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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生于青海湟中县祁家川村一个藏族农民家里，5岁时被选为达赖十三世的转世灵童。 1950年昌都战役后，西藏地方达扎摄政遭到反对，布达拉宫下出现了要求达扎下台的揭帖。10月下旬罗布林卡的官员大会上发生争吵，于是采取降神、占卜决定大事的办法，结果达扎辞去摄政而下台，由未满18岁的达赖亲政，但实际仍由两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主持。 我到拉萨时，达赖已从亚东返回。伪“人民会议”事件后，两司曹辞职，达赖在噶厦和经师协助下管理事务。 在1954年中印协定签订前，我们只在礼仪场合同达赖见过面，比如中央代表张经武或西藏工委正式宴请达赖，达赖宴请中央代表及中央进藏高级干部时，我们向达赖致敬问候。 中印协定签订后，我虽是中央代表的外事帮办，不是达赖的下属，但张经武代表仍要我向达赖汇报了签订中印协定的一切情况。同时执行中印协定，有许多地方需要西藏地方政府配合。他注意地听了我的汇报，对某些方面还提出问题要我进一步解释，最后他简单地说了几句，拥护中央和印度的谈判，表示命噶厦执行协定。我对他的印象是好的，他虽年轻，但表现沉着，不大言笑，对我不摆架子，说话轻声细语，态度友好，他表示要和印度和平友好下去。 后来，有几次比较更深入的接触。 一次是1955年川藏公路初通，外交部和民委（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十几位西方记者访藏团，其中有当时因报导朝鲜战争出名的英国记者威灵顿，美国记者爱泼斯坦，还有塔斯社，德新社、法新社等社和报纸的记者。这些记者提出要访问达赖，达赖把我找去，我详细地汇报了这些记者的情况。我建议可以请记者先提出要访问的问题，然后约定时间会面。在记者们提出问题后，他又找我，征求我对准备回答的意见。当时那些记者关心的是西藏地方对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办法的态度和情况，西藏人民生活情况以及西藏内部的制度、宗教和社会状况等。达赖的回答，显然是经过噶厦、经师们草拟的，还算得体。会见后，达赖宴请记者时，气氛显得活泼些。我至今还留有宴后合影的照片，从这张影片上，看不出达赖只是刚刚20岁的青年。 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中央派以陈毅副总理为首的代表团来藏祝贺。我当时被任命为接待中央代表团办公室主任，在关于达赖会见代表团的仪式问题我同噶厦和罗布林卡总管等协商很久，最后欢迎仪式还是经达赖亲自定下的。那样一种欢迎仪式（在后面将有叙述）既照顾西藏的习俗，又表现了对中央的尊重，达赖接受了，他是识大体的。 自治区筹委会成立，达赖是主任，我们外事帮办处改为西藏外事处，虽然对外工作仍是中央统一处理，而我们处的编制属于筹委会下的一个单位。达赖同时又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是国家领导人，我是他的下属，向他汇报、请示工作的情况就多了。他态度很好，没有把我当作下级对待，当然更不同于他对待西藏的下属人员，对他们还是实行西藏传统的一套。 原来西藏的外交局与我们外事帮办处合并后，原外交局的藏族官员都和我们并在一起，成为中央机构的人员，这其中就有达赖的姐夫彭错扎西，他曾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呆过，汉语说得很好，他同他的妻子，达赖的姐姐泽仁卓玛住在达赖家尧西林卡。他常邀请我们，西藏外事处的一些同志，包括一些女干部去尧西家玩，我们的女同志同泽仁卓玛和达赖家其他女属关系搞得很好。 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后，印度方面突然加紧对西藏的活动，它似乎对西藏不放心，怕西藏与中央接近，会使它丢失了什么，从它驻锡金政治专员潘特几次要求来西藏“视察”可以看出。最后，我们同意潘特作为印度官员来西藏旅游，但不同意来“视察”。他在1956年夏季来了拉萨，他活动积极，向噶厦、贵族送礼，向三大寺和大小昭寺发放布施，并要向达赖致敬、送礼。达赖接见他两次，一次拜会，一次达赖宴请，我都参加了。达赖已不像1955年接见外国记者那样拘谨，而是比较自由开放，较为自如地与潘特交谈，但他仍在谈后问我他的谈话有什么问题没有，口气只是一种应付，表示他尊重中央统一对外，但不再像过去那样真心。 潘特这次来藏的活动，其最大目的是要请达赖去印度访问。 尼赫鲁对中国中央政府在西藏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不放心，不放心什么呢？怕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影响扩大危及到他企图控制西藏“自治”的打算，内心深处是想把西藏作为一个缓冲地带。但是西藏的发展，如西藏军区成立了，面藏自治区筹委会也成立了，眼看中央政府的影响一天天在扩大，他觉得他的打算要落空，于是积极地做西藏上层和达赖的工作。潘特走后不久，锡金王子又来了，利用他与西藏贵族的关系大肆活动。 潘特见达赖时，我在座，他们的交谈自然我知道。但在休息时，达赖与潘特在花园中散步，他们单独交谈，我不便插进去。潘特随从有一位锡金藏族秘书，他的活动，特别是他同达赖的哥哥仲译钦波罗桑三旦的来往，我们就不得而知了。锡金王子的活动，多是深入到贵族的家中，三大寺堪布和各扎仓内部，我们更是无法了解。结果是邀请达赖去印度访问。 潘特在三大寺、大小昭寺等发放布施，广为散发宣传释迦牟尼诞生的传单。当时印度并不是信佛的国家，但他的活动显示印度是如何崇敬佛教。他走后印度即发来邀请达赖（自然也有班禅）访问印度的请柬，题目是举行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大会，这个纪念活动是由印度政府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办的，印度成立了以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为主任的纪念工作委员会，由他出面邀请达赖、班禅参加。三大寺的堪布们积极主张达赖应邀去印度，要求通过此次访问扩大西藏宗教的影响，提出了要组成有52位僧俗官员和40多随从人员的庞大代表团，他们到处奔走活动准备上书请愿，俨然形成一种运动。由此可见潘特等活动的影响。1956年11月周恩来总理来电，提出达赖、班禅是否应邀去印完全由他们自己决定，中央完全信任他们，不作出任何安排。这个电报及时地制止了三大寺的请愿活动。 最后确定达赖、班禅访印人员不超过50人（实际超过70人），噶厦提出达赖不坐飞机，乘汽车去亚东，由亚东到锡金不通车的地段则乘马。中央为了表示对达赖、班禅完全信任，不派任何人陪同，尊重他们，叫其来去自由，在他们出国后的活动，采取放任方针，一切事务基本上由他们自己处理。但要我驻印度大使馆注意接待的礼遇，对达赖、班禅不应有高低的区别，以免引起赴印的西藏人员内部的不和。事实是印度恰恰用了区别对待的办法，使班禅一行处于次要地位。 达赖一行于1956年11月20日由拉萨起程，21日与班禅会合，24日过藏锡边界到岗拖。奇怪的是达赖和噶厦提出要我陪送他们过国界去锡金。在翻过乃堆拉进入锡金第一站休息时，印度来人包括外国人和记者很多，他们都要求见活佛，达赖一直要我陪伴他应付这些人。他第一次见到这许多杂乱无章的外国人，一反他在西藏时那种庄严肃穆的气氛，有点紧张，这些人都是由印度驻锡金专员允许来的。到了岗拖，他是锡金国王的客人，住在王宫内，当晚会见、宴请达赖，我都参加，直到次日送他到西里古里飞机场，这时我国驻印大使潘自力来迎接，我为他们介绍。在西里古里机场内又拥挤混乱一阵，达赖、班禅的休息室成了众人的焦点，达赖很不习惯这种场面，显得烦躁，我随时向他汇报休息室外的情况，直到潘自力大使和潘特陪同他上飞机为止。 1956－1957年初，达赖一行访问印度的情况，我在《中国西藏地方涉外问题》一书中有详细的记载，就不在这里重复。当时达赖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是来自印度方面的。印度对达赖、班禅的接待是“尽量施加影响”和“区别对待”的作法，不论在住房、乘车、招待方面都故意有所不同，而把班禅处于次要地位，引起班禅及其一行的不满，早早结束访问，于1957年1月初即由我乘去的飞机把他们接回西藏。班禅的随行人员计晋美向我倾诉了他们许多的不满。 此外更重要的是印度方面的拉拢。尼赫鲁同达赖进行了两次谈话，突出地提出： （1）当时国际形势，美苏为首的两个阵营的努力都有所削弱，意思是他们印度等的民主力量是坚强的； （2）西藏与中国签订的协议，承认西藏属中国，但中国如超出协议的范围，西藏有困难时，印度将帮助西藏。 他的动机是明显的。印度欢迎达赖时，在机场上单挂西藏的雪山狮子旗，不挂中国国旗，达赖居住的地方与他的家属分开，招待人员全用女性等等，这些作法和尼赫鲁的谈话，对那些搞独立阴谋活动的人是一种鼓励和配合。 另方面的压力是来自西藏的一些分裂分子的包围。 当时在印度聚集的西藏分裂分子有几股人，有以阿乐群则为首的西康逃亡叛乱分子，有由美国来的达赖的哥哥当彩活佛和二哥嘉乐顿珠，有以夏格巴等原西藏官员中亲外国、搞独立的分子，加上美、英和西欧国家“旅游”居住在印度的一些人，包围达赖喇嘛。有的要他在印度宣布独立，有的要他去美国，有的要阴谋挟持他去加尔各答的美国总领馆，有的要留他永远住在噶伦堡等等，达赖受到这些方面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周恩来总理及时地两次去印度，先同尼赫鲁作深入的交谈，最后尼赫鲁保证达赖的安全及返回西藏。 周恩来总理于1956年11月应邀访问印度，于1957年1月访问巴基斯坦和尼泊尔时也在印度停留。借去印度之便，周总理分别会见了达赖、班禅及他们的主要随行官员，同他们坦诚交谈，就自治区筹委会工作、西藏民主改革等问题重申了中央的一贯立场，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 周总理给达赖喇嘛、班禅转交了毛主席的亲笔信、＿告诉他们中央已决定西藏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内不谈改革，六年之后如可以改的话，仍然由达赖刺嘛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将来如何改革，现在也不要讨论，因为现在讨论反而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疑虑。现在应将自治区建立起来，培养干部，做好其他方面的工作，改变西藏的贫困状况，使大家的生活好起来。 周总理还指出，现在拉萨有些与“人民会议”分子有关的人总想搞乱子，三大寺也有某些想法。拉萨这些人的活动受到噶伦堡方面的支持。他们想搞“独立”，使西藏脱离中国，这是叛国行为。如果万一发生了这种行动，我们不能允许其得逞。 周总理在会见达赖刺嘛的主要随行官员时指出，现在有人想把达赖刺嘛留在印度，搞西藏独立，这是走不通的。达赖喇嘛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可能搬来印度。让达赖刺嘛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达赖喇嘛也是害了西藏。如果把达赖刺嘛留在印度，西藏的工作不会因而停止。达赖喇嘛一旦留在噶伦堡，就只不过是一个难民，没有了政治，也不能进行政治活动，只有宗教，而宗教圣地总还是在西藏，不能搬到噶伦堡来，这样就把达赖刺嘛放在一个极端困难的处境上。尼赫鲁已表示印度支持搞西藏独立，美国太远，要支持西藏独立也搞不成。达赖同周恩来总理谈话后，坚定了不在印度搞独立的立场，排除了那些包围他的搞阴谋的人的干扰。 达赖一行于1957年1月27日到噶伦堡，这里是藏族人在印度聚居最多的地方，也是各种闹独立阴谋活动最猖撅的地方。我又被派去用飞机接他回拉萨。 这次见到他，时隔才不过两个来月，他已显得成熟多了，对我仍还客气，但说话语气不同，比较明确肯定，他说不久即乘马回藏，不坐飞机了。在一次不丹王后为他举行的宴会上，我也应邀出席，见到嘉乐顿珠等人，他们对我冷淡，达赖反而较为热情照顾我并介绍我认识不丹王后。 达赖1956到1957年初的印度之行，是很复杂关键的一次国外之行。他在印度的诱惑和众多搞独立阴谋者包围之中，还是比较能站稳立场，他接受了一次重要的考验。当时随他去印度的有他的姐姐泽仁卓玛和噶伦们。这位爱国有识的妇女，随时将达赖的思想状况告诉我驻印使馆，起了很好的作用。达赖最后于1957年2月返回拉萨。 接着在1957年8月又发生了达赖自行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事件。原来达赖在印度时曾口头邀请尼赫鲁访问西藏，事先他并未请示中央，事后也未报告，我们完全不知道。巴月的一天，达赖突然通过当时任西藏外事处副处长的柳霞将两封信交外事处办理，这也是出乎常规的，过去达赖从未将什么外事交我们办。一封给印度驻锡金政治专员活特，信是密封的，我自不应拆看。另一信是给尼赫鲁的，内容除要为加强藏印文化关系，西藏将在印度菩提迹雅等地扩建西藏寺院外，还邀请尼赫鲁来年访问西藏。柳霞向我说，这是宗教活动、宗教方面达赖可以自行与外国交往。主张把信送交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我认为邀请外国现任总理访问不属宗教范围而是两国外交的大事，应该报告中央，由中印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办理。但此事早已在印度报纸上透露。（印度快报）说，尼赫鲁访藏“使西藏宗教不受共产主义侵犯”，“西藏生活方式将不会遭到红色官员粗暴破坏”，等等，为尼赫鲁访藏大造舆论。可见此事是印度方面早有预谋的。 我将达赖邀请尼赫鲁访藏之事报告中央。中央于1958年1月指示，因为当时美、蒋特务分子所支持的西藏反动分子正在西藏进行阴谋破坏活动，不宜邀请尼赫鲁对西藏进行访问。达赖只得同意。1958年西藏一小撮反动分子在西藏上层集团中某些人的纵容下，在西藏各地裹胁一小部分被蒙蔽群众，进行叛乱活动，到处截击汽车，暗杀汉族干部，残害人民，袭击人民解放军等，局势极为不稳。这些情况达赖也知道，如何能邀请外国总理来访问呢，所以他虽不满意但也无理由反对。 但是尼赫鲁并不死心，他在1958年秋季提出要通过西藏亚东去不丹，向中国假道，中国政府同意了。于是才有接待尼赫鲁父女假道亚东的安排。这次接待工作完全由中央政府代表名义进行，尼赫鲁企图通过这次假道与达赖及西藏上层接触的打算未能实现，因为是由中央代表名义出现，达赖也未提出什么要求。 根据我在西藏近十年的了解与认识，我觉得达赖那时还是拥护中央，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西藏和祖国的。但是他在那个古老守旧的宗教经师和落后贵族的影响与包围中，受到传统的生活方式与旧制度顽固的约束之下，只能依靠和顺从旧势力，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力量。他离开农村，脱离了青海藏族农民的环境，被另一种西藏古老传统的思想所改造，他的几位亲属又处在外国势力影响下，再加上一部分西藏分裂分子和叛乱康巴分子的包围，1959年被挟持逃亡印度是他无力避免的。 1959年西藏少数叛乱分子闹事失败，挟持达赖逃亡印度后，班禅即代理达赖为筹委会的主任，住在拉萨筹委会，特别为他修筑了宫殿式的房屋。我因常向他汇报、请示工作，接触较多。他的态度很好，拥护和支持中央的对外政策和有关西藏涉外问题的决定。1959年我国同印度因边界问题纠纷较多，我常向他汇报这方面的情况。 1959年3月西藏叛乱分子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集团和外国反动派，公然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17条协议，劫持达赖喇嘛，发动武装叛乱。当时我正在拉萨，亲眼目睹这次西藏叛乱分子发动叛乱和我解放军平定叛乱的经过，并参与在平定叛乱过程中的有关涉外事宜。 在3月10日拉萨叛乱爆发以后，达赖喇嘛曾三次给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中央代表是张经武当时不在拉萨由谭代理）来信，说明他已被反动分子劫持，并且表示正在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这三封信及谭冠三的回信都已在当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发表，我不必在此重复。拉萨的叛乱是在达赖喇嘛预定前往西藏军区礼堂看文工团演出的那一天发动的。要到西藏军区礼堂看文工团演出，是达赖喇嘛自己定的。西藏叛国集团经过事前的布置，放出西藏军区要扣留达赖的谣言，并且以此为藉口，在这一天把达赖喇嘛困在罗布林卡。事件发生后，谭冠三将军即在当天写了一短信给达赖喇嘛，说明由于反动分子的叛乱，请他暂不要来看演出。达赖喇嘛于11日写信给谭冠三将军，信中说：“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在设法平息。” 关于达赖被扣留和挟持的情况，平叛后，拉萨许多接近达赖的人用大量确凿的事实，揭露叛乱份子劫持达赖的具体情况，这些已在195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里只引几个例子。据达赖的孜仲居玛说，他曾参加了3月10日叛乱头子们在罗布林卡诵经堂召开的一次会，在此次会上就决定控制达赖喇嘛，会上决定：1、达赖喇嘛除上下两殿和大昆寺以外，不能随意行走；2、为达赖喇嘛“安全”计，除古代本外，另增添政府官员和“人民志愿军”为警卫军，驻罗布林卡并组织指挥部，从此达赖就失去自由了。 曾经参加叛乱的堪穷土登丹巴说，在藏历2月5日（即3月14日）的一次有许多官员和三大寺和各部队（指叛军）代表的会上，达赖曾谈了他本人决定去军区看戏的过程。达赖说：“关于看戏的事是我自己和中央官员谈的，并未经过其他人。你们闹事，杀人流血，向噶伦桑颇打石头等，各方面都使我伤心。而且1日和2日（指藏历，即公历3月10日和11日）还在念经佛堂开会，我曾经通过噶伦、仲译清波、孜本说不要开会，如还要在此开会，便不可以了。西康人的警卫部队（指包围罗布林卡的从西康来的叛徒）等也不必要。”达赖还说，“有些人可能认为我到印度去为好，这种作法只能是为了个人的安乐，以前我去过印度，前年也去过印度，住在那边是不行的，我只想在自己的土地上享受因果。” 达赖的佣人吉村公爵说，达赖喇嘛被劫走时，他的母亲脸色都变了，她对吉村说，现在拉萨要打仗了，打枪我们害怕，达赖行动没有自由了。她说，如果我们不回来，你就到哲蚌寺去（以上均见195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从上可以看出，达赖喇嘛当时本人的心情及被劫持不能自由的处境。达赖被挟持去印度是不容置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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