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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我奉命被派往尼泊尔当大使，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任大使，却不是第一次去尼泊尔。1956年我曾任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去尼泊尔谈判并签订了中尼协定。我在西藏负责外事工作同尼泊尔打交道最多，后来在外交部内又负责处理有关对尼事务，所以，对尼泊尔及中尼关系并不生疏，在当时也算是一个尼泊尔问题的专家了。中央和外交部可能考虑到这些因素，才派我去尼当大使。 正如我在前面谈过的，尼泊尔是一个内陆国家，是拉纳家族统治的君主国。历史上曾受英国的侵略和控制，英国在尼享受有许多特权。印度独立后，它要继承英国在尼的一切权利，并且进一步扩张其在尼特权，使得在政治、经济、贸易、交通、金融等等方面都保持有特殊权利。拿外援来讲，尼泊尔当时要请求其他国家援助都要先得到印度的同意，否则，它在交通运输上卡住，外国的援助物资就进不了尼国境内。这当然引起了尼泊尔爱国人士的反对。 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较为英明，它对印度采取团结与斗争的策略，设法争取到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的援助，但其重点放在中国方面。他看到自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以后，中国对印度不再迁就，于是他在同印度保持友好的同时，大力争取中国，想在中印两大国之间保持平衡，以维护其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尼泊尔国王的政策是有效的，他在同印度斗争受到威胁时，中国就支持他，我国陈毅外交部长曾发表公开声明，表示支持尼泊尔反抗外来压力的立场，曾起了积极的作用，得到尼国上下的好感。最使尼泊尔关心的是中尼边界问题。尼泊尔受到外界关于中国要扩张领土的谣言的影响，担心中国在将来藏尼边界冲突上抢占土地，边界正式划定并签署了边界条约，树立边界界桩，尼泊尔就大大安心了。我在解决中尼边界问题上主持了双方勘察队划定边界走向并树立界桩的事务。我作为中方勘界负责人，对尼泊尔上界人员多方照顾，不仅在技术上（树界桩所需一切材料、技术都由我方提供）而且在生活上提供食宿帮助，在中尼边界沿喜马拉雅山脉工作是一种困难并危险的工作，凡是困难、危险的地方都是我国勘界人员前去完成。我们秉承两国签订的条约办事，并没有丝毫占尼方便宜的地方。所以，边界问题的解决使尼泊尔认识到中国支持弱小国家政策的真诚。为了帮助尼泊尔的建设，抵制印度、西方国家援助的苛刻条件，中国根据当时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向尼泊尔提供无息、低息、及赠送的贷款与项目，派出专家帮助尼泊尔修建小型工厂，如制革、砖瓦等能立即见效工厂，同时还为尼方修建外国不愿承建的公路。所有这些对尼工作，我在西藏和外交部工作时都曾参与商谈并执行。 当1965年我被任命去尼泊尔当大使时，自认为不仅是来自友好邻邦而且与尼泊尔有着不一般关系的国家的大使，应该受到比较热情友好特殊的待遇。可是却不然。尼泊尔国王要保持他的国家独立的形像，不偏袒任何大国，尤其是对中国和印度两国保持中立的政策，他只能在形式礼遇上按照国际外交惯例、常规程序进行，对所有外国大使都是公开，平等的待遇。 前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是一位精明能干、深受人民拥护的国王。他要争取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以对抗印度的控制，但他的国家那时还不得不依靠印度，比如出海口、交通运输、经济支援等。他对印度当时运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是较有成效的，比如说他设法争取了美、苏、英、法、中等国的援助，在尼泊尔进行了各种形式。各个方面的建设，大的如修公路，小如一个小的诊疗所，都有外国参加。他要打破印度一家包揽、封闭尼国的政策。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去当大使。 尼泊尔是信仰印度教的君主制的国家，宗教和王室的节日活动很多，每逢重大节日，国王及王后都到场。外交活动如某国元首总理访问，他们也出席。凡是有国王及王后出席的盛会，都要安排接见各国大使，这种接见是礼节性的，是按照国际优先权惯例进行的。所谓优先权就是不论国家大小，不论与驻在国的关系如何，都一律按呈递国书日期先后排列顺序接见。印度大使当时是到尼泊尔最早的大使，国王礼节性接见时按优先权他是第一位，我刚到任按顺序排在最后，但在其他国家的临时代办或其他国际组织代表之前。国王、王后接见时，每位大使大约有十来分钟。这种外交惯例，我不能违背，所以我在这种场合，虽然想同国王多谈一点也不容易，因为到时国王的侍从和礼宾司长都提醒我该告辞了。虽然我心中有所不快，然而这是外交惯例，我也不能违反。 尼泊尔是君主制国家，虽然两国有事交涉当然通过政府外交部长、总理，但重大事件的决定权掌握在国王手里，因此，能同国王直接接触并交谈，不只是增进了解，增强友谊，而且在解决重大国际关系问题上是极重要的。在公开正式外交场合，很难与国王详谈，只有另找别的办法。 王宫内设有秘书处一类的机构，由国王直接领导，他们经管国王对外、对内活动，有事要见国王须先要经过他们安排，但他们是公事公办，同他们亲近交朋友是较为不易的。这些秘书他们消息灵通，特别对国王的想法与意见更是一清二楚。 拉纳家族统治尼泊尔多年，国家规定凡是王族近亲拉纳族的家庭，生的长子都是将军，因此在加德满都有不少不带兵、不服军役却穿着军服的将军。这些将军住在很大的宫殿式的庭苑里，享受着奢华的生活，但有的受到国王的宠爱，有的被冷落。 国王利用这些将军同各国大使交往，作为他争取这些国家的一种手法。其中有一位将军同我使馆的武官来往，常来我使馆作客，我也因之同他结交了朋友。他常在他别墅里设家庭小宴会，请一些王室显贵、王宫秘书等。我在他家中结识了王宫的主要秘书，这些人有时透露一点国王的想法和意图，暗示我们可以对尼作些什么工作。而且结识了国王的二弟与三弟，人们称为二王与三王，二王还负责一些王事，三王则管国家体育，娶一位美国妻子。 国王同王后有时也参加这种聚会，因为是私人聚会，就不大讲究他们那套王室礼节，完全以私人身份同我们交往。气氛轻松活跃，谈话内容自由广泛。国王很关心我国内部情况，对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国际活动的情况非常关心，并对中国对当时国际一些重大问题的态度更有兴趣，这是我解释我国对外和平友好、支持弱小民族和国家政策的最好机会。我们的谈话不是国王同大使间的谈话，而是朋友间的闲谈，很自然地交流了观点，增进了了解，也促进了友谊。 在这种场合，我还认识了在英国读书的王储（太子）、现在的国王比兰德拉。我见他对中国有兴趣，即向国内建议邀请他来中国访问。他从中国访问回尼后，特别设宴招待我使馆的外交官，大谈他在中国的观感。所以，比兰德拉早在登基当国王以前就同中国有来往了。 我也专门请国王、王后及王室重要人员来使馆作客，品尝中国风味的饮食，他们对于吃中国菜很有兴趣。在这种场合不便于谈正事，但国王有时也问一些中国对国际大事的态度，特别是关于西藏的情况。自然我也常宴请尼首相及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比斯塔。比斯塔告诉我，有重要事可以不经过外交部直接找他，这是一种极为友好的表示，事实上有几件较大的事我是直接找他解决的。 尼泊尔是山国，因大山之隔，国内交通十分不便。首都加德满都为丘陵地带，它在印度平原上有一大片领土为泰菜区，地处热带，气候炎热，但属尼人口稠密地区，尼泊尔一些小工厂如火柴厂、黄麻加工厂皆在这个区域，实际是在印度资本控制之下。由泰莱区到首都，印度人修了一条公路，通行汽车，公路只有二百来公里，弯道却有一百多处，路窄弯多，又不平坦，常常出车祸。我曾乘自己的汽车走过两次，公路之险，弯道之多，使我在车上头昏呕吐，比坐小飞机遇着大气流还难受。而这条路当时就是尼泊尔唯一通往外国的交通要道。因此，尼泊尔国王急于想打开另一条通往中国的公路。 此事两国政府一谈即成，由中国出资出人才（专家），修建中尼公路。这条公路也只有二百余公里长，但它是向喜玛拉雅山南麓开辟山道，而喜玛拉雅山本身据说尚在成长，南麓山陡泥石很多，常常塌方，被人们视为修路的禁区。中国承修这条公路，遭到许多人反对，特别是印度，再就是美国，认为这是一条中国向南亚扩张的战略公路。一旦有事，中国军队可由西藏经此公路直插印度半岛，威胁印度洋。反对之声虽高，并不能压下尼国王的决心。所谓中尼公路是由加德满都修到中尼交界的樟木桥，桥以北为中国西藏所属地区，由桥至拉萨要翻越喜玛拉雅山高逾千丈的聂拉木；到拉萨尚有七、八百公里。而那时的拉萨和西藏全境刚完成土地改革，生产仍然低下，中国内地正遭受三年灾害之苦，接着又在闹“文化大革命”，所谓中国要扩张到印度平原完全是无稽之谈。 这条公路在我去当大使前已开始动工，中国专家约有200余人，设有中国专家办公室。按照我国规定，我援外专家享受同当地专家同样待遇，不干涉受援国内政治，不附任何条件。我国修路专家认真能做到了这点。公路分若干段修筑，我专家即分配到各段，同尼方人员，同吃同住，共同劳动。特别是招来的尼泊尔民工，受到中国专家平等待遇，不但不打不骂，还教他们技术，因此关系处得非常好。按规定，每个尼泊尔民工工作一天付给若干工资（尼泊尔卢比），开始这些工资交由尼官员发放，但他们贪污不发或者少发，民工要负担自己的伙食（尼民工大都吃玉米，用火烧一下即就凉水吞食），大大影响了尼民工的情绪。专家组知道这种情况后，就向使馆提出应予解决，是否可由专家组各段负责向民工付工资。此问题经过与尼多次商讨，后来协议，每修筑若干公里给尼方监工官员若干监工费，民工的工资由中国专家按其修路进度发给。这才使尼民工得到应得的收入，而尼官员也赞成，因为他们扣发贪污受到尼民工的反对，现在既可得实惠，又做了好人，何乐而不为。这样一来，中尼公路修筑进度较快，预定在1967年春天即可完工。按双方协议是修筑一条碎石面公路，后来尼方提出要求改为柏油路面，自然增加了经费又延长了峻工日期。这条公路按照国际标准路宽与坡度及直线的要求，在尚未修毕前已轰动尼首都各界，外国使团及记者、旅游者都去参观。尼负责公路的交通大臣已由我陪同去视察了几次。人们都向使馆打听何时通车，如果要举行典礼一定要邀请他们参加。 通车典礼订在1967年6月，我报告国内说明这次通车典礼的重要性，要求西藏自治区及外交部派负责人参加，要求在樟木桥修建一座大厅，定名为友谊桥。由我方负责举行一次招待会接待参加典礼的客人。尼方也极为重视，国王派二王（他的二弟）代表他参加，于是尼政府各大臣夫妇，各国驻尼大使及使馆人员，外国记者，尼知名人士，更少不了拉纳家族的体面人物约二百余人，浩浩荡荡由加德满都向友谊桥进发。友谊桥大厅内已由西藏自治区派来的副主任、西藏外办、外交部有关人员布置就绪，举行剪彩仪式后即进行招待会，由中国方面准备的中国菜冷餐招待。 我在这次典礼上是最忙的一个，先期来到友谊桥检查他们布置的情况。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支援尼泊尔，国内的红卫兵、造反派都很积极，但对于接待尼国王二弟及各大臣，他们则认为对方是专制压迫者，不设专座，还要招待一批尼民工到会，与尼国王代表、大臣及各使节站在一起就餐。我见到后赶快纠正，说此事由我负责，不能采取国内“文革”中那种作法，总算说服了这些“革命派”，把一场典礼应付下来。这个通车典礼在尼国内及外交上引起很大反响，尼方认为这是中尼友好的表现，有的外国人则认为这是中国取得在尼特殊优势的表现。尼泊尔青年学生和一些民众都很高兴，特别是尼泊尔穷苦民工因参加修公路得到工资改善了生活，对于中国和中国专家都非常友好。 但由于受了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也有令我这个友好大使感到为难的事。 中尼公路通车后，西藏自治区派三个歌舞团来尼表示祝贺和感谢。这个歌舞团由汉藏族青年组成，带来国内“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歌舞内容。我先在使馆内举行一次试演，并请尼外交、文化各有关负责人来观看，实际是要他们审查一下节目。他们在看后一面表示高兴，说节目很好，可以在尼公演，但又说有些节目如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反对印度反动派等，不适宜在尼演出。我认为他们很对，于是同歌舞团负责人商谈去掉这些内容。他们同意了。但是在演出时，他们却用藏话喊出这些口号，尼方官员及群众听不懂，参观的外国人包括美国的和平队人员也听不懂，所以没有引起什么交涉，但歌舞团这种作法使我非常不满。他们在广场上公开演出时，尼泊尔人及外国旅游者拥挤不堪，看台压垮，几乎出了人命。于是我借机提出缩短演出时间，早日回藏。 这时，我深深感觉到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潮流太大，使我对国内来的“文革”风完全无能为力。1967年7月我回国治病，病愈后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直到1969年我才正式辞去尼泊尔大使职务。 1978年我被派往越南去当大使，而那时两国之间的火药味极浓。 原来中越关系极为友好，从1950年到1954年越南抗击法国的胜利是在中国的支持下取得的，后来又在中国的帮助下获得了独立和国际上的承认。1961年美国插手越南，越南是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下，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这几十年间，中越关系是“同志加兄弟”。 期间中国派驻越南的大使是受欢迎的。在抗美救国战争中，中国人的鲜血洒在越南的土地上，所以称中越之间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中国大使在越南不只受到热情款待而且在越南人民中受到了尊敬和爱戴。 轮到我去当大使时，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1975年打败美军统一南北越之后，越南军队的枪口却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准了中国，声称中国成了它北方最大的敌国。它在两国边境上不断制造事端，挑起冲突，抢占中国领土，毁烧房屋，使中国居民不但不能正常生产、生活，而且生命也受到威胁。在中国政府一再建议下，1977年中越两国召开了边界谈判，在会议桌上越方提出中国不能接受的无理主张。越南一面谈判，一面却以突然袭击方式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的六个岛屿。在中断了中越边界谈判后，越南打着恢复历史边界原状的口号，欺骗越南人民，有组织、有计划地在中越边界大量制造事端，不断以武力侵占中国领土。中国政府采取了克制态度，主张用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对入侵的越南人员进行说理劝阻，不对打，不对骂，不开枪，甚至在越方打死中国人员时，中国也没有还击。但是这种忍让和解的态度，被越南认为是软弱可欺，于是在边境上大干起来，加紧进行军事部署，驱逐华侨，在边界上制造流血事件，仅1978年上半年内竟打死打伤中国边境军民300余人，真是欺人太甚！ 此外，越南还加紧迫害华侨。中国在越南约有百来万华侨，在西贡就有60万，有钱的人居多，其中约一万多为大商人，但他们都积极支持越南的抗美斗争，当时越南党的总书记黎笋。在南方工作时曾受到华侨的保护。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其反对美帝及吴廷艳的斗争中得到了华侨的支持，所以越南的华侨历来同越南政府的关系很好，越南也很重视华侨问题。1974年越南方面强制要把南方华侨定为越南籍人，对要保留中国籍的华侨进行迫害。他们从1977年开始就大举镇压华侨，剥夺他们就业升学的机会，无故解职，取消户口和口粮，公安人员随时间人华侨住宅，强迫填写“自愿回国书”，乘机搜查、敲诈、没收财产，华侨受尽殴打折磨，到1978年8月就有16万华侨被驱逐回中国。1978年中国提出两国政府谈判华侨问题，谈判无结果，中国侨委会决定派船去越南接回华侨。消息一传出，许多华侨纷纷向越南政府申请回国，引起越南政府不满，一面拒绝中国派船，一面镇压要求回国的华侨。8月初，越南公安人员对集结在河内的华侨进行突然袭击，逮捕百余人投入监牢。中旬又在友谊关外向要求回国的大批华侨进行屠杀，造成百多人的伤亡事件。越南迫害华侨问题闹得两国关系日趋紧张。在我去越南时，越南已驱逐华侨达25万人。 1978年12月，越南举行庆祝人民军建军34周年集会，会上越南国防部长作报告说越南随时准备打一场大的战争，要建立一支“无敌的军队”，“决心打败一切敌人”。越南把中国当作“最危险最直接的敌人”和“新的作战对象”，在靠近中国边境制造“净化区”，把与中国有来往的居民统统赶走，派出公安、特务人员，调集20余万人的精锐部队，明确要对中国进行“进攻战略”，修筑大量工事和军事设施，在“净化区”内住上“冲锋队”、“敢死营”，不断侵入中国领土、干涉中国边民生产生活，绑架中国人员，制造许多流血事件，到1979年初侵犯中国边境地段达162起，打死打伤数以百计的中国军民。 中国政府对越南这种越界挑衅、枪杀中国人员的侵略行径，一再提出抗议和警告，越方置之不理，乃使中国政府提出要加以“惩罚”的警告，中越关系日益紧张。我就是在这种双方剑拔弩张、火药味极浓的情势下去越南当大使的。 当我接受去越南当大使任命时，我知道这是个艰难的任务，很可能不会长久。作为大使应该谋求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国争端，而我知道以当时两国关系及双方决策人的言论来说，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是很难的，我是无能为力的，我要作可能发生武装冲突的准备。对一个当大使的人来说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形势。 所以我在去河内前先去广西，由广西自治区派人陪同我去沿广西与越南接界处，从睦南关直到北海与越南海上接近地察看了一下。昔日双方来往的睦南关口现在已无人走动，通越南的火车停了，站台上冷冷清清。关上两边山峰丛林中双方都埋伏有不可估量的火力。东兴与越南老街只一水之隔、一桥之通，当年从桥上或涉水（白伦河平时水不深，涉水可过）而来上千的越南边民在东兴镇上做生意，互通有无的繁荣景象，现在没有了，桥从中间断了，河上无人无船了。东兴县的同志告诉我，在越南与美国、南越军队作战时，东兴不只是他们的后方，而且是他们的避难所，被敌军追击时他们就跑过来了。我在沿边境看到的，在许多地方中越边界只隔着一条小沟，不用说跳，只用跨一大步就过来了，他们那边没有居民，只有武装人员活动，而我们这边民宅遍布，甚至有小型工厂。地方同志说，打起仗来，我们虽然地势不利，但有准备。沿途所见，双方虎视耽耽，战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大使馆是国家派出机构，它应当作为国家的耳目，了解驻在国的情况，特别是两国关系及与本国有关的动向，及时报告本国政府。这点是当一个大使应该做到的。但是当我到河内后，却被一层冰凉的围墙包围起来。 新到任的大使首先应到驻在国外交部，送交国书及颂词的副本，商谈递交国书事宜，然后由其外交部安排呈递国书时间及程序，这些都是国际惯例。那时越南国家主席是孙得胜，礼宾司的官员告诉我他因年迈不能接受我的国书，改为副主席阮友寿接受。当我按照他们规定的时间向阮友寿副主席呈送国书、行完仪式后，他同我的谈话是冷淡、谨慎和短暂的，面部毫无表情。其实阮友寿在南方抗美时，受到中国极大的支持，他原来对中国是极为友好的，现在受到了政治上的影响。对于一个原来友好国家的大使，不显示友好只有冷淡待遇。这就是政治。 后来安排我同范文同总理会见，他不但是中国的老朋友，还是两国友好关系的奠基者之一，他同我的谈话只是应付，对当时两国间许多重大纠纷闭口不谈。只向我说了两点有份量的话，一是声明外间传说他访问东南亚国家时出卖了印支各国共产党的事，完全是谣言（这件事我国内曾揭露并给予批判），不能轻信。另一句话就是说两国间一切问题应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说这话的语气是生硬的。我过去在外交部工作时，不管越南的事，没有同范文同会过面，但他经常来中国，他同我国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我都见过，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位老革命家，是长者，是胡志明的战友和越南国家和党的重要领导人，对中国友好。在日内瓦会议和抗美救国战争中，同中国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不但配合得好而且友情也深。自越南北南统一，黎笋一伙上台后，他对越南国家的决策权就逐渐减少了。 中国大使馆向越南外交部提出新任大使要拜会越南国会、政府各部门和军方各单位的名单，这个名单不是这次新提出的，而是根据过去历任新大使拜会的惯例提出的。但是越南外交部却不顾过去的惯例，除安排我拜会国会委员长外其余一律不安排会见。 当时越南国会委员长是长征，也是中国的一位老朋友，同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关系都是很好的。但他这次同我会见时态度也是冷漠的，只说了一些应付的客气话，连对当时还健在的中国几位老同志也是他熟悉的朋友的一句问候的话也没有。 新大使到任照例要举行一次招待会，同驻在国政府各部门和各国大使及夫人和外交界人士见面。在我举行的第一次招待会上，越南政府只来了外交部的礼宾司长及主管中国事务的司长，一位政府部长也没有来，与过去政府总理或副总理及好几位部长来参加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的热烈程度显然不同。 作为大使必须要同驻在国外交部打交道，但我同越南外交部来往却很少。越南外交部按其惯例，由外交部部长出面宴请外国新上任的大使，出席主持宴请我的却不是他们的部长，而是排位较低的副部长，这就有点出了格，加之他谈话较少，显得宴会是一个形式。我当时心中很不满意，但也不得不说一些我来谋求友好与和平的话，我不能表现自己没有适当的修养，但也不能低声下气乞求善意。 我必须去外交部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奉国内指示向越南提出抗议，一是应其邀请我去接受他们向我国提出抗议。由我去外交部都是双方政府认为重要的事件，一般的事我是派政务参赞去。那时两国关系紧张，双方抗议照会语气越来越强硬，我们见面时只有争议，各说各的理由，很少心平气和地交谈过。有时越南方面的照会太无根据，措词带污蔑性的内容，我除了记下其要点外，拒绝接受其照会，甚至出现拍桌而去的局面。 但也出现过一两次双方协商解决的事件。一次是我国军用飞机在试飞中迷航误人越境坠失，越南开始大为紧张，以为我要采取什么行动或者越境侦察。我接到国内指示立即向越方说明飞机是因迷航误入，希望谅解。并建议双方派人前往出事地调查。越方正有事于南方，准备进攻柬埔寨，不愿扩大此事件，即同意派出人员会同我馆武官处一同前去调查，结果证实是迷航误人，两名遇难的我国空军人员尸体，经验检后将遗体送交我国派人领回。还有一次是无故扣留我渔民案件，当时在两国海上交界的渔船常常发生纠纷甚至殴斗。这次却是我渔船误人越领海，经交涉后放还。可见在某些问题上，只要双方心平气和地讲道理、摆事实还是能和平解决的。但也只是这两件，其他方面两国交涉是愈谈愈恶化。比如两国铁路接轨处，历来是由中国铁路局在该处管理员负责修理，现在突然越方说那里是它的领土，中国领土在该处约二十米外，竟然拒绝中国铁路局人员前去管理或修理，甚至出动武装人员殴打中国铁路员工。从而使该段铁路不通。对此案件我们就交涉不通，酿成双方铁路人员在那里争执与斗殴不停。我们也知道越南这样做有它反对中国，准备与中国闹翻的企图，不是我们大使馆与它的外交部所能解决的。 我去河内前，曾受到当时主管外事的副总理李先念的指示，要使馆短小精干、做好党和国家的耳目。外交部韩念龙副部长主管越南工作，要我作应付非常局势的准备。 我已感觉到中越间有发生大事的可能，我不是去开展关系而是去应付事变。我去河内后，即同使馆内各部门分别谈话、了解情况。当时经历了一年多的维护华侨与撤侨斗争、撤退专家、撤销总领事馆与领事馆、边界斗争的交涉等重大事件，使馆人员都感到愤慨与悲观，不知中越关系将走到何处，使馆的任务将是什么。我了解了情况，向全体馆员（虽然撤退人员，使馆尚有88人）讲述国际形势、中越关系及我们的对策，说明今年将是中越关系大转变的一年，也是使馆工作大转变的一年，中央要求我们短小精干，应付非常形势，团结一致，当好耳目。 使馆的任务就是要在转变形势下存在下去，执行中央的方针，先从精简着手。馆内各部门人员减少，撤销一些部门（如领事部民航处），决定女同志全部回国，休假的及应休的先走，使馆只留下34人，但内部警卫仍要加强。然后烧毁一些可毁的文件，清查武器及仓库，专家走后他们的大批货物、用品及汽车留下的，进行清理后，不用的尽快送回国。对留下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工作。 越南只有5000万人口，战争几十年，现仍有正规军150万，并继续征兵。它南侵柬、北反华，在中越边境由原来的2个师现在增加到9个师，对柬准备13个师。同苏联缔结友好军事同盟条约后，除了经济援助外，主要是大量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武器、地对地新式导弹，米格23飞机（当时苏联最新式战斗轰炸机），苏军事专家超过六千人。他们认识到中国是反对大小霸权主义的，反对越南吞并印度支那的，所以除对中国实行包围外，更准备以武力攻击。越南的霸权主义行为引起了亚洲和东南亚各国极度不安。 我们为了反对大小霸权主义的侵略行径，为了维护亚洲及东南亚以及祖国的和平与安全，必须坚持反对大小霸的斗争，结成反霸的国际统一战线，因此要坚持在越南的大使馆的前哨阵地。要全馆人员认清形势、明确职责、团结一心、执行中央指示，不怕越方孤立我们、包围我们、造谣中伤我们，坚守阵地，反对一切紊乱思想和畏难情绪，我们还要设法展开外交活动，打破孤立。 中国驻河内大使馆门前有一个小公园，这个街心公园虽不大，在河内城内还是少有的，所以过去游人较多。现在几乎没有游玩的人，只有越南的便衣及警察，禁止大人小孩人内，成了他们监视使馆的暗哨，不许越南人、华侨进入使馆。大使馆后门原来有一条大街是越南高级官员的住宅区，现在那条街也禁止“闲人”及车辆通行。使馆周围的房子的住户都换了人，我们已察觉那些房子里常有人持着望远镜向我们使馆里窥视，中国大使馆完全被包围和被监视了。 越南外交部曾通知各国大使馆，使馆车辆只允许在河内城郊10公里内活动，若去外地需要取得外交部同意。我国大使馆曾因处理我驻海防机构事务（即撤销机构搬运东西回使馆）允许去过海防，其他各地都不批准中国大使馆的人前去。我曾想去西贡（现在改为胡志明市）看看，那里原来有我国众多华侨，曾设立过总领事馆，但越方不批准。越南曾组织各国使馆人员去西贡参观，竟不邀请中国大使馆。我的车子一出大使馆，后面就有车子盯梢。 河内的中国大使馆，房子虽然旧点，但院子很大，房屋很多，院内有球场、游泳池、电影厅等，我们每天下午吃饭后在院内活动，为了保密起见，院内不许谈论公事，更不准谈论有关国家和外交上的事情。越南方面并不能完全封锁我们，我们的采购员每天要去市场购买新鲜蔬菜及食用品，那时这些好一点的菜。肉、鱼都较少，但我们采购员是老河内通，他有一些老朋友，他不但能买到一般人买不到的食品，还听到不少消息。越南政府反对中国，年轻一代越南人受政府的宣传反对我们，但多数老百姓不反对中国，反而对其政府反对中国不满。原因很简单，过去同中国友好时，虽然在战争年代，越南市场上不缺少日用品、生活必需品甚至粮食衣物，这些都是由中国运来，连小学生的作业本、纸张也是中国来的。现在抗美战争胜利了，但同中国闹翻了，结果连是越南市民生活极度困难，所以老一点的越南人都向往中国。 越南那时同几十个国家建交，在河内驻有三十多个国家的大使馆，其中分为苏联东欧国家的，西方国家如法、英、北欧几个国家，再就是亚洲国家日本、朝鲜、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少数国家如埃及等。 外交活动越南方面不能封锁。上述几类国家在外交活动中自然形成几个小集团。无论在越南方面举行的，或者各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宴会，这些国家的大使就各自聚在一起聊天。在这种场合，我首先是有礼貌地同建交国家的大使或参赞打招呼握手，我的活动大半是在法、英、北欧国家大使、特别是亚洲建交国家大使中进行。这些大使、参赞们对中国友好，我们交谈也较有兴趣，相反越南政府参加的官员显得较为冷落。 苏联东欧几个国家的外交官员总是聚在一起，同其他国家大使、外交官交谈很少。那时苏联正因占领阿富汗受到全世界反对，虽然越南吃得开，但在外交圈子里是孤立的。西方及亚洲国家大使们愿意同我友好交谈，越南进攻柬埔寨问题和中越关系问题。他们都要想从我这里知道事件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政策。 我同他们接近后，知道他们及他们的政府对越南当时的政策与作法不满，对印度支那及东南亚形势的担忧，自然就有了共同语言，这也是我宣传我国政策的极好机会。我利用使馆的优越条件，经常举行各种集会、茶会、看电影、打球、游泳、会餐等活动。一些国家的大使也常请我去吃饭、喝茶或看电影，这些外交活动越南政府不能禁止也不敢禁止。这样我在河内就不是孤立的，越南政府也封锁不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的思想还是受了“左”的影响，对柬埔寨形势了解得太少，虽然我是从国内外交部得到关于柬的情况，认为民主柬埔寨力量较强，受到柬人民拥护，去年又打败了一次越南的入侵，所以我对各国大使把柬抗越的形势说得太乐观了。对于波尔布特，柬共在柬国内的统治地位也说得太强了，因此比较有信心地向这些大使们讲，柬能顶住越南进攻。事实证明我的估计是错误的。 1979年初，我接到外交部来电要我回国述职，我就知道中越之间将有一场武装冲突，将使馆应变工作布置完毕后，我即乘中越通航最后一次班机回国，到北京不久之后，自卫反击战就开始了。 关于那次中越边境战争，当时越南方面宣传得很多，说他们如何打败中国军队，打死打伤若干人，如何把中国军队赶出国境，但是不同意外国记者去边境战场查看的要求。中国则对战争情况及双方伤亡损失不作任何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自1979年2月17日起到3月16日止，分云南、广西两方面出击，进行了28天，攻克了越南的谅山、高平、老街三个省和17个县、市（镇），给这些地区的越南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以歼灭性的打击，并摧毁了越南在北部地区针对我国构筑的大量军事设施（附带说一句，这些工事都是用中国援助作为抗击美国军队用的物资）。中国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在胜利地完成了严惩越南侵略者的任务后，于3月16日奉命全部撤回。 接着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发表声明，叙述中国的一贯立场，在中越关系恶化到以武力冲突的地步，中国始终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中越两国之间的争端。中国建议在中越双方同意的地点迅速举行适当级别代表的谈判。经过中国方面的一再努力，双方同意以副外长级的政府代表团举行谈判。中国方面派出以副外长韩念龙为团长，我以大使任副团长的政府代表团乘专机飞往河内，于4月18日举行第一轮中越谈判。 在代表团赴越南之前，我们代表团成员包括亚洲司副司长梁枫，条法司副司长及越南处处长和专家顾问等集中在钓鱼台6号楼进行讨论研究和起草文件。当时我们认为这次谈判由于越方的态度不会取得结果。越南早已控制老挝，现在又侵略柬埔寨，已实现了它吞并印度支那三国组成所谓的“印度支那联邦”的目的，要它撤出柬埔寨，归还柬的独立主权是不可能的。但它独霸印支，威胁到泰国及东南亚各国的安全，引起了亚洲各国的恐惧。泰国正严阵以待准备坚决抵抗侵犯泰国的越南侵略军，东南”亚各国在越南的威胁面前进一步加强了团结。菲律宾总统谴责越南在泰柬边境集结军队，严重威胁泰国的中立。东盟国家外长会议一致要求越南立即从柬泰边境和柬埔寨领土撤出全部军队，停止输出难民，呼吁全世界制裁越南当局输出难民的罪恶行径。加之苏联作为其盟国，在越南占有军事基地，金兰湾已为苏联空海军使用，苏联实现了南下政策。这不仅是关系到亚洲而且关系到太平洋、印度洋及世界的和平。所以中越这次谈判不解决这些问题就得不到和平与稳定。 越南试图不改变其总的反华政策，只求解决具体的边界、华侨、侵略边境领土等问题。因此，代表团感到谈判任务艰巨，必须从世界和东南亚的形势入手，方能根本消除霸权主义的危害，恢复中越两国关系，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本着这种考虑，代表团拟定了此次谈判的方针、主要内容和重要发言的稿件，报经中央批准。 中越谈判经双方商定第一轮在河内，于4月18日到5月18日举行。在第一轮会谈前双方副团长开预备会，确定一些事务性的安排，会议采取不公开方式，不要记者参加，会议记录各方自己进行，双方并不核对会谈内容，未经双方同意不得向外透露等。接着中越两国政府代表团开始全体会议，中国方面提出处理中越两国关系八项原则建议，其主要内容为： 一、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恢复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间的争端。 二、双方都不应在印度支那，东南亚和其他地区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任何一方都不向外国派驻军队，已派驻的军队必须撤回本国。任何一方不参加反对对方的军事集团，不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 三、双方尊重中法界约划定的中越两国边界线，并以中法界约为依据，谈判解决中越边界领土争议问题。 四、双方互相尊重对方12海里的领海主权，根据当前国际海洋法有关规定，公平合理划分两国在北部湾和其他海域的经济权和大陆架。 五、西沙、南沙群岛历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越南应尊重中国的主权并从其所占南沙群岛的岛屿撤走其一切人员。 六、所在国政府对对方国家的侨民的合法权利应予保障，不得迫害或非法驱逐出境。 七、越南政府强行驱赶到中国境内的越南公民，越南应尽早把他们接回越南，并给以妥善安置，中国政府愿提供一切方便（那几年越南人民大批被迫逃出国外，造成东南亚国家、香港的越南难民灾害，逃往中国的也有数万人）。 八、关于恢复两国间的铁路运输和贸易、民航邮电等关系，将通过两国有关部门协商解决。 中国代表团的八项原则建议是合情合理和切实可行的，反映了中国要求改善中越关系的真诚愿望。但是越南方面却提出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扩大争论的主张，竟公然指责中国挑起边界战争。反对越南，坚决反对中国所提的八项建议，提出要中国改变“反对越南”政策，这次谈判不应谈及第三国和与两国关系无关的问题，以此作为两国谈判的基础。 我国代表团一再强调指出，两国关系恶化甚至发生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完全是越南推行地区霸权主义，任意践踏国际关系中和平共处基本原则的结果，也是越南当局把中国视为它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重大障碍，竭力进行反华所造成的；要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维护印支及东南亚的和平稳定，必须针对问题的症结，坚决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否则就没有共同基础，难以解决两国间的争端。 第二轮谈判由6月28日至12月19日在北京举行，双方争论的问题仍然是在谈判的共同基础问题上。 越方开始反对谈霸权主义，后来提到的霸权主义是反对中国的霸权主义，并举出许多无中生有、颠倒是非的例子。连日内瓦会议中国总理与胡志明主席商定的解决军事分界线的事，也说成是中国强加于越南，是属于霸权主义的行为。他们还反对谈论越南侵略柬埔寨问题，认为谈这个问题就是干涉第三国事务，中国支援柬埔寨反抗越南侵略也是中国企图谋求霸权的行为。这样，费时近半年多的中越谈判除了双方争吵一阵外，毫无结果。 在北京这一轮的会谈，拖的时间较长，原因是越南代表团团长请假曾回河内一次，回来后在谈判桌上提出一个在中越边境地区停止武装挑衅的“协议草案”，把中越谈判的内容限制在中越边境纠纷这一点上，这是中国方面不能同意的。 中国代表团认为两国会谈要谋求根本解决问题，双方应当讨论共同保证、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不谋求霸权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推动谈判取得进展。在前述八项原则建议的基础上，中国代表团提出新的建议，即中国政府愿意承担不谋求霸权的义务，与越南方面共同宣布遵守五点，即 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两国关系； 二、不在印支、东南亚地区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 三、不以任何手段奴役控制其它国家，不发动侵略战争，不实行军事占领，已派驻外国的军队立即撤回； 四、反对为任何国家集团的霸权政策效劳，不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 五、不在别国设立军事基地。 总之，中国代表团一直坚定明确地主张，如果越南方面确实愿意恢复两国正常关系，恢复印支、东南亚和平，就应该与中国一道讨论反对霸权主义的问题。双方谈判的距离太远，谈判就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 根据当时两国关系与国际形势，中央决定我不再去河内，即：我国河内大使馆不派大使只由临时代办负责，虽然越南驻中国大使仍然驻在北京，这表示在外交关系上中国对越南的一种冷淡。降格态度。我于1980年夏季另派去希腊当大使，从此就同越南没有来往了。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越两国在武装冲突后进行谈判，引起了各国的关心与注视，更引起各国新闻记者的重视，虽然同越南建交的国家不多，而要求采访中越在河内谈判情况的记者却不少。在每次会谈后要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中国代表团就成了各国记者提问的中心。由于双方商定不公开对外泄露谈判的内容，所以对于记者的询问，韩念龙团长只能谈一些我国一般原则性意见，满足不了记者的要求。 当时各国新闻界关心的是中越关系如何发展，中越会不会继续作战，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是否有妥协的可能，如何取得妥协等等。各国驻河内的大使也常找我了解情况，我与他们约定，在这次会谈告一段落后再约时间同他们一一会谈。 所以在中国代表团结束第一轮会谈返回北京时，我尚留在河内一个时期，除与越方商量第二轮会谈的事宜外，主要时间是与各国大使会见，告诉他们我能告诉的会谈的情况，并说明中国政府的方针，会谈将继续，战争将不再会发生。 在北京谈判时，驻北京的外国记者较多，每次记者招待会提问的人不少。我曾主持一两次招待会，并经过允许透露了我国对越南援助约200亿美元的主要内容，包括军火援助项目，这些从未公布的数字引起了记者们莫大的兴趣。 1980年我被派去希腊当大使，这在我外交生涯中增添了另一种经历。 希腊是我久仰的文明古国，被称为西方文化的摇篮。在人类历史上曾有它光辉的功绩，处处都有名胜古迹，神话般的遗址。爱琴海环绕希腊半岛，风光秀丽，景色迷人，成为世界旅游的圣地。我接受任务后，即在出国前尽量学习了解希腊的情况与历史，可惜那时尚找不着一本介绍希腊的中国书籍。有一本翻译的（希腊简史），是第二次大战时美国为在希腊登陆的美军之用印刷的，内容十分简单，而且多半为了美国士兵知道希腊风俗人情以及如何对待希腊人而写的。我感到我们的知识文化界原来被称作“言必称希腊”的，竟对希腊了解得如此之少。 在两国关系来说，中国与希腊在1972年6月建立外交关系，1973年互派大使，1979年希腊总理卡拉曼利斯访问中国，中国外长也访问过希腊。两国签有民航、海运、文化等协定，因希腊那时是海运大国，拥有世界航运中最大的吨位，但中国那时对外贸易额小，航运不发达，又兼两国商品结构不对路，在通商、贸易方面数额很小。但两国间没有任何纠纷，也没有什么需要合作或解决的问题，彼此互相尊重，是属于一般的友好国家。 我去雅典担任大使时，正是希腊加入欧共体后国内经济调整时期。在对外关系上，希腊与土耳其历来是敌对国家，又因为塞埔路斯问题双方唇枪舌战，爱琴海天空布满火药味，关系紧张。这些情况我们只能作为一个中立旁观者，不能偏袒任何一方，而对局势的发展却要十分注意。 我这次去希腊，只有外交部嘱咐要保持友好，注意地中海及巴尔干情况发展外，远不像去河内时那样受重视。 但是我自己要问去希腊当大使要作些什么？当然是发展两国友好关系，进行调查研究，找出发展关系的可能与共同点。我除了呈递国书、拜会希腊政府军政各部及议会负责人、纵谈中国情况和两国友好外，还常约会希外交部秘书长，阐述我国对外政策和对国际事务的态度，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关于国际间的重大事件，希腊政府也愿意知道中国的态度。自然我也要了解希腊政府的立场。在这些方面我们增加了相互了解。希腊方面无论是外交部或其他部门都不大知道新中国的情况，但却对中国有兴趣，这给我阐述我国情况的好机会。希腊是民主开放国家，各国大使的活动不受限制，我除了与执政的新民主党发生交往关系，对于其他政党、议会反对党，无论左派、右派都可接触。希腊议会议长是希中友协的名誉会长，这样我们利用希中友协同议长结成友谊。原来希中友协是由一些希腊共产党中亲中国的一派主持的，他们吸收会员比较严格，他们认为左派才能参加，也由于希腊在二战后，希共领导与美英支持的希右派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并遭受了镇压，所以，在希共影响下的希中友协采取关门主义，业务不能发展。我去了后，一再说服友协负责人要大大开放大门，广泛吸收与中国友好的人士，不管他是那一派，只要愿意了解中国，表示要同中国友好的各阶层人士都可参加。我们使馆帮助友协组织了几次公开活动，比如说请中国大使作报告，开有关中国情况的图片展览，放映中国电影等，加之国会议长也积极参加各种集会，使得希腊各界人士较多的了解中国情况，希中友协也扩大了。 在同希腊各界人士接触中，我特别注意结交希腊科学文化界，先与希腊科学院正副院长进行拜会交谈，结识希腊科学院某些著名院士学者，比如希腊前总统拉梭斯，他是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又是曾在政治上有过影响的院士。我曾数次访问他，并请他夫妇来使馆宴会，建立了友谊。他除了向我讲述希腊古代文明及其对西方的文化的影响，更对中国文化很有兴趣，向我询问了有关中国文化演变的问题。像这类学者我结识了不少。我们在交谈中逐渐有了共同语言，认为希腊是西方文化的摇篮，中国是东方文化的发源地，我们应该从交流希腊与中国文化入手，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一些贡献。我向国内有关部门提出应在希腊多作些文化交流工作。过去国内有关部门对于希腊不大重视，凡有出国展览也不去希腊，在我用使馆名义要求下，在希腊开了几次展览，如中国绘画、中国瓷器、中国出土文物以及中国戏剧表演等，这些活动在希腊引起很大反响，使他们看到与他们传统文化绝然不同的另一种东方文明。 我一直对历史很有兴趣，曾经在工作之余看了一些中国历史书籍，60年代国内兴起了学历史热，公家还发给了我们每人一部《资治通鉴》，我都找时间通读了一遍。到了希腊这个文明古国，为了同希腊各界人士特别是文化科学教育界能有共同语言，我也抽时间看了一些有关希腊古代与现代的历史书籍。我自己能看的只是英文，而英文有关希腊历史的书大半是西方人写的，不能完全反映历史。我们使馆有学希腊文的，有希腊文翻译，通过他们的帮助我读了一些希腊人写的历史和有关希腊文化的著作。 为了进一步了解希腊近况，我曾去希腊各地旅行，广泛结识希腊各地的知名人士，了解希腊地方的实际情况。希腊只有13万多平方公里的版图，而岛屿面积占2万多，每个大岛都有它自己的传统习俗与历史传说。克利特岛是希腊最大的岛，它的历史与文化发展却远早于雅典和希腊半岛其他城邦。这个岛在公元前2800—1450年前就建立了米诺斯文化，米诺斯王国曾建有克诺索斯王宫，现在供考古者，历史学家和大批旅游者参观这个王宫的遗址，称为迷宫。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公元前1600—1400年间建立有迈锡尼王朝和有名的迈锡尼文化。公元前1200年左右发生有名的特洛伊战争就是由迈锡尼王朝纠合全希腊人发起的。希腊文化光辉时代的希腊城邦奴隶制度，是在公元前800年以后创立的，大约是在中国春秋时代。 真是无独有偶，希腊城邦时代与中国春秋都正是两个文明古国文化发展高峰时代。中国那时是百家争鸣，出了著名的老子。孔子、墨子等诸子百家，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而希腊却出了柏拉图、苏格拉底和亚里斯多德等影响西方文化深远的伟大学者。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普罗米修斯作者），喜剧作家阿里斯多芬，历史作家希罗多德，以及著名演说家狄摩西尼和科学家阿基米德和欧几里德。从他们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了今天西方文化的渊源。 在我初步学习了希腊古代文明以及在亡于土耳其的侵占及其破坏的经过后，我想了解现代希腊的复兴。我同许多希腊学者交谈，他们一面痛恨土耳其几百年统治对希腊文化的摧残，但又高兴地告诉我他们如何复兴希腊与土耳其作斗争的历史。他们告诉我欧洲国家如何在中世纪发现希腊古代文明因而产生欧洲文艺复兴，奠定了今天西方文明的基础。 我进一步认识到希腊这个欧洲国家确同中国有共同之处： 第一，都是文明古国，在公元前几百年他们都有过百家争鸣的光辉的时代，而那个时代的影响不限于他们本国，真正成为东西方文化的发源地。 第二，他们都有受外来侵略欺辱及亡国的历史，他们为了复兴国家民族，为争取独立自主曾付出了几代人的牺牲代价，希腊的真正复兴独立还是在第二次大战以后的事。 第三，我们两国现在经济建设都比较落后，中国是个大国，但也只在领土、人口、资源方面比希腊大，经济上那时中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打破了过去封闭锁国的局面，希腊却是一个开放国家，它的工业微不足道，而航运旅游却不只高出中国，在世界上也占重要地位。 我找到中希两国相同与不同之处，就便于进行争取友好工作。我除了参观希腊著名的古迹名胜外，广交希腊的有名学者专家，建立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使者的形象，同时还结交希腊著名的航运家，船业大王，参观他们的造船厂，了解到有一些中国人当了他们航船的海员。在参观旅游的过程中，了解到希腊旅游事业发达的途径。我在“文革”期间也在国内搞过旅游工作，了解了希腊的旅游业，才知道我们那时的作法根本不是“旅游”，离现代的旅游事业太远了。航运、旅游、侨汇是希腊外汇收入的三大支柱，这同中国经济结构是完全不同的。 希腊自加入欧共体后，她的经济、政治、外交是属于欧洲共同体范围，他虽处在地中海东部，是爱琴海的大国，但仍在美国地中海政策之下，海岛上驻有美国军事基地，在地中海风云中她起不了多大作用。但他同土耳其关系紧张，希土双方扩军备战，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而他们又都是北大西洋公约同盟国家，双方剑拔弩张，目的在争取更多的军事援助，建立比对方强盛的军事优势。至于巴尔干形势，土耳其已失去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苏联也不能完全影响巴尔干，希腊同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关系较好，他们共同对付那时的阿尔巴尼亚。均势是存在的，平衡还未能打破，希腊在这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希腊半岛上空虽然阴云密布，但尚未有暴风雨来临的预报。 希腊的党派较多，所有的政党都是公开合法的。我去时是新民主党执政，最大的反对党有泛希社运咱称是社会主义党，参加了欧洲社会民主党联合和共产党国外派。我除了同执政党的领导人士交往外，还同其他在野党派来往。1980年新民主党已执政三届，1981年将举行大选，我去时已面临大选前的活动时期。 泛希社运党在帕潘德里欧领导下最为活跃，他以社会主义、反对美国军事基地、退出北约等为号召，净取激进的工人、青年学生等群众的支持。在我拜访各方面人物和了解后，根据我们大使馆从各方面了解的情况，分析大选形势，认为泛希社运（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在大选中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较大，至少也将是议会中第一大反对党。我曾拜访并宴请其领导人帕潘德里欧及其夫人，同他进行过几次交谈，使他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立场及国内形势的发展，并从他那里知道他的党活动的情况和对大选获胜的信心。我的夫人宴请他的夫人（美国人）及其女秘书，品尝中国菜肴（那时中国菜肴成为外国人追求的一种时髦），在这种家庭式的聚会中，谈话更为随便，双方的友谊就更进了一步。 在这里附带提一点，就是我的夫人宴请帕潘德里欧夫人时，请了帕的女秘书，她是位中年的希腊妇女、会说几种语言，极有才干，是处理帕潘德里欧一切活动的安排及管理家务的负责人，她能来中国大使馆作客非常高兴，她与我馆办公室管礼宾的女同志说，大使有事找帕潘德里欧直接打电话找她就可以。 1981年希腊大选结果，泛希社运获得大胜，帕潘德里欧组阁成为总理，照例各建交国家首脑都要发贺电，表示祝贺与承认。我国外交部在接到使馆电报时即发来我国家领导人的贺电，我们按例将贺电送希腊外交部。而当时希腊外交部内官员仍是原来新民主党的人主持工作，没有把中国的贺电及时上报及发表。帕潘德里欧有点焦急，因为他以标榜社会主义反对美国的口号上台，而得到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祝贺是他这个新任总理在外交上所必需的。他那位女秘书打电话与我馆联系询问，我们说中国政府的贺电早已送交外交部，她要求即刻送一副本给她—总理办公室，我们照她要求做了，第二天希腊所有报纸以大字标题刊登了中国国家领导人对帕氏当总理的贺电。 帕氏组成内阁就职后二、三天，就通知我，总理要接见，这是他上台后接见的外国第一个大使。自然这次接见是礼节性的，我代表我国政府领导人向他表示祝贺和表示中希两国友好的愿望。他的谈话友好而简短，双方交谈不涉及任何问题，但接见形式隆重，大批记者和希腊电视台记者都在场摄影。当天晚间新闻广播，电视台广播，成为一重要新闻。 次日，他就接见了美国大使，一样的广播和上电视。我也知道他首先接见我的考虑。他虽然标榜社会主义、反对美国、反对美国军事基地，但这些只是争取选举胜利的手段，他并不真正反对美国，相反还想从美国方面获得好处。若他一上台就同美国接近，这对他形象很不利，也会马上丧失威信与民心，所以他先接见中国大使然后再接见美国大使，显得较为自然些。我被他抬高了在外交界的地位，实际是他平衡对外关系的一种手段。我应该有这个“自知之明”，因为从希腊国内国际关系的重要性来说，中国实实在在是不能与美国和欧洲各国甚至同阿拉伯国家相比的。但是我也利用了这个机会，不但可以同新的希腊政府各个部门开展活动，而且在雅典的外交界也可以受到一定的重视。这就是所谓的外交。 我原来以为中希两国相距遥远，历来没有什么交往，希腊人民不一定会知道和了解中国，但事实并不如此。有一次我们去克利特岛旅行，车子走到乡下一个路边酒店休息，我和我的夫人、一位调研室主任和一位翻译一行四人，坐在凉棚桌下休息。突然有两个邻座的中年汉子对我们说，你们不买我们希腊的产品，却大量在我们这里卖你们的汽车、电器，这太不公道了吧！我们一听知道他们认错了人，就说我们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谁知他们听后马上翘起大姆指说，中国人，毛泽东，对我们特别友好，一定要请我们去他们附近家办葡萄酒厂喝酒。希腊的左派人士特别是在二战后希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在一般希腊人民心中记忆很深，他们特别钦佩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打垮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政府。所以新中国、毛泽东在有些希腊人中并不陌生。 希腊是开放旅游国家，外国大使去各地旅游可以不通知外交部，我也常以私人身份自行去外地、各岛上旅行。在泛希社运党上台执政后，有一次我同我夫人、秘书、翻译去希腊北方重镇，也是希腊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旅游。萨洛尼卡连接土耳其和巴尔干各国，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马其顿接壤，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十分重要，有许多历史名胜，就是现在还保持着中世纪东正教十几个大寺庙，仍把中世纪僧侣生活习俗当宗教仪式的阿索斯岛也在萨洛尼卡区内。 因为是私人旅游，我们只住在一个饭店的普通房间。那时希腊北方邦的邦长是泛希社运党重要人物之一，在他们未上台前，这位邦长同我认识，算是我结交的一个朋友，他的邦政府就设在萨洛尼卡，我去拜会了他，他很友好，并专门设宴在旧王宫请我们吃饭。我们回到饭店后突然受到饭店经理的特别招待，并一再道歉表示不知是大使光临，接待不周，给我换了一套特别客房，摆着水果点心及鲜花。我的翻译问他如何知道是中国大使，他说中午从电视上看到大使同邦长会见才知道的。我们本来因是私人旅行想省点钱住普通房间，他这一换房，礼遇是提高了，但我们多花了不少钱。从此也可看出希腊人作旅游工作的精妙处。 我在希腊两年，在希腊学界中把我当作文化大使。曾在中国当过大使的“菊花”（他的希腊名字译成中文为菊花）先生回国后当了大学教授，他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用希腊文介绍中国的哲学，重点写孔子时代的百家争鸣，以此书来比较希腊古代的学术思想。他是一番好意，要把东方文化的代表中国哲学介绍给西方。 一些希腊朋友也希望我能把希腊文化一西方文化的代表介绍给中国。我正好因为要了解希腊，在学习研究希腊历史，重点是研究近代史，我在工作之余搜集希腊近代、现代的历史及其发展经过，在这方面得到许多希腊朋友的帮助。为了深入了解希腊在二战后，希腊共产党领导的几乎已控制全希腊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如何被美国支持下的希腊右派势力打败的，我不仅与当时与美国联合的希腊右派现已退休的头头谈过，还同当时希共党员以及担任过希共军队的师长谈过。这样我就拥有较详实的资料，我在接受“菊花”先生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的礼品时，曾表示我要写一部《希腊近代史》作为回礼，也作为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小纪念。 我于1982年回国后即将《希腊近代史》书稿整理好，商务印书馆答应于1987年出版。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拖到现在（1995年）还未印出。在我国出版这样一本书是如此的困难，使我无法向那些希腊朋友交待，我这个“文化”大使也只是说说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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