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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雁宁 1998年10月6日。西安。一个美好的秋日。大清早我与旅京作家丁晓禾（江湖人称“西尔枭”）、贵州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莫贵阳急匆匆走出寄身的东方宾馆，打的直奔位于大莲池的市文联。时代文艺出版社总编王金亭和编辑室主任安春海从另一地出发，也往相约之地赶，为的是与在老西安某个角落潜藏多日，被一帮前来参加第九届全国书市的朋友掘地三尺驱赶出来的文虫贾平凹见面。两天来一直充当内线卧底的《美文》前副主编宋丛敏，也早早在门脸颇为寒枪的市文联门口恭候一干朋友，他的脸上倒是总映着西安的太阳，给我心里投去一团明朗和温暖。每次到西安，都得见见平凹的，正如他每次来成都要见见我一样。文友之间，便是在这种见见、见见、再见见之中发展友情的。熟门熟路直上二楼，正端坐办公桌前的平凹见一大伙人涌来，赶快起身相迎，颜面总算有了秋阳一样的光泽。我开句玩笑：你老兄也舍得钻出来啊！平凹操着厚重的陕腔道：莫办法，赶稿了哩。没稿子咋出书，又咋开书市哩？你雁宁来了，当然要见见要聚聚。大家一阵笑，他也憨厚地笑着掏出“好猫”牌香烟请客。春海素有“书界快手”之称，他向王总编会意一笑便向平凹提出要出他的《绝妙小品文》。平凹瞅瞅我，苦笑着说这些年出书太多重复不少，招来许多闲言杂语，所以宁肯少出或不出，只要耳根清静。我说你要写书出书就不会清静，多出少出不出招来各种说法没一样能清静。你那“静虚村”，只有老庄的境界里有。平凹兄默然，拍完一支“好猫”，就找笔给安春海写了委托书。趁平凹写字的时候，我扫视他这间挺平常的办公室，就因白墙上挂了他新书“我来”二字生色不少。意取佛中如来，人中恩来之后，“我来”也！有那么点意思。于是我想既然来了也应给平凹找点事儿，就说我打算写两部和少年生活有关的纪实性新长篇，因挺在乎他那超前越后的感觉，忍不住要当面咨询一下。平凹说你的事我知道了，再说个字吧。写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当然是写“我”啊，没多想脱口而出一个“我”字。平凹仰头看了看他自己写的“我”，又点燃一支烟，平静地说这少年生活、流浪生活素材太棒啦，如果是我真舍不得写哩。写起来肯定跟你一样要涌血、要淌泪哩。只是有点可惜写早了一点，你看“我”字，左边是“禾”，右边是“戈”，快刀割青苗，让人舍不得啊。不过你还是写吧，书市里太缺少这类作品了，要有勇气才写得出哩。我多少是个明白人，知道这些亲身经历的生活素材何其宝贵，如沉淀些年再写，一定会写得更深刻更大气一些。割青苗也是一种悲壮，我还是决定写。平凹似乎更明白我的心意，当即找笔为我题写了两部作品的书名，大家又笑谈其他摄影留念。后来诗人雨田去西安，平凹觉得那两个书名因笔小字不甚好，又动笔再写两款，细心的大胡子诗人还用相机拍下了镜头。由此我想，平凹是块关中平原或秦岭山野的土地，谁来到他这儿便要采一朵花或摘一枚果或扯一把草，他也在这种不断付出中获得生命的收获与快乐。 1999年9月10日。成都。又一个美好的秋日。《文革流浪》全稿终于杀青，用一年多时间才写完二十多万字的作品，而且是我今年完成的惟一一部长篇之作，在以往是没有过的。并不是这部纪实新作多么难写，我还有两本1972—1975年靠回忆记录的笔记本做后盾呢。只能证明过去的一年，我的日子过得多么杂乱无章，其实能有三个月每日半天端坐书房踏实写作就够了，偏偏在写少年流浪生活的时候我为一些并不重要的事情用现代化交通工具四处流浪，满以为可以创造什么获得什么，反过来倒把自己创造和获得的丢了不少。所以搁笔之后，心情毫不轻松，仅仅是了却了一次承诺。肉体流浪的结束，往往是精神流浪的开始。我这部新书，令自己无法悲伤，也无法欢乐。我内心清晰地知道，这流浪一旦开了头，就只有继续流浪下去，哪怕浪迹天涯，以笔为剑也要勇往直前。 1999年9月28日。长沙。还是一个美好的秋日。第十届全国书市刚刚结束，我与余华、丁晓禾、《北京文学》副主编兴安、《芙蓉》主编萧元聚于一家五星级酒店一侧的食街，一边大啖香辣可口的湘菜，一边大谈岳麓书院、曾国藩、韶山和长沙的秋热。我为新书发行忙了几天有点倦意，余华为他几种新书签名也累了烦了，大家不想谈书。倒是新入市的兴安和雄心勃勃的萧元有热忱和劲头，而开放的《北京文学》和新面貌的《芙蓉》，确实多少令我有些喜爱，便忍不住又讲了不少关于书啊刊啊的话，新朋友新话题颇有滋味。宴罢，一伙文友将各自东西，余华、兴安乘飞机回北京，丁晓禾坐火车回到老家金华，我则要在傍晚赶去黄花机场搭乘西南航空返回成都的晚班机，只有萧元的刊在长沙家在长沙算是坐地虎不挪窝了。有岳麓山、有湘江，长沙不愧是个好地方。 长篇完稿后就想写这篇跋文，从成都到长春的长途电话中都给安春海讲过好几遍了。还是事杂心乱，一天天地拖了下来，直到从长沙书市归来，才平心静气地完成它。 今晚。小雨后的成都秋意渐凉。风静夜清，作文正好。 是为跋。 1999年9月29日夜11时30分 西蜀古都之南巴人村舍小书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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