇上都有财东、富户，我们不住鸡毛小店，由同行朋友介绍住财东大户家，不但招待好，而且非常巴结友好，一是他们与哥老会有关系，二是要结交川军刘文辉，他不只是将来西康省的主席，川军的实力派，而且还是那一带哥老会的龙头老大，谁都不敢不买他的帐。所以这次短短几天跋涉，我们没有受到什么危险，反而平平安安地过了。 到了成都后，住在青年会宿舍，计划去云南的事。那时由成都去云南交通非常不便，从川南去要经过大小凉山，由于川军汉官的镇压政策，凉山彝族（称为黑倮倮）经常出来袭击抢汉人去做奴隶，要走这条路需要有大批保护。我无法只好坐中德合办的航空公司飞机去昆明，十二月初到昆明，那时能坐飞机是件稀奇事，不是当官的有公事的谁坐飞机旅行？所以我到昆明，第二天报上就登有考试院特派员佘贻泽来昆的消息，真是天晓得我竟然突然成了名人。在昆明住在青年会新修的宿舍后，就拿着学校及考选会的文件去云南省政府交涉。云南省政府非常协作，由教育厅介绍去省府办公厅档案处，说明凡是有关土司的文件档案，都可给我查看。当时云南主席是龙云，他本身就是少数民族的大土司。我不但可以在档案处看，还可以借出来，因为文件资料太多，我除了自己抄写外，还雇了一位人替我抄写。 在云南时值西安事变发生。对于蒋介石，由于大革命的关系，又看到他从济南事变起对日本侵略政策的态度，我对他一直非常不满，更何况他是个独裁者，与我的民主思想不合。但那时由于要反抗敌人的侵略，总希望国家强盛起来，能够抵御外敌，虽然对国民政府不满，但它毕竟是我国的政府，代表我们国家，恨它软弱，对外投降，对内专制，但又盼它振作来，能够与外敌抗衡，更不希望再内战下去。所以对西安事变，我是又喜又忧，喜的是蒋介石独裁居然被扣，忧的是他回南京后国家大事怎么办？北平、学校怎么办？所以急于返回北平。由云南回北平那时可走越南，法国人办有滇越路小火车，路途方便。听说法国人在河内常扣留中国人，凡是带有红字的书，例如《红楼梦》也要被扣留，可见他们怕共产党达到如何程度，我犯不着去冒那个险。不敢走那条路，还是乘飞机回成都返北平比较妥当，于是我在1937年1月经由这条路返回燕京。 在这半年多的调查收集资料中，我接触到西康、云南一些官场人物，颇有感触：西康建省是当时一件大事，但刘文辉并未把它当作重点，他的中心是在争夺四川政权，西康藏人士司已在他兵力控制下，在与西藏当局签订岗拖停战协定后，划金沙江为界，他已无后顾之忧。红军过后，中央军来，他最怕中央军占地不走要挖他的后根，现在中央军薛岳部队撤走，红军又已北上，他积极建省占据这块后方地盘，用他的秘书长来管理就可以了。但西康建省，打箭炉为省会，地处严寒、物质缺乏，对外交通不便，薪资菲薄，居民不多，只千余户，汉人陕、山帮经商，往往欺诈康民，如以烧酒换狐皮，藏民心中不满，所以愿在当地做官的除少数谋生者外，都没有作长期打算，弄几个钱就要回川。当大官的如厅、处长级官，非刘文辉私党外，都不安心，一到打箭炉安定下来，就互相请客、打牌，以消时日。中央军虽走，留下有几个留守处、调查处，他们是中央机关，同省级单位互有矛盾，彼此也以请客设宴，打牌应酬，居然也把我拉进去，我饱餐过了几次就不参加了，一则赔不起时间，我有我的事，二则实在看不惯他们那套作风。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当官的，给我的印象太坏了。后来听说他们（包括什么中央的、西康省的官）怀疑我来西康的目的，打听我的背景，我更恼火了。 杨秘书长有两个女儿同来，小的嫁给在康定小学校校长。学校校长（是一个中小学合办的学校，学生多为汉人）没有多大油水，因身体关系又不能干别的。所以一肚子牢骚。 我在他家吃饭，当然给伙食费，就同他夫妇同杨秘书长的大女儿认识，并且天天聚首，尤其晚上围火谈天，闹得很熟习，从那里也知道一些当官的内幕。那位大小姐高中毕业后待字闺中，年纪与我相同，来到打箭炉，名为照顾她父亲，实是游玩观光。但她竟对我发生了好感，不但与我亲近更替我办事，把我的要求向她父亲报告。渐渐我发现不对头，这位大小姐与我好另有目的，常常单身来找我，谈她的身世与处境，她也有许多烦恼，更需要的是爱情。我却不敢接受，她长得并不丑，人也温柔可亲，但我怎么能和她深交，事实上根本做不到。我走时在她二妹家吃饭，她还哭了一场，依依不舍，这是我去西康调查中一个小插曲。 我回到燕京后，即埋头写我的论文。《中国土司制度》共分五章 ，分别为绪论、制度、沿革及现状、改流和结论。西南边省土司多至五百以上，自元朝以来，变化不少，我的论文的特点：1．各朝土司的分类统计，演变包括一些重要土司的家谱，改上归流的情况；2．现存土司的分布，在一张西南各省地图上标明其地址，它们的现状和我的建议，并不完全是一篇理论性的而是结合实际、提出问题谋求解决的时论性论文。这篇论文突出的表现现实调查的特点。5月底论文写完，接着政治系由吴其玉教授主持论文答辩会，除了本校教授如顾颉刚外，还请有校外知名学者如陶孟和等。审阅论文举行答辩，对我论文内容及调查情况，回答都满意，只有一个问题突然提出来，即国家的要素是什么，这个简单基本问题，出乎我的意外一时竟想不起来，好在这并不影响我论文的通过和研究生毕业，硕士学位的获得。但这个事我记得一生。 这篇论文，印一式两份，一交学校，一交新亚细亚学会由顾颉刚转交，实践我的诺言。“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自然不提什么论文的事。到了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审查我，竟找到了顾颉刚先生调查我的情况。顾颉刚先生大吃一惊，他本以为我已牺牲了，现在却发现我居然还在，于是告诉造反派，我那本《中国土司制度》论文，他于1944年以中国边疆学会名义替我出版了，由成都正中书局印行。但是我始终没有见到。还是我重返燕园教书时，我的学生张植荣在图书馆看到这本书，说是由土纸印的。 我去边省调查一事，引起校方与同学们的注意，一时在校园也成了大家知道的人，司徒雷登还特别请我到临湖轩他住处见我并请吃了一顿饭。 研究院毕业了，考虑出路问题。1936年傅作义在绥远当政，他收复了由日军支持的德工搞的傀儡“内蒙自治政府”所在地百灵庙，一时成了抗日英雄，平津学生对他极为推崇。学校介绍我去他那里工作，他也极力拉笼平津学者、知名人士以扩大其势力及影响。我曾去城内绥远办事处联系过，对于官场的派头仍是看不惯。回来向系里表示我愿留系工作，心中想将来可以留学美国得个博士学位回国当教授，并不愿去当绥远那个官。我仍迷恋学校生活。 1937年上半年，当我埋头写论文时，每周末进城看电影，感觉到一种特殊空气。街上日本军人增多了，皮鞋声不断冲人耳鼓，我常去北海很喜欢上白塔观全景，每次遇见一些日本军官在塔前边了望北京全景，指手划脚，口中念说不停。我不懂日语，但听那一副目中无人的口气，心中非常愤恨，忍受不了那股蛮横劲。另一面学校内人心惶惶，没有人安心读书，好像有什么大事要来，人们期待着、恐怖着，对什么活动都不感兴趣，学校空气沉闷。 就在这时，北平几个大学组织赴绥远参观团，应傅作义邀请，去绥远参观，去看看新收复的百灵庙，这是件吸引人的事，我毕业后就参加了这个参观团。6月底去绥远，7月7日到包头时就发生“七·七事变”，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全国抗日战争打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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