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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絮语 有时候真想像把钮扣带布一起撕下来那样狠心地把这部电话机摔绰。电话机好像是一个把我粗暴地驱逐到另外一个世界的间谍。我几乎有一种本能的感觉：这部小小的、白白的机器里潜藏着一种危险，眼看就要爆炸出新的灾难。 我坐在国家建设委员会部长办公室里，桌子上摆着一部带有橙色徽章的白色电话机。让人感觉到周围死一般的寂静和空虚。 我永远忘不了这些期待的时刻…… 1988年正是改革的高潮时期。 我的助理列夫。叶夫很耶维奇·苏哈诺夫说，在这样的时候我的脸色很难看。我永远感激他，是他教会我摆脱这种压抑的精神状态，哪怕是时间不长也好。例如，他特意找到一个来自遥远的边睡、过去从来不可能见到我的请愿者。把此人请来，小心翼翼地对我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毫无办法，有个人渴望见到您……”于是，我沉醉于同来人的谈话之中，摆脱了这种空寞的心境。 常常在夜间失眠的时刻回忆起这些也许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痛苦的日子。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我推到荒芜人烟的偏僻角落里，也没有把我发配到遥远的异域他乡，就像他的几位前任所做的那样。相反地，池似乎是很高尚地宽怒我，怜悯我。然而，只有少数人知道这是多么痛苦！坐在死一般静寂的办公室里，置身于完完全全的真空里，在那儿坐着，下意识地期待着……譬如，期待着这部带有徽章的电话机响起来，或者不要响起来。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我彻底弄清楚了我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关系。我看清了他的力量和软弱，懂得了来源于他的不幸与危险的精神流质。我从来没有把同他的斗争作为自己的目标。不但如此，在诸多方面，我是跟着他亦步亦趋，拆掉共产主义大厦的一砖一瓦。但是，既然我的许许多多行为都与我们之间的冲突牵连在一起，而这种冲突实际上就是在那些时候萌发的，那么有什么可隐瞒的呢？ “可爱的小棒子”和小棒子 戈尔巴乔夫已经厌倦改革了。他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可能掉进去的死胡同。形势的发展已经非常明显——应该由不成功的改革、例行的“解冻”开始，逐步向冻结政治气候、强制保持局势稳定、严厉监督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进程过渡。 戈尔巴乔夫的第一步是实行总统制。他结束了建立自己新地位的进程。 同时，他为了保全自己还要提防共产党人——威胁苏联总统的因素已经变得复杂多了。 戈尔巴乔夫已经开始摆脱掉那些业已变成独立的政治家的人：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巴卡京。戈尔巴乔夫已经厌倦了和合法的反对派作斗争，已经厌倦了各共和国的折磨人的诸多问题，已经厌倦了一片混沌的经济形势。戈尔巴乔夫最终已经厌倦了国际事务中的一种消极政策——没完没了的让步与和平倡议。要继续做过去很多年间的那个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已经觉得很累了。 包罗万象的改革计划遇到了他在改革实践中的无能。改革就是要重新破坏和建设。而他把赌注下到自由派的意识形态上，结果证明自己是错误的。“可爱的小棒子”如同俄罗斯歌曲中所唱的那样是不会自己走的。一种体制边不愿平白无故地改变，它能适应任何情况。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想搞付—么样解改革呢？他是否在本能上能充当一位不知妥协的铁腕领导人的角色呢？ 众所周知，戈尔巴乔夫过去和现在都是—个有着一幅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信徒。从理论上而言，这样看起来很漂亮：但在实践中，前总书记是何等地惧怕痛苦的破坏和急剧的转折啊！他这个人在我们的苏维埃体制中所养成的根深蒂固、透入骨髓的思想、作风和习惯，致使他从一开始就对“市场”、“私有制”这样的概念怕得要命。 这种恐惧心态就像女人长衣的拖地长后襟一样尾随着“党的政府”的一切行动。 甚至在8月叛乱之后，戈尔巴乔夫在接受暂时停止共产党活动的决议之时内心仍极端痛苦！ 伴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新班子——内务部长普戈、新的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总理帕夫洛夫、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的形成，一种“强硬方针”粗具轮廓。在这种“强硬方针”的框子里还谈什么改革呢？ 戈尔巴乔夫有能力去扮演一位“坚强有力的总统”角色吗？请读者原谅我的看法有些主观片面，不过对此我持怀疑态度。自身的天性致使戈尔巴乔夫富有外交手腕，善于妥协折衷，精于玩弄从容不迫而纷繁复杂的人事把戏，更能掌握奥妙的“东方”式的统治法术，但戈尔巴乔夫被那些我们苏维埃国家机器的“典型代表人物”包围起来，从而为他自己掘好了陷阱。戈尔巴乔夫赋予他们以巨大的权力，推动自己的班子急剧地改变方针。同时，自身的政治命运又让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与左派势力对话，与民主派进行政治妥协。 戈尔巴乔夫陷入万丈深渊已是在劫难逃。 ★ ★ ★ 我还记得我和列夫·苏哈诺夫第一次走进我的前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沃罗待尼科夫办公室的情景。 办公室非常大。列夫·叶夫根耶维奇惊讶地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您瞧，弄到多么漂亮的办公室啊！”我一生中见过许许多多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里的一切都足现代化的，闪光发亮。既富丽堂皇。又柔和舒适，令我顿生满足惬意之感。我想：“那么，以后怎么样呢？要知道，我们得到的不单是一个办公室，而是整个俄罗斯啊！”连我自己也非常害怕这一反叛的想法。 然而，这种想法之后存在着某种东西。存在着对危矾状况的一种清晰的感觉；而且，最终我确有所悟。 过去，在这间富丽堂皇的办公室里，在这座崭新的白宫里，坐的是那些实际上什么也决定不了的俄罗斯最高层的领导人：索洛缅采夫、沃罗特尼科夫、弗拉索夫。严格地说，一切都决定于权力的其他阶层；更确切她说，即使在那些最重要位置上的最高领导也不过是做做样子，似乎是他们在操纵着整个俄罗斯的命运。 一些现时策略决议当然也在政治局上通过，其中不乏“进步人士”和“鹰派人物”。但是，国家没有感受到由他们发号施令和作出决定以解决一切的特殊需要。 人们来到这些富丽堂皇的办公室里，适于这种无所限制的权力需要，犹如零部件之适于整部机器一样，其相同程度的独立性如此而已。 俄罗斯的主要怪涎现象是，国家体制早已蹒跚而行。严格地说，就是没有任何人驾驭操纵之。实际上俄罗斯早已没有大权在握、发号施令的领袖人物了。甚至连改革家戈尔巴乔夫都是世界上最害怕破坏和粉碎这个体制的，他伯这个体制将来会报复他。依照他的思想，“改革”不应该触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机制。 从1989年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开始，我们同这种体制进行了长期的折磨人的斗争即在苏联的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合法的斗争，而且取得了胜利。斗争的胜利……是为了我有朝一日进入这个办公室吗？……口同运动员们所说的那样。我的欢乐很快被深深的忧虑所取代。 是的，在戈尔巴乔夫当政的情况下，把这种体制转变成了另外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不可能公开地压死我们，但它能够慢慢地、一块一块地吃掉，最后完全吃掉我们。它能够暗中破坏我们的一切行动而又能摆脱任何监督。它能够在亲亲热热、温温柔柔的拥抱中让你窒息而死。它对付我们的办法非常之多。然而，我们只有一种选择——战而胜之。 在沃罗特尼科夫的办公室里，我感到不舒服、不自在，是因为意识到一种无稽之谈：一个主要的反对派分子领导着庞大的苏维埃俄罗斯的国家机关。 顺便说说国家机关。新的领导一上台掌权，整个机关，即最高苏维埃的工作人员都惊惶失措，麻木呆楞，东躲西藏。在白宫的最初几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谁也没有工作：所有的人都在等着机关人员的全部驱散，立即解雇，谣言一直不断，说什么叶利钦是一个不可驾驭的任性胡闹的人，他只会在群众集会上挥动双手；他在莫斯科市委会工作时曾把大家通到了绝路…… 必须从最普通的政治谈话开始做起。我把所有的工作人员集合起来，对他们说：“我不打算解雇任何人，让我们一起工作吧！谁愿意——很好。谁感到复杂或者觉得乏味无趣——那我们就跟他再见。” 就这样许多人留下了，有的人离去了。 我当最高苏维埃代表的时候，拒绝配给代表汽车、别墅，拒绝接受专门的治疗，而是到区门诊部挂号治疗。 但是，我突然觉察到，在这里应该做的不是拒绝，而是搞到这一切！因为俄罗斯领导人当时所需要的不是“特权”，而是正常的工作条件，可是这些条件当时完全没有。 这一偶然发现令我非常吃惊，我认真地加以思考：人们会理解我吗？这么多年我都抨击特权，可是突然……后来，我作出判断：人们不会比我还笨。他们早已懂得应该同不受监督的、无所不包的党的权力作斗争，同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作斗争。而不是同党的特权作斗争。 ……首先。我需要一处在城外的府邸，能够让秘书、警卫队、助手、研究人员等许多工作人员在我身边工作和生活，哪怕是只有几间房子也好。起初在利普基的休养院里分得一处，但是那里吵吵闹闹，人也太多——大都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办事员。在这里工作是不可能的。经过几个月，我搬到了离莫斯科不远的“杰斯纳”疗养院。助手们都抱怨这里不方便，太拥挤，联络不畅。最后，找到俄罗斯部长会议的休养院——“阿尔汉格尔斯科别墅”。起初，我和农业部副部长平分2层楼的单独小住宅；后来，整个小住宅都分给了我和我的工作人员。我们在这里一直住到8月叛乱。 所有行车报单直到我当上俄罗斯总统之前均由我自己付款报销。8月叛乱以后，我第一次搬进位于巴尔维赫的官邸。正如在这种体制下人们常说的那样，这是一个特殊的保护设施，配有通信专线、驻着警卫队等等。 顺便谈谈警卫队。第一年只募集了一些文职人员，由一个退伍教导员教他们执勤的道理和事务。 问题在于国内政府的所有警卫队由一个机构——克格勃第九局控制着。 我提醒读者注意，克格勃第九局局长普列汉诺夫8月19日把戈尔巴乔夫的警卫队置于瘫痪状态，基本保障了所有叛乱者的秘密会面。然而，至今未对他和另外一些人加以惩处，而他的问题却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他直接渎犯了自己的职责I因此，我们实在不敢录用正规的警卫员。 就是这位普列汉诺夫将军主持着苏联的所有“特种”，诸如特种车辆、特种通信和特种设施。当然，他还负责发放警卫勤务需用的武器。 虽然如此，我的那些小伙子还是想出了巧妙的办法，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途径，搞到了武器。苏联国防部和内务部里的同志都帮了忙。 至8月叛乱之前，最高苏维埃警卫队共有冲锋枪60支、手枪100把左右、装甲防弹背心2副、奥地利式无线电台5座。 这就是一切。 ★ ★ ★ 我临时中断自己的笔记，并划出一个巨大的问号。 哈斯布拉托夫当时也有一支不受任何人管辖的最高苏维埃警卫队。他的人企图在白宫储藏更多的武器。 难道说历史真会如此重复？ 历史会如何看待我们俄罗斯的民主派呢？共产主义的叛乱分子害怕向俄罗斯民主源开枪，但民主派自己却不怕向自己的敌人开枪。此中是否有命运的毒辣讽刺和戏弄呢？ 让每个人自己去独立解决这个谜题吧，而我的答案即是如此。 无论是在第一种情况下和在第二种情况下，道义的优势和正义的力量之所以在俄罗斯民主力量一边，乃是因为民主力量处于被迫自卫的地位。在第一种情况下。民主力量的自卫得到手无寸铁的人们的援助；在第二种情况下，民主力量得到威力强大的坦克的援助。 然而，俄罗斯的白宫未给我以安宁和平静。 这一历史谜题留待将来几代人解决吧。 ★ ★ ★ 我不止一次地在电视台讲话，发表出入意料的强烈声明，每一次都产生了爆炸性的效应。这并非意味着我爱做惊人骇世之举，爱在电视机屏幕上闪影现形。完全相反，照像摄影对我来说犹如任何规定好的不能自由自主的行为一样，是一种繁重的劳动。我经常累得精疲力竭，所以我非常不喜欢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自己。 我的电视讲话总是和一些有转变意义的事件密切相关，如党的代表会议、人民代表大会等等。更为晚些时候，即1993年3月20日和9月21日，那些著名的命令签署前夕，我两次发表电视讲话。 但是，有一次我不得不为了能够播放有我参加的节目进行斗争，这就是1991年2月间我公开建议戈尔巴乔夫辞职。 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 1991年3月的全民公决日益临近。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发生的事件如同有万钩之力而雷霞轰鸣，整个社会都沸腾了。 大家都非常清楚举行全民公决的目的，其一是为了赋予全国范围内的紧急状态以合法性质，其二是为了取得同俄罗斯的独立进行斗争的“合法权利”。 电视评论员每天都用联盟的解体呀、国内战争呀吓唬人民。我们的立场被说成是纯粹破坏性、摧毁性的立场。用国内战争吓唬人是很容易。我看许多人已经当真地在等着战争了。因此，我迫切地感到有必要进行说明解释工作，要解释清楚联盟的改革不是联盟的解体。 但是，情况突然查明：谁也不打算让我直接上电视讲话。 是当时的电视台台长克拉夫琴科开始玩花招耍手腕的。他时而不接电话，时而提出一些什么条件，时而改变录制日期。天天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忙得不可开交。我当然开始紧张起来，几乎在每天的各种出版物上和个人的谈话中，都有民主人士劝我与戈尔巴乔夫达成妥协，匆将国家置于紧张状态之中。可以说，就在此时我真正明白了建议我接受的妥协，原来是口中塞满东西而无法喊叫式的妥协。 这件事的整个经过成了报纸的财产，报刊上掀起一阵太哗。克拉夫琴科做出一副样子，似乎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那一切只是平常的工作而已。 事情发展的结果正好与国家利益的维护者所希望的相反、人们已经十分关注我的电视讲话。 问题在于一点：应该将自己的立场最大跟度地解释得清清楚楚、简简单单，让任何人都能懂得明白，不用要求原谅，不必作出防卫性的姿态。这就是在当时形势下最重要的一点。 于是，我有一个成熟的想：你们不是害怕叶利钦吗？好吧，那就让你们有一个你们害怕的叶利钦！我决定再一次打破社会上的陈规陋矩行事。 我对电视观众说：“事情已经非常清楚，戈尔巴乔夫保留‘改革’这个词的同时，不愿意进行实质上的改革，他要保存现有体制，保存强硬的中央集权，不给予各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俄罗斯以独立自主……我完全不同意总统的立场和政策，我要求他立即辞职……” 往前看，可以说同我的其他几次激烈声明一样，我采取的这一步骤后果良好。归根结底，我的讲话不是使全国的形势更为复杂，而是有所缓解。 不过，我的讲话却极其严重地羞辱了戈尔巴乔夫。 当时我为什么发表措辞如此激烈的讲话呢？既然戈尔巴乔夫继续认为自己是改革的领袖，继续充当知识分子的偶像，他在世界上的威信比那些年代的任何一位政治家都高得多，那么我为什么还要求他辞职呢？请看世界上一些报纸在我的电视讲话之后写的评论：“戈尔巴乔夫的辞职未必能开拓通向民主的道路”(《柏林报》)。“叶利钦决定公开出击所反映的与其说是他的强大，毋宁说是他的软弱”(《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些外国的外交家都认为，如果不是以进步的观点，而是从防止混乱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话，那么无论如何，戈尔巴乔夫仍然是最合适的候选人。而叶利钦依然是个不太知名的大人物，并且他可能使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泰晤士报》)。 我的好朋友、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也说：“在这样的转折关头，正当我们经历一场经济危机之际，时利钦实际上又组织了一场危机——这是一场政治危机。” 之所以要猛烈地攻击戈尔巴乔夫，我已经说过我有各方面曲理由，其中包含纯摔道义上的理由——我无法忍耐戈尔巴乔夫在维尔纽斯悲剧事件期间所玩弄的两面派手腕；我更不能原谅他如此轻易地埋葬了那些年的我国经济的唯一希望——“500天计划”。 然而，还有更为深刻的理由，而且就在当时我已经开始明确地意识到了。 在那个时候稍前，一股新的政治势力已经明显形成。这股政治势力先于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派已经打倒了左派势力和最高当局。对于这股势力而言，我们大家和“美国特务”雅科夫列夫及“德国首脑”戈尔巴乔夫一起统统成了“帝国主义奸细”！实质上，这是经由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失望的俄罗斯人之手，经由新的波洛兹科夫共产党之手，经由非正式的“新共产党人”之手，经由反动的工会之手，经由黑衫党人及其他各种势力之手而将要成立的民族救国阵线的萌芽。 与大多数民主派不同，我领悟到独裁的威胁不但来自“戈氏”周围的人们，而且来自戈尔巴乔夫本人。而这一点确实令人可怕。终有那么一刻他需要脱险自救，从备用出口逃出，产生不可逆转的后果。 要知道，目前在机智多谋的卢基扬诺夫所领导的最高苏维埃、政府、苏共中央、各种要害机构内的保守分子都明确地表达出了一种激进的思想——“民族救国”的思想。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利用经济危机，利用高加索的民族冲突，逐步制成了紧急状态的模型，实质上是成了后来国家政变的示意图。 在这种情况下，在右派和左派之间随机应变已经是不可能了。 戈尔巴乔夫面临一种可怕的、亟待作出的选择。 然而，单一的选挥剥夺了他的基本武器——玩政治游戏、耍政治手腕、搞政治中伤的武器。失去了永久许诺、与各种势力结盟、采取一些出人意料的步骤的这个自由天地，戈尔巴乔夫也就不成其为戈尔巴乔夫了。 被各种各样的政治势力挤到墙角里的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的联盟条约的思想。 因此，他能够赢得时间。 ★ ★ ★ 在我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更加激化的这个时期，正值矿工们要求苏联总统辞职的政治罢工开始之际，我到斯待拉斯堡参加欧洲议会的会议。既然俄罗斯改革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命运依然是个大问题，我决意预先取得欧洲民主议会主义者的支持。 行前末做一定的准备工作。当时的预想是：他们是民主派，我们也是民主派。在斯特拉斯堡迎接的是一场“冷水浴”，我甚至说是一次冰水浴。譬如，西方报纸在评价这次访问时写道： 《世界报》：“进入斯待拉斯堡——欧洲的这扇大门之后，叶利钦应该发现，这里只承认一个俄罗斯人即戈尔巴乔夫。星期一对于叶利钦而言特别不愉快，那天欧洲议会的社会主义者让他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叶利钦万没有想到，在这里他被称作‘蛊惑家’和‘不负责任的人’；他还没有料到，欧洲议会的社会主义派代表然皮埃尔·科特指责他是‘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而同戈尔巴乔夫打交道，正如这位代表人物所说的‘我们感到较为放心’。” 《柏林报》：“欧洲议会代表采取了鲜明的立场。他们以绝非巧妙的外交表达方式让米·戈尔巴乔夫的‘主要竞争对手’明白，他同戈尔巴乔夫一对一地单打独斗不会得到理解。他争取建立斯特拉斯堡与俄罗斯议会之间直接关系的愿望遭到拒绝。一个分崩离析的苏联只能彻底破坏稳定的局势。” 《纽纳每日新闻报》：“应该记住下面的情况：鉴于缺乏实行民主制度的经验。倘若戈尔巴乔夫和现政府的阵地(不管它们是多么软弱)受到严重破坏，那么苏联可能会急剧地陷入杀戮流血、饥寒交迫的无政府状态。只有在保持政治改革和经济状况有一定程度好转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防止苏联解体的迫切愿望才能实现。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应该尽自己所能帮助戈尔巴乔夫实现这些目标。” 一言以蔽之，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然而，归国后心绪略微平静下来，我就悟出这次斯特拉斯堡之行依然有其意义。俄罗斯迈出了新的步伐。在任何情况下，访问欧洲议会都是上了有益的一课。重要的不仅是你赶赴谈判之时感觉自己为何许人，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你的伙伴将你视为何许人。 俄罗斯对于他们只不过是曾许诺要变成什么而已。我们从自身方面觉得我们的一切都很正常；但从他们欧洲方面来看，很多事情都觉得不可理喻，而且完全不像当初我们所许诺并劝其深信不疑的那样。 吾意已决：诺言必须履行。 ★ ★ ★ 1991年春，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临近。这次例行全会对戈尔巴乔夫而言没有任何好的预兆。同民主派一翼进行的残酷斗争不但不会缓冲，恰恰相反，加剧了党的正统派另一翼的攻击。戈尔巴乔夫的敌人感觉到他的阵地受到削弱，准备发起强大的进攻，其目标就是撤销戈尔巴乔夫的总书记职务，从而使他彻底丧失在大部分代表是共产党人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支持，在极短期限结束他的方针。 考虑到这一危险，戈尔巴乔夫下了一着儿出入意料的棋：他把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召集到新奥加廖沃，还请我参与这次会晤。 我从斯特拉斯堡刚刚回来，参加新奥加廖沃会议是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戈尔巴乔夫在这次集会上的讲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苏联总统通告大家，他同意签订一项联盟条约，该条约大大削弱中央对各加盟共和国生活的影响。他坚决主张通过新的宪法，之后解散现存立法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直接选举新总统。我在事先准备好的各共和国领导人的联合声明上签了字。 《华盛顿邮报》写道：“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今天已经改变其政治方针，同那些不容商量的加盟共和国实行妥协，并取得了其主要竞争对手鲍里斯·叶利钦的支持。在与代表们的秘密会见中，叶利钦说戈尔巴乔夫在分散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让步’。时利钦指出，因此，现在各共和国‘能够成为主权国家’。叶利钦提醒与会者，去年秋天。戈尔巴乔夫在‘500天计划’草案问题上欺骗了俄罗斯。‘这一次，戈尔巴乔夫发誓要履行自己的诺言’。叶利钦指出戈尔巴乔夫‘破天荒第一次说了人话’后，称‘这才是最重要的’。” 利用在新奥加廖沃达成的协议。戈尔巴乔夫就有了充分的准备来参加苏共中央全会。当会议上各种各样的批评犹如雨点冰雹似地劈头盖脸砸向他的时候，他强烈地提出了对他的信任问题。如果知道戈尔巴乔夫得到了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支持，各共和国的与会者就可能不支持关于戈尔巴乔夫辞职的决议。他夺取了主动权。全会除了支持戈尔巴乔夫的路线之外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他在闭幕词中说，他与那些借助于非常手段企图阻止民主化进程和限制各加盟共和国主权之辈不是志同道合的同志。 在新奥加廖沃我签署了暂停政治罢工的协议，会后，我飞到库兹巴斯，建议矿工们停止罢工。 矿工们复工下井。 ★ ★ ★ 虽然如此，但是当时我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正常的。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在新奥加廖沃会议上作出迎合俄罗斯的举动，另一方面依旧全力以赴企图阻止选举我为俄罗斯总统。 这一问题使他非常焦急不安。前苏共中央书记奥列格·舍宁向俄罗斯检察院的侦查员叙述道：“戈尔巴乔夫非常关注在群众集会及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上叶利钦的讲话和发生的各种事件。他监视叶利钦的一举一动，他不止一次地当着我的面下达任务，寻找叶利钦健康状况的证明。这个闷题政治局在1987年和1988年都详细讨论过。”看来，他们想把我在(1987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解释为病态心理造成的后果。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的机密报告中建议用提出10一12名俄罗斯总统候选人的办法“分散敌人宣传机器的威力”，“而这些候选人谁也不应该、也不可能指望取得胜利”，藉此从叶利钦手中夺取选票，向时利钦的阵地组织实施威力强大、协同一致的进攻…… 共产党人积极地准备投入激烈的竞选斗争，这一切都是经总书记认可和在其领导下进行的。 夜间絮语 不只是在政治中经常有这种情况，即凭你所有的生活经验长期不能摆脱之。 我买了一张长期使用的网球票，为自己开了一个体育运动项固。综合体育馆的行政负责人是个龋具同情心的可爱的女人，她竭尽全力地帮助我，以便我能够真正学会打网球。这里的场地非常舒适：那芬兰式的浴场，那网球场，一切都很出色，很方便。当然，我不能按照票上规定的时间而常常在规定以外的时间来打球。 我不晓得她是怎么办成事的，反正我总是能一个人占用整个场地。 打过网球后，她通常请我和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到自己的教练室里坐一会儿，休息休息。这里总是准备好一些好吃的东西。 ……过了几个月，我开始觉察出某种不方便。这毕竟是个许许多多的人来往聚集的场所，在这里打球的有学者、教授、官员、大学生——一句话，我感觉出受到别人过分集中的关注。 有一次，我被邀请到综合体育馆和宇航员伊戈尔·沃尔克、萨沙。谢列布罗夫一起打球。他们对我的款待非常之好，所以我在他们那儿休息得好极了！…… 并且，我还从中有所悟呢。 教练员的帮助当然是重要的。然而。我需要的不是这个。除了能让身体休息、精神放松、精力恢复的网球运动以外，我需要的是自由，是除掉镣拷枷锁，是完全的独立自主。我明白自己已经变得对于他人企图进入我的内心世界的积极表现极其敏感，甚至可以说是病态一般地敏感。即使别人在这方面稍有一点儿主动，“我就会突竖针刺”，立即……自行封闭起来。 但是，如何向这个女人解释清楚呢？毫无疑问，她一定觉得这是某个人的阴谋诡计，她又怨又气…… 当时我非常不方便，但是，我对自己又毫无办法——这就和许许多多像我这样年龄和地位的政治家一样。我身上出现了某种封闭性综合症。与此同时，和在其他极多情况下一样，我再一次领悟：倘若感觉到危险和惊慌，倘若内心不舒服，那么就应该坚决采取行动。 后来查明：我同综合体育馆的这位极其可爱的亥行政负责人和知交的所有亲切谈话，都被克格勃用精心策划的方式窃听去了。 又一次事故 我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事故！任最高苏缎埃主席时还发生过一次极其愚蠢的事故。这次事故就发生在市中心。对这次事故人们已经说和写得很多，不过有的人可能还有不清楚的情况。事情是这样的—— 那一天，娜依娜请卫队送我的大夫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格里戈里耶夫上班，他早上刚刚给我做过一番医疗处置。给他派来了一辆汽车，就是我的那辆护送车。这样我们不得不在没有护送汽车的情况下行车。 我们平时的路线是：车行至特维尔斯基大街，第一辆车在前，我的车居后(我们和市汽车管理局达成协议：我们的车进入非常拥挤的街道时，他们截断交通)，我们横穿特维尔斯基大街后，白宫也就近在理尺了。 老实说，这时候的情况我记得不大清楚——不知怎么地我无精打采的，伸直双腿(这是排球运动员的习惯——他们的膝盖摔伤碰坏，终生不愈，经常伸直双腿；因此，在“伏尔加”车里，我和司机并排坐着)，正在打磕睡。 那天早晨，街上的汽车排成了8行，几乎连一条缝隙、一块巴掌大的空地都没有……市汽车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截断车流，但由于我们没有护送汽车，加之不是所有的汽车司机都能看得见市汽车管理局的警告指挥棒，当大家都停下来时，我们应该稍微刹刹车，略停片刻。但是，司机看着我，我便不由自主地做出手势：继续前进！他加大油门，绕过一辆带篷载重汽车，前边已见到一块空隙，可是突然间极其沉重的一击横空袭来！头上剧烈地疼痛…… 当时我的司机(他是我从国家建筑委员会带过来的)一下子犯了3个错误：其一是他没有听取警卫队长再三提出的要他绕行的建议；其二是在没有市汽车管理局掩护的情况下，他开得太快，其三是他没来得及刹车。我们驶入了木栅栏，缓冲了打击；要不然有可能撞到石头墙上。倘若如此，那我们生活中许多事情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和我们相撞的那辆“日古利”车上坐在司机旁边的一位女人头部划伤，被立即送到诊疗所。而科尔扎科夫虽然被震得几乎休克，竟然赤手打开卡佳的车门，把我拖出来，这在平时未必有人能够胜任此事。他把我送回家里。 在家里，娜依娜看见我就慢慢地、默默地坐到地板上。当时的我还在流血，脸色苍白如纸。过了一会儿，她镇静下来，帮我躺到床上。救护车飞驰而至。大夫们当即作出论断：轻微震荡，无严重损伤，头部太阳穴和大腿上受到打击。看来，我确实身体虚弱了，而且事先没有承受突然打击的准备，为防万一大夫们强迫我去医院。 医院把我安置在一间不大的单人病房里。我觉得自己正常。不过，护士、大夫、患者、探视者，噶，这就开头了……大家都想看一眼活着的叶利钦嘛。总之，我感到自己就如同动物园里的大象。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非常同情大象。因此，我在医院里只忍受了一昼夜。 前不久，1993年夏天，关于我旧病复发的虚假流言再次不胫而走。人们又不断地给我打电话，为我担惊受怕。 这种现实的和杜撰的生命威胁伴随着我，折磨着我，一遍遍地再现，一次次地不断提醒自己。似乎想恐吓我，检验我的性格和意志。让我经常精神紧张，焦急不安。 那好吧，这也许是件好事。至于那些为我担惊受怕的人，我要道声“多谢！” 选举之前 ……我不知道我应该选谁。 只剩下最后几个钟头了。向俄罗斯总统选举中央委员会呈交有关文件的期限很快就要届满。谁将和我作伴，我将指定谁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很多人都是屏息等待我的决定。 而我仍然无法确定我应该选谁。 1991年春天，选举前斗争的高潮时刻。戈尔巴乔夫很巧妙地运用选举策略，建议提出一系列候选人(不言而喻，这是暗中进行的，他很精于搞这一套)。 在这样的时刻，我赋予副总统候选人资格以特别重大的意义。最近的民意测验表明，那些投时利钦票的人也会因为支持叶利钦而投票选举任何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张三或者李四)为副总统。可是，当时我和我的班子非常之紧张，等待着“最后的战斗”，可以说是选民的“最后审判”…… 局势一天天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不知怎么地都有些不好意思上班，不好意思直视人们了。要知道按形象的说法，工作马达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全速开动，不可能少一个轮子行驶！我切身感觉到有两个人在极其紧张地等待我的决定：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和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 但是，他们两个没有一人让我中意。毋须隐瞒，我担心的是人民完全非理性的反感。我不喜欢他们二人的那种不能获胜的形象。但最主要的是，我觉得这样做将严重地打破自己班子内的力量平衡。挥手之间一下子就决定了他们潜藏的竞争，正是此时此刻，这一切还非常不合时宜，我却为自己又树起新的敌人！ 在向中央选举委员会呈交声明的正式期限届满前几个小时内。鲁茨科伊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 柳德米拉·皮霍姬和根纳季·哈林(已故)突然记起鲁茨科伊。他们是“歌词作者”小组的领导人，也都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今叶卡捷琳堡，下同)人，大学教师。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初几年，他们以自己的自由思想而在当地驰名。他们与我早有交往。 他们突然想出一个主意，一大早儿就高高兴兴、激动万分，一阵风似地跑到我的办公室里。 在这一行动中有点儿名堂。他们的主意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于我正中下怀。当时，我和鲁茨科伊无任何亲密的工作联系。旨在分裂铁板一块的波洛兹科夫派别“俄罗斯共产党人”和立即推举出议会的非正式领袖的这个主意，在我未参与的情况下被鲁茨科伊实现了。 这些“民主共产党人”以后的表现如何，还不很清楚。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的领袖倒是以其出人意外的出现和军人的坚决果敢而令人铭记不忘。 鲁茨科伊简直就是为了搞竞选运动而造就成才的。他好像生下来就是专门为了成为闪光发亮、五颜六色的宣传广告画中形象鲜明的人物，专门为了参加电视转播节目，为了在人山人海的群众面前发表演说的。 这位战斗飞行员——苏联英雄，具有功勋演员式的堂堂仪表，讲起话来语气激昂，善于词令。总之一句话，真是个英雄！……中年女人一见到这样一位副总统，简直都会狂喜得目瞪口呆！至于投票支持的人嘛——多如浩浩荡荡的选民大军！…… 我不止一两次地回忆起这一事情，再领悟一个痛苦的教训：绝不可被华丽的形式牵着鼻子走。简单的逻辑往往可能是虚幻的，生活中任何事情都不是简单的。对一切过分简单的决定后来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往前赶一步说，我们共事的初期阶段是圆满无缺、美好愉快的。叛乱期间，鲁茨科伊表现出军人一般的坚定刚强，这也赢得了我的信任。只是一个不大看得出的小小细节使这种初期的“蜜月”印象略微受损。 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突然对我的外表非常感兴趣。 他来到我的办公室里，眼色阴沉地对我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您在哪儿弄到的这双皮鞋！您可不能穿这样的皮鞋！您可是总统啊这样吧，明天我们给您挑双鞋！”第二天，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就给我推荐了不是一双而是六双意大利新皮鞋他对我的西装也提出同样说法：“这种颜色不合适您。我们给您挑……” 我不能忍受别人企图闯入我的私生活领地，甚至不愿意让任何人接近之。当然谢谢那种善意的关心，但是，这样的事情。没有副总统的建议，我们还是能够胜任的。 这位前“阿富汗人”、勇敢的军官身上的这种对外貌仪表的喜爱，当时令我有些出乎意料。应该承认，我被这种咄咄逼人的作法搞得有点儿惊惶失措。 鲁茨科伊的主要错误(也许算不上是错误，而是天生秉赋的特征)，就是他十分顽固地不愿意理解，也不愿意接受自身的地位。 从第一天起，他就认为副总统——简单地说，就是第一副总统。 然而，连一个高年级的中学生都知道，副总统是个代表性的人物，他完成总统委托的一次性任务和特殊任务。按照定义来说，副总统不应该有任何独立的政治立场。 俄罗斯的领导班子中有几位关键性人物，包括几位副总理，他们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远远比他有分量。这样的状况。鲁茨科伊打心眼里不愿意接受。 他寻找摆脱这条死胡同的出路，因为他已经明白他不能和总统协调一致地共事了。他终于为自己找到了在正常的政权矾构中迄今世人未曾见过的一种角色，一种真正离奇反常的角色：一个嗜好发表长篇议论的说教者、一个道德的维护士、一个莫里哀式的伪君子的角色，这个人摆出一副既恭顺谦逊、又精神焕发的模样，冲向总统的安乐椅宝座。 只是过了好几个月之后，我才意识到，鲁茨科伊根本不是我的知心朋友。但是，候后来明显觉得与之交往的沉重负担，欲纠正这些错误，为时巴晚。 我们两个人心理上的排斥性表现在很多方面，甚至表现在一些琐事细节上。例如，我不能接受他平时说话粗暴和骂人的习惯，更主要的是我与他的挑衅性行为以及成心寻找“内部敌人”的做法格格不入。后来，我弄清楚了：这个人简直是生性具有一种深深潜藏着的、周围人们总是意料不到的毒辣。 当然，我不想作任何夸大——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会做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殷勤的人，一个快乐或者人生的各种难题在他的性格上打下了烙印——对于这一点我已经无从知道。 我同鲁茨科伊未能成为亲朋好友。 ★ ★ ★ 除了时利钦以外，在最初的总统选举中还提出了哪些候选人呢？让我们回忆一下吧。 有戈尔巴乔夫的前总理雷日科夫。 投票支持雷日科夫的是那部分不愿意要新东西、愿意苏联保持旧样子和要计划经济、要依赖国家补助金的宁静生活、要稳定的起码的生活的居民。雷日科夫过去总是积极地捍卫所有这些优先权。而由于帕夫洛夫实行的改革，由于卡拉巴赫与南奥塞梯冲突的不断发生，由于私营企业家时代的开始，对于大部分居民而言，保住这些优先权便成了最重要的事情。 还有一位候选人，这次是戈尔巴乔夫直接安插的亲信——巴卡京。他也是一个退伍军官，一位进步人士，一位可爱的人。一个颇受新闻界关注的人。其实，投巴卡京票的选民并不多。然而他起到了自己的作用：在人们的头脑里造成混乱，使得一些人动摇不定，而有一部分人则陷入众多候选人的云里雾中，根本就没有去投票。 最后，还有一件“礼物”：这是3个十分令人厌恶、但异常积极活跃的人物。他们拼命反对整个民主思想，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反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本’人，主张以铁腕手段整顿秩序。他们就是马卡绍夫、图列耶夫、日里诺夫斯基，一员将军，一个代表，一位独立的政治家。这是3个相当现代的(即严厉的、坚决的、富有攻击性的)人物、3个有那么一腔恨意怒气和一股凶狠劲头的人物，最主要的——这是3个危险的人物，因为黑暗的蒙昧主义每天从电视荧光屏上向四面八方扩散，欲使整个社会麻痹和瘫痪。这一道理是我依据竞选几周的体验明白的。 马卡绍夫一图列耶夫一日里诺夫斯基的口号异常可怕，同时又因其简单平常面团为诱人。禁止、监禁、取缔、驱逐、冻结、停止、没收、分散等类似的话语能对社会意识产生蛊惑作用。 我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投票的结果表明，日里诺夫斯基信心十足地位居第三。这个人在电视屏幕上以一种疯狂的速度抛出一个又一个荒谬的论题，竟然还有数百万人投他的票！诚然，他有一个口号对选民起了很大作用，这个口号是：解除共产党官僚分子、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权力和“给律师们让路”的时候到了。但是，主要的还在别的方面。在我们这样的如此复杂而又备受政治折磨的社会里，具有法西斯或半法西斯立场的“疯狂”的领袖常有不少的机会。既然其他政治家垮台了，那么这个人就会“一路绿灯”。要知道，在经济衰败崩溃的条件下，野蛮、无知和黑暗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向四面八方扩散…… 当然，“鹰派”在所有方面都责难戈尔巴乔夫(连雷日科夫也时不时地批评他)，不过，他却不参加选举。实际上，所有的候选人都是为他而工作，即反对我。他呢，通过自己的这些人帮助我的一切敌人，也许日里诺夫斯基除外。有些人帮助雷日科夫和巴卡京组织竞选运动，俄罗斯议会中各种派别的代表为图列耶夫工作。波洛兹科夫和他的共产党则支持马卡绍夫。 还有这样一些情况对我不利：两年内(自我参加竞选苏联人民代表起)我赢得了一个“永久反对派”的名声；“500天”计划仅仅是一个许诺而已；我支持一种新的莫名其妙的关于俄罗斯主权的思想。 以响亮的民主口号而令所有人向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民主使人联想到的是戈尔巴乔夫式的清谈馆和生活水平的下降。财戈尔巴乔夫的悲观失望情绪似乎对叶利钦有利。但是，就算是反对戈尔巴乔夫，由于这么—个陈旧的政治题目。人民早就感到厌倦了。 分散投票的策略归根结底还是转过来反对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大家突然领悟到：啊，这么多的候选人——都是对付叶利钦的。我们的叶利钦再一次受人欺负！ 我很难客观地说，主要的是什么影响了我在初期自由选举中的成功。我仍然认为，关于“受欺负的”叶利钦的无稽之谈、现制度的敌人形象所起的作用并非最为重要。 我认为，这些选举的最为重要的政治动因是角色的不同分工：戈尔巴乔夫代表联盟，代表一个大帝国，代表一个旧的超级大国；而我则代表俄罗斯，代表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代表一个新的甚至尚未存在的国家。大家在急切地期待着这个国家的出现。 俄罗斯社会的大部分人在接近1991年6月的时候，已经感觉到苏联历史时期的终结。“苏联”的这个词本身已不可能说出了，它已耗尽了自己的寿命。在全世界，苏联的形象与军事力量的形象不可分割地紧密相联。“苏联人”和“苏联坦克”这两个概念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纷繁复杂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全球战略范围里改变了我们在世界大家庭中的形象，给我们的坦克盖上护套之后，他继续喋喋不休地大讲什么社会主义呀，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啊，苏联生活方式的成就哇，需要发展和丰富这些成就呀；结果，他糊里糊涂地走进了死胡同。 这个国家已经不可能离开帝国的形象而存在，帝国形象已经不可能离开实力形象而存在。 甚至可以说，在柏林墙上响起第一声锤击时，苏联已经寿终正寝了。 我们的人民，即使不是全体，但社会中最为积极活跃和最能独立思考的那部分人民已经彻底同“苏联”断绝了。全国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和以这样的思想来看待选举新领袖人物这件事的。 我抱着从“苏联”遗产中最彻底地解放出来的思想走来。这样的彻底解放不单单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改革，而是通过改变俄罗斯承扭的痛苦的大国职能来取得的。 新奥加廖沃 第一次行动 谈判通常在新奥加廖沃苏联总统莫斯科郊区的官邸之一进行，其进行方式大致一成不变。 戈尔巴乔夫按自己的方式首先讲话，长篇大论，圆满完整，从容不迫。他讲完后要求我们讨论。 快结束的时候，如果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我照例就得发起争论，大家对此都很满意。 应当看到在那座内部闪现出政府的富丽堂皇和气派的小礼堂里的情景：当长桌子旁边出现沉重的间歇气氛时，与会者都不敢正眼瞧人…… 在两个极端同时并存的情况下，其他所有人就便于选择自己的立场，宜能随时应变。我和戈尔巴乔夫则负起解释争议问题的全部道义重任。 ……无论如何令人觉得奇怪，这儿从未导致荒唐胡闹的行为，从未引发令人不愉快的场面。 为什么？ 这是因为就实质而言，我们多次商定要限制联盟中央的极限。 限制权力——这种对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似乎是无法容忍的事情发生了。 但是，这里应该考虑到一系列的情况： 其一、表面上看，他处于这一进程中的首脑地位；至少在社会舆论界看来是保持着“父亲的”立场、主动精神和领袖地位。任何人都没有侵害苏联总统的战略作用，一切有关对外政策和国防的全球性问题及大部分财政系统均归他负责。 其二，戈尔巴乔夫一下子卸掉了对民族冲突应负的责任！更确切地说，在摆脱这种疯狂的血腥混乱状态的过程中，他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从一个“带枪的人”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和平的维护者、一个公断法官。 其三，他喜欢在世界的实际活动中扮演一个史无前例的角色，即充当许多(而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供灵活机动地扮演世界领袖角色的最佳演习场。 最后一点是心理状态背景。当时的情形迫使(和容许)我和戈尔巴乔夫在谈判的过程中都必须做正常的人，必须抛弃个人的恩恩怨怨。大家发言的每句话价值都很高。除此而外，当专家们和一组组成员提前说明一切冲突因素的时候，当你在心理上准备好进行困难的谈话的时候，这已经不是政治局会议了，因为那里人们所采取的每一个离题的步骤都被视为逃避话题。 谈判之后，我们通常来到另一个大厅里，等着我们的是亲切友好的晚餐、戈尔巴乔夫爱喝的“纪念牌”白兰地酒。在经历过激动人心的场面和晚饭之后，我们精神振奋地步出大厅。 我在谈判桌旁捍卫俄罗斯利益的时候，我的小伙子们正在其他开心好玩的场合捍卫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总统的汽车通常尽量安排停在靠人口的第一个位置上。但是，有一次，我的汽车竟然被放在一大串政府小轿车的末尾。我的警卫不安起来，难以想象地转了一个弯，绊在一片新奥加廖沃花园草地上，最后汽车还是停在原来靠入口的第一位置：俄罗斯更主要些！……当然啦，这是耍孩子气。新奥加廖沃警卫长气得发疯，威胁说。轧坏一块草地，要予以罚款。不过，不知何故，他们后来没再理会这件事。 也许，有如此数量的实际上并无实权的“总统”，那时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有些滑稽可笑。但是，这样的会见现在回忆起来，依然毫无难为情之感，而是觉得悲哀。 还有什么可能性没有利用呢？！ 现在很难说这次新奥加廖沃会议能取得何种结果。也许，只是一种口头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自主独立，俄罗斯与联盟政府之间的磨擦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至于我们与苏联的告别毕竟是比较和平的，没有痛苦的。 8月19日以后，苏联在一天内就不复存在了…… 新闻界称新奥加廖沃条约为“文明的离婚”，但此事并非简单如是。我同戈尔巴乔夫突然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我们二者的利益终于相互一致了，这些角色让我俩完全满意。戈尔巴乔夫保住他最高的职位，我则保任自己的独立。这对于我们二人而言乃是理想的决策。 我们终于开始非正式地会晤，而纳扎尔巴耶夫有时也参与这些秘密的会晤。 1991年7月29日，在新奥加廖沃举行了一次带有根本性质的会晤。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应到福罗斯休假。新的联盟条约签订仪式安排在他从克里米亚回来之后即于8月20日举行。目前，我们有机会再一次讨论那些我们每个人认为尚未解决的最尖锐的问题。 在一座公馆的一个厅里，我们开始了谈话。一切进行得都很正常。但一到涉及到完全秘密的事情时，我突然缄口不语了。 戈尔巴乔夫吃惊地说：“鲍里斯，你怎么了？”我现在很难回忆起当时我有什么样的感受。不过，有一种无法解释的感觉：仿佛有人站在背后，死缠不放地偷盯着你。于是我说：“我们到阳台上去吧，我觉得有人在偷听我们的谈话。”戈尔巴乔夫不太肯定地答道：“你别胡扯了。”不过，他还是跟着走出来。 下面是我们谈话的内容。我开始说服总统：如果他寄希望于更新的联邦的话，那么只有在他哪怕是撤换一部分他周围的那些非常令人讨厌的家伙的情况下，各个共和国才能加入这一新的联邦。倘若对立陶宛事件负有罪责的克留奇科夫仍然是克格勃的主席，那么谁还相信新的联盟条约？！任何一个共和国都不愿意加入这样的联盟。或者说那个国防部长亚佐夫吧，难道说新的联合体里能让这样一头来自陈旧过时时代里的“鹰”存在吗？ 看来，这次谈话对于戈尔巴乔夫真不容易，他很紧张。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支持我说，务必撤换掉内务部长普戈和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克拉夫琴科。接着他补充道：“亚纳耶夫算什么副总统啊？！”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说：“我们要把克留奇科夫和普戈撤职。”我开始劝戈尔巴乔夫不要兼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总统两个职务。令人惊奇的是，这一回他第一次没有拒绝我的建议，并且还与我商量道：“也许，我应该参加全民选举吧？” 3个人一致决定，签署条约后一定换掉当时的内阁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戈尔巴乔夫问：“你们看谁能担任这个职务？”我建议由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担任新联盟内阁总理职务。戈尔巴乔夫始而吃惊，继而迅速地评价了这一方案，最后他说同意。“8月20日以后我们讨论其他候选人”，他结束了这次谈话。 这次会晤的情况即是如此。我想，如果我们3个人商量好的事情得以实现的话，那么许许多多的事情就会出现另外的结果，历史也就完全可能沿着另外一条道路发展。 没过多久，我亲眼看到苏联总统、俄罗斯总统和哈萨克斯坦领导人谈话的译密内容。8月叛乱之后，检察机关的侦察员在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博尔金办公室的两个保险柜里找到成堆的文件夹，里边有叶利钦的许多谈话记录，记录了我几年的谈话——早晨、白天、晚上、夜间，昼夜24小时的任何时候的谈话均记在案。 对这次谈话也作了记录。 或许，这一记录就成了1991年8月事件的导火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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