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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大研究院毕业论文通过后，我不愿去绥远傅作义处工作，向校方提出愿继续留校。如今自认为大事已定，就参加了北平各大学教授组织的西北考察团去绥远参观。此团缘起有一段经过，我听顾颉刚先生谈，有位段绳武先生招募河北移民在包头、五原垦荒已十年，他自然是受山西派（阎锡山当时统治山西、绥远，傅作义原为阎系）的支持。这位段先生为了扩大及巩固他的移垦计划，在北平组织西北移垦促进会，参加的有梅贻琦、张荫梧、顾颉刚、杨钟健、徐炳昶、刘治州、张星烺等教授、学者，并推顾颉刚为理事长。由此会发起组织西北考察团，以考查绥远抗日和移垦事业为号召，参加者数十人，多为各大学师生，我想利用此暑期到西北看看，随团于6月底乘火车去归绥城。 车出长城奔向西北草原，在大同住宿一夜，受到当地政学界欢迎，参观了大同的九龙壁，比北平北海的还大些，但为附近泥土污染淹没底部，不为当地人重视。大同石佛因时间关系没有去参观，甚为遗憾！燕京同学中有读社会、新闻系的邀我夜间去作社会调查，走向大同夜间小肆，灯火处处，有卖各种小吃、小摊贩摆有各种杂品、街道狭窄，但颇繁盛，人肩拥挤，间有穿花衣服的妓女拉客。过去虽听说过妓女拉客，现在亲眼目睹，很为惊讶。这一带是大同的贫民住所，也是无所不有的罪恶之区，官方接待人员是绝不会带我们来看的。大同之后火车驰向归绥，沿铁路两侧有很多田地遍种大而美丽的花朵，红黄白紫，非常鲜艳，问车上列车员，才知那是鸦片烟开的花，叫做罂粟，结果后即为烟土。整整一天，列车奔驰在罂粟花田地中，令人惊诧。有人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无论绥远官方，或地主都以种大烟赚钱。据说这还是阎锡山的一个政策，作为生财之道，但他不许山西省内种烟土，他要保护他的根据地。而在绥远大种其鸦片，所以绥远本地人很反对他这个政策，我们到归绥后，参观了大招。舍利图招，往北翻大青山去土默特旗政府蒙古包游览，渡黄河访昭君墓地。墓地已湮没不堪辨认，我当时相信毛延寿画丑像之说，为昭君不平。读历史时，对汉朝和亲行动我不赞成，认为是民族的耻辱，非常欣赏唐人戎昱《咏史》一诗： 汉家青史上 计拙是和亲 社稷依明主 安危托妇人 岂能将玉貌 便拟静胡尘 地下千年骨 谁为辅佐臣 我同一两位对历史有兴趣的同学，在指定的荒堆上凭吊千古和亲佳人王昭君，不免触发思古之幽情。接着参观了伊克昭盟王府，王府在那茫茫沙漠里，俨然画栋雕梁，一大建筑群，时小王爷不在，据说常住北平，由其总管接待，府内庭院幽深，还有花园树木。府外只有一条破旧小街，不过三、四十户，据说是为王府当差服役的小市集。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沙漠见到蒙古王公的府邸。 归绥住了三天，即乘车去包头，车沿大草原行驶，北面是大青山脉，南是黄河，草原一望无际，公路就是草原略加整理而成。我们坐在车上领略大草原风光，看见蓝天白云的天空下，远处有牛羊群蠕动，真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之感。面对这古代兵战之地，想起《吊古战场文》的词句，抚今思昔，感慨万千。今日这浩瀚大平原又将临新的侵略者的蹂躏，心中很不是滋味。到了包头后，就知道北平发生了芦沟桥事变，顿感到国难当头，无心参观，大家聚议怎么办？议论一阵，宣布考察团解散，各人自定行止。我与几位北平有家的同学及北平大学学生一同急急返回北平，怕迟了铁路切断归不得了。 返回燕京校园，人已走空，只剩下校工及少数学生，本来正值暑期，又兼日军炮火，当然留校人不多。我们当时以为这是美国人办的学校日本人不会来搅乱，学校大门关闭，门外即有日本军队炮车轰轰而过。听说29军抵抗很英勇，在宛平、北平城郊打了几次胜仗，大家高兴欢呼，为29军募捐慰问。不到一周，忽然日军飞机以燕京水塔为标示，飞机直冲水塔西折大炸西苑中国驻军及营房，我们在校学生尝到了飞机轰炸的恫吓。日机飞得很低，不仅飞机上太阳标志甚至驾机人都可看见，一阵狂轰乱炸之后，北平宣告陷落，29军南撤，日军骑兵铁蹄已来燕京门外巡视。8月初，北平成立了什么维持会，宣示安民布告，由它临时维持社会治安。我就在平津通车的第二天带着简单的行李乘车去天津，我几年来买的书籍、衣服（当了研究生后还制了两套西服）、一部照相机（那时我已开始学照相），还有许多相片，包括我去川边、打箭炉、云南的照片，都留在学校，从此丢失了。沿途各站皆停车，受日军检查，主要是搜查中国军队及抗日份子。看到各站都驻满日军，日本宪兵上车检查，我们敢怒不敢言，非常恼火，只能暗下决心决不做亡国奴，誓死要打口北平。到天津英租界住下，那时逃出来的学生很多，彼此联系帮助去大沽口乘英国怡和船去青岛，在8月10号左右登上了英国怡和轮船。 轮船上挤满了平津逃亡出来的学生和老师，这是条客货船，铺位、房间很少，大家都挤在装货舱的甲板上。我找不到坐的地方，只好同几个人坐在船的栏杆上，船在海浪中前进，非常危险。我第一次乘这种沿海岸的外国船，看到海水碧蓝，一望无边。虽然季节较好，风平浪静，但海水滚滚，仍然颠簸得很厉害，我吃不住这种颠簸，几乎呕吐。甲板上拥挤着尽是学生，大家在船上似乎逃出虎口，自由多了，谈笑说唱，无拘无束。那时流亡三部曲盛行，人人都会哼唱几句，船上歌声不绝。大家也都谈到参加抗日问题，蒋介石已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抗战决心，说什么抵抗一开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大家要救亡图存。但是我们这些平津流亡出来的学生却不知究竟将去哪里参加抗战。有的说要去南京，有的说去济南，那里有平津学生招待处，有的要去河北内地发动群众，众说不一。我当时抱有一种特殊心理，不愿在日本铁蹄下做亡国奴，也不愿丢弃燕京校园那种读书研究生活，希望抗战早日胜利，我仍然回到北平去，现在的流亡只是暂时的。我并且自视很高，认为我已是大学研究院的硕士，已迈入学术专家的大门，同一般大学生不同，我有自己走的路。 在青岛下船后，我就与平津学生分手，买票由济南下南京去苏州。我对苏州仍然很留恋，这时，特别是“八·一三”上海已打起来了，我去苏州干什么？现在想来非常奇怪，无非是苏州有朋友，看看朋友，具体讲就是去看看杨家。一到苏州，到处慌乱，人心惶惶，但抗战情绪很高。上海打仗，苏州是后方，日机常来轰炸，街上管制很严。杨公素家已搬，我找到宣叔昭家住下，经打听找到杨家，只有杨公素母亲、杨云碧和杨云慧（她们从南京、上海回来）在家，杨公敏在上海交通大学。见到了她们时，正商议着去哪里逃难，云碧等主张去上海租界，认为那里是在英美法等国保护下最为保险。 我在苏州住了三天，已不可能像我来时想的去苏州各地看看，只能作临别的一顾，便急急忙忙乘火车到下关抢乘轮船去汉口。急急忙忙奔走不是我一人，大家都是一样，都在找自己认为安全的地方，但远离战场是一致的。我乘上去武汉的外国船，当然也是拥挤不堪，在甲板上找到一席之地，日机常来侦察，我看到船上挂的英国旗。我们竟然在英国旗保护之下才避免日机的扫射，感到不是滋味。过去乘坐外国轮船多了，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今天，全国抗日战争打响了，民族自尊心突然提高了，看到要受英国旗的保护，感觉难受。在船上同几位同行人谈起来都有同感。到了汉口，找一个小旅馆住下来，准备想想下一步怎么办。那时武汉抗战情绪很高，天天在宣传战争的胜利消息，到处宣传中国军队的强大足以打败日本，战争速胜论的空气感染了我。但另一方面华北战事不利，平津已失守，济南危急，听说冯玉祥为该线总指挥，竟指挥不了他的老部下西北军，节节败下来。我9月初到汉口，慌忙间在街上遇见顾颉刚先生和潘泽彬，小潘和我在燕京同学，他是顾先生的亲戚，我陪他们去黄鹤楼旧址和武汉大学参观。始知顾先生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聘请，与陶益和王文俊、英人戴乐仁，一起组织西北教育考查团，将去甘肃、青海、宁夏三省考察教育和做补助教育之设计。我请求顾先生让我同行，做一些事务工作，因为去西北也是我历来的理想，很想利用此机会继续我研究边疆问题的志愿。顾先生同意了，写信给中英庚款董事会批准我为考查团的助理员。于是在9月间我开始了抗战中的西北之行。 我同顾颉刚、潘泽彬三人乘火车于9月23日到西安，住西安当时最高级宾馆西京招待所。我同小潘一房，接着戴乐仁、王文俊等都来了。那时西安还是古城风貌，只有以鼓楼为中心东南西北四条大街，但以东大街最为繁华，因它直通火车站。我们在西安只去参观碑林。这是中国有名的历代书刻家的碑林，我们去看时，房屋破旧，碑林保管不好，有些碑甚至为尘土淹没。顾先生看后非常不满，讯问管理人员，说没有经费，他们以卖拓本为生，现在抗战更无人过问了。 那时由西安去兰州除一条西兰公路外，就只有欧亚航空公司飞机可通，顾先生将小潘送往武功进西北农林专校后，要乘飞机去兰州，他和陶孟和、王文俊的行李（乘机只许带15公斤）都交给我坐汽车带去兰州。当时的西兰公路人们称为稀烂公路，路面全是泥土，晴天行车灰尘扬天，满身尘土，雨天最难了，泥泞路滑，客人下车推空车也难行走。有一两天，只能在小镇上停留住宿等雨停了再行走，可是在这些小镇上居然有酒馆技院，供司机及行人娱乐。那时乘车的人一上车一切均听司机的，正副二司机命令一切，他们说走就走，说住下就住下，生气也没有办法。最长最困难的一段是华家岭，车行终日，盘旋岭上，天旱、日毒、无一丝凉风，人坐车上闷气、口渴、汗流，土尘又大，真是难过。全岭大约几十里，没有人烟，司机怕下雨抛锚，也顶着苦热将车开过了，我们都松了一口大气。由西安到兰州公路约一千多公里，我们走了一星期多，10月14日才到兰州。顾颉刚、戴乐仁等已去甘肃临挑河一带考察归来，我向他们谈及路上旅行情况，顾先生以不能同游华家岭这西兰路上最高峰为憾事，而我对华家岭一段乘车经历实感不堪回首。 在兰州我们住甘肃省教育厅设置的招待所，戴乐仁住福音堂，习惯于他们西方人特殊的环境与生活。我在兰州除办理他们委员们交待的事外，闲余时间很多，可以漫游这古代名城。兰州比西安小，但有特点，西北回族与内地回族不同，身体高壮，少年即长须，三、四十岁的人皆长须满面。街上回族小店、小馆很多，而大的铺店大半是陕西、山西人开的。兰州有名的黄河铁桥为清光绪末年陕甘总督什允光委德国商人所建，桥高丈余，宽二丈余，在桥上一看，桥下黄水滚滚，流速很快，时有羊皮划P穿流急驶而去，远处见有高大水车，形状如大风轮，借水力转动，灌高田、供食水，也是一奇观。 10月21日出发去西宁，赴青海考查。晨由兰州陆军运输处汽车总队长处包卡车一辆，顾、陶、王三位和我均坐在卡车后大车框内，前驾驶室只坐司机及其副手（实际是学徒）。经满城。永登（平番）住下，沿途见有左宗棠种植的左公柳旧迹。当时他由陕西华县种树到新疆哈密，曾有“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波玉汀之美誉，现在几经砍伐，所存无几。次日宿窑街一小学，此为甘青两省交界处。24日抵西宁，住昆仑大旅社。西宁为青海省会，马步芳军辖地，顾颉刚、陶孟和、王文俊三人拜访青海省民政、教育厅、参观学校。那时青海省政府主席为马麟，驻军军长为马步芳，整个青海是在回军统治之下。27日，军部。省府派人陪同我们游塔尔寺，这是我第一次参观著名的喇嘛庙，受到二老爷（管事喇嘛）招待，第一次喝奶茶，食炒面（糌巴），有种特殊味道，难以下咽。由他引导瞻仰大小金瓦寺，在太阳照耀下金光闪烁，灿烂夺目，大殿里供奉佛骨塔，多为金银铸就。又参观一喇嘛住家，较为整洁。那天有庙会，见有一些蒙古、藏人一步一叩头，远自千里外这样磕等身头来拜佛，可见藏、蒙族对喇嘛教信仰之深。11月1日返回兰州。这次去青海，顾先生他们考查教育，忙于参观坐谈，我唯陪同，做笔记，但我另有感觉，抗战在青海看不见有何表现。青海为马家军回人统治，在马军长处见有新疆来的曾闹事失败的霍家尼牙子（？音同，字恐有错）不知有何活动。而到塔尔寺后，才知道青海省许多民族中，藏、蒙族虽不占主要地位，但他们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与信仰，马家军恐难统治其心。 回兰州后，考查团已落实自己的办公及住所，顾先生他们在开会研究如何在西北甘青省补助及开发教育事业（本来有宁夏，因抗战交通不便未去成）。顾颉刚曾叫我草拟一份开发西北教育计划，我则从我研究边疆及少数民族土司制度出发，拟定的计划重点在研究边疆问题，这自然与中英庚款董事会的意图不同，顾先生看后告诉我此计划不能得到同意。我拟的计划中心是想在此计划下继续我的研究工作，得以在西北呆下来算是找到自己的出路。此计划不行，据顾颉刚讲，准备用庚款在西北搞一科学普及实验性质的事业，我在此事业中当然找不到位置。 1937年11月，南京失守，抗战处在紧急关头，由苏联驶来大“羊毛”车，实际是军火车。前方抗战紧张，我感到读书办教育已无救国希望，弃笔从戎，才是一个青年人最应做的事。我不甘心在兰州无所事事，乃同顾先生商谈要去武汉，另找机会抗日或做其他什么工作，他同意后给了我路费，我于11月18日离开兰州搭乘卡车回武汉，从此离开顾颉刚先生，一直没有再见过他。 我对他非常敬重和怀念，他不但是著名学者，还十分爱护青年。他是史学家，对中国古籍经史有极深的造诣及建树，而他对通俗文艺和边疆问题也十分关心。我的研究工作得他指导及支持很多。解放后我去了西藏，听说他受到政府的聘请负责主持标点二十五史，但因在藏，无法同他见面。 我离开兰州时因乘车困难，搭乘一个中央禁烟委员会西北考查团五人包租的一辆卡车，经西兰公路走了五天才到西安。在车上与他们同行同住混熟了。开始时这些人自认是中央政府的官员，对我这学生看不起，后来却极为要好，认为我是有学问的专家。他们知道顾颉刚，更知道中央庚款董事会，因为沾一点洋人的气味，他们对我就另眼看待。到西安后说我们同行一道不容易，交个朋友，请我上馆子吃一顿分别酒，饭后拉我去开元寺打茶围。开元寺在东大街，是西安公开的妓院所在地，打茶围就是去妓院找妓女陪吃茶点，要是看中了那个妓女就可同她深交下去，要请客人朋友到她房间开几次盘子（即摆上很多茶点）、吃花酒，然后可以同她住宿。我第一次看见和听到这些，所以跟他们去了，我表现得很别扭，很不适应他们那一套应酬与打情骂俏，他们却是老手，一去就热闹起来，叫条子、转条子（叫条子就是叫姑娘，称妓女为姑娘，转条子就是你看中了那位妓女就请朋友去她房间打茶围）闹个不停，他们要为我介绍一个，我拒绝了，一是看不惯那套，也不耻去玩妓女，再者也没有钱。他们见我有点不高兴就让我先走了，一再说这是逢场作戏，不必认真。后来我又去过西安几次，虽说是抗战的后方，西安面临潼关黄河日军前线，但只要敌机不来轰炸，仍是歌舞升平，战时繁华之地，人人发国难财、抗战财。开元寺生意好得很，那些国民党党官、军人无不去寻花问柳。西安成为畸形发达的社会。 由西安到武汉后，先住青年会体育房里，因华北、平汉、平京路上日军节节前进，南京失守，大批逃亡官员，政府机构、各种人士及群众来到武汉，武汉常遭到敌机空袭，我在一次空袭中丢失了行李，急忙搬去武昌武汉大学去住下。我有几位燕京同学，其中有位姓赵的燕京同学，他现在武汉大学寄读，我就搬到他那里住。 在武汉的燕京同学知道燕京大学已在北平开学复课事，它是借美国的后台不允许日本的干涉而复课，日本也要使北平平静给人们一个它统治下的稳定与和平的假像，而让北平各学校、商业、交通等恢复“原状”。于是有人经粤汉路由香港去天津返校，燕京捎信要我回校办理硕士学位手续并留校当助教。这自然是我原来选择的道路，但一想在日本统治下生活，总是有当亡国奴之感，我不愿意。要是有机会参加抗战，打回北平去岂不更好。 正在徘徊犹豫时，遇见朱远谋，他是我们去绥远考察时认识的，是北平大学学生，广西人，此人能言善谈，热情友好，他也住在武汉大学，积极在广西军队中找关系。他知道武汉大学生正在原武大老同学、现任中央陆军83师的秘书谷若虚的活动下，组织一个抗日战地服务宣传队，去山西83师前线为抗战服务作宣传工作，并知道83师隶属14军，它们正在山西办一个什么抗战工作人员训练班。那时抗战兴起，人民抗日意识很高，各种训练班到处都是。各地流亡学生很多，有的住在武汉大学，找机会继续读书，或者参加抗战。 武汉形势紧张，敌机差不多天大轰炸，但武汉抗日情绪很高，大家奔走寻找抗日道路。我在这时遇见我大哥余燕昌，他劝我回沙市家中住一时期，过了抗战再说。那时人们都受了国民党政府的宣传，连胜论的思想占上风。我在抗日气氛高涨的情况下，如何能安心回家过清闲日于？我找到与共产党有关系的燕京同学想去延安，他说去延安的太多了，都要先去抗日军政大学受训，不如去临汾阎锡山办的民族革命大学。那时山西是抗战前线，八路军和丁玲领队的抗日服务团、宣传队是青年人羡慕的偶像。他们在山西打了胜仗，极为鼓舞人心，去山西前线抗战是当时武汉的抗战青年最时髦的号召，自然我也想去，但一听去革大还要受训，去抗大要受训，心中很不高兴，心想我研究院已毕业了，现在抗战还要受什么训？十分反感。14军在山西赵城开办一个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到处招生，并聘请教官，谷若虚也负责聘请教官。朱远谋以北平大学生毕业生的身份与谷联系受聘，极力介绍我应聘。这样我与谷若虚见面了。那时许多学生特别是平津、各地沦陷区的大、中学生逃亡在武汉、西安，都极积活动要参加抗日，各个地方各种军队都在抢人才，开办各种宣传队、服务团拉笼学生，以壮大自己的势力，方式采取共产党、八路军享名一时的抗大和战地服务团的形式。谷若虚了解我的学历后，就聘请我为武大战地服务团教师，并推荐我为14军的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当教官。这样既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又满足了我的速胜论的观念，叫着打回北个去，以抗日胜利者的身份回到燕京。可见当时我对抗战的认识如何幼稚与浅薄。 1937年底，武大战地服务团出发了，他们都是青年学生，热情高涨，抱着去前线抗日作出贡献与牺牲的精神，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乘上去河南渲关的火车。我同朱远谋、还有一位武汉大学姓王的毕业生三个人，作为教官身份同他们一起坐着铁门车经郑州，转陇海路到潼关，过风陵渡，坐阎锡山同蒲路的小火车，在冰天雪地中到达赵城，住在汾河岸边的一个村庄中。这次旅行虽沿途受到日本飞机骚扰，但情绪高涨，一路抗日歌声不断。 在赴赵城沿途的几天火车生活中，大家互相有了较多的认识与了解。这位朱远谋虽然夸夸其谈，但他胸无多少墨水，我知道北平大学是我们所说的野鸡大学，专为混个文凭的学校。而这位姓王的武大毕业生，比老朱高明不多少，我自视比他们要高明得多，他们也慑于我的名牌大学与学历对我尊重，我们这一群人，有抗战的热情，却没有什么抗战的本事。只好到了赵城再说了。 到了83师师部后，师长刘戡、参谋长魏巍及师部各处官员和各团的团长等举行了一次见面会，也算是欢迎会。这些军官都参加过1937年秋忻口抗日战役，他们与八路军配合作战，很欣赏八路军的民运工作，战地服务团不只宣传组织群众，还宣传鼓励战士，使全军士气高涨。看到他们也将有战地服务团类似的青年团体，极为高兴，他们鄙视原有国民党军队里的政训处及其政工人员，说他们只卖狗皮膏药，当官拿钱不干事。在见面会上由魏巍讲了几句话后，即由武大的服务团表演节目，除了唱了几首当时流行的抗日歌曲外，还表演了一个活报剧《大刀进行曲》。照我看来，无论唱歌和活报剧技术都不怎么好，但是精神很好。 谁知在这时发生了问题。14军军长李默庵接受了魏巍的意见，要举办一个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原来中央军在忻口战役中受挫后，他们的政工工作，濒于瓦解，而八路军的军队政治工作及民运工作十分活跃，使他们颇为沮丧与羡慕，于是他要招收流亡学生，经过短期训练后，帮助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和随军民运工作。以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名义在各地招生，同时魏巍还去延安取经，会见了毛泽东、罗瑞卿、肖劲光等。 14军的招生广告在西安、武汉、长沙等地登出后，招来了北平、天津、河北、南京、江苏、山东、山西、东北等流亡青年数百人，其中大、中学生较多。1938年初，这些青年来到赵城，正准备开学时，听说这个训练班的名称叫做“14军军政干部训练班”，群情大哗，认为这是欺骗他们当下级军官和政工人员的阴谋，与招生广告宗旨不符。结果，主管人员无奈，只好仍然宣布为“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这不是简单的名称之争，而是两种体系两种政治态度之争。青年学生们要求的是抗日工作，不是去他们军队里当官，抗日战地服务工作八路军已作出榜样，人们是想按照那样去参加抗日的。 训练班的名称问题解决了，武大这一伙又发生问题了，因为83师要他们也去班里受训，他们群起反对，说他们由谷若虚聘请来为抗战服务的，他们已是一个服务宣传团体，不能去受训，否则就解散回武汉。僵持了几天，各若虚的话说尽，允许他们二、三十人不拆散，以一个整体受训，结束后仍以一个整体回83师工作，解决了他们的问题。至于我们三人原来就是两个身份，武大服务团的教员，赵城训练班的教官，自然地参加了赵城14军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当教官。 14军赵城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主任是军长李默庵，副主任是属下两个师长83师刘戡，10师彭杰如，而实际主持负责的是83师参谋长魏巍。在开学前他曾召集我们一班当教官的开过会，黑压压坐一大片，其中团级军官不少，他讲了他的办学计划与分队组织，名为征求意见，实则无人发言。训练班分四个队，第一队成员主要来自西安，第二队来自山西各地，第三队来自武汉、长沙，还有个别平、津、宁、沪、鲁、豫的流亡学生，第四队以武大的战地服务团为主，兼有其他各省的学生。各队队长是军队派来的团长、副团长担任，政治教官是从西安、武汉聘请来的。我被派到第四队任主导教官，队长是83师的一个副团长。教育长魏巍主讲“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问题”，是集中各队所有学生教官统一要听的大课。我在四队上课讲的是日本侵略历史，这本来是我专长，讲来头头是道。而我受学生欢迎的却是述说日军、高丽棒子在北平、华北的侵略横蛮行为，我那时年轻气盛，说话声大词快，为求同学们感动，用极为煽动的语言，激起同学们的热情，一时颇受学生的拥护。那位队长似乎要和我争取学生，每次我讲完课后，他也借站队受军事课的机会，也大讲其抗日战争的经过。我们同为四队的主要人员，表面上感情很好，他以主人身份主动照顾我，暗中却各自使劲争取学生。我有较优越条件，本身就是流亡学生，又是北平名牌大学的硕士，同学生接近既自然又亲切。 训练班招来有五百余人，受到国民党内各派的重视。在山西前线国民党嫡系部队中办这种训练班的当时只有14军一处。国民党内原来搞军队政工的部门和当局都非常不满，因为他们被排斥在外，一切由魏巍按八路军方式办班，将来要代替军队中的政工工作。在各军政训处取消后，14军的两个师留下少数原政工干部来训练班工作，他们受到学生们的冷淡，就出现了谣言说训练班里有共产党派来的学生，但是那时共产党已是公开合法的，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多数倾向于共产党，他们的谣言影响不了学生，却引起军官们的注意。 我们四队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去乡村和军队驻地宣传抗日。表演节目，其中以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最为士兵、群众欢迎。这个宣传队以江浙来的学生为主，他们后来同我混熟了，告诉我他们逃亡出来沿途以演出为生，来到赵城参加训练班是来看看能否发展下去。因为他们演出好，其中有两个女演员特别受人欢迎，10师、83师都想要。最后卒业上前线了，他们认为在这里没有发展前途，或是他们有进步（共产党）背景不知道，总之他们走了，离开了训练班。他们互祝“后会有期”而别。 正值阴历新年前夕，日军在山西短暂休整后，即沿同蒲路南下要打通晋南到风陵渡，强占同蒲路的通道。训练班立即结束，组织成若干战地工作团（队）随军队去前线作战，14军担任霍县、赵城前面韩信岭一带防务。我当时被分为83师战地工作团副团长兼第一队长长，团长是谷若虚，他带着他的武大宣传队去另一个团随军工作。我带着三十几个学生去韩信岭附近一个村子住下，找到军队的团长，他说要打仗，“你们住在这里搞宣传服务工作吧。” 我那时带领三十多个学生，要上前线打日本，情绪高涨，当时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宣传，速胜论思想占主要地位，在开会时高喊“打到太原去过年”，“打回北平去”的口号。到了韩信岭附近村子里，住在一个庙里，分配队员去各村调查情况，宣传抗日并找村长头人组织群众为打日本服务。头几天的活动，队员回来报告说群众根本不知道抗日战争这回事。山西多年在阎锡山封闭下，采取尽民政策，见到军队就害怕逃走，我们正计划如何在这里向附近的群众做工作。前方战事吃紧，已听见大炮声，有少数伤兵下来，讯问之下，说日军已占领韩信岭，我军已撤走。他们走也不通知我们一下，派人去联系根本不知去向。这时日机已来侦察，又听到机关枪声，一位伤兵说你们再不走，就要当俘虏了，于是我们急急忙忙撤走。大亮时赶到赵城，谷若虚说军队已翻霍山进入山区打游击，正面沿铁路一带已让日军占领了。于是我们又马不停蹄向霍山前进。霍山是晋南汾河平原靠东一大山脉，山高林深，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晋国有名的大山。我们爬了一整天，到晚才走到山中一小镇北平镇。到处是军队人马，睡的满街都是，老百姓见来了这么多军队都跑了。没有吃的，我们只好用钢盔炒黄豆充饥。第二天见刘戡和魏巍，他们说日军沿同蒲路南下，要占风陵渡，我们已无后方供应，只好在晋东南打游击，分配我们队随一个团去安泽县古城附近一带活动。 我同队里的学生对国民党中央军的印象太不好，他们也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是卖狗皮膏药的，根本不关心我们的生活。大家要求不同军队在一起，为他们服什么务，我们队自己干。我们队开到安泽县山区高庄后住下来，大家开会讨论如何办。 我这个队大部分来自天津、江浙和山西本省，大学生有天津南开的夏讷，其余多是高中、初中生，有三四个女生。沈承恒。陆秀云是江苏无锡的，她们亲如姐妹。这些青年凭着抗日爱国热情，不为名、不为利，为了救亡图存，每人每月发的生活费15元，仅够食用，生活艰苦、工作积极。 进入山区后，93师与10师中央军因风陵渡被日军占领，切断后方，部队给养困难。山区老百姓见来了军队，害怕都逃跑躲起来，是我们工作队到处找到他们，宣传抗日道理，说中央军公买公卖，劝他们回村拿出粮食（小米、白面）、食物、牲畜，替军队解决了困难，这样，那些军官士兵才对我们另眼看待。但是也发生军队司务人员买东西少给或不给钱的事，再有一些军官看中我们队里女队员，常来纠缠，这些引起我们极大的反感，在会上许多人反对与军队随行，要求我们自己抗日。我觉得跟着部队走不是办法，他们要打仗经常移动，我们除了作为附属员，不能发挥力量，提出在高庄多住一些时间，发动、组织群众，作为抗日的后方。 日军南下攻人安泽县城后又撤退，83师师部进入安泽县城，我翻过两座山去安泽汇报。这时谷若虚以战地服务团团长身份兼管原来师政训处工作，我向刘戡、魏巍、谷若虚提出我们的意见，他们同意了，让我们在高庄一带多住一段时间做民运工作。在日军进攻时原安泽县长跑了，全县行政工作瘫痪，我们实际上代替了县区工作。 1938年4月我们就以高庄为中心开始我们初步的抗日工作。日军南下时路过高庄不远的古城镇，烧杀抢劫，把原来繁华的小镇一扫而光，大掠而去。古城有从河南移来的居民组织红枪会自卫，我知道这件事，派赵大斌带人去调查了解，他汇报群众抗日情绪不错，于是我同他商量做红枪会的工作，由他负责带人去搞。我们与村长搞好关系，开宣传会召集群众讲抗日道理，根据群众怕日本来了没办法的心理，我们提出组织自卫队。为了解决自卫队的枪支问题，由夏讷、贺尧出面向附近石壁村姓张的大地主打主意，指责他私藏军火，将他扣押，要他交出枪支并罚交小米几十石为自卫队用。离高庄一天路程有镇叫曲亭，那里有盐仓，日军撤走后，当地负责官员逃跑了，一时无人负责，我们决定动员高庄、古城一带人民去把盐搬运进山来。我们还在高庄一带恢复小学教学，由女同志出面召集妇女开会宣传抗日并做些抗日工作，劝孩子上学，为抗日部队，实际就是我们这个队做后勤。在古城镇做红枪会工作人员不够，因为红枪会有人被日军枪杀后一时各村都发展起来，我们办了个训练班，召集当地青年参加，因此又吸收了一些本地青年参加我们的工作。 我们在高庄近一个多月的工作，能够自由地活动，主要是因为日军的屠杀在我们宣传下激起群众的怒愤，更为重要的是日军走后山西旧县政府已崩溃，新的牺盟会、新县政权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在这期间以中央军的身份做了这些事。这都给我重大的启发，改变了我对抗战的想法。 我在1937年底来山西参加武大战地服务团与赵城战地训练班的想法，有速胜论的观点，要打回北平去继续过我的学校生活，在个人前途上并没有想在抗战中搞什么名堂。经过几个月的体验，觉得要打败日本不是件容易简单的事，国民政府的中央军看起来很不错，虽也打了些小胜仗，但总的不行，根本阻止不了日军前进的计划。大的战役，一接触就溃败下来，现在日军已占了风陵渡，切断了我们后方，我们不得不自谋生路。在高庄的经验我认为可以把群众组织起来，组织自卫队，在日军占领不到的地方建立一个稳定的后方与日军周旋，只要能掌握地方政权，或者与区村政权——区长、村长合作抗日还是有办法，特别是古城红枪会给我的启发很多，认为可以掌握它为我们抗日所用。跟着军队走做服务工作不是办法，当军队的附属物，替他们跑腿找吃的，一旦打仗他们根本不顾我们自己走了，没有把我们当作他们的一部分，我们何必要同他们一道。现在想要抗日必须自己搞自卫队来干。这是我同我们队少数同学的想法。 1938年6月间，83师长刘戡升为93军军长，早在5月间他的军队在安泽县和川击溃日军一队，打了个小胜仗，增强了他们在敌人后方抗战的信心。刘戡、魏巍就在柏子镇召集山西第三专署薄一波、五专署戎子和专员等开会，讨论地方政府协助军队作战，并透露了他们93军要在这一地区建立敌人后方抗日根据地的意图，在以谁为主和军队参加地方政权问题上发生争论。当时刘、魏都不知道薄一波、戎于和的中共背景，更不知他们所领导的牺盟会和决死队的政治背景，还把他们当作阎锡山旧政权一样看待。会议自然没有结果。83师改为93军的一个师，93军成立，魏巍就把我们战地服务队召集起来开会，讲了今后继续在敌后作战问题。我赶来柏子镇，见到全部服务团的人都到了，大家议论纷纷，许多人要离开山西，听说黄河在垣曲一带已可过渡，敌人打了垣曲后撤走，它没有那么多军力守住攻下的地方，只能守住同蒲路一条主要交通要道，广大的乡村仍然在我们中国人手里。武大来的大多数都要走了，我们队里有些人也要走，其中包括沈承恒，她与陆秀云原来如姐妹形影不离，她要走，陆己同邵大勇恋爱，俩人就分开了。 魏巍把在赵诚训练班的人员当作他的学生，他极力要留下这批人，作为他搞敌后抗战搞地方工作的基本人员。他找我谈了两次话，我那时态度很明确，认识到抗日战争已不是一两年的事，要在敌后抗战就要像我在高庄时的作法，组织群众自卫队，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抗战，不能随军队活动。如果能这样做，我就留下来。刘戡、魏巍同意我的建议，并说他们已向山西省方面提出划分抗日据点的意见，就派我为灵（石）霍（县）安（泽）赵（城）四县93军特派员，组织四县的人民自卫队。他们给了我一些枪支、手榴弹和在四个县留下的人员。他们军部及军队先后离开这些县开赴南面去作战了。 我留下来搞四县自卫队，对我来说，是在山西前线搞了半年抗战思想上一个大的转折。从93军来说，魏巍有在山西敌后搞根据地的想法，他利用中央军曾同八路军、地方军共同作过战，想占几个县作为93军抗战的根据地。在拍子镇开会时，受到山西新军决死队和有关专署的反对。但他没有放弃这个想法，虽然93军南调了，他仍支持我留下搞四县自卫队。那时，1938年初日本军队由太原南犯，打通同蒲路，占领风陵渡，晋南一片混乱，山西旧政权、旧军队跑了，新军、新政权刚建立，在这青黄不接时，中央军如93军钻了空子，占了些地方，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去搞四县自卫队的。 我开始做这件工作就同中央军的军官们闹了矛盾，导致我讨厌与他们来往。刘戡升任93军军长起初还兼任83师师长，他派我任四县特派员的同时还派我为该师一个团的指导员，这是魏巍的主意，因那时国民党军的政训处没有了，他想学八路军的政治工作，以我当指导员来改变他们军队的政治工作，我不愿意干，一心要去搞我的自卫队，魏说你暂时担任一下以后再说。我去了该团团部，团长原在赵城时训练班就认识，他召集营以上军官同我见面，吃了一顿饭。次日我就动身去灵石，在途中遇见一个下士军人抢买百姓粮食并殴打老百姓，我去禁止不行，我就将情况写信给魏巍，说不整治这种作风就搞不好军民关系，就不利于在敌后抗战。在魏巍严厉指示下，该团长（姓展）只有“挥泪”把那个下士（管伙食）枪毙了。这个事引起该团军官们对我非常不”满，放出话来说我作得太过份了，干预到他们军队里的事来。我从此也就不与他们来往，事实上他们军队已开赴晋南南边去了，结束了我与军队的这点关系。 我带了五、六个人，十几枝三八式日本步枪（缴获日军的，当时中央军一律用“中正”式步枪）来到灵石靠近火车站约三十里的村子王庄，住在一个庙里。这里刚被日军烧抢过，阎锡山的旧地方政府人员逃走了，日军退出住车站，只有十几人守住据点。 我们到了，村民先把村长找回来，群众看见有军队来了，陆续都回村来了。看到我们人不多，有点怀疑是否能保卫他们。我们进行宣传抗日、爱国保家道理，要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成立自卫队。首先是几个有钱有地的年轻人靠近我们，他们积极起来，其他青年也就跟上来，由一位姓田的地主儿子，据说在省城太原读过书，他很积极地靠拢我们，带头成立了村自卫队，一下就有二、三十人参加，由我带去的在赵城训练班学习的青年当教官，每天操练，听我讲抗日保家的道理。这些青年热情很高，他们一再要去火车站摸日军的军营，他们知道那个车站只有几个日本军和几个汉奸。我同意了，他们夜间去摸了一次营，放了几个手榴弹，说日本兵同汉奸一听就跑了，他们进站拿了些军用品和日军罐头回来，大家非常高兴，信心也足了。 我在这里住了近半月，夜间独坐在古庙佛像前，一盏青灯，照得阴阴惨惨，偶然看见墙上画有许多壁画，其中有张继的枫桥夜泊和金陵十二钗的画，并题有诗句，读到“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竟然引起我思念苏州的情绪，心中难免有点愁感，也看见红楼梦咏惜春诗，“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坐青灯古佛旁”。 在那夜深人静，满天月色下，自己在青灯古佛旁，忽然发出了思旧情绪。不觉发出了一声长叹，现在抗战也终非我长久之计，目前只是不愿作亡国奴，被迫从军，搞这些人民自卫的工作，内心深处仍然留念学校及当专家的梦想。这个念头埋在我心里很深很久。 我们来灵石这个村，刚被日军烧杀过，在我们来后把自卫队搞起来，村民都先后回来，村长早回来了，后来区里、县里也来了人，见到我们搞人民自卫队，弄得一些青年人靠近我们，这些山西旧县、区的人就有意见。后来山西第六专员公署和董天知领导的决死队也来了人，问我们在这里要住多久，是临时性或是长期的，我说我们军队要在山西敌后抗战，组织人民自卫队配合作战，当然是长期性的。他们就正式提出不同意，说中央军只负作战任务，关于地方工作，组织群众工作属于山西省政府，我们搞的那一套或者解散或者交给县区政府，更不能在村中征收粮食，捐款作自卫队用。这样我们就发生了一场辩论。我当时不知道中共外围组织牺盟会已参加掌握了部份山西政权，决死队中有了牺盟会及共产党的领导，把他们仍当成守旧对日妥协的阎锡山旧政府及军队，所以不听他们的话，我行我素。六专署及决死队当时也还没有壮大发展起来，对于我们这个临近日本车站据点的小小自卫队，虽然反对也容忍下来。 我组织好这个小村的自卫队后，就留下人和枪支，自己返回安泽县北平镇，把我的特派员办公地设在这里，因为我还有组织领导搞其他几个县自卫队的任务。 北平镇是安泽山里的集镇，有几十家店铺，是山区人民集市贸易场所。我住下后即去霍县视察。霍县由魏巍派一下级军官李伟去组织自卫队，虽然名义上受我领导对我也还尊重，但实际上不听我的，他搞得急些，他住的村子，也是靠近同蒲路小火车站，日伪军常出来，在附近村庄扰乱。他去时，山西旧政权跑了，他就在邻近车站的村庄，组织了脱产的几个村的自卫队，带有强迫性的要求村长出粮食为自卫队用。我去时县政权尚未完全恢复，村长们只好听中央军的话。他的队部与我在灵石搞得不同，带有军队里的一套作风。并列队欢迎我这个特派员，请我训话。他们曾在火车站附近设下埋伏，打击了一两次少数出来骚扰的日伪军。这一下就取得了人民的拥护。他俨然成为这个村的领导人，挂出了霍县某区人民自卫队的牌子。他并说已同山西旧政府和旧军队有过交涉。我对他说一定要搞好群众与地方的关系，脱产的人数不要扩大，少要群众的负担等。后来我又去安泽，因为安泽古城镇我们已有赵大斌等在那里做红枪会工作，自卫队搞得有成绩。为了扩大影响，我们把存在高庄的盐分发给已组织起来的自卫队（红枪会）和要组织自卫队的村民。当时因战事影响，食盐困难，我们分盐的事震动很大，安泽县长对我们提出意见，说我们乱动公盐干涉地方财政盐务。我与他讲理说这是群众在我们帮助下从敌人那里夺回来的，那时你们地方官都去哪了，现在根本无资格讲话，他哑口无言。 我也派人去赵城组织自卫队，那里我们去的较晚，山西新政权、牺盟会已在县成立，村民百姓听他们的，我们去宣传、组织自卫队较难。 1938年7、8月间，阎锡山在日军扰乱后撤退的城镇，以及广大的乡村日军未占领的地方，恢复了他的势力，派来新的县长，这些县长有的是牺盟会员。群众团体原有公道团，现在又有新组织牺盟会，有的县有商会、妇女、儿童等救国组织，再加上93军派的工作队，为了统一抗战，各县成立了战时动员委员会形式的组织，以调解统一各方的矛盾。因为大家都喊抗战，各派都抓政权、群众，自然发生矛盾，矛盾最突出的是公道团与牺盟会争夺县、区政权，我们与牺盟会争群众也争村政权。因为要组织自卫队就一定要有村长的支持，牺盟会各村有组织地反对我们搞自卫队，他们可以指挥村长、村公所对我们不理睬，或者阳奉阴违，在霍县、灵石双方矛盾较大。安泽因我们在古城镇红枪会中早有基础，后来的山西本省力量在群众中威信还未建立，我们占了优势。我虽常住北平镇，但经常去这几个县解决与他们的矛盾与困难。那时共产党内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口号，我并不知道这口号是共产党、八路军提出的，我负责的几个县既没有八路军，也没有公开的共产党，只有倾向共产党的牺盟会，我更不知道牺盟会就是共产党的组织，因为它的力量大，又提出“一切服从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自然要同它搞好关系。后来才知道这个口号是由王明提出来的，是错误的，在六中全会上受到批判。共产党改为在“统一战线中要独立自主”。可是在当时1938年初我是不知道的，我在安泽县搞的自卫队，虽然受到县政府，牺盟会的反对，但在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口号下，他们也无可奈何。四个县其实只有安泽是在县城里，保存几乎全县的村镇政权，其他三县城国近铁路线都被日军占领，县区政府都在乡村。我曾在安泽县城的战时动员会上发表讲话，一面说抗日的道理，一面说我们在这里主要是为抗日才组织群众自卫，并不干预地方政权。实际我们组织自卫队，它的活动、训练、给养、指挥都要牵涉村、区政权的人事、管理和财政收支，哪能不干涉地方政权，而这恰恰是当时山西各县公道团与牺盟会之间最大矛盾，现在我们又插了一手，情况就更复杂了。在各县又出现了决死队武装，是阎锡山的新军，其中军官多半是旧的阎锡山的老部下，而政工人员下级军官多半是倾向进步的青年。当时我与他们接触不多，因为他们是流动作战的，只有在霍县同我们自卫队合作过又闹过冲突，李伟带一些自卫队员同决死队的一些人摸过日本的岗哨，日军少数人出车站来乡村扰乱，他们设埋伏袭击过，这是合作的一面。但在村里双方因收取粮食、供给、牺盟会县长要撤换倾向我们的村长，闹起矛盾，几乎打起来。 当时武汉吃紧，山西政治形势大变，新旧势力争夺，八路军在北面五台山一带，在晋东南长治一带开始建立抗日根据地，阎锡山请来共产党帮助搞牺盟会、决死队，三、五、六专署都用上共产党的干部，在抗日战争下，山西敌后前线，政治军事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我却一点不知道，一心只想搞好自卫队作为93军在敌后抗战的基础。93军南撤了，北平镇一带来了西北军17军高桂滋的部队，他对我们在各地搞自卫队不理解，曾问过我，你们部队南撤了，你们为何在这里搞自卫队。我说93军曾同三、五专署说好，以这些地方为93军敌后抗战的根据地。高属杂牌军，他是暂时驻防，不敢得罪中央军嫡系部队，就不问我们的事。 有一次，由重庆来了战地记者团，到了北平镇，高桂滋出面招待，把我也请去了。这些记者，我忘了他们的姓名，对于我搞的人民自卫队非常有兴趣，专门同我详谈了一次。我当时消息相当蔽塞，对于整个抗战形势，国共合作，山西战地情况都不知道，对他们提的一些问题答不出来，只就我所想的要在敌人后方抗战必须有据点的道理说了一些。后来才知道，这几个记者中有地下党员记者。我错过了一次了解当时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机会。 到了9月，我接到由高桂滋转来的93军魏巍的电报，说军队要有移动，要我收缩自卫队，带着人员速回中村军部。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我仍不愿撤销自卫队，留下安军泽、霍山两个有基础的自卫队，把赵城、灵石两队人员枪支带走，沿霍山、赵城回到中村。 原来1938年春末夏初，国民政府的33军团部和93军军部都住在沁水县中村镇。那时余毓生曾在八路军办的东路军政治大队受训归来。魏巍把余招来，向他汇报了受训经过，谈到了八路军的政治。民众运动工作。魏巍曾表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意见，因为他对国民党现在执行的三民主义失去了信心。当时魏巍认为日军在占领风陵渡后，即将占领西安，那时完全占领了黄河渡口，晋南的中央军就与大后方断绝，失去了后方的依托，蒋介石对他们也难以控制，他们不得不在敌后自谋生存，这就给他魏巍所想的开创一个独立抗日的局面的一个机会，刘戡是支持他在敌后坚持抗日的意见的。于是魏巍乃向李默庵、刘戡提出了建立敌后根据地的计划。为此首先要建立一个地方工作指导委员会，因为在中央军的任务中不许搞地方政权工作，它原来的政训处只做军队内的政治工作，后来成为蒋介石派去监督军队工作，受到了军官们的反对，抗战一开始就被他的军队把政训处实际取消了。 建立地方工作指导委员会（地工会），实际就是要参加地方政权，在山西阎锡山的地盘，由33军团地工会派去几个县的工作队，参加到各县的动员委员会，名义上是动员群众支持中央军作战，实际要干预政权，成为县政权领导的一份子，这些县的县长先后已由牺盟会掌握，这样就发生了与牺盟会争夺政权与争取群众的矛盾。余毓生在八路军办的东路军政治大队学习过，但因时间短，也因为它是一个基本上统一战线的训练班，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普遍受到全国人民和全国军队的称赞与羡慕，他们受到了抗战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所以无论杂牌军、中央军的军官们都要求学习八路军政治工作，这是开这个训练班的原因。余毓生在受训练后，很得到魏巍的赏识，曾与他谈话过多次。在成立33军团地工会时，余就被任为各部总干事之一。余曾向我谈过，本来他在受训后就要参加八路军，后被劝说仍回原部队，他只好口来。但他认为只有八路军才是真正动员群众抗日的，他主张要与山西进步力量共产党、八路军、牺盟会等团结合作抗日。这在33军团地工会的人员中是有进步思想的工作人员之一，因此，他也成了魏巍得力助手之一。 33军团的地方工作指导委员会由军团长李默庵兼任主任，魏巍兼任秘书长，他们决定从原来两个师的战地工作队和地方工作队中，抽调200多人做地工会工作，这时国民政府公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地工会基本以此纲领为基础进行工作。 地工会成立后，大约在1938年夏秋间，魏巍以李默庵名义邀请晋东南三、五专署及决死三纵队负责人杨献珍、董元知、戎子和等到中村开会，提出共同成立“晋南战时总动员工作委员会”统一指挥各县战时工作，事实上是要中央军33军参加地方政权。会上争论激烈，戎子和、董先知等都是共产党在各专署及决死队负责人，他们要建立抗日根据地，自然反对中央军参与政权，他们只同意成立一个各县带咨询性质的委员会。会议无结果而散。我由北平镇返回中村途中正遇着开会回来的赵城县长，他是新任的牺盟会员的县长，我们交谈过一次，他对我们搞地方自卫队不同意，说这分散人力，破坏抗日县政权，对抗战不利。在山西进步力量建立抗战根据地时，33军团的地工会要插入一手，派出的各县工作队要打人地方政权，自然要引起磨擦与冲突，除了少数人像余毓生、冯毅等外，那时很多人还不知道牺盟会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还把它当作间老锡搞的一套控制人民的像公道团一样的机构。 我到中村后，向刘戡、魏巍汇报了在四县工作情况，魏巍对我的工作感到极大兴趣，并要我去地工会作一次介绍经验的报告。我与夏讷、何令扬等早就认识而且在一起工作过，对余毓生是初识，觉得他热情，能讲许多抗战道理，我们也成了朋友。 33军团在晋南搞地方工作，并不是蒋介石和中央军的抗战作法，它是私搞的，反而引起了其他军队的怀疑，认为是有抢夺地方政权，建立自己势力的野心；国民党政府及军事上级虽没有下令制止，也没有正式承认，但传出要将33军团全部调回后方，李默庵、刘戡也在活动想调回后方，毕竟在敌人后方作战是困难的，这时武汉已失守，今后抗战大局如何不知道，人心不定。我听了这些消息后，觉得这大半年来参加抗战算是得了点经验，受苦我不怕，开始我是战地服务团副团长兼队长，后又当什么特派员，津贴比队员拿得多（约七八十元，队员只二十余元）但我同他们一样生活，一同走路，并不特殊化，伙食、劳作、行李都是一样的自己背着，同样翻山越岭。所以受到队员们的好感，我自己也乐于同他们一道，共同干抗战、建立根据地工作，心里是愉快的。现在听说要离开山西，我原来的想法破灭了，就不愿意呆下去了，向魏巍提出要回后方看看，实则我想另找抗战出路，于是我于10月间经垣曲过黄河离开山西。 我一个人也没有什么行李，只身走向黄河，感慨万千，1937年底过风陵渡时，意气风发，做着打回北平去的美梦。现在灰溜溜的一个人，虽不是丢盔卸甲而逃，但一年来抗战又干了些什么，吃苦耐劳不怕，丢弃了自己的抗战想法觉得孤寂。所以，当渡船到达南岸，我上岸后向河北磕了一个头，口中说告别了山西，我再也不回去了。 可是到了西安后，接触了新的情况，我又改变了我的想法，回到晋东南建立敌后抗战据点的想法又复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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