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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她常常听到一些不祥的信息：什么张竞生已被抓起来了，什么他已被人民政府镇压了。她走在路上，会有人在背后指手画脚地说她；回到家里，会有人在窗户外叽叽喳喳地议论。她心里异常的恐惧慌乱。 一夜之间，张竞生却悄然离她而去，留着字条说他很快就会回来接他们母子出去团聚，可转眼一年过去了，却突然地断了音讯。前些时他告诉她，他已经奉调到南方大学学习改造，还说这也是他自己志愿的，她都信他，默默地挑起了照顾孩子，看护旧寨园的使命。家乡也解放了，她不敢再雇用佣人，一切都很亲做亲为，生活比从前艰苦多了。她什么都要学着干，挑炭、挑水、做饭，这些都是以前从未干过的。 一晃半年光景就过去了，一晃又过了半年。 这些日子以来，每当她估摸着竞生的信该到的时候，她就会站在旧基园的门口盼着邮差的到来。半年里她多少次仁立门口，看着邮差匆匆地从自己的身旁走过。她失望了。 她头一个月没有收到张竞生的信心里尽管很急，但还是作着种种猜测，或许是工作忙，或许是病了。她心里多少次地怨过他，不管怎样你也该写几个字呀！ 不过，埋怨归埋怨，黄冠南非不责怪他。自从嫁给张竞生后，他就成了她的依靠，特别是随着张竞生来到大榕铺后，她同这里的所有女人一样，丈夫喜欢的她也喜欢，丈夫不让做的事她决不去做。 这几个月来，黄冠南给张竞生写过二十多封信，但她却未接到他一字的回音。她只得把自己对他的埋怨、怀念，深深地埋在心里。每当她想丈夫的时候，她就情不自禁地翻出他以前的来信，细细地读起来，以慰那心灵的空虚与惆怅。 其实，张竞生在南方大学学习的日子里，最忙的只有两件事：一是给黄冠南写信，他心里总也放不下她。一是锻炼身体，他已经六十三岁了。六十三，七十四，过关如过世，他总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这个新生的世界呀！ 他的生活很有规律，除了学习之外，就是散步或劳动。每次过一个星期便给妻子写信一封。可是这近半年，妻子总也来信责怪自己，说为什么那么绝情，连信都不写了，这是为什么？ 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天蒙蒙亮，张竞生睡不着了，起身穿上南方大学发的棉衣，穿着一双旧布鞋，从广州法政路寓所出去散步。当他走过越秀北路却被一位民警当“流窜犯”拦住盘问。张竞生再三申明自己是早晨出来散步的本市居民，可那民警瞧着他那一身打扮，怎么也不相信，一直跟踪着他回到了法政路的住所。 张竞生把这当一笑话写信告诉了黄冠南，本想她一定回信“讥笑”他几句。然而却完会出乎意料，她在来信中竟然只字未提，而且又责怪自己没写信给她，这不更奇了吗？ 张竞生哪里知道，他写给黄冠南的信，每封都准确地寄到了饶平，寄到了大榕铺，之所以未能送到黄冠南的手中，是被当时乡村的“红色政权”农会截留了。张竞生不属地主恶霸，也非土豪劣绅，更纳不进反革命之列，但截留信件的人目的是明确的。 我们的祖先一代接一代的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继承下来了许多的优良传统，但也留下了一些有害的习俗。张竞生的故乡有的仍然信奉着旧的陈条，在他们看来只要能把一个人划到阶级敌人的队伍里，社会主义就多一份安宁，像张竞生这样一位在旧中国颇有争议的人物，属不属于阶级敌人呢？他们认为是肯定的，但没有证据。于是，便幻想着能从私人信中找到点蛛丝马迹。 然而这些人对张竞生的近况根本不了解，更没想到解放后张竞生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张竞生进入南方大学学习后，为了把以前学到的本领更好地贡献给国家的建设事业，他向自己提出思想和知识的更新问题。有人认为他留过洋，当过大学教授，还进南方大学读书，实在不可思议。可张竞生自己却觉得学无止境，人要活到老学到老。他觉得自己当务之急是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时全国刚解放不久，百废待兴，出版部门还较落后，书店有关马列的书十分缺乏。张竞生便时常出入广州旧书摊，买来一迭迭的的马列著作，认认真真的学着。在金山中学读过书的方方副省长也十分关心他，写信向他问安，并鼓励他好好学习，不要挂心家里的事情。张竞生在南大生活得异常舒心畅快。 可是信被农会截留了，黄冠南根本无法猜测到他的近况，加上截留信件的这些人不知出于何意，不但截留了张竞生寄来的信及生活费，而且不断编造出吓人的消息。 从小深得父母之爱的黄冠南，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如今，她就像一只遭受到弹五之惊的小鸟一样惶惶恐恐，整日提心吊胆。而且她眼下又断了一切经济来源，她必须用自己的双手双肩来养活那一双嗷嗷待哺的子女。 这天一大早，她便和村里的几个妇女上山去挑木炭，连着翻了几座大山，到中午才到到炭窑边。她们称好了炭，饭没吃一粒，水没喝一口就匆匆地向下行。人家挑了一百多斤依然如履平地；她呢，只挑五十却似坠着两座大山。好一个大家闺秀，什么时候干过肩挑手提，可如今不仅要靠此谋生，还得抚养儿女。担子的重压尚可一时忍受，精神的挫折她却怎么也咬不住牙关。她一步一泪，走走停停，等回到家里早已回头下了山。她走进家门，一头便栽倒地上，几个毯子把她扶到椅子上，都乖觉地站在身边，最小的那个也只敢低声地饮泣，连大声的抽咽都不敢，一个个都用两只乞怜的眼睛巴望着她。她醒了，颤抖着双手，把他们拥到了怀里，哀愁就像浮滨溪水，不断地向她家涌来，淹没了孩子，也淹没了她。恍格中，她只觉得张竞生在向他走来…… 竞生一生爱月，每当乡间落日后，灯火全无，满天昏白，他就会拉上她，走出小屋，留连于月影花光之下。多少次他们甚至走出旧寨园，去到左边不远处的溪流嬉戏、游泳……明月清风，江水卵石，对影成四人，多富有诗意。 她记得竞生最喜欢缓缓仰泳，喜欢面对月光与波影一同摇摆向前。他们每当游罢归来，再依偎着徜徉于旧寨园的丛影弄竹，焦叶舞姿，听着地虎、水蛙的叫声……可是如今，如今呢？她困难地睁开双眼，望了一下身旁几个可怜巴巴的孩子，眼泪竟不敢再往外流。她强咽了下去，对着大孩子讲：“缸里还有一点米，你给煮几碗粥吧，你们吃了就睡。妈实在太累，再让妈坐会儿吧！” 孩子们弄饭去了，月亮也升上来了，她只望了一眼窗外惨白的大地就闭上了眼睛。周围竟是这般的寂静，没有蛙声，不见虫鸣，连树叶也懒得摇动。这难道是什么不祥之兆？她的心怦怦地剧跳起来。 一阵急骤的锣声。啊！农会又要组织斗人了，是张理由还是杨振强，还是……她不敢再想下去，再猜下去了。砰、砰、砰，一阵脚步声，一阵风，进了一个人。啊，是四叔公！黄冠南睁开眼睛，刚刚认出来者，还来不及招呼，那人便骂骂咧咧的开了口：“我，我，我刚才在农会，听，听说张竞生在广州被人民政府镇压了…”一声锣声打断了他的话，他再没说下去，便慌慌张张地跑了。刹那间，如电闪雷鸣，黄冠南只觉得脑子“嗡”的一响，便像一尊泥像直挺挺地倒靠在椅子上，没有言语，没有动作，没有眼泪，犹如死了一般。 孩子们都已经睡着了。醒来后孩子们一呼而上，又摇又哭，又掀又喊，她终于醒来了。母亲不说话，孩子们也不敢吭声，这些可怜的人儿实在懂事了，他们只敢躲回自己的床铺，用被子捂着小声地啜泣。 黄冠南挣扎着站了起来。她走近孩子们的睡房，没有灯，没有声响，也许都睡着了。她这才走出屋门，望着周围的一切发呆。 竞生的一生曲折坎坷，颠沛流离，可他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二十年代研究性学，撰写性史，是为了给国人健康的性生活提供指导，尽管方法不当，但立意还是好的。四十年代在家乡办公路、农校、苗圃，把农业教育同生产流通、启迪民智结合起来，这些都有见地。解放前夕，他还勇敢地保护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员，并常接济些粮食给他们…… 黄冠南想不通，实在想不通，一个一生追求文明，立志振兴国家的学者，怎么能当成恶人…… 竞生被“镇压”了，黄冠南再也坚持不住了，此时此刻她丝毫意识不到生命的宝贵，仿佛只有死才是一种解脱，一种幸福。是的，她完全绝望了。涉世未深的黄冠南虽然聪明，但毕竟还难以用心思去辨察世态的好虚。别有用心的人们一番假言假语，她便信以为真了。 她又回到房中，坐在孩子的床边，默默地伴着他们，直坐到鸡鸣，然后毅然地走向厨房，插好门，套好绳索…… 黄冠南走了，留下了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才两岁！她走了，再也听不到张竞生那亲切的呼唤，听不到孩子们那甜甜的童音了。她带着无限的哀怨和遗憾走了。 黄冠南去世一年多后，在广州的张竞生才从友人中听到这个悲惨的消息。初时他完全不相信，因为几天前他还收到妻子的亲笔信。 事后他才明白，这些信都是儿子张超模仿母亲的笔迹写给他的。张竞生再也抑制不住他的悲痛，泪水像破了堤的溪水大规模奔腾而下，他一下子倒在床上。 悲痛使他弯曲了脸，他犹如弓似的蜷缩在床上。他先是埋怨儿子张超不通情理，不该对他瞒那么久，进而又埋怨妻子无情无义，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过了一会儿，他又感激起儿子，感激他把这个不幸掩盖了那么久。 妻子黄冠南死了的消息确实使张竞生悲痛欲绝，但他终归战胜了悲痛。南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农业厅住技正。除了工作学习，便是买菜、煮饭、照料未成人的孩子。有人风趣的地说：“哲学博士”成了“家庭博士”。他听了总是凄然一笑，一笑了之。 菲菲淫雨持续了两个多星期，也许是“天人感应”，今天的雨水竟突然凝成了珠滴，似眼泪地从街上落下。 今天是1953年3月8日。三天前，被中国人民誉为世界革命伟大导师、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统帅斯大林逝世了。按上级的通知，今天将同时在全国各地召开隆重的追悼会。街上行走着人，是自动参加追悼会的。那样子多么悲励，多么虔诚。张竞生看着，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是痛苦，是庆幸，抑或是失望，他说不清，更道不明。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密匝匝的渐渐形成了一幅瀑布，横无直落下来。张竞生的内心也犹如外面的世界，混混饨饨，一片迷蒙。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机关到群众团体，人人的口头上都挂着“苏联老大哥”，从首都北京到地方的报刊，天天都有文章称颂苏联，学习苏联，加上中国几乎什么都完全依赖着苏联…… “苏联老大哥，苏联老大哥。”张竞生怎么也无法理解，国家与国家之间怎可称兄道弟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古往今来的常识。国与国之间向来都是以自己民族的利益为准则，民族不同道也不同，纵有一时的共同利益所在，也非永恒不变之理。 张竞生实在理不出个头绪来，心里像塞了团羊毛，乱糟糟的。透过灰色的窗口，灰色的天空，灰色的大地，张竞生仿佛看到了中国与苏联绝交后的情景…… 想着，想着，他不禁打了个冷战，颓然地跌坐在椅子上，他为国家的命运忧虑起来。 “对！要想法提醒一下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他决定给毛泽东主席写信，阐明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写什么呢？他脑海中反映出了布哈林的名字，他和这个俄国理论家并不相识，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就从李大别处听说此人，看过他担任主编的《真理报》，对他印象很深。张竞生知道布哈林出生在一个沙俄时代的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名教师，自幼受过良好教育。1917年10月革命前夕，布哈林担任了《真理报》主编，以后成了政治委员之一。那时，年轻的苏维埃处在重重困难之中。进入二十年代，苏联党内又不断地发生错综复杂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布哈林施展了他理论家的才华，与斯大林一道反击了反对派的挑战。可是，在这些斗争之后，布哈林又成了斯大林极力排挤的人。直到1938年，布哈林这个曾被人称为苏联的开国元勋、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著名理论家，却被斯大林手下的最高军事法庭以“充当外国间谍，从事破坏活动，破坏苏联军事力量，煽动各国进攻苏联”等等耸人听闻而又不可思议的罪名，判处了死刑！ 布哈林的死震动了全世界，也震动了张竞生。现在张竞生敏感地意识到中苏之间存在的不正常关系，他不能不怀疑斯大林是在利用中国，甚至还想到他的影响所及会不会再次导致布哈林的悲剧呢？ 但张竞生的耿直性格由不得他的怯弱与退缩，他相信中国共产党，相信自己国家的领袖，他毅然提笔给毛泽东写信，然而只写下“我的几点意见”几个字又迟疑起来：几点意见，是那几点呢？ 对了，还有一点，首都不能建在北京。这恐怕当初也只是考虑了中苏关系。北京是历代封建王朝所在地，难免封建意识浓厚，交通不便。国家应该开放，首都应该建在民主意识强的地方，最好是在上海；如果是考虑帝国主义侵犯，那就建于武汉，为全国中央地带，交通方便，也比北京要好……迁都之事，宜早不宜迟…… 还有，人口的发展，也不能学苏联的，他们号召多生多育，生育五个子女以上则授予“母亲英雄”，中国不能这样搞，中国的人口已经太多了。中国历来就有多子多福的观念，再鼓励，再提倡，就难免人口恶性澎涨。 英国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长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也就是说成倍增加的，而生活资料却是以算术级数逐级增加，所以生活资料的增长永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失业和贫困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因此，凡能使人口减少的一切因素，如战争、饥荒、瘟疫、贫困等，都可以成为减少人口的灵丹妙药。 我绝对不赞成用残忍的手法来减少人口，但马尔萨斯对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的关系的论述，我却是赞成的。中国人口多，增殖率颇高，如果这样下去，就一定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若每年还要生出一千多万人来，那么若干年后这个问题就会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主张节制生育！用科学的办法·” 夜，连续两个不眠之夜，不是因为写，是因为想。早在三月八日的当天晚上，张竞生就写下了洋洋洒洒的一万三千多言。在这两天里他没法修改一字，连从信封里抽出来再看一遍的勇气也没有，他怕一看便改变了初衷。第四天一早，他便义无反顾地抬起了那封早就封口的信，疾步如飞走到邮电局门口毅然投进邮筒里。 信寄出去以后，张竞生就无所谓怕不怕的问题了。他只有等，翘首等，然而却如泥牛入海，一点回音也没有。直到1957年，他自己早就把这件事忘记了。然而，有人却从他本人档案袋里翻了出来。原来他四年前寄出的这封信，中央机关收到后不到半个月便把它退回广东省委，省委又把它退回张竞生所在单位，单位干脆把它装进了张竞生的档案里，不知道是把它当作一个旧知识分子关心新中同命运事迹而载人“史册”，还是作为“秋后算帐”的依据列入“陈仓”。反正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张竞生本人才有幸知道了当年这封信的下落。那信上还附有一张中央某机关盖有印鉴的纸条：退回、酌办。 张竞生看着“酌办”两字，耸了耸肩膀，他想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1954年的一天，一封不明来路的电报搅得张竞生一天一夜都难以安宁。电报是从南京发来的，电文总共11个字：明日乘211次到广州访接站。 这是个什么人呢？为什么要拍电报给他？张竞生在记忆的海洋中搜索着，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 南京一无亲戚，二无友人，三……对了，解放前倒是有几个同学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可……” 会是谁呢？是男的还是女的。 张竞生分析了各种可能性，想象发挥到了极点，也未能得出个结果。看来最明智的做法是明天接南京来的那趟火车，到时自然可见分晓。 第二天上午，张竞生准时来到广州火车站出口处，夹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翘首四望。 自己来接谁呢？ 发电人既未表明身份，又无任何可以说明的文字，说不定是什么人有意设的一个骗局来捉弄自己，此刻的张竞生突然觉得这件事实在滑稽可笑。 可谁又会成心捉弄自己呢？是价人，是朋友？还是…… “呜——”随着一声长鸣的汽笛，列车进站了。 潮水般的人流开始从出口处往外涌…… 张竞生毫无目标，可又目不转睛地盯着每一个匆匆而出的旅客，他觉得没有一个人是自己接的。 出口处的人流渐渐地散去了，消失了…… 张竞生还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怎么也不相信，什么人会和他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开玩笑呢？ “请问，您是张竞生博士吗？” 蓦地，他的身后传来温柔的女中音。 张竟生转过身来，映人他眼帘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中年妇女！中等个，虽已是半老徐娘，却体态丰腴、风韵犹存。 “我……咱们不曾相识吧！”张竞生不知怎么，冒出了这么一句来。 “相逢何必曾相识呢？”中年妇女说着抿嘴一笑，“我是从南京来的。” “南京来的……”张竞生沉吟着，不由地注视着她。眼前这位女士的气质、语言确有些与众不同，她为什么突然而至，找自己干什么？报竞生若坠入五里雾中。 “我自幼住在上海，虽未同您会过面。但却知道您的很多事。”女人举止文雅，落落大方，一点也不轻俏风骚，这更增添了张竞生的疑云：“我的事？”张竞生有些急切地问，“我的什么事儿。” “别急嘛，以后我会慢慢告诉你的……”中年妇女忽然转了话题，“听说你两年前丧偶？” 张竞生点了点头，但心里的疑云更增多了，我丧妻她也知道？ “我从南京特地远道而来，是想……”中年妇女打断了话题，不往下说了。 年逾花甲的张竞生自从妻子黄冠南死后再也没有接触过异性，而且认定这辈子不再会有那种风流韵事了。想不到平地里又冒出了这么个陌生女人。看着她那含情的双眸，张竞生的心中也怦然直跳。 怎么办呢？让她走吧，似乎没有人情味，带他回家吧，又仿佛不合适…… “张博士，我们别站在这里挡道了，回家吧。”中年妇女笑吟吟地催着张竞生，完全是一种妻子的口吻和神态。 “这……”张竞生呆呆地看着她。 “不方便吗？” “不不，没有什么不方便，只是……”张竞生还是迟迟不肯迈步。 “没有就好，咱们走吧。” 一切都颠倒过来了，好像来火车站接人的不是张竞生而是她，又好像她和张竞生不是初识，而是生活了多年的夫妻。无奈，张竞生只好糊里糊涂地把她领到了家里。 中年妇女进屋后一屁股便坐到了张竞生的床上，显得旅途很疲劳的样子说：“请给我打一盆水，洗洗脸好吗？” “好的，好的。’深竞生马上去打水。 中年妇女洗完股后靠着床斜躺着，很温柔地问道：“张博士，你没想到一个陌生的女人会给你拍电报，而且登门拜访吧？” “是的，我的确没有想到。”张竞生说着心里话。 “我与您虽未曾见过面，但可以说是神会已久……” “哦，’涨竞生感动地长叹一声。他简直不敢相信世界上真会有这样一位痴心的女子，但又似乎不能不信。 中年女子姓何，祖籍南京，原是上海滩上的舞女。十七岁时在上海偶读张竞生《美的爱情》并把张竞生当作自己的偶像。她疯狂般地找来了《性史》等张竞生的著作，如痴如醉地啃嚼消化。难得张竞生这样的男子汉如此懂得爱情，如此了解女人，如此熟悉男女之间的共同世界。那时候，她一日三次地往美的的书店，为了一睹这位心目中的男子汉，她费尽了心机，但终不能如愿。她后来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官僚，不久又被遗弃了，她对张竞生更加痴态。二十几年里那种秘密的愿望一直左右着她的生活道路。她迄今没有再恋爱成家。 “竞生，”中年妇女改变了称谓，眼睛火辣辣地叮着张竞生热切地说：“我爱你！”“这……”张竞生第一次在女人面前慌乱起来。也难怪他了，爱情的火势实在来得大突兀，太猛烈了。他不能不踌躇起来，何况自己已是个六十多的老头。 “真的，我爱你！”中年妇人热烈地说着，又执拗地抓住了张竞生的手，“我早就有一种感觉，在上海时就有了，我预感到我会爱上你。并且你也会爱我的。” “不不……这，这，这是天方夜谭吧！”张竞生犹豫着。这位妇人对于爱情的执着实在令他感动，而她对爱的这种大胆、率直的态度，更让人佩服。 凭多年的情场经验，他感到她是个不错的爱人。只是自己的年岁已经大了，何况这又不是在巴黎，在…… “何，何小姐！”吃饭的时候，他第一次这样称呼她，不由地有些咬嘴。他问她：“你的芳龄？” “你猜呢？”中年妇人笑着问道。 “我猜不出。” “那你就别问了，这对于你无关紧要。” “不，我很想知道。”张竞生这一生还是第一次询问女性的年龄。 “既然这样，我可以告诉你，今年刚过不惑之年。” “呵，你才四十岁！”张竞生失声地叫道。妇人的回答，既使他感到惊讶，也使他非常遗憾。这时他仔细端量，这女人果然还肌肤白皙，丰满妩媚，尤其那起伏有致的“三围”，山重水复，韵味无穷。张竞生看得耳热心慌，又不免沮丧。“岁数相差大多，这怎么行呢？” “爱情应该是没有任何障碍的！”中年妇人很为自己能够随时引用张竞生著作里的话而感到无比自豪。她笑着说，“夫妻永远变不成父女的。”她说着，她想往张竞生怀里靠。 “别，别……还是让我们好好再想想。”张竞生推开了她。 “竞生……”中年妇人轻柔地喊着，“难道，你，你还不了解我的心么？”她不知是感到委曲，还是由于激动，眼睛也湿润了。 “唉，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张竞生说的是自己的心里话。何小姐意外到来确实令他无比兴奋，但他毕竟已不是当年的张竞生了。世事的沧桑，岁月的消磨，早就使他失去了性格的棱角，从前的那种敢于征服女性的勇气随着岁月的流逝，已荡然无存了。 屋里很静，夜风吹拂着绿色的窗帘，飘飘忽忽。中年妇女索性躺到床上，电压不够的灯泡，照出橙黄色的光，射在她的脸上迷迷幻幻的，给她平添了几分肉感和温柔。她半眯着有些松驰的眼帘似在想着什么。 张竞生看着她心猛地一凉。她在想什么？虽然张竞生想到了，但却不敢有所为。 “你生活得好吗？”张竞生没话找话地问。 “你呢？”她撇了撇嘴又说，“其实，不说我也知道。” 中年妇女又咯咯地笑了起来，把脸转向张竞生，用手指撩了撩头发，带在手腕上的那幽幽闪光的玉阈给人一种刺激。 中年妇人猛然扬起头，凤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双颊也泛起了只有女性动情时才会有的红晕。 张竞生看着她凸突的胸和滚圆的臀部，猛然感到身体在旋转，升腾。眼前掠过了无数交替出现的镜头。同法国女郎的情景；同褡丛雪的情景；同黄冠南的情景…… 张竞生用颤抖的双手脱去外衣，妇人起身随便接过挂在床头上。这一亲见的动作多么像一个温柔的妻子。张竞生想如果此时把她揽在怀中，眼前的世界会顷刻间旋转起来。但他没有那样做，他的神智还是冷静的，仿佛在对她说，再等等，不要莽撞，要等到瓜熟蒂落时再…… 张竞生的一再迟疑和犹豫，使中年妇人感到失望，她默默地看了张竞生一眼，动手把被子掀开，把一件毛毯叠好放在枕头边靠拢摆正，动作是缓慢的。 张竞生知道她在履行“夜”的工作程序。她面对着他，灯光下的倩影异常的美。 中年妇人迅速地钻进被子里，并在里面悉悉索索的脱着衣裤，然后将衣服扔在床角。 一切仿佛都那么自然。这时，坐在藤椅上的张竞生被她热切的眼神撩拨得难以自拔，仿佛有一股强大的冲击波推着他，他向床边走去，稍稍迟疑一会儿，慢慢撩开了被子，女人成熟、肥美、雪白的身体呈现在他的面前。啊，这是真正熟透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才是男人真正需要的女人，瞧那圆润的肩膀，挺拔饱满的乳房，微隆绵软的小腹，浑圆白嫩的大腿……张竞生由衷地赞叹着，再也把持不住了，一把将妇人揽入怀中，淡淡的幽香和女性肌肤的温热像电流似的钻入他的心房…… 第二天，他们一觉醒来已经是上午十点多了。张竞生从床上爬起来，不由地伸了伸酸酸疼疼的腰，歉然笑道：“实在是老了呀！” 她只是翻了个身，睁开有些怠倦的眼睛却赞赏着他。“不，你还是那样刚劲！嘻嘻。” 他急急忙忙为她准备了早餐。他要她立即就去报户口，登记结婚，她却只同意先报户口暂不结婚，她说：“你不是说我们结合太突然吗？为什么不先试试。就说是上海来的亲戚嘛！反正你也是员外郎。” 他只好就依了她。时光流逝，转眼间张竞生同这位妇人已同居半年了。半年来，张竞生感到生活是富足甜美的。然而，他渐渐地感到妇人不像刚来时那么多情，那么温顺了，有时还发点小脾气。对此，久经风尘的张竞生当然深知个中原委，但总是觉得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她正值虎狼之年。古人有道是“三十如狼，四十如虎，站着吸风，坐着吸上。”而自己呢？难道真的老了么？ 通过半年来朝夕相处的生活，妇人越来越感到张竞生不像她以前想象的那样，对女性热情奔放，敢爱会爱，而是性情怪癖，不阴不阳。在她看来，爱应该是火热的，粘乎的，震撼人心的，可张竞生却冷冷热热，清清淡淡，使她失望了。难道自己苦苦等了二十多年，盼了二十多年，就是这种无法摇动心旌的爱情吗？难道自己多少次春闺梦中相思又相亲的情人——竟是这么一个古怪的老头？ 她怎么也难以把眼前的张竞生同二十多年前撰写《性史》，威震十里洋场的那个张竞生联系起来。她慕名而来，为的是追求一种刺激，一种享受，一种从来未体验过的新鲜感。可是，这老头一天到晚只顾研究他的山区，撰与他的《十年情场》，爱痛与怀旧实在令她厌烦。她陷入了感情的死谷，每天只能借助报纸来消磨时光。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 这几个月里，张竞生每天都早出晚归。回到家中，很希望得到她的温存，可她脸上冷漠得没有一丝表情，张竞生仿佛坠入了云雾中：“你倒是怎么啦？” 她没回答，只是招呼张竞生赶快吃饭，然后她说：“张博士，我觉得我们应该分手了。” “为什么？”张竞生愣了。 “我对你已没有感情了，所以不想和你生活在一起。” “什么？没有感情！”妇人的话使张竞生很是震惊。 “你冷静点。”女人耸了耸肩膀，笑着说，“这不也是你的主张吗？婚姻应该以感情为基础嘛！何况我们还没有正式结婚……我想你是不会反对的。” 既然如此，何必当初！张竞生默默无言地坐着，许久许久，才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这才是诗！这才是好诗！！张竞生击节欢呼着。这个古稀之人仿佛睡了一夜醒来便拾到了一颗大宝石。他颤巍巍地把那诗抄到了自己的笔记本上，为它写评论文章，推荐报端。他逢人便说，逢会就讲，似乎他这个哲学博士，终生只认得这一首好诗。人们都说这个老头脑子发热了，你看他，像癫了一样。 他说，我的头脑是热了，我是疯了，你们懂得什么呀！ 是啊！有谁懂得他的什么呀？甭说解放前，就是解放后，有谁，在什么时候，这样大张旗鼓地大办过实业呢？有多少次机会，都那么让它生生地溜过去了，再那样折腾下去，反这这那，反左反右，以空对空，只能折磨死人啊！建高炉、炼钢铁、修水库、造高产田，这才是于国于民的大好事哩！他能不响应，他能袖手旁观么？ 他的这个省农业厅技正，第一次感到了职务的意义。七十岁生日的那一天，他特别地走进了理发店，把那斑白的大背发，推成了小平头，又拐进百货商店，买了一条新的西装短裤，还翻出那顶搁置多年的塑料帽沿头盔，一下把自己捞回了一个“老农民”，第二天便驱车赶回饶平。 饶平，正在修建场溪水库。汤溪，他实在太熟悉了。那里有一个能喷出近百度沸水的温泉。二十年前，他曾经在那里度过两个冬天，还领着学生修建过一个女子温泉浴室，引起过一阵轰动，但修浴室与建水库，简直是天壤之别了。现在，就是要在那两山之间修建一条拦河坝，造一个偌大的人工湖。那是1958年上马的全国60个大水库之一，蓄水量将比北京的十三陵水库恩要大三倍。这些他能不引为自豪吗？龙王，你算什么，准才是真正的龙王？玉皇，你又有啥了不起，一次能动员来12万的天兵天将吗？ 张竞生在浮山圩买了一把锄头，一担竹筐，还有一条潮汕人流行的水布。他把它扎在腰间，步行十里赶到了水库工地。 “这……不是张博士吗？”有人依稀认得他。 “我，不是博士，是个老社员。”张竞生笑着，把肩上的锄头放了下去。 负责装土的看着他那满头白白的发茬不忍为他多装上：“老同志你该有六十了吧？” “七十！”张竞生说着，抢过那人手里的锄头，把土使劲地扒进自己的筐里。他一拱，一挺，真的挑起担子就走。看着他稳步健走的样子，谁也不相信他是个博士，是个过了七十的人。他在水库工地上连着干了五天，工地上的指挥干部才知道张竞生来了。 他们找到了他，要他搬到指挥部裹住，日间坐坐指点指点便行。 张竞生却怎么也不答应，他说：“我还是和民工们住一起好，会便做多，不会便做少。” 那时的12万民工只分男女，分住在不同的山坡野地上。一间草篷拥挤挤，最少也得塞进一个连（150人左右）。民工们过的完全是“军事化”生活，早晨天不亮哨子一吹就得起床，简单扒两三碗饭就得赶上工地。中午在野外就餐。晚上八九点钟才能摸黑返回，一天干活十二三个钟头。张竞生开始尚能跟上队伍，慢慢地便觉得体力不支，才只十几天便病倒在草铺上。 工地指挥部派人把他送进医院，他在那里只住了三天便又偷偷地溜回工地。这回指挥部的人把发给他的锄头、箩筐全没收了，又把他的被褥硬搬到指挥部的简易瓦房里，他这才无可奈何地依了。 指挥部设在坝的山顶上，站在跟前便能览见水库全景。一边是蚁群的民工，搬山劈石填水；一边是日见淹满的湖面，山光水色绿影。 渐渐地指挥部里的人发现张竞生技正变得“老实’了，他不吵着要上工地，也不再偷着下山去找民工。反正是个七十岁人了，也难得让他有个安静的时候，他不来找人家也不去找他。转眼过了半个多月，见他除了三顿饭偶尔才走出门来踏到山边悬崖旁，像个远来的游客纵观南北左右。 这一天工地上突然锣鼓喧天，彩旗飞扬，连公路边的大树，也刷上了雪白的石灰粉，按照当时的习惯，该是什么大人物要光临了。果然，是国务院的水利电力部长傅作义前来视察。指挥部里，从省到地区到县，济济一堂坐满了二十几人。县长兼水库工地总指挥杨翼刚刚汇报完，门口处倏地站起了一个人，大家还怔着，他已径自走到傅作义的身旁，摊开一张随身带来的图纸，指着上面，对着傅作义部长：“宜生兄……” 就这一声称呼，又把好多人怔得目瞪口呆。 “呵！是省农林厅技正、文史馆研究员张……”杨翼县长赶紧给傅作义部长介绍：“你怎么也来了？” 傅作义赶紧站了起来：“是张竞生张大博士呀！久仰，久仰，请坐！” 杨冀县长只好也站起，把自己的坐椅让给眼前这位不速之客。 “……除了杨县长介绍的以外，在这座山盖座亭，在这里架座桥，这里修条石径路，在这山坡种上相栗树，在这块地种上桔子把整个水库辟成一旅游区，四季花果飘香……还有，大坝一合龙，就应该开始放养鱼苗，让整座水库变成一口大鱼塘． 张竞生侃侃而谈，与会者都听张竞生谈话。傅部长听张竞生说完高兴得抡起拳头往桌面一擂：“好！就照你说的干！”这位原国民党上将像是定下了一个重要的作战方案。张竞生高兴得哈哈大笑：“宜生兄不愧行伍多年，干脆，干脆！” 傅作义部长考察回去后就决定增加拨款一百万元，国家合计投资场溪水库289万元。 汤溪水库工地沸腾了，传说这后来100万元是张竞生向傅作义要来的，有的甚至说，傅作义是张竞生的学生；有的又讲，傅作义在北平的起义是听了张竞生的主张，张竞生留在中国不去台湾是接到傅作义的指示。 张竞生只一笑：“我和傅部长这还是第一次见面呢！其实当初我还不知道他是谁，只是听说中央有要人来了，头脑一热才闯了公堂。” 杨县长笑着指责他：“你以后可别再头热了，你一热我们可就被动了。”他还记着那一天，傅作义部长反宾为主专心听张竞生陈说的样子。 张竞生却不笑了，他很认真他说：“这也难说，只要是办实业，为民众做好事，我总是容易冲动的。” 他一直呆在汤溪水库工地上，直至1959年12月水库完工蓄水，才回到饶平县城黄岗，当一名广东省文史馆外驻研究员，专事文史编写工作。 张竞生老了。已经髦髦之年了。张竞生常常嘲笑自己：如今是黑白颠倒，软硬倒置；坐着打瞌睡，躺下睡不着；新的记不住，老的忘不了……这不是吗？你看，头发本来是黑的，如今全白了；牙齿本来是白的，现在变黑了；骨头本来是软的，现在变硬了；那个……就是那个，原本应该硬的，如今也硬不起来了——老人依旧那么幽默。听的人想笑，可他自己却抿着没牙的嘴。 今天，他没有心清逗人家笑，也没机会逗人家笑。他赔跟在饶平华侨旅社的的屋檐下，低着头，沉思着。一群红卫兵刚刚闯进他的住房，把他赶出门。他们正在屋里翻腾着。屋里四壁皆空，除了书稿外，还是书稿；几件破旧衣服，有的还是三十年代穿过的，你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好了，他想不通的是，眼前的世界竟是如此的混乱。 头脑发热，他可是尝过苦头的，大跃进一步没有跃过去，反而跌下了深渊。三年的天灾人祸中国已退回到解放前，每人月食粮不足十斤，瓜菜代，还有草根加树皮，多少人得了水肿病，多少人活活饿死了。明明是急躁左倾导致的灾难，却还要批右，批保守，不是头脑发热不断要煮食姜汤辣椒么？三年的恢复，刚刚有了点转机，又要折腾了。中国，多灾多难的中国呀！一群群红卫兵小将，气昂昂地从楼上下来，每人怀里各抱着几本书，该是要拿回去“批判”了。张竞生只望了他们一眼，不敢久望。一个为首的红卫兵用红缨枪点了他一下：“你可以回去了，老实点！”他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踌躇了很久，缓缓地迈步上楼。这时，身后传来了一阵吆喝声。是又一群红卫兵雄纠纠地押着两个脖子上挂着大牌子的人，又是游街示威了。小将们不断地按着被揪斗者的头，那两人的脸上和额头上挂着豆粒大的汗珠不断往下滴。张竞生呆呆地看着，双腿不住地颤抖着，他犹如丢了魂似的不敢再看下去。不知走了多久，才回到自己住的宿舍。 进屋后，他呆若木鸡，连晚饭也吃不下，只是不停地叹气。心里想：“他们都是好人呀！怎么能这样对待他们呢？” 张竞生和衣倒靠在被枕上，继续着他的苦苦的冥想。社会上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他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 第二天，他的一个故友上门来看望他，面对着凌乱不堪的屋子，两人相对无言，沉默许久，才喟然长叹一声。张竞生看一眼朋友带来的报纸，大标题是《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的手像触电一般急剧地颤抖起来：“怎么连国家主席也有问题呢？怎么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内奸、工贼、叛徒、特务了。唉——这样做法，古今中外还从来没有过的呀！” 说罢，不停地流泪叹息。 他的朋友紧紧地拉着他的手：“你，你要坚强些，这个年代，恐怕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说毕，望望左右便悄然离开了。张竞生没有起身相送，只是感到更大的灾难就要临头了，他战战兢兢的等待着。 红卫兵小将们果然又光临了。他们不知从那里打听到张竞生的过去历史，便常常骚扰他。张竞生只要听到敲门声就会感到心惊胆颤，他欲逃不得，欲避不能，只好一次又一次地接受着来自造反派们的无理纠缠。 他这位在二三十年代名震大半个中国的学者，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是被国家待为高知的，但是他却被人看管了起来。他所住的是一间黑暗的小屋，没有窗户，终日不见阳光。冬天，冷得难以忍受；夏天，热得像蒸笼，每天吃的也很差。 但是，使张竞生难以忍受的还不是生活上的艰难，而是难以煎熬的寂寞，面壁而坐，不许外出，不许同他人讲话。 他不明白，到了七八十岁，怎会遇到如此的艰难。早知如此，真不该活得这么长了。他想这，想那，想过去，想未来。想妻子，她怎的这么早抛他而去；想着几个儿子，又为何音讯全无，想着北京大学的那场愚蠢的大辩论才导致今天，想汤溪水库那哗哗流水，恐也无法洗清自己一身的污垢—…·每当清晨鸟儿的鸣叫声从门缝挤进来时，他又会感慨地叹道：“我连一只小鸟都不如。鸟儿还能自由自在地在蓝天翱翔，可我……” 夜晚，小屋周围死一般的寂静，仿佛世界已不存在似的。忽然，看守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传来。一声声钻进他的耳孔，震动着他的耳膜，在他的内心中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他总觉得那每一脚都是从他身上踏过。他常常责骂自己的老来无能，胆怯。但胆怯与无能还是常常折磨着他。 过度的紧张，过度的惊恐，天长日久，使他的血压不断升高。昏睡中，他常常觉得自己又回到了过去。诸丛雪在亲切地呼唤着他，待他答应一声后，她又蓦地消失了，不知去向。他又觉得黄冠南在向他走来，可是，始终与他保持着一段距离，他扑向她，她又倏然而去，无从寻觅。还有美的书店，那些漂亮的女店员，正笑盈盈地向他招着手。有两个人，甚至轻轻地脱下衣服，裸现着美丽的胴体…… “不要爱我，不要爱我！我不行了……”他歇斯底里地喊着。 为了打破过度的寂寞，他开始背诵造反派们交给他的语录，一字一句背，可怎么也背不下来。他只好又念起了小时在私熟里读过的“四书五经”，他背着背着，困累了。可是，刚有闲暇，那孤独那寂寞，一次又一次地袭上心头。 造反派们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审问他，要他交代过去的罪行。他实在交代不出什么来。他是个一生都在从事学术的学者，尽管二十年代他像个善于扮演角色的超级明星似的，成了中国社会舆论舞台煌赫一时的新闻人物，一些报刊、书籍、讲台以及街头巷尾都围绕着他群起而攻之，但是他并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只不过是想提倡文明，推广科学，兴学育才。如此而已，岂有它能？ 然而，四十年后的今天，造反派们又逼着他坦白这段罪行。他能坦白什么，交代什么呢？对此他害怕极了，两手直打哆噱。 他无法交代，造反派们便认为他态度顽固，他不停地受到斥骂。仿佛只有他承认自己是“淫虫”、“卖春博士”这才算是“老实”，这才是“坦白”。他能承认，能“坦白”么？他“顽固透顶”终于被整整地“隔离”了三年。 1969年，林彪发布一号命令搞战备疏散。张竞生被作为“战疏”对象，从饶平县城地遣往樟溪区厂埔村，住在牛棚边的一间草屋内。 张竞生来到这偏僻的山村后，造反派们并未从此罢休。1970年3月的一个早晨，饶平出奇的冷，蒙蒙细雨下个不停。张竞生拖着虚弱的身体，静静地躺在床上，眼睛微闭，呼吸微弱。突然，草屋的门被重重的撞开了，一群人闯了进来。张竞生睁开眼睛，顿时不知所措，他预感情况不妙，脸色变得更加苍白。他勉强下地，站在床边，呆呆地望着他们等待发落。 “张竞生，你说你是怎么宣传黄色东西的？又为什么要写那叫什么来的黄书？” “那并不是一本黄书，而是一本关于性的史料。”张竞生低低的声音辩驳着。 “什么他妈的史料，纯粹是一本淫书。老实交代，你写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 “我当时是‘北大风俗调查会’的主任委员，在调查表的十多项应该调查的事件中，其中就有性史一项……” “你他妈的是教授，不老老实实教书，搞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干什么？是不是为了发财？”恍忽间，张竞生又好像回到杭州，眼前的人多么像那时的蒋梦群呀！ 张竞生听到这里，心惊胆颤起来，连声说道：“不是的，不是的！我写性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财，要是这样我真是一个连狗都不如的人，但我确实不是这样的人啊，我敢向天，向自己的良心起誓，我写性史的立意是正当的，但效果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别又对天对地地发誓了，我们共产党不信这一套！谁不知道你是个大淫虫，生活荒诞淫逸……” 张竞生像受了猛然一击瘫倒在床上。心想，我是淫虫吗，我能算淫虫吗，性史并不是我的现身说法呀！我提倡“性交自由”和“请人制”也并非是想当淫虫，而是想把旧的婚姻制度打垮…… 想到这，张竞生用微弱的声音喊道：“这些都不是事实呀！” “不是事实，我问你到底和几个女人有关系？” “另外，你又如何同国民党互通一气的？” 难以回答的问题。他只能摇摇头。 “没有，国民党怎么又把你放出来了？” 血直往张竞生的脑门上涌，他感到眼前一片漆黑，他们问我国民党为什么放了我？为什么不问问国民党，为什么要问我？ 他不想回答，也无力回答了，只觉眼前一眩便一头栽在床上。 造反派不知什么时候溜了。幸亏当地纯朴无假的农民兄弟把张竞生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1970年3月到6月，张竞生在饶平榜溪区厂埔村的草屋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4个月，自从那天后，无情的病魔已严重地威胁着他的生命。 1970年6月17日夜，天气热得使人难以忍受，成群的蚊子不停地在蚊帐外嗡嗡地叫着，静躺在床榻上的张竞生已感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快到了。他多么希望这静静的夜里有个亲人或好友在身边，好对他们说说心里话。他回想着这七八十年所走过的路程，心里总是感到不安。看来他这一生绝不可能像蚕那样吐尽丝后，心安理得地长眠，他的一生不知迈过了多少坎坷，遭遇了多少冰刀霜剑。他总想为人们做点什么，可总也难以得到好的报应。他奋斗了一生，没有尝试成功的喜悦，但却饱经了失败的痛苦。也许这生只能带着痛苦和遗憾走了。 张竞生开始陷入迷迷糊糊中，他飘飘然然升升腾腾，仿佛又回到了旧寨园，回到了友人所说的“绿窝”中，在园中寻觅着过去的足迹。 这不是那棵香飘数里的玉兰树吗？香味不断。啊，小池中的莲荷仍然亭亭如盖。哎，“绿窝”怎么又变成了荒地？是呀，已经十多年没去管它了…… 绿窝！绿窝啊！你的倩影，你的美貌，渐渐地在他的眼睛前模糊起来。他多么想再重新回到你的怀抱。可是，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了，也是不必的了！他哆哆嗑噱从枕头下翻出一本笔记来。这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写下的著作《哲学系统》，也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本结合自己的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会的书。墨迹未干，还来不及出版就这样地走了，实在太匆促了。他觉得他还有许多的话要告诉活着的人。然而，要告诉什么呢？似乎要说的也太多了。今生今世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报效国家，怎么能就此闭眼呢？ 张竞生感到口渴，特别的渴。他挣扎了半天，想起身拿个水杯，可是捞了半天手里仍然空空，他呼唤着儿子的名字： “超儿，超儿，你在哪儿，怎么也不来看看我？” 半小时过去了，一小时过去了，昏暗的月光下，张竞生那只捞水杯的手渐渐地、渐渐地垂落下来。从此，他再也没有动弹。 1970年6月18日早晨，太阳已升起很高，周围的农民见这个小草屋还没有动静。于是打开门，他们不禁倒抽了一口气：82岁高龄的张竞生斜靠在床屏上，半坐半卧，手里还捧着那本没有写完的笔记，仿佛还在耕耘，可是他的身体已经冰冷了。 张竞生被几位生前不曾相识的人悄悄地埋葬了，没有亲人送葬，没有人奏乐，只有一声凄厉的枪声…… 就在张竞生逝世的当天早晨——1970年6月18日早晨，厂埔村的毗邻英粉乡，几位农民突然在山间围杀了一头野公牛。农民们记得很清楚，野牛中弹倒下的时候身上忽然冒起一阵青烟，袅袅而上，直上云天。农民们说：“那野牛一定就是张竞生的化身。因为张竞生死时82岁，是属牛的。”他们觉得不该向牛射去那罪恶的一枪。 张竞生死得很孤单，但却有一个令人怀念的神话伴着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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