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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与主张 不可思议的事终于发生了。对此，在1991年8月19日前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一些居心险恶的人纷纷传言，说什么“叶利钦”的新俄罗斯取代了苏联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并继承了苏联始于1917年的戏剧性的全部历史。至于俄罗斯帝国的遗产就更不用说了，这种遗产我们也非常明显地感受得到。 当一些西方国家领袖最初相继打来电话时，我还未能彻底认清所发生变化的意义。1991年8月19日，叛乱刚刚开始，一切都还无从评佑。 在我们国内一片混乱、毫无法制和政治秩序的情况下，最先使我感到震惊的是西方政治家们的明确反应。 他们确实都是瞬间判明情势的。要知道，他们能做到这一点，要比纳扎尔巴耶夫或者克拉夫丘克困难得多。这两个人正在小心谨慎地跟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谈判，而对我的连声感叹只能惶恐而惭愧地回答说：“我们这里暂时一切平静，我们马上就会作出决定。” 当然，把西方领袖的反应与“我们的”原共和国领袖的反应做比较，是不太得当的。一方只不过是表示自己的意见并给予道义上的支持，而另一方却处在苏联坦克的瞄准器下。 那么，是谁给我打了电话呢？ 英国首相约翰·梅杰。他第一个打来电话，表示支持民主俄罗斯，并确信这一切必将有一个好的结局。英国人证实了自己在世界政治中的道义权威。 在整个战后时代，“美苏轴心”一直支撑着世界地缘政治的平衡。对于美国人来说，戈尔巴乔夫依旧是我国的头号政治家。那么，如果他确实有病在身呢？如果是他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也就是说他支持自己的那套班子呢？如果叶利钦只是“片刻为王”，而局势又瞬息万变呢？到那时，道义归道义，而他们却不得不与原戈尔巴乔夫分子，比如说，与亚纳耶夫打交道了。美国总统不能，也没有权力不考虑这些方方面面。但是，乔治·布什并末简单地打个电话了事，他立即开始组织国际社会声援俄罗斯，并与北约国家首脑会谈，发表政治声明。等等。布什光生毫无疑问地表现出他首光是一位有道德的政治家。 乔治，布什年岁比我大。他是上过战场这一代人的代表。对我而言，他在人道上的支持是极其重要的。 赫尔穆特·科尔。他那天到很远的山里狞猎去了。很多人都说我跟他在外表上很相像，都是大块头，在生活习惯和对生活的看法以及在行为风度方面也有相似之处。我对他始终有一种特殊的好感。 尽管有许多困难，赫尔穆特，科尔还是跟我取得了联系。现在我也这样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即便是坦克己在莫斯科开始射击。他也会这佯做。 ……布什曾谈到过坦克、他说：“只要您挣脱坦克的包围，这就是彻底的胜利，俄罗斯将为自己铺平通往文明国家共同体的道路。” 打来电话的还有意大利总理，西班牙首相和法国总理，以及阿根廷、日本和加拿大的领导人。我衷心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表示声援不是进行某种持久的长期政治运动，而是在一瞬间，在几分钟内应当立即决定的事。 西方国家未坐山观虎斗，大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意料之外。当天晚上，他们在记者招待会上便含糊不清地说什么“过早的反应”“干涉内政”等。 事后，也就是现在，我才明白西方国家反应如此之快和如此一致的原因。第一，西方的分析家们对叛乱早已做出“测算”，对他们来讲，发生叛乱并不感到意外。而我们国内却没有一个人相信。这种念头本身看来似乎是荒唐的，因为旁观者清嘛。还有，尽管戈尔巴乔夫的情况不明(不过，我想西方情报人员对他在屈指可数的几个小时的情况还是清楚的)，叛乱尽管看起来挺可怕，但是太滑稽可笑，太草率，我说过，在对自封为苏联领导的信任问题上摇摆不走是很愚蠢的。 这是对待俄罗斯的新国际政策的序幕。 ★ ★ ★ 我想起在戴维营发生的一件往事。那次出席谈判的都是美国当局的高层人物：总统、国务卿、安全顾问等，大约4—5个人。在谈判大厅的一角放着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果汁和咖啡壶。我注意到，贝克先生看起来就像在家里似的，穿着一条紧身裤，上披一件胳膊肘上打着皮补丁的上衣，记得好像是切尼对他说：“杰米，请给我倒杯果计。”“杰米”就给自己和他各倒了一杯果汁。这一切非常自然，毫不拘束。既不做作，又不夸张。 要在我们这儿，长官们会一动不动地坐在靠背椅上，一名身穿永不改变的晚礼服、扎着蝴蝶式领结的年轻人就会哈着腰用托盘把果汁送到他们面前。 我当时就想：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是的，这是因为他们是绝对独立的人。也包括对总统保持绝对独立，他们是为信念、为事业面工作。 我们目前还过分依赖权力，依赖权力给我们提供的别墅、汽车、“直升机”和装甲门，离开这种依赖，将寸步难行。 那么，严格地说，叶利钦总统本人依赖什么，或者说依赖谁呢？显然。 第一，得依赖“自我”，依赖自己为自己创造的和周围的人为他创造的那种形象，这是一个刚毅、坚定、强硬的政治家的形象。 第二，我非常依赖我所尊重的人的意见。这样的人虽然不少，但远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影响我。不过，例常有这样的情况，顺口说出的一个词，或者报刊上一大篇文章中的一句话，往往会迫使我完全改变思维过程。 第三，我也有一些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准则。像多数正常人一样，对它们只能束手无策。它们是童年养成的，要比我顽强得多。 玛格丽特·撒切尔和赫尔穆特·科尔 在8月19日给我打电话的人中，我还未说出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名字。 这样的人在世界政坛中为数不多。不管他们担任什么职务，人们总是乐于倾听他们的意见。 但是，即使在这个很窄的圈子里，撒切尔夫人仍显得特别出色。 就是在那个夏天，当我应邀去西班牙出席一次使我倒霉的研讨会(会议结束时，我已躺在手术台上)时，我曾同撒切尔夫人达成一项协议：我顺道访问英国，并与她会晤。当时，我还是个反对源，既不是最高苏维埃主席，也不是总统。但是她，一位独立性很强的女性，还是邀请了我，尽管英国领导人中很少有人会热切地希望会见我这个反对派分子。 我飞到伦敦，驱车赶到康宁街10号英国首相官邸。会唔进行了45分钟，而且非常成功，简直使我不记得还跟谁有过更有意思的交谈。 这次会晤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玛格丽特·撒切尔走下台阶，向我问好，并把我领进官邸。在她的办公室里，有两张沙发，沙发中间有一张小桌。我坐下后，她坐在我对面。但我们觉得彼此隔得有点儿远。当时在场的有3位男子汉——翻译、首相首席顾问和我。但撤切尔夫人忽然站起身，亲自把自己的沙发推到桌子跟前，好与我们靠近点几。事情既简单又庄重，而且她的动作那么快那么有力，以至于使我们来不及帮她做点儿什么。我略一迟疑，也随后起身推动自己的沙发，啊，就算对一位男性来说，这沙发也是相当重的。总之，她是个很独特的人，又是个很自然的人。 于是，我们面对面地交谈起来，大家说得很快，交谈非常热烈。 撒切尔夫人很想知道她最喜爱的人戈尔巴乔夫的主要论敌在想些什么，而这种想获得新印象的自然渴求使玛格丽特。撒切尔一个劲儿地提问题，在阐明自己的立场作为答复后。她又提出一连串儿的问题。当然，我怀着极其浓厚的兴趣追寻她的思路，注意着西方最强的政治家之一的逻辑。 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时刻之一大概就是我们谈话最后结束的那一会儿。我据理力争地追问首相：“撤切尔夫人，我想告诉您的主要信息就是世界上将出现一个新的实体——俄罗斯。不仅仅有苏联，您与它有着良好的关系，现在还有个俄罗斯。使您了解这一点是重要的。您是否准备与自由的新俄罗斯进行贸易、经济等方面的接触呢？” 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整个谈话期间对任何问题都回答得很快，唯独这次她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才回答说：“叶利钦先生，让我们再稍稍等待一下。愿俄罗斯成为新的和自由的俄罗斯。到那时候……一切都没问题。”说完，她便微微一笑。 我从唐宁街回到住处后，心中暗自想到：她没说“不”，这对于第一次相识和第一次会晤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而且撒切尔夫人和世界许许多多的政治家很快就会知道，也能听到有关新俄罗斯的消息。对于这一点，我一分钟也未怀疑过。 顺便提一下，撒切尔夫人送我上汽车时，我看到有人非常低声地对她说，这不合礼节，不合礼节。她朝他们摆摆手，一直送到汽车跟前，我们在那儿相互告别。这一切都显示了人的热诚，并令人感动。 这就是撤切尔夫人在政坛上留下的足迹——独特而坦诚的足迹。这是一名战胜男性操纵政治的女人，也称谓第一夫人，多亏了她，行为坦荡才开始在外交界发挥作用。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个性对我如此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是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始终相信自己、并经受过一切考验的榜样。政治上轻重缓急的顺序在不断变更，国家正经历一系列政治危机，而这几年英国首相又有多少次不得不在议会经受极其激烈的唇枪舌战！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每通过一项新法令，更不用说通过税法了，都会在新闻界和游行示威中激起强烈的激情，都会掀起一场运动。但是，政府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针。而玛格丽特·撒切尔却始终带着她那永不改变的微笑做完了这一切，而且这种微笑一年比一年更有女人味儿，更令人赞叹不已。 ……赫尔穆特·科尔。当我说他是“我的朋友赫尔穆特”的时候，这并不是一种不拘礼节的呢称。不久前，我们曾一起在贝加尔湖畔休养，他是应我的邀请到那里去的。在那里，我饶有兴致地观察他怎么捕鱼，怎样开怀大笑，如何准确和轻而易举地表述一些有意思的想法。我带他去过浴室。在安加拉河河岸有一个非常出色的俄罗斯浴室，是用粗大的百年原木建造的。在蒸汽室内散发着一种特殊气味，这种气昧，只有在地道的乡村小浴室里才有。这间浴室紧靠着河岸边。我们在蒸汽溜后就直接跑进河水中。河水虽凉，却使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科尔对这了不起的大自然和我们的贝加尔湖惊叹不已。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么辽阔的空间是稀有的。就是那时候，我和科尔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交谈。 我和赫尔穆特。科尔在风景胜地一向都很走运。1993年初，德国总理曾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在这期间我与他举行了一次会谈，这对我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几次会谈之一。我们在莫斯科西南部的一所政府别墅里见面，这所院子很有名，因为它过去归克格勃所有，克留奇科夫准备发动8月叛乱的几次秘谋就是在那里进行的。 这个消息使赫尔穆特·科尔开心了一阵子，便以极大的兴趣四下打量起来。 我想跟他讨论一个对我来说极为重要的问题：假如我采取措施限制议会活动，在他看来，西方对我的行动会做何反应。谈话的机密性完全符合我们见面场所的历史传统。 我很清楚，西方有几种最基本的民主价值观。在这种具体情况下，我要侵犯这类价值观中的一种，而且我不怕把这个问题向德国总理提出来，因为我们的关系是开诚布公的，我知道自己的这些打算将来不会被曲解。 他支持我，并相信“七国集团”的其他领袖也一定会理解为稳定俄罗斯局势所采取的严厉但必不可少的措施。 几个月过后，我才得以确信赫尔穆特·科尔所预测的准确性。在1993年9一10月，科尔本人以及西方国家的所有首脑，都异曰同声地支持我为使俄罗期摆脱深重的政治危机所采取的措施。 其实，那次我和科尔谈的不光是政治。譬如，还把自己的一段往事告诉了他。 那是在1986年5月，当时我还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我应德国共产党的邀请出席他们的代表大会并进行正式访问。德共代表大会结束以后，东道主领我去鲁尔参观一家企业。看完车间。我走进了工人休息室，真的一下子被惊呆了。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我曾绞尽脑汁，为工人创造适当的条件，如建个芬兰式蒸汽浴，在休息室放几把象样的沙发橱，好让工人休息时喝口茶水，听听音乐。但这里……一种简单的想法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们永远不可能过上这样的生活。 这不单单是富裕。这是一种用智慧创造一切的习性。而这种习性，恰恰是德国人所固有的，可以说，在对待生活小事、日常风习以及现实生活方面的精打细算和专心致志，德国人与我们是正相反的人。 每当我发现我们在这一方面有某种变化时，总会想起科尔先生…… 比尔·克林顿和乔治·布什 按年龄顺序得反过来说，乔治·布什和比尔·克林顿，按我们的关系年表排列也是如此。但现在毕竟是比尔。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在世界政治中有许多事都取决于他。连我有时候也真诚地同情他。 惹我注目的一件事是：在总统竞选期间，布什和克林顿曾进行相当激烈的论战，甚至可以说得更厉害点，是进行对抗。但选举一过，刚刚明确谁是胜利者……布什便开始帮助克林顿，克林顿也帮助起布什来。 在我们这儿要是碰上这样的情况，政治家们就会相互成为整个余生的死对头。而他们却高高兴兴地互相打电话交谈，提出劝告。比方说，还有一次，我跟比尔·克林顿谈话，他说：“我不仅支持条约，而且还要祝贺您与布什共同取得的这次巨大胜利。”(此处是指我与布什在1月份签署裁减战略武器的条约一事。布什要再过两个星期才告别白宫，而克林顿也需要度过同样多的时间才就任美国总统。) 布什在选举期间的心理负担很重，连莫斯科都听到了这个消息。有人对我说，布什常常一连几个小时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沙发上。双眼也只盯着一个地方。我给他打过电话，想劝慰他几句，让他打起精神来。 对这种极度的孤独感我是比较熟悉的，有时连身体都承受不了这种紧张，这是精神长期过于集中和情绪异常激动造成的结果。那时需要的只是咬紧牙关，控制自己，以免垂头丧气。万念俱灰，愤然辞职。所以，我觉得自己理解布什。 我觉得人们会选他。美国人的保守主义仍会发挥作用，共和党总是起跑晚，但却精力充沛地跑完最后一段路，到达终点。 不过，这次结果不同。克林顿太不寻常。他年轻、漂亮，与他的年龄相比，看起来简直太美了。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很高的修养。也许，这个人物意味着美国的某种新突破。 乔治·布什好像在美国的权力顶峰呆了3任，在里根时代当了8年副总统，然后又当了4年美国总统，总共12年，真不算短。 如果算一算我的年头，到总统任期结束也将有8年，倘若从政治局算起，那就整整10年。不过，我真正的政治生涯要晚一点儿，恰恰应从被赶出政治局开始。 应该说。乔治·布什发生了有趣的变化。人们看得出来，他在竞选期间心情多么忧郁，因为共和党人一直落在后面。他在每个州都发表演说，这得付出极大的劳动。当他落选后，反而变得轻松起来，这是某种保护机制起了作用，一种新的动力开始活跃起来，这就是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武器条约。 美国有个好传统，即总统离任后，国会就通过一项决议：根据前总统的意愿在某地给他建一套住宅，并为他保留一个总统图书馆。 我跟乔治·布什建立了很友好的关系。芭尔芭拉·布什也常打电话来。我希望她能来做客，娜依娜也会很好地招待她，她们将共度一段美好的时光。而我也与布什说定了一块打网球，这将是一场很有规则的比赛。 莱·瓦文萨和瓦茨拉夫·哈韦尔 他们分别是波兰总统和捷克总统。 我不止一次地跟他们会晤过，总觉得在交往中存在着一定的心理障碍。在国家关系中自称“老大哥”的苏联把它那该死的“遗产”悬在了我们头上。哈韦尔和瓦文萨在对俄关系中必须保持某种距离，必须对本国人民负责。对此我是理解的。 不过，要知道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光是历史命运的共性——东欧阵营、社会主义，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即我们都是第一次如此勇敢地走上世界政治舞台的前持不同政见者，都是些受压制的人，是程度不同地遭受迫害的人。 哈韦尔蹲过监狱，是“布拉格之春”的参加者，也是位作家。瓦文萨多年来领导工人运动，他是“团结工会”的领袖。他俩不仅是政治领袖，也是民族领袖。在某个时刻，整个社会都曾团结在他们周围。他们成了重大历史事件的象征。即使目前他们的处境也非常困难。 世界政坛上出现这类的人物是很有意思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官位表。建立政权的那个阶层的人把各种关键职位都把持在自己手中，保持政权的稳定。但迟早会通过这个阶层冒出一批新人。当然，在西方没有这种大规模的变化，但在“七国集团”中，几乎每个国家都发生过“上层”大换班事件，可能是世界对某种新的非常重大的转变正在做一种潜在的准备吧。 我对波兰的第一次访问是在极其紧张的气氛中度过的。波兰人在谈判中提出的基本要求之一是：我们的军队从德国撤出、需经波兰领土，这有损于波兰的经济，因此，俄罗斯必须支付赔偿费。 瓦文萨采取如此激烈的进攻态度，其原因大体上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橡苏联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生存在世界空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可以取消苏联这个名称，但却不能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这么多年来的共处，波兰人总觉得是苏联抑制了波兰的繁荣及其经济潜力。于是，这种民族的自觉在向我们提出的那些沉重而又难以理解的要求中表现了出来。 不过，我第二次访问波兰的气氛已迥然不同。这一次，正像我一直力求做到的那样，终于找到了我们关系史中隐藏的症结。大家都知道，克格勃曾试图插手解散“团结工会”的进程。我给莱·瓦文萨带去了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政治局的“影子”领袖)委员会的文件复印件。这是有关“团结工会”的全部案卷。波兰和苏联的特工人员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工人运动领袖们的全部底细。当谈到这些文件时真是不寒而栗，克格勃的“X光射线的穿透力”竟然是那么厉害。我拍拍那个纸袋，说：“都在这儿，请拿去吧！”瓦文萨兴奋得脸色发白。 波兰总统向我通报说，波兰议会最近即将改选，宪法也允许这么做。当他发现我对这个问题饶有兴趣，就开玩笑说：“怎么样，您也解散自己的最高苏维埃吧，再选个新的。而那些老代表们，就让他们坐在那儿开会吧，人们很快就会忘掉他们。”我对这个诱人的想法微微一笑。 在布拉格，也不得不还清旧债，承认苏联1968年的入侵是一种侵略行为。这对于瓦茨拉夫·哈韦尔本人，对于全体捷克人民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 哈韦尔想让我领略一下旧布拉格的风情，于是和我走进一家小酒馆，坐在那儿喝起啤酒来。那时，我突然想到：我们这些上了年纪又很疲倦的人，像老朋友一样简简单单地坐在这儿喝喝啤酒，至少也可以松弛几分钟。但是，当我们走出酒馆，摧毁一切的整个变革时代所带来的一切问题，又会再次压在我们的肩头。我们——共产主义后世界的第一批领袖——要走的路是多么艰难啊！ ★ ★ ★ 我结束第一次访美之行回国，是在1989年秋天，当时在报纸和电视上正掀起反对我的著名的“纵狗咬人”浪潮。在美国，我在一次答记者问时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当我飞过自由女神像上空时，我自己在内心里也成了一个自由的人。就是这句话在莫斯科引起了轩然大波。议会还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对我的美国之行进行研究。 我的一些助手和朋友们。伊柳辛、苏哈诺夫等，强拉我击浴室，这显然是个区一级的普通浴室，非常简朴。他们知道我非常喜欢洗浴，想帮我消除精神上的疲劳。 我们走进蒸汽浴室一看，里边挤得水泄不通，足有40个人。我记得，就在这个浴室里，政治谈话异常炽烈，就像开群众大会一样。那些人赤裸着身子，挥舞着桦条帚，一边相互啪啪地抽打，一边喊：“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请坚持伎，我们支持你！”这些话就像用挥条帚给我抽打后背一样，使我非常惬意！那种场面是特别令人神往的。 浴室所发生的一切是一种象征。要知道，浴室是去污除垢的地方。在那里，感情是洁净的，人也赤裸裸地坦诚相见。 有意思的是，那些男子汉现在会对我说些什么呢？是的，那时我已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明白我虽在苏联历史传统、习惯和教育方面仍是一名共产党员，而在信仰方面已不再是一个共产党人了。 浴室所发生的一切，至今仍历历在目。 谢瓦尔德纳泽的东山再起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不止一次地赢得人们的尊敬。 1985年，任命谢瓦尔德纳泽担任苏联外交部部长职务曾使许多人大吃一惊。尽管他是一个加盟共和国(但不是最大的共和国)的领导人，却没有外交经验。 在这方面，谢的智力天赋，以及大多数格鲁吉亚人通常拥有的那种拥熟的表演技巧并不起决定作用。在国际舞台上，他成了比戈尔巴乔夫并不逊色多少的一个人物。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使苏联新的政策原则成为现实，成为可以与之打交道的原则。 谢瓦尔德纳泽的辞职也是值得人们永志不忘的，他的这种政治家的果敢行动再一次证明。他是个独立性很强的人。谢瓦尔德纳泽不依附于任何人，也很勇敢，他警告全社会将面临军事政变的危险。 但是，谢瓦尔德纳泽所采取的最有意义的行动，据我认为，是后来他出任格鲁吉亚议会首脑，成为格鲁吉亚国家领导人。作为一名政治家。谢瓦尔德纳泽已习惯于在正常的、文阴的条件下工作。他周围的人都按照传统的社会法规、传统的价值观念生活，但他却突然掉进了国内战争的血海深渊。 国内战争极曲了人的心态，把人们置于超越现实的不正常的生存条件之下。仇恨就像一场森林大火，不把一切烧成灰烬就不会熄灭。而谢瓦尔德纳泽却成了仇恨的人质。要在国内战争中获胜，只能通过军事途径，只能以大量牺牲作为代价，只能通过流血(顺便说一下，列宁非常了解这一点)，而用和平的方法取胜是不可能的。谢瓦尔德纳泽提出的任何维和提议，都受到了西方大国总统、北约军事将领、联合国安理会的重视，但在仇火正旺的武装到牙齿的游击队面前，却成了一纸空文。国家淹没在血海中不能自拔。 在这种情势下，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勇敢精神，什么样的忍耐性呢？到底怎么做才能对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有所帮助呢？ 我想，首先是他的经验和有关高加索的渊博知识。不久前他还采取了一项坚决措施，我说的是格鲁吉亚加入独联体的决定。谢瓦尔德纳泽知道，格鲁吉亚人对这一决定必将作出不同的反应，也许，世上还没有哪种人具有比格鲁吉亚人更强烈表现的自尊心。 而且，格鲁吉亚各地都流传着一种无稽之谈，说俄罗斯帝国奉行瓦解格鲁吉亚共和国的政策。被自己的不幸迷住双限的格鲁吉亚人却未发现，俄罗斯在各种民族冲突中不可能站在其中任何一方。在格鲁吉亚一阿布哈兹冲突中，俄罗斯如果偏袒格鲁吉亚，就会使整个北高加索乱成一团，战争将波及新的地区，而且这场战争将成为一场难以忍受的游击战，成为一场难以置信的持久战。 只有严格准确地依据国际法，才可以干预他国的生活，即使是抱着维和的目的。谢瓦尔德纳泽明白了这一点，为时还不晚，于是他决定格鲁吉亚加入独联体。 未来将证明，他走的这一步是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否像如上所述的那些措施那样，是正确的。我相信，未来更美好。 面向世界的窗口 这一节将谈谈几次正式访问的情况。当然，这不是总统工作的最主要部分，但却是一项令人疲惫不堪的、耗费大量精力和时间的必要工作。 这就是所谓有代表性的礼仪活动。 起初，这种活动使我感到非常吃力。我不喜欢事先连结果都知道并计划好的措施。哪里不能创作出“即兴作品”，形象地说，哪里也就没有急转弯。 不过，我应付国际会晤的经验，还是作为苏联合法的反对派领袖，在几次出国访问中学会的。我知道，会谈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个性、你的风格、你的形象能否被接受。这涉及到每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无论他生活在哪个国家。 另外，还必须适应并进入那种又慢又长又复杂的韵律节奏之中，必须想方设法地争得威望，如果确切点儿说，就是把这种威望从戈尔巴乔夫那里夺回来。多年以来，戈尔巴乔夫就是西方民众最宠爱的人，他的形象在西方成了“大众文化”的一种组成部分。 不过，所有的访问不可能都一一道来，因为次数太多，既有重要访问和比较“一般的”访问，也有工作访问，它们都是我们在苏联帝国政策的废墟上重建的总战略的一部分。但那些在苏联外交实践中的好东西，我们当然会尽力保留。在此，我仅以几次访问为例，尽可能地揭示我们的工作“内幕”，使人对如何准备访问构想、怎样进行技术准备、怎么营造访问的工作气氛等问题有一个印象。 访问日本——并非突发的争吵 这次访问的准备工作非常紧张，时间也较长，而且希望组织访问的人竟是那么多，连我都不记得哪次访问能跟这次相比。为此而去过日本的有波尔托拉宁、布尔布利斯，还有鲁缅采夫。最高苏维埃整整一个筹备委员会和总统直属的委员会也在着手准备。他们展开了竞赛，看谁能更精细地想出解决干岛群岛领土问题的方案。 应该说。日本方面对这次谈判也很重视。日本人在指定日期以前早已开始耐心细致和小心翼翼的摸底工作，邀请我们的商人、记者和政治家访问日本，进行非正式会谈。 一句话，我们看到日本人正焦急地期待着我们的访问。 过去，在我既不是总统、又不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时候，即在不被当局授权所拖累的时候，曾去过日本。那时，我大约说过以下这样的话：今天这一代政治家没有必要把彻底解决岛屿争议问题的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与其这样，不如让居住在毗连地区的俄罗斯公民和日本公民无拘无束地相互往来，让这一地区获得互免签证的地位。而从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推后，让思维更健全的子孙后代达成公正的和约。 3年过去了，我们到底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取得多大进展呢？我统计了一下，算上各种有细微差别的议案和建议，我们有多少个方案呢。发现总共有14个方案。具有辛辣味的情况是日本人始终只有一个方案：岛屿永远属于他们，必须予以归还。 解决问题的方法没有找到。当时我就曾老老实实地对日本人，也对我们的记者说过这一点。我有10多个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其潜台词就是：连一个合适的都没有…… 离访问时间越近，争论就变得越激烈，这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日本都是如此。而争论的焦点是叶利钦怎样摆脱这种处境。我所面临的是必须在众多方案中选择一个，并对它进行深入研究。 后来，我按了一下暂停键，因为我发现把细微差别逐一斟酌一蔷是毫无用处的，错误出在最初阶段。从一开始，我们的外交部，以及所有的官方代表团都只是从“北方领土”这个基本问题出发的。 我们，还有他们，日本人。都试图使立场靠近一点儿。两国外交部夜以继日地工作，研究出一种又一种表达方式，神经似地寻求折衷方案。但随着飞往东京的日期的接近，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次访问将以失败而宣告结束。 我不习惯单纯为了访问、为了会晤、为了遵守外交礼节面出访。总是精确地计算着已签了多少文件，还将签多少文件。这一次，外交官们准备了一整套条约和协定，但在主要问题上仍停留在死胡同里。 ……然而，访问已准备妥当，不能再往后拖延了。日本在期待着俄罗斯总统。与礼宾、安全服务部门及外交部工作人员协调一致的日程表已编排就绪，为访问打前站的先行小组已飞抵东家，并已开始工作，“吉尔”车、技术设备、通讯工具也运到了目的地。 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已经公开宣布的正式访问极少推迟，除非是有非常特殊的情况——如国内发生意想不到的灾难、地震和悲剧性事件等。但类似这种情况我们却从未有过。 在预定访问日期的前两天，我主动决定取消了访问。 很难说是安全会议秘书尤里。斯科科夫的一番话影响了我。他曾在安全会议上报告了由于日本秘密特工没有做好保证俄罗斯总统安全的准备而产生的各种问题，还忧心仲仲地列举了一些根据：在国家公园的会晤，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安全。听说那里可能有人群，还有树林。但是，哪个国家都有人群，也有树林！还有相扑比赛，赛场将有很多老百姓，安全也无法保证。同时，还禁止我们的特工人员把枪带进日本，他们那里就是这样的做法…… 当然，这种说法是荒唐的。它只表现出有条有理的日本作风，竟能把安全保障的百分比从数学上计算到0.1％。其实，只要访问有意义，我们是不会在意这些细节的。 当时我找到了这个乍看起来行不通的出路。总之，不去是因为不解决问题。这种说法在世界上还没有过，它超出了礼仪范围。出访就是为了解决问题，为了达成协议。 但是，来自日本方面的极大压力使我不得不寻找一个相等的答复，而且我觉得自己找到了答复的方式。我给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先生打去电话，对未能成行的访问表示歉意。然后，又给韩国总统卢泰愚打电话，因为我访问日本之后还要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韩国总统对我改期访问的请求表示理解。 当然，这使许多人感到有失体面，不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都大有人在。我们国内的报刊也做出了惊奇、有的甚至是嘲弄的反应。至于日本人的反应，就更别提了。 这阵喧哗大约持续了两个星期，尔后才平息下来。显而易见的是，日本方面似乎也已明白过来。日本人开始客观地研究形势，不再像这次未成行的访问之前那么神经过敏，那么斤斤计较。 重大的秘密 在国与国之间，除了签署重大的国家级文件和协定之外，保持非正式接触也是重要的，这种接触不是政治家的接触，而是民族感情的接触。如果相互之间有不愉快的秘密，终究要解开它们。 我们曾向美国人提供在我国寻找美国战俘的机会。 我们把1956年的记录运送到匈牙利，记录中载明了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有谁，在干什么。 我们还决定把被击落的波音飞机的“黑匣子”转交给韩国。这些“黑匣子”是我们的特工机关从海底打捞上来的，并作为机密保存在国防部。在访问开始前两三天，我给国防部长格拉乔夫打了电话，他通报说，他的同事们已经为那个内有记录装置的橙黄色圆球准备好专门的包装箱，随时准备把“黑匣子”转交给朝国方面。 把“黑匣子”交给韩国总统的一刹那，的确使访问达到了最高潮。我们交出这场灾难的关键秘密之一，不仅向全世界展示了我们的立场的公开性，同时也间接地为那次事故道了歉。 我们回国以后，韩国专家打开了“黑匣子”，发现里边只有复制件，而且还被删改过。原件多半早已被克格勃替换了，一切都被按良好的苏联风格做得天衣无缝。 格拉乔夫非常认真地执行了命令——转交“黑匣子”，不是，是转交那些在国防部保存了好多年的橙黄色圆球，但里边有什么东西，却不是他职权范围的事。 不过，原件最终还是找到了，并移交给了事故原因调查国际委员会，从整体来说，避免了一次国际丑闻。 ★ ★ ★ 今天，可以用1993年10月访问日本的成果充实一下这部札记的内容。 我有一种感觉，似乎上帝不愿意让我跟日本领导人会晤！可又应该见面……然而，这一次却是日本人自己建议我不要去，因为计划中的访问正赶上10月叛乱。不去的原因是完全正当的：形势刚好进入紧急状态。 但这一次我又破坏了外交礼节，不过，跟上次恰好相反。 于是，报刊再一次出现了不理解，出现了讥讽性的评论：昨天坦克还在莫斯科开炮，而第二天总统却启程去正式访问！ 不过，我认为必须去。假如这次不是访问日本。或许会取消访问。要是再次使全体人民失望，就意昧着要毁坏今后一个时间的两国关系，两国间不信任的冷漠状态仍将持续下去。要知道，体验别国事件毕竟不像体验本国事件那样深刻。日本人仍在期待着我的访问。 ……对于我们——俄罗斯人来说，斯大林的罪行是个巨大的黑洞，整个历史似乎都可以往那里推。直到现在我们还未研究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和如何发生的。但实际上，每个国家对斯大林时代的俄罗斯都有一笔特殊的帐要算，其中就包括日本。 西伯利亚集中营的日本战俘大量死亡，那里的条件对于日本战俘来说。确实是极端严酷的，别的暂且不说，气候和自然环境跟日本就完全不同。日本人在那里过着几乎跟广岛悲剧一样的艰难生活。 对于受过注重礼仪礼节、敬重过去的教育的日本人来说，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姿态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有必要做出表示歉意的姿态。在目前情况下，日本在那场战争中支持了侵略者并不重要。 这样一来，我们会谈的气氛本身、对话的调子和方向都发生了变化，也打破了交易的呆板公式：我们给你们什么，你们给我们什么。我觉得，这种呆板公式从一开始就是不能接受的。我们走上了一条互利经济合作的道路，同时不忘长期的目标，即解决日本方面要求非常强烈也非常敏感的“北方领土”问题。 有损礼节吗？ 一般来说，在我们俄罗斯非常不喜欢履行任何准则、法规、指示、命令，也不喜欢遵守莱种事先制定的议事规程。我们是不非常守时的人民，议事规程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如芒刺在背。 人们经常问我这些礼仪细节——向哪儿迈步，站在哪儿等等，是否使我感到为难呢？我又如何做好这一切呢？ 起初，我对自己的确没有多大把握。因为事先并未考虑到如此细微的细节，如站在右边还是站在左边，是向前迈一步或是在旗子旁边停住，要不要转过脸去，是不是低头，等等。那时，我就自己打量周围的人，试图依葫芦画瓢照着做。 今天我对在什么场合应当怎么做已经信心十足了。其实，这是一种习惯。有时在谈话和会谈中易于激动。我进行谈判就过于积极。一般来说，我们与对方讨论问题的数量是双方大致对等。此时重要的是注意别发生这种情况，即你比对方说得多。否则就可能出现这种局面：谈判该结束了、而对方还未来得及说话。我不得不留心这一点并控制自己。 我每次进行正式访问或工作访问，都要有严格的进程表。如果访问延长3天的话，访问计划也得推倒重来。过去苏联代表团规定在两次会谈之间的间歇时间为两小时，对此，我多少知道一点儿。而我安排各项访问活动之间的间歇时间最多不超过5一10分钟，然后接着参加下一个会谈。结果是。从一大早就忙个不停，当回到任处时已是半夜三更了。 虽然如此、也必须严肃对待所有这一切礼节。礼节，夜古时候是一种仪式，是非常古老的东西，许多世纪以来形成的这些规矩，有时甚至连文字记载都没有。这也是一种外交环境，一种外交气氛。如果想取得成功，就得不仅表现出个性，还要为信守礼节而控制个性。 起初，我没有专职礼宾人员，以致发生了大量的失误。我们或者迟到，或者提前抵达，要么站的不是地方，要么出来的不是时候。总之，发生过许多不适当的对我来说很不愉快的情况。 现在可简单多了。只要会晤一拖长时间，作为礼宾人员的弗拉基米尔。舍甫琴柯就会走进来说：“先生们，请原谅，时间到了。”于是，二切就又正常运转了。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曾跟随戈尔巴乔夫工作，为他筹划过几十次访闷，经验非常丰富。认识他还是在我与米哈伊尔·谢尔盏耶维奇进行正式和非正式会见的时候。在戈尔巴乔夫办公塞，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舍甫琴柯态度温和，富有同情心，通情达理，深得人们的敬仰；在我与戈尔巴乔夫进行告别谈话时，舍甫琴柯向自己的同事宣布辞职。他与自己的小伙子们一起准备收拾零七八碎的东西，但未来得及收拾完。我接见了他，并请他与我一起工作。他有点儿不安地说：“这怎么行啊，我可是跟戈尔巴乔夫工作过。”我回答说，这很好嘛，您有经验，而这也正是我需要的东西。 我知道，舍甫琴柯“收藏”历次经他准备的访问资料，目前他收集的访问资料有50次之多。跟我在一起，他的收藏增加得更快，因为我每次出访，一般总是把两三个正式访问结合在一起，如伦敦——布达佩斯，华盛顿——涯太华，华沙——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等等。 现在谈谈礼品。礼品在访问期间纯属于象征性的东西，一般来说，它们仅仅代表文化价值，基本上是一些我国民间手工艺品。不过，我们一直在努力挑选礼品，不仅仅是从爱好和送件有意义的作品出发，而且要考虑到预定受礼人的个性、性格和兴趣。要知道，这尽管是一种礼节性的礼品。但毕竟是礼品！乔治·布什曾当过海军航空兵。赠给他的礼物是一些骨制小舰艇，这是些体积不大但雕刻精致的玩具模型。安德烈奥蒂是个棋迷，我们就送给他一副特制象棋作礼物。送给赫尔穆特·科尔的礼物是我国的山地矿石，因为我知道他酷爱各种小石头。 每次出访迎送我的人，比过去要少得多。那时，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其他一大帮人，都得到机场迎送。这一套一直使我感到厌恶。人必须工作，面他们却被拖拉着去弗努科沃机场、现在，我请去机场的人，都是在起飞前必须跟他商讨那些刻不容缓的急事的人。 就隆重的程度(似乎有人说过，这是一种豪华)而富，最使我永志不忘的，也许是在白色汉宫对英图文王的拜访。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本人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她同时兼有自然、温柔、朴实、娴雅等美德，与她一起感到舒适，轻松，与此同时，我和娜依娜一刻都未忘记我们是在英国女王那里做客。 这次拜访已不能用“礼节”这个枯燥的词来称谓了。 当然，我也牢记那次对韩国的访问。看来我还是第一次充分体验到什么是东方文雅，什么是东方情调，这是一种含蓄的捉摸不透的美…… 我觉得。娜依娜·约瑟福夫娜应该多出去走一定。据我看来，她坦率、自然，有一种女性的温柔和文静，并以此博得了人们的好感。她对装束并没有极强烈的嗜好，但看起来总是那么出色，那么引人注目，而且是她亲自打扮自己的仪表，不用助手。 真正的妇亥运动是与慈善事业、关心儿童和争取男女平等密切相关的，它具有良好的作用。这种运动在我们这儿还处在萌芽时期。娜依娜·约瑟福夫娜对这些问题非常感兴趣。她作为“第一夫人”，显然不应当老呆在家里。 当我们与娜依娜一起到国外进行正式访问时，我虽然没有多少时间，但仍旧用眼角观察妻子在那种场合的表现。我感到由衷高兴的是，她竟然能有机地溶入到那个对她似乎格格不入的官方政治和礼仪世界中去。 娜依娜从不把自己装扮成政治活动家，从未干涉过政治，也从来没给我提过政治性建议。她在国外的访问计划只与家庭、妇幼保健等问题有关，与她现在最关心的事情有关。她凭直觉捉摸透了她应该怎么做和不应该怎么做，她始终保持自我，这一点连我都很赞赏。 还有，她对待礼节极其认真：不论什么时候，也不论在什么地方，她从不迟到一分钟。老实说，我以前甚至都末料到她在最复杂的情况下竞能如此自然地使自己保持从容的举止。去博物馆参观，她会心平气和地承认：这位艺术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人我知道，我喜欢他。关于这个人我只听说过。这是我喜爱的一张画。就连别人对我说的那些赞美她的话，首先也都是说她是个不怕自然表露自己的非常自然的人。她由衷地赞赏那些令她神往的东西，但如果谈起某种丑陋的行为，她也会生气。凡接见过她的人都喜欢这种真诚，它能帮助人们轻松地找到共同语言。 在国外，我不可能像在俄罗斯一样大量地不慌不忙地会见普通人，也不可能谈他们的日常生活、烦恼和各种问题。结果是妻子为我收集这些信息。她有一双非常敏锐的女性的眼睛，能洞察男性有可能忽略的许许多多的小事。正是她会向我讲述自己对我们去过的某个国家的感受，比专家讲得更有意思。这使我自己对在那里曾解决的某个问题的印象再次立体地呈现在眼前，我突然开始明白：有的我们尚未谈妥，有的我们忽略了，有的我们还做得不够。也就是说，在这些似乎非常隆重而又脱离正常生活的出访中，妻子能给予我实际的帮助。而在家里，她便平静地重新拾起自己那些平平常常的家务事。 温哥华日记 一般说来，如何准备对某个国家的访问呢？ 首先是搜集材料。这可能是书、杂志、报纸，或各种历史资料。然后在所收集材料的基础上，逐个编写出每位国家领袖——国家元首、总理，以及反对源领袖等人的立体性资料。 这种资料相当详尽，除了简历之外，还包括每个人的“心理肖像”。甚至直到对其妻子儿女的描述。接着，我就逐步研究这些资料，并在想像中开始进入该国现实情况，在想像中与未来的谈话对手交往，与他们就可能意外提出的题目进行对话。我重温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更准确地了解我们两国关系史中的种种细节。 这一切都必须记在脑子里，因为在当地会经常用到这些资料。 接着，列出将签署的正式文件清单。例如，我们在美国签署了20份文件，在匈牙利签署了9份文件。这都是需要两国政府和政府部门共同实施的条约、经济协定和重大项目的协议。 在出访之前，双方互换先遣代表，讨论访问的全程路线，确定所谓的正式代表和随行人员、护卫人员、专家和顾问。我随身只带工作中必不可少的那些人，这自然是礼宾处、外交部和安全保卫人员，也经常带着对外经济联络部的人。 我们分乘两架伊尔一62型客机前往，一架主机和一架先头飞机。 还要准备一份会谈和谈判的问题清单，其中某国家的内部情况，对有争议问题的观点具有重要意义。两国外交部和国家领导人的国际事务助理一般都力争使有争议的条文尽可能提前达成协议，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则由我们领导人自己在访问过程中找到接触点。 在启程之前，所有的材料都积存在一个又大又漂亮的箱子里，为了唤醒记忆，在飞机上我还要再次把它们浏览一遍。我不喜欢在谈判时看稿子，哪怕它们就放在面前也不看，我对数字的记忆力还是不坏的。 访问前夕，向被访国派出负责最后准备的先头小组；它由外交、礼宾、安全等部门的工作人员组成，将与对方商定访问计划和最终方案。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礼仪。多数国家的首脑不在飞机舷梯旁迎接来宾。只有外交部长等在那里。法国的礼仪虽然最“薄”，但第一个在舷梯旁迎接外国首脑的却是总统。欢迎现场还有仪仗队，也就是说，访问从这儿开始。法国的欢迎仪式总的说来是相当有意思的。 例如，我下榻的官邸位于凡尔赛的特里安诺恩宫，为了参加有500人出席的正式宴会，从宫的这一头到那一头，步行几十米就足够了。但是遵照礼宾规定，我得乘坐汽车到另一个入口。还可再举一例，按礼宾规定，两国首脑要向所有被邀请的人表示欢迎，于是，500名宾客排着队进入大厅，而我们则站着，并必须跟每位来宾握手。在其他国家通常没有这种礼节。一般在总统和夫人进人大厅时，所有应邀出席宴会的客人都已就座，于是，他们站起身来，向总统夫妇表示欢迎。 以前在家里有人问我：“给讲讲外国都有哪些名胜古迹？”但遗憾的是，我通常既不看城市，也不游览名胜古迹，从早到晚就是正式会见、宴会、会谈。有时候我多么想做个普普通通的不引入注目的旅游者啊』只要我一退休，就带上妻子，跟她一起走遍我们曾去过的、可实际上几乎什么也未看到的所有国家。到那个时候再欣赏个够吧…… ★ ★ ★ 温哥华。 天气暖和，下着小雨。我们飞抵那里已是晚上6点钟。当乐队奏完我们的国歌，雨点就变成了毛毛细雨。但是，加拿大国歌的第一组音符刚刚奏响，倾盆大雨突然从天而降。这时，有人举着伞走到我的身边，我却矩绝了：这样不好，听自己的国歌没打伞，听主人的国歌却要打伞，这多不合适！淋湿就淋湿吧！到宾馆后，我们不得不更换了西服、衬衣，甚至连皮鞋和领带都换了，因为浑身都湿透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乘坐市政府的游艇游览了港口。游艇非常漂亮，当然，海员也很阔气：船长、女服务员都身穿一套非常合体的新缝制的制服，船上的一切都闪闪泛光。船确实是一流的，简直是没得说。 我们还观看了大型粮仓，那里正装载著名的加拿大小麦。据说这些小麦将运往我们国家。 伊丽莎白女王公园。在一座小山丘上建有一家当地有名的餐厅，从那里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外貌。正是在这里。我们才与美国总统真正相识，第一次友好地共进午餐。在这之前，我是在华盛顿认识比尔·克林顿的。那时他还是总统候选人，举行过一次简短的早宴，我们只说了几句客套话。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需要实实在在的相互了解。两国关系中的许多问题都将取决于两国总统之间的个人相互关系如何。 我准备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大约需要5—7分钟，到底讲多少，要根据克林顿的讲话时间而定。我知道，克林顿讲话向来也是不用讲稿的，都是郧席而谈。 一般来说，在正式的午宴期间，我几乎不吃什么东西，总是不停地谈话，提问题，回答问题，而吃东西就会妨碍交谈。 我必须跟美国新总统接触，因为我很想了解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那次达到了这个目的。 午宴结柬后，我们一行人首先离去。那里的晚上很安静，很温暖。天已经黑了，我们看到了夜色中的温哥华。 人们沿着我们经过的街道站着，我觉得他们从早晨就一直站在那里。许多人都领着孩子。牵着狗。看得出来，狗在这里极受人宠爱，那些狗都很安样，胖乎乎的，保养得很好。主人们摇晃着五光十色的小旗，喊着、甚至跳跃着，而那些狗却懒洋洋地坐在地上，无动于衷。 ……我们言行举止正确吗？在表露自己的愿望时有没有过分？我经常这样自问，但觉得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克林顿正确地理解了我说的一切。总之，我喜欢他。 俄、美、加三方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一次友好的早宴。出席的人有马尔罗尼、克林顿和我。我们合影留念，尔后又进行会谈。与马尔罗尼告辞后，我和比尔·克林顿来到一块小草坪上，一面欣赏海景，一面散步。这是为报刊和电视台记者安排的活动。散步只有15分钟，一分钟也不多。翻译留在远处，这样一来，全世界的电视观众应当能看到，两国总统的交往是多么轻松自在，多么无拘无束。在这之前，安全部门已把那块草坪整个检查了一遍，行走路线也用浅蓝色的丝带标了出来。这些丝带旁观者很难发现，只有我和克林顿能看清，并严格地沿着这些丝带散步。我们面对镜头谈笑风生，保持着一副愉快而又自然的神态。 温哥华的一些儿童送给我几张自己画的画。我们将很快在克里姆林宫开办一个俄罗斯总统受赠礼品展览馆，这些可爱、天真的图画也将出现在那些珍贵的礼品中间。 我们坐上汽车，回到下榻官邸后，立即举行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谈，出席者只有总统和翻译。我们讨论了许多问题。这次我们谈得很轻松，因为我们找到了个人的接触点，抓住了基调，这个基调后来也成为这次会谈中的主调。’ 会谈结束时，记者招待会已等待着我们露面。很显然，记者们准备了一些尖锐的阅题。美国舆论界感兴趣的问题是，克林顿能否从布什手中接过美俄关系的接力棒，美国政府打算如何帮助我国的经济，等等。记者招待会使克林顿感到有点儿不安，他建议共同做好接见记者的准备。备代表团分开活动了约40分钟，重新集中后，又分成8个最重要的专题联合组，每个专题组再协调出共同的立场。在记者招待会进行期间，记者提出的问题大多与这8个专题有关。当然，在答记者问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成功的即席解答。从现实角度来看，这种观点上的协调一致和对答案的周密思考，对我是极其宝贵的。记者招待会期间未发生一次令人难堪的停顿，有时这比任何回答都更有说服力。我们得心应手地一唱一和，回答着各种问题。记者招待会在记者们那表示赞许的掌声中结束了。 ★ ★ ★ 夜里回到饭店后，我觉得很累，很疲劳。心理负担太重——各种仪式、交往、记者招待会，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我总想使自己加快节奏，加大力度，以免“发福”。过去我们的活动家在计划讲20分钟的场合，一说就是50分钟：让那些该死的资本家听听我们的声音！而我在这种情况下却力争讲18分钟，而不是20分钟。 访问是项繁重的工作。旁观者会觉得我周围老是有人跑来跑去，有人帮忙，有人挠着胳膊，有人送上要签署的文件，有人提示我。但是，心理上的负担只会因此而加重。因为，参加上述重大活动的这一大帮人，似乎都在把自己的重担压在你的肩上。 无目标的出访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要知道，这可是一种劳动，一种应当带来具体成果的劳动。 因此，我睡眠很不好，刚睡着不久，又会在半夜里醒来。 夜间絮语 ……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失恋几乎把我压垮时。有这么一群人集聚在我的周围，我们紧紧贴在一起。在总统竞选期间曾不止一次地发生类似的情景，周围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根本无法挤到汽车跟前。任何警戒圈都阻止不住他们。警戒固被越挤越小，最后把我挤在中央。 不过，从未发生过严重后果。虽然经常遇到危险，但末遇到过未遂犯罪，这在各地都是常有的察。 有时候我出于好奇经常比较比较，我们的警卫人员怎样工作，而美国或加拿大的保安人员又是怎样工作呢？ 在我看来。在这种人群中谁也不能像我们那些小伙子一样善于控制自己。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几乎处于卧式状态，双手撑住这—边的人墙，而双脚却抵住另一边的人墙，为此得具备多么纯熟的技能啊。 我很快地走出汽车，这种特点其实仅是性格上的一个秘密，我也毫无办法。我之所以冲出汽车，是因为我看到大街上有很多人，他们引起了我的兴趣。此时，我并没有危险的感觉，从来没有过，而且我也不相信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 我的警卫人员特别严密地保护着我的后背，因为在那次航空事故以后。任何冲撞，特别是出其不意地猛然撞击，都会诱发疾病反应。因此，他们走得很密，简直就是一个跟着一个走。几乎踏着前面人的脚跟。 对于我来说，警卫不过是总统身边的勤务之一，并末赋予特殊地位。要知道，在8月叛乱前夕，他们总共只有15—20个人，而且装备低劣，训练不桂。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尔扎科夫是安全勤务部门的负责人，我跟他从1985年即从我调到莫斯科以来，就没分开过。我招任苏共中央书记，尔后又当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他都跟我在一起工作。科尔扎科夫曾在克格勃九局任职，是我几个所谓的“死党”之一。我被“赶出”政治局后，当局撤走了我的警卫人员，但科尔扎科夫却留了下来，一直跟我在一起。当时他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请求说：“干脆这样，我不要工资，能不能让我保护您？”于是，池就来了，整天用自己私人的“涅瓦”车技着我跑来跑去。在节假日，我有时去他那儿，去被他称为“普罗斯托克瓦什诺”(意即酸牛奶)的小村庄做客。他在那儿有自己的一所小本屋，屋里容纳不下我们两人，就在小屋旁边支起一顶帐篷。我们一块儿钓钓鱼，或者在小河里游游泳。 今天，科尔扎科夫任何时候都不会与我分开，而在出访期间，甚至连夜里，只要不睡觉，就一直跟我坐在一起。他是非常正派、聪明、强健而勇敢的人，尽管外表上看起来普普通通，但在这种普通后面，却是敏锐的智慧、出色而清醒的头脑。 还有一个人，也跟我工作了许多年，这就是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伊柳辛。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期起，他就是我的一个助手。他有令人震惊的记忆力和使人诧异的工作能力，非常博学多识，极擅长在一大堆问题中抓住关键，确定方向，也非常善辩，善于捍卫自己的主张。从外表上看，伊柳辛像个干巴巴的墨守陈规的人，只知道聚精会神地工作，所以给许多人留下了一个“冷酷官僚”的印象。其实，这仅仅是没有几个人能与他保持经常接触的缘故，这意昧着人们看到的只是他的另一面。 早晨8点30分。伊柳辛走进我的办公室，于是我便从此开始一天的工作。伊柳辛把一探最紧急的文件放在我的面前，然后就商定当天的工作计划。有时也做出某种修改。到傍晚，有时候已经很晚了，在我马上就要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前，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再次出现在我面前，交给我一个厚厚的装满文件的卷宗，这是他白天准备的，也是我夜间的工作。 伊柳辛不断给我加足工作量，有时候甚至超出了我的负荷能力。我时常生气，因为并不是每件事、每次会见都能在工作计划预定的5一10分钟内完成，但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却不给我时间。我一着急，就发脾气，使这位第一助手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但是他耐心地听完我的一大堆牢骚话，就离去了，然后又返身进来，提醒我该进行下一项工作了，因为我的气话又占去了宝贵的几分钟。 ★ ★ ★ 有一次，我们视察各地后乘直升机返回莫斯科，飞经一条我很喜欢的小河时，我决定逗留片刻，便请求总统直升机在小河旁边降落。 看来这并不是什么特殊要求，却被细则破坏了。因为这首先意味着脱离“核按钮”，其次是虽然可以降落，但不能超过l小时，要知道，防空军必须为我们的座机保持一条空中走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想与总理同乘一架直升机吧，也不允许，必须各乘备的，说是以防万一。 不过，更主要的是，这种生活就像一直呆在人工供气的高压氧气舱中，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始终都有人企图娩着你的胳膊向前走，不停地提醒你：做好点儿，再做好点儿，还得做好点儿……于是，一种不为周围人所知的心理休克便悄悄开始了——觉得自己周围似乎是塞满了药棉。 然而，这一切好像是那么平常，那么需要，那么自然，你何苦使它变成某种特殊问题呢？因为所有的总统都这么活着，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安排的。 ★ ★ ★ 还有一位早从“政治局”时期就跟我在一起的人，他叫德米待里·萨马林，是警卫局的厨师。他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因为我喜欢他做的饭菜，恰恰相反。我吃得次数很少。一般我不吃午饭，而晚饭又可以在家里吃。 原因在另一方面。厨师每次都陪同我外出，因为吃饭乃是一种自我感觉，得合个人的口味。如果净吃不习惯的饭菜，加上睡眠又少，那所有的工作基本上都得见鬼去啦。 有一次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我刚飞到雅库特，有人就直接走到飞机舷梯旁边，给我端上一杯民族饮料——马奶酒。我喝完没过几分钟就觉得脑子里—片空白，任何国家大事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一个念头…… 这次视察就这样，往轻里说，是在令人神经紧张的状态下过去了。 事后，季马·萨马林伤心了好长时间，怎么让您喝别人的马奶酒呢？喝我们的可从来未发生过这种不愉快的事。以后，准备“总统”的马奶酒以取代地方的，也成了萨马林的一项职责。 总统必须采取决定，总统必须思考问题，但有时部觉得这—切——忙忙碌碌、死死板板——使你变成了一种木头人。整天带着这种感觉怎么生活呢？在家与家入在一起，觉得会忘掉烦人的这一套。 ……但我却很少能呆在家里。 总书记档案片断 在此发表的资料，仅是所有秘密档案中最秘密资料的干分之一。这些文件多年来一直保存在保险柜里，都是每任总书记从前任总书记手中继承下来的。随着历届主人的离任，保险柜里不断出现新的卷宗，封面上标着“密件”、“机密件”和“绝密件”。 可能会有许多人大失所望：我为什么会从落入自己手中的克里姆林宫的所有秘密中，恰恰选出这些关于相当久远的而且情节也不特别紧张的事件的资料拿来发表呢？ 不用说，戈尔巴乔夫在与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交给我的档案中，有更加耸人听闻的资料。70多年来，苏联领袖们积累了那么多可伯的秘密，足够报界忙很长一段时间。不过，所有这些文件将由档案专家进行认真研究，任何想看这些文件的人都会得到许可的时代必会到来。到那时候，只要你愿意，记者们可以写出一个又一个奇闻。 但这本书追求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目的。我之所以选择最普通的文件发表，是因为想给人一种印象，即了解克格勃因循守旧的官僚主义的日常活动侧面。应该说，这些文件给我本人留下的印象是：它们非常枯燥乏味，非常一般化。 ★ ★ ★ 这是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1963年l1月23日写绘苏共中央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报告了克格勃掌握的有关杀害肯尼迪的凶犯——李·哈尔维。奥斯瓦尔德的情况。 “1959年10月，他(奥斯瓦尔田)以旅游者的身份来到苏联以后，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递交了一份申请书，要求给予他苏联国籍，并提供在苏长期定居的可能性。 由于奥斯瓦尔德的这一要求遭到拒绝，他便割开臂动脉，企图以自杀结束生命。” 之所以拒不给予奥斯瓦尔德苏联国籍。“是考虑到原先曾给予苏联国籍的一些美国人在苏联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背弃了我们的国家。”不过，还是给他提供了在苏联的临时居住权(为期一年)。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9年12月1日决定，把奥斯瓦尔德送到了明斯克，并给他提供了一套单独住宅。考虑到本人愿望，他被安置在明斯克无线电厂。根据红十字会的规定，每月给奥斯瓦尔德70卢布的物质帮助，” 尽管如此，没过几个月奥斯瓦尔德就步其前辈的后尘，“开始坚持不懈地争取获准离开苏联，并因而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建立了正式的通信联系。” 1962年6月，奥斯瓦尔德带着妻子回了美国，在此之前他已与“苏联女公民普鲁萨科娃·马林娜·尼古拉耶夫娜(1941年生)”结婚。但还不到一年，这对夫妇便重新向苏联求助。 “1963年10月，奥斯瓦尔德拜访了苏联驻墨西哥大使馆，再次要求给他提供在苏联的政治避难权，并借口说他是亲古巴组织的秘书，联邦调查局的侦探正追捕他。” 但是，这份申请被驳回了。 谢米恰斯内在信的结尾建议说：“西方某国一家进步报纸刊登文章，揭露了美国反动集团为现行犯罪分子解脱拖杀肯尼迪罪责的企图，这些罪犯是一些民族主义者和极右分子，是使美国暴力和恐怖活动不断扩大和升级的现行犯。文寞还揭发了一伙“疯子”勾结古巴反革命侨民中的奸细及杀人犯，力图改变美国内外政策的明谋。” 谢米恰斯内1963年12月10日在给苏共中央国际部的报告中通报说，据布鲁克斯(著名的美国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和克格勃间谍)的说法，“奥斯瓦尔德从苏联回来后，曾给美国共产党活动家写信，表示他愿意为组织有益于美国共产党和古巴的地下工作效力。这种愿望被认为是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行为，所以在给他的复信中指出：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任何地下活动都是不允许的，而且美国共产党也不需要他效力。” 这份报告还指出，“r·霍尔认为，苏联驻美国使馆的正式代表应适当走访奥斯瓦尔德的遗孀，因为她是俄罗斯人，是苏联公民，可以从她那儿获得关于达拉斯各种事件的有意思的资料。” 但是，“据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驻纽约的间谍负责人的意见，苏联使馆工作人员去看望奥斯瓦尔德的妻子是不合时宜的，这不仅会被美国右派分子用做反苏宣传的口实，还因为奥斯瓦尔德的妻子目前正处在警方的严密监视之下。” 谢米恰斯内的副手扎哈罗夫签署的一份给苏共中央国际部的报告说明了“有关杀害美国总统约·肯尼迪的政治目的和最近后果的几份侦察资料”： “据某些资料证实，杀害肯尼迪总统的直接组织者是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大王财团。该财团不仅在得克萨斯州，在美国南部其他几州也拥有很大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据几位波兰朋友的可靠来源(美国企业家、许多企业的占有者，与南方石油集团联系密切)，在今年11月底通报说，这一犯罪行为的全权领导人是美国南团的三大石油巨头——理查德逊、梅尔金逊和汉特，他们在南部各州拥有巨大的石油储备，并早巳与南方亲法西斯组织和民族主义组织有勾结。” “《巴尔的摩太阳报》外交评论员沃尔德今年12月初在一次私人交谈中说，现已被捕的鲁比受以百万富翁汉特为首的得克萨斯金融家和企业家集团所托，建议奥斯瓦尔德接受一笔巨款并杀害肯尼迪。” “奥斯瓦尔德是完成对肯尼迪的恐怖行动的最佳人选，因为他的过去能使人组织一场嫁祸苏联、古巴和美国共产党参与此次罪行的大规模的宣传战。 但是，沃尔德强调指出，鲁比和隐身其后的杀害肯尼迪的真正组织者，未考虑到奥斯瓦尔德患有心理活动失常症。在对奥斯瓦尔德进行长时间的审讯之后，很明显，他有可能在法庭上招供一切。于是，鲁比立即除掉了奥斯瓦尔德。” 克格勃1963年12月12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3年12月6日，情报总局在苏联新闻社工作的工作人员博利沙科夫上校。在美国字体展览会上遇到了一位艺术家，名叫威廉·乌奥尔通，是被打死的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朋友。 博利沙科夫同志1951年在罗伯特·肯尼迪家中认识了威廉。乌奥尔通，并在华盛顿见过几次面。 1963年12月9日，威廉·乌奥尔通给博利沙科夫打电话，请他吃午饭……” 考虑到将来有可能利用博利沙科夫与罗伯特·肯尼迪的接触，就巧妙地安排y·乌奥尔通与A·H·阿朱别伊会晤，博利沙科夫也参加了会晤。 博利沙科夫与y·乌奥尔通的谈话记录附后。 附件：博利沙科夫与y·乌奥尔通的谈话记录共5页。 据博利沙科夫转述的谈话记录： “乌奥尔通详尽地分析了杀窑肯尼迪之后的政治形势，着重讲述了几位可能登上总统宝座的候选人的情况，并对约翰逊作出了评价，还表示担心商业巨头的代表人物会随着约翰逊的执政而渗入政府。最后转达了罗伯特·肯尼迪和杰奎琳·肯尼迪对赫鲁晓夫的‘衷心问候’，建议由他给‘罗伯特·肯尼迪及其全家转送几件圣诞节小礼品’。他说，这会使把你们当作自己的朋友的罗伯特·肯尼迪感到非常高兴。” “乌奥尔通说，肯尼迪总统谋杀案向我们表明，副总统应该是我们的人。选择约翰逊是约·肯尼迪的错误。乌奥尔通接着说道，我至今仍不明白，他为什么看中了这个得克萨斯人。约·肯尼迪选择副总统候选人时只有两个候选人——参议员赛明顿和约翰逊。罗伯特·肯尼迪把他俩的名字写在两张纸上，扔在帽子里。约·肯尼迪从中摸出一张纸，上面写的是‘赛明顿’，至于他为什么改变了主意，就不得而知了。” 乌奥尔通请博利沙科夫帮他安排与阿朱别伊见面，并说，“他不希望使馆知道这次会见”，还说，回华盛顿后，有关与我见面的情况，他只告诉罗伯特·肯尼迪。” ★ ★ ★ 现在你们谈到的这些文件，还有以下与我们在奥尔斯捷尔冲突中所起作用有关的文件，在过去曾有个时髦的名称——“苏联威胁”。 但从另一角度看来，它们还是很有意思的。未来刺杀肯尼迪的凶手——真正的或者说冒名顶替的——是自愿为克格勃效劳的、并且是主动来到我国的。克格勃却害怕利用这种效劳。 极左派的爱尔兰人也年复一年地恳求我们提供武器。 60年代的欧洲形势因各种各样的事件而异常紧张，整个世界也产生了可怕的动荡，重大事件此起彼伏。在法国，发生了一系列企图谋害戴高乐的未遂案件，大学生革命，由于阿尔及利亚危机造成社会分裂。英国开始了极其严重的北爱尔兰冲突。埃(及)以(色列)战争。60年代初期发生过加勒比海危机，肯尼迪被刺身亡。60年代末有越南战争，中国文化大革命。还有我们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总之，地球上散发着大战在即的气味，但不知什么原因使人类摆脱了一场灾难。我认为，今天不值得为那个时代涂上黑白两色。说这儿是“好的”西方世界，那儿是“坏的”共产主义。现实中的一切比这要复杂得多，世界分化以后，又会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组合起来。那时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国与国之间的接触，要比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紧密得多。各种文明——西方文明和共产主义文明——相互渗透。对立的现实两极与军事冲突的逻辑相反。已不是西方与东方，而是稳定与侵略。请想像一下，如果爱尔兰共产党人在30年代向苏联要武器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些武器一星期之内就会送给他们。我想，在这个问题上苏联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 但在新的时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每做出一项决定总是很费劲，要拖很长时间。苏共中央很讨厌研究恐怖主义分子的要求，几年过去了。委员们还在极不情愿地讨论如何把这些该死的武器交给爱尔兰人。 苏联绝不渴望与当时左倾的中国，与全世界左倾恐怖主义组织结为同盟。苏联领导集团做出一系列决定，支持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制度，但我们的政策是故意为难美国，让它知道是两个超级大国在玩弄“第三世界”的矛盾和悲剧，于是做出了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有致命危险的决定。不过，从整体上看，毕竟是稳定的价值观取得了胜利，而这种胜利与“冷战”那显而易见的现实又是相悼的。 我再次强调。那时的全球形势比现在更具爆炸性。但人们不想再经历新的战争的愿望迫使政治家们做出了负责任的决定。 今天，地球上的政治对立已不复存在，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战时的一代人都老态龙钟，在核灾难面前感到的下意识的恐惧已不复存在。威胁不是来自超级大国，主要的危险是小规模战争，是局部战争。是民族间冲突。忽而在这里，忽而在那里不断爆发民族仇恨。 民族冲突成了新时代的核炸弹。武器交易也是如此。在60年代，各种文明世界的人们相互伸出双手，以便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战争，并试图越过各国“国家强力政权拥护者”设置的障碍达到相互理解。今天，我们也必须橡60年代那佯联合起来反对新的战争威胁。 倘若不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不建立反对爆发小规模战争威胁的集体斗争体系，不建立与不受监督的肆无忌惮的武器交易作斗争的体系，不建立与政治恐怖主义和破坏国际法行为作斗争的体系，在新的世纪中我们就看不到和平。 人们一直向往战斗，同时又一直渴望生活在和平之中，这就是人类本性固有的两重性。遗憾的是，尽管我们签署了那么多的条约。但绝对的和平时代从来就没有过。而这便意昧着需要保卫和平，在任何时代都得如此。 目前这种威胁因新的政治现实而更加突出。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民族战争的参战双方都靠近士耳其，而土耳其绝不会对自己在欧洲的同胞的命运熟视无睹，漠不关心。同时，种族风潮也在德国涌超，其他欧洲国家对移民的态度更加冷酷无情，类似情况也在俄罗斯发生。这是不能允许的，不能园于自己的那种利己民族利益之中。 只要我们允许种族的、民族的和宗教的仇视升级，世界就会像60年代那样，重新被笼罩在世界大战的威胁之下。我认为，那时是文明，是不断普及的文明生活标准，是亿万人对战争的不道德行为的认识拯救了世界。 今天，我们必须找到那同一条道路，不借一切地去争取和平。 总书记档案片断 M·奥·里奥尔丹给苏共中央的信： “莫斯科，1969年l1月6日 亲爱的同志们！ 1。我想通过书面形式说明有关协助获得下列武器的要求：2000支冲锋枪(7.62毫米)，每支配500发子弹；150支轻机枪(9毫米)，每支配1000发子弹。” 信中陈述了建立爱尔兰共和军的历史，指出“爱尔兰共和军和爱尔兰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始终较好”。“我们不仅协同实施许多社会行动和反帝国主义性质的行动，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在爱尔兰共和军与爱尔兰工人党和北爱尔兰共产党联合委员会的领导层之间建立并实行了秘密的协调机制。在争取爱尔兰国民权利和民族独立的共同斗争中，他们一贯采纳我们关于该斗争所用战术手段的建议。” 里奥尔丹写道，在贝尔法斯特“八月大屠杀”期间，爱尔兰共和军“未发挥自己那种武装保卫者的作用，因为它的作战潜力被过早地集中力量进行社会抗议和启蒙活动而削弱了”。 里奥尔丹不排除将来在北爱尔兰爆发内战和少数天主教徒与英国军队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提供武器的要求正是根据事件的这种非常可能的发展趋向提出来的。” “正式向我提出这一要求的是爱尔兰共和军的两位领导人(卡塔尔。戈乌尔金格和绍穆斯·科斯捷洛)。” “武器可用海上拖轮转送到爱尔兰，这艘拖轮将由经过筛选的可靠的爱尔兰共和军小分队驾驶。” 1969年11月18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称： “爱尔兰共和军领导人保证对苏联向其提供武器一事严守秘密，保证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武器运到爱尔兰。” “在与M·奥·里奥尔丹谈话时，我们指出，给他们提供苏联制造的武器是不合时宜的，因为这会授人以柄，指责爱尔兰共和军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转。 我们认为，可以委托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联国防部讨论M·奥。里奥尔丹同志的请求，研究帮助爱尔兰共和军获得外国制造的武器的可能性，并在两周内向苏共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 苏共中央决定草案附后。” 草案内容如下： “现委托苏共中央国际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联国防部讨论爱尔兰工人党总书记M·奥·里奥尔丹同志的要求，并在两星期内向苏共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 中央书记” 接着是安德罗波夫就此问题给苏共中央的8份报告，第一份写于1970年1月8日，最后一份写于1973年3月9日。 1970年1月8日： “考虑到把武器弹药秘密运送到北爱尔兰境内的巨大复杂性，同时又考虑到最近在爱尔兰和英国资产阶级出版物(《爱尔兰新闻》、《泰晤土报》)上出现了挑拨性的报导，似乎已经发生了苏联向北爱尔兰极右新教派分子提供武器的事，因此，我们认为宜于彻底解决满足M·奥，里奥尔丹的要求问题。但须与里奥尔丹接触，弄清他在确保秘密转交武器和对武器来源保守秘密方面的实际能力。” 1970年4月7日： “里奥尔丹同志说过，在解决这类问题之前，必须仔细研究问题的各个侧面，特别是要认真权衡一下，运送武器将产生何种可能的效益，一旦行动失败又会造成何种损失。此外，里奥尔丹同志还注意到实施行动时可能会遇上的重大技术困难，以及此事有可能被张扬出去所带来的巨大风险。这使里奥尔丹同志产生了明显的印象。” “里奥尔丹同志对于我们解决该问题的慎重态度表示理解。” 1970年10月21日： “考虑到奥，里奥尔丹同志的坚决请求和他保证性的表示：在把武器运到指定地点时，他的朋友们将采取必要的保密和安全措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原则性计划，准备把我们现有的缴获的100支冲锋枪、9挺机枪、20把手枪及其弹药在中立海域转交给爱尔兰朋友。我们没有外国产的火箭筒、手榴弹、步枪和其他轻武器。” 1972年3月21日： “两年多来，奥·里奥尔丹同志一直密争取妥善解决向北爱尔兰秘密运送武器(不论多少都行)的问题…… 沉入水下的武器只能由爱尔兰共和军的代表捞取，而爱尔兰共产党不直接参与武装打捞行动，也不直接使用这些武器。进行这一行动的所有细节只有奥·里奥尔丹同志知道。” 批示：“存档——K·Y·契尔年科同志指示。” 1972年5月25日： “今年5月22日。奥·里奥尔丹同志专程来莫斯科，以便加快解决这一问题……” “奥，里奥尔丹同志认为，苏联是他秘密获得武器的唯一来源。声称他今后仍将坚定地争取圆满解决这一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应重新讨论奥·里奥尔丹同志关于把少量缴获武器转送爱尔兰朋友的请求是合理的。” 里奥尔丹1972年7月3日写给苏共中央的信： “亲爱的同志们！ 1969年11月我曾提出军事物资援助的要求…… 这一事实在两年半之后未走漏一丝消息。我认为，这证明在保密方面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如果可以如此表达的话…… 一旦你们采取政治决定，我绝对不参与运输行动，我的作用只限于把与此有关的技术情报转达绍穆斯·科斯捷洛。运输和其他一切行动将由爱尔兰共和军的正式成员实施，但他们对军事物资来自哪里，在什么地方交付等问题将一无所知…… 报告附件(又及)： 1.从1969年l1月起，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与你们的技术专家就如何把军事物资运摄爱尔兰问题日多次进行磋商…… 我至今还未见过任何一种方案。能比你们的专家提议的更有效、更安全、更可靠。 唯一可行的必然选择是： ——苏联共产党要求古巴同志协助； ——所保证的军事物资应当运往古巴；从那儿必须把它们转载到古巴船上，然后运到大洋某处的接头地点，再转交给一艘属于渔民——爱尔兰共和军正式成员——的爱尔兰船…… 这样一来，不论是苏联共产党，还是我，都不用出面。那时，将由科斯捷洛和古巴人通过直接谈判解决问题。” 安德罗波夫1972年8月21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克格勃能够组织并实施这一行动…… 行动实施计划附后。 安德罗波夫” “向爱尔兰朋友秘密转交武器的行动实施计划(预先约定的行动名称——“涛声”) 向爱尔兰朗友秘密转交武器的行动通过下述方法实施： 在夜间把武器运至距北爱尔兰海岸90公里远的斯坦顿浅滩地区的中立海域，并把它们沉入水下40一42米深处。 “还原器”号侦察舰已经应我们的要求在预定的行动地点预先对该地区和水的深度进行了侦察。 准备沉入水中的武器由克格勃人员在海军实施例行侦囊的舰船驶寓基地之前运到摩尔曼斯克，并由一名克格勃工作人员把武器运上船。陪同出航，根据制定的计划组织实施“涛声”行动。 侦察舰在我们指定的时间驶入斯坦顿浅滩区，在用目力和技木手段对该区进行检查以后，把货物放到符合上述条件的地点，即迅速驶离该海域。 朋友们的捕鱼船仅过2—3小时后即驶至指定地点，找到灯标(世界各国渔民通用的渔网标志，此次用日本或芬兰产的灯标)，捞起沉入水中的货物，运到奥·里奥尔丹同志指定的一个爱尔兰港口。他声称在那里保证可以把武器秘密卸下并运往隐密地点。 实施行动的上述方法排除了我方舰船与爱尔兰船舶之间的直接接触，而后者的乘员也不会知道货物是谁沉下水的。” “缴获的德国武器有2挺机枪，70支冲锋枪，100支‘瓦尔德式’手枪，这些轻武器都涂好了西德产的润滑油，另外还有41600发枪弹，这些枪支弹药将被包装成14捆，每捆重81.5千克。 行动中使用的包装材料和其他附件都是通过克格勃驻国外间谍机构获得的。 把克格勃现有的缴获的武器转交朋友们的准备工作由克格勃的专门实验室实施。 为确定货物和包装是否有可能被人认为属于苏联，其中一掘将送到专门的科学研究所进行全面鉴定。 在侦察舰上，任何人都不会知道货物的性质，在舰船指挥人员面前把货物谎称为做实验用的水下侦察器材，应沉人大西洋一定地区的水下，里面装有自爆装置。 为演练与实施《涛声》行动有关的组织问题的种种细节，预定在苏联境外与奥·里奥尔丹同志会面。” 这是卷宗中的最后一份文件，有关武器的故事到此突然中断了。至于M·奥·里奥尔丹是否等到了武器，苏共中央是否为我们的“爱尔兰朋友”制造了一些缴获的手榴弹和机枪，就无从得知了。完全可能的是，里奥尔丹因其坚持不懈的精神受到了奖赏，而“朋友们”又不止一次地用震撼全世界的爆炸和屠杀提醒了自己的存在。 方针的抉择 从一开始，安德烈·科济列夫就是个争议很大的人物。 我受到了备界人士的压力，他们对我说，科济列夫是亲西方分子，科济列夫是亲美国分子，国家制度迟早会抛弃这种人。 对外交部长，我已经观察了很长时间，而且观察得很细心，很认真。 我想，这个选择做的还是正确的。 旧的苏联外交部在保留经验、阅历和外交传统的同时，必须进行革新。科济列夫不应在口头上、而应在实际上最终建立俄罗斯的和平外交模式。 科济列夫不仅效力于外交的传统领域——限制战略武器、俄罗斯与西方的联系，摆在他面前的还有完全不同的另一层次的任务：使俄罗斯成为各地区的和平保障，无论是在独联体的“热点”地区，还是在前南斯拉夫，或是在阿(拉伯)以(色列)争端中，都应如此。这里需要的是完全另外一种外交素养，需要一批更机动灵活并具有现代思维能力的人才。 过去是苏联和西方两大相当发达的文明阵营的谈判，而现在与过去已大不相同：谈判桌后面坐的是国家间冲突和民族间冲突的参加者或者是在国内战争……持久性游击战中正在交战的双方代表。这里指的是一些小国，有时是指一些小民族。 这是一项非常复杂、非常伤脑筋的任务，而且是不久前生活才摆在美国和俄罗斯面前的任务。如果你自己想生活在和平之中，就得制止局部冲突，就得设法使交战双方和解。 科济列夫的青春活力、毅力和耐力、冷静的职业习惯。帮助他在连续不断的、有时能使人发疯的一大堆谈判、倡议、反倡议、维和计划等“急流”中保持了镇定自若。保持了身体健康。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一次在经过非常消耗精力的连续3昼夜的出访后，那次的访问路线是莫斯科一伦敦一纽约一华盛顿一渥太华一莫斯科，在连续飞行9小时后，我们都累跨了，而他乃像往常一样，修整得干干净净的面孔上带着老成持重的笑容，走下总统座机的舷梯，又登上另一架内阁飞机——图—134，连家都顾不得回，就飞去了近东。当我对他表示同情时，他回答说：“只可惜再过10小时才能在饭店洗上淋浴，一洗就一切正常啦。” 访问印度 这次访问对俄罗斯来说非常重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最近几年我们两国之间的联系不知为什么出现了裂痕。 要知道，在我们的关系中从来没有过“黑子”，一直友好相处。与印度的关系是俄罗斯亚太地区总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 第二，我们对印度有某种特殊的感情——两国尽管很不一样，从外表上看毫不相同，但在我们的命运中却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我们如此爱看印度电影并不是偶然现象)。看来我们同样地多愁善感，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自然景色、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也同样地陶醉入迷。 如果说重一点儿，这次访问之所以非常重要，还因为它是对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新的对外政治战略的一次检验。 苏联把印度视为与世界帝国主义(也就是美国)作斗争的前哨阵地，同时也把它看作与所谓的霸权主义(即中国)作斗争的前哨阵地。因此，印度这张牌总是玩得相当巧妙。但我们不想再玩这张牌，更不想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反对第三国而过去苏联外交部却总是以此为荣，把整个世界划分成若干个势力范围到处建立小前哨阵地。后来，这些全成了泡影。 “第三联单世界”国家，恰好就是两股势力、两大阵营进行较量的那些前哨阵地，那一张张“牌”。 实际上，“第三世界”国家早已不复存在，这个术语已经过时了。 这是一个完全特殊的世界，它拥有自己的命运，拥有自己的中夺领袖地位的斗争，拥有自己独一无二并各具特色的文化。这个世界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少地依赖美国人，也越来越少地依赖我们…… 难道能把蓬勃发展的南美国家——就是那个阿根廷和巴西——与的确发展缓慢而又充满内证的非洲国家混为一谈吗？欧洲的巴尔干、南斯拉夫、高加索怎么也不像它们的邻邦土耳其。士耳其这个国家一直克制自己，不采取任何侵略性的对外政治措施，对于它来说，最优先考虑的主要是富裕、自制与和平。 所以，有人说叶利钦政府改变了苏联政治和俄罗斯帝国政治在若干世纪形成的优先权，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俄罗斯从来不想与西方世界对立，相反却一直在向这个圈子靠拢，向文明的欧洲靠拢。从18世纪开始，俄罗斯始终在与人谈判，与人联合。当然，别人敬重甚至有点儿害怕强大而辽阔的俄罗斯，这是对的，但无须担惊受怕！今天，“不妥协分子”在俄罗斯所宣传的对历史的理解是反历史主义的，这种理解被认为是错误百出的外行话。 俄罗斯根据情况的不同，曾与英国、奥地利、德国、法国等各种国家结成同盟。 只有一个阶段，即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反对俄罗斯。 我们正向过去一直所处的位置回归，回归到协约国时代，只要愿意，回到与西方大国结成联盟的时代。不过，我们在回归时已经更强大、更英明，而且吸取了亲身经历的强权主义(斯大林式的共产党法西斯主义)的惨痛教训。 曾几何时，苏联与其他整个世界对抗，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许多国家，把许多国家拉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也就是说，苏联扮演过世界宪兵的角色。但没有必要把这种角色描绘成历史环境里的重大的传统角色和正确角色，也没有必要说成是英明的和在战略上经过认真验证的决策。 因为这曾是一种虚幻的，甚至是滑稽的角色。 现在，我们只是强大的国家之一，但又有复杂的、独特的命运…… ★ ★ ★ 一个身穿迷彩野战服的人…… 他就像核炸弹、口香糖、摇摆舞星一样，成了时代的象征。他肩挎冲锋枪、穿着沉重的皮鞋，在大地上游荡，做着自己那粗糙而有时又很繁重的工作。 在我们的国家，我们长期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幸福之中，虽然我们的国家曾是军国主义国家，是侵略性国家，这对于人民来说已不再是什么秘密，如无论我们的小伙子和军事专家们飞到多么遥远的国度，那里都有我们的导弹，但这些穿迷彩服的人我们只是在电影里看过。我们的军队不是在我们这里工作。而是在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某个地方工作。 这便产生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劲地发生政变，如果身穿迷彩服的人(我仟]的特种部队和空降兵)已在莫斯科“工作”，如果全靠他们参与才能扑灭原议会内部熊熊燃烧的国内战争的烈火，莫非俄罗斯已成为一个“香蕉共和国”？ ……对这种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简单回答的。凡是和平濒于边缘的地区，总会出现这些小伙子们的身影。不同的是：他们在执行谁的命令，是谁指挥他们，他们是和平的力量还是战中的力量。最近几年来，他们的作用显然越来越具有威慑性和稳定性，这是指联合国维和部队，指俄罗斯武装力量而言。因为后者在独联体境内越来越经常地发挥那种威慑职能。在高加索，身穿迷彩服的人也是主要的登场人物。那里的儿童在成长时，永远感到战争是一种永恒的怪物。 要争得全面和平的保障，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战争之魔已在我们的家园苏醒。 因此，战争魔鬼有一次曾出现在莫斯科街头，出现在俄罗斯，出现在完全和平的未准备战斗的国家，出现在目前正忙于解决纯属自身的经济问题的国家，并不是偶然的。苏联虽然已经改名换姓，但毕竟留下了一个统一的空间，不可能把我们与各共和国发生的事件分隔开来。 阿布哈兹事件证明，我们的国家，比如说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实际上是一根绳上拴的两只蚂炸。成千上万的格鲁吉亚人逃离战火弥漫的阿布呛兹，酿成了令人恐怖的悲剧；俄罗斯的动荡也迅速破坏了和平协议，使屠杀逐步升级。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是国际性现象，原俄罗斯议会中的政治赌徒未能在军队中找到支柱，却在那些战火熊熊燃烧的地区找到了武装支柱——训练有素的“战斗队员”。原俄罗斯边缘地区的战火已秧及它的心脏——莫斯科。 今天该如何在高加索建立和平呢？ 我想，这个未来的和平方案就存在于经济发展之中。要知道。作战的不是专制制度，而是民主制度。所有的领袖都得选举。他们除了会喊几句战斗口号外，还能给人们提出别的建议吗？目前需要开始搞点儿生产，做点儿贸易，需要开始积累财富(这正是建立独立国家的希望所在)，需要寻找与所有想在该国投资者的接触。为达此目的，必须停止军事行动。 我们面临的任务，除了经济一体化、集体安全和政治合作外，还要在苏联领土内重新建立统一的精神空间。更正确地说，不是要破坏这一空间，而是要想方设法地使它还原，挽救那些还未彻底枯死的东西。 目前，民族之间的联系、我们的文化之间的联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处于任其自流的状态。我们不仅没有帮助人们逐渐发展这种联系，反而用海关、边界和护照控制加大了它们的难度。我们本应保留统一的文化，却身不由己地在破坏文化(例如，在各共和国不能订阅莫斯科的出版物)。人类的共性，哪伯是强权政治的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共性，也应当保护，就像保护森林、清澈的河流、清新的空气一样，我们难道连这一点都不理解吗？不知道这种态度绝非单纯的政治态度，而是生态道德观念吗？ 当前有一种奇谈怪论，认为精神隔绝不是经济危机引起的，而是理应如此。其实恰恰相反，这种经济上的不信任感，正是苏联解体后一直困惑着普通居民的各种孤寂的综合引起的，而且这种感觉无论怎样都难以克服。 我想，从独联体国家对高加索问题的态度上大概会看到这种立场。 高加索完全是一个独一无二、前所未见的地区。这里居住着数百个民族，对此，我一点儿也末夸张。这里就像一个人文保护区，拥有令人惊异的自然景观，很小的人数很少的山地民族，它们有自己的语言和文比、传统和风俗习惯，以及所有时代养成的、实际上是整个人类发展史期间养成的生活方式。 然而，高加索难以驾驭的秘密就隐含在它的独一无二之中。中央政府就算想管，也没有能力控制整个国土。人们仍在继续作战，只不过不橡过去那样用短剑和步枪，而是用坦克和导弹破坏着自己那独一无二的文明、自己那令人惊奇的人文保护区。 现在有两大因素促使我们去寻求防止民族灾难(就规模而言，比南斯拉夫更甚)的途径，一是我上边刚刚说过的精神上的兄弟情谊，二是独联体整个空间的稳定战略，俄罗斯的稳定当然也有赖于这一战略。我们不能让整个地区陷入地狱，而这种危险性依然存在。轻型核炸弹在高加索，这种前景已不是科幻影片中的一个情节。 在对自己关于统一空间和独联体稳定的价值做出总结时，我只能痛苦地指出，尽管独联体各国领袖相当经常地会谈，但这个问题不仅未能解决，相反地，却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各种各样的疏远综合在一起，越来越严重地阻碍着我们正常的传统联系。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发生。 要取代勃列日涅夫“萧条”时代在行政压力下制定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机制，就必须在经济和文明基础上形成新的机制，必须排除多余的影响人际交往的障碍，必须记住：对于居住在世界1／6土地上的人来说，事实上目前仍像过去一样，这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我们在瓜分它时，需要忍痛采取断然措施。 ★ ★ ★ 南斯拉夫的战争是欧洲的心病，也是全世界的心病。目前这也许是我国对外政策中最复杂的一个问题。科济列夫外长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夜以继日地守在电话旁边度过人正求调停人的意见，跟冲突各方谈判，并不是偶然的。对于我们来说，这场冲突的内幕包括如下两层： 第一层是显而易见的，南斯拉夫同属联盟模式，也是各种历史问题纠结在一起的一团乱麻，也是欧洲独一无二的民族“花束”(我们的“花束”甚至延伸至亚洲)。也是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姜姜众生。铁托是20世纪最“走红”的独裁者之一(弗兰科可以被视为第二个这样的人物)，国家在他的统治下繁荣起来。但是，人为构思的政治末考虑到人民中原有的冲突因素。南斯拉夫问题开始只是对苏联事件的一种链式反应，接着便被战火笼罩了。 所以，我们在对南斯拉夫冲突实施军事干预问题上格外谨慎，因为我们两国实在是太相像了。 第二层是我们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为什么美国老是坚决要求我们参与武装制裁侵略者(美国认为塞尔维亚人是侵略者)的行动呢？就是要造成一个国际先例。这种先例原则上曾有过一次，即我们对“沙漠风暴”(美国总统和联合国制裁伊拉克的最大行动)的支持。当时我们两国已就协同行动明确达成协议，这使世界产生一种印象，也有助于国际社会形成共同的立场。假若有人反对它的意愿，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制裁。在世界政治中，这种观点只有现在，多亏了俄罗斯的新政策，才有可能成立。 但是，在理解协同行动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们却不想被看作任人摆布随意驱使的工具，更何况我们如果这样做，将有损于我们的威望，也有损于对我国政策的信任，更有损于欧洲和全世界的力量平衡，而主要的是有损于在南斯拉夫的力量平衡。永远需要有人充当那个被制裁国利益的代表及其辩护人的角色。否则就得等到“战争彻底胜利”。把强硬的决定强加于人，这也是一种立场，也是一种行动方针，不过，却是在某种期限以前。我认为，美国人根据侦察情报对巴格达实施攻击就是这种期限。 俄罗斯和乌克兰各有一个营的士兵编入了联合国军队序列，我们的小伙子们戴上蓝色头盔以后，至今仍在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任务，而有些“志愿者”却在交战的塞尔维亚人其中一方充当小兵的角色(只想一般地看待他们，谈谈他们)。 当然，他们的人数并不多，但这一事实却在南斯拉夫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国亲塞尔维亚人的政治家所持的理由是：这是我们的斯拉夫兄弟，出于民族宗教原因，我们必须保护他们，我们正在保护他们』而且是在国际上孤立他们的条件下保护他们。除了依靠我，依靠科济列夫，塞尔维亚人目前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没人可指望。不过，我们的所作所为在普遍的国际法范围之内，而不是别的什么行为。乘机“欺负弱小者”是不道德的。在这场战争中没有谁是谁非之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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