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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的另别 我认为，1991年8月19—21日是20世纪的结柬。如果说第一次自由选举俄罗斯总统是全民族的大事，那么8月政变的失败则已是全世界的大事了。 从大部分时间上说，20世纪是一个可怕的世纪。 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集中营、种族灭绝、原子瘟疫等，凡此种种的恶梦都是史无前例的。 终于，一个旧的世纪在这三天中结束了，新的世纪开始了。也许有人认为这种断言过于乐观，但我坚信这一只。 我坚信，因为最后一个帝国在这几天内崩溃了。而正是这种帝国政治和帝国思想，在本世纪初和人类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并充当了所有这一切灾难过程的导火索。 然而，紧随所谓的“8月革命”(虽然这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而恰恰相反是要建立一个国家的法规和法制)之后的日子，对于我们的人民来说并不轻松。人们期待的是人间天堂，而得到的却是通货膨胀、失业、经济休克和政治危机。 关于这些事件人们谈论的很多，也拍下了许多纪录片，写了许多书籍和文章。结果，8月叛乱及其失败的戏剧性的情节都成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印记，人们已经怀着忿根的心情去回想那些事。从前，人们曾自豪地向熟人们讲述那些在街垒边度过的夜晚，而现在有时又吹嘘他们哪儿也没去，或者末从休假地返回，总之，根本没有参加。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时髦。 讲述这些事情是必须的，但心情很沉重。 夜间絮语 娜依娜、塔妮姬和列娜——我的妻子和女儿，我的善良的助手。政变后，我要求她们用录音机记下对于8月那三天的回忆和感受。我知道，某些细节将随时间从记忆中消失，因此打开录音机，听着塔妮娅激动的声音…… 塔妮姬：老实说，当时我还没有感觉到真正的危险，这是一个奇妙的夏天的早晨……虽然别墅周围已经有许多荷枪实弹的战士。 爸爸决定动身。他穿上防弹背心和咖啡色的西服，西服的下面不时露出防弹背心的边角。我走过去替他整理了一下，以便不被人发觉。同时脑海里出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念头，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爸爸。 娜依娜：我说：“用这件防弹背心能护住您什么呀？脑袋还露在外面，而脑袋才是最重要的。”但说什么都已无济于事。他临走时，孩子们对他说：“爸爸，所有的希望都在你身上，现在只有你才能拯救所有的人。我说：“听着，那里有坦克，你去又有什么用呢？坦克是不会放你过去的。”他却说：“不，坦克阻挡不了我。”这时候我感到害怕，预感到一切都可能发生。他出去后，我们如坐针毡，不停地拔电话，看他究竟是到了还是没到？终于有人打电话给我们，说他已经到了白宫。这种等待实在是太漫长了。 我们决定也应该做些事情。开始向一些新的地址转告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起草的致俄罗斯人民书。因为已有人说，电话快要不能用了。是电话线断了吗？果然，我们只来得及向泽廖诺格勒市转发了一份文稿。 列娜：我和廖沙决定到备个别墅找传真机。终于在一座别墅里找到了，便立即发送。 廖沙(塔妮哑的丈夫)：我往自己的工作单位打电话，因为那里也有传真机。并要求从那里接所有的地址发送致俄罗斯人民书。 列娜：第一份传真发走了，可第二份刚发完一页就中断了，再也发不出去了。我们费力地折腾了很久，试着用了所有的号码，但均末成功，只好回到家里。这时有人来接我们，屋前停着一辆“拉菲克”，还有身背冲锋枪的战士。他们是卫队的尤里·伊万诺维奇和阿廖沙。我们决定把母亲和孩子们送走。 娜依娜：我们坐着“拉菲克”，沿弯曲的路行进。 塔妮姬：首先收拾东西。我跑到温室——我们照料了一个夏天的秧苗，第一次在那里种上了黄瓜和西红柿——摘下了所有可以摘的东西。孩子们看到那些拿冲锋枪的人们就安静下来了。 列娜：我们把孩子安排到汽车里并嘱咐道：只要尤里·伊万诺维奇一喊，你们就趴下，什么也别问。鲍里亚问“妈妈。他们会向头上开枪吗？”这句话使我们震惊，我想了片刻，不知道这一切将怎样结束，但当孩子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时，实在是感到太可怕了。 娜依娜：今天。当我读到有关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奥塞梯、印宙什的情况时，我的眼前总是出现我们孩子们的身影。虽然没有向他们开枪，但所发生的一切足以让人不寒面栗。面在高加索、在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到处都流着孩子们的血！当你看到一面是奶奶、爷爷或者母亲牵着孩子们的手逃命，一面是这些政治家们还在喋喋不休地解释的时候，胸中就会充满怒火。 更让我吃惊的是，孩子们好像突然明白了一切，全部不约而同地安静了下来。 列娜：我和廖沙、塔妮姬一起乘坐“伏尔加”回到家里，当我们沿着卡卢加公路行进时，一切都静静的。而当汽车拐到环线上后，就一直在长长的坦克队伍旁边行驶。坦克紧靠马路右边一辆接一辆地行驶着。看到自己的子弟兵站在坦克上，兴高采烈，喜笑颜开，我们从内心里感到一种由衷的不快。我们想：难道他们会开枪吗？要知道，这些都是自己人哪！…… 廖沙：庞大的队伍行进着，许多抛锚的车辆被齐刷刷地拖到了路边。我们从明斯克公路开到“乌克兰”饭店——道路被封锁了，那里停满了装甲运输车。我们掉转头驶往谢列比辛斯科大桥，那儿也被封锁了，只好穿过穆涅夫尼根路，最后终于到达了白俄罗斯车站。而我们的家就在车站旁边。 列娜：当走到菲里区时，我觉得一切都恍惚如梦中。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所发生的一切。在紧张的气氛中向前急驰。而周围的人们却平静地走进商店。在这些靠近城边的区域里，生活还像往常一样。 廖沙：别说在城边，即使在市区中心的地铁站旁，妇女们也都平静地在小铺里买着蔬菜、西瓜，好象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列娜：只是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还没有看见坦克，还不知道将要降临莫斯科的是什么。我们回到家里，走进住宅，热尼亚·兰佐夫已经等在那里。他对我们说：“孩子们，不要靠近窗子。”这样—来，气氛更加紧张了。既不能靠近窗子，也不能走上阳台…… 塔妮娅：廖沙星期一想去上班，瓦列拉正在执行飞行任务。我说：“廖沙，你现在是我们家中唯一的男子汉，外面的情况这么紧张，还不知道一切将会怎样发展呢，我请你留下，哪儿也不要去，你想，万一我们女的中间谁病了怎么办？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呀。”因此，星期一他没有去上班，虽然他的同事们都聚结在那里。 廖沙：星期一到星期二的夜间可怕极了，当时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记得楼下卫兵们躺在地板上过夜，他们总共有5个人。我下楼梯去吸烟时，他们对我说：要是他们想逮捕我们就有意思了——我们5个人总共只有两支冲锋枪。 塔妮姬：这一夜我们彻夜未眠，电视机、收音机都开着。我们听着《莫斯科回声》和“BBC”电台。 夜间，我往白宫打电话，那里的人告诉我一切正常，爸爸几乎没有睡觉，以战斗的情绪不停地工作着。但我们大家最担心的是白宫周围的人们。 列娜：所有这些天来，我们的院子里一直停着一辆像运粮车似的军车。8月20日的傍晚，对我们大家来说是最难熬的。当时斯坦凯维奇通过无线电声明：“所有的妇女都必须离开白宫。”突然，热尼亚·兰佐夫定进来说：“同伴们，最好离开这里，快把孩子们集中在一块儿！” 塔妮姬：我刚想打电话，问问我们可以去哪儿。但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尔扎科夫说道：请留在家里。于是我们便留了下来。 就在这时，我们的孩子鲍里亚和玛莎惊慌起来。在此以前，他们一直表现很好，我们既看不见他们，也没听到他们要吃的和喝的。而这时玛莎却走过来神情严肃地问道：“塔妮娅，他们会逮捕我们吗？” 我们没能出去，花园路环线上到处都是哨兵，已经宣布实行宵禁，我们让孩子们和衣而睡，以防万一…… 如临深渊 众所周知，8月18日，我正在阿拉木图。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官方访问——签署了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双边协定。访问结束了，我们该回国了。但纳扎尔巴耶夫不让我们走。劝我们再逗留一个小时。 大型隆重的午宴之后，是哈萨克民间音乐会，接着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合唱，然后是集体舞，民乐演奏，着装艳丽的姑娘们翩翩起舞。说实话。这一切已使人眼花缭乱。 飞机起飞的时间推迟了一小时，之后又推了一小时。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的东方式的好客，并非死乞白赖的，而是随和委婉的，但作法却一样。 因此，我感到不太自在。感到有点节奏紧张，自顾不暇。 我在那一天还赶去山间的小河里洗了个澡，所以非常想睡觉。眼前是接连不断的圆圈舞，面内心里却有一种不可名状的不安。 我认为，我们从阿拉木图起飞拖延三小时不是偶然的。也许，在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审查过程中有些东西会水落石出。这里只有一个细节：一个被关在“水兵寂静”监狱中的叛乱分子曾给自己的“同僚”一个密令，其中特别提到，必须在法庭调查和审讯过程中进行编造……说在决定实行紧急状态最终决定的前夕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曾谈过一个方案，8月18日夜间，要把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政府代表团乘坐的从略萨克斯坦飞往莫斯科的飞机在空中击落……” 当我谈到这个文件时，便清晰地回想起那种不安和不寒而栗的感觉。这个计划是确有其事呢，还是只是为欺骗调查的伪造呢？——我们未必能够查清。但现在，回想起那些日子，我再次确信——当时我们正处在干钩一发之际…… 事件的经过 1991年8月18日 早晨8时，亚佐夫元帅就召集了军队高级领导人会议，确定了19日早晨进驻莫斯科的具体部队。相当大的一部分将军们已经知道正在准备政变，尽管还不知其细节，尤其是不知道逮捕戈尔巴乔夫。 上午ll时，克留奇科夫向自己的副手们和克格勃各局的领导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第三总局和法制局已开始强行组成专门小组以前往波罗的海各国。 第七局被责成观察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周围的情况，组织长期监视，并在我的别墅周围部署一个捕人小组。 克留奇科夫给自己的副手列别捷夫一个必须受监视的人员名单，以便在必要时逮捕他们。 同时，鲍金、舍宁、瓦连尼科夫飞往福罗斯，以劝说戈尔巴乔夫签署关于实行紧急状态并鉴于“健康状况”把政权移交给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 15时半，在国防部长亚佐夫那里，聚集了三位实力源部长，即亚佐夫、克留奇科夫、普戈(他当天从克里米亚休假地返回)。 17时，两架军用直升飞机起飞前往瓦尔代，去接卢基扬诺夫。 18时，除亚纳耶夫外，大家都到齐了。约30一40分钟后，亚纳耶夫有些醉意地出现在克里姆林宫，卢基扬诺夫曾打来电话，说他直接从机场赶来。 政变的机器开始全速运转起来。 ★ ★ ★ 我们在弗努科沃机场着陆时，天已经黑了下来。汽车把我们载到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 我的全部思绪充满着即将签署的联盟条约。各共和国首先是俄罗斯在决定具有战略意义的决议时是否有发言权？或者戈尔巴乔夫希望用其他共和国特别是那些比较温顺的共和国的发言权来平衡俄罗斯的激进政策？不管怎样，我们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事件。第一阶段的签字定于(我看了看表)明天，即8月20日。 我浑身虚弱无力地看了看窗外，夜幕中、村镇、树木、电线杆从我身边一一闪过。我的内心安宁而平静。 事件的经过 1991年8月19日 凌晨4点。以指挥官卡尔布辛为首的“阿尔法”小组特别分队来到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还未明白行动的目的，穿着迷彩服的小组成员就沿林间公路铺开。随后便听到无线电台里狂妄的喊叫：“为了保证与苏联领导人谈判的安全”，根据特定信号逮捕叶利钦。谁也没明白喊话的意思，但也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解释。那时(凌晨5点)关于进攻别墅的命令已被克留奇科夫亲自取消，他决定不操之过急，先停止时利钦的法律权力，然后再决定怎样处置他。 ★ ★ ★ 这一夜，戈尔巴乔夫也在非常激动地考虑着所发生的变故。 他被软禁在家里，实际上如同监狱一般，不知道随时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当然是很痛苦的，简直令人难以忍受。 稍晚一点。他决定用摄像机摄下一个表达自己对政变态度的简短声明。摄像机和短波收音机都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了。 大概在我前往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正绝望地扭动着收音机的旋钮，从一个波段转到另一个波段，企图收到些什么，哪怕是一星半点的新闻。但目前还没有关于政变的新闻。戈尔巴乔夫需要迅速地将叛乱分子们同他说的话与官方消息进行对比。但会有真正的官方消息吗？也许这本来就是某种挑拨离间行为。 更可怕的是——军队、克格勃、警察的完全联手行动。长期以来，这些力量一直是苏联最强大、最有影响的势力。共产党始终是它们的唯一操纵者。现在共产党已经不能控制局势，她直接参加了叛乱。 我想，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这是一些最可怕的时刻。因为这是些消息完全封锁、后果无法预测的时刻。 ★ ★ ★ 就这样，叛乱分子们终于聚集到了克里姆林富。 几位主要的领导人——克留奇科夫、亚佐夫、舍宁、巴克拉诺夫、帕夫洛夫，在前一天，即8月17日就曾在位于首都西南区的克格勃秘密大楼内密谋过。此前，8月6日，克留奇科夫曾召集克格勃的专家们研究预测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后果问题。 这已经不是克格勃的分析家们根据上层领导的要求，为迎合上司的口味和需要而定期进行的某种战略形势的抽象研究，而是一个具体的命令——为未来的政变准备基本文件和制订方针，井进行全面的论证。 泄露机密的危险性是极大的，更何况安全部的这位首脑还召来了苏联国防部的一位专家。此人便是帕维尔，格拉乔夫，后来的俄罗斯国防部长，他拒绝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政变期间起丁关键的作用。 然而，克留奇科夫却冒了这个险。他积极主动地与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巴克拉诺夫和舍宁(前者负责航天和国防工业，后者主管党的干部和组织工作)进行会谈。不但如此，克留奇科夫还在政变前夕直接和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处领导人鲍尔金接触，而此人则是戈尔巴乔夫最密切、最忠实的信徒之一！ 谈论的话题是苏联总统成了以叶利钦为首的极端主义分子手中的人质。克留奇科夫曾在许多入面前反复论证实行国家紧急状态的必要性。不仅这样，他还劝说、拉拢人们进入政变组织。在政变前不久，他过于频繁地(对这个主管部门的首脑来说)与各政权机构的代表们会晤，就证明了这一点。 这场政变就是这样厚颜无耻地悄悄地酝酿起来的。政变的参加者们几乎不担心人们的反映，他们感觉到脚下有着坚实的基础。 那时，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克留奇科夫想完全隔离戈尔巴乔夫的念头已经酝酿成熟。 因为克留奇科夫认为，在同克格勃的斗争中，戈尔巴乔夫完全孤立无援。党中央总书记，也就是现任苏联总统(虽然是通过某种奇怪的途径当选的)已处于一种失重状态。 这个理论的所有细节概括起来大致如下：戈尔巴乔夫已不是改革进程的领袖。他在新奥加廖沃的谈判中对民主派作出的让步是被迫的，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策略性的。正像我已说过的，他已被赶人对立的政治力量斗争的死角，他走这一步是为了赢碍时间。 1991年春天和冬天所有震惊莫斯科(也在某种意义上刺激苏联总统去接受新思想和作出新行动)的大规模集会，大体上都是“反戈尔巴乔夫”的。 从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也不能依靠曾受他支配的议会。最高苏维埃完全操纵在卢基扬诺夫一人手中。人民代表们对经济改革、新联盟条约及戈尔巴乔夫的整个改革的抵触是母庸置疑的。这个议会主要代表着对改革不满的苏联上层精英。 在军队中酝酿成熟了巨大的不满，原因是多方面的：国防工业的转产、紧缩，战略思想的改变。在军备领域向西方让步，从德国无条件地准备撤军，被迫参加使军人们及其家庭的生命和健康受到威胁的民族冲突，等等。 终于，戈尔巴乔夫政权的可靠支柱(俯首听命的执行机构)也出现了裂痕。政府新总理帕夫洛夫在4—6月间非常强硬地表明了自己的独立立场，对许多经济、政治问题的“不同意见”和对戈尔巴乔夫当局总方针的反对态度。这一切引起强烈的、完全出乎意料的共鸣。对这个不自量力的帕夫洛夫，戈尔巴乔夫竟感到束手无策。没有一个能在总统影响下协同一致采取强硬措施的“上层机构”，政治局实际上被合法地踢出政权。总统委员会在谢瓦尔德纳泽、巴卡京、雅科夫列夫离去后，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依靠的机构。共产党已分裂成左、中、右三派，而且对自己的正式领导人非常不满。 戈尔巴乔夫陷入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 克留奇科夫仔细研究了这个主要的“改革倡导人”周围的情况。戈尔巴乔夫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摇摆不定，使苏联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总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根据情报资料，戈尔巴乔夫已经丧失了广大民众的信任，并在西方主要政治家眼中逐渐丧失自己的威望。在克格勃提供给克留奇科夫的资料中表明，“布什总统的亲近幕僚们认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已经耗尽了他作为苏联这样一个国家领袖的潜力……布什当局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中有人打算找一个替代戈尔巴乔夫的人选……” 问题在于克格勃的这些消息有多少符合事实，重要的是，克留奇科夫明显地靠这些资料来制定阴谋策略。这一策略不是对最高权力集团单纯的军事方式的政变，而实际上是合法的、以行政手段的政变——是替代“众人生厌的”戈尔巴乔夫。 ★ ★ ★ 8月18日晚上，在苏联总理帕夫洛夫的办公室，他们第一次举行了没有戈尔巴乔夫参加的会议。整个“总统队”很快就达成了撤换自己教练的协议。 原来，这种换教练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足球运动中。 但是，要实施这一阴谋还有心理上的障碍。克留奇科夫曾把事件的参与者似乎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是和他一起作出基本决策的人——这首先是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巴克拉诺夫和舍宁，还有帕夫洛夫和亚佐夫，尽管亚佐夫一直起着消极作用。第二部分是经过耐心的劝说和暗示被拉入紧急状态委员会轨道的。第三部分则应当是那些看到支持实行紧急状态有哪些力量后才会随从的。或是随从，或是转身而去。 但谁也没有转身而去。既勇气不足，也缺少远见之明。 卢基扬诺夫没有转身而去。尽管开始他就声明。作为立法机关的代表，他不能加入紧急状态委员会，并要求把他的名字从名单中划掉。后来他却不支声了，和其余的人一起开始等待那些在和戈尔巴乔夫会见后、从克里米亚返回的“一伙同志们”。他们等了几个小时，尽管克留奇科夫把主要的情况已经通报给他们，但大家都想知道详情，想见到与戈尔巴乔夫谈话的人，好从他们脸上看出某些重要的、难以言传的东西。 亚纳耶夫也没离去。当他终于和大家一起等来了从福罗斯飞回来的同伙们，得知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断然坚决，并果断地切断了他和“总统班子”的一切联系时。——当时，看得出亚纳耶夫激动不安起来。且很长时间没能迫使自己在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上签字。 但最后他还是签了。 他们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地毁了自己…… 最后一个毁灭自己的人是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他穿着牛仔裤和夹克衫就匆忙从白俄罗斯的疗养院飞回来。他也感到害怕，说他本人不应签署这么重要的文件，他还要和外国的部长们交往，应该留有回旋余地。但他仍然被迫在外交部方面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议。 这不是什么反抗，而是典型的随机应变和脚踏两只船。所有这3个人：副总统、议长和外长——都是首先稍稍推辞，然后就俯首于政变主要组织者的指挥棒下。 为什么我如此详细地叙述这一点？ 因为正是这些在后期加入叛乱分子行列的第三部分人，有机会制止他们。不论是在卢基扬诺夫请求把他从紧急状态委员会名单中划出时，还是在亚纳耶夫迟迟不肯签署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时，甚至在别斯梅尔特内赫进来时——一切还都可能改变。但一切却按刑事犯罪集团的规律发生了。把每一个新进来的人“拥住”，让他无法“逃脱”。那些从克里米亚飞回来的阴谋者们的基本动机是不想成为“替罪羊”。他们也害怕，要坚持连环保式的集体负责任。他们如愿以偿了。 这既表现出那些不习惯于作出自主决定的领导者们的俯首听命，也表现出苏维埃式的教育和一致表决的习惯，更暴露出人性的弱点和官场争斗中个性的丧失。同时这里还有权力欲望的因素，即争夺令人生厌的戈尔巴乔夫下台后的国家权柄。 正是这些人提前许多年决定了我们的命运。联盟的解体及与此相关的可怕的社会悲剧都应该“感谢”他们。关于这一点，后面再说。 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 约早晨7时左右。工人们来到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开始铺设柏油马路。一辆巨大的压路机沿花园小路来回行驶，穿着橙黄色背心的工人们熟练而小心地撒着滚烫的沥青。这件事由来巳久，几个月来，疗养院的院长一直在请求上级批准修建这条柏油路，真是巧的很，愉恰就在那天早晨给他运来了沥青并派来几位工人。 筑路工人们惊慌地四面颐盼着。一些荷枪实弹、表情严肃的人们在周围跑来跑去。黑色的“伏尔加”一辆接一辆地开来，就连大门外人和汽车也明显比往常多。 ……于是，我突然设想自己也是这些勤劳的人们中的一员。让这个历史事件永远熊熊燃烧吧！但我们的沥青会冷却的！ 就像许多可怕的日子一样，天气格外晴朗，燃烧的沥青散发出某种奇特的、道路舒适的味道。 那天早晨，塔妮娅飞快地跑进房间叫醒我：“爸爸，快起来！发生政变了！”我半睡半醒地说：“这是非法的。”她开始讲述紧急状态委员会，亚纳耶夫、克留奇科夫……一切都十分荒诞。我问：“你说什么？是在捉弄我吧？” 全国的人们都在互相询问着同一个问题，使用着同样的话语。我们都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可这却是事买。 ★ ★ ★ 这时莫斯科的大街上行驶着接连不断的装甲车和坦克车队。这是一个完全不可思议的愚蠢的行动，在一个绝对和平的城市里开进好几个摩托化步兵师和坦克师，另外一些部队正在莫斯科郊外向首都集中。 阴谋家们决定以大量的武器和士兵使莫斯科市民惊惶失措，使整个城市笼罩着前线的气氛，迫使人们躲到角落里。 在那几个小时里，莫斯科上空回荡着连续不断的隆隆的车轮声。 “战争开始了？”——莫斯科的老太婆们用手捂着心口问。 “军事政变。”——比较年轻的人们则这样回答，但也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 ★ ★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奇怪的是，这些成员确实都是职业革命家、高级专家和演员，但几乎每个人都有着别人不能轻易发现的个人缺点，在行为、思维和心理上都存在着某种乖庚的、偏离常规之处。 亚纳耶夫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语惊四座：在回答关于健康状况的问题时，他公开声明能很好地尽自己做丈夫的义务。这是一种所谓的缺陷综合症。从童年起就有某种残缺的孩子，成人后往往会突然感到自己有超常的能力。正是这种超常的综合症，帮助呆板的亚纳耶夫占据了他力所不及的最高领导层的位置，他能喋喋不休地谈论、争吵，带着非常自信的神情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似乎生来就是干共产党和苏维埃工作的。但是，在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第一次集会前，他仍然不得不借助大量“常备药”给自己打气。他缺乏信心，但在政变中给他预备的是一个显要的角色。 克留奇科夫——安德罗波夫的学生，经过安全部门的良好训练。不论从性格上，还是从工作性质上，他都应该具有现实、健康、准确的思维。然而。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却患了“职业病”——最典型的间谍恐怖症。他经常散布“小道”消息，不停地往戈尔巴乔夫的办公桌上放秘密纸条，这些纸条的实质只有一个——民主派在准备政变。民主派——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美国正在制定侵略苏联的战略计划。目的是要和北约国家一起瓜分我们的国家财产，减少苏联人口，夺取地下矿藏，占领整个国家，等等。我不是一个心理分析家，但这似乎是克留奇科夫从少先队员时代就培养起来的警惕综合症。他已经不能理解现代世界是按怎样的规律存在着。 瓦连京·帕夫洛夫。他是一个相当内行的大财政家，毫无疑问，还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韧看上去，他会给人留下温和而且行动迟缓的印象：身体有点虚胖，留着一头孩子般“刺猬式”的短发。有趣的是：一站在电视摄像机前，他就突然难以解释地厚颜无耻起来，开始开些无聊的玩笑，暴怒的时候则满脸涨红。在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第二天，他的这种不稳定性格就表现出来了：因病而离伍。” 德米特里。亚佐夫。上过前线的战士，典型而忠诚的老军人。生活对这位元帅是残酷的——困苦饥饿的童年，战争，女儿早天，发妻去逝。在政变前不久，他的第二个妻子又遭了严重的车祸。德米特里·季莫菲耶维奇已经不能，也不会用新的目光看待生活，他对一切都以军人服从命令的原则默默而绝对恭顺地接受。 在读鲍里斯·普戈的孩子和家人提供的关于他自杀前的最后时刻的资料时，不能不让人激动。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你们的爸爸是个聪明人，但却让别人用5戈比就收买了。”——他绝望地说。他被突然降临的重负压垮了。 从根本上说，我把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悲剧理解为整个国家公务员阶层的悲剧。旧体制把他们变成了螺丝钉，使他们失去了人的某些本性。在面对新的现实时，一个政治家为能保持自我，必须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良知、自己的发言权和行为。正因为他们缺少这些，所以被打垮了。 这是一个悲剧。但如果牺牲者不是他们，而是我们，那情况就要坏得多。这些冷酷的、机器人似的苏维埃官僚们就会重返国家领导者的行列。 看来，他们当中唯一能够保持冷静和清醒头脑的人是卢基扬诺夫。他试图在事情发展的任何情况下都给自己留条后路：如果紧急状态委员会胜利了——他将是政变的意识形态的主要领袖之一；如果我们胜利了——他与紧急状态委员会毫无关系。总之，他永远都是在捍卫法制，是戈尔巴乔夫最好的朋友。 当然，在塔妮娅跑进我的房间时，我还没有任何特殊的念头。我还没穿衬衫，盯着电视屏幕，偶尔看看妻子和女儿的脸，比较一下她们和我自己的反应。 大家当然都很震惊，人人都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娜依娜第一个镇静下来。“鲍里亚，应该给谁打电话？”——她轻轻地问道。 那个早晨就这样开始了。 ……第一个电视新闻后十分钟，卫队长科尔扎科夫飞快跑来，他已开始布置岗哨，汽车也从车库里开了出来我给所有位在附近和需要现在工作的人汀电话。 妻子也帮我打电话。正是她和女儿们在那天早晨成了我的第一批助手。我家的女人们没有流泪，没有惊惶失措，而是和我及另外一些很快来到家里的人们一起立即行动起来。我非常感谢她们！ 我们决定起草告俄罗斯人民书。正文是由在场的沙赫赖、布尔布利斯、西拉耶夫、波尔托技宁、亚罗申科口授推敲，由哈斯布拉托夫记录的。随后，告人民书由我女儿帮助打印。人们开始给熟人、亲戚和朋友们打电话，以弄清首先可以往哪儿发送。文件最先转发到泽廖诺格勒。 圣彼得堡市(那时还叫列宁格勒)市长索布恰克来到别墅。他只呆了一会儿。因为要赶回圣彼得堡，伯在路上耽搁。他像律师一样说了自己对事件的评价，并在15分钟后离去了。临别时他突然对娜依娜说：“愿上帝帮助你们。” 显然，这句话使娜依娜完全意识到所发生事情的可怕，她看着索布恰克，两眼充满了泪水。 对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的前一个半小时我已经记不清了。只是清楚地记得个别细节。若一一把当时在场的人列出来，我现在感到很困难——可能会记错一些人，无意地使一些人受委屈。 顺便说一下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的传真机。奇怪的是，它有时竟然还能工作，和其余的整个电话网一起工作着。 克留奇科夫没有预料到这一点。由于近两三年商业的迅速发展，在我们国家里新的通信手段大量涌现。 在我女儿刚印完告俄罗斯公民书后一个小时，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人们就读到了这个文件。外国通讯社、专业和业余计算视网、几家类似《莫斯科回声》的独立无线电台、交易所及许多主要刊物的通信网也都转发了这一文件，还出现了数以万计的复印件！ 我觉得，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那些老朽成员完全想象不到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新的信息天地的深度和广度。他们面前的已完全是另外一个国家。党内悄无声息的政变突然变成了完全公开的决战。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对于完全公开的局势没有任何准备，首先是没有精神上的准备。 我们的告俄罗斯公民书。宣告了叛乱的非法性。它对发生的一切进行了准确的评估，既谈到了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软禁起来的苏联总统的命运。谈到了俄罗斯的主权，还谈到了为经受得住这些日日夜夜的考验所需要的公民勇敢性。 但这还不够。 直觉告诉我，国家的命运不只是在广场上来决定，也不只是靠公开的演说来决定。重要的一切还在于事件的幕后。 ★ ★ ★ 叛乱前不久，我参观了模范的图技师。空降部队司令员帕维尔·格拉乔夫让我检阅了作战部队。我很喜欢这个人，这位年轻的将军，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相当果断，有主见，性格坦诚。 于是，我犹豫片刻之后，决定向他提个难题：“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假如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合法选举的政权在俄罗斯受到威胁——若出现某种恐怖、阴谋，企图逮捕人的时候……可以指望军队，可以依靠您吗？”他回答：“当然可以。” 于是，19日我打电话给他，这是我从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打的最早的电话之一。我提醒了他我们曾有过的谈话。 格拉乔夫窘住了，他长时间地沉默着，听得出电话的另一端他有些呼吸急促。最后他终于说，作为一个指挥官，不能违抗命令。我似乎对他说了一句：我不想把您置于危险境地。 他答道：“请等一等，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把自己的侦察连(或者是警卫连，我没记清)给您派到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我谢过他后挂了电话，妻子回忆说，那天早晨我放下话筒后对她说：“格拉乔夫是我们纳人。”为什么？ 格拉乔夫的第一个反应没有让我丧失信心。况且，在那种情况下不是每个人都能直接回答的。命令就是命令……何况某种借口是有的，但格拉乔夫没回避自己说过的话。而这才是最重要的。 通常，人们很少有在一瞬间决定生活中的主要问题的情况。格拉乔夫在话筒中喘息的时刻，不仅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而且决定了我乃至于百万人的命运。 当然，作为这样高级别的军官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有着太紧密的联系，他亲自发出军队进驻莫斯科的命令，亲自领导着政变的军事方面，而同时却又支持我们。 在这个职位上有像格拉乔夫这样气质的人——意志坚强、见解独立、敢作敢为，是俄罗斯真正的幸运。 但问题不仅仅在于他的个人品质，更重要的是，那时我们的武装力量似乎有两支军队：一支是训练有索、经过阿富汗战争考验的具有最高世界水准的战斗部队；另一支是庞大的“菜园”军队，它们仅仅维持生计，而未参与过任何国家工作。当时“瘦”将军和“胖”将军之间潜在的内部矛盾冲突已经酝酿起来了。 当我打电话绘格拉乔夫时，他得在几秒钟内全盘考虑几个问题，包括政治、道德的问题，还有纯职业的问题。他明白了：他这个“瘦”将军获得了一次历史性机会——把“菜园”军队变成真正的军队。这需要经过磨炼、痛苦和一次十分痛苦的改革。但必须把这台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恐怖机器变成永远让俄罗斯感到骄傲的俄罗斯军队。 那个早晨，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的情况是非同寻常的，有许多汽车和观察哨。他们把一部分人伪装起来，又让另一部分人故意地让人看到，许多克格勃和特别分队的人穿着便装。科尔扎科夫说他有一种感觉，好像所有这些被派来的人难以区分敌友。 他们这些荒唐的行动，很快就暴露无遗。还在夜间就被派到这里的“阿尔法”特别行动小组，一直留在树林里而没有得到具体任务。戈德良和乌拉日采夫代表被逮捕了，俄罗斯的主要领袖们在自己的别墅刚刚醒来，就马上意识到所发生的一切并开始组织反击。 当时我只注意电话，只要它们在工作，就意昧着还可以活下去。 这场阴谋的傀儡和迟钝性刚一开始表现出来，我便很快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一个真正的军事—集团不应该这样行动。他们也许是寄希望于别的什么东西，也许是寄希望于全民的恐惧？或者寄希望于一切都顺理成章的一蹴面就？ 无论如何，都应该利用这一点。我给拖拉乔夫的电话，后来证明是打对了地方。他正被委托在莫斯科布开历有的军事装备。而阴谋组织者们恰好把宝压在了武器装备上，压在其庞大的数量上，压在不以特别行动小组而是普通的士兵致使莫斯科完全瘫痪上。他们不想流血，而且希望在西方政府面前保持形象。正是这种行动中的双重性同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他们在战术选择上犯了极大的错误。我们应当感谢他们的错误。 ★ ★ ★ 后来，我不止一次地回忆起那天早晨，想弄清，是什么救了我们？我在脑海里将一件件事逐一地回想过。我曾是一个运动员，很清楚地知道，比赛里常有这样的情况：某种突然的动作会使你感到，获胜的机会有了，可以大胆地抓住主动权。 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的那个早晨，我似乎就感到了这种动作：快到早晨9时了，电话还在响着，别墅周围没有什么明显的人员走动。该开始行动了，于是我决定去白宫。 在出去时，他们可能会在埋伏地向我们开枪，也可能在公路上抓住我们，还可能有人扔手榴弹，或者用装甲车在路上压死我们。但呆在别墅里是很荒唐的。即便是从抽象的安全逻辑出发，我们的决定也是荒唐的。虽然有防弹汽车给我们“引路”，但对于真正的安全来说，这没有任何意义。 警卫队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方案：用船把我运到河与公路的交叉口——我装扮成一个打鱼人，然后再用汽车把我接走。 最后还可以找到一条最巧妙的途径，或者说离开莫斯科——躲藏起来，逃避追踪。 后来我才知道，特别行动小组一直在树林里观察着我们的举动。小组头头喝了200克白酒来壮胆。他每时每刻都在等着消灭或逮捕我的命令。在4个小时里，这些小伙子们注意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当他们了解到我们是前往莫斯科去市中心时，才放下心来。因为我们不是躲藏起来，相反是去最危险的地方。 西拉耶夫的汽车第一个开了出去。他已经从白宫打来电话说正常到达。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痛苦的时刻，不会忘记这些军事装备组成的长长的车队，以及科尔扎科夫肩上的冲锋抢和当时那刺眼的阳光。 ★ ★ ★ 从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临行前，妻子曾叫任我说道：“你去哪儿？那里全是坦克，他们不会让你过去的……”我觉得应该说点什么，于是说道：“我们的汽车上有俄罗斯的国旗，带着它我们就不会被阻止。” 她挥了挥手，我们就出发了。 我很清楚地记得这种感觉，当我穿上又大又笨重的防弹背心时，就考虑着该和妻子说什么，用什么安慰她。于是突然间想到了这面小旗，一面这么小的旗！说实在的，那时情况很不乐观。一切都是不稳定且不可靠的。现在去白宫，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遭到埋伏。 即使冲出去，也可能是一个陷阱。往日熟悉的土壤似乎正从脚下逝去，而只有这面小旗才是现实的、真正的、意义重大的。 大概，这种感觉也支配着周围的人们。我们应该为某种东西去斗争，我们有这样一个希望象征。这不是后来有些人在大会上和在反对派的报刊上恶毒地指责我们在搞的什么政治游戏。恰恰相反，这是希望永远从这个肮脏的泥潭、一连串的背叛行为和危险的游戏中摆脱出来，是去捍卫俄罗斯的这面旗帜，是我们对伟大祖国美好而正直的未来的坚定信仰。 事件的经过 1991年8月19日 瓦连尼科夫在乌克兰领导人克拉夫丘克的办公室里向各位地方领导人论证乌克兰实行紧急状态的必要性…… 全副武装并完全作好战斗准备的克格勃莫斯科分局的“Ｂ”组，已换防到市中心的捷尔任斯基文化宫…… 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们收到一份有点含糊不清的命令，要他们作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所要求的关于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的结论…… 军方的“无线电干扰”开始干扰地方的无线电台…… 在波罗的海和格鲁吉亚的作战部队开始换防…… ★ ★ ★ 我的汽车驶进白宫，家人还留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 一个穿着空降服约8个人的小分队汽车朝休养所的大门开来，队长出示了中校扎伊采夫的空降兵部队身份证。他们向卫兵解释，说是按格拉乔夫将军的旨意前来保护叶利钦总统的。但凑巧的是，那天的家庭卫队长是萨沙·古列什，他很清楚扎伊采夫中校根本不是什么空降兵，面是克格勃的军官。 萨沙在这一事件前不久，曾在克格勃的学校里学习过，面这个扎伊采夫曾经去那里讲过课。年轻人自然记住了他，而讲课人却没有记住学生。 此外，扎伊采夫的身份证完全是新的，一眼就可看出，是昨天才签发的。 卫兵们让小分队成员进来并让他们吃炮喝足。吃饱了的士兵们就不是原来模样的士兵了。他们吃了又吃，终于一个个地松弛下来。 他们的计划是：利用我给格拉乔夫的电话，潜入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先是装着把我保护起来，然后突然逮捕。然而，这个计划还在签发扎伊采夫身份证的时刻就很快破产了。他们到那里已为时过晚，总统的汽车畅通无阻地开出了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 “空降兵们”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荒唐和迟到的出现，再次证明事件已经转入对我们有利的轨道，顺其自然的轨道。 还有一个忠诚的警卫人员维克多，格里高利耶维奇·库兹涅佐夫值得赞扬，娜依娜和孩子们正是在他的家里躲过了第一夜。这个有两个房间的住宅在昆采夫，据我们的情报，它没有被克格勃“盯上”。 全家人坐进带有布帘的“拉菲克”，后面是一辆防弹车。 在驶出门时有人朝“拉菲克”看了看，发现是妇女和孩子，就什么话也没说。第二天，全家都转到了白俄罗斯车站旁边的家里。 当天夜里，娜依娜用自动电话给我打电话。谢天谢地，当时还没有人认出她。 事件的经过 1991年8月19日 早晨10点，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重新聚会克里姆林宫，但已经没有帕夫洛夫。 这是他们第一次试图分析国内所发生的一切。目前的资料暂时还让人感到安慰：企业正常工作，人们还没有聚集起来罢工和游行，立即实施惩罚行动的必要性没有了。他们还讨论了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近期战略；立即通过电视台尽量多播放“败坏”民主派领袖名声的节目，想办法降低某些商品的价格，增加商品的种类——“安慰人民”。而最重要的是借助最高苏维埃使叛乱变得合理合法。 ★ ★ ★ 在俄罗斯苏维埃的大楼(现在叫俄罗斯白宫)旁，停满了塔曼师的坦克分队和图拉空降师的装甲车。 来自加里宁格勒州的第37空降旅换防到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机场，第234团在塔林登陆，第21空降团去加强外高加索军区。 夜间，有两个人来到紧急状态委员会，他们是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军工厂厂长、苏联科技工业协会副主席亚历山大·季贾科夫和来自图拉州的模范农庄主席、农民联盟主席瓦西里·斯塔罗杜布采夫。他们两人在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文件上签了名。初次来到的这两个人事先没有被通知阴谋的细节，但是他们却带着极大的热情接受了事件。于是，很快就在克里姆林宫给他俩分配了警卫和大办公室。要知道，现在他们成了国家的“最高领导者”。 “工人和农民”代表自己的官方任命领导支持国家政变。 亚佐夫亲自签名的命令发给苏联国防部的副部长、集团军、军区和舰队的司令员，各局的首长和苏联军队的其他高级将领们。 军队在进入战备状态，士兵们处于一级战备。 在中央各部和机关直属的大型国营企业中，开始召开会议，党委书记们在会上给党员和群众解释着所发生的事件的意义和必要性。 全苏电视台只有一个频道在工作，每时每刻都在播发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 ★ ★ ★ 苏联克格勃法制局局长、少将瓦洛特尼科夫在后来的审讯中曾出示一个必须逮捕者的名单。里面除俄罗斯领导人外，还有已被戈尔巴乔夫本人抛弃的、“戈尔巴乔夫班子”的原主要成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总共有70人。克格勃副主席列别捷夫解释说，应在接到补充命令后将他们逮捕。克格勃莫斯科分局的特别行动小组严阵以待，但补充命令始终没有下达…… ★ ★ ★ 19日早晨，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同时播发的还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关于新联盟条约的声明。 卢基扬诺夫在声明中写道：条约的许多条款是违反苏联宪法的，需要作很大的更动；它会引起劳动公民(共产主义术语，看似简单，却包含着很大的心理内容)的疑问。还说匆忙签订条约会使他深感不安。 官方的宣传机构把这个声明和告苏联公民书、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一号令和其他一些紧急文件一起播发了。 阴谋的规模是很大的，几乎所有和戈尔巴乔夫一起并肩工作过的人都参与了。从事情的经过和情节来看，这与1964年罢免赫鲁晓夫非常相似——和平的，又几乎是合法的。当时赫鲁晓夫也是在休假(只是他在外高加索，而不是克里米亚)，正是南方秋高气爽的季节。突然，嘲的一声！——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左右手们完全一致的意见面前被迫投降。他对发生这样的事情毫无准备，也无所依靠。刹那间他就被迫走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尽头。 这里的圈谋也如出一辙。 读着卢基扬诺夫的声明，我试图弄清其中的奥妙。第一个方案是卢基扬诺夫背叛了自己的朋友和上司。而第二个方案较为复杂，但也能够想像得出：戈尔巴乔夫了解所有的情况，这是他自己导演的一出戏——让肮脏的手为他打通一条路，然后他再回到处于紧急状态下的新的国家。然后他便可以处置民主派、俄罗斯领导人、“变得厚颜无耻的”波罗的海国家和最近开始抬头的其他加盟共和国，最后自己独揽大权。我们俄罗斯的领导者必定会呼吁公民不要服从并举行抗议活动，白宫周围马上会筑起街垒，冲突将不可避免。而戈尔巴乔夫会突然出现借亚纳耶夫和卢基扬诺夫之手破坏联盟条约。 带着这些猜疑，我打电话给参加制定新联盟条约的几个最大共和国的领导人。 (白宫内的政府通讯被切断了，但事发前不久刚刚给我的助手伊柳辛安装的电话却能用，它没有被列入“红色电话簿”——政府电话名单，因此它就成了我们的一部秘密电话……) 几个共和国的领袖们起初的反应简直让我感到惊讶，他们的谈话十分谨慎。 卢基扬诺夫的声明也使他们感到不安，在表态之前也想知道戈尔巴乔夫的真正角色。但最主要的是想远离莫斯科事件，保持哪怕是表面的、形式上的主权，简言之，就是保持佐政权。以平等伙伴的身份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进行对话，几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应采取中立的立场，那样，可能还会给他们留下某种主权。至少，他们将保住内阁和某些特权。这是纯机械的、而不是政治的逻辑，是狡猾的、但却可轻易识破的外交手段。 他们怎么也不理解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公然反对联盟条约，面如果最高苏维埃会议赋予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以法律效力(这一点他们好像并不怀疑)，叛乱就会在一周内转变成不可逆转的全球性事件，它将震惊整个世界，更不用说震惊各加盟共和国了。军队将被派驻基辅、阿拉木图、塔什于和其他共和园的首都，在那里叛乱分子借助装甲车和坦克就地进行小规模的地方政变，那些听命于中央的地方紧急状态委员会将夺取政权。难道他们没有看到过类似事件发展的情况吗？ 而克留奇科夫想促成的正是这种渐进的政变。他取消了拟定的逮捕行动，虽然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正如我所说的，曾有过一个包括俄罗斯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自由派及莫斯科政府领导人在内的名单。外部监视系统开始工作了，以便能在一小时内逮捕所有被“记录在案的人”——但镇压的机器却突然刹闸了。 我想，克留奇科夫认为把所有的人逮捕起来当然是可以的。但是，第一，这会立即引起人们的抵抗，那么冲突和流血将不可避免。第二，这会过于急剧地丧失“戈尔巴乔夫的”解冻局面。新的领导人不仅将受到大量的国际制裁，还可能面临与世界完全断绝关系。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在全球各个角落都有着众多利益的国家——这是极其有害的。这个狡诈的情报人员考虑得很全面。 按克留奇科夫的想法，起恐吓作用的不是克格勃，而是军队。被运往和平城市大街上的大量军事装备，应能涣散民主派的意志。在武力面前进行反抗是愚蠢的。 克留奇科夫寄希望于机构的政变，寄希望于卢基扬诺夫这样的人物的出现，会急剧改变双方力量对比。当然，这并不是一开始就使这个叛乱看上去“非常可怕”的唯一原因。 19日早晨，对于紧急状态委员会来说，首要任务是向社会舆论界证明政变的合法性。 大约早晨10点钟，我彻底明白了：俄罗斯白宫将成为近期事件的主要进攻基地。 苏维埃大楼是什么样的建筑呢？这可能是莫斯科市里按特殊需要建筑的第一座如此规模的新一代大楼。建筑师契丘林进行了精心的设计。要走完大楼所有走廊，需要一天多的时间。大量的隔离式房间、办公室、地下仓库和大楼的地下出口构成了良好的安全系统。 就是说，我应该坐在白宫里，一直坐下去。我在这里坐的时间越长，对他们就越糟；围困的时间越长，对他们不利的政治丑闻就越多，已出现的情况不明的间歇越是持续下去，他们彻底失败的机会就越多。 我用某种新的凝聚的目光环顾着周围，觉得怎么也习惯不了这些冰冷的大办公室。难道我还要在这一个地方呆很长时间？真不知道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什么时候结束…… 我，鲁茨科伊、布尔布利斯、西拉耶夫、哈斯布拉托夫、沙赫赖和其他俄罗斯领导人聚在一起讨论着卢基扬诺夫的声明所引起的新情况。面前放着我们的文件：已经被送往全国各地的俄罗斯领导人的告俄罗斯人民书和关于追究所有道反俄罗斯联邦宪法的组织和人士责任的命令草案。当时俄罗斯还是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联邦，其宪法也是苏联的宪法。但即使按这部宪法，国家的最高首脑也该是总统。没有其最高领导机构的同意，不能把主权的俄罗斯纳入紧急状态！ 窗外，停着一辆坦克，看似荒唐却是实实在在的。我再次看了看窗外，一群人围着一辆装甲车，司机从窗口探出脑袋。人们不怕靠近它，何止是这样，简直是扑到达些坦克底下。即使是苏维埃体制培养出来的苏联人也不怕子弹的迎头射击，不怕坦克的履带，不怕无线电和电视每时每刻播放的威胁他们的刑事责任。 突然，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心灵撞击——此刻，我应该到那里，和他们站在一起。 准备这个简单的行动无需多少时间。警卫已跑到街上，我也毅然地下楼走向人群，爬上装甲板，挺起胸膛。也许就是在这时。我才清楚地感到：我们不会失败，胜利属于我们。同时也感到我与我周围的人们心心相印，团结一致。他们人很多，吹着曰哨，大声呼喊着。人群中有许多新闻记者、电视摄影师和照相师。我拿起一页告俄罗斯人民书，喊声停止了。我念起来，声音很大，声音几乎变了调……然后我和坦克指挥官及士兵们交谈，从他们的脸上和眼睛看出：他们不会向我们开枪。跳下坦克后几分钟，我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但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 这个临时举行的集会并没有准备什么特殊的宣传技巧，但走出人群后。我感到自己精力充沛，内心极度地轻松。 ★ ★ ★ 戈尔巴乔夫通过自己的助手切尔尼亚夫在中午时转交给警卫一个便条，要求给他提供一架飞往莫斯科的飞机，并保证与政府的通讯联系。他知道，这些要求现在未必能实现，但仍然需要做点什么，以给自己找一条施展自己能力的出路。 与我一样，对苏联总统来说，毫无希望地坐以待毙是难以忍受的。 便条被转送到负责“朝霞”(这是克格勃给戈尔巴乔夫的政府别墅的代号)的警卫头目手中，他立即给莫斯科的顶头上司打电话。于是一切就杳元音信了，等待戈尔巴乔夫及其家人的是美味的中餐和晚餐，观看电视节目，在有警卫的浴场散步。正如有人所写的，戈尔巴乔夫被关在“金笼子里”。 封锁“朝霞”的有3个军种：海军、空军地勤部队和边防军。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苏联陆军武装力量总司令瓦·瓦连尼科夫和戈尔巴乔夫交谈后，就在克里米亚召集被叫来的各军区司令员会议，他向飞到克里米亚的高级将领们宣布，国家将实行紧急状态。 莫斯科军事装备的盛大检阅。用雷达、导弹和军舰所充实的戈尔巴乔夫的软禁，加上“核按钮”迟迟不肯转交给亚佐夫……从规模和可能造成的后果看，这次行动不亚于60年代世界所经历的两次全球性事件：加勒比危机和捷克斯洛伐克危机。 在我看来，这次阴谋的激进派——巴克拉诺夫、季贾科夫、瓦连尼科夫——预定了一个强硬的方案。叶利钦和俄罗斯领导人当然会反抗，为避免社会动乱必须以武力镇压他们的反抗。而那时…… 由国内危机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所引起的苏联武装力量的战备状态，还不意昧着战争，这样的事情世界上已经发生过不只一次。然而所有的与戈尔巴乔夫的“不正确的”对外政策相关的问题将不复存在，苏联将夺回(实际是在一天内)昔日的至少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签订之前的那种对外政策地位。当然，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复杂性，但是按叛乱领导者们的见解，国家的一个主要的战略问题将得到解决，对外政策的思想——帝国思想和强权外交将重新获得胜利。 调查的结果将证明我是否正确。然而，这次叛乱自始至终充满重大的矛盾，这点很快就会一目了然。 军工部门急于显示其强大的实力。瓦连尼科夫本人表达了这个意愿。早在19日他就开始从基辅打电话、电报，井口授紧急报告，要求立即停止“民主游戏”，枪毙“冒险家叶利钦”。巴克拉诺夫也从自己的角度对克留奇科夫、普戈施加压力。 然而，最后两个人清醒地知道：爬进流血的泥潭里容易，走出来则要困难得多。因为，最主要的是道德的、政治的优势在谁那里，社会舆论站在谁那一边，谁就会赢得胜利。 苏维埃体制长年磨炼出来的两个主管部门、两种立场、两种思维类型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军工部门和克格勃的利益冲突。军工部门需要的是真正的迫使世界重新相信坦克力量的有力的叛乱，而克格勃则需要政权的高度纯洁的、优雅的过渡。事实上，两种目的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场叛乱其实还在最初派出一个软弱的代表团前往克里米亚晋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就失败了。据推测，像巴克拉诺夫、舍宁和瓦连尼科夫这种水平的领导者，戈尔巴乔夫是不会伯的。甚至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戈尔巴乔夫会害怕他们，只是想暂时让他靠边站。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恬不知耻地捏造关于国家总统的患病，不仅不能说服任何人，反而会使局势更加紧张。 克格勃——作为政变的主要发动机，不想用鲜血政污自己的手，希望用坦克履带的轰隆声或偶尔的几声警告性炮轰赢得胜利。 对待这次阴谋的策略有两种不同态度，原因很简单：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没有领袖，没有一个使自己的见解成为行动口号和号令的权威人物。 亚纳耶夫不能胜任这个角色，他是一个过于优柔寡断的人物。 那么，还有谁能担当“正式的领导者”呢？ 19日早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8个人中的力量分配是这样的： 巴克拉诺夫、军工部门，还有它后面的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队的最高领导者——被整个克格勃和尤其是侦察部门在内的观望态度所抵消。 普戈和亚佐夫在精神上已被所发生的事情摧垮，还在等着某人的指示，因此不能真正地影响局势。 季贾科夫和斯塔罗杜布采夫只能起纯表面上的作用。 正像我已说过的，亚纳耶夫没有作出独立决定的能力。 剩下的只有帕夫洛夫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影子”成员、议长卢基扬诺夫。这是两个完全可以承担责任的意志坚强而头脑聪明的官僚人物。 政治领导者们的常见病——高血压使帕夫洛夫病倒了。这不是什么花圈，他确实忍受不了不眠之夜、过量的酒精，主要的是承受不了强烈的神经紧张。作为政府总理，他大概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中唯一敢于公开和戈尔巴乔夫路线背道而驰、并与之发生直接冲突的人。他这位领导人积极支持军人们实行紧急状态是因为看到这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 克留奇科夫对卢基扬诺夫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卢基扬诺夫在他的声明中表示对叛乱的政治上和法律上的支持是非常宝贵的，而且是非常及时的。而另一方面克留奇科夫又对卢基扬诺夫很小心，他不知道对卢基扬诺夫可以相信到什么程度。 而这也是克留奇科夫的错误所在。检恰是卢基扬诺夫和他的经验及对戈尔巴乔夫性格的了解能给紧急状态委员会带来不小的益处。但是卢基扬诺夫主要是旁观事情的发展，与叛乱分子们保持着距离。 战友和敌手渐渐退到了一边。这次阴谋购红色按钮留在了克留奇科夫的手中。那么，克留奇科夫自己在想些什么呢？ ★ ★ ★ 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了解克格勃主席的情绪和思路。这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一个最危险的人物，一个有着敏锐目光、高深莫测的小老头。在白宫中度过我们生命的每一分钟都会缩短他们的紧急状态的生命，克留奇科夫知道这一点吗？在他的声音中会不会闪现出过于温和的音调？我会不会感到一个已经按下按钮的刽子手露出令人满意的宽容呢？ 我用专线电话打给克格勃主席。我已不能逐字逐句地记起我们的谈话，但情节很有意思。克留奇科夫进行了自我辩解。 “难道您不了解在做什么吗：要知道，人们躺在坦克底下可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牺牲。”——我说。 克留奇科夫回答：“不，不会造成伤亡：第一，这是纯和平的行动，武器里没装弹药，没有下达战斗任务，只是为了维持秩序。一切担心都源于你们俄罗斯领导者；据我们的资料，人民情绪安定，生活正常……”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语。 后来分析克留奇科夫这个本次阴谋的中心人物的逻辑，我明白了：他说的几乎是事实。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1956年在布达佩斯流了许多血，但这是战后欧洲出现的第一次武装入侵，人们对外国坦克的出现反应非常强烈，何况当时共产党在匈牙利也汲什么威信。1968年的布拉格情况相似，牺牲却相对不多。是的，也有动乱，也有各种事情发生，但从总体上看，一切都解决得非常侠，而且“很好”。面这也是外国的军队11981中在被兰，一天之内就进入了战争状态，装甲车队开上了主要构大街。一切就断然结束了：波兰人害怕战争状态继续下去，选择了勉强的和平。 克留奇科夫正是从社会主义国家有过的先例出发，好像选择了波兰方式。假定说，有一天他会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说：是的，我适合多年担任国家首脑的雅鲁泽尔斯基的角色，一个声音温和、戴着眼镜的老军人，安宁而坚定地把国家带出绝境。因为，我们不是外部侵略，坦克是自己的，所以不应当有反抗。 克留奇科夫的错误就在于此。人们对于滑稽可笑的愚蠢的阴谋阔剧的反应，被他们不怕我们的坦克所缓冲了，因为坦克是我们自己的！后来他们才明白应该开枪。但为时已晚。谁也不愿意，也不能开枪，因为开枪只能射向活跃的、沸腾的人群。 事件的经过 1991年8月19日 莫斯科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枪购食品。他们迅速地抢购面包、黄油和麦米。许多人排队购买伏特加酒。 普通的百姓、家庭主妇、母亲和祖母们害怕情况突变，开始疯狂地哄抢他们认为最容易中断供应的一切东西。 靠近市中心的所有主要街道上——特维尔斯克大街、库圈佐夫大街和马涅什广场——都是庞大的装甲车队以及最初几个小时就被吓呆的好奇的人们。他们渐渐地越来越靠近军车并和在场的士兵们搭话，请他们抽烟、吃饭、喝水，请求并要求他们回答一个最主要的问题：“这是为什么？”被夜间一声警报催起来的士兵们睡眼惺松、饥肠辘辘。他们异常兴奋而又紧张，但却毫无敌意。他们自己对所发生的事情也一无所知。各个部队中没有进行任何解释工作，他们甚至也不大知道要执行什么战斗任务。指挥官们的指示仅限于“为维护莫斯科的治安”。但这与他们的所见所闻自相矛盾。 莫斯科是因各种军车兵器的出现而受到了极大的震荡。 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都手拿着收音机。第一家独立电台《莫斯科回声》正播放着新闻记者们有关事件发生情况的有限报导，以及关于最高领导层内事态发展的相互矛盾的只言片语的传闻和来自白宫的新闻简报……收音机旁现在已经是另一种气氛。这里聚集的已不仅仅是好奇者，而是震惊而激动的莫斯科市民。熙熙攘攘的人流循环地涌动着：从城外赶往市中心看坦克，又从那里径直涌向白宫方向。莫斯科市许多地方的汽车交通均已中断。 中央电报大楼的国际电话和国内长途电话已停止工作。电报大楼已被塔曼师的一个排占领。 莫斯科的实业界已发表谴责政变的声明。所有的交易所均已停止营业。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颁布了《关于中央、莫斯科、其他各市和各州报纸的出版规定》的第2号令。除了向读者发布官方安抚消息的几家中央出版物外，其他报刊已全部停刊。这些报纸——《真理报》、《消息报》、《劳动报》、《苏维埃俄罗斯》——的编辑部内已出现了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代表，并要求“了解”明天各报纸版面的内容。 在白宫对面的桥上，人们挡住了军用装甲车辆的去路。加里宁大街和环城路上均已设置了用无轨电车筑成的路障。人们躺到坦克底下，将铁棍插进停下来的军车的履带中。惊恐的作战小组人员除了通过无线电台听到“保持镇静”的命令外，再也听不到其他任何指示。 还有另一个紧张的中心，那就是紧靠红场和克里姆林宫前面的马涅什广场。沿着马涅什广场排起了一列由坦克、装甲运输车和手待冲锋枪的士兵组成的长队。他们正在把人群赶离马涅什广场。从赫尔岑大街开进广场的两辆装甲运输车相撞了。大剧院附近也发生了装甲运输车相撞的事件。 亚纳耶夫发布的在莫斯科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出笼了。这意味着即将施行宵禁。 所有人都等待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新闻记者招待会。 ★ ★ ★ 所有这一切消息源源不断地传向白宫。我不知道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是什么时候明白发生在首都的一系列事件的性质的。我想他们不是马上明白了这一点。但如果他们更早一些意识到这一切的话，叛乱也许会以更为激烈的方式向前发展。 涌进市区的军车和武器不仅没有“安抚”和平息局势，反而激发了全民的愤怒。 到了傍晚。这种愤怒便汇成了人们自发组织的白宫保卫战。现在大家正紧张地构筑街垒，用手把空的无轨电车推来，开来各种货车，发表演讲，向报纸和电台传送各种消息…… 看来，俄罗斯人同莫斯科有着一套特殊的沟通手段。虽然人们经常责骂和诅咒莫斯科，但同时又从内心深爱着它。莫斯科的威胁被人们不约而同地视为民族的威胁、全俄罗斯的威胁，视为对某种民族神灵的亵渎。在具有正常思维和感情的人们心中，那一天仿佛发生了一场个人的民族解放革命。苏维埃帝国与祖国的形象彻底地分离了。俄罗斯彻底地摆脱了苏联。这一点尤其涉及到俄罗斯的军官和士兵们，因为这一天对他们是一场最严峻的道德考验。 人们清楚地知道“戈尔巴乔夫被抛弃了”。而且这一消息，从大体上说引起了各种相互矛盾的意见。总书记不成功的改革，他那冗长而令人费解的演讲已经让许多人生厌。许多人主张建立强有力的政权，一些社会人士不满民主化所带来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 发动叛乱闹剧的克格勃分析家们的如意算盘正是基于上述情形。 在这种尖锐而复杂的形势下，一些次要的细节和心理因素似乎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不仅没有“内部的”领袖(这一点我上面已经谈到)，甚至连“外部的”、“充当门面”的领袖也没能找到。克留奇科夫本人的形象让人阴郁地联想起斯大林时代的迫害。亚佐夫元帅不适于一个文职的角色。帕夫洛夫因为强行兑换卢布和价格改革而在很短的时间内遭到人们深恶痛绝的唾弃。虚伪狡诈的卢基扬诺夫当然也引不起人们的任何好感，因为他是一个冷酷而老于世故的人物。 也许应当推荐某个类似巴克拉诺夫的新人物来充当“魁首”。但政变者们又害怕有违宪之嫌。于是他们把副总统亚纳耶夫推到了前台，寄希望于他的顽强与自信：但政变者们的希望落空了。 尽管人们对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复杂而矛盾，但他那飘忽不走的命运顿时让他赢得了比整个改革年代更高的总统威望。苏联总统在人们的眼里变成了一个无辜的(或许是“无辜面须”的)牺牲品。 最后，笨拙而毫无秩序地沿莫斯科市区行进的坦克和装甲车，更加点燃了人们的心头之火。像“聋予的耳朵”一样摆在大街小巷的武器，激起了人们愤怒的抗议。紧急状态的社会基石一分一秒地迅速瓦解。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的又一个失败原因是所谓的集体责任制，确切地说，是发生事件的整个无责任状态。 如果事先能逼迫戈尔巴乔夫“退位”，正式剥夺其总统全权、或许事发前夕克里姆林宫的连夜聚会能有某种意义。但由于代表团从克里米亚无功而返(这个结果本在预料之中)，国家高级领导人的聚首(其中许多人是从休养所和疗养院紧急召回的)就具有了完全另一种潜在的意义。其含义的实质就是典型的“连环保”和见风使舵。一切行动必须经谨慎的多方协商，结果是承诺者们的领导层内缺乏动力和“进攻中心”。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重操勃列日涅夫式(而非戈尔巴乔夫式)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旧模式——有名无实的领袖，强有力的幕后人物，复杂的幕后斗争。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议没有署名，以无个性的面目出现，照理说，这些决议本应当也像在停滞年代一样，让人们感到一种神圣的战栗并被视为不可抗拒的旨意。但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这些年里，人们的心理发生了许多根本的变化。人们已经习惯于我们社会中出现的一些个性人物，包括领导者的个性。好也罢，不好也罢，但是出现了有个性的领导人物。戈尔巴乔夫周围就出现相当多光芒四射的人物。 所做决定的“集体性”和“勃列日涅夫”式的工作风格——一小撮最高领导做出决定，而他们的勤勉的执行者去执行——帮了克留奇科夫及其同伙的倒忙。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一种缺乏信心的感觉仿佛贯穿整个宏图大业。 ★ ★ ★ 此刻，白宫大楼内正进行着紧张的、乍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天的头等大事就是我已说过的通过了告俄罗斯人民书和俄罗斯总统1号令。我们将这些文件发往了其他城市，当然只能通过电话和电传。电话通讯——无论政府电话还是市政电话——一直都时断时续。 那一天，新闻工作者们表现出异常的勇敢。白宫内聚集了很多记者。他们手待各种录音机、摄影机和照像设备，勇敢地冲进许多难以接近的大门，耐心地等待着采访，有的甚至毅然投身到“民兵”的行列。 据我所知，酷爱自己事业的新闻工作者们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以这种职业的代表们所特有的执着和热情辛勤地工作着。他们的存在对我总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尽管克格勃的特务和各种奸细们可以披着记者的外衣混进白宫。但是由于形形色色的人们在大楼备层之间往来穿梭，实际上已不可能抑止这一股股强大的人流。人们突破重重警戒线，源源不断地涌来——有人民代表、各个政党和运动的代表及军人。许多人前来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组织卫队，提供资金、食品、药品、装备等等。 对这股庞大的人流应当加以疏导和调整。于是我们便做出了以下的分工：布尔布利斯的办公室为“社会政治”总部，各种知名人士进出其间，记者向这里传送各种消息和传闻，然后根据这些材料不断整理出对事态发展的新认识。 我指定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科别茨将军负责协调军人的工作。他召集了一些军人来研究大楼的平面图，通过自己的各种途径弄清参加这次军事政治大检阅的部队番号，制定受到攻击时的行动计划。 鲁茨科伊负责白宫的保卫，从事那些从清早就开始聚集到大楼周围的人们的“社会工作”，组织我们的战斗力量——总统卫队和一支人数不多的警察分队以及由退役军官、职业保镖和其他战士组成的志愿兵队伍。这一活动的实质在于组织集会和“人墙”，检查岗哨和制定安全守则，如“……在白宫受到催泪瓦斯和神经麻痹毒气弹攻击时应用浸湿的毛巾捂在脸上……”等等。 我知道，所有这一切活动多少带着幻想的、至少是外行的性质。 但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人们发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已处在惊惶失措的状态了。人民对白宫强有力的支持已使得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策划的闪电式叛乱越来越不可能成功。 我们的第二个政治举动是致卢基扬诺夫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提出了我们对联盟议会首脑的要求：公布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及其所在地的真相，立即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对紧急状态做出法律评价，取缔非法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 备忘录文本由西拉耶夫、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送给卢基扬诺夫。在那种紧张而难以预测的情况下，这是一个相当冒险的举动，但是，结果却一切正常。 在这天的中午，我们作出了决定，一旦白宫陷落，就成立流亡政府。为此，第二天早晨安德烈·科济列夫飞抵巴黎，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外交部长可以在未获得全权的情况下宣布成立流亡政府。我们还派以奥列格·洛博夫为首的小组前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便在俄罗斯领导人被捕和莫斯科叛乱成功的情况下在俄罗斯领导民主抵抗运动。 在白宫举行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我们再一次陈述了自己的基中原则：我们要得到有关戈尔巴乔夫的真相；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非法的，因此政变的所有参加者是罪犯。 我已感到形势在逐渐变化。 叛乱分子们对国内所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除了官方政权以外，出现了社会舆论的一些领袖、政党、文化界的独立权威人士、民主报刊，等等……。要想堵住人们的嘴，只有通过残酷的血腥镇压、大肆的逮捕和死刑，或是用各种诡计在紧急状态的条件下以独特的新闻花招愚弄社会舆论，然而所有这一切叛乱分子们都没有用。这样，他们全盘皆输了。 但是，此时外省的情形却迥然不同。我们在一份文件里号召公民们举行政治罢工和采取公民的抵抗运动。到了中午时分才知道，准备宣布罢工的仅有库兹巴斯的3个煤矿(那里有得力的工会领袖)，可能还有莫斯科的几家企业。大部分居民正在观望等待。 旧体制遗留下来的俯首听命的传统，密如铁丝网似地渗透全国的各个角落，这一点构成了叛乱的巨大优势。联盟和备个机构卓有成效地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工作着——国家的电话、电报不断，传达着各种指示，学校、办公大楼和工厂等地都在举行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苏维埃“社会各界人士”的会议。当然，并非一切都如他们所想像的那样顺利，少数地方亦发出了抗议的声音。但从整体上看，旧的机构又一次表现出身手不见的本领。根据莫斯科的旨意，全国各个城市相继成立了由党的领导人、军人和地方负责人组成的特别机构。有些地方出现了区和市级规模的小型紧急状态委员会。一切都以外省所特有的从容不迫的方式自然而然地进行着。 ★ ★ ★ 18点整；在部长会议大楼内召开了都长内阁会议。处在神经崩溃边缘的帕夫洛夫主持了这次会议，实际上所有部长都支持实行紧急状态：有的人低头寡语，有的人热切激忿。这意味着从明天开始整个庞大的苏联工业将在紧急状态下工作。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再过三天，我们将从另一个国家里醒来。对于这种随时可能实行宵禁、到处都是行政限制和检查制度以及在权利和自由领域实行“特殊措施”的政权体制，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 大为让我感到不安的是。苏联外交部的立场和俄罗斯外交部的对立立场。我们得到了来自各个使馆的消息——到处都宣布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虽然此时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首脑都亲自打电话对我们表示完全和无条件的支持，但这种趋向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在这场国内冲突中，围绕军队立场的问题最多。 一方面，军人显然就是这场叛乱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且他们有理由不喜欢甚至怨恨戈尔巴乔夫。但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我们无法理解的东西。既然军队决定采取坚决的行动，并且实际上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既然“叛乱”行动动用了如此庞大的兵力——那么矛头该指向淮呢？指向一小部分民主活动家？指向白宫附近的人们？那么……那为什么所有军车的指挥员在三缄其口之后异口同声地说他们没有接到任何战斗命令？为什么士兵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把他们带到这里？为什么部队的换防中有某种令人莫明其妙的混乱？ 我几次试图同亚佐夫元帅取得联系，想知道军队里的情况。终于，电话接通了。 亚佐夫讲话时语调忧郁，嗓音中透着某种压抑。在我的一再追闷下，他几乎机械地答道：同戈尔巴乔夫的联系中断，俄罗斯领导应停止对合法政权的罪恶抵抗，军队正在履行自己捍卫宪法的义务，等等。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天他处在多么严重的精神压抑状态。那天，他的妻子来到他在国防部的办公室，由于事先对丈夫的计划一无所知，因此实在是被吓了一跳。不久前她出过一次车祸，现在仍行走困难。她走进丈夫的办公室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季玛，你与谁电话联系啦？你过去一直是嘲笑他们的！赶快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说完，她竟在一个强大国家的国防部长的办公室里哭了起来。…·亚佐夫回答说，与戈尔巴乔夫联系不上。 晚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本应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们想在会上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公文包里装着什么样的讲话，又有怎样的耸人听闻的消息。尽管已经清楚，他们已经输掉了叛乱的第一天，但在记者招待会上许多情况会变得对我们不利。 事件的经过 1991年8月19日 俄罗斯总统号召莫斯科市民不要服从自封的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去奋起保卫俄罗斯联邦议会大厦。 总统的座机从福罗斯飞抵弗努科沃机场。机上有戈尔巴乔夫的私人保镖以及私人秘书兼速记员，同时还运来了总统的通讯设备。 电视台第一频道的《时代》节目中出入意料地播放了来自白宫街垒的真实报导。 塔曼师叶甫多基莫夫少校指挥的坦克排倒向了白宫保卫者的一边。 阿尔巴特大街的国防部大楼附近、苏波夫斯基广场上、在举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记者招待会的外交部新闻中心大楼旁边、商尔基大街、《消息报》报社附近、几家员大的中央报纸编辑部所在的《真理报》大街上都停着坦克。 ★ ★ ★ “今天，我想在此声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完全清楚地意识到国家正经受的这场深刻的危机。它将担负起对祖国命运的责任并充满信心采取重大措施以最快的速度使国家和社会摆脱危机……女士们，先生们，由于戈尔巴乔夫总统在最近6年的执政期内辛勤地工作……身体也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损害。我希望我的朋友戈尔巴乔夫总统将返回自己岗位，我们将一起工作。” 在人们期待已久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国和外国记者们直言不讳地提问：所有这一切是不是军事政变？人们可清楚地看到亚纳耶夫和其他人的手在发抖，他们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当记者们提出戈尔巴乔夫健康问题的时候。他们闪烁其词地避而不答，拙劣地编造了一通梦呓般的谎言。这次记者招待会彻底失败了。 情况又一次表明，紧急状态委员会中没有领袖。帕夫洛夫躺倒了。看来他是用大剂量酒精加深了自己的生理危机；克留奇科夫没有参加记者招待会；至于亚纳耶夫，事实己证明人们对其自信心的期望是徒劳曲。副总统的一举一动愚蠢至极。在无言以对的时候，人们的举动怎么可能不愚蠢呢？关于戈尔巴乔夫的健康状况没有一句实话！对于国家不久的前途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释。这次叛乱的公开的、表面上合法的、“温和的”和“乎缓的”特点暴露出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不能向人民开诚布公。他们这帮官僚分子显然不配做政治领袖，不善于词令，不会采取某种确切的、明了的行动。 弧光灯照在他们似乎连成一片的、令人生厌的腊黄色脸上。看了这场记者招待会的人都有一种在世人面前丢人现眼的感觉。亚纳耶夫竭力装出“坚定”也无济于事，带着这种坚定可以轻而易举地让一个国家和世界走向毁灭，因为他的这种坚定就是蒙着眼睛拼命前行。 他们终于气愤和沮丧地分手了，以便在各自的办公室里审视形势，考虑对策。 于是，他们按照俄罗斯人的传统习惯把重要的决断推迟到第二天早晨。 黑暗中的人们 夜同的会晤 8月19日晚上，部长会议主席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西拉耶夫走进我在白宫的办公室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请原谅，我需要回家，今晚我想和家人在一起。”从他的眼神中我仿佛看出：“失败是注定的，我已经老了，想最后看一眼妻子和孩子。” 我的最初反应有种不知所措的感觉。我能预料当所有人悄然离去时我感到怯懦，也能期待绝大多数白宫卫士们所表现出的战斗到底的决心，可现在出现的是第三种现象。 归根结底，政治家不是日本武士，他们没有写血书、对天盟誓。我很理解伊万·斯捷潘诺维奇，但这毕竟是一位领袖的临阵退却，它对留下来的人是一个沉重的精神打击。因此，我尽量把这个细节解释为一种必要的预防措施——必须有一名俄罗斯领导留在白宫大墙之外。此后，斯捷潘诺维奇进进出出，又几度返回…… 我走近窗子，定睛地看了看一群大概是鲍曼学院的大学生。他们共100人左右，互相很依在篝火旁取暖。加里宁大街上的窗口在黑暗中闪着宁静的光芒，走廓内的嘈杂声终于停息下来。我一生中最难熬的一天已经过去，尽管等着我的依然是一个难以煎熬的夜晚。 西拉耶夫走后，我特别想见到自己的亲人。 我们彼此相距很近。我知道妻子随时都可能打来电话。从这个令我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夜晚的某个地方打来电话。 透过窗帘的缝隙(窗户用金属百叶窗遮闭着)或以看见一圈激动喧哗的人群，还有成堆的坦克，装甲运兵车几乎车轮挨着车轮地围成一小圈停在大街上。再就是像其他几个师一样在事先调到莫斯科的空降部队和图技师。就在不久前，我曾经到过图拉师。 大楼顶上放置了防直升机的铁棍，以防止载有战斗小组的军用直升机在楼顶上降落。 每个人都发了在遭到化学武器进攻时使用的防毒面具。我也试戴了一下，但防毒面具最多只能戴一个半小时，然后就会感到闷热，而且戴着它行走很不方便。 接待室成了一个用椅子、桌子和保险柜筑成的街垒——在遭到进攻时可以坚持数分钟。 我的意志不但坚强，而且神经系统也很健康。当时身体有种感觉：如果不能休息哪怕半小时，明天就会犯错误，就会作出不正确的决定。那就是一种殊死的冒险。于是，我强迫自己睡了半小时，然后又一跃而起开始工作。 我是这样休息的：我的办公室旁边站着一位手持冲锋枪的哨兵。而我这时实际上是呆在白宫大楼的另一例，一个只有两三个人知道的不醒目的小房间内。 尽管我们制定了各种计划，做了各种准备以应付可能的进攻，但总的情形仍然是极端危险的，白宫可以轻面易举地被攻下。两个响成一片、火焰冲天的火箭简就可以把一楼炸得干干净净。然后趁着滚滚的浓烟，专业小分队不费力便可以爬上我们这个楼层，更何况可以用直升机从上面进行助攻。 类似的作战行动已经被研究得十分透彻。 甚至还有关于此类作战的专业教科书。只有唯一的一样东西是教科书里没有写过只言片语的——那就是白宫大楼前的人们。从心理上讲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因为在作战时应当把这些人，这些一大堆活生生的人碾死或击毙。 ★ ★ ★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一直有一种感觉，似乎有某种神奇的东西始终在帮助我们。 尽管这一切说起来也非常简单，一方面是杀人的武器，由于它威力无穷、手段种种而被认为不可战胜。但要知道一切最终取决于人。然而，人们要么像坦克上的军官一样一无所知。要么各自为政，要么拒绝执行命令。而另一方面，我们这一方面情况恰恰相反——人们在最需要的一刻赶到了需要的地点。这不知是出于天赋的本能，还是因为受到某种动力的鼓舞…… 众所周知，有一个由数人组成的狙击手分队本应在掩护下对我们采取行动。可这个狙击手分队恰恰被我们的一位狙击手发现了，因为最高苏维埃安全警察卫队各种口径的枪炮当中发现了一支带光学瞄准器的狙击手步枪。 正是这位狙击手准确无误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爬上楼顶，仔细观察了邻近的制高点并发现了敌人。在战争时期狙击手们之间曾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他们同时发现并瞄准对方，他们往往会和平地走开。 我想，这一次这个规定也起了作用。 但最主要的一点是，这是一个通知我们有危险的信号，它来自紧靠巴甫利克·莫罗佐夫儿童公园后面的居民楼楼顶。有人在监视我们，也有人从紧挨着美国大使馆旁边的“世界”饭店的楼顶上监视我们。 因此，我们没有再靠近窗户，我从阳台上对白宫保卫者们的演讲也被转移到大楼的另一面。我们还讨论过抓获这个狙击者小分队的各种方案。但大楼内的军人们说。第一个狙击手均由一个克格勃小分队保护。这意味着在大楼的入口处短兵相接、炸弹横飞，意昧着城内短兵相接战斗的直接升级。我们决定不去冒这个险。 狙击手们明白他们已经被发现。于是，正如我们所预料的一样，他们在夜间停止了工作。很快他们便撤离了监视点。政变分子们决定把宝押到直接袭击上。 ★ ★ ★ 大概，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指挥的人数不多的总统卫队的任务简单明确。 几乎所有呆在白宫里面的人都明白，按常理应当攻打白宫。攻打白宫对这些可诅咒的叛乱分子们实在是势在必行…… 因此，卫队决定援救总统。 我知道科尔扎科夫正设想一个又一个方案并对其逐一进行演练，以便找出最可靠的援救方案。我还知道，如果任由卫队决定，他会让我离开白宫，将我带走藏在地下过道里，我将乘坐木筏，然后坐着飞行气球迅速地飞上天空，等等等等。自然，我当时没有过问这些无数的计划，关于它们，我是事后很久才知道的，但从科尔扎科夫刚毅、兴奋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一定又想出了什么新招。例如，我了解到他从塔甘卡剧院的化装室里定购了胡须、假发……可以想像，我这副化装的尊容一定可笑极了。 ★ ★ ★ 还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巧合：杰出的俄罗斯音乐家、大提琴家罗斯特洛波维奇曾两次在最危急、最紧要的时刻来到俄罗斯——尽管他生活在美国，而且经常周游世界。 第一次是在1991年8月叛乱时。 第二次是在1993年9月底至10月初。 对我来说，与他的两度会面有着某种象征的意义。 这不仅仅是插曲，而且是心灵的里程碑。 我知道，在8月那些日子里，白宫下面聚集着几乎“整个莫斯科”即莫斯科最积极、最显赫、最活跃的一部分人，其中有演员、画家、作家、音乐家。 但罗斯特洛波维奇是一个有特殊能力的人物。 我突然感悟到，古老的俄罗斯、伟大的俄罗斯在保佑着我，一种崇高的、至高无上的艺术在保佑着我。 ……白宫的楼内楼外，许多人的神经已经受不住了。而有些人在此种情形下不知怎么行动，或者说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歇斯底里的病患者，更有相当多的酒鬼。后来当我们走下仓库时，一位知名的民主派人士也喝得醉醺醺的，这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印象。一般来说，任何聚集的人群都能引起各有利弊的结果。我们试图对人群加以控制，然而并非一切都能被我们所左右。我明白这一点，于是，每一分钟等待都像100普特重的称砣压到了我的心上。 就在这时，罗斯特洛波维奇来了。于是一切都有条不紊起来。一切鸡毛蒜皮的琐事都销声匿迹，那种令人完全疏远的压抑的气氛悄然消逝。无疑，这是一个采取了勇敢的乖庆之举的伟人。他要求要一支冲锋枪，人们也借给了他一段时间，尽管当时每一支枪都非常宝贵。 还有另一个与罗斯特洛波维奇有关的插曲。 那就是红场上的音乐会。寒风吹动着燕尾服的后襟，音乐家们的手冻僵了，手指也冻得发紫——但他们不停地演奏着，为我们大家演奏着。 如果说姆斯季斯拉夫·列奥波多维奇在8月事件中曾用自己的心灵的激情为俄罗斯的民主祝福的话，那么1993年9月底他仿佛是用自己美妙的音乐向人们说——准备迎接伟大的考验吧，上帝会帮助你们的。 在白宫里的一次深夜会见永远铭记我的心头。 当时还不是莫斯科市长，只是莫斯科政府首脑的尤里·卢日科夫来到白宫，而且不是一个人，他携同妻子一起来的。他的妻子当时正怀有身孕。在地下室走廊的日光灯的昏暗的灯光下，她那苍白的脸和与她寸步不离的卢日科夫神情紧张的脸看起来很奇特。他们久久地坐在一起，任何人也没有去打搅他们。 这一插曲再一次提醒我。正如一位诗人所说的，我们在这里玩着“殊死的游戏”。男子汉的性格驱使卢日科夫来到白宫。但他又不能离开妻子。他们一起等待着，这个对于他们以及对于他们未来的孩子的夜晚将怎样结束。 ★ ★ ★ 有人向我报告：亚历山大·列别德将军来到了白宫。鲁茨科伊、斯科科夫和科尔扎科夫已同他进行了预备会谈。 然后我也认识了。 列别德是一个有趣的人物。他是一位经历过阿富汗战争的将军，他的空降兵达标成绩曾优于任何一名士兵。他举止严肃、胸怀坦荡，把军人和军官的荣誉看得高于一切。 格拉乔夫派他来探察情况。当根据亚佐夫的命令越来越多的部队开往莫斯科的时候，应当确定并弄清白宫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列别德试图向人们解释，只要向白宫发射几枚反坦克导弹，白宫就没有任何防御可言。 这位将军宣布，停在白宫周围的8辆装甲运兵车将参加白宫的防御。鲁茨科伊和科别茨开始争论应怎样更好地配置战车。争论没有得出任何结果。列别德再一次确信，他现在与之打交道的人在军事方面知识甚少，他们甚至未必能顶住一个不大的职业小分队的进攻。而莫斯科和莫斯科城外这种小分队已有数十个。 在会谈中，列别德语气枯燥但令人信服地向我解释说。我要求军队不服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呼吁，怂恿士兵和军官不执行命令。这可是违反誓言的行为。 列别德说，为了使您的呼吁有效并有理有据，您匝当取得俄罗斯境内最高总司令的地位。因为最高总司令并非国防部长亚佐夫，而是戈尔巴乔夫总统。他现在去向不明，而您作为共和国总统有权统帅俄罗斯的武装力量。 我对列别德表示感谢，然后我们就告别了。 我没有马上决定迈出这一步，就这个问题的命令直到第二天才正式签署。 我委托尤里·斯科科夫同军队和内务部的最高领导进行接触。我们需要与他们保持非正式的联系。他会见了亚佐夫的副手格拉乔夫和普戈的副手格罗莫夫。鲍里斯·格罗莫夫和帕维尔·格拉乔夫也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经历了殖民战争(从前曾会这样说)的痛苦磨炼。但这两位将军都极不想在莫斯科看到战火。 事件的经过 1991年8月20日 克格勃专家们为克留奇科夫准备了一份材料。其中谈到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所犯的一些极大的错误。 莫斯科几家被查封出版物的记者们正在准备以传单的形式发行《大众报》。传单用计算机打印并复印成数干册发行。 对1500名莫斯科市民的紧急民意测验表明，仅有10％的人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 苏联安全委员会成员普里马科夫和巴卡京反对叛乱。 原总统委员会成员和戈尔巴乔夫的亲密顾问亚·雅科夫列夫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和反抗。 白宫周围的数万人集会持续了数小时。集会通过一家地方电台转播着消息。其中的一份消息称：亚纳耶夫签署了关于逮捕叶利钦的命令。 ★ ★ ★ 前一天晚上，巴克拉诺夫坐下来起草致亚纳耶夫的声明。声明的开头这样写道：“尊敬的根纳季·伊万诺维奇』鉴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已不能稳定国内局势，我认为已不能继续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应当承认……” 他没有写完，放下笔便亲自前去劝说。 瓦连尼科夫从基辅发来密码电报：“我们全体请求立即采取措施消灭冒险家叶利钦的党羽。俄罗斯联邦政府大楼必须立即严密封锁，并切断其水源、电源、电话和无线电通信等设施。” 一切表明，瓦连尼科夫的脑海中已经准备了一个明确的“消灭”计划。看来，他因呆在基辅而难受。 但整整一夜过去了，整整一个上午又过去了，面对大楼的进攻和封锁还没有开始。军队仍然一动不动，武器在大量地转移……这种犹豫不决意味着什么——难道克留奇科夫愚蠢到连这也不懂吗？ 列别德将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契卡洛夫斯克和库宾卡机场—片混乱。博尔格勒师在‘热点’地区飞行了3年，就其飞行经验来说按理可以在任何地点着陆。但他们的许多飞机却打乱了飞行计划，各自为政地申请并降落在其他机场上。飞行团的各个分队混乱地掺杂在一起，控制台也遭到了部分破坏……可是在这一切混乱的背后能感觉到有某人的强有力的组织愿望。深夜12点多钟，格拉乔夫打来电话：‘赶快回来！’于是我急忙赶了回去。司令员情绪激动。卡尔布辛打来电话说：‘阿尔法’将既不参加封锁，也不参加对白宫的突击。但不知道捷尔任斯基师的态度如何，他们的车辆是否出动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准确的消息。他建议向师部通行检查站打电话。一位下士在回答共有多少车辆、什么时候出动的时候，用睡意正浓的嗓音反问道：‘车辆？什么车辆？谁也没有向任何地方出动……’图技师也没有离开图申半步，‘暖营’旅不知去向……” 对于那天笼罩在军营中的混乱，列别德将军试图解释为“黑暗势力”的某种巧妙而诡密的阴谋……但真正的混乱是不可能如此巧妙地组织和引导的。它的出现有着极为简单的原因。列别德前往库宾卡接收的空降师是第几支部队，是那些日子开进莫斯科的第几支部队？第四支、第五支还是第六支？ 对白宫的突击，一个连就足以完成。但军人们没有预先筹划的任何计划，而代之的是俄罗斯人惯有的“猛攻”。 但主要的原因当然不在这里，还在军人们与我们接触之前，对所发生事件的摸棱两可的态度就笼罩了军队的最高领导层。 军队知道。克格勃的行动整整晚了一昼夜。现在，正如列别德在回忆录中对格拉乔夫所说的，“最高苏维埃大楼附近的任何武力行动都会引起可怕的流血事件”。这对军人们将是无法愈合的最沉重的精神打击。因此他们只作出准备突击的姿态，模拟军事行动，拖延时间。 但不管怎么说，最后决断的时刻就要到来。 ★ ★ ★ 克格勃专家们在这天早晨给克留奇科夫的紧急分析中，罗列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在近期可能遇到的事态发展的各种方案： 1。广大群众的反抗和左倾政变。重新回到8月20日以前的局势，但已处在对共产党人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恐怖制度下。 2。急转直下的右倾倾向。指责戈尔巴乔夫后的领导班子为戈尔巴乔夫的帮凶。权力斗争加剧并逐渐向正统的右倾势力过渡。原则只有一个——所有与戈尔巴乔夫有关的入都有罪。预计的期限——从两周到两个月。 事件的经过 1991年8月20日 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领导签署声明指出，叛乱怀疑……与戈尔巴乔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深刻改革的方针。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号召青年们。首先是士兵不要受叛乱分子的娩拔。 荣获列宁勋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吉洪诺夫号召合作社领导人和企业家们抵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议的负责人的一切行动。 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从8月20日宣布罢工…… 苏联新闻工作者协会在自己8月20日的声明中表示了坚决的抗议…… ★ ★ ★ 整个国家终于苏醒了。昨天绝大多数人都还在悄声地议论各种传闻。到了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口头和书面的方式公开地表示了自己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抗议：既有共青团，也有工会；既有科学院院士，也有院校、研究所、各个创作团体和劳动集体，乃至交易所…… 所有这些信息都很快被送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办公桌上。 在错过采取坚决行动的一天里，他们确定方针，弄清关系，试图找到合适的“形象”并按照巴克拉诺夫、瓦连尼科夫和其他人的建议把整个事件纳入法律的轨道。但这一天却产生了许多新的、更为严重的问题。 现在要镇压的已不仅仅是白宫附近越来越多的无所顾及的人群的反抗，不仅仅应当对付国际社会的明确立场，不仅是血流成河，而且……要实行比预先计划的更为严厉得多的管理体制，实际上就是军事独裁体制。所有今天表明抗议的人，明天都应当受到严惩——至少应当被捕。那该有多少人要锒铛入狱啊！么其他的人呢？他们将作出何种反应？大量的逮捕只好从报纸的编辑、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著名的演员、学者和作家开始——这样的事情只在斯大林的时代的国家才见过。 ★ ★ ★ 为数不多的支持叛乱的政党领导人之一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还在8月19日的一次群众集会上，他就表示了这一点。日里诺夫斯基始终认为，自由一民主派们一贯主张建立俄罗斯帝国，主张铁一样的不可动摇的苏联边界。主张用军事方法建立秩序。就是说，他们主张“万岁”！ 利用这个机会，我想作一个远远超出本书范围的、为时尚早的预言：在1993年的大选上，日里诺夫斯基将给我们揭开一些我们连想都想不到的我们社会的社会心理的和道德的脓疮。其中之一就是许多俄罗斯人对法西斯主义缺乏免疫力。 ★ ★ ★ 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所怂恿的军人们依然不得不确定突击的时间，并且召开制定近期行动计划的会议。 行动最初定于8月20日晚上，后来被推迟到夜间两点钟。原因是“兵力不足”和必须调入新的、没有受到莫斯科市民们宣传鼓动的部队。这次行动包括了军队、克格勃和内务部的协同行动。 这个计划落在纸上是这样的： 由亚历山大。列别德将军领导的空降兵与内务部特种摩托化步兵师密切配合，从美国大使馆和克拉斯诺普列斯涅斯克沿河街方向封锁最高苏维埃大楼，包围白宫并从而切断通向白宫的通路。 特警分队和空降兵潜入保卫白宫的保卫者人群中，身质打开一条通路，“阿尔法”分队顾着这条通路向白宫推进，行动小组紧随其后，最后是由身强力壮的训练有素的特警组成的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的克格勃“波浪”分队。 “阿尔法”分队用火箭筒炸开大门，冲上五楼抓获叶利钦总统。 “Ｂ”行动小组负责镇压反抗的腹地。 “波浪”分队分成“数十个”小组，与克格勃总局的其他力量一起对莫斯科和莫斯科州实行“扫荡”：查清身份并拘留应逮捕的人员，其中包括俄罗斯的全部领导人。 几位编人“数十个”小组内的摄影师负责拍下白宫保卫者们反击的炮火，以便日后证明是他们打响了第一枪。 克格勃的专业人员封锁大楼的所有出口。 专用汽车应在街垒中打开一条通道。3个坦克连用大炮轰击恫吓白宫保卫者。 还有军用直升机大队从空中助攻…… “大使馆”行动 大约在深夜2点30分左右，我看了看表，然后闭上眼睛小葱了一会儿。当再一次枪声大作的时候，助手们把我推醒了。他们把我带到下面，就在车库里给我穿上了防弹背心。然后让我坐在汽车的后座上，说了声：“走！”当 “吉尔”车的发动机发动后。我彻底地醒了，问道：“去哪儿？”还在半睡半醒之中，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完了，进攻开始了。 白宫是一座巨大的建筑物，它的一佣面向一条大街，另一侧面向另一条大街，而且面向美国人在此前不久刚刚为自己使馆盖了一栋新居民楼的那条小巷。赶到那儿仅需要15秒钟左右。在我们几种撤离方案中这是最主要的一条。事前已经同美国人联系过，美国人马上同意在紧急情况下接受我们。此后他们还亲自打来过电话，甚至来到白宫提供自己的帮助。 当时还制定了其他撤离方案，但任何一个方案也没有向我报告。 其中还有这样一个预先准备的秘密计划。沿地下管道大约可以走到“乌克兰”饭店地区。人们计划让我换装、化装，然后用汽车在市内的某个地方接我。也曾有过其他的几种计划。 但我想再说一遍，同美国人的方案是最简单可靠的。于是。在响起头一阵枪声的时候，他们便开始实施这个方案。 在我得知前往何处之后，我坚决拒绝离开白宫。从安全角度考虑，这个方案无疑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从政治的角度看，却是百分之百的错误。谢天谢地，我马上意识到了这一点。一旦人们得知我藏到了美国大使馆，其反应是可想而知的。这实际上就是小规模的移居国外。也就是说把大家放在枪林弹雨之下，自己却躲到了安全的角落。除此之外，我还知道，尽管我们非常尊重美国人，但我们国家的人们不喜欢外国人过于积极地参与我们的事务。 ★ ★ ★ 所有的信息来源都表明，第二天快结束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作出了进攻白宫的决定，开始向莫斯科调集新的兵力。 于是我们决定下到仓库。 这个现代化的防空掩蔽部不仅仅是一个地下室，而从军事角度看是一个非常在行的建筑——离地相当深而且坚固结实。卫兵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打开两扇巨大的密封专用门。仓库有几个出口。一个直接通向隧道的地铁道。当然，必须经过约50米长的高高的铁梯。为防万一铁梯被布上地雷，第二个出口离通行证检查口不远的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门，通过它可以直接去到大街上。还有经过地下管道的一些其他出口。 仓库内有几个房间以及睡觉用的双层床。有人给我们拿来了椅子。我们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令人难熬的夜间的几小时。有趣的是秘书、汀字员、小卖部的服务员这些妇女们没有离开我们。不知为什么谁也没走，尽管当时已经下达了离开白宫的命令。 最艰难的时刻在凌晨3点钟到来了。枪声又重新响了起来。很显然，企图悄悄离开地下仓库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上面大概已经有人员伤亡…… 再也不能坐以待毙了。于是我决定回到楼上。 白宫内我们所在的楼层上的人们渐渐地开始走动起来，许多房间亮起电灯，响起了电话铃声。 有人向我报告：有3个人被打死了。 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我勉强地说了一句：有人员伤亡。 夜间絮语 父亲 一张发黄的、几乎完全腐烂的卷烟纸，一张办公用的马粪纸，不退色的紫墨水。我的面前是一份审理1934年在喀山工地工作的几位农民的《5644号案卷》。我的父亲，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叶利钦是其中的一位。 那时我的父亲28岁。与我父亲同案审理的还有他的弟弟安德里安。弟弟比他还小，那年22岁。 在此之前我们家的财产被作为富农“没收”了。如今我们大家都开始忘却那是怎么回事。其实说起来也非常简单。我们村苏维埃在寄给喀山肃反委员会的证明中写道，叶利钦一家承租了5公顷土地。“革命前其父的家产业应用富农，曾有一个小磨坊、一个风磨坊和一台脱粒机。长期雇工。种植面积曾达15公顷。有自动捆扎收割机一台，5匹马，4头奶牛……” 他有这有那……他干得多就得到的多，这就是罪过。苏维埃政权喜欢谦虚的、不引人注目的、不出头不扎眼的人。而对于强壮有力、聪明能干和才华出众的人们，它既不喜欢也不留情。 1930年，我们家“被迫迁出”。爷爷被剥夺了公民权。按人头计算的农业税压得全家喘不过气来。总之，我们全家被人绞尽脑汁地逼上了绝路。于是爷爷“逃亡”了。年龄稍大一些的兄弟俩终于明白他们在农村已没有生路，于是来到了城市的工地。一个世世代代在土地上耕耘的农民家族，一幢硕大的农家住宅、一份殷实的产业，一下子就荡然无存了。 此后的情节依然是很典型的。兄弟俩在喀山家用机械厂的工地上干了两年。他们在一个工作队里当木工，为斯大林的工业化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哥哥，即我的父亲已经成家，并在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那就是我……但1934年4月这个新的生活又一下子化为乌有。 在“卷宗”的一页纸上突然出现了一个词——“同村人”。当时的国家政治保安局人员自己这样称呼这一案卷中被指控的6位农民——叶利钦兄弟、卡伏里洛夫父子、瓦赫鲁舍夫和索科洛夫。那叫什么“审理”呀！就是一个特别的“三人小组”往桌旁一坐，“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根据第58条第10款给这个判5年，给那个判6年，而我的父亲和叔叔被判了3年集中营生活。 但“同案犯”们根本不是同一个村子的人。卡伏里洛夫父子和叶利钦兄弟来自当时被称为乌拉尔州的两个不同的区，瓦赫鲁舍夫则来自乌德穆尔吉亚，他们是在工地上认识的。但“同村人“这个词仍然是意味深长的，从爵反角度这一名称和整个案件的底蕴在于：在于个简易的工棚里聚合着几个富裕农民家庭的余孽，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了，对苏维埃政权心怀不满。 ……我不停地翻着案卷，试图弄清谁是主要的告密者，一切是从谁开始的？最后终于得出结论——这个案件是有计划的。大约在案件的前后，在喀山假想出几个大型的“阴谋”和“反革命破坏的”小组，这样以便可以一下子缉拿数十人。抓6个工人对这个特别“三人小组”简直是举手之劳。但这件事必须去办，以便交差。应当从住在最普通的8号工棚内的普通、诚实的工人们中间揪出“人民的敌人”。于是，某个领导，或是某个党员，或便衣情报员用手向国家政治保安局工作人员一指——瞧，他们这些过去的富农就是敌人。 一个重要的细节是：无论我父亲，还是他的弟弟都什么也没有承认，没有认罪。在其他年代这样的固执的脾气是要大吃苦头的，诸如遭受严刑拷打，百般折磨……但审讯中的大施刑具的普遍流行，尤其是官方认可的刑讯是后来才被允许的。那一年刑侦员似乎有些着急，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填好表格，一切按社会主义法律的规章行事——审讯记录、证人证词、对质、来自原籍的调查材料等等。这一切都需要搜集、签字、仔细填写和饼凑。整个工作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反革命破坏小组”的罪过究竟在哪里呢？他们把一锅发臭的汤倒在地上，22岁的安德里安。叶利钦在气头上喊道：他们究竟想干什么？是不是想让大伙都从工地上逃跑掉7另外，当时工地上组织发行“公债”，即拿走工人的工资而发给债券。在“案卷”的第三页上我读到：“在债券签字时，伊万·索科洛夫说：‘我不签字。体们凭什么搜刮我们？旧的债券还没有拿到，现在又发行了新的’(证人古德林斯基1934年5月7日证词)。” 他们在复活节喝酒也被查了出来。这也是一条不小的罪状。其实在“案卷”里没有记载父亲任何激烈的言辞。基本上是弟弟和其他“同案犯”讲的。但父亲是这个“富农”工作队的队长！而且看来是一个不错的队长。有这点就足够了…… 下面是本案证人之一的克拉西里尼科夫的证词。他的证词由刑侦员杰尼索夫进行记录，而证人克拉西里尼科夫在记录末尾写道：“证词记录无误。”然后是签名。我特别保留了刑侦员的一份令人惊讶的错字连篇的记录：“整个这个小组一贯保持紧密的联系，无论在工作时间还是非工作时间。所有这伙人经常在叶利钦的住宅聚会。他们都是富农，但却竭力隐瞒这一点。整个工作队为了隐瞒自己的家庭成份，他们的工作成绩突出。但尽管工作良好，他们却经常在时利钦的住宅聚会讨论某些问题。讨论什么我一无所知，因为我没能参加他们的聚会。” 几个证人偶然的、杂乱无章的证词就把一切都“彻底揭露”了。最后是“起诉书”。一共有6个人的名字。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叶利钦排在名单中的第三位。 起诉书的内容是这样的： “……这伙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来到喀山农业机械厂工地后，在富农索科洛夫的领导下，在工人中进行系统的反苏维埃宣传，其目的在于瓦解工人阶级和散布对现有法律秩序的不满情绪。他们利用伙食和供应方面的困难，企图制造不健康的情绪。同时散布关于战争和苏维埃政权行将灭亡的谣言。进行了反对公债的宣传，极力反对对奥地利工人的帮助，即触犯了刑法第58条第10款。” 最后是一张为普通纸1／3尺寸的小纸片。“1934年5月23日鞑靼自治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安局三人法庭小组会议第12号记录摘要。听取了指控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叶利钦的案卷。该犯1906年出生在乌拉尔州的巴斯马诺沃村，是一个被没收财产的富农，在喀山农业机械厂当木工。根据刑法第58条第10款判决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在劳动改造营三年监禁。” 在这页纸的反面写着：“1934年5月23日阅。”下面是尼古拉·叶利钦的签名。这个案子像一块沉沉的石头压在我心上，使人喘不过气来。我不停地翻着，翻着，总想弄清楚其中是否有某种逻辑……对外关系肃反委员会的机器会无缘无故地吃人吗？ 父亲从来没有同我谈起过这件事。他把这一段生活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了，似乎没有这件事似的。在我们家里这一直是被禁止的话题。 我那时才3岁，但我至今仍记得那种恐怖和可怕。一天深夜，简易的工棚内走进几个人。妈妈尖叫一声就大哭起来。我被吵醒后也开始哭了起来。我不是因为父亲要走而哭泣，那时我还小，不懂得是怎么回事。我看到妈妈在哭，而且她很害怕。她的恐惧和哭泣便传给了我。父亲被带走了，妈妈扑过来使劲地把我搂在怀里，我终于安静下来，然后就睡着了。 3年之后父亲才从劳改营回来。 如果我们诅咒过去，像我父亲曾经做过的那样，把过去从记忆中彻底抹去——这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我们的历史既是伟大的历史，同时又是可诅咒的历史。就像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历史一样。只是在俄罗斯，这一切的一切，这一幕又一幕的悲剧，这一层又一层的历史积淀是如此沉重而又盘根错节、以至于时至今日，每当人们看到这黄色的《5644号案卷》，仍然不由自主地不寒而栗。 垂死挣扎 白宫周围的紧张气氛每时每刻都在加剧。妇女和孩子们已被请求离开危险地带。一个空降兵分队切断了“莫斯科回声”电台的发射机，广场上的人们已听不到任何消息。但到了傍晚，在人民代表们对邮电部长的强烈要求下，“莫斯科回声”又重新开始工作，广场上不停地播送着关于部队调防的情况简报。 在这种情况下，将军们在瓦连尼科夫的压力下仓促制定的美好计划已经不可能执行。要实施这个计划至少必须亲自领导战斗行动，亲自带领各个分队冲锋陷阵，手拿冲锋枪冲向手拉手在白宫周围构成三道、四道、五道人墙的手无寸铁的人们，冲过无数老人和妇女，冲过绵延1公里的人群。 那就要对着俄罗斯的骄傲和希望——俄罗斯的知名人士，对着俄罗斯的政治象征——议会和政府开枪。 军队当然不能迈出这一步。作战部队总是想紧随事件的发展、但总是试图跟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疯狂而矛盾的行动，他们现在正带着痛苦的耻辱退回自己的基地，关掉无线电发报机，在郊区的街道上“迷失方向”，静静地停在暗暗的夜幕之中。 ★ ★ ★ 在军人们的所有的答记者问和回忆录中，不知为什么总是固执地把装甲车队沿萨多夫环城从柴科夫斯基大街向斯摩棱斯克广场调动称为对莫斯科街道的“巡逻”。但这决不仅仅是巡逻，面是一种最后的、绝望曲举动，即试图用转移军车和武器恐吓，涣散和驱散白宫周围的人群。不管怎么说，在地下隧道内的一辆军车上被掩了一块帆布，一个人跳上装甲板，于是便从舱口响起了警告的枪声——一个小伙子倒下了。装甲车猛然朝后退去，车后拖着小伙子那具奄奄一息的躯体。还有两个冲上去救助的人也被打死了。 血迹久久地留在沥青路上。德米特里·卡马里、伊利亚·克里切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乌索夫这3个年轻人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他们水垂不朽。 这是一件那个晚上无论是军人还是我们看来谁也不想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本可以不发生——只要军车指挥官一声“原地不动”的命令就行了。然而这又是一件预料之内的事情，因为人们数小时连续处在可怕的紧张之中，一直在等待着最可怕的时刻的到来。 但这个牺牲毕竟让所有的人一下子都清醒了。这天早晨在自己副手的压力下，亚佐夫元口中发出了关于从莫斯科撤军的命令。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在众多的枪口保护之下昨天还感到自己信心百倍，现在却处于命运他关的时刻。他们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 紧急状态委员会召开的最后一次混乱不堪的会议一直在无休无止的歇斯底里气氛中进行，这一点从莫斯科第一市委书记尤里·普罗科菲耶夫的话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说：“最好给我一支手枪，我自杀了事。” 顺便说一句，现在普罗科菲耶夫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商人。 8月21日早晨，整个国家都从恐惧和麻木中醒来。难道还要继续流血吗？难道一切还汲有结束吗？电台和电视台继续播放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尽管情况已经急转直下，但被自己所作所为的责任吓得惊惶失措的紫急状态委员会在垂死挣扎，因此他们冒险的可能性依然极大。 但是亚佐夫元帅已经作出了决定——军事武装开始渐渐撤离莫斯科。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召开了。 事件的经过 1991年8月21日 14时15分，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巴克拉诺夫和季贾科夫乘坐的苏联总统专机起程前往“福罗斯”，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乘坐另一架飞机一同前往。 16时；3分，从“弗努科沃”2号机场一架图一134飞机起飞前往福罗期。帆上坐着西拉耶夫、巴卡京、鲁茨科伊、普里马科夫和10名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 19时25分，载着叛乱分子的飞机在“别里别克”机场降落。 戈尔巴乔夫拒绝同叛乱分子们谈话，他只是对他们进行一番严厉的道德训斥。他们无言以对。原总书记面前站着的是一支自杀者的队伍：虽然他们身份不同、面目相异，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他们都已成为过去。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了他们政治生涯的最后一页。 看到身背冲锋枪的全副武装的鲁茨科伊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惊恐地问道：“您是来逮捕我们的吗？“为什么？”——鲁茨科伊奇怪地反问——“是来解放你们的！”赖莎泪流满面地嚎啕大哭起来。 尾声 当天深夜，“弗努科沃”2号机场，从飞机舷梯上走下戈尔巴乔夫，正如有人描述的，他的“脸色非常难看”。一同走下飞机的还有他的亲人。我从电视上看着这些镜头，心里想道：虽然戈尔巴乔夫过去和现在都是我的政治反对派，但这样一次可怕的事件有这样一个良好的结局，实在是再好不过了。 然而，第二天，是举行送葬游行的最沉痛日子——难以数计的人群队伍从白宫一直排到瓦干科夫，气氛沉重而压抑，真为我们所有人感到难堪而羞耻。戈尔巴乔夫经不住这一切，他走了，而我和由于痛苦而脸色发黑的母亲们留在了一起，我不能离开这里。 谁准知道这次葬礼将不会是最后一次…… 有人多次指责我在叛乱后立即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示威性地签署丁关于停止共产党活动的命令。是的，我是示威性的，但不是恶意的。谁也不能否认，这3天里所发生的最主要事件是共产主义政权在我们国家完全彻底地垮台了，政党留下了，思想留下了——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国家的、好战的意识形态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 ★ ★ 非常奇特的是，那3天的事件与1993年10月的白宫“保卫“战细节有着惊人的相似。两者似乎像照镜子一样互为反映。 我不想看这面“镜子”。但是必须看一看。 10月动乱期间白宫内也有妇女，她们也没有离开，也同样是自发的“保卫”白宫：用办公用具筑成的街垒、昼夜不停的岗哨，手待冲锋枪的老百姓试图争取军队倒向自己一面，还有利用地下管道的各种计划。 鲁茨科伊绝望地试图同外国使馆取得联系，以便获得国际社会的保护。我当时却是拒绝前往美国使馆，虽然人们提供过这种保护，而当时，西方国家的首脑们亲自同我联系。 但是，如果抛开成见面从更广的角度看待问题，那么两次事件中那种寄希望于外来援助的馈形也同样是相类似的。 我们在1993年10月竭尽全力避免武力冲突。为此我们甚至迈出了我现在看来极其危险的一步：解除参与行动的所有警察和内务部部队的武装。部队在对付手持石块、铁管和燃烧瓶的人群时仅用塑料盾牌进行自护。 这种过于谨慎的后果很快就表现出来：当开始流血和出现伤亡之后，莫斯科的警察部队离开自己的岗位。他们不想让身无武器的军官和士兵毫无意义地栖性。政府的要害部门无人守卫，尽管时间不长，但的确没有任何人守卫…… 看来“镜子”也能撒谎：1991年8月，莫斯科曾重兵压境，大街小巷都停满了坦克和装甲车。 1993年10月却没有军队。10月4日凌晨4时以前一直没有军队。我记得1991年8月事件的痛苦教训，那时把军队当作菜园稻草人来吓唬人，军人们非常害怕陷入那样一种境地——万一真的诚如鲁茨科伊和哈斯布拉托夫在自己的革命呼吁书中所写的那样，是人民起来反对一个反人民的政权呢(这些呼吁书很快就进入了各个军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万一这真的是一场人民革命呢？ 在10月，我们竭力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不开枪。而在8月则是强迫人们开枪。但结果枉然。 1991年8月，总体情况始终从各个方面支配着事件的每一个参与者。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有那些可怕的分分秒秒中的体验，有形势每时每刻的变化都可以使政治家升入天堂或投入地狱的面临深渊的体验。 而在10月、白宫中的人们竭力重视两年前的情景，坚信白宫的又一次胜利。于是便一意孤行、执迷不误地挑起动乱。 克里姆林宫的人们，包括我在内，害怕成为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角色。于是便出现了我们行动中的那种几乎导致灭顶之灾的笨手笨脚和优柔寡断……并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我觉得，俄罗斯似乎存在着一个非常独特的总体政权。 过去，政权始终被视为某种不可思议的总体力量的形象，这种力量令人生畏，坚不可摧，乃至任何关于政变、叛乱和动乱的想法本身都给人一种十分荒谬的感觉。 政权只能自己垮台，就像1917年10月发生的事情一样。 像1991年所发生的事情一样，甚至像1993年10月险些发生的事情一样，这里由于我们不仅不善于巩固、甚至不善于保护这个作为国家安全心脏和国家控制台钥匙的政权，不善于保护这个有着具体的走廊、办公室和各个楼层的政权。 叛乱者们占领了白宫和市政府大楼，抢占了“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的两个楼层，夺取了全国最大的新闻通讯社——俄通社—塔斯社，夺取了海关委员会(从那里发出了封锁所有机场、火车站和不许从莫斯科放走政府成员、民主派新闻记者及社会活动家的命令)，占领了卡恰洛夫大街上的录音和无线电广播大楼，甚至还企图攻占独联体联合武装力量司令部。 攻占各大楼是按照详细制定的计划进行的。 看来，这的的确确是一面“镜子”，其中的反映也是镜子式的。一切似乎都一模一样，一切格恰又截然相反。因为镜予助反映是相反的。 我们对1991年8月紧急状态的消极的、实际上手无寸铁的反抗以军队的撤出而告终。 9—10月间的白宫“保卫”战——尽管给数百人发放了武器，动用数以干计的枪支，许多警察被杀，用火箭筒强攻“奥斯坦基诺”，引导人们进行目标明确的进攻，许多国家要害部门被攻占——以叛乱的失败而告终。 真正爱好和平的人们组成数以千计的人群保卫白宫，使国家避免了大型的流血和重返极权政治的命运。这是8月。 一些狂妄的、充满仇恨的示威者扑向手无寸铁的警察，挑起可伯的大血战，这是10月。 一下子开进莫斯科的庞大军队拒绝攻打白宫，因为军人们看见数以千计的人们拦在坦克前面，他们没有执行军令。这是8月。 过了很长很长时间，直到最后时刻才进驻莫斯科的军队，在等待到命令后终于向暴乱分子开火，因为军队感到了那些号召士兵采取果断行动的莫斯科人的完全支持，而且士兵们也理解所接到的命令的重大意义和内涵。这是10月。 克格勃的“阿尔法”特别分队拒绝进攻白宫。这是8月。 同样是“阿尔法”分队，在识破威胁我们大家的那个“白宫总体计划”和牺牲了一名战士(他是从背后被打死的)之后，完成了自己的战斗任务，占领了白宫。这是10月。 如同看一部荒诞片，同一卷胶片按相反的方向重放了一通。这是为什么？ 看来，这是对意志的又一次考验，是对我们这个新的国家政权的又一次考验。 这次事件本是可以避免的，假如政治家们表现得更聪明一些，假如他们不再企图去扮演曾一度扮演过的角色。 而那些在8月和10月夜晚走上街头保卫民主的普通莫斯科百姓、记者、医生以及年轻的士兵们，都表现得勇敢和坚定。 因为他们确切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而且知道冒着怎样的危险。 ★ ★ ★ 我又回想起8月叛乱的另一个相当晦暗的细节，我是怎样给亚纳耶夫打电话的。 我对他说，他们关于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的申明是一个谎言，并要求他给我看医疗诊断或总统的声明。“诊断书会有的”，他声音嘶哑地回答道。 我感到害怕起来。 只是到后来我才明白：他们还不会这样厚颜无耻。他们缺乏足够的决心，因为他们也是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苏联人，尽管他们身居高位。他们当中没有“魔星”，这次叛乱的主要“引信”毕竟还在福罗斯。问题的许多方面取决于戈尔巴乔夫的行为以及叛乱分子对戈尔巴乔夫行为的反应。只要他们胆敢加害于戈尔巴乔夫，敢于诉诸武力，连锁反应就会传到莫斯科。然后从莫斯科席卷全国。 懂得人生价值、在犯罪前体验到恐惧，这已经不少了。1991年8月的恬不知耻的阴谋家们终究没能越过这个界线。 我认为，在一贯被称誉为伟大的十月革命之后的70年间，我们的人民也发生了某些变化。 这个地雷不可能爆炸。因为我们俄罗斯人、俄罗斯公民已变得更加正常、更加文明，也可以说更加善良，或许还可以说更加有教养。 因为一个人更富有就要杀死他吗？因为一家人有“异样的血统”就要将之全家诛灭？为了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宪法或共产主义就要去战斗，去牺牲，去互相残杀？不，我绝不相信这点。 总结 ……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的审讯已经持续好几年了。这是一个令人厌倦、丑态百出、扑朔迷离的过程——审判机器怎样也嚼不烂这个庞大的案件。它首先因为政治的原因而一拖再拖(有入寄希望于叶利钦总统的政权即将垮台)，然后又因为诉讼的原因，最后则因为医疗的原因(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开始患病)而拖延至今。 现在他们已全部获得自由，他们写诗，参加游行示威，其中一些人已入选国家杜马。情况就是如此。 另一些人占据了他们在狱中的位置。从而证明民主的政权还并不稳定。 在8月的那些日子里，人们为民主、为自由而斗争，同时，也在为祖国而斗争。这对于他们比个人的生命更宝贵：普通人为某种崇高的事业而献身的神圣愿望，不管多么奇怪，乃是苏维埃政权及其教育和生活方式留给我们的道德教训和遗产。 今天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集权主义已经烟消云散了，但那些维护道德品质的禁忌、那些公民社会赖以生存的理想也一去不复返了吗？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这是一个浑浊而模糊的时代，她令人绞尽脑汁去从各种走投无路的绝境中寻找出路。这个时代还将不只一次让人们回想起于1991年8月21日结束的那个充满确切任务和明朗思想的透明时代。 ★ ★ ★ 我再一次打开口述录音机。 塔妮娅：……当有人转告我们说白宫发生了爆炸的时候，那是一个最可怕的时刻。妈妈的双膝突然软得弯下去，她顺势坐下。我说了一声“这不可能”，就跑去打电话。列夫。叶甫根尼耶维奇告诉我：“没有，塔妮娅，这里一切正常，我们正在工作。这是造谣。” 廖沙：我们正听着“莫斯科回声”，突然间听到了加里宁大街的枪声，刚过一会儿、播音员就广播说那儿一辆坦克起火了，冲突已经发生…… 列娜：在此以后的大约一个月内，只要听到运货卡车在行驶，我就要定睛地看一看——是不是坦克？虽然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我仍然不由自主地要看看。 8月21日是我的生日。大家决定给我简单地庆祝一下，但来的只有妇女。所有人的丈夫都在白宫。爸爸也不在，因为危险还没有完全消失。21日夜至22日，人们仍然在白宫周围值班。我们在家里逗留期间，卫队的卫兵们一直守卫在楼梯旁，他们在我生日的时候去给我一枚子弹。 爸爸5点钟又打来电话。他祝贺我生日快乐，并说道：“请原谅，这一次我没有送给你任何礼物。”而我对他说：“爸爸，你送给了我一个最好的礼物。你捍卫了民主！” ★ ★ ★ ……说句实话。这句书卷式的话语并没有让我意识到词藻过于华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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