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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63年回部工作，不久司长章文晋调出当大使，由副司长张彤任司长。第一亚洲司主管社会主义国家外的亚洲国家，第二亚洲司主管社会主义国家蒙古、朝鲜、越南及印支的柬埔寨、老挝。 当时同我建交国家不多，陈毅元帅上任时，曾说他要突破五十个建交国家，可知那时同我建交的还不到50个。除社会主义国家外，亚洲与我建交国家最多，又多是邻国，因此事务很多。 1964年出了两件事。一是正当我们原子弹第一次爆炸成功时，赫鲁晓夫下台了，那时中苏关系因与赫鲁晓夫反华而直走下坡路，他就是撕毁帮助我建原子弹核武器协议的，他的下台和我核试验成功成为鲜明的对照。我们高兴得很，适逢章文晋动身出国，于是张彤、我同章文晋三人到江西餐厅痛饮一番，以示庆祝。我从来喝酒很克制，这次却几乎醉倒。 从60年代初起，党中央、毛主席就提出要进行农村社教运动，清理农村中的四不清问题，这是当时极为重要的运动。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桃园村搞四清，创造了“桃园经验”。刘少奇很重视这个“桃园经验”，叫王光美做报告讲述“桃园经验”的内容及意义。这个报告只有副部长以上的干部才能听，外交部特别照顾，司长也可以去听。当时有一种说法，没有去农村搞四清照“桃园经验”工作过的干部，将来不能当部长及中央委员。1963年张彤当了司长后积极地要去参加四清运动，把全司的工作交我负责。我们同他开玩笑说他要当中央委员了。 从1963年夏季起我就担负第一亚洲司全司的工作。当时遇着几件重大国际事件，首先是苏加诺发起搞一个新兴力量运动会，以对抗那时的奥运会。邀请新兴力量国家即二战后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参加。苏加诺发起号召，而一切主要具体事务如参加国家的邀请，先由我们的外交部通过内部协商。各国运动员队伍来印尼的旅费，需要帮助时由我国出，运动会由印尼办，但一切运动用具，甚至连印尼运动员的用具都由我国制作，包办一切。为这件事我同国家体委负责的黄中副主任商办，忙了一阵子。中国体育代表团兼政府代表团团长是贺龙元帅，我们又向他汇报请示几次。 但是，我遇到的最重要的事件还是印巴战争。 1965年5月，巴基斯坦与印度在巴印边界库奇兰恩地段发生争端并导致武装冲突，接着巴军在克什米尔发动大规模进攻，直攻到克什米尔首府斯利拉加附近，战局对巴有利。但印度从侧翼进击，大军直捣巴基斯坦的拉合尔，截断巴军后路，巴军在克什米尔渍败，乃集中全力守御拉合尔，战事甚为激烈，巴军处于危险境地。中巴关系自解决中巴边界问题和1964年巴总统阿尤布·汗访华后较为友好。 在这次巴印冲突中，中国政府于5月初发表声明，指责印度的扩张主义，支持巴基斯坦的抵抗战争，在外交上给巴以支持。但巴军在拉合尔的抵抗极为困难，军火与物资供给也紧张，乃向中国求救。当时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到外交部，三天五天地要直接找周恩来总理，除汇报战争情况外还要转送巴总统的信件或口头要求，请中国给予种种援。 巴大使见周总理时每次我都在场，总理有什么指示都由我回部向部领导汇报并转告各有关部门办理。有几件事令我至今难以忘怀的。 巴军英勇作战，不计后备力量，在保卫拉合尔的战斗中，巴坦克部队在大炮和步兵之前向印军冲锋，结果损失严重，亟须坦克补充。巴坦克司令来到中国并在罗查大使陪同下面见周恩来总理，要求中国支援坦克若干辆。就在当天下午总理命我乘专机陪同他们去我某坦克制造基地参观考察。巴坦克司令见到我新制坦克后，要求亲自驾驶，事后他跳出机舱，竖起大指拇说，这种坦克好，他就要它。第二天返回北京我向周总理汇报，总理向有关部门查问始知此种坦克存数不多，但总理命令从现役部队使用的坦克中拨一部份支援巴基斯坦。此事使巴军及阿尤布总统万分感激。 现在的孟加拉那时尚属巴基斯坦称为东巴。东巴与西巴中隔一个印度大陆，印度向东巴进攻，西巴援助不能越过印度大陆，只能绕道由锡兰（斯里兰卡）海道，费时太久，巴基斯坦乃用飞机绕道运输支援军火、物资及人员。这样，巴飞机每天有不少架次飞行，疲于奔命。那时苏加诺在印度尼西亚执政，主张新兴国家集体反抗侵略，对于支持巴军抵抗印军极有兴趣，乃派其空军司令秘密来华商谈印尼如何支援问题。 这位印尼空军司令秘密来华时，周恩来总理命我从机场陪他直接到西花厅，总理亲自见他，同其讨论巴印战争形势，告诉他目前第三国不宜插手，否则将不只扩大势态并于各国不利，而且印尼飞机无理由而且更无法参加，现在只可给以物资等援助。谈后，周总理又请巴大使罗查和其武官来西花厅同印尼空军司令会见，并同他们共同进餐。此次会见我一直参加，体会到周恩来总理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慎重态度。 巴印战争处在关键时期，双方主力集中在拉合尔战场，巴军处在危险境地，巴总统一再要求中国方面出兵进行支援，使印度处于两面夹攻之下。 这是一个重大行动，周恩来总理曾召集有关部门特别是总参及各部讨论多次，认为支援是可以的，但如何支援则是一个重要问题。 9月初，我国举行全国运动会，各省各军区领导都来北京。在贺龙元帅请毛泽东主席及各大军区、各省市主要负责人的宴席上，毛泽东对周总理谈到援巴事宜时说，要出兵就应寻找与巴接界最近处出兵为好。这就表明毛泽东主席同意了出兵援巴。因此中国作出决定要在中印巴三国最接近处采取行动支援巴军的抵抗。外交部经过研究，认为印度军队在最近两年内一直在西藏西部及中锡（金）边界生事。中锡已划定边界，印军在边界山口如乃堆拉山口侵犯到中国一例修筑大批侵略工事，几年间大小工事约有56个，对中国领土和主权进行肆无忌惮地和破坏。考虑到中锡边界以南为中印及东巴最近交接处，于是决定准备在此地区给印度以打击以支持巴基斯坦。 9月15日晚给印度政府最后通蝶式的照会在西花厅拟好，周总理即命我当晚交给印度驻华临时代办梅达。我当即回部在16日晨两点把梅达召来，当面递交限印度于三日内拆除它在中国锡金边界一侧和跨中锡边界线上的所有侵略工事，并立即停止在中印边界和中锡边界的一切入侵活动，保证今后不再越境骚扰，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梅达看了照会后，当时要向我提出辩解，我马上阻止他说，时间有限，请不要浪费时间，还是赶快将照会送回新德里。他只有急忙登车而去。 自然，我们除提出最后通牒式照会外，还有些军事上的安排，印度怕受两面夹攻，迅速按期拆除它在中锡边界上的一切工事，退还其掳劫的藏族同胞和牲畜等。这是我办理和印度边界交涉以来最称心的一次事件。 在这个照会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印度政府在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的支持下，一贯对它的周围邻国推行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现在向巴基斯坦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中国政府一贯认为，克什米尔问题应该像印巴两国向克什米尔人民保证的那样，在尊重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这就是中国不介入印巴争端的含义。但是，不介入绝不等于不问是非，决不等于中国可以同意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遭到剥夺，也决不等于中国可以同意印度借口克什米尔问题侵略巴基斯坦。中国的立场过去是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只要印度有一天还在压迫克什米尔人民，中国就一天不会停止支持克什米尔人民要求自决的斗争，只要印度有一天还在对巴基斯坦进行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就一天不会停止支持巴基斯坦反侵略的正义斗争……。 这段话是周恩来总理指示我们写的，并且经他亲自修改加进去的。在中国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给印度的照会中加入这一段话，似乎有些出乎题外，而且这个照会在16日的《人民日报》上以头版头条新闻登出，它给世界各国的信息是很明确的，中国这个最后通牒式照会的目的也很明确。这是我在外交部办理支持被侵略国家的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1971年又发生了印度出兵侵略东巴基斯坦问题。这时我在“文革”中受“造反派”批斗审查后被“解放”（1969年），我当时仍是驻尼泊尔大使，但我不愿出国再当大使，因为在大使馆执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大使（馆长）负责制，而那时的驻外大使馆党委都有国内造反派派去的头头（多半是服务员、司机、翻译）参加使馆党委，他们动辄干涉大使的对外活动（内部事务更不用说了），而且还向国内他们派别在部内的头头写报告，使得那时驻外大使不能正常工作，还要受到国内无端的攻击。所以我坚决辞去了驻尼泊尔大使的职务，表示再也不出国当大使，这样就留下来在部内参加亚洲司（原来的第一、第二两个亚洲司合并为一个）的领导小组，（那时从部到司都有领导小组，有军代表、造反派头头参加），主管南亚各国事务。这次处理印巴战争的事又归我负责了。 1971年的印巴战争情况较为复杂。东巴基斯坦的居民多半（可能全是）印度教徒，它原来称为孟加拉。1907年英国人让印、巴独立，把孟加拉邦一分为二，东孟加拉归巴基斯坦，西孟加拉属印度。而巴基斯坦以穆斯林教立国，西巴基斯坦原是回教徒，巴的中央政府也是回教徒当政，对东巴基斯坦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都不平等，引起东巴基斯坦人的不满。1970年东巴基斯坦的穆吉布·拉赫曼选举获胜，坚持要东巴基斯坦自治独立，受到巴基斯坦总统的镇压，逮捕了拉赫曼，引起了印度的干涉。印度从西孟加拉邦出兵，在苏联的支持下进攻东巴。巴基斯坦在印度强大兵力下，无力保卫东巴，于是求救于中国。巴军总参谋长，海空军司令，巴总统叶海亚的特使连续来到北京，都是由我陪同见周恩来总理。这时，我国情况也发生了变化，西藏军区司令被揪斗，西藏同内地各省一样政治局势不稳定。全国处于打内战的混乱中。当时我们了解东西巴的矛盾，东巴人对西巴的穆斯林政权不满，东巴的黄麻是国际上的抢手货，但卖黄麻的外汇全部用于西巴，对东巴投资很少。东巴的军队全是孟加拉人组成，但军官全是西巴人，这在宗教民族上造成极大的分裂，东巴人不满，要求自主是当然的。 但是由于印度的入侵，我们就不能不管了。但鉴于当时我国的情况，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只有在政治、外交上给以支持，谴责并声讨印度对巴的侵略行动。在武器上提供了一些飞机、常规武器，像上次那样准备出兵的设想就谈不上了。印军进占达卡后，即扶助拉赫曼成立孟加拉共和国，当时我们认为孟加拉是印度的傀儡，一直不承认，算是对巴基斯坦的支持。但孟加拉共和国一直对中国友好。直到1975年我国才正式承认孟加拉共和国。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印尼）关系极为友好与密切。那时苏加诺为印尼总统，他提倡反帝反殖，反对世界霸权的口号，与中国当时反帝、反殖、反对战争的政策相吻合，所以中国支持他的外交斗争。中国支持他退出联合国、改组联合国的号召；中国支持他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中国支持他新兴力量国家的设想并费很大力量支援他组织一次新兴力量运动会，等等。 但苏加诺总统在国内的地位并不是强有力的，他的政治力量主要是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维持平衡。他需要军队的支持作为他权力的最后凭借；军队需要他，因为他能使军队的政治作用具有合法性。苏加诺总统怕军队势力强大难控制，又竭力抬高和支持印尼共产党，使印尼共在支持和响应苏加诺国内斗争的政策下大大发展起来，成为平衡军队及其他反苏加诺派别的一个平衡力量。印尼共产党在印尼国内不仅是合法的，而且还参加了苏加诺总统所主张的纳沙贡政制，印尼共的一些领导人参加政府成为阁员。而印尼共产党当时同中国共产党关系最密切，支持中国共产党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在中苏关系争论上是站在中共一边的。因此，在中国对印尼苏加诺总统的大力支持下，对印尼共也给予支援。这些支援除了政治、舆论外，还有物力、财力以及军火等，同时所有这些支援都是通过两国政府间公开进行的。 1964年以来，我在外交部第一亚洲司负责处理与印尼的关系。中、印尼交往的事务都经过我同第一亚洲司有关同志的手，但与印尼共产党的关系，主要是经过中央联络部来处理。那时中国与印尼两国来往人员不断，在1965年国庆前，印尼派来了十几个代表团代表各种性质的团体来参加庆祝我国国庆。我负责接待印尼政府代表团。 在10月1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焰火时，忽然部内机要人员急急找着我，说印尼发生了大事，我急忙赶回司里见到使馆来电：印尼总统的警卫部队翁东中将突然发起“930运动”，逮捕了陆军将领并已处死六人，说他们要谋反、刺杀苏加诺总统，印尼国内发生了巨大事变。 我当即找到了陈毅元帅（他是外交部长），会同他一起见到周总理。当即决定将这情况告诉各印尼代表团的负责人。这些代表团中就有印尼政府的部长约十余人，他们急急返回雅加达。周恩来、陈毅一再叮嘱我们要注意印尼形势的发展。 印尼国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苏加诺总统已处于无权地位，陆军开进了雅加达，控制了首都。社会上及官方舆论上宣称“9·30”事件是印尼共产党策划的，而幕后支持者是中国。于是一个反印尼共、反华的运动在印尼开展起来，到处逮捕印尼共产党人。中国驻印尼机构受到监视。中国、印尼长期的友好关系一变而为敌对关系。 10月16日印尼军警突然搜查我驻印尼商务代表处，将我商务处人员集中在院内用刺刀监视，不许行动，然后搜查商务处办公室及宿舍，翻箱倒柜，寻找所谓支持印尼共的证据。 此事发生后，我驻印尼使馆立即电告外交部。 16日是星期六，使馆发出特别加急电报，我在星期天下午才看到电报，觉得此事太大，印尼方面完全破坏国际公法及国际惯例，非法搜查我享有外交特权的商务代表处，并用刺刀威胁我国外交及公务人员，应该提出严重抗议。马上又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电话，总理指示马上拟好抗议稿于当晚送呈。我会同我司几位有关同志一起先商议，后起草报告文件，说明事件经过，然后拟出对印尼政府的严重抗议照会稿。 此时已近晚上11点，总理办公室及总理本人亲自来电话，要将稿件于12时前送去。我们把稿件拟好打印后，依照那时部内规定，上呈重要文件须经每位副部长审阅，而每位副部长住处都较远，等机要通讯员乘车送去各部长审阅后，已是星期一凌晨，周总理那里电话不断，要求在当晚12时前送到已不可能。 等文稿送到时，总理批了，但毛主席已就睡，这样重大案件尤其是对原来友好国家发出最严重抗议，必须要经毛主席批准，但是因我们错过时间，星期天当晚发不出，星期一下午毛主席批后才发出，使馆最快也得星期二才能将抗议信送交印尼外交部。 星期六发生的事，中国政府迟到三天后才表示抗议态度，周恩来总理说这在外交上是大失误，表明中国政府对印尼军警破坏国际法，破坏两国关系，特别在指责中国干涉印尼内政事务之后，在反华的高潮中，中国的反映是迟疑的，是不够快速坚决的。 电文发出后，周总理在西花厅召集外交部各副部长各司及我司有关人员开会，严厉批评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他指出外交斗争如同军事战场的战斗，要争分夺秒，像这类重大事件，外交部竟不能及时作出反应，是严重的失职。 那时章汉夫是常务副部长，但已因病休息，他还替我说了几句话，说杨公素他们在司里是一直坚持工作的。周总理说光靠他们司里坚持没有用，主要是你们这些当部长的。 这次批评还不算完，过了几天，周总理又召集了中央各有关外事口、及各部的外事负责人同对外宣传机构负责同志约百余人开会，就此案件向到会的人说明情况，重申对外交部办案的严重批评，更郑重的说明外交斗争如同军事斗争一样必须争分夺秒。 这是我从事外交工作受到的一次最严重的批评。我马上搬到司里办公室住下，日夜注视着印尼及其他有关国家形势的发展，有事马上找主管副部长，不敢有丝毫延误。当时我知道这次事件的影响太大了，严重地影响到我国在亚洲以及世界范围内同美国反华政策的斗争。周恩来总理当时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批评外交部的工作是理所当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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