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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态的反应 我不敢妄谈经济改革哲学。不过，我想着重谈一下对我待别重要的某些有特色的问题。 在俄国，没有一次改革是进行到底的。例如，彼得大帝改革的目标是塑造“俄罗斯式的欧洲人”。当然，这是一个宏大的总体目标，仅通过一代人的努力是无法达到的。况且，从某种意义来说，彼得大帝改革提出的这个目标，时至今日也未能达到。 我们成了欧洲人，与此同时却依然故我。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不同时代的情况，不管哪个时代，在激进的改革之后随之而来的必是反弹，况且是猛烈的反弹。在20世纪更是如此，无论是两次土地改革，还是三次革命；无论是新经济政策，还是斯大林的工业化；无论是赫鲁晓夫的改革，还是柯西金的“平缓”改革，都没有实行根本的变革。 使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就是我给自己提出的目标。 经济进步造成的威力与力量理应共振式地伴有政治上的巨大变革。倘能如此，就没有什么力量阻止我们前进。那时，必有另一批人追随我们，将我们的事业进行到底，将我们的国家引向繁荣。 ……当然，我并不认为盖达尔是治愈我国经济的医生，但我也不认为他是置我国经济于死地的巫医。 说起医学的譬喻，我立刻想起了我在西班牙的那天早晨，当时我在医院里接受手术，刚做完手术他们就210建议我站起来。我没有技拐杖，就站起来了，由于恐惧和紧张我全身冒汗，当时还走了几步。 盖达尔的作用在于，他使我们瘫痪了的经济骤然挺身而起，迫使它的生命中枢、它的资源、它的机体动弹起来。行，还是不行？做法相当残酷。但必须这样做。当其他的医生还在就治疗方法争论不休时，他已经使病人离开病榻。依我看，病人已迈开双脚…… 我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依据经济指标，从客观上讲，这些指标是令人头疼的。 我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在我国出现了一批具有全新的心理状态的人。具有这种心理的人是顶天立地的人、不等待他人的援助，不指望任何人，不指望政府，不指望国会，不指望叶利钦。他们责骂周围所有的入，顽强地做自己的事。只要朝四周望望，就能发现，在商界。在创作领域，在科学界。在文化界，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这么一批人、主要是年轻人。目前他们还不引人注目，目前他们非常忙碌。但确有这么一批人。我国开始出现一批头脑里毫无框框的勇往直前的人、从前此类人一直是受压制的。 我认为，归根结底，正是因为人体的病态反应、休克反应的作用，使全部力量被动员起来，这时人就充满信心，精神格外抖擞。例如，在体育运动中常有这种情况。我在想，在社会发展中同样存在这种现象。 当然，这种做法也有风险，当事情处于生死关头时，也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那时人可能变得疯狂，失掉人的本性，人毕竟惧怕失去生存的手段。世上哪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呢？！ 俄国的不幸根本不在于改革型人物的缺乏与过剩。不幸在于不可能实行贯彻始终的政策。不管是沙皇，还是总书记——所有的领导人都想在历史上独树一帜。许多人夸大了自己的包容一切的历史使命。因而在航程中往往骤然转舵。而且常常做180度的大转变。 在俄罗斯近200年的历史上，有两位执政者圃于自身的平庸无能采取了纯保守的、乃至明目张胆的反对改革的立场。在他们执政期间，整个社会生活中充满了“压抑感”，使人感到“来自国家的蹂躏”。这便是中央集权过于充分的体现。随之而来的便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极其严厉的国家观念。自然，待不同见解的人必受迫害。 我指的是亚历山大二世和勃列日涅夫。俩人在位时间都很长。俩人辞世后都受到社会的蔑视。 不过。亚历山大三世当政期间工业的大踏步前进是不容置疑的。当然，他未能给俄国人民带来幸福生活，但在俄国终于出现了中产阶级。同时也给科学和文化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俄罗斯国家终于进入了文明民族的大家庭。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不言而喻，还保持着违反人性的苏维埃制度，政治迫害还在继续，苏联在推行危险的军事对峙的方针，如此等等。关于此类老生常谈之事此处不赘述。 但是，还有另一种倾向存在。在奉行外交保守主义的时候(在亚历山大三世时代也是如此)，勃列日涅夫根本没使国家做180度的大转弯，他的所谓转弯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错觉。 赫鲁晓夫改造计划的基本框架被保留下来。应当承认，那种迟钝的然而却贯彻始终的行政上的生硬做法导致某些有益的倾向渐而形成。 勃列日涅夫关于“发达社会主义”与“坚持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法尽管在改革年代受到千般嘲弄，但在当时却有着一定的土壤。 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社会主义关系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已经进人人民心理的最深处。至于什么幸福生活，它根本就没有过。当商店里没有黄油和肉的时候，此类口号是一种嘲讽。然而。实际上，在国际政治中取得了某种均势的情况下，已经不要求人民向国家炉膛抛进所有的努力。最终还是为了总的目标而栖牲人民的努力。从前已经发生的事再演一遍而已。 于是，一步一步地通过行政手段，生吞活剥地搬出西方生活标准模式，让人们去习惯这些模式。有自己的住宅，社会保障，家用电气设备，拥有最低限度的土地，甚至私人汽车。这便是“小人物”、普通公民的凑凑合合过得去的生活条件。当然，我不再赘述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复杂过程。我要强调指出的仅仅是这种逐渐的、不易为人觉察的积累某些生活财富的趋势。大家都知道，这种不易为人觉察的改善之得来，是以野蛮的消耗国家自然资源为代价，而不是正常的、有成效的工作的结果。 随后，执政者衰颓了。摇摇欲坠的总书记成了摇摇欲坠的经济的象征，这时的经济虽维持着庞大规模，但已经是个杂乱无序的摊子。 ★ ★ ★ 我记得，关于自由贸易、关于取消对贸易中间人活动的限制的命令曾引起备方的批评。共产党的报刊叫喊道：“投机倒把活动已在俄罗斯猖獗。”的确，不管到莫斯科的哪个地铁站，到处是商亭，爱说俏皮话的人声称，这种商亭卖的是“销往殖民地的货色”，进口的白酒、香烟、糖果，无奇不有。听起来怪吓人的。其实没什么了不得的。 让我们回忆一下经典作家笔下描绘的情景吧。在俄国，商业资本什么时候享有过纯如水晶的声誉？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中，到处是一片破产景象，到处是欺骗狡诈。到处是负债的火坑。正是从莫斯科河南区的商人开始。从这个略带野蛮的时代开始，俄罗斯的大工业、俄罗斯资本的历史才有了开端。 当然，花费的增长不可避免，可我们也不想让诈骗成风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为了同类似现象作斗争，才存在着警察机构、检察院等等。为了限制投机倒把，需要唯一的手段——法律。而护法机关适应新形势较慢、成效不大，那是另一码事。可这是典型的俄罗斯风格嘛。 ……1992年9月我看了一下前9个月的经济指标数字，着实恐慌起来。国家无可挠回地陷入极度通货膨胀，生产处于混乱之中，经济联系濒于中断。 当时，大概只有一件事使人看到希望，那就是居民的购买需求真正是另一番景象。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商品缺乏的现象被克服了，而且根据各种指标来看，除了最便宜的食品外，各种物品均不紧张。不久食品问题也解决了。因为人们知道，粮食和牛奶今天有，明天有，后天还有。 在俄罗斯欠缺的完全是另一种东西——钱。 ……其实，盖达尔早就提醒过这个问题。 ★ ★ ★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在“奥斯坦基诺”电视台发表的谈话中向主持人、观众、全体人民和总统提出一个反话式的问题：“您是否准备用休克疗法医治自己的母亲？” 这里所说的母亲是指俄罗斯。我们都是她的孩子。用休克疗法来医治母亲的病，这的确残酷。这不像儿女们之所为。 是的，从某种意义来说，俄罗斯是我们的母亲。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又是我们自己。我们是她的血肉，是她的成员。我准备用休克疗法医治自己——实际上我已医过不止一次。只有如此这般，豁出去。孤注一掷，这样一来人反倒闯过难关，竟然活过来了。 我选择休克疗法的道路，不是为了某个欠发达的国家，不是为了哪个抽象的人民，选择这条路其中也包括为了我自己。若说是必须经受休克状态，不止一次地忍受疼痛，绷紧全身的神经——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我这位总统。 令人疲惫不堪的各种抑郁。夜夜难以逐走的沉重思虑，失眠与头痛，每每见到莫斯科和其他俄罗斯城市的脏乱贫穷景象引起的绝望情绪与痛楚，各种报刊、电视台每日不断袭来的批评浪潮，会议上的中伤，通过的决议带来的沉重压力，亲近的人给我带来的委屈，他们在我需要帮助时不支待我，该坚持时他们顶不住，他们欺骗我——所有这一切我都得承受。 而10月叛乱就更使我心碎。 ……本章的以下几页我将叙述所谓的经济改革的政治运作技巧，改革的幕后操作情况，关于这方面情况读者们也需了解。但是，我不希望这些情况妨碍了解主要的东西——在国家遭到破坏之后采取决断措施以利前进的必要性。为了道义，为了维护人性，必须这样做。 ★ ★ ★ 在改革开始之前一段时期，国家面临的形势令人担忧。一个失却稳定的社会战战兢兢地等待着激进改革的开始，深知这种改革会导致物价上涨与失业。1991年秋季以前，所有的物品都凭票证定额供应，紧张到了极点。商店的货架空空如也。有一些城市向居民发了厚厚的像一本小册子一样的购货本，以此作为凭证来购物。包括食盐、食糖、面包、火柴在内，各种物品都成了断档货。 政治局势也相当令人压抑。原苏联的各共和国以明显的不满情绪相互对待。而备共和国对俄罗斯则更是耿耿于怀。 在此极其紧张的关键时刻，鲁茨科伊发出了“第一声信号”。 12月18日。即改革开始前两个星期，他在《独立报》上撰文表态。这位副总统写道，俄罗斯政府是一个无法管理的乱糟糟的机构，这是一个阴谋诡计丛生的地方，谁也不知道我们将走向何方？谁也不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总统企图独断独行，一个人说了算，而且。如果不废除自由价格政策，他鲁茨科伊就辞职不干了。 令我惊讶的甚至不是副总统开始对政府评头品足(这个政府还没着手改革)，而是他那蛮横无礼、颐指气使的腔调。 外国观察家当中流行一种逐之不去的传言，说什么一些对联盟解体不满意的军人在准备新的政变，而鲁茨科伊将成为政变的政治领袖。到政变时间尚远，但是鲁茨科伊的名字如此响亮地被推出却绝非偶然。鲁茨科伊在西伯利亚视察军工企业时把盖达尔政府中改革班底称之为“穿着玫瑰色裤衩的稚童”，这样他便开创了政治下流行为的先例。不久之后，哈斯布拉托夫洋洋得意地接过了这个火炬……。 特殊地位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跨地区议员团工作时，我认识了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布尔布利斯。就在那时候他作为职业哲学家的博学多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很快就了解到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的另外一面，他这个人最初给人的印象是温和的、与世无争的样子，但他绝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理论家或者是为上级领导随便驱使的执行者。 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上紧了发条、充满了活力、具有坚强意志的人。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我们相互不认识，就像人们常说的，当时我们“旋转”在不同的轨道上。但是、我们有共同的根，有关于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回忆，这在我们的相互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最后，还有一点，他在青少年时代酷爱足球，曾在军队足球队踢过球，与我一样，他喜爱体育运动。 他作为我的助手第一次直接担负的任务是领导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选举活动，他是那一地区选举俄罗斯议会人民代表的总部负责人。过了一段时间，布尔布利斯被任命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全权代表。 这个职位原来是没有的。这是“为了布尔布利斯”而专门设立的，是为了强调他的特殊地位。 ……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市我们的交往尤为密切。我在那个城市过得很舒心。坦率地讲，与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在那一时期的谈话使我油然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 他颇有远见，善于对当前的事件作出战略性的、全球性的评价。于是，关于俄罗斯新政治、新经济、新国家制度、新的生活方式逐渐成形，这些概念的表述越来越鲜明，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准确。 ……不过我做出最终选择是我于1991年9月在索契休假的时候，当时，西拉耶夫在那里，布尔布利斯也在那里。 在那些紧张忙碌的日子里我有可能再一次对谨慎行事、善于妥协的西拉耶夫和充满活力、年轻奔放的布尔布利斯进行比较。我深切地感觉到我身边必须有一个朝气蓬勃的人：我自己来决定政治斗争的策略与战略，而委托这个人考虑前景规划，选择具体方向，调配人材…… 当时，我就把期望寄托在布尔布利斯身上。 我不仅喜欢他那独特无比的智慧，而且喜欢他那善于洞察他人思想与观点的能力。他对同一代人当中的年轻政治家与实干家颇为了解。我让他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选择新班底，谢天谢地，我没看错人。只要举出两个布尔布利斯主张提拔的人就足以说明问题，那时他竭力推荐、“拉住”的两个人是盖达尔和科济列夫。他还推荐了另外一批能干的人物。 这样，根纳季·布尔布利斯成了俄罗斯联邦的国务秘书和第一副总理。 新闻界一些人常把他称之为“灰色枢机主教”。当然，这是无稽之谈，为了成为“枢机主教”，首要的条件是总统的宝座里须坐着一个优柔寡断的、软弱的、冷漠的人物(现在，时过境迁，我倒觉得苏斯洛夫与勃列日涅夫之间的关系颇似上述情况)。 布尔布利斯有两个严重的不足之处：病态般的自尊心和不善于社会应酬。 有时候事情竟弄到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有一次。电视评论员约定采访盖达尔，因故临时让布尔布利斯顶替一下，他坐在摄像机前象背书似的一本正经地“道出”一些枯燥无味的台词。 当然，这种情况是罕见的，不能说明问题。不过，应当承认，尽管一再努力，布尔布利斯试图成为社会舆论界头面人物的想法未能成功。 ★ ★ ★ 1992年刚过，年初几天就在独联体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克里米亚和黑海舰队问题。 开始，乌克兰国防部和最高苏维埃采取了积极的单方面行动，力求使黑海舰队的人员宣誓效忠于乌克兰。随后，俄罗斯苏维埃做出了并不高明的“回答”，宣布1954年将克里米亚转交给乌克兰是不合法的。 危险的紧张局势出现了。 局势表明，乌克兰政府与议会领导人准备在不同我们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采取积极的“武力”行动。 应当承认，这件令人头疼的事件发生得真不是时候。乌克兰议会不可能不知道，俄罗斯正在准备实行“休克”式的经济改革，准备放开物价。独联体成立之后，立刻出现了一系列地区性的民族问题，例如，德国人的自治，波罗的海诸国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撤出军队，高加索曾被镇压的一些民族要求还他们以历史的公道，同样是要求立即与无条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人们纷纷扬扬地谈论着“军队解体”的问题。 仅仅为了列举我们为解决两年期间围绕黑海舰队发生的问题所做的全部努力，足可占去本书的一章：没完没了的互派代表团。反复的协商、各种级别的会晤，还有什么过渡性协议，记者招待会、声明…… 1992年初在去联合国安理会演讲之前，我匆匆飞往克里米亚，在停泊于新罗西斯克港的军舰“莫斯科号”上会见了黑海舰队的军官们。 这次非同寻常的会见首先是对于舰队军官们极为必要。这对于消除海军的“隔阂”感十分重要，因为的确存在着与俄罗斯、与俄罗斯领导人、与莫斯科的“隔阂”。但是，身处威力强大的军舰上，在这艘巨型战舰上，它的威力与伟岸，使我感觉到，这次会见对我同样是必要的。军官们脸上的焦虑神情深深印在我的心里。他们仿佛在问我：俄罗斯和以前一样仍将是个海上强国吗？我们是否觉得自己是个强大国家？ 是的，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感觉。 我为什么要在“休克疗法”这一章中写海军问题呢？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客观上并不存在什么争端，客观存在是：乌克兰议会想显示一下他们的独立性。谁也没准备把军舰从一个基地开往另一个基地(即令是有人想这样做，也办不到)，任何人也没有向装备有核武器的舰队发布命令瞄准俄罗斯的目标。 然而，仅仅在几天之内就闹得满城风雨，新闻界拿这个所谓危机大作文章。 与上述情况差不多，新闻界还大肆宣扬什么“通货膨胀会日趋严重”，什么“大规模失业”，什么盖达尔的经济改革遇到另外一些“可’阳的麻烦”，当然也包括什么“人民贫困化”等等。 改革所引起的心理性休克远远超过了它给每一个家庭的生活带来的实际危机后果。简而言之，鬼并不像人们描绘得那样可怕。 关于改革的新闻报道表明，盖达尔政府从第一天起就是在极可怕的道德气氛下工作，这个政府遇到一个又一个打击，新闻界和议会又在不停地起哄喧哗。实际上，这个政府从未得到过宽松环境，甚至没有过相对的自由……实际上，按照政府的计划，本可在1992年年底，或在1993年上半年大幅度缩减通货膨胀率。 为什么没能取得这个结果呢？让我们作些分析。 ★ ★ ★ 人们常常问我，为什么当时即1991年秋季，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一些为人们所熟知的人物如波波夫、索布恰克、阿法纳西耶夫等未进入总统的亲密圈子。 不错，1989一1990年期间这些人是民主浪潮的当之无愧的领导人物。可是此后发生了什么事呢？ 波波夫和索布恰克是强有力的具有独立精神的政治人物。他们选挥了独立自主的道路。但是，他们俩人的命运却不同。加夫里尔·哈里托诺维奇(波波夫)在被选举为莫斯科市长后不久走出了十分英明的一步，他任命了尤里·卢日科夫为第一副市长，此人是个经验丰富的经济工作者，在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的职位上干了很久。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卢日科夫乍一看来是一个在波波夫这样强悍的人的庇荫下的不显眼人物，可他突然完全出入意料地脱颖而出。1991年8月事件之后，人们对民主政权的信任产生了明显的危机。卢日科夫的品质诸如具有经验、可靠、善于领导复杂的现代化大城市等等，使他跻身于那些人们颇为信任、期待的第一流政治家行列。莫斯科新市长逐渐地，一步步地迫使执行机构在莫斯科地区开展工作。在他周围工作的，有30岁上下的年轻副市长，也有颇具经验的如弗拉基米尔·列车，他有数十年在莫斯科工作的经历。卢日科夫证明，共产主义后期发生的诸种严重问题不是民主的过错。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市政机关同样可以正常地发挥自己的职能。 而波波夫则善于体面又及时地离开“刚刚坐热的”市长宝座，回去教书并从事纯政治。他仍然是从前的加夫里尔·波波夫。可是那位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却没能做到这一点，他在任圣彼得堡市“父母官”的岗位上不得不在很多方面改变自己以前的形象。他从一个令人尊重的政治家、法学教授变成了一个严厉的、爱发号施令的行政官员。 至于说阿法纳西耶夫，他永远是个反对派人物，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我对他抱有很大的好感。看来，此人同任何政权也搞不好关系。这类人物是非常难得的材料，但政府不需要他们。这类入只得处于旁观者地位，居高临下地观察…… 于是，在这些人当中——所有这些人都是我在跨地区议员团工作时的战友——布尔布利斯几乎是唯一能够承担如此浩繁工作量的人选，既要负责机关行政工作，又要抓政治工作。 ……1991年秋天，布尔布利斯与盖达尔相识。就在那时，布尔布利斯请求经济研究所所长叶戈尔·盖达尔制定一份关于经济问题的总统报告。布尔布利斯是个富有指挥才能的人。就在莫斯科郊外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里(这里正在起草报告)，他认识了盖达尔的写作班底。他立刻喜欢上这个团结、精干又富有人情昧的志同道合者组成的集体。于是他选择了这个集体。 叶戈尔·盖达尔生长在一个苏维埃文学世家。这是一个有名望的家庭。他的祖父是著名儿童作家、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极为丰富的人——阿尔卡基·盖达尔。他的外祖父是著名的乌拉尔童话作家保尔·巴若夫——俄罗斯语言大师。叶戈尔的父亲是海军少将、著名记者铁木尔·盖达尔，他多年担任《真理报》驻国外记者。叶戈尔随父亲一道在古巴生活过，后来又去南斯拉夫，在贝尔格莱德中学毕业。1978年时戈尔获得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的“红色毕业证书”，在整个学习期间他没得过一个“良”，成绩全部是“优”。他们系主任是加夫里尔。波波夫。 盖达尔在科学院属下的几个研究所工作过，后来在《共产党人》杂志社任职，还曾任《真理报》经济部的编辑。我们相识的时候，他已具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担任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职务。他有3个孩子。这就是这位30出头的学者的大致经历。 后来，盖达尔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是在非常有趣的形势下开始改革的，当时我们可以花许多时间列举我们缺乏什么条件以及为什么不能进行改革。我自己就可以头头是道地解释，为什么在1992年不能进行改革。在议会中得不到稳定的支持，没有正常的、有效能的政权机制(军队、海关、警察机构)，这些机构已经被90年代初的政权危机所伤害。 16个中央银行代替了原来的统一的银行，没有私人经营的传统，在波兰有强大的私人经济成分，而在俄罗斯却没有。没有一分钱的外汇，没有黄金储备，没有能力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吸引游资。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了，我们再也不能什么也不做，只是解释为什么不能做任何事。” 最初我审阅了盖达尔的经济改革构想，后来又认识了作者本人，我同意了布尔布利斯的意见。又过了几天我签署了关于任命叶戈尔。盖达尔为副总理、经济部长的命令。与此同时，还任命了与盖达尔意见一致的几个人担任政府中经济部门一些关键岗位的领导。 当时，对于盖达尔的工作班底来说，布尔布利斯的威信是不容置疑的。部长们提交给总统的问题是通过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来解决的，即部长们来到他的办公室，如果有必要，他便按下电钮与我直接通话。 当时很少有人了解，比起布尔布利斯，盖达尔就其潜力而言作为政治人物并不弱。盖达尔的部长们和盖达尔本人的宗旨是：你们的事是政治领导，我们的事是搞经济。不要干扰我们，让我们正常工作，那我们就不会闯入你们的高层范围，不会闯入你们的机变莫测的“制作间”，反正我们对此一窍不通。 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的布尔布利斯在那一时期是内阁的实际首脑。他提出一个准确的策略思想：为了避免因总理人选问题导致局势再度紧张，在代表大会上暂不进行表决，在这一过渡时期，委托时利钦总统实行对政府的领导。这个建议通过了。 每星期二，内阁成员中分管经济的人在第一副总理主持下开会。布尔布利斯还在跨地区议员团工作时，就喜欢无拘无柬的工作环境，如今如愿以偿，大家喝着茶，吃着面包片夹香肠，决定着战略问题和策略问题，还有干部的调配问题。在这种“亲密的小圈子”里工作有其长亦有其短。例如，来自伏尔加格勒的原来在执委会工作的干部马哈拉泽当了副总理，而他在这个岗位上没有建树，还有，阿列克谢·戈洛夫科夫原是盖达尔那个研究所的初级研究员，当了部长会议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人，这个位置要求麻利能干和有经验的领导人，需要有行政管理才能。结果，文件管理中出现了偏差…… 我为什么要叙述这些细节呢？这是因为，这些细节证明着根纳季，布尔布利斯的工作风格，他不喜欢作为一个阶级的官僚群。蔑视机关事务工作。他喜欢盖达尔的那些部长们的慷慨激昂的斗志，这些人真想用牙齿撕碎官阶森严和垂直领导的日益衰微的那一套。 后来我才懂得，盖达尔与布尔布利斯的不同之处是盖达尔更适合从事国务活动。 一般说来，盖达尔的那些部长们，我指的是其中一部分，而不是全体，他们根本不善于落实自己的纲领、计划。一遇到逆境，他们往往不知所措，不会化险为夷。布尔布利斯由于天生厌恶机关行政事务、起草文件等事，不能给这些部长以支持。而盖达尔还没意识到自己的角色，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 ……倘若让彼得·阿维彦担任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我只是举例而言，如果阿维彦离开岗位一年后来担任此职，他会在今日俄罗斯经济活动中得心应手地工作，如果真能这样，说实在的，可以让他担任经济领域里的任何职务，因为他思维敏捷，国际联系甚广，具备足够的条件。 俄罗斯历来抵制实验者。在俄罗斯想建成些什么是很困难的，而想摧毁些什么就更困难。 事情很快就明朗了，迅速地接二连三地作出一些决议之后。盖达尔政府处于完全孤立之中。 盖达尔的人没有到全国各地走—走——根本没有时间。从一开始他们就认为哈斯布拉托夫的议会是向他们施加压力的工具，是所有反动势力的象征，而对这些反动势力则应进行斗争。他们对鲁茨科伊也待这种态度。 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上述所有的不利情况更加严重了。到这时情况已很清楚，人们已不把盖达尔政府看作是独立自主的经济班子，而是把它当作布尔布利斯的一支队伍。丽布尔布利斯本人同议会的所有派别、同副总统、同以尤里·被得罗夫为首的总统办公厅都闹翻了。这简直就橡幼儿园的某种游戏那样把一伙人分成“自己人”和“外人”。 显然，这里也表现出布尔布利斯的妒嫉心，他总是竭力“清除”强大的竞争者——概而言之，他的病态的自负本性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过，布尔布利斯终究是正确的，他有理由不喜欢那佼副总统、议会和总统办公厅主任，这里用“不喜欢”这个词，算是个缓和的说法。人们对我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但今天追溯往事，再来看一看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为人处世的次要方面，我可以说，那种“分成两伙”、“游戏后算帐”的幼稚想法在当时起了决定性作用。过了好几个月，鲁茨科伊当众抱怨说。他被置于真空中，无所事事。这里他还真道出了一些“农夫的”真理。也许，当时应当让这个活动能力很强的同志担任点差事，使他找到释放自己能量的地方——倘若如此做，许多事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了。可他……如今他只能写一写关于农业的大部头著作了。 现在似可作一个小结。布尔布利斯为俄罗斯领导层找到了新的经济政策的执行者。然而，这些执行者比他本人更有才华。 可以说，盖达尔的班底书生气十足地决定“洗手不干，远离肮脏的政治”，把全部政治倡导权拱手让给自己的上司——这便是盖达尔等犯下的策略性错误，为此我们全体付出了极高代价。 依我看，盖达尔本可以打破别人关于他、关于他的班底和他的纲领的预言，但是他稍迟了一步。他和他的政府全力以赴地积累经验。他们开始到全国各地巡视。例如，盖达尔在陶里亚蒂市会见了一些工厂的厂长。一些隔阂解除了。遗憾的是，盖达尔的班底没来得及正常地与人民代表们接触，而恰在此时在人民代表营垒中发生了某些积极进展，这些进展有利于接纳这位年轻的副总理。 时间就差了一步。 ★ ★ ★ 还有一个与布尔布利斯有关的重要情况，那就是以前我认为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性格中的某些特点是偶然的，如今我把它们同他的为人处世的整个体系串在了一起。 在俄罗斯新的领导班子中，布尔布利斯是第一个乘坐“吉尔”卧车的。他有一个庞大的卫队。我感觉到，当他看到在他的“吉尔”前边的汽车闪着车灯、鸣着警笛、急驶前去的时候，他有一种特别的感受。这便是典型的外省人对权力点缀物的爱慕。布尔布利斯可以不经邀请出席任何会议，无论会议是什么内容什么形式，他一来便坐在总统的有手位置。他知道，我不会提出异议。 总起来说，这纯属我为人当中的一个错误。为什么对他来说这种表面的显赫于众的权力是如此重要——这一点至今对我来说仍是个谜。其实，这个聪明人实际上已经具有大权在握的代理资格，在执政方面他握有战略手段。 但是，恰恰是他性格当中的这些特点妨碍了他恰如其分地审视自己的自负的愿望，尽管他大有潜力可挖。 我不想隐瞒，在某一时刻我开始隐隐地觉得一种已形成的疲惫——我每天在自己的办公室，在会议上，在接待室，在自己家里，在别墅，在网球场，在桑拿浴室，我见到的是同一个人……可以而且需要竭力向总统施加影响——但那是为了事业的兴旺，为了落实自己的计划。但是做这一切时总该有个限度！有时候，当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出席任何一个我参加的会议时，他一步人会场，就仿佛进入了我的体内。在个人交往方面达到了某一个极限。 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常有的事。 直到现在我仍旧高度评价布尔布利斯所做的事。毫无疑问，他是个天资很高又有创造性的人。但是与他一道工作——这是另一码事。工作乃是每日苦役般的劳动。在这方面光有天资是不够的…… 夜间絮语 在第一本书中我已经大致叙述了我与娜依娜相识以及结婚的过程。 我经常在深夜里回忆我们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生活的一些情景，目的是放松一下，转移一下注意力，力图忘记周围的一切…… 我担任州委第一书记时。她下班回到家中情绪很糟。在班上，午休时她到走廊里，周围人就故意大声喊叫：大家看看吧。简直是岂有此理，不及时给我们住房，商店里买不到黄油！到处是这种议论。 娜依娜说：鲍利亚，是真的，我走进副食店，这也没有，那也没有。这还是在州政府所在地。边远地区会是什么情况呢？ 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州以工业为主，我费尽气力从中央弄到整车皮的肉、油和其他食品，一连几昼夜泡在办公室，不断地打电话，提出要求，甚至威胁别人。 我是建筑师，在建房方面我竭力抓紧；因为不管怎么说住房对于人是很重要的。我们用“代役租”的办法向一些大企业征用房屋，厂长们大发雷霆，但还是向市里上交了一部分企业自建的房屋。 妻子对周围发生的事很敏感。我记得，当她听到盖达尔被解除了职务时，心中很不安，往盖达尔家里打过电话，听到盖达尔平静的声音，她哭了…… 说来让人难以相信，我们从未因为工作太忙顾不上家而闹别扭。我的时间总是排得满满的，累得疲惫不堪。我刚刚担任工段长、工程队长的时候，常常在工地忙到很晚才回家。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的生活就很枯燥，情况恰恰相反。有时候我在州委开完一个会议，急急忙忙赶回家，我们在夜里11点带着高兴得尖叫的女儿们乘着出租车到朋友家去参加生田晚宴。 妻子特别喜欢我给她意外的礼物。当我们的女儿列娜要出生时，我把妻子送到别廖兹尼基的产院，以便她在产后佐在我母亲那里。当时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无法同她在一起。可是，在她产后忽然有人给她送去大柬鲜花和我的一首诗——这是她万万没有料到的。而这一切是我预先安排好的。 还有，我们“订婚”的情节在她的记忆中也是意外的礼物。大学毕业后我与娜依娜离别，我们商量好了，一年后一定要见面，以检验我们之间的感情。这样做更带浪漫色彩。 一年后，正赶上我参加在古比雪夫市举行的排球分区比赛。我先给她挂了个电话。后来一想，万一她要不来呢？于是决定发个电报。我绞尽脑汁琢磨怎样写电文。后来我决定耍个花招，保证让她来——不是坐火车，而是乘飞机来。电文是：“速来，鲍里斯心脏病发。”电报末署名。当然，那封电报有点过分……不过大学生时期嘛，情有可原。 虽然她了解我的脾气，仍然很认真地风风火火赶来，找到我住的旅馆，见到我。 “订婚”——那天我们在公园里遛了一个通宵，就决定了。现在她还常说：我真没法想像，怎么能够玩一个通宵？我觉得，娜依娜对这次会面是没有准备的，她投预料到这么一封荒唐的电报竟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大转折，可我是认真的，这次见面后我真的到奥伦堡，去了她家，后又带她来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登记结婚，并立刻带她到别廖兹尼基，把她介绍给我的父母。 在此以前，在学院里我们几年都住在集体宿舍，住在相邻的房间，我们之间没有过现代人理解的那种“爱”。这里顺便提一下，开始时我喜欢过她们班上的另一个女孩。后来才爱上娜娅，不过当时没搞什么罗曼蒂克，我们当时过的是一种热情豪放的集体生活，总是热火朝天，忙忙碌碌。我们组织了两支排球队，名叫“集体农庄女队”和“集体农庄男队”。我被选为队委会主席，娜姬是卫生干事。她是一个很认真的于事。我们选了一个姑娘当“财务主任”，大家凑钱吃大锅饭，一起烧饭，一起说笑，一起去看电影，冬天一起组织“白菜晚会”……过得蛮带劲。当然，一起参加体育运动，不断地参加排球赛。训练、比赛时，我在场上，娜姬坐在场外长椅上，我看到她的脸平静，闪着光彩。 我们生活在一个纯友谊的环境中，当时那种欢快的、略带激情的浪漫主义情调，现在简直无法想像。在半饥饿的、禁欲主义的、几乎是兵营式的生存环境中竟产生过如此充满幻想憧憬的热情——我不愿再想这段往事。当时我们谈话的题目尽是一些全局性的大问题：宇宙、共产主义、开垦处亥地，天南地北，海阔天空。 简而言之，我同娜依娜之间的关系是相拉图式的，稍带神秘色彩的，当时就流行这个嘛。或许，别的人之间是另一种样子，肯定有些人是按另一种方式相处，但我们不是。正因为这个原因，在结婚前夕我们的感情资源是极其丰富的。我们这一代人的风格就是这样——平和而坦诚。 我记得当我的第二个女儿出世时，我在产院里的笑容是强装出来的。我站在那里看着窗子里边的娜姬的脸，心中有些慌乱。她也现出忧虑神情，因为她知道我很盼望生个儿子。到后来我才懂得有两个女儿是幸福的。大女儿像我，小女儿像妈妈…… 不久前，外孙子鲍尔卡参加完网球赛从法国归来。我对他说，你是怎么搞的，输了两盘，是吗？他回答：那有什么关系，最后我还是赢了。我解释说，看来这表明你在关键时刻发挥得不够好，因为你输给了一位对手，后来才赢回来。去冲个冷水澡吧，好好锻炼，为了能全神贯注参加比赛，必须好好锻炼。池似乎是顺从地走进浴室，后来又突然走回来。带着挑战的口吻问：“那你呢，外公，你从来就没输过？”问完后他有些不好意思，便加了这一句：“我说的是在体育运动中……” ★ ★ ★ 结婚后的第一年下班后我总是小跑着回家。那是一段幸福的日子。开始我和妻子住在多户杂居的筒子楼的一间房子里，在化工机械区。生了列娜以后，那时我已是管理处处长，给了我们一套两居室住宅，房子座落在第二黑色冶金区(当时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市区，名称听来怪吓人的)。 但是，佐筒子楼的日子是最幸福的日子，我们的许多同龄人都有这种感受。那时，我们举行了多少次聚会宴请，过了多少快乐的节日，有那么多朋友来助兴。有多少美好的不眠之夜呀！ 后来开始了漫长的州委工作时期。我已不单单是什么“长”。而是成了权力人物。我迷恋过打球，后来拼命工作，如今被“推人”党的官运阶梯中。给这样的人作妻子，真是命运不济。 大概，我身上还有某些可取之处，为了这个缘故她原谅了我的一切所作所为。 但是，也有一些事情她实在难于承受。例如，无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还是现在，逐渐形成的、似一股潜流般的、各种方式的、周围人对“第一把手”的夫人的压力，面这种压力总伴随着相当庸俗的目的。 我认为，企图通过执政者的夫人、亲戚解决某些问题的风气在俄罗斯总是大有市场，这市场还在扩展。且这种风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因其性格更加风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戈尔巴乔娃的关系，我认为，这种风气得到了出人意料的大推广。 我根本无意以幸灾乐祸的态度在“背后”说赖莎·戈尔巴乔娃的坏话。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正是从戈尔巴乔夫时期起我国的妇女对“第一夫人”的态度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令人忿忿不平的韵昧。而现在人们还自觉不自觉地将以前的“第一夫人”与娜依娜进行比较。 ……当戈尔巴乔夫从工作岗位来到别墅时，——警卫人员曾对我说过，——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家里迎接他，然后就围着他绕三圈儿，一圈，两圈，三圈，为的是减轻丈夫的紧张程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在他们散步的时候，他向她叙述一整天的工作，连每分钟做了什么都详述无遗。于是，戈尔巴乔夫的妻子不止是了解情况，简直是对一切了如指掌。 这种做法迟早要带来后果，而且已经带来了后果——它影响到戈尔巴乔夫对人们的态度，影响到从事任免和整个政策的执行。 当我回到家中时，正在看电视、新闻和谈报纸聊天的妻子、女儿们有时也问这问那，情绪激昂：爸爸，为什么事情会这样，为什么那个人……你怎样看待……我只好相当不客气地制止她们：别问了，我在家里不谈政治。 至于那些求情的人，那些求娜依娜·约瑟福夫娜转交请求、纸条儿、各种方案的人，对此她简直无法向熟人进行解释：这投有任何意义，丈夫根本不会听她启齿谈及此类请求。 政治较量 1992年4月举行的俄罗斯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是反改革势力急于求成摧垮我们的“快速前进”政策的尝试，是第一次也是失败了的尝试(这个概括不一定确切，简单地说，就是这么回事)。 坦率地说。当时我对人民代表大会的看法与现在不一样。确切地表达应是这样：当时我对它抱有更大的兴趣。在我的记忆中，“全民集会”的场景总是联系着以前的、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和我们的、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引起的浪潮，因为人民代表大会毕竟是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我还没有觉悟到，人民代表大会已开始成长为发展市政公用事业的政治厨房。 因此，当政府推行改革刚刚度过头3个月就遭到剧烈批评时，我感到一种病态的痛苦。我听到各种各样的消息，但结论只有一个：对政府表示不满的批判群体已经形成。盖达尔作为一个没有经验的政治家许诺最近时期会出现稳定。我也只好言不由衷地作了同样许诺。可是，4月份和5月份我们应当对能源产品放开价格——这是继1月份实行自由物价政策之后和第二轮通货膨胀的引子(夏季又掀起了第三轮)，由于第二轮通货膨胀，决然不会有什么稳定出现，这是显然的。这时我们的心绪倘不是万念俱灰，也是充满忧虑。此时唯一的指望就押在作出许诺，告诉人们不久就会得到“七国集团”的大宗财政援助。然而我们却受制于一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国际大人物。而这种不确定性实在令人担心。 我不想“放弃”对政府的支持，我来到第六次人代会上，我感到必须督促一下人代会。我的话说得粗了一些，没办法，只能说一针见血的话。 这个做法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 我对一些部长的工作表示不满。大会最初几天同各党派人民代表的协商表明。他们提出的对之不满的名单也是下列几个人：洛普欣、德涅普洛夫、沃洛比约夫、阿维彦。 我通过布尔布利斯将这份名单转交给盖达尔。我认为目前同政府领导会面还太早。 盖达尔的班底以极沉重的心情接受了我提出的调整政府班子的建议。他们深信，他们的后方是稳固的，我看得出，许多人经历了休克。当时我同盖达尔进行了个别交谈，并告诉他是哪4个部长受到指责。盖达尔召集了紧急的政府会议。显然，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丁关于集体辞职的问题，不过，对于盖达尔的部长们来说，在改革的最关键的时刻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病苫的。因此，他们请求同我会晤，提出了紧急会见的请求。 我知道，从道义上讲我站在他们一边。但是我有我的难处。代表大会准备了一份评价政府活动的否定性决议。倘若这个决议能出台，就意味着在这一届或者下一届代表大会上通过宪法紧急修正案。那便是尚未来得及实行的改革的破产。会晤时我尽力把语调放得平和，非常平和，为了使大家不要把我的决定看作是上级的平庸的忿怒。但是，这些自负的年轻人把我的平静看作是冷漠和袖手旁观。 结果，第二天盖达尔来到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要求发言，井递交了关于政府成员集体辞职的请求。 这是一个晴天霹雳！ 需要指出的是，这是盖达尔未同布尔布利斯商量而独立作出的第一个严肃的政治决定。任何人也没预料到这一手，虽然这一决定十分合乎逻辑、简洁面正常。如今我却闹不明白了：为什么人民代表们对此项决定如此惊慌？ 说实在的，我也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发生。我再重复一遍，这是一个没同任何人协商过的决定。这决定最初很让人惊奇，也令人不愉快。但是，我很快就看出这一冒险步骤的后果具有一定价值。盖达尔的声明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叶戈尔·铁木洛维奇直觉地感到，从本质上讲，人民代表大会不过是一场大型政治戏剧，大型杂技，在这个场所只有通过出其不意的猛烈攻击方能取胜。 结果是取得了全胜。否决政府的决议提案没有通过。对宪法做了修正，决定授予总统以补充全权。下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改在秋季举行。盖达尔和他的部长们的辞呈没有被接受。 ……但是，正像我已经说过的，我自己，作为政府的领导人需要坚决地改变政府的工作状态，这不仅仅是迫于人民代表的压力。 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之后一个月，我再次谈到上述问题。我召集了内阁会议，在会上宣布免除洛普欣的燃料能源部部长的职务。 当时我看到两张面孔：盖达尔脸色发赤、几近鲜红，洛普欣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白纸，简直让人卒不忍睹。大概，这些年轻的内阁成员认为，我这个不称职的教师对他们的不顺从进行惩罚。以便杀一儆百。事情当然不是这样。免除洛普欣的职务还有某种内在的原因，盖达尔把洛普欣当作攻城槌，向我施加压力，以便在同一时刻毫无限制地放开能源产品的价格。而我认为，我们不能采用如此残酷的方案。 我们当中孰对孰错，未来的历史学家自有评说。然而，弗拉基米尔·洛普欣苍白的面孔将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 ★ ★ 我与鲁茨科伊交往已很久，他的那次演讲属于我们交往中的哪个时期呢，大概属于较晚时期。不过，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这种“独特的”风格之形成却是由来已久的。这风格便是“不断同人民会晤”，“直言不讳地道出真理，不管这真理是如何良言逆耳”。 我记得，我的一位助手给我送来一盘录有一个演讲的录音带，任何人也不会在衣袋里装个录音机，显然这是从电视台转录来的。说得文雅些，电视台就是传播这些猛烈攻击的工具。 ……您是怎样考虑的呢，那我就对总统说：把您的钱包给我，我留给他3000卢布并问他：喂，怎么样，3000卢布够活一阵子的？ 就是这类内容。 他们对盖达尔的政策表示原则的不满——这我能理解，想捞点舆论资本的愿望——我也能理解，想在公众面前熔耀一下，给自己壮壮胆——这也可以理解。 只是有—点我无法理解——鲁茨科伊为什么要当面赌咒发誓表示自己的永久忠诚？当一切如此明朗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暗示将有阴谋发生，为什么要暗示有人在幕后搞鬼？其实，还有速记稿嘛，还有他演讲的录音嘛。 那时。我以为这是一个至今既不懂政治、又不懂经济的军人的真实面目，这种情况是常有的。 我还不知道这是一种背叛行为。 ★ ★ ★ 报界不止一次提及院外活动问题，即某些集团向政府和我本人施加压力的问题。 这些故弄玄虚的文章总是使我如堕五里云雾之中。 我不了解院外活动在西方例如在美国是如何具体进行。我想那里的院外活动会动用一切手段，从间接收买到新闻攻汗，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这里常说的是：军工综合体、沃尔斯基、国防工厂的厂长们、将军们、党的机关——某一个秘密的阴谋立即酿成，“阴影里的”外交活动正在开展。 ……实际上，在俄罗斯从事院外活动相当容易。甚至搞掉盖达尔这样的不折腰的总理也不难。 关键在于我本人——我几十年来都在苏联的经济领域工作。这个领域对我没有秘密可言。我知道，我们的杂乱无章为何物，我知道我国的大企业和小企业中的全部实际情况，我知道我国的厂长们、工人们、工程师们的长处和短处。尽管就职业而言我是搞建筑的(毫无疑问，这在我身上留有某种烙印)，但我对重工业、轻工业状况之了解毕竟不是凭道听途说。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作过深入考察，深知这一领域的全部运作。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倘若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生产工人来到我面前，以激动的声音对我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在“天然气公司”干了40年，您的洛普欣在做些什么事呀，那里大事不妙，您看看这数字，太可怕了。到处搞得一团糟——在这位老人面前，我心痛欲碎。 为了取得某种平衡，我做了第一个尝试，即想让斯科科夫或者洛博夫“充实”到政府中去，但盏达尔傲然拒绝了。当时我与内阁成员每星期四会面举行每人必到的正式会议。后来，他们看到年轻的政府的确存在着各种问题与困难，终于被迫接纳了一些从厂长阶层选出的充满活力的人参加政府工作。 ……在俄罗斯，人们心目中的厂长是什么样的人？凡给人以工作、凡能使家庭正常生活、凡能把你辞退或者使你升迁的人——那就是厂长。至于说企业有没有实效，那就不重要了。不管怎么说，具体的广长决定你的具体的命运。 ……不久以后，通过同国会下设的有关委员会协商，提名格·希扎和弗’舒梅科参加政府工作。 又过了几个月，接纳了弗·切尔诺梅尔金加入政府工作。 在这些变迁的幕后隐藏着什么呢？洛普欣是一位天才的经济学家，是盖达尔政府中最能干的部长之一。但是，由于他负责领导石油天然气总体工作，而这项工作又牵动着物价改革的全局性政策。这方面受到任何一点伤害都会使整个国家经济机体感到疼痛。因此我坚决地作出决定撤换他，派我在乌拉尔时期就认识的切尔诺梅尔金接替他。我已经看到，改革在全速行进。随着改革的进程出现了全新的经济因素：原料和材料市场，有价证券市场，俄罗斯的银行和交易所体系重振并呈现活跃气氛，俄罗斯的商业面貌一新。总而言之，这种景象的确是从未有过的，甚至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也未有过。 当我明白了上述形势时，我想让新的政策具有更大的保险系数，让它更长寿，我认为必须起用一个新的、可靠的、意志坚强的人物充实政府。实践的进程表明，我没有错。切尔诺梅尔金走上角逐场显然是晚了些，但这项任命保证了政府经济政策在反动势力“猛烈攻击”的条件下的可行性。在下一年年初这种攻击便开始了。 卫生部长和教育部长是另一种情况。地们两位的命运有些相似。 卫生部长沃洛比约夫是同盖达尔一道进入政府的，教育部长德涅普浴夫比他早上任一年。 两位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成熟，有独到的思维方式，在自己的领域内都是有声望的专家。 德涅普洛夫在教育科学院系统中是著名的“叛逆者”，他把自己一派的人集中到教育部。制定了一整套新俄罗斯学校的理论构想。 沃洛比约夫在卫生领域也准备了一套新的、不同凡响的独特的纲领。但是，如果说德涅普洛夫由于在上级机关尚听取他的意见时在“旧制度”下还曾经来得及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贯彻到学校工作的实践中去，那么沃洛比约夫在自己负责的领域却一筹莫展。谁也摸不着头脑，谁也不愿意仅凭一点点简单道理就去做事——于是卫生部机关停止了工作。 而卫生事业，众所周知，是个极难领导的部门，无论是直接意义还是间接意义而言，即从政治角度看，都很难办。刚刚开始在医院就诊办法方面实行某种改革，而这改革又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时，人们便群情激昂地谈论起自费医疗，人民陷入了沉思。如果说自费学校尚不普遍的话(虽然同样牵涉到许多人，引起了某些不满，其实，这种不满没什么道理：不愿意读，就别上这种学校嘛)，那么谈及自费医疗，那就涉及所有的人——正是触犯了这根神经，沃洛比约夫的卫生发展构想成了众矢之的。人们恰恰是只看到不利一面，而没有看到积极的前景，没看到医院将要富有起来，医生的收入将会提高。人们也不是平白无故地这样看问题。因为此类改革需在若干年期间进行，而且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很可能在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前夕就确定了选政府中的什么“靶子”，这种选择清楚表明，哪些势力参加了议会派别之间的结伙：“公民联盟”瞄准了能源部门和对外经济部门，共产党人和爱国者集团瞄准了社会领域。这一阶段他们的胃口还不太大。 教育与卫生的改革决不是为时过早。恰恰相反，条件早就成熟了。但是，这次的部长任免(其实这只是局部的，不十分重要的事件)还清楚地证明了我们政策中的薄弱环节：立即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进行改革是很困难的。 ★ ★ ★ 1992年年初和年中，各处都在谈论即将到来的罢工浪潮。经济学家们警告，生产的滑坡将导致大规模失业。议会中反对改革的政治对手们扬言，居民们将经受不住“天塌地陷式的物价上涨”的打击，走上街头举行“锅底朝天的游行”。这时又突然出现了可怕的现金缺乏现象。一些地区所有居民一连几个月得不到工资和养老金。 但是，我们所担心的1992年，明显地大声疾呼地提出自己要求的只有两个阶层的居民——中小学及幼儿园的教师和矿工。 ……说到幼儿园的教师，她们的生活状况真让人该然欲泣，即令在莫斯科她们的工资也低到可笑的程度。仅仅是出于对幼小的孩子们的责任心，这些保育员、幼儿教师(其中大部分是年轻的姑娘和女士)才没有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幼儿园的工作人员才没有罢工。倘若幼儿园罢了工，那就会给国民经济中见有女职工的部门带来可怕的损失。 中小学教员如果罢工，同样可怕，只不过在程度上稍有差别而已。 ……不过，这个问题不能孤立地看，它与所有的领工薪职员的问题相关，而工薪阶层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从前、现在和将来都占很大比例。物价直线上升，通货膨胀率上涨使相当一批居民处于绝对的依赖地位，为生存面挣扎，居民们只能指望我们的正确的社会政策。 尽管在各城市都有部分教师提出自己的要求，应当指出，这些教师并没有采用公开的对抗行动。这大概是由于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具有天生的谨慎与保守性口巴。 我们制定了一份各行各业工薪人员的统一的工资表，也为教师制定了行业工资表。调资体系是很复杂的。工资是增加了，但据说提高最低工资的做法不够灵活，也不如我们设想的那样立刻见效。这样一调整，整个工资表就有所“跳动”。我希望，我们都能活到稳定时期的到来。 下面谈谈矿工。大家都知道，叶利钦与矿工们有着“特殊的关系”。诚然，现在顿巴斯的事由克拉夫丘克操心了。但是，沃尔库特和库兹巴斯归我管。我以前常到那里去，以后也还会常去。从这些地方不止一次地传来对我发出的强烈要求，同样，这些地方常常给我以支持。 其实，矿工们提出要求，决不像哈斯布拉托夫描绘的那样，是由于什么盖达尔只顾改革大业而忽略了矿工们的经济“小业”等等。矿工们还没到饿肚子的地步。他们并不反对改革。但是，他们奋起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坚持主张他们从事这种劳动，就应当从总利润中得到应得的那部分。当时，在煤矿这类企业我们还没有明确的效益分成机制。我们旷日持久地进行着艰难的谈判…… 应当说，1992年春季和夏季，全国上上下下都能听到一个时髦字眼——“停转”。因为缺煤，铁路停转了，车间停转了，运输业停转了——在这种情况下尤里·斯科料夫在同矿工们曲谈判中表现了非凡的果敢。 亲近的人 斯科科夫 我同尤里·斯科科夫相识是在我于莫斯科市党委工作期间。他是一个大型国防企业——“量子”工厂的厂长。 在他的选区，与他竞选苏联议会人民代表的对手是当时担任《星火》杂志主编的著名作家、评论家维塔利·科罗基奇。由于种种微妙的原因，加上我在第一本书中描写的党的计谋，尤里·斯科科夫被选上了。他的表现堪称党的有原则性的代理人物。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斯科科夫是个聪颖的人。他非常内向，担任过西拉耶夫领导下的最高经济会议主席，在盖达尔执政期间担任过安全会议负责人。这两位领导过他的人都感受到斯科科夫身上独具内在的威慑力量，而且这二人不止一次地因为斯科科夫与我发生冲突。 斯科科夫在叶利钦身边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斯科科夫是个确实存在的“影子”总理，我仿佛时时刻刻都注意到他的存在。 ……我没有提及过尤里·斯科科夫在8月政变期间所起的作用。他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可能，他比保卫白宫的某些抛头露面的领导人所起的作用更重要。作为我的代理人，斯科科夫同军方代表和内务部代表——格拉乔夫与格罗莫夫——经常会晤。这些接触完全是秘密的，对我们具有决定性意义，至少在道义方面。在这些活动中，斯科科夫表现得谦虚、平和，正因为如此赢得了敬重。 我明白了斯科科夫的总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的立场，与我的立场、盖达尔的立场还有那位布尔布利斯的立场都不一样。他的两面性一直使我的拥护者们捏把汗。但是我认为，如果一个人懂得，在当前的俄罗斯应当为强有力的政权工作，而不是反对这个政权——采取这样的立场又有什么不好呢？就算是“影子”总理吧，反正在党的领导人、经济部门的领导人当中，斯科科夫无疑总是享有一个政治家的威望，他不断地督促着在位的总理加紧工作。这里不妨讲一个有趣的细节：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人在白宫内为总统权力机构的唯一代表斯科科夫留下了一间大办公室。 1992年年底之前，斯科科夫身上出现了一种怪癖。在与我见面的时候，他迫不及待地经常对我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裔，您周围都是敌人，唯有我一个人忠于您。”——这使我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想法：他是不是受了迫害？ ……我认为，他这种强有力的人物极难作出选择。他为俄罗斯的民主政府效劳乃是“为了某种利益的联姻”，他很难接受这种局面。他明明知道国会在准备干什么，根据各种消息来源他掌握可靠的情况，但他无法决定自己的立场，于是他被摧毁了。或者说，至少他被折腾垮了。 但是，我们也可能在政治舞台上再度见到尤里。斯科科夫的身影？我希望他是一个更为坦率的人。 ★ ★ ★ 1992年夏，飞往美国之前，在机场我发表声明，任命盖达尔为俄罗斯部长会议代主席。 布尔布利斯和盖达尔本人曾把我置于相当为难的境地。那种旧的格局——即内阁首脑是位政治人物，而第一副总理掌管着经济进程——终于结束了。 在重新被任命的副总理当中，毫无疑问，没有一个人能指望成为盖达尔班底的领袖人物。盖达尔本人越来越紧地把控制杠杆抓在自己手中。现在甚至连人民代表们也惧他几分、敬他几分，尽管哈斯布拉托夫和最高苏维埃方面仍然不时对他进行“心理攻击”。 1992年夏季到来之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心出现了另一个经济问题：关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我国提供大量贷款的问题，关于建立稳定的卢布基金的问题。西方专家们一直特别重视盖达尔的作用。 在这种局势下，我所作出的决定似乎是迫于形势的压力，决定是出入意料和迅雷不及掩耳的。可是正是这个决定阻止了盖达尔的对手们策划的处心积虑反对他的攻击。他们错过了时机。 很自然，多数人以喜悦的心情、满怀希望地对待关于任命盖达尔的消息。 ★ ★ ★ 到了夏末，事态的发展表明，经济情况令人担忧。有两个方面发生断裂：各类商品的价格仍在上涨，在这种形势下，任何明确的经济战略都无法推行，无法计划经济领域中的任何步骤；另外，国会借助于国家预算已经人为地向经济部门注入数万亿卢布，但在现存的最高苏维埃体制下仍无法控制通货膨胀。 情况最终表明，通货膨胀、“物价猛涨”的阴影将笼罩若干年…… 通货膨胀这个只有从老掉牙的政治经济学课本中才能找到的抽象概念突然之间变成了现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牵掣到每个人私人利益的尤物。 居民中一个又一个阶层落入贫困的泥潭…… 在此情况下社会分化在加剧。一些人的富有与另一些人的贫瘩形成鲜明对照。 整个社会步入一个社会异化的艰难地带。 这便是我们对经济改革作了首次总结之后发现的围绕我们的灰暗景象。 能否避免这一切灾难呢？……我认为不可能。 任何国家都经历过这种困境。这是一个经济隔离带。这是一个通向繁荣的防疫遮断带。 即使是全体富有国家中最富有的国家例如美国，也有过自己的大萧条时期。美国人走向高水平生活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苦的。 ……然而，俄罗斯像往常一样走了一条完全特殊的路。在上个世纪末已经有了走向市场关系的开端，但在本世纪即将逝去的今日又一次重踏此径。此时已落后于阿根廷、波兰、智利、巴西，以及匈牙利和新加坡。 此时巨大的世界经济体系业已实实在在地形成，在这个体系中俄罗斯未能给自己找到一席之地。70年来，俄罗斯远离了文明世界，在此期间它造就了巨大的社会主义工业，但失去了重要的可贵的机会：它未能自然而然地进入市场。我们迫不得已地打碎自己，在自己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再一次地放弃虚无缥渺的稳定，放弃那体现于半兵营式的半贫困生活中的稳定…… 需要再一次地急起直追，抓紧去做，拼死奋争，为的是……跻身于世界各国之行列。 伟大的俄罗斯紧张奔突的历史延续到某一时刻会有所停顿。那时我们将和各国一道，加入具有完整经济的、正常的文明国家之长长的序列。但是，尽管我们的经济问题同任何另外一个国家都有共同点，我们却有着另一种命运。而经历了70年社会主义之后，我们的情况则加倍地特殊。 我们的国家拥有大型工厂、大型研究所、大型农场、大型企业(甚至拥有一些整个的企业城)，这样的国家不管其本身意愿如何终将产生一种社会关系中的风格，而这风格在农奴制时代业已形成。这便是牢固的、传统的相互依赖的风格。 与这个“旧世界”相对峙的是历时短暂的商业结构。这一结构本身目前尚无法保证自己不遭任何劫掠，更不能对伙伴作出任何担保。不过，这一结构是具有机动灵活的特点的。 这两个世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我认为这种局面将持续若干年。在这种交织渗透中，工作人员能够平稳地从一个生活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使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在逆境中少受些损失。但请不要在这样敏感的事情中强迫别人接受某种优越感，强使别人接受自己的“规矩”。一个强大的国家应当把贫民的手放到危险的、可怕的地方，使公民有一种危机感…… 但是，国家本身也有自己的需要。其中，国家除了需要民主的保障、正常的国际政治环境，还需要公民遵守秩序和纪律。我们这里远远不是美国模式，我们这里所说的市场可能不完全是1992年年初所期望出现的市场。 最近两年当中俄罗斯的特色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我们都应当以敏锐的心灵去感受它。 那样的话，一切都归于正常了。 ★ ★ ★ 时光流逝，眼看着充满焦虑的、带着暗淡预感的冬天又来接替经济改革开始以来的第二个夏天。 ……人们能否预见和能否预测事件发展中的转折，能否理解盖达尔改革再次搁浅，即未取得快速的稳定？ 当然能。凡成年人，特别是政府中身居要职的领导者应当具有对计划的清醒态度，具有修正计划的勇气，匝当具有对事业的现实主义态度。 但是，经济成了政治的人质。 来自议会方面的疯狂攻击、迎面袭来的“宣传鼓动”浪潮、盖达尔等人为了防卫的答辩——所有这一切妨碍了正常工作。此外，正值通货膨胀尚未达到“沸点”、冻结收入和限制贷款尚能发挥一定影响时，最高苏维埃却拼命地对抗争取稳定的措施。议会明知道还可能进一步推动执行机构加紧工作，却要求更换政府，任命一个新的联合政府。 说实在的，更换内阁这件事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人们的信任，可怕的是执行不连贯的政策，可怕的是开始左右摇摆。 在我们这里很难设想能有一个正常的具有社会主义方向的政府。而在我国这种政治纷争的条件下联合政府是一个具有爆炸危险的、简直是有致命威胁的物品。 那么，专家治国型的厂长经理政府呢？ 有一阵我也动摇起来。 我同尤里·斯科科夫进行了一次认真的会晤。他同意在危机的形势下取代盖达尔。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迫在眉睫。从议会各党派团体、各派政治运动、各个经济学流派、经济工作者和企业家等方面来的排山倒海的压力令我无法招架。所有各方都要求撤换盖达尔……一次，两次，三次地要求…… 由于我们没能信守诺言，反对派在幸灾乐祸，他们在新一届代表大会上还要变本加厉地实行毁谤攻击，破坏我们政策和思想的威信，使国家形势动荡不安。 ★ ★ ★ 1992年6月12日是俄罗斯独立日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就在这天，发生了冲突事件：疯狂的安皮洛夫分子企图用暴力夺取“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 维克托·安皮洛夫原是一名记者，国家电视广播系统派往尼加拉瓜的特派记者。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在革命浪漫主义情调中有点“忘乎所以”的人。 在社会生活中他选择了一条危险的路，他想成为街头领袖、街垒将军。他的选择一害自己，二害周围的人。在社会上可能会出现俄罗斯第一个有组织恐怖活动团体。 特别恶劣的是，安皮洛夫把一批富有战斗精神的老年斗士集中于自己麾下。我能理解他们的情感以及他们与当前诸事格榴不入的情绪。难道说用警棍驱散之后，还应当给他们增加养老金吗？！这已经不是什么革命浪漫主义，而是公开的无耻行径。 民主派组织的上百万人的群众大会上也没出现过此类行为。没有任何人受伤，到处秩序井然。人民代表保证参加大会的队伍安全，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会把到会群众与特种警察分开，因为事先已经同政权当局关于所有问题达成了协议。 而好斗的安皮洛夫分子采取的完全是另一种立场。他们需要制造流血事件，因为流血事件能证明政权无法控制局势，流血是灾难的标志，是无政府状态的标志。因此，他们不择手段地企图酿成流血事件。 最高苏维埃和哈斯布拉托夫把他们称之为“人民运动”，但就在当时，这种运动的基本特点已经昭然若揭了。尽管他们当中有相当多的老年人，他们举着革命的红旗，还有一些别的特色——这纯属法西斯主义的策略。这是新纳粹分子在全世界常用的、为进行野兽般的进攻而采取的策略。当时，在“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附近，该中心的工作人员遭到狗血琳头的辱骂，一些下了夜班走在回家路上的电视台技术人员遭到殴打。他们痛击被围的年轻民警，大打出手地残害警察。 很明显，这是一群危险人物。更确切地说，有一批危险人物在幕后操纵这些疯狂的闹事者。很可能这些肇事者得到有势力的国家政权中人物的支持。没有铁腕人物的支持，在莫斯科制造如此局面是根本不可能的。 看了10分钟实况录像，我心中产生了令人恐怖的焦虑。我记起了在“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附近出现的一些面孔。这不是自发的不满情绪的爆炸，而是企图有计划地向政府施加压力。他们打算触动一下“民粹党分子”叶利钦的主要痛点，据说叶利钦非常在乎人民的情绪和他们的社会自觉。有人认为，这种人为的爆炸是精心策划的正确策略。 可我的感觉是，他们打算恫吓我。我感觉到这是一件号称人民运动的、令人恶心的腰品。我感觉到这里有克格勃在插手。 夜间絮语 我的朋友是些什么人？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尽管乍一看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本性而言我是个相当坦率的人，很喜欢交际，喜欢与亲近的人相聚，开玩笑，娱乐，唱歌但是，我的所有的真正的、年轻时代的我们常说的“经得起考验的”朋友却留在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现在称之为时卡捷琳堡。例如，米沙·卡拉西克、亚抄·奥尔科夫、安德烈·莫基尔尼科夫等青年时期的伙伴。 我同这些人当时是莫逆之交。在那个时代的伙伴当中如今与我在一起的只剩下我的妻子——我的最亲近的人。我与她是同龄人，个人经历的开始也是非常相似的。她大概是唯一终生了解我的人。 人们也常常提起一些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人，仿佛这些人因我个人的好感而得到升迁，他们当中有我的助手伊柳辛，布尔布利斯(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时根本不认识此人)，洛博夫，彼得罗夫……但是，同这些人的关系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上下级关系’’和工作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的前提是相互承认工作才干，尽力把一些志同道合的人配备在一个强有力的集体当中。 我想顺便提一下，凡我不得势的时候，出面支持我的、到我这里来做客的恰恰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学时期的朋友们，关于这一点我在第一本书里已有所述。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工作时的几位副手总与我保持相当的距离，有时干脆就离得远远的，躲着我。但我对他们没有任何抱怨，从来没有埋怨过他们，因为我了解，再一次重复，我了解，在我们的交往当中保持着一种适度。在必要的时候，我甚至把他们当中的某个人召来重新一道工作。 ……刚年过30，我就成了首长。在俄罗斯，人们对像我这样具有某种社会地位的人都称之为首长。不是官僚，不是官吏，不是领导人，而是首长。我无法忍受这个词儿，在这个称谓中有一种牢狱的味道。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当“第一名”——这或许是我的天性中注定要达到的，不过，也许在涉世的最初年代我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我记得，当上级把我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调到苏共中央担任建设部部长时，我感到厌烦——当一个中央委员会机关里的小官员，而我原来是领导一个大州的工作呀！当戈尔巴乔夫把我“安置在莫斯科市委”的时候，我感到了另一种压抑。只有处于职业的紧张形势下我才能生存。 干第一把手的工作有许多令人讨厌的地方。第一，不能过正常人的日常生活；第二，总是想破坏自己的情绪，同时也在破坏别人的情绪；第三，不知为什么，关于这一点很少有人提及。通常，“第一把手”没有亲密的朋友。这种人常患封闭综合症，在同人们的交往当中不可思议地将谨慎的弦绷得紧紧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在我身上也出现了。我开始过封闭的日子，与新相识的入相处特别谨慎，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有一些朋友。 ……我同沙米利·塔尔皮谢夫于1987年夏天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小城尤尔马拉相识。他当时正率领国家网球集训队在那里训练(他担任主教练)，正准备同荷兰队进行比赛，争夺戴维斯杯。他送来入场券，邀请我前去观看比赛。我们谈到为什么我国的网球不发达，为什么不像在世界其他国家那样普及，我们缺乏什么必要条件。我邀请他到市委来做客，他没有来，代替他来的是另一位体育界的领导人。他这种不愿烦人的知趣性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一年以后，我们在尤尔马拉又一次相遇，面对面地撞在一起。这时我已经被认为是“反对派代表人物”，很多人害怕与我交往。 他和自己的队员们在海边沙滩上踢足球，他跑过来拾球恰恰撞到我，意外相逢，握手寒瞳。我们二人对此次邂逅都感到欣喜，谈了几句话他就问我现在于什么，我说，要不，咱们打会儿网球？沙米利开始提议双打，我没同意。我一直闹不懂，他是怎样猜到我正在学习打网球。我们没谈这一点，看来，他发现了，当他在我们疗养院的网球场教一个年轻人打网球时我一直站在那里并长时间地观看。 后来我们在“友谊”体育馆又遇到过几次，当时，沙米利正在训练他的队员。到了1990年秋天，他当了网球协会的主席(我同他开玩笑：您已经当主席了，我至今还没当成)。我邀请沙米利到索契来找我，来休假。练练球，一起打几盘。 首先，我评价了双打的意义，这很快使我们在感情上接近起来，毫不感到单调。在体育运动中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本性展示自己，当伙伴透过一个眼神了解你的意向时，你会感受到令人惊奇的欣慰。 我当即感到，在沙米利身上具有某种忠实寡言的男子汉气质。 我当了总统以后，立即建议塔尔皮谢夫担任总统体育顾问的职务。沙米利辞掉了国外条件丰厚的工作，放弃了外汇收入，接受了我的建议。 在我国体育界有多少不幸的运动员啊，有功勋卓著的，也有鲜为人知的！多少人命运坎坷，屡遭挫折！不是职能部门的人，不是官吏，而是一个以前的职业运动员招起了此职，解决着大规模体育事业中的诸种问题。 在这个位置上，沙米利遇到许多难题。有时候，由于不了解我国官场运作的特点，不了解官吏们的心理却又不得不每天同这些人打交道，抄米利感到措手不及。我尽力地帮助他。不仅仅作为总统，而且作为朋友帮助他。 ★ ★ ★ 有很多谣传，说什么在一些非正式场合，在网球场，在浴室，某些不为社会所知的人，来路不明的匿名作者，向总统进行渗透，影响着他，促使他作出某些决定。 这些传言不胜而走，在民间流传。我想，这并非偶然。这里有人在利用我不喜欢在电视屏幕上作公开演讲的作法，企图强加给社会一种形象，似乎总统是个软弱的、很容易向政治压力屈服的人。 在这一章里我尽力向读者阐明，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全局性决定何其困难。不管正确与否，这些决定总是极其艰难的选择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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