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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国务院下设了中国旅游事业管理局和中国国际旅行总社，一班人马两块牌子（人们通常称为旅游局）。开展旅游事业的目的是“扩大政治影响，宣传建设成就”，在经济上还可以收一笔可观的“自由外汇”。旅游工作开始是学习苏联，接待的旅行者也多半来自苏联和东欧国家，后来才发展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到1965年文革前十年，旅游局共接待了38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共约1．9万多人（有组织的旅行团），收入美元745，837元，贸易卢布2，219，589元。 文化大革命一来，旅游局的运动同其他部门一样，先是破“四旧”，成立各种造反团体，揪斗本单位又联合揪斗中央各部的“走资派”，后又在本单位内各派之间打内战，联合本市相同派别同异己的派别争夺领导权，一时闹得天下大乱。1970年以后，“文革”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毛主席又号召派出军代表，在各单位组织“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主持各单位的工作。 旅游局亦不例外。旅游局在1969年来了军代表，要逐渐开展旅游工作。那时，中央和各省市的各部门虽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领导小组，但各单位的外事机构取消，原来的对外联系中断。全国进行对外工作的除了外交部外，只剩下对外友好协会和旅游局。外交部是接待建交国家的官方人士，对外友协接待各国的友好团体，此外一切来华外国客人都由旅游局接待。 “文化大革命”轰动全世界，也影响了全世界许多“左”派。青年革命组织，特别是在1972年中美恢复来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要求来中国的人更多了。旅游局亟需恢复工作，以适应形势的需要。 旅游局接待外国人干什么？这是当时恢复旅游工作的一个有争论的大问题，也是对过去及那时的旅游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一来，“极左”思潮批判旅游局是搞“外汇挂帅”，只要经济不要政治，走的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接待外国人吃吃喝喝、游山玩水，这是“风景出口”，是为外国资产阶级服务的，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旅游，要统统砸掉。旅游局应接待外国的左派，要邀请外国的中下层及友好人士。所谓邀请，就是要请这些人来，一切费用由旅游局支付，有的甚至连来华旅费也由中国出。自然要求来华的人就很多，有的是来学习的，学习中国革命，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成就”；有的是来了解情况，“文化大革命”究竟搞了些什么；有的是来摸中国的底，中国究竟成了个什么样？总之，来华的目的各不相同。旅游局接待的方针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要把“文化大革命”传播到世界各国去，要“世界一片红”。 1971年7月外交部人事司的负责同志找我，要我去旅游局负责业务工作。旅游局原是国务院直属机构，在“文革”期间同其他许多对外机构一样都划归外交部领导，因为外交部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的。我表示坚决不去。理由很简单，第一我不懂旅游，从来没有接触过；第二，旅游局内部派别斗争很尖锐，我管不了也不愿管这些事；第三，旅游局有军代表负责就行，何必要我去。这样回绝，拖了几个礼拜。 后来一位部的领导同志对我讲，你还是去吧，这是在周总理那里定下的。他说总理开会要外交部派一位业务干部去旅游局抓业务，军代表只管政治运动，当场就决定要杨公素去。你一定要去，不要周总理再下令，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怀着十分不情愿的心情，于1971年秋去旅游局，当了领导小组副组长，负责抓对外业务。组长是军代表，他后来在1972年调走了，我就当上了领导小组组长。我经常接待外国客人。他们对于中国那时的领导小组弄不清。因为在全国上下，上自各部（除外交部外）下至一个公社，都叫领导小组，分不清上下级。1974年伊朗、巴基斯坦邀请中国旅游局长去访问，他们一再问领导小组组长是个什么职务，他们便于接待。于是经过外交部正式通知这个领导小组组长就是正司级的旅游局局长，这样我的名位在旅游局才定下来。 旅游局在“文革”中有不少的造反派，后来联络成两大对立的两派。自“三结合”以来，军代表为首的领导小组吸收了两派头头参加，原来的副局长已被解放的有两位，加上中级干部代表，组成了所谓“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小组。我去后又调来了两位原国务院外办的和调查部的司局级干部参加了领导小组。这样一个领导小组，在对外接待工作上有争论，但不很大，因为关于旅游工作的大小问题，我们都写报告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大家都赞成。旅游局在“文革”以来批判打倒了一些领导干部开除了一些干部，有的带上各种帽子，有的还在下放，有的已被“控制使用”，对这些人的问题一开会就争论不休。好在有军代表管，我可以“不置一词”。1972年以后又从外交部调来一批业务干部，他们多半是在“运动”中受过这样那样冲击的人。我对他们说，旅游局的“运动”很复杂，你们不要参加。同时对外文委撤销，也调来一批人，他们中有翻译，也有“文革”初期造反派的小头头。这些人不大听招呼，来了旅游局就一门心思搞“运动”，自成一派。1972年以后，军代表调走了，我当了领导小组长，不得不领导“运动”。那时年年有“运动”，包括“批林批孔”、“批右倾翻案风”等等。“运动”是中央文革小组发起，运用“四大”，闹得人心不安，人人自危。“运动”一来，首先是矛头向上，整领导，这是“大方向”。但是又要“领导带头”，领导要自己批自己，又要领导运动，开各种各样的批判会。弄得我头脑昏胀，不知如何应付。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凡是开批判会，我就把那时“两报一刊”的文章综合起来写成批判稿。但那时的“运动”都是有目的整人的，我只泛泛的写一些表面文章，满足不了“文革小组”的要求，局内的各派都说我是中立、滑头、观潮派。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我的日子才好过了。 关于对外工作，情况比较好些。旅游局是于什么的，这个在今天看来是不成问题的事，但在那时却争吵不休。我去了以后，在外交部领导核心小组会上汇报了工作情况，当时部领导决定“旅游工作是外交工作的一部分，是搞政治的”。后来把周总理历次对旅游工作的指示写成报告，确定任务。周总理批示，旅游局的任务是“宣传自己，了解别人，扩大影响，争取同情，促进人类的互相了解，共同进步，团结一切力量结成国际统一战线”。这个任务不但大而且很重要。宣传自己是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宣传新中国的外交路线等等。 1971年毛主席在旅游局的接待人数报告上指示“人数可略增加，右派也可来一些”。这样，打破了“文革”中“极左”思潮宣扬的只许接待外国左派的束缚。这里牵涉到旅游局接待外国人的对象问题。自“文革”以来，旅游局要支援世界革命，只接待外国的左派，中下层工农分子或对中国友好人士。现在毛主席批示右派也可来一些，周总理解释说，主席指示是说“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外事工作要重新开始。要旅游局搞个接待计划。 接待对象问题，虽然毛主席已定了，右派可以来，但实行起来还是有阻挠。以1975年为例，全年接待有组织的旅行团5300余人，其中左派为417人占8％，中派4788人占90％，右派114人，占2％。这里说的左派是指当时支持中共“反修”政策的外国共产党组织的旅游团。各国青年中的激进分子这时已来的少了。 据我了解，“文化大革命”初期各国的极左派来华的人很多，其中尤以日本的“赤军派”为最多。他们来华，手持《毛主席语录》小红书，高呼“毛主席万岁”，“世界革命万岁”，要参观革命圣地延安和韶山、井冈山；要请当时中的造反派头头为他们讲“反修防修”，打倒“走资派”的情况等，其中有的拒绝参观长城、故宫，说他们不是来游山玩水的。这些人最受欢迎，他们来华一切费用都是减免的。旅游局内的“极左”分子认为接待他们就是支援世界革命。 1972年以后，形势有所变化，中国回到了联合国，建交国家多了，“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毛主席又亲自出来做工作，首先在“五一”天安门城楼晚会上同各国驻华使节握手谈话，连当时的苏联中苏边界问题谈判代表，毛主席也同他们握手，祝愿边界谈判成功。对印度代办也说两国要友好起来。这就是周总理说的外事活动要重新开始。只有把旅游局内的“极左”思潮压下去，才能接受接待右派的思想。那时所谓的右派无非是各国资本家、贵族、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及其新闻记者、商人，或者对中国不友好，说过对“文革”不满意的话的那些人。 那时对于各国记者来华，外交部控制得很严，而许多国家的记者都要来华看看中国“文革”以来的情况，他们不能以记者身份来，于是他们有的作为旅行者，有的作为其驻华使馆职员的亲属，有的在参加广交会后以商人身份到内地旅游。我们只要发觉都十分注意他们的行动。 还有一件现在看来非常可笑的事，就是旅行者未经许可不许照相，特别在发生了意大利记者安东尼奥尼访华后回去写了一篇对新中国的报导，里面谈到我国许多落后方面。当时“文革小组”极为不满，掀起了对其文章大兴问罪式的批判。这样，不许外国人看落后的，不许外国人照相，旅游者说中国落后面就认为他们不友好，对他们的接待也就不友好了。为了这些事，没收相机，把相机内已照胶卷曝光的纠纷层出不穷。我们只好写报告请示周总理指示，现定允许外国人参观的地方就应允许其照相。经过总理批示后，我们就有了上方宝剑，对各地参观点及“极左”分子有所约束，接待中减少了不少麻烦。 旅游团来游览我国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是不是“风景出口”？这样的问题现在看来是一个笑话。那时游览长城、西湖、桂林山水，都认为是供资产阶级吃喝玩乐。外国旅游团来了，人半只安排他们参观大寨、大庆、砂石峪（“穷棒子”办社的典型）、林县红旗渠、七里营公社、南京某小学的儿童歌舞团、看样板戏等等。因此全国开放城市只有30多个。 外国人参观长城、故宫、明十三陵、大雁塔等，怎么能称为“风景出口”？我在领导小组上提出要改变这种不正确的观点，主张大大开放中国的名胜古迹，让世界人士认识中华文化及秀丽山河。领导小组同意后，写报告经周总理批准，全国开放了130余处参观地点。其实，这种批“风景出口”的“极左”思潮，早已不得人心。报告批准后，全国各地都要求开放，我们一时反而招架不住。因为作为对外开放城市供外宾参观，那时要由旅游局报告，经国务院批准。作为开放地点，有许多好处。那时供外宾食、宿用的物资并不多，开放的地方可以批准“特殊供应”，可以改造宾馆（但多半是由旧高级招待所改装的），交通方面可以增购汽车，火车可留给软卧等，这些好处都是当时各地方当局求之不得的。所以我那几年去各地方考查，确定是否开放和开放哪些点，大受他们的欢迎。 再就是要解决对所谓“外汇挂帅”的批判。在“文革”初期破“四旧”、批“修正主义”时，旅游局内造反派虽然在斗争“走资派”的具体对象上有分歧，但认为旅游挣外汇是错误的这点是一致的。 初期，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旅游局造反派时也曾说过，“资本主义国家的旅游机构是挣外汇，我们的方针完全不同，绝不是为了赚几个钱，‘文化大革命’前挣取外汇的观点是错误的”，又说“我们不是挣取外汇，而且争取同情”。到了1971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周总理说，“我们的旅游事业不是为赚外汇的，就是招待外国朋友来中国访问参观。但也允许一部分不友好的人自费来看看，完全拒绝不行。”这样才开始接待自费旅游团体。 关于对旅游收费问题我受到两方面的夹击。外交部的领导要求旅游局不仅不能再赔钱，而且要挣外汇，而局内同志却反对对所有旅游团收费。周总理在一次谈判接待旅游外宾问题时说，旅游局光赔钱不行，对应该收费的还是要收费。于是我们就根据这个指示写了一个关于收费问题的报告，经周总理指示，收费原则是“开支加手续费”。开支指旅游者在华的食、宿、交通费等，那时参观各个风景名胜点是不收费的，有的地方如明十三陵地下宫殿、故宫、各个博物馆也只收少量的费，比如颐和园只收两角，而北海只收五分钱。手续费初定为8％。 那时一切来华旅游者都通过旅游局联系经同意后，通知我驻外使馆发签证，来华后由国际旅行社接待。旅游局（国旅社）既没有旅馆、饭店，也没有汽车等交通工具，所有旅游者的食、宿、交通工具等费用都由各有关饭店、火车、航空公司及汽车公司拿去，旅游局得到的只是一点手续费。而这点手续费是由旅游局给每个团派去的陪同、翻译人员的服务得来的。所有旅游者花的外汇都统统上交给财政部，财政部每年给旅游局一笔款子用来支付旅游者在各地的食宿、交通等费用。那时除新修建一个北京饭店新楼外，北京还有新侨、前门、民族等饭店，能接待旅游外宾的床位只有2500个，但多数设备陈旧，服务质量不高。关于收费，新北京饭店一般房间原来规定每天50元、30、20元不等，后来又改为90元、60元、40元三等，全国以上海锦江饭店、新北京饭店为最高。对旅游团收费，经过几年的讨论，逐步有了共识，财政部在1975年后还规定了我们收入外汇的数字。从我的记录本的记载，旅游局在“文革”期间的收入情况如下： （1）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4年实行新收费标准，共计约八年，共接待人数13，514人，收入66、67、68、69四年，正是批判“外汇挂帅”时期，收入多少无账可查。②1971、1972、1973年，开始收取外汇，三年共收入美元2,673,649元。 （2）1974年实行新的收费标准，到1977年共四年，共接待人数80，345人，收美金30，321，830元。这四年具体接待外国旅游人数及收入外汇如下： 1974年接待10，118人，收入美金373万元。 1975年接待17，102人，收入美金641万元。1976年接待21,125人，收入美金817万元。1977年接待32,000人，收入美金1,400万元。 四年累计平均每年增长率为49％。 （3）1978年财政部给旅游局的任务是收外汇五千万元。我在这年8月调离国家旅游局，在我的笔记本里记载该年1至6月共接待外国旅游者49,955人，收取外汇2020万美元，时间过半，但任务未过半。 自1972年我负责旅游工作以来，除了对内搞运动外，对外接待工作也出了不少事。周总理指示要对送上门来的外国人做工作，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国的“新成就”和对外政策。而许多外国人假借旅游团之名是来中国了解情况，观察虚实，了解中国内外政策的，凡是旅游团提出要求要会见中国领导人、与学者专家举行座谈时，我们多数是安排的。“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方面的负责人、领导者、学者专家都受到批判，带了“帽子”，后来有的平反了，有的被“解放”了。只要《人民日报》上登载了他的名字，就使全国人知道这个人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站出来了。因此许多人愿意接见外国旅游团，因而可以在报上登载他会见外宾的消息。我们约请很多中国名人同外国各种旅游团会见。除周总理外，有徐向前元帅、郭沫若、胡绳等。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同外国各种旅游团座谈的次数更多。他们不仅要知道中国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文革”的情况，而且还要知道中国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以及中国的对外政策，这是我们宣传毛主席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反对两霸政策的好机会。当然我也遇见过一些较难回答的问题，如问为什么你们说苏联是修正主义，许多国家那时只反对美国而不反对苏联，对于我们反对两霸侧重反对苏联很不理解，有时在座谈会上发生争论。 同外国旅游团会见最多、工作最细的还是周总理，凡是外国来的大一点（指人数）的旅游团，他只要能挤出时间一定要接见谈话。下面只举一两个例子。 一个日本海员旅游团已经结束在中国的旅游日程，买好机票当晚即将上飞机了，周总理在我们的“情况反映”上看见了，马上叫我们请该团不要走，他要接见。我们当即从飞机场把该团接回来，退了机票，等候接见。周总理忙到深夜，直到次印临晨二时才接见该团，同他们详细交谈，仔细地询问日本海员的情况。他向日本海员们介绍，中国海员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现在广东省革委会主任陈郁就是海员出身，要他们去广东（当时日本来往中国都只能经由香港、广州）时会见这位中国老海员，并要我们通知广东省陈郁同志，要他接待这批日本客人，还要他亲自下厨为日本客人做他拿手的鱼招待他们。我们当然打了电话，陈郁同志还真的接待并做了鱼招待他们。周总理常说送上门的客人要好好地做工作，他真是身体力行，堪称风范。 1973年日本一个青年旅游团在西安参观，其中一位女青年突然晚上从西安人民大厦屋顶掉下来摔死了。这件事引起了莫大的麻烦。事发后，周总理指示由公安部一位副部长、我局一位副局长，速同法医等马上去西安检查。经过向日本团的人员了解知道，这位女青年同团里的一位男青年很好，但在旅途中不断发生争吵，那晚是她自己摸上屋顶跳下自杀的。公安部将调查结果写成裁判书，经过周总理亲自修改，并分别用了检查院、法院的署名与公证，并要我们去电请她的亲属来华检查。她的父亲来到中国后，周总理亲自接见并深表歉意。还派专人接待她的父亲去西安料理女儿的后事，他们对周恩来的安排表示感谢。周总理还邀请他们全家每年来中国，作为他的客人旅游。1974年他全家来了，周总理亲自接见。此后他每年都来，由一个不问政治的人成了中国的朋友，加入了日中友好组织。周总理逝世时，他去中国驻日使馆哀悼。周总理在旅游外事中，事无巨细，做人民友好的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 在四人帮垮台后的1977年初，廖承志同志“解放”出来了，他以外交部顾问的身份，当了华侨、旅游、友协等部门的领导，耿飓在政治局成为主要人物，主管军事和外交。我们在他们领导下开了几次会，确定旅游局今后的大计方针，提出了旅游以赚外汇为目的，并直属国务院成为副部级单位。 这一年在四川开会结束后，四川外办非常热情，招待我们各省市旅游局和外办负责人去游览峨眉山及乐山大佛。我是第一次游久仰胜名的峨眉，但给我印象太坏。 “文化大革命”以来，风景秀丽的佛教胜地受到严重的破坏，有名的寺庙，文物佛像遭到损坏，峨眉半山以下树木几乎全砍光改种玉米，远古以来的森林没有了，导致水土流失，上山已几乎无路，而且沿途尽是大小便，有些地段几乎令人难以下脚。走到一线天后，情况才好转，自此以上受破坏较少，但金顶大庙已烧毁，沿途的猴子群减少而且凶猛异常。因常遭游人打击，它们也施加报复，成伙的抢劫游人食物，甚至有被咬破动脉受伤致死的。我们去游玩时，游客不多，有少数善男信女，间有小脚老太太背着佛像，手持香火登山拜佛的，他们在山上路旁寺庙住宿，非常虔诚。我们参观了几个寺庙、风景区，最引人兴趣的是双龙穿珠，里面二泉汹涌从左右奔流而下，汇集成一泉飞瀑，颇为壮观。我们没有走完全山，只走了半路就下山了。我被安排在曾经是蒋介石别墅的一个高级招待所住下，当天同四川外办和旅游局负责人座谈，提出要开放峨眉山，先要治理环境，必须把半山以下的森林恢复，修理好名胜古寺，美化旅游景点，管理和修理住宿饮食场所，更重要的是恢复金顶的古寺庙等。 第二天去参观乐山大佛，住在大佛寺。乘船在江中看大佛已很好了，有人从山顶而下去大佛身上参观更是有趣。我因下雨设有下去。乐山大佛巧夺天工真是一胜景，它在两江交汇处，岷江与金沙江汇合，水流缓慢，我们去时虽有小雨，但雨点如直线，垂滴江面，白点如珠，煞是美观。我们还由寺庙主持引导看现代郭沫若、古代苏东坡的居留处，蒙他特别盛情将珍藏的苏东坡亲笔书字、诗词给我们欣赏。乐山自古以来为西蜀风华文人荟萃之地，我们于途中参观了三苏祠，到处有古代三苏风流才华的传说，又有今天大诗人、大学问家郭沫若的题词，至此才领会到西蜀的人杰地灵。 回北京后，中央已任命卢绪章为旅游局长，调我回外交部，从此离开了旅游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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