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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学院的礼堂里早就黑压压地挤满了人，就连登上讲台的两边不高的七级梯阶上也分别被18个人坐占着。听说是著名博士张竞生要来，演讲的又是“革命”的理论，新奇与仰慕顿时充满了南华学院的整个校园。自愿而来的听众中，既有年过半百的教授、校工，也有羽毛未丰的附中学生，而更多的是血气方刚的该院高年级学员。 张竞生，依然是黑衬衣、西装短裤，只是手里少了一根文明根，代之是一本讲义。他一步一步走向讲坛，显得那样庄重严肃。他放下讲义，顺手轻轻地推开面前那杯开水，从容不迫。 诸位先生，诸位同学，今天我承贵院主任数次邀请得来此间和各位见面实在觉得很高兴。今天看见各位这样热情使得我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来与大家讨论，这个问题是个学术的讨论，其题目为《民需论》，兹将其分为两讲述之。 他的语调是那样的铿锵有力，理论是那样的清晰透彻： 第一讲 所谓“民需”是指生存、智育、艺术三种需要，这三种需要是天赋的人权，每个人从抓吸坠地生下来以后即有的要求，不论任何人甚至父母都不能侵夺，任何政府都不能漠视。一个人从其脱离母体出生后即有生存权，长大成人时便有智育权（即教育权），受了相当教育后再进一步便有艺术权的享受权，三种权的享受在人生中是不可缺一的。 三需在历史上有其一定的规律，大概是起于独立而终于联系。这话怎么说呢？因为在最初的时候，三需中的首脑——生存权，是起于自然的需要，初民的生活为渔猎然后进为游牧以致初级农业时代。在这些时代，人民为自己生活毫无把握，又因畜牧耕耘，个人与个人，或团体与团体，势力不能不有互助与竞争，一面要竞争一面要互助（这可见达尔文的竞争学说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这看是一方面，而实则是互相并立的）。人民一是将自己无暇管理的政权不得不付托于人或一种机关，最初为家长与宗老，继则为首长等等。 智育权起于人类好奇心与需要。人类最初觉得自然界现象复杂甚为惊奇，后来在这种复杂现象中觉得有些与生活有密切关系，因而生出一种知识的需要。起初是由庙宇的僧侣德者开始研究，进而是士大夫的特殊阶级再到社会进步而至，今日便有学院与普及教育的成立。 艺术乃起于性好动及娱乐。群众的跳舞歌唱，以至于大建筑及特殊艺术家都是从这些人性演进的。 三需本是依着这个次序发展的。而人们本应依着这个次序而获得三需权。可是为什么会直到今天我们还得不到这三种需要呢？为什么会受到饿死的威胁而得不到生存权，很多人受不到教育权进而许多人连有形的艺术都没有享受呢？据我看完全是由于政权独立的毛病。 初民时代以至初期农业，人民的生存权绝无保障，彼此间不能不互相帮助而且有竞争，于是不得不托付一种机关来处理一切事务。最初的组织不过为一种家庭性质，父母为一家之长，或宗长管理一部分人，毫无政治生活性质而纯粹为这三种需要而努力。及到了部落的酋长，政权独立了，渐渐地脱离了人民的三需权而独立了，酋长在政治下专制起来，人民一切权利全被剥夺。到了封建时期酋长一变为诸侯，甚而有了皇帝，中国历史至秦朝已发展到完全专制，政权也完全独立，生存以至教育艺术全被剥夺。本来政权是一种手段，完全为人民的需要而成立。及到政权独立，完全以政权为目的，遂使一部分人专在争取政权，这时候政权完全和人民的三需脱离关系，失去了原来的手段了，只有至IJ18世纪卢梭民约论的出现挽救此中的过失。以至今日，虽然文明的国家已将政权移到全民手中，但仍然不能离开历来所犯的错误，我辈的《民需论》主要就是在纠正这种错误。 卢梭的《民约论》主张天赋民权，后来引起法国革命要求取得人民政权，然而革命的效果仅为政治的改善，其对于社会及经济制度无多大补救，它的过失在于忽视了人民的三需权。《民约论》的宗旨在争取人民的自由问题，在当时18世纪欧洲确实是起了很大的响应。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虽在行将颁布宪法，可是人民的自由还受着极大统制，民约论虽然争回了人类的自由，但尚嫌不符人民的希望。人民需要不独为自由，而要一种比自由更切实的三需权。跟着民约论而应时产生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是一部经济战争的学说，主张反对经济的操纵，打破资产者与无产者的界线，认为资产阶级利用剥夺利润，剥削工人的工资，因而贫者日贫，富者日富，结果使无产者起而夺取政权。求全民经济取得苏联正在试金石时期，大概如能在国际经济上全部分着力组织则可以成功，若贸然参加了战争必至失败。 我们细加研究《资本论》的阶级斗争中不过是一方面的看法。人民所需要是三需权同时取得，在阶级斗争中，人民为着经济的需要出发而战争，不过是初步的要求，今后最切实的应进而求得教育权和艺术仅。从历史看来三需中最重要的是知识阶级，历来斗争即完全操纵在知识阶级手中，以知识阶级为中心，指挥人民活动，18世纪的《民约论》和《资本论》是知识帮助成功的结果。别、中山先生的革命也是起于知识阶级的，然而知识的活动没有一种环境及背景不能成功，这就是说意想是要靠经济和物质才能成功。所以斗争的主动者应该不仅是无产阶级，而该扩大范围至人民三需权的获得，这三需的取得不属任何阶级而是全民的战斗的，至于领导人物应注重知识阶级。 从上面所说我们知道《民约论》和《资本论》都有其毛病，前者是偏重政权的民主，后者是“一需权”的民主。20世纪民主时代，尤其今日中国于行宪时期，一切急应民主，可是这个民主的政权绝非独立可能，当附属于三需权，今后我们希望的并非单方面的民主而是三需的民主，即生存权、智育权、艺术权的民主，在生活上能得到衣、食、住、行最低限度的解决，又希求在经济外，尚须着重教育及艺术，然后将经济为全部的智育化与艺术化，这样生存始有意义，所以《民需论》的观点全在视其为全民的生存之外同时发展智育与艺术的必要条件。 民需中的智育目的是要打破士大夫的特殊阶级而达到普及教育。文明国家已经普及教育，中国却在例外，大学教育不消说，即中学教育及最基础的国民教育也很少人享受得到。原来普及教育的意义在理想上除了天然的残废及神经病者外，公家应给予全民完善的教育，这不仅是基本国民教育，或普及中学教育，而是以专门的及大学课程的为着极必要义务，因为教育是动成经济与艺术的发展，所以我门说三需是以同时的联系的教育为目的。 其次是教育达到相当高等与普及以后进而需要有艺术及娱乐生活的需求。有形的艺术如建筑图画比较容易接受，至于无形的艺术如音乐以至情感精神的便极难领略。在外国对于有形的艺术已可以人人普遍享受，他们对于物质艺术生活的水准很高，可是无形艺术却要在受过高等教育以后才可以享受，不然即无以发挥。关于艺术方面的发挥如男女之间的情感，便是艺术，男女到成年时即有性欲，不过表现与肉体上大无意义，最有意义的是在男女关系中情感的推动。人类情感的发生有种种不同，一个人的情感一再可以影响全体（例如著名的影星及一些表现专家），艺术是人生的，不是示范的，所以我们希望能造成一切社会娱乐化及娱乐艺术化与性涂的娱乐艺术化而使其升华，这样才是真正的艺术。急之，我们期望有好的政权，使生存方面衣、食、住行有合理的解决，智育方面能达到高等教育的普及，艺术方面达到有形无形的娱乐，这就是全部政权所发挥的三需权。 第二讲 三需的重要上面既已讲过，现在我们要说的是新中国要怎样从三需上的整个组织法，兹将分别说明之。 经济——求衣、食、住、行的合理供给，要达到此点务领先从农业入手。蒋主席中国之命运一书，在初版中对经济方面主张重工业，对农业过分忽视。当前近代国家固然须工业前途迈进，但在中国却不能做到而相反的要以农业为主要。怎样说呢？中国以农业立国，这并非夸口。中国人百分之八十是农民，一切还停留在以前的社会状态，而无一点工业气息。财力的组织全在农村，所以中国一直到目前为止还是农业重于工业。这并非重农主义，不过国家需要上以为先建设农业，然后再行发展工商。也就是说如用百分之几力量来说，应以七十分为农，三十分为工商，在全国人民依靠农业为活的今日，我们不妨跑入农村去看一下，便可以看到许多农民生活的痛苦。他们的生产技术，根本与几百年前的原始生产无异，没有一点科学基础，为了全国人民的生活，为了中国社会都有重农业的必要，我们所以这样说是有理由根据的。 从工业上说，一间工厂的设立非几亿不能开办。建筑一条铁路，更无能力可说。事实上，中国根本不够资本发展工业，至农业则比较容易，只要有近代的科学意想去努力便可以成功。美国从前一个人仅可养活四人，现在已增到可以养活二十人，这就是由于科学的进步。我们中国今日也可以和美国一样用科学方法改良农业，即不必工业也可以养活许多人。中国有大量的土地，有众多的人口，虽然缺经济一项尚足以致富。全国的农业既是不合科学的生产，而土地的利用又取限矜天然地的地方，尤其山地因为缺乏抽水机及水利建设便成了荒地而不能利用，结果形成可耕地甚少。如广东一省来说：全省人口总数约三千五百万人，平均每人可得一万多亩。东北诸省荒地一样多，西北诸省也不少。现在我们要说的是南方诸省，如广西、广东、湖南、福建、江西、贵州等省，以人口而论广东最多。可见其他诸省山地更多，那么每人平均可得数万亩了。所以我们提倡农业可以不必用机器，只须将中国的多星人口的力量在闲暇中去开发山地，利用科学知识，那么可以得到无限的资源。这样一来农村经济及全国的经济都可以完全充裕了。约在1867年时美国政府提倡系统开垦其西北平原，结果几十年来他的农产品的增加不仅足够供吃，且可以供给全世界。这完全是由于人力与科学的成功。今日中国许多问题不是不知，而是知而不行，如果我们能用科学的方法解决农业问题，则轻工业亦可发展，再进而发展重工业。所以中国的经济改变，实在与农业有重大关系了（关于山地的开发，国人注意甚少，我近有《山的面面观》提倡以引起注意）。 教育——关于教育方面，中国早就有所谓普及国民教育之提出。其实我们不但要国民教育的普及，而且要专业及大学教育的普及，至于一切教育应尽最研究科学知识去改良一切生活与艺术。科学的知识范围应广泛，中国的社会弄至于今日还不能有科学化，所以社会事业不能完成。因此，我们今天正步向民主政权大道走的时候急呼实行。科学运动，研究科学知识，提倡科学教育。至于教育独立不受外国操纵的问题，最近胡适校长主张节省留学费用用以建设国内独立大学是很好的，我们希望能够做到此．点。 艺术——关于艺术方面是比较专门的问题。这里所谈到的不过是普通的，我的意思主张普及艺术与普及教育同时并手建设整个社会的艺术化（如戏院、娱乐场、花园、工厂、农场等的普遍建设艺术化），从而改良整个中国，使“农村城市化”。做到这点必要建设各地交通网，借以缩短城市农村间接距离，打破彼此空间隔膜。然而要注意的切不要放弃农村生活，在中国今日经济崩溃时跑到农村去不仅可以安定生活，而且有大自然的鉴赏与得到感情满足的享受。 其次还有一点是广播音乐的教育及艺术普及法——我曾在十年前提出过播音台的设置，这种设置是依地方言语之分别设立各种单位播音台，与普遍设立收音所，经常收听各种如娱乐、演说科学等的知识。这样两年后对于普通的知识的艺术的享受都有可以得到，实在比以学校去普及国民教育的收效大得多。去年我曾去台湾参加过一次音乐大会，看见台湾人中每百人中有八九十人喜欢音乐，其艺术教育比其他各地高，闻说这都是平常得到收音机的影响。 结论 为了实现三需权，第一，我们要实行全民的政治——三需权的民主不用武力而用普选以及社会的建设而达到成功。第二，先定三十年内不参加国际战争，不受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利用，争取自主政策，一味倾全力为三需的建设。第三，内战至今已难再和解，然而双方彼此极难消灭任何一方，由此政治建设更谈不上。我希望中国不站在任何一方，应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最好有“国际性”的组织之类，以及寓兵于农去对付内乱，并努力三需权的民主政治及社会事业的建设为解决内乱的对象。总之，一切以三需为基本，这三需的完成还希望不仅在一国的全民，而尚须要达到国际全体的参加，务使全世界成为整个的经济网、智力网及艺术网的组织。 这里我们把张竞生的演讲全文引录了。因为这是张竞生的一篇对国家建设较有见地的文章。读着它，便能沿着张竞生思想发展的轨迹清晰地看到他的历史形象。 张竞生早在法国时就特别推崇卢梭的“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的学说。他认为卢梭的不朽著作《民约论》公开揭示了“主权在民”的原理，是法兰西革命的最大动力。他认真地研读了卢梭的《民约论》，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了《民需论》自然受到了听讲者们的欢迎。 张竞生博士不愧是性博士，张竞生博士不愧是留法的哲学博士，课堂以外人人都在纷纷议论着。 而张竞生呢？他在开始寻觅着一条新的道路。 抗日战争胜利的喜讯传到旧寨园，曾使得张竞生兴奋得夜不能寐，他想这回可以有报效国家的机会了。然而，内战的枪声，把他为国尽忠的梦再次粉碎了。 每当万籁俱寂、更深夜静的时候，张竞生的记忆就会回到往事中。他常常叹息自己大半生所走过的坎坷道路多么似一条春蚕，可又不完全像春蚕。春蚕虽经过四次脱皮的痛苦，可每次脱皮，它都可以向成熟迈进一步，直到最后以满腹晶莹透亮的丝，编织成一顶锦绣罗帐，做为归宿。而自己不知迈过了多少坎坷，遭受了多少冰刀霜剑，这期间也多次为他人吐过新丝，但终久难以成为一顶锦绣的罗帐。 回想十年旧寨园的生活，有快乐，但更多的是懊悔。引为快乐的是每日手执锄头把园地掘，手执剪子把果枝剪。每逢柑花开，荔枝结果时，深夜徘徊于果丛中搜虫寻蝶，妻子伴随，稚子游玩。小楼上，仰望明月伴随凉风，严然犹如神仙。可是，十年的宝贵光阴就这样被消磨了。 初时，张竞生自以为可以做一个纯粹的隐居者，可以成为“超阶级、超政治”的人物。其实，人究竟是不可以离开社会而生存的。回到旧寨园后不久，邻近乡村或更远些的村民有了纠葛便赶到旧寨园求救。首先是寡妇编雌，被她们的翁姑叔伯所限制而不能自由改嫁，他都尽力为她们解脱。其次，是一些因赌钱即将破家，一些被强人所欺，被恶势力蚕食时，他也都尽为他们说话。 然而，这些并不能解脱他壮志未酬的烦恼。他远涉重洋求学寻识，难道仅仅是为了做这些小事？ 他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中，旧寨园中常常可以看到他默默眺望远方的身影。慢慢地他忘记了烦恼，也忘记了自我的存在，他认清了自己该走的路，他完全沉浸在筹建“中华农民党”的逻想中，他要把自己的个性呼唤出来。 当组建“中华农民党”的构想越来越清晰时，他像了却了一桩多年心愿似的那样激动与满足。 1946年秋，张竞生告别妻子北上沪宁，开始筹建“中华农民党”。启程的这天，家乡的几位青年想同张竞生一同前往。他们几个是准备前往上海报考大学的，路途生疏，要张竞生带他们去。 张竞生到汕头招商局时，卖票处已关了门，张竞生上前叩开了门。一位戴着金丝眼镜，浑身上下都充满洋味的招商局职员不屑一顾地打量着眼前的张竞生。那神情仿佛是在打量一个乞丐。 张竞生礼貌地上前说了声：“先生，买几张去上海的票。” 金丝眼镜撇了撇嘴，好像在说：“你买得起吗？” 张竞生的一身打扮的确太平常啊，剪着小平头，上身穿着一件三个口袋（上一下二）的灰色土布衣服，下身是一件齐膝的西装短裤，完全像一个农民。 金丝眼镜那傲慢的态度把张竞生意火了。他怒斥道：“告诉你，招商局我是有份的，你了摆什么架子！” 金丝眼镜听了他的话不禁惊愕地瞪大了眼睛，慌忙站起身，心想，“看来此人不可貌相，定是有些来头的。” 这时，后面走出了一位身着西装的大个子，看样子是招商局的高级职员。他看了看张竞生，笑着问：“什么事儿？” 张竞生将自己的名片递给他，并且道明了来意，大个子慌忙地把张竞生让进了经理室，又是敬烟又是送茶，十分恭敬。 张竞生他们拿到船票走出招商局后，几个年轻人好奇地问： “张博士，平日没听你说过招商局有你的份，可刚才你怎么说是有你的份呢？” “傻瓜，招商局是国家的，我们都是国民当然就有份嘛…” 几位年轻人听了张竞生的话，笑得前仰后合。 上海的秋天毫无寒意，黄浦江水面上还吹着暖暖的风。比起饶平来，除了气候稍稍宜人外，更明显的这儿的墙上、栏杆上、树上都贴满了标语、宣传画，时值日本鬼子投降不久，人们似乎还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庆中，这些从人们的表情可以得到印证。 张竞生来到上海后，当即找了几个当初很热心成立“中华农民党”的故友。但是，见面后却使张竞生感到异常失望。 最后，张竞生怀着一线希望，找到当初写信倡导他来牵头组建“中华农民党”的A。 张竞生和老朋友A见面，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A始终躲闪着，不及正题。A问： “眼下日本投降了，各路豪杰都在争看、抢着去当接收大员，你一个大博士怎么愿意过隐居的生活？” “我没有做过这样的升官发财梦。’深竞生毫不客气他说，“我觉得这些人品格太低下，心想升官发财而无它顾。” “不不，我不这样看。”A有些尴尬之色，说，“我认为不论通过什么手段，只要能重返政界，干番事业便可。” “哈哈，老弟这么说，你是有这一步打算的喷。”张竞生不无讽刺地说道。 “唉，我是有这样的打算，但却无这样的福气。”A接过话头，长长地叹了口气。 “俗话说，有志不在年高，前程莫测呀！有朝一日你当上了政府大员，就可以如愿以偿！” “好好，就借助您的一句美言。作为一个有识之士，能步步高升，是你我梦寐以求的事。” 张竞生没料到A会说这样的话，他只好摇头、沉默、苦笑着。 隔了一会儿，张竞生郑重其事地问： “中华农民党的事，你还准不准备搞？” A料到张竞生此行来上海一定是为了这件事，他望着张竞生严肃的目光，沉思了一会，说： “现在日本鬼子投降了，中国即将进入和平时期，已用不着曲线救国了。” 张竞生的脸由严肃而变为失望，内心不由升起了一股莫名其妙的气愤。仿佛眼前的A不是他昔日的挚友，而是一位面目不清的陌生人。他正想发作，又想起此行的目的。于是，他控制住自己，平静地说： “我们都不是新交，我希望你说话不必绕圈子，谈谈你真实的想法。” 几分钟的沉默，A不敢正视张竞生的目光。他低着头，扳着手指头。A深知，要不说出自己心里的真实想法，是过不了这一关的。他鼓了鼓勇气说： “在当今中国，我认为代替日本人执政的无疑是国民党，我们何苦再去搞一个什么农民党？” A把话点破后，张竞生心里一沉。他怎想到，情况变化如此之快！眼前这位他自以为了解的好朋友已是完全站在国民党一边了，他冷静地思索了一会儿，觉得再多说也无济于事，决定终止交谈。 张竞生回到住处，心里涌起了一股强烈的失落感。这以后，他在旅店闲得无聊便常常到街上转悠。这一转悠使他了解到了许多在饶平难以得知的情况。 抗战虽然胜利了，但是上海的各种流氓、帮会的活动仍是异常猖獗，社会还是一片混乱。百姓们都在盼望着政府早日派人来，以平定这混乱不堪的局面。 可是，国民党政府派来中央军、宪兵队后，形势未见有多大好转。原在日伪时期做官的人，居然摇身一变成了接收大员。更令人失望的是，市面上的法币一天无贬值，使本来非常穷苦的百姓又增添了新的灾难。顿时，百姓怨声载道，呼声四起。加上随着日伪政权的倒台，上海上千家工厂、商店倒闭，失业人员猛增到几十万，社会治安更加混乱，人们心头的希望熄灭了，蒙上了一层更厚的阴影。 张竞生很不理解，国民政府何以腐败到这种地步，中国这样下去，怎能得了？他对中国的形势充满了焦虑。不久，内战的炮声又响起了，张竞生感到十分痛心。抗战刚刚结束，人民刚刚取得政权，国家经过了长期动乱的浩劫已经是穷困不堪，目前正应该争取在大好的和平环境里去逾越那些战争留下的无穷无尽的障碍。为什么中国人自己还要互相打仗呢？ 张竞生深知，中国共产党也有许多优秀的人才，如周恩来等，但他不熟悉他们。他左思右想，最稳妥的办法是给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写信，规劝他们应珍惜和平的环境，体贴人民的疾苦，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们送一份礼物。 送什么呢，他在黄埔江边徘徊了三天，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最后终于下了决心。他决定立即赶回饶平，制作一份特别礼物。 张竞生回到饶平浮山圩良大打银铺，专门打制了四支小银锄。银锄的正面刻着“休养生息’泪个字，背面刻着一首打油诗： 手执银锄， ＿＿点钟， 提神健身， 资生无穷。 他用小木盒装好，寄到南京。一支寄给蒋介石，一支寄给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周恩来，一支寄给国民党中常委张继 礼物寄出后张竞生仍陷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境地。三天，五天，十天，一个月，张竞生度日如年，盼望听到国共停战的好消息。在苦熬中，不见内战停止，却听到了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例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 此时，正是一九四八年五月。同民党在发动全国内战的同时，为了继续“攘内”，他们又开始在各地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就连学校的教师也实行了联保制度，地方绅士要担保在学校任教的校长教师不是共产党员。 这天，启新小学新任校长黄若影来到了张竞生的旧寨园。寒暄之后，黄若影忧心忡忡地对张竞生说：“博士，就要实行联保了，我是外地人，人生地不熟，不知该找谁担保？” 张竞生听后，毫不犹豫他说：“找做你的担保人，你再担保其他教员。” 黄若影走后，妻子黄冠南轻声地对丈夫说：“竞生，听说他是共产党，你怎么…” 张竞生笑了笑，说：“正因为他是共产党，我才应该担保他。” 妻子没有说什么，她是理解张竞生的。 张竞生对国民党的本质终于看透了，于是有了一种仇视与蔑视的心里，大官咱对付不了，拿着小官出出气也罢。一次，饶平县会举行全体会议，选举正副议长，张竞生也参加了。开票时，有一张奇特的选票，上面写着： 正议长：郑熙台（当时大沃乡长）； 副议长：天下为公。 唱票声一落，全场哄然大笑。人们的目光都投向了张竞生，他们觉得这样的选票，只有张竞生敢写。 不久，驻扎在浮山圩的国民党驻饶联防司令吴大柴，四处放风说张竞生要参加他们的联防。一日，他摆了酒宴请各乡的头面人物，张竞生也在座。酒过三巡后吴大柴对张竞主说：“博士，我请你参加国民联防，你不会推辞吧！” 张竞生说：“我没有武器怎么联防，这样吧，你给我一百支长枪，一百支短枪，我便参加。” 张竞生的借故推辞，使得其他乡头面人物纷纷仿效。吴大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气得说不出话来。 1948年初春的一个拂晓，国民党军警突然包围了钱东乡，他们正在追捕两个游击队员。可是他们扑了空，这两个游击队员在老交通员的引导下，踏上了前往浮山圩的道路。 他们三人沿着山间小路，警惕地向前赶着。傍晚时分，来到了离张竞生旧寨园十几华里的浮山圩。 他们没想到，这个偏僻的小圩往日冷冷清清的街口，突然四处鸡飞狗跳，儿哭娘叫，乌烟瘴气，乱成一团。 老交通见势不妙，忙领着两个游击队员到一家僻静的小饭店歇下了脚，他自己去打探情况。 不一会，老交通又转回馆子里，只见他低头在两个游击队的耳边说了些什么，两个游击队员便匆匆走出了馆子。 他俩趁着夜幕，快速地向圩的西头走去。刚到圩头，便被两个哨兵喝住了：“站住，干什么的……” “奔丧的……”一个游击队员沉着地答道。 “过来，搜查……” 他俩走了过去，被两个哨兵用枪逼住。“证件……” “给！”一个游击队员从怀中掏出一把匕首，直刺哨兵的咽喉，那家伙连哼一声都没有，便像死猪似的倒了下去。 另一个游击队员也飞起一脚，向面前端着短枪的哨兵的手踢去，没想到这家伙的枪提得太紧，枪没掉反而响了，一梭子子弹斜着飞向空中。幸亏这位游击队员手疾眼快，反手夺下了他的枪，用手死死地卡住他的脖子，结束了他的命。 两个游击队员顾不得许多，他们知道枪声一响会引来大批的敌人。于是拾起哨兵的枪，飞快地朝旧案园的方向撤去。浮山圩的国民党军队听到枪声，很快地集结到圩头，朝着游击队员撤退的方向追了下来。 密集的子弹不停地射向两个游击队员。还未过浮演溪，他们都负了伤，往山上撤已是不可能了，他们只好向张竞生的旧寨园奔去。 枪声越来越近，灯下看书的张竞生走出屋，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刚出屋，柑树后就窜出两条黑影，欲闯进屋来。 微弱的灯光下，张竞生看见两个手提着枪、浑身是血的人，凭直觉他意识到眼前的两人是什么身份了。 “快，快随我进屋！” 两个游击队员随着张竞生进了屋里，没等他安排好，大门便传来了笃笃的叩门声。客厅是无法藏人的，他只好把他俩引进了卧室，安排好后便去开门。 追兵把旧寨园围了个水泄不通，但没敢闯入旧寨园，只是一个领头的和两个随从敲门走了进来。见到张竞生，颇为恭敬地说： “博士，打扰了，您看没看见两个受伤的老八？” “受伤的人怎会跑到我这里来呢？这又不是医院。”张竞生镇定地回答着。 “博士，别误会。是这样的，刚才两个老八杀了我们的哨兵，被我们击伤后向这个方向逃窜，我们是怕万一进了这里，会对您不利。” “谢谢你们的关心，我没看见有人进来。” 这家伙仍不甘心地四下张望了一阵，才领着追兵撤走了。 等他们走远后，张竞生立刻叫人拿着自己的名片连夜赶到浮山圩请医生。医生赶到旧寨园，见张竞生好好的，便奇怪地问：“博士，你连夜请我来……” “噢，请你不是为我治病，而是给他俩治伤。”张竞生指了指两个受伤的游击队员。 医生看着两个受伤的游击队员，一时为难起来。 张竞生见他为难的样子，便宽慰他说：“实不相瞒，他俩是老八，你尽管给他们治伤，有什么事，我替你担戴。” 医生听了张竞生的话不再犹豫，麻利地拿出器械给他俩治起伤来。 再说，没有追到那两个受伤的游队员的追兵回到浮山圩后，立刻将情况报告了吴大柴。 领头的那个连长壮起胆子，反复地讲了对张竞生的怀疑：“那两个好像是被张竞生藏起来……” “你确实没看错？”吴大柴瞪大了眼睛问。 领头的连长有些慌了，吞吞吐吐地说：“好像……” 吴大柴面带愠色训斥道：“又是好像！告诉你，他可救过我的命，你要是弄错了，我可不饶你！” 连长战战兢兢道：“是，是！” 几天以后，闽赣边区剿匪司令喻英奇下令，以“通匪”罪逮捕了张竞生。 张竞生被押到浮山吴大柴处，吴大柴也犯难了。吴大柴曾于抗日时被捉，得求族内父老托情求张竞生担保才获救。吴大柴为报前情，暗示张竞生躲避一下。 张竞生笑着摆摆手：“无须躲避。” 吴大柴看张竞生执意不从，便出示了喻英奇的逮捕令。谁知张竞生愤怒之下竟一把将手令撕了。说：“抓什么，我自己给英奇送上门去。” 第二天张竞生便专程赶到了汕头喻英奇司令部面见喻英奇。 在司令部里，喻英奇见到张竞生先是一惊，然后又满脸陪笑地请张竞生吃饭看戏，只字不提“通匪”之事。 过了一夜，喻英奇才假惺惺地问张竞生：“张博士哪，此次到汕头有何贵干？” 张竞生一听喻英奇的问话气就不打一处来，他瞪着喻英奇说： “喻司令，别卖关子啦，你不是下手令抓我吗？我自己给你送上门来了。” 俞英奇才假装吃惊的样子：“哦，真有此事，也许是我的手下人以我的名义自作主张干的，待我查查。” 张竞生并不理会他，只是不停地喝茶。 喻英奇又试探似地问道：“你乡里常有老八来吗？我闻说你经常给老八接济？” 张竞生说：“接济？我问你，老八派人找我，我不接济行吗？你是司令，不但不加保护，反倒责怪我。我是坚持中立的人，你们到我乡来我那一次不是以礼相待？老八来了，我当然也不想去得罪他们。你喻司令都不能设法叫老八不来。我手无寸铁有什么办法？你能派一营人驻扎在我乡里吗？” 俞英奇被张竞生一连串的话语问得哑口无言，只好恭敬地将他送回饶平。 张竞生回到家时，路过浮山，伪区长感到诧异，问道：“博士到汕头访友吗？”张竞生没有回答，扬起手杖劈头盖脸地打下去。吓得他慌忙闪开．溜了。 1950年的春天，饶平县连着下了40日的淫雨，家里菜坛子里的霉子像豆芽一样伸出了盖面，床板也潮乎乎地往下滴水；光亮的石灰墙更是绿幽幽地长出一层青苔……太阳，太阳呢？ 张竞生伸了伸酸疼的腰背，不由地又一次走近窗户边。他推开窗门，外边已是黑漆漆一片。他这才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6点40分。别说今天没有太阳，就是有也早已坠进西山了，他自嘲地笑了几声。 “吃饭啦！还呆着干什么？”妻子已是第二次催他，他这才懒洋洋地走近了桌子边。 “我看你是心里的结还没解开，成天愁眉苦脸的。”妻子帮他盛了一碗饭递给他，问道，“是不是还拿不定主意呀？”张竞生点了点头，接过饭碗，又把头摇了摇。 妻子看着他只扒了两口饭，便把碗放下了，自己也好像没了一点食欲，也放下了碗。她跟着丈夫进了卧室，张竞生却没理她，竟自一人跌坐在太师椅上。他拿出一包香烟，一口接一口一根接一根吸了起来。 丈夫不开口，妻子不便问，她向来都不愿打断他的思路。他到底是想怎么办呢？黄冠南反复琢磨着。 是呀！我该怎么办啊？张竞生也在苦苦地想着。三天前，他忽然接到陈诚的一封亲笔信，要他赶紧找上副参谋总长胡胜，和他一起赴台湾，今天，他又接到在香港的老同学许日通捎来的口信，要他趁早动身，赶往香港。何去何从？他的眼前摆着了三条道：台湾、香港、北京？ 北京，那是他最熟悉的地方，他是在那里步入社会的，也是在那里跌倒的，但不管怎么说，那里是最值得自己留恋的地方。校园、讲台、宿舍；朋友、同学、情人…… 但是，那里又将是自己最为陌生的地方。五个多月前，那里突然升起了一面五星红旗，一个巨人在那里高喊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声音，他虽然没有亲耳听过，可至今还似乎在耳边回响。因为那实在太神奇、大吸引人了。毛泽东他没见，共产党他倒是打过不少的交道。当年在北大李大制、陈独秀都曾经找过他，给他讲过要成立共产党的事情。他笑过他们：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还劝过他们：要搞革命得要有自己的军队，抓到兵权，才能够夺得政权，就像蒋介石那样，可你们谁能带兵？他们嘲笑他，革命还没成功呢，你就想到了当总统。道不同不相为谋，他没理他们。没想到革命还真的成功了。看来还是靠毛泽东，毛泽东比他们强，想想自己对于共产党，虽然没有更深的感情，也没犯过大错，没得罪过他们，认真说来，还有过些小功劳…… 砰！——外面突然响起一声凄厉的枪声，跟着是人吵狗吠，到处是呼儿唤娘，又是国民党的残兵余勇们在作孽了。这些家伙对付不了共产党，偏偏拿着黎民百姓出气。张竞生倏地站起，只一会儿，又颓然坐落在椅子上。他知道，他现在是无法制止他们的。兵败如山倒，国民党的大势已去，先头已经逃去了台湾，余下的正被逼到了天涯。困兽犹斗，疯狗咬人，何必去惹他们呢？想起来，自己对于国民党还更有感情一些，是孙文先生栽培了自己，是国民党政府掏钱让自己两次出国留学。实在有些惭愧，自己竟然连个国民党员也不是，也没给国民党做过什么好事。但话说回来，也没什么惭愧的，是你蒋介石违背了孙先生的遗训，是你国民党首先背信弃义。多行不义必自毙，我何必跟着你们去做沦落人呢！ “还是去香港吧！”这是妻子田间的话。 去香港未尝不是一条好路子。那里朋友多，也是共产党、国民党都管不着的地方，少惹是非，老老实实做个自由人，看来是不错的。但是那里既是自由的世界，便是竞争的所在。自己凭什么同人竞争呢？不会做工，不能经商，就靠朋友的长期资助？自己早就过了“知天命”之年，还能信那“君子谋道不谋食”的鬼话？何况身后还有弱妻、幼子。 张竞生情不自禁地走近床前，看了看睡着的妻子。昏黄的煤油灯下，妻子侧睡着，怀里搂着儿子小超，嘴角动着，眼边竟挂着湿湿的泪痕。也许她刚刚做了恶梦，也许她在睡着以前悄悄哭过？ 妻子跟着自己十六年了。这些年，她追求了一个“博士”的空名，她只为乡下僻静的生活浪漫过一阵儿。她没有享过荣华，没有经过富贵，只是悄悄儿地消磨着自己的青春，不能再让她颠沛流离，担惊受怕了。 笃、笃笃；笃笃、笃！ 叩门声轻轻的，张竞生的心却被震了一下。他赶紧离开床前，走过去拉开门。 “柯同志！嘘一”他示意妻子已经睡着了，便轻轻地闪出了门。 柯同志，就是那个被张竞生救过的游击队员，以后一直留在浮演区工作，和张竞生已成了莫逆之交。 张竞生把他领到客房，点亮了煤油灯，边让坐边问道：“好久不见了，你都去了哪里？” 柯同志没有坐，只向张竞生要过一根烟点燃吸着。他回答，是去了揭阳县参加上改试验。他还告诉他，就在这两天大军就要打来了，白匪（指国民党军队）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现在正准备仓惶逃走，他们临走还想抓捞一把。他希望张博士能立刻跟他走，最好是到广州避一避，免得被白匪里挟。 张竞生犹豫起来：“到广州？你是要我投靠共产党？我，行吗？” “怎么能不行呢！共产党需要您这样有才学的人。”柯同志说道。 张竞生的眉头还紧锁着：“我给国民党做过事，会不会把我当资本家打倒……” 柯同志急了，说：“你是为国民党做过事，可您也为共产党做过事呀！你为民众做的那些好事，也可以算是给共产党做的事！你放心吧，谁不知道你是凭本事拿薪水过日子的，又不剥削人。” 张竞生的眉头松开了：“好吧，那我跟冠南再商量一下。” “不用再商量了，你跟她打声招呼吧。反正全国都解放了，饶平还能再黑暗几天。您先走，我们已经在浮滨圩为您安排了车子，嫂夫人和公子留着看几天的家嘛。”柯同志热情地为朋友出着主意。 “嗯，也好。”张竞生站起来径自走进卧室。妻子还在熟睡之中，他注视着她，犹豫了几下，总也忍不住叫醒她。几天了，她总是陪着自己揪心揪肺的，她难得有睡得这么香的时候。他转过身子，写了几个字搁放在桌面上，回头又凝视了妻子片刻，俯下头，在她的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才恋恋地离开。 “咱们走吧！”柯同志似乎等得有些焦急了，他一进客厅就催着他。 夜，经过了洗劫更是一片死静，他们俩紧紧地相跟着，悄悄地离开了旧寨园。一辆运载木炭的货车，停在路边一个阴暗处。柯同志紧紧地握握张竞生的手，又同司机嘱咐了几句，便送着他们上了路。 燃木炭的汽车像个负重的老人，艰难地喘息着，缓缓地在路上爬行。张竞生坐在司机的身旁，专注地望着车窗外。 黎明了，东方开始浮起了鱼肚白，青山、绿树、秀水仿佛是赶来为张竞生送行，相跟着他跑来。张竞生的眼睛湿润了，多么熟悉啊，这山、这树、这水、这路！他几乎能记着哪座桥是哪个村修的，哪段路是那乡筑的，哪棵树是谁栽的，只是他没想到这条路却是为他逃命准备的。 不，不是逃命！也许是奔向光明呢。张竞生笑了。你看，今天的兆头，阴了40多日的天空，居然晴了，太阳也出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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