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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日记 1993年10月3日 清晨，我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一种不安的感觉彻夜困扰着我。白宫虽说被民警和特种警察包围着，但它毕竟对莫斯科构成可伯的威胁。 每当我作出某种重大决定，从不再让一些愚蠢的想法所困扰：不妨换一种做法，或许会有别的结果。这是毫无益处的自寻烦恼。决定一旦作出，就别无选择。只能不拆不扣地去执行它，尽力干好，干到底。以前一直是这样。例如，我从未因在10月中央全会(1987年)上的那次发言懊悔过。不错，我难受过，苦恼过。但绝没有被动摇折磨过自己：如果我不登上讲台，我的一生会怎样呢？我作决定时，就如同要往水里跳一样。我不想分析，这是缺点还是优点。 而这一次，似乎在我一生中头一次在脑海里闪现了这样的念头：我究竟做的对不对？是否还有别的方案，能否换一种做法，我是否用尽了一切可能？……俄罗斯对没有法纪的状况已感到厌倦。而第一个全民选举的总统却要违反法律，即便这是不好的、荒谬的，以致使国家陷入崩溃边缘的法律，但这终归还是法律啊。 我把所有的事件一小时一小时、一天一天地向前理了理，试图弄清楚，我是否犯有错误…… ★ ★ ★ 9月初。我已作出了决定。对此无人知晓，甚至我周围的工作人员都猜想不到，我已作出了原则性的选择。这佯的议会在俄罗斯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 我知道，泄漏情报是不允许的。对于好斗和正在作垂死挣扎的最高苏维埃来说，总统要解散议会的情报可能成为放到火药桶跟前的火柴。议员们只要能继续执政，他们将不惜挑起任何流血事件，而且不管多大的牺牲都无法阻止他们。 解散议会的命令首先需要法律上的保证。我接通了维克托·伊柳辛的直接联系电话，请他来一趟。在我脑子里已想好了下一步行动的方案和命令的大致提纲。 我请伊柳辛上楼到我这儿来。这意味着我即将启动整部机器。现在，业已调整好的专家班子将着手工作。当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正从2层到3层我这儿来时，还有一分钟，我还可以把这一切停下来。但我根本没有出现这样的念头。伊柳辛进来了，我只用几句话就确切简明地交待了任务，并细心地观察了一下对方。和平时一样，他显得很平静。似乎他接到的任务是起草一份为明年冬天准备饲料的命令。他提了几个问题：吸收多少人参加这项工作？他们可以对文件的实质了解到什么程度？用多长时间起草命令？我回答说：人数要最少，他们分头单独工作，任何人都不应了解文件的实质，期限是一个星期。他点点头，走了。工作即将开始。 在9月最后的日子里，所有的会晤、谈判、外出视察都要依照即将拟出的命令由我亲自审定。许多事情早在7、8、9月份就预先作了安排，有些安排我推迟了，有些事却不能取消，而且我要利用这些早已拟定的措施，更好地为以后的大事作好准备。如在原定的日程表中，曾计划视察塔曼师和康捷米罗夫斯基师。我早就答应过帕维尔。格拉乔夫，到他的精锐部队去看看。当着手起草命令之后，这次视察对我来说就有了新的意义。无论我和战士们谈话时，还是在观看分队出色的军事表演时，以及演习后和军官们会见时，我都一再向他们指出即将有重要大事发生。并问他们：“你们将如何行动？你们将采取何种态度？”当然，我不可能明确地对他们说什么。然而，我已清楚地，可以说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将支持我。不会有背叛。 一个星期以后，命令已起草完毕。在最后阶段，我批准伊柳辛吸收总统法律助理尤里。巴图林参与起草文件。我曾怀疑。是否值得这样做。这倒不是因为我不完全信任他，而是想让尽量少的人家受过重的情报负担，特别是如此重要的情报负担。据我所知，在计算机里有—个专门的系统，它能够保护机器免受多余的、不需要的信息的干扰和破坏。人们为什么会产生心绞痛和失眠，就是因为获取了大量的消极信息的缘故…… 但是。出现了一些重大问题，解决它们需要有专门的法律知识。于是我让尤里·巴图林参与此事。他和以前一样。精确而内行地完成了自己那一部分工作。 我这里又产生了与宪法法院及其在颁布命令之后的地位有关的一些问题。当我第一次向伊柳辛谈及命令的一些要点和与宪法法院有关的问题时，我是这样说明的：在选举新的联邦会议之前，宪法法院停止开会。此后，经过长时间的思索，我明白下，如果我不是禁止宪法法院成员聚会，而是建议它在新的立法机关选举之前不召开会议，那么，表述就更准确。这样，措词缓和，宪法机关也不会感到难堪，而我又完全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此后。就凭着法官们的良心作出选择：要么放弃政治争吵，要么在政治争吵中积极地站到最高苏维埃一边去。 总统日记 1993年9月12日 星期天，12时。在克服危机的道路上，还有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关键性的因素：我吸收自己最亲密的战友参与这项工作，我邀请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内务部长叶林、代理安全部长戈卢什科和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到莫斯科近郊的老奥加廖沃别墅来。实际上，除了总理之外，战略领导班子的所有成员都聚集到这里了。当时，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正从美国启程回国，他在那里已结束了对美国的正式访问，我约定第二天早晨11时与他见面。 他们是否会支持我？如果某个人不同意，怎么办？反正已没有退路，我之所以要解散议会，并不是因为它使我厌烦。而是这个最高苏维埃已变成了最强大的破坏力量，它已构成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不走这一步。然而，走这一步的代价是什么呢？很多事情将取决于这个星期天聚集在老奥加廖沃的这些人的立场。 维克托·叶林。我信任他，就像信任我自己一样，我知道，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对他这样一个实力部的领导人来说，已经难以忍受了。民警机关也被搞得很紧张。一些苏维埃，特别是那些势力强大的地方苏维埃一直企图把民警机关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我是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认识维克托·费多罗维奇这个人的。例如，他曾向我展示自己的战士在演习时取得的成就，这是令人愉快的时刻。也有令人心情沉重的时刻，那是在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斯科科夫和鲁茨科伊在巴兰尼科夫的积极支持下曾提议让叶林辞职。当时，我曾激烈地反对解除叶林的部长职务。他才刚刚工作4个月，况且犯罪增多，也不仅仅是叶林一个人的过错。把一切罪过都推在部长一个人身上，至少是不公正的。当时，叶林受到了严重警告。此后不久，我又有机会进一步熟悉他，这时我发现他是一个深透、有头脑、并且极为诚实的人。我更不必说，他在民警中很受敬重，更不用说他的专业技能。总之，他是一个十分出色的人物…… 帕维尔。格拉乔夫。近几个月来，我同他不止一次地讨论过国家陷入的那种僵局。格拉乔夫深信，这个最高苏维埃早就该解散了。在这些谈话中，他不止一次地劝我更坚决一些。他说，我是白白地拖延时间。我回答说，问题不在于坚决不坚决。而是要考虑解散议会所要付出的代价。无疑，解散议会的决定，一定会得到国防部长的全力支持，对此我毫不怀疑。从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那种具有战斗性的精神状况来看，我感到，他已猜出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聚会，并为采取的步骤而高兴。 安德烈·科济列夫。这又是一个我所信任的人。大概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好斗的、充满沙文主义情绪的议会给俄罗斯的国际威望带来多大的危害。最高苏维埃甚至都不想把自己打扮成和平的爱好者，在这一点上。还不如共产主义停滞时期。那时，有些人至少还装作赞成裁军，主张为世界和平而斗争，等等。而这些代表毫不掩饰地在大多数问题上与国际社会相对抗：如在南斯拉夫冲突问题上，在俄罗斯与波罗的海各国的相互关系上，不妨再回忆一下最高苏维埃关于黑海舰队的声明……。如果最高苏维埃中这伙90年代的新共产主义者掌握俄罗斯政权，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只要想像一下就令人不寒而栗。 尼古拉。戈卢什科。我对他了解不多。他具有一切道义上的权利拒绝接受我所提出的使国家摆脱危机构那个方案。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况且戈卢什科还只是个代理安全部长。我们这是把他拖进一个复杂的事件之中，而且完全可能，解散议会的决定与他的政治观点和处世原则是相矛盾的。我不知道他会有何反应。但这也许是件好事，因为又有一次机会使我在危急的时刻考验一个人。我很快就会清楚，我们将有一个新的安全部长，还是我不得不选择另外的候选人。 在我们互相问好人座时，在我脑子里闪过上述想法。令人紧张的沉寂终于出现了。 “先生们，我把你们召集来，是为了通知你们……”此时的情形很像经典作家通常开始讲话时的样子……。此时我还能告诉他们什么呢——不外乎很不好的消息，或者相反，是他们期待已久、能帮助他们解开死结的消息？毕竟是不好的、令人心情沉重的消息。因为已没有别的出路了……。 我的开场白不长，因为不用我讲大家都清楚国内正在发生的一切。我宣布，我已决定解散最高苏维埃，因为它的活动正构成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我想请大家熟悉一下命令草稿，随后就开始大声宣读(草稿只打印了一份)，我读得和缓、平静，而且很慢，为的是让大家深刻理解命令的涵意。读了10分钟，就完了。然后，每个人都表示，完全同意我即将采取的措施。戈卢什科也没有动摇，没有犹豫不决。安德烈。科济列夫缓和了一下气氛，他低声严肃地说：“我有一个重要建议。我不同意其中的一个原则性意见，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大家都困惑不解地看着他。他继续说：“本来早就该发布这样的命令。”我们都露出了微笑。不错。严格地说来，他是绝对正确的。 我规定宣布命令的日期——9月19日，星期天。接着，我提出了下一步行动的总体计划。20时电视台转播我的告人民书。捷尔任斯基师所属各部队在这之前应进驻莫斯科，并控制白宫。星期天，白宫应空无一人，不能出任何问题。看来，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将会发布某种声明。并在几处住宅里召开记者招待会，但重要的是，使他们无处聚会。对城市的威胁来自白宫。那里，武器堆积如山。占领白宫之后，我们就解决了以下几项任务：被解散的最高苏维埃将失去协调反对派一切活动的司令部和中心，被解散的代表大会不可能再召开。没有白宫，他们将变成一小撮夸夸其谈的演说家，而在整个莫斯科，600人算什么，谁也听不到他们说什么。 这是最初步的计划，部长们应在一昼夜内对它加以修订，如果需要做某种修改，还由这个班子，再加上总理，一起磋商。解决所出现的问题。 到此，我们告别了。这一天，我还和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和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进行了交谈。这两个人也是参与未来行动的关键人物。 第一阶段结束了。严峻的日子开始了。 大概，这是我一生中最严峻的日子。 ★ ★ ★ 能否在俄罗斯避免“黑10月”的发生？能否找到和平的妥协办法使我们走出死胡同？我曾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并多次回答记者、亲友、熟人和生人提出的这些问题。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但我想提醒一下，在这以前，我们丧失了多少次“和平”解决的机会啊。我提议，可更换政府首脑，结果代表大会选出了切尔诺梅尔金。以后又成立调解委员会。没有得逞的弹劾证明，对抗的道路走不通。4月份的全民公决又一次清楚地表明人民支持谁。最后，召开了有很多代表参加的制宪会议。还打算在代表大会上通过宪法。 后来，哈斯布拉托夫下令暗中破坏制宪进程。他的几次声明清楚地表明，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将会有一场新的歇斯底里叫嚣，出现又一轮与总统的争斗。 对我来说。重要的只有一点：政治稳定，目标明确。别再玩弄法律了。对所有人来说，只能有一种法律。对所有人来说，也只能有一个政府。俄罗斯已经受不任在代表大会上的更大争斗，俄罗斯的一个新斯大林正向我们走来，他想把这场知识分子的民主喧闹引向服从于自己的需要。有鉴于此，我选择了自己的稳定方案。 总统日记 1993年9月13日 星期一上午，11时，我在克里姆林富会见了刚刚从美国回来的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他向我讲述了自己这次正式访问的结果。我没有打断他，虽然在这一时刻我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他一讲完，我就立即把他拉回到我国现实生活中来。我向他通报了已作出的决定，讲述了在老奥加廖沃别墅的那次谈话，并把4位部长已签署的命令草案交给他看。读完之后，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大笔一挥就签了名。 在关键时刻，切尔诺梅尔金将和我站在一起，对此我坚信不疑。但他如此沉着坚定地对待这些消息，而且在行将到来的大事中他又是主角之一，这不能不使我深为敬佩。同我站在一起的是一位真诚、坚定、刚强的他走了。我在克里姆林宫继续过着平常的一天。12时，我会见了谢尔盖。菲拉托夫(我决定让他稍后一点再熟悉情况，因为主要的工作将在发布命令之后，暂时还可以让他处于轻松状态)。我们谈了星期六将要召开的联邦委员会会议。13时，和芬兰总统科伊维斯托先生进行了预先约定的电话交谈。接着，先后会见了科学院院士奥西波夫和对外情报局局长普里马科夫。然后，又接见最高苏维埃副主席阿卜杜拉季波夫。就我的工作来说，一个接一个的会见，难免是从一个话题转入另一个话题。这是习以为常的、紧张的、充实的一天。 次日，星期二15时，召开了总统委员会会议。我特意把它安排在这个星期。对我来说，解散议会的方案在这个强有力的首脑机关内部如何“运转”至关重要。当然，我没有向他们宣布已作出的决定。然而，由于在当时的气氛下已隐隐约约吹过类似的风，所以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建议总统委员会成员考虑一下这样的方案。我请他们表明自己的态度，“赞成”，还是“反对”，并设想一下今后国内事态的发展进程。 现在，我已难以准确地回忆起那次讨论在我内心里究竟引发了什么。大约，是一种不满的感觉：第一，我本来期待着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大的支持。第二，我认为，他们应该更深入地分析一下解散议会后的社会状况。尽管如此，这次谈话对我来说还是极为有益的。在某些问题上，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而有些建议促使我对以前认为不十分重要的细节给予了应有的注意。 在一周之内。我几次会见即将采取的“措施”的主要参加者。因为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从具体方案到涉及全局的一些问题，如未来总统令中各项规定的实施机制问题。最可怕的是，所颁布的总统令未能执行。还应解决，如何对付那些拒不承认总统令的地方苏维埃以及宪法法院的决定(至于它将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对我们之中的任何人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等等，等等。 9月15曰，星期三，又举行了一次协商性会议。安全委员会会议把参加筹备“非常行动”的许多领导人也纳入执行我的计划之列。会议是内部的，我甚至要求不要做速记记录。所有第一次得知我的建议的安全委员会成员都支持这一决定。已启动的机器加快了运转。 而到了星期五，几乎一切都突然停了下来。我指定这一天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会上，我们将审定最后的细节。我请实力部门的部长们分别报告一下他们对形势的看法。突然，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建议推迟原定于星期日发布的告人民书和从此时开始实施的解散议会的命令。他们建议把日期改在下一周的周末。 大家提到的主要理由是，9月24日将在莫斯科召开独联体国家首脑会议。如实施总统令，这次会议可能无法如期举行，各国领导人也将不能来莫斯科：这必然会严重损害俄罗斯总统的威望。其次，显然已经走漏了消息。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已获悉主要情报，即解散议会的命令已拟妥，并决定于星期天宣布实施。他们虽不知道细节，而且正处于慌乱之中，但计划的要点他们毕竟已经知道。因此，那个要求于星期日占领白宫、并使其变成既没有工作人员、也没有人民代表的空荡荡的大厦的计划现在必须改变。因为，星期天，哈斯布拉托夫必会把自己所有的支持者都带到那里，白宫将变成一个堡垒和抵抗中心。决不能给他以这样的机会。应该让他们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他们已聚集起来准备抵抗和斗争，但是他们却没有抵抗和斗争的对象。 在这次会议上，突然有人说，9月19日对于宣布这样的决定并不是最佳的日子，因为它和“8·19”太相似了。或许改到9月26日做这件事更好一些。这个日期不会引起任何不健康的联想。 我同意改期，但不是推后一个星期，而是推迟两天。21日20时，我将通过电视宣读告人民书。这是原则性立场，决不能再推迟。近几个小时还应仔细考虑一下如何削弱白宫的影响。 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白宫愈来愈变成对抗总统令的中心。我请叶林、格拉乔夫、戈卢什科、巴尔苏科夫立即依据新的力量配置情况寻找占领白宫的机会。我提的主要条件是，我们不能有任何牺牲。如果这不可能的话，我们便改变策略：让他们在白宫呆着吧，我们将不再理睬他们的什么会议和代表大会。 我看到，这次紧急会议的参加者都心绪不佳地走出了我的办公室。总统办公厅主任菲拉托夫刚刚得知总统令的内容和所确定的策略，对此他感到十分震惊。 星期一，菲拉托夫的激动情绪平静下来之后。他来见我。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一位沉着、稳重的人，不管什么事都很难使他失态。但这一次，他却用激烈的言辞说服我放弃这一计划。他说。任何人都不会支持这一命令，我们必定使自己陷入与俄罗斯所有地区都对抗的境地，西方国家也不会支持这种反民主的解决权力冲突的方法。这样，我们在国际上将陷于彻底的孤立状态。 我让他把话都说出来。我甚至感到高兴，因为他能把这一切都告诉我。能听到“反对”的理由，尤其是听到最亲密战友的反对意见总是重要的。令人欣慰的是，他不怕把自己的反对理由都说出来。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一位聪明、正直、工作勤勤恳恳的人，我对他怀有好感。但我感到，他现在对国内政治形势缺乏认识。他跟不上形势，仍停留在我过去所处的那种妥协退让的阶段。我对他向我所谈的一切表示了感谢，但同时再一次肯定，9月21日我将开始行动。尽管他采取特殊的立场，我还是请他参与实施总统令的工作。到此，我们就分手了。 但我要回过头击说。开过紧急会议之后，就匝考虑下一步如何行动。我不明白，情报是从哪儿泄露出去的？……当然，越接近紧急行动时期，由于行将采取的行动规模很大，投入整个计划或参与筹划某些细节的人数必然越来越多。戈卢什科已让自己的部分副手了解这一计划。叶林和科济列夫也必然会这样做。还应考虑到，刚刚被解职的前内务部长巴兰尼科夫和第一副部长杖纳耶夫显然会与自己以前的部属继续保持非正式的联系。情报多半是从这两个部门泄露给鲁茨科伊和哈斯布拉托夫的。其实，猜想已没有意义了，应该拟定新的行动计划。 如果白宫继续控制在解散了的议会手里，我们的行动策略就应考虑以下情况：看来，他们将召开代表大会，宣布弹劲我，然后鲁茨科伊出任总统。接着，他们将紧急组成自己的“政府”，好斗的伊奥纳·安德罗诺夫将成为外交部长，而安全部长可能是萨日·乌玛拉托娃，她早就梦想着得到机会惩治那些“摧毁苏联”的人。但这只能是白宫的总统和白宫的内阁。这场政治滑稽戏在俄罗斯是不会得到支持的。 这就是说，应主要寄望于人们在选举过程中表现的极大热情。9月21日之后，开往新的12月选举的列车将加速前进。那些呆在白宫的代表将面临非此即彼的抉择：要么从自己的“保险箱”里走出来，加入正常的选举前的斗争，要么继续呆在那里，等待从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永远消逝。然而，他们已那样习惯于“代表”这个词，那样喜欢通过各种法律，过惯了舒适的生活，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却乘着社会提供的交通工具免费到各地游逛，他们连两个多星期的隐居生活都忍受不了。他们会四处奔波，去选举委员会登记，搜集选票，竭尽一切努力再次当上代表。 我一直反复对自己和所有积极参加实施总统令的人说，我们只能运用和平的手段。不能发生任何冲突。为了避免牺牲，为了不使任何一个人的生命成为所必须采取措施的代价，我们事先应该设想一切可能的方案。 周末，在克里姆林富开过联邦委员会会议之后，我决定离开莫斯科，以便摆脱这些天来的紧张生活，哪怕能轻松一昼夜也好。 行前，我和内务部部长叶林已说好，那些准备参加星期天行动的警力应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在莫斯科开展一次打击犯罪行动。内务部工作人员在所有的车站、机场和首都的一切“热点”地区采取了一次突击行动，并捕获了不少犯罪分子。 总统日记 1993年9月19日 我和格拉乔夫、巴尔苏科夫、科尔扎科夫一起去了市郊的“罗斯”府邸，想在紧张日子到来之前尽可能丢下工作，在森林里走走，呼吸一下莫斯科郊外秋天的空 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帕维尔·格拉乔夫和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之间发生一场激烈的争论。据我所知，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是一位沉着镇静、有自制力，甚至可以说是一位心肠软的人。但他突然愤怒地向格拉乔夫证明，实力部门根本没有为实施即将发布的总统令做好准备。他说，大家的出发点是，我们用不着采取强硬措施，一切都会和平、顺利地解决。如果我们能在第一天就顺利地占领白宫，那简直好极了。但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力争一宣布命令就立即拿下白宫。接着，他大动肝火地问道：如果不顺利怎么办？有谁现实地估计过今后几天内白宫将构成多大的威胁了吗？军事专家们制定的行动计划在哪儿？当实施总统令时，如果某部队站到了议会一边，或者民警机关无法维持住社会秩序，又当如何？可能发生的事还少吗？军人的行动没有经过周密考虑。应进行司令部演练，并制定好安全部、国防部、内务部、保卫总局等所属兵力和武器装备相互协同的种种方案。我们不应事后再对形势作出反应，而是现在就应预先估计到一切。最后，他气愤地说：“作为一个军人，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做好执行命令的准备！” 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竭尽全力才控制住自己。他同样不能心平气和地说话。格拉乔夫指责巴尔苏科夫简直对胜利丧失了信心，他带着这样的情绪最好不要参与这样的大事。他说，所有的人都对总统走这一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军队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没有什么可怕的。白宫将是我们的，最后胜利也一定属于我们。 连我在场也未能使他们控制伎自己激动的情绪。我敬重这两位将军，但这一次，我也控制不住自己，为了制止他们争吵，我也几乎要喊起来。我很理解，大家的精神已紧张到极点。尽管如此，巴尔苏科夫的态度还是激怒了我，为什么现在——在距发布总统令还有两天的时候他还说这种话？！格拉乔夫是对的，带着这样的情绪最好什么也别干。 我甚至这样对他说：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也许。您现在确实需要休息一下，等一切结束之后，请您再回来工作。 巴尔苏科夫委屈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如果他能留在克里姆林宫，对事情会好一些，如果我同意，他想继续完成交给他的工作。我点头同意了。 大家在彼此不满和紧张冲动的气氛中不欢而散。 ★ ★ ★ 对于那些日子发生的许多事情，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为什么几乎换了一种看法。 巴尔苏科夫的“哗变”。那时，我把他的行为看作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而现在我认为，他那时已本能地意识到危险。作为安全部门一个有经验的军官，他预感到，事态可能被推向难以驾驭的轨道。他知道。这一切正在孕育之中。 确实如此，1993年秋天形成的局势是一步步酿成的。它孕育着失控、破坏和大规模恐怖活动，以及军队、社会和各地区的分裂。 我们这一代人的少年和成年时期是在和平时代度过的，战争已成为童年时代某种怪影和恶梦。全部生活一直笼罩在可靠的核恐怖保护伞之下，处在两种制度对抗的保护之下。这一切已印人人们的脑海，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已失去了对战争的准备。 不知为什么，我相信，我国所有最可怕的历史事件已成为久远的过去，今后也不会再发生。一方面，这是一种苏联式的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另一方面，说真的，在俄罗斯还能有多少内战、专制、革命和恐怖？但是，乐观主义终归是乐观主义，总还是应该作最坏的准备。这应成为一种规律。切尔诺贝利、亚美尼亚、第聂伯河沿岸、高加索“同胞”之间的战争，以及“8·19”叛乱，这一切对我们这些曾生活在这个平静国家里的人来说，都是严厉的警告。 还有一个可能造成灾难的问题——不会和害怕使用武力。以前，我们没有过应付动乱、紧急状态和地区冲突的周密行动计划。应该老实地承认这一点。而这样的计划只能在实际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来。但在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实行大规模紧急状态的任何经验。 那么，既然没有计划，既然8月叛乱对我们来说是唯一的实例和俄罗斯全国规模的典型意外事件，由此就产生了病态性综合心理。于是，就对游行示威恐惧，不会控制街头的自发势力，由此便产生了我们对白宫实行赤手空拳的包围战术。用橡皮棒和盾牌去对讨冲锋枪、燃烧瓶、短枪和尖刀。 这里，再补充谈一下政治矛盾的症结。 总统表面上违反宪法，采取反民主措施，解散议会，但是为了使民主和法制在国家得以确立。议会看上去是捍卫宪法，却是为了推翻合法选举的总统，建立完全的苏维埃政权。当然我们就陷入这些矛盾之中！ 为什么允许鲁茨科伊给各军区和大型军工厂打电话和挑拨国内战争？为什么给好斗分子和恐怖分子反对合法政权的机会？为什么让国家承受如此可怕的风险？ ★ ★ ★ 星期一，又进行了一次令人精神紧张的谈话，这一次是和菲拉托夫交谈，关于这次会见我已经谈过。我感到，越接近行动的时间，在克里姆林宫里、老广场上以及国防部内紧张的气氛就越浓。 截止此刻的事态是这样的：白宫领导人每时每刻都在等待命令的发布。9月18日，星期六，哈斯市拉托夫在议会中心会见了各级苏维埃的代表。这是一次货真价实的苏维埃女妖夜欢会，议长下流无耻的充分表演成了它的“壮丽尾声”。哈斯布拉托夫站在讲台上，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从我们总统那儿能得到什么，要知道，他是一个俄罗斯大老粗，在“这种馈况下(他意味深长地弹了一下自己的喉咙)”，任何命令他都可能签署。这种侮辱已不能强烈地打扰我，对仪长的狂妄行为我没有理睬。然而，电视报刊和社会舆论却反应强烈。他越过了以前他不敢越过的界限。这种事之所以能发生，或者是因为他已感到毫无出路，或者相反，他试图表现自己的信心和力量。 9月19日，星期日，哈斯布拉托夫发出号召之后，各级苏维埃的许多会议就从议会中心转移到白宫。略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决定利用各级苏维埃代表作为人墙盾牌。星期天，根据我们最初的打算，本应变空的白宫已塞满了人。到星期一，慌乱的活动仍齐继续。越来越多的人被召集到白宫。我一直想竭力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白宫变成了对抗总统令的有组织的司令部。 星期二早晨，我通过直线电话又一次同切尔诺梅尔金、戈卢什科、格拉乔夫和叶林通了电话。我只向这几位实力人物提了一个主要问题：现在对白宫该怎么办？是否还有可能把那些代表从那里“撵走”？我对他们施加了压力，让他们好好想一想。或许由特种部队来一次闪电式的休克突击，或许还有我们未来得及研究的其他方案？唉，在莫斯科中心地区留下这样一个具有爆炸性危险的策源地，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每一位部长逐一向我谈了自己的意见。他们的意见言简意赅，清楚明确，但这些意见并末使我变得轻松一些。我明白了：拿下白宫并非易事。应从这一事实出发来制定下一步策略。当然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在和每个人谈完话之后，我请他们所有人在12时都到克里姆林宫里来。他们都意识到了我的处境，但又不能提供任何帮助。 我再重复一次，当然不是这所大厦本身使我感到焦躁不安。现在我简直是几乎从肉体上感受到，我们面对着多么严重、复杂和危险的局势。我已清楚地看到了被人群包围着的白宫。从那里将会挑起冲突、破坏和战争。要避免这一切，只能去冒风险了。看来，还不得不在某些问题上寻求妥协，重新开始谈判，并在某些方面向最高苏维埃领导人作出让步。主要是，要避免流血，避免伤亡，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如此。 的确，这将是俄国历史上对苏维埃的最后妥协。再过几个小时，我将宣布解散议会。届时，苏维埃政权在俄罗斯将永远结束了。对此，我深信不疑。 ……12时，会议参加者聚集在一起。大家都很紧张。当我请帕维尔·格拉乔夫发言时，他由于过于激动请求允许他宣读一下自己简短的报告。他从未这样做过，但现在却以坚定的口吻，开始大声地念他写在纸上的报告。接着、切尔诺梅尔金、叶林和新上任的安全部长戈卢什科都发了言。 由于事态发生转折。我们对我们的计划作了一些修正。主要变化，自然涉及到白宫。我们决定切断白宫与全市及政府的通讯联系，以便最大限度削弱议会对各地的影响。我记得，1991年8月切断政府电话联系是如何妨碍我们对重要问题作出决定。而无人注意、后来一直畅通的维克托·伊柳辛的电话对我们帮助很大。我请负责政府通讯工作的斯塔罗沃伊托夫将军尽快来见我。20时零1分，即开始转播我的告人民书之后，应该立即切断白宫内的所有电话。 经过简短的讨论，决定不在议会大厦周围部署特别密集的军人或警察哨卡。因为密集的封锁可能加剧呆在白宫那伙人的挑衅。任何军事分队和武器装备都未调入莫斯科。我认为，我们应采取这样的策略。不错，我们可以采取强硬的、坚决的、对等的措施，但那只是为了回敬白宫领导人的挑衅性违法行为。我认为，我们自己不应激化形势，不能以任何方式加剧紧张气氛。 我们散会了。我开始准备电视讲话。我指定在17时录像。到克里姆林宫来的电视工作者小组并不知道，正是将由他们来录像。只是到这里才通知他们要摄制总统的告人民书。他们是专业技术人员，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和平时一样，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第4室布置好设备，安装好摄像机，调试好话筒。但是，看来他们还是感觉到，这一次不是摄制普通的告人民书。 与平时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总免不了出技术故障。当把我讲话的文本打入电脑后(文本应能显示在一个特殊装置的荧屏上，这个待殊装置使讲演人在读文本时不必向桌子上看，而是可面对摄像机镜头)，因装置出了毛病，文本在荧屏上怎么也显示不出来，而后来显示出来时，一行行字不按监控器的速度慢慢行进，而是以极快的速度一闪而过。工程师们忙碌起来，而这一插曲却消除了我的紧张情绪。这是常见的事。在首长在场和最关键的时刻，机器总坏。最后，一切都整修就绪。所有与录像无关的人都被请出了第4室。完全寂静下来。我看着摄像机，说出第一句话：“俄罗斯公民们！”。 我读完了告人民书。站起来向所有人表示感谢。电视台工作人员把摄制好的录像带交给了我的助手们。几分钟之后，有警卫护送的汽车向“奥斯坦基诺”电视台方向疾驰而去，预先赶去的维亚切斯拉夫·布拉金应在那儿拿到录像带。并在20时播出。 还有一个细节。我的新闻秘书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请摄制组全体人员在20时之前不要离开克里姆林宫。领他们吃了晚饭，为了不使他们感到烦闷，还让他们随便消遣了一下。这些预防性措施现在看来也许是多余的，但在那时则是必要的。 在办公厅把命令的副本封上，按今天的顺序编了号，标上日期。它的编号为1400。而实际上，这一命令我在一个星期前就已签署。9月21日20时命令开始生效。20时整，机要交通应把带有命令副本的一揽子文件交到那伙人手里，其中首先是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佐尔金。他们的反应我是清楚的，但形式上的手续还是要遵守的。 我决定不在克里姆林富等到20时。大约19时，我叫来了汽车，离开了克里姆林宫。我是在家里看到自己的告人民书的。我觉得读得不那么流畅。但是，当我尽可能离得远一点看自己时，我觉得演讲还是成功的。 从这一时刻起，俄罗斯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将彻底清除70多年来积累起来的龌龊、虚假、伪善的最后残余。再作一些努力，我们大家将更轻松更自由地呼吸。如果我不坚信这一点，也就不值得干任何事了。 ★ ★ ★ 我又陷入了对一些重大事情的思考。 一次次会晤、接连不断的会议，其中不少被我取消了。惶恐不安的感觉像滚动的雪球一样愈来愈大。没完没了的消息接踵而来。说什么白宫已被代表们控制。一切都不妙，不妙……。在这种时候，正如许多人建议的那样，最好是把作出最后决定的时间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拖下去，而拖到最后，或许就不用再作决定了。 但是，这样做将会永远丧失信任。我姑且不谈政治后果，只要看看例行代表大会之后国内开始的法制上的混乱就够了。但这纯粹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在我周围，不只是一个由冷漠、死板的执行者所组成的班子。人们不会原谅这种回避态度和如此急剧的变化。应该走到底。 ……政府的行为看上去绝非总是那么漂亮，从经济改革的实例中我明白了这一点。但这一次关系到某种政治局势。 围绕白宫局势所形成的道德真空不是偶然出现的，这里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俄罗斯人崇拜强权政治的神话需要澄清。我们的全部历史就是：非此——即彼。不是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就是极其严厉的国家体制。所以，一个民主的总统将要采取断然措施，这一定是胡说。对此，人们不会理解，而有些人甚至会勃然大怒——“怎么会这样干？” 鲁茨科伊、哈斯布拉托夫、马卡绍夫急于填补真空。并且用的是同一个口令：“突击！进攻！”。 这样一来，他们在自己的判决书上签了宇。 ★ ★ ★ 第二天，仿佛已处在一个新的空间和新的时代，没有出现任何特别意外的消息。我们事先预料到的一切几乎都发生了。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宣布召开代表大会。白宫从头几个小时起就成了抵制总统令的武装司令部。晚上，召开了宪法法院会议，自然是认定1400号总统令违宪。4个法官公开反对这一决定，这也在预料之中。 清晨，我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我想和他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免去维克托·格拉先科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职务，并任命现任财政部长鲍里斯·费奥多罗夫担任此职。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相当坚决地反对我的提议。他说，格拉先科是一位银行家，他精通银行业务。政府和中央银行目前的相互关系使他完全满意。现在，已没有最高苏维埃，这种关系将进入崭新的阶段。而费奥多罗夫在自己岗位上的工作已经够多了。现在，这样一个强硬的、近乎带挑衅性的、像鹰犬一样看守着国家财政的部长是需要的，为什么要找一个新部长呢。 我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他提出的这些理由，尽管这些理由是完全有根据的。我之所以同意。是因为恰恰是总理既要和中央银行。又要和财政部长打交道。我要是干预这些问题，就意昧着不信任总理，而且直接妨碍他工作。 我和切尔诺梅尔金所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关系列俄罗斯总检察长这位大人物。这位总检察长瓦连京·斯捷潘科夫砚已完全被哈斯布拉托夫所掌握。对此，全国已无人不知。斯捷潘科夫中人甚至也不掩饰自己在政治上和个人感情上对议长的好感。他们之间几乎已发展成朋友。他们相互扶持，相互奖赏。斯捷潘科夫授予哈斯布拉托夫第一号检察员证书。这就如同勃列日涅夫时代一样，那时通常是授予党证，而现在则盛行另一种风气。 正是斯捷潘科夫根据哈斯布拉托夫的授意阻挠检察机关对发生在“五一”节的大规模骚乱进行客观的调查。本来从事调查工作的小组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肆无忌惮的法西斯暴行是游行者挑起的，民警只是采取了自卫行动。但议长却要求改变调查结论，并撤换检察院调查人员。 还有一个情况迫使我严肃地对待这位总检察长大人。这就是他与雅库鲍夫斯基和“西阿比科”公司的关系问题。斯捷潘科夫对一些生意人提供了哪些帮助，究竟什么原因使这个年轻人与总检察长谈话就像同小流氓谈话一样——骂骂咧咧、蛮横无礼、厚颜无耻(报纸登载了他们谈话的记录)，这一切都是个谜。但瓦连京·格奥尔吉耶维奇对“季马”公司的某种依从关系，以及他无法摆脱与雅库鲍夫斯基的那种令他不快的交往，这些却都是事实，他无法掩盖。 切尔诺梅尔金的建议出乎我的预料。他决定保留斯捷潘科夫的工作。 老实说，对这种想法，我很不赞赏。但我之所以未能坚持撤换总检察长，是因为对这一岗位没有现成的人选。若是匆忙任命某个临时性的人物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则是不可饶恕的愚蠢行为。我认真考虑了一下，同意了切尔诺梅尔金的建议。同时我与他商定：如果斯捷潘科夫开始向哈斯布拉托夫献媚，帮助已被解散的最高苏维埃，他将立即被解职。到此，我们算谈妥了。说真的，我知道，舆论界将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我也知道，我将面临着！？民主派进行一场多么艰难的谈话，看来，他们将指责这是一种背叛行为，说我出于政治投机而走上了不体面的妥协道路。但是，决定既然巴作出。它正确与否，时间很快会作出判断。 总统日记 1993年9月22日 13时30分，接见大厅里聚集了各实力部的领导人。我满意地注意到部长们已摆脱了近一周来的焦躁不安和过分激动的心绪。他们像忠实履行自己职责的专职人员那样，开始工作和办理具体事务。 我再次确定，我们将遵循唯一的策略：不理睬对方的挑衅，而要竭尽全力把工作做好，直到举行选举。以此我们在政治上使白宫处于孤立状态，借助内务部队把莫斯科的秩序控制起来。这样，主要的重任就落在叶林身上。一旦形势需要，便采取更为强硬的行动。军队应时刻作好进入首都的准备。 我同部长们告别后，动身去克里姆林宫。途中，我决定按自己的老习惯在人特别多的地方逗留一下。车队在特维尔广场停住了。我走下汽车，马上就被莫斯科居民团团围佐。“喂，怎么样，你们支持吗？”自然，这是我的第一句问话。没有他们的支持，其他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周围响起了令人鼓舞的高呼声，人们的脸上接着同情和理解的微笑，耳闻目睹这一切极为重要，就好像吸入了一口氧气一样。 我知道，某些人对我这种“到人民中去”的做法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这是浮华作风和故作姿态，并且说，这样一来他们就了解不到人民的意见了。我本人也清楚，他们确实了解不到什么。正因为如此，才设有一些单独的情报来源并通过直通渠道把信息直接送交给我。在与群众进行这种会见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看着许多人的眼睛，就能感受到他们的情绪、心态、痛苦和希望。而这一切在任何资料、密码电报和汇报中是绝对见不到的…… ★ ★ ★ 这时，实际上，西方大国、东欧、亚洲、美洲国家的所有领导人和政府，以及第三世界各国领袖都表示赞成我在9月21日发布的命令中所提出的摆脱政治危机的途径。国际社会如此坚决而一致的立场对白宫盘踞者来说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打击。 我认为，已被解散的议会保卫者们所遭受的第二次同样沉重的打击是在9月24日星期四。这一天，所有独联体国家的领导人都毫无例外地来到了莫斯科。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甚至不由得对此暗暗地表示不满。 星期三和星期四，当机关工作人员通知我一架架载有国家元首的飞机抵达莫斯科时，我回想起同几位部长发生的争论。他们深信：在莫斯科形势如此动荡不定的情况下，拟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举行的会议必将开不起来。而我却坚信：会议将会如期举行，这是其一；其二，会议开得如此平静和有条不紊，这一事实又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它证明我坚定不移奉行的方针是正确的。 在我看来，这次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首脑会议是最有成效的一次会议。在这两年间，我们彼此分开了，大家饱尝了主权的滋味。但当时的举动是轻率的，在经济上是失算的和没有充分根据的。于是，我们自己又走到一起来了。已经无须对谁推一把了。 会上，各国元首都正式表示支持俄罗斯总统的方针。当然，也进行了多次单独的非正式会谈。实际上，每个人都认为有责任明确地就解散议会一事向我表明自己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对前最高苏维埃的评价绝不是外交辞令。官方文件上未必会引述这些话。我意识到，前联盟备共和国的国家元首无一例外都真诚地关心俄罗斯的命运。 这时，莫斯科白宫周围的形势已紧张到了极点。9月22日，大约21时10分，一伙武装人员企图占领列宁格勒大街上独联体联合武装力量总部大楼里的值班岗哨。携带冲锋枪的暴徒共有8名。他们解除了值勤战士的武装。司令部接到报警后，派来了特警部队。他们很快就迫使这伙暴徒逃离了大楼。在双方相互射击中，牺牲了两个人。下位是民警大尉斯维里坚科，另一位是无意中遇害的60岁的妇女。她住在大楼对面的住宅里。她听到枪声后，走近窗口，一颗流弹打中了她。她的名字叫薇拉·尼古拉耶夫娜·马雷舍娃。 这是白宫企图发动一场未经宣布的内战的第一批受害者。从任何观点来看——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战术上，这都是一次毫无意义的流血行动。在这之后，同前议会的对抗已开始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在这之前，白宫里的某些政治力量不愿意服从总统令，甚至想武装自卫，用武器装备自己的人员。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他们那时还打算以文明的方式同政府进行对话。他们召开代表大会，任命新部长，向各地拍电报，求助于宪法法院……。而在这一悲剧发生后，所有关于宪法法制、法律、人民代表关心俄罗斯人民等高谈阔论都变成了恬不知耻的滑稽戏。 白宫武装袭击军事目标这一事件说明：或是前议会领导人已控制不了局势，那里的实权已被武装的极端主义分子所篡夺；或是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决定试探一下政府对初次流血的反应。而很可能这两种情况在白宫里同时存在。 帕维尔·格拉乔夫在这天夜里下达了关于加强保卫国防部各种设施的命令。我同格拉乔夫、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以及其他部长们继续通过电话进行磋商。 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军队暂时不参与整顿莫斯科的秩序。和以前一样，主要重任仍由叶林和内务部承担。 在这之前，封锁白宫的措施纯粹是象征性的：任何想要去大楼的人都能进去，如果有谁对集会厌倦了，就可以回家或是去上班。但从9月24日起，维克托·叶林已下令用民警严密包围白宫。现在，只能从大楼里出来，不准任何人再进去。那里的电源和供暖已被切断，热水供应也已停止。从此之后，在这个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城市的中心，不允许再有堆放武器和因意识到要失去政权而发狂的政客们盘踞的场所。但是当时还没有讨论过关于如何突击和攻占白宫的问题。 与此同时，苏维埃大楼封锁圈周围已开始聚集许多人群。除了来自“劳动莫斯科”运动安皮洛夫式的职业游行示威者外，麋集到这里的只不过是一些具有好奇心和富于同情心的人。一般来说，都是一些容易激动的人。在莫斯科开始的这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闹剧的前景本身就足以使他们兴奋不已。当发生强攻时，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只不过形式更加骇人听闻、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罢了。进攻白宫是形势所迫，我们不得不这样干。当时，看热闹的人群站在坦克周围、沿河街和射击区内，站在狙击手瞄准线内的房顶上。这究竟为什么？这个问题久久地折磨着我。我觉得，从心理上来说，是可以理解的。我看，人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会有生命危险。只是在事后才产生恐惧感，才会被目睹的一切所吓晕。而在刚开始时只觉得很有趣，甚至很开心。 有些人来到白宫只是想观看一下头戴纲盔、人数众多的警察队列，也有些人是来发泄自己的愤怒与怨气。紧张气氛加剧了。 鲁茨科伊在白宫周围开始故作姿态地大肆喧嚣，他用扩音器和旗帜号召警察们醒悟过来，匣戈一击，站到“民主保卫者”——最高苏维埃这一边来。 看来，他们已经断定，人民的自发力量终于起来了。 在某些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料想不到的情况。例如，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弄明白，为什么聚集在白宫周围的人对独联体前联合武装力量总部大楼附近两名无辜者的死亡竟无动于衷？要知道，他们是匪徒暴行的真正受害者。但人们谈论和报道得更多的却是当局对政治反对派采取了不能允许的举措，说什么压制得太厉害了，他们是些可怜人，没吃没喝。总之，认为这是一种残暴行径。 为前人民代表提供社会保障的决定，同样也引起了出乎意料的反响。自然，这里面确有某种耍手段的意思——使那些发热的头脑稍微冷却下来，回到冷酷的现实中来。谁也不准备向代表们投抛施舍物。也许，这个决定作得稍许迟了一些。应该早些宣布这一决定并说明其真正涵义：我们只是想让那些曾经正常工作过的人仍对未来充满信心。要知道。并非那里所有的人都是极端分子。 我们犯的策略性错误为数不少。单独来看，这些错误无关紧要，但它们加起来就造成了一种令人张皇失措的局面。现在。说句后话，我明白了造成这些失误的原因所在。 我们并未准备战斗。 没有任何进行战争的打算。我一直竭力避免使这场宪法之争演变成人们相互开枪射击的局面。 其次，大概，这是我一生中最不寻常的决定。在作出这个决定时，我内心深处经历了异常痛苦的抉择过程。因此，说句比喻的话，这一次我们的“汽车”可没有一路顺风地沿着公路疾驰，而是撞倒了路标，轮子扎进了水沟。 无疑，事态已到了某种关头。业已出现的对国家安全造成的直接威胁迫使大家坚守岗位。 然而，起初每走一步都很艰难。我清楚，我们的任何行动实际上都可能被说成是超越法律，在这种时候要走出宪法陷阱，只有这样一条出路了。而违反法律正是为了摆脱困境，尽管我真不愿意这样做。 我再次认清了，什么是民主。对一个正常人来说，它首先是一种艰巨而又极为重大的责任。 ★ ★ ★ 我一直寄希望于健康的思想。我坚信，这一次，健康的思想也必将获胜。更何况，形势对白宫的盘踞者来说一天天地变得越来越明朗。他们所指望的支持从任何地方也没有得到。无论是军队、工会、还是矿工，都没有支持这些昔日的代表。只有各级地方苏维埃给自己的老上司拍来了致敬电。但这只是一纸空文，没有什么用。鲁茨科伊绝望地号召工人阶级举行全俄总罢工。他的号召没有起任何作用。哈斯布拉托夫同各地区领导人频频进行会谈。他把希望寄托在新西伯利亚的同志们身上。他们曾经许诺切断穿越西伯利亚的大铁路。若能使这条战略性运输大动脉瘫痪，必会引起严重后果，政府可能会感到害’旧，从而只好去谈判……。 但是谁也不想切断这条大铁路，这完全是痴心妄想。 鲁茨科伊给各军区打电话，要求他们执行新总统和新国防部长的命令。当然，他同一些军人有联系，他们之间的私人交情很不错。例如，鲁茨科伊同空军司令彼得。杰伊涅金将军就有很深的私交。他处着嗓子再三请求，希望自己的朋友能来帮自己一把。而司令员却劝池道：萨沙，别胡来，我只有一个总统，那就是叶利钦，我只有一个国防部长，那就是格拉乔夫。最好快点认输吧。 他们处于真空般的状态之中。这是最主要的问题所在。无论在人际方面、信息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是如此。我想，这会使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及其同伙感到震惊。最近几个月来，他们一直生活在幻想之中，认为只要轻轻推一下，整个国家、全体人民就会跟随共产主义的布尔什维克议会向后迅跑，奔向过去。但是，国家和人民并没有往回奔跑，而是把他们那一伙入抛弃了。要知道。过去，看上去一切是那么美好，那么合理：伟大、强盛的苏联，16戈比一个面包，工作虽有点繁重，但终归还有工作，每人5平方米的免费住房，如果你表现得好，许多年后，还有希望从国家那里得到整整9平方米。读读《真理报》，看看电视“新闻”，每年3次重大节日时欣赏电视“星火”节目。奇怪的是，人民并不想要这种可以理解的生活，他们选择的不是奴隶式的温饱生活，而是不可理解的、严酷而艰难的自由。 ★ ★ ★ 在颁布解散议会命令的这一天，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来到了莫斯科。他像1991年8月那一次一样，又置身于俄罗斯革命事件的中心。关于这一点，他本人和报道他到来的报刊也都幽默地提到过。9月26日，星期天，他同美国国家交响乐团一起在红场上为莫斯科人举办音乐会。 这一天，莫斯科寒风凛冽。乐队指挥挥起指挥棒，乐曲声随之响了起来。我不由激动地注视着这样一幅奇妙的画面：在圣瓦西里教堂的背景上呈现出一个身着黑色燕尾服的形象及他那被风吹拂着的白发、他的那双手、他那充满灵感的脸…… 同我一起观看演出的有他的夫人加林娜·维什涅夫斯卡娅和他们的女儿。音乐会结束后。我邀请她们去我家。当观众向音乐家们鼓掌，莫斯科人向他们献花的时候，主要的受贺者却不知去向。我同他的家人已走出红场，坐进了汽车，而姆斯季斯拉夫，列奥波多维奇仍无法找到。后来，终于在旅馆房间里找到了他。我同他通了电话，并约好他单独前来。原来，这位指挥在寒意甚浓的露天冻得够呛，他正在自己房间里暖和身子。 接下来，便是普普通通的家庭午餐。姆斯季斯拉夫·列奥波多维奇和加林娜·帕夫洛夫娜讲述了他们音乐生涯中的趣闻。我感到心情非常舒畅，因为他们同我们相聚在一起。我热爱他们。每当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来到俄罗斯，我们一定要见上一面。他那乐观的情绪、充沛的精力、豁达和坦诚的态度深深地感染了我。他为人随和而又爽直。无论是土司、佣人，还是皇室成员，他对谁都一视同仁。他喜欢大家。同样，大家也喜欢他。 我好奇地观察着这对夫妇的关系。加林娜·帕夫洛夫娜是一位爱激动、有时又很严厉的妇女，但同时她又是那样优雅、迷人。当她用自己好听的嗓音向丈夫述说什么时，这位丈夫总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爱慕神情凝视着她。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无论是倾听她讲话，还是承受她的恼怒，都使他感到由衷的喜悦。真不愿意与他们分别。但有人在等候他们，他们该走了。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要赶去会见知识分子。我们相约，下一次再来的时候，不会再发生任何叛乱和任何政变。无须任何理由，只要我们有机会欢聚一下就心满意足了。 总统日记 1993年9月27日 这个星期开始的时候，力量对峙没有发生任何新的变化。内务部工作人员继续守卫着白宫周围严密的封锁圈。来自白宫的消息说，白宫保卫者们日益陷入一种歇斯底里般的癫狂状态。持有武器的人已把内部权力彻底掌握在自己手中，军官们支配着代表们的意志。加入他们战斗编组的有：来自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德涅斯特”和“杰利塔”特种营、来自维尔纽斯和里加的特种警察、几百名最高苏维埃警卫局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法西斯政党的战斗队。所有这一切表明，这决不是一支由乌合之众组成的部队。他们当中有许多富有作战经验的军官、雇佣兵相年轻的打手。总之，白宫内聚集着一批“技能熟练”的专业人员，他们不仅敢于、而且善于杀人。 几乎每天晚上。呆在大楼内的“宪法和民主卫士们”在得到将要攻打白宫的“可靠”消息之后，便使自己进入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而到了早上，在传闻又一次未被证实后，睡眠不足的“卫士们”喝足了酒，便纷纷入睡。据从白宫出来的代表们说，9月28日至29日的那个夜晚过得特别艰苦。哈斯布拉托夫料定我们马上就要发动强攻。他把所有人都召集到民族院大厅里。他身穿防弹背心，目光里流露出狂热的神色。他宣称，很快就要发起强攻了，“阿尔法”小组将采取这一行动。议会任命的国防部长弗拉季斯拉夫·阿恰洛夫精神抖擞地告慰忧心仲仲的代表们，守卫伎白宫是完全有把握的。就这样，他们在大厅里坐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清晨4时。 自然，这已经是一种精神变态。谁也没有打算用强攻的方式夺取白宫。但是，他们不得不为自己鼓气和j韭行自我恐吓，以保持一种好斗的精神状态。 在这些天里，我们甚至没有从理论方面探讨过攻克大楼的这种可能性。我坚信，采用政治方法使白宫领导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就可能迫使他们交出武器。总之，没收武器，是当时的主要目的。在同切尔诺侮尔金、格拉乔夫、叶林和戈卢什科磋商后，决定向阴谋家们提出缴出武器的最后期限——10月4日。如果他们拒不执行我们的要求，届时我们将制定出对他们施加压力的更为严厉的方案。 我记得，包围白宫的警察当时并没有携带武器。我们所有计划、设想和用意的出发点只有一个，即竭尽全力不让发生流血事件，哪怕是意外的牺牲也要避免。我渐渐明白，当武装到牙齿的匪徒们在距民警只有几十米远的地方寻衅闹事，并准备动用冲锋枪、火箭筒的情况下，只配备着橡皮棒的民警们在心理上是难以执行勤务的。 后来，我要思苦想，竭力想弄明白。我当时的做法是否正确。那时，我曾下决心不理睬他们的姚衅，还指望以我们的克制和忍让迫使匪徒们停止武装对抗。现在，在流血事件已经发生之后，也许，应该承认，我们犯了一次惨痛的错误。假如民警们配有武器，假如内务部机关的工作人员从一开始就能够对武装进攻作出相应的反应，在莫斯科或许就不会发生10月3日至4日晚的那场野蛮而疯狂的反扑。他们因末受到惩罚而沾沾自喜。也许，恰恰相反，要是民警们配备了武器，可能会发生更大的悲剧……。总之，我不知道，甚至到现在我仍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从刚一宣布解散议会的那——刻起，我便试图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竭力避免给这方或那方造成任何牺牲，不管是他们的，还是我们的，这都不重要，因为这毕竟是一场灾难。 总统日记 1993年9月30日 在后半个星期，俄罗斯东正教教会试图使局势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缓和。星期四，我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阿列克西二世。同他的谈话是极为坦率和深刻的。我一向钦佩至圣大牧首的安详、坚毅和贤明。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很少谈论并尽可能回避政治。他对解散议会的命令也没有妄加非议。他甚为关心的是为对抗找一条和平解决的出路。他请求接受教会的帮助，以便使同胞们的对抗不致以悲剧告终。 我以欢愉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帮助。我们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在大牧首的调解下，总统和政府的代表将同白宫的全权使者在圣丹尼尔修道院进行会晤。 阿列克西二世并未局限于出面调停。他还向俄罗斯人发出呼吁，忧心仲仲地号召人们避免流血冲突。 在圣丹尼尔修道院的谈判开始了。议会领导人提出把恢复白宫的供电作为开始谈判的条件。我认为，当他们正在向周围随便什么人，甚至向精神变态者和刑事犯都散发武器时，根本谈不上接受任何最后通牒。首先要缴出武器，然后我们才能讨论条件。谢尔盖·菲拉托夫终究还是说服了我。他说、这只是生活要求，并非政治性的，完全可以接受，他们确实在那里受冻。我同意了。尽管这也许又是一个错误。他们提出的第一个条件——接通白宫的电源，我们接受了。这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以后也可以借助最后通牒来进行谈判。当大楼里的电灯亮起来时，从那里传来一片尖叫声和哄闹声。差一点高兴得端起冲锋枪朝上射击。他们把这件事理解成自己的重大胜利。 圣丹尼尔修道院会晤开始后仅几小时，谈判就破裂了。破裂完全是由于一般性原因引起的。这再次证明，前议会里的形势已经脱离了政治家们的控制。我们同他们的代表所达成的一切协议都被白宫领导声明废除。看来，议会领导中最激进的集团已完全夺取了权力，正是这时，他们已把赌注押在与政府进行武装斗争的方案上了。他们一面绘制了夺取电视中心、克里姆林宫、俄通社一塔斯社和军事目标的计划，一面又由鲁茨科伊给阿列克西二世写了一封措辞恳切动人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我作为一名教徒和一个被授予崇高全权的俄罗斯公民，感谢您竭尽全力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接着还写了这样的话语：“……在您竭诚组织的圣丹尼尔修道院调解性会晤中，您拥有以我为代表的绝对支持者”。 艰难的日子终于来到了。1993年10月3日，星期天，这是新俄罗斯历史上艰难的一天。 总统日记 1993年10月2日 早晨，我来到克里姆林宫上班，尽管是休息日，但仍在10时召开了内阁成员会议，商讨当前的局势。这一天，即10月4日最后通躁的期限到了。而此时我们还没有开始讨论解决冲突的强制性方案。我们仍寄希望于在教会和大牧首本人的调解下恢复谈判。还指望，由于加快了选举进程，将于12月12日选举俄罗斯新的代表机构的可能性已十分明显，而为了参加这次选举，为了能继续留在政界。他们就应走出白宫，积极参加选举前的斗争，否则就来不及了。 会后，我批阅了一些文件，然后就起身回家。当汽车弛过静静的新阿尔巴特街时。我朝议会大楼的窗户看了一眼。有谁能料到，明天白宫将会变成黑宫。 家里的一切仍像平常一样。只有在星期天，我才能同家人在一起呆几个小时。我们按老习惯大家都团聚在餐桌旁。尽管我内心里很不平静。但我已经叮嘱过。在家里绝对禁止谈论任何与政治和当前局势有关的话题。在这样难得的一点点时间里。我只想做—个普普通通的丈夫、父亲和外祖父。 但在这个星期天，我未能做到这一点。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通过专线打来电话，说白宫的形势激化了。他报告了各种详细情况：民警的警戒线已被突破，这会儿正在攻打市政府大楼，封锁白宫的包围圈已不复存在，所有武装人员已被编成几个大队，他们威胁要对全市发起猛攻。我仔细听完了他所讲的一切，心在咚咚直跳，我暗自思忖：天啊，难道开始了吗…… 他们已决定去干我们直到最后都不愿相信的事。他们越过了俄罗斯人永远也不该逾越的界线。他们发起了战争，一场最可怕的国内战争。 随后，出现了许多流言，说什么总统惊惶失措了、他已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网络，简直没有人再服从他了。对此，我不能再沉默不语了，也不能委屈地忍受这些指责。这样做显然是愚蠢的。人们需要当局对自己的无所作为作出明确的解释。总统尤其要负责的是，在可怕的几个小时内莫斯科人竟然不了解，谁将保护他们不受武装匪徒的伤害，他们是否要留下来面对面地同带枪的法西斯分子进行斗争。 然而，我并没有惊惶失措，我甚至一刻也没有慌乱和优柔寡断。接了巴尔苏科夫的电话后，我立即同自己的助手们进行了联系，要他们马上起草关于在莫斯科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到18时，命令已经签署好，实力部门被授权制止市内的暴乱和流血事件。我当即给叶林和格拉乔夫打了电话。通知此事。我担心的是，他们虽然对这样的事态发展在思想上已有所准备，但一旦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他们仍会感到惊煌失措。然而，部长们讲话的声音是镇静的，我没有感觉到他们有任何恐慌。 叶林简要地报告了武装分子如何有组织地冲击他的部下，而民警们又如何在他们的猛攻下不得不向后撤退，甚至在某一处发生了溃散。他带着未加掩饰的激动情绪讲述了他如何一直在告械警察人员对挑衅行为不要进行回击，于是他们便不带武器去执勤，结果遭到毒汀、侮辱，连制服和大衣也被撕破了。 我们商定，现在民警机关要采取坚决行动，必要时可以动用武器。因为在这一切发生之后，已不可能再有任何妥协，任何谈判了。应该把所有暴徒都抓起来，把武装暴乱的所有组织者都逮捕。格拉乔夫通报说，军队随时准备提供帮助，他已同许多司令员和师团首长商谈过，一些兵团已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随时准备开进莫斯科保卫合法政权。 我再次同巴尔苏科夫通了电话，并请他派直升机到巴尔维哈别墅来，以防万一。坐汽车去克里姆林富上班需要20分钟。但是，如果暴徒们切断通往市中心和克里姆林宫的通道就不好办了。我不愿在这样的情况下滞留在别墅里，那便真正失去操纵杆，失去克里姆林宫。半个小时之后，传来了直升机的轰鸣声。飞机从弗努科沃飞来了。 直到此刻，我都没有想到，我真的要乘直升机上班了。但是，切尔诺梅尔金、叶林、格拉乔夫打来了电话。随后，巴尔苏科夫和科尔扎科夫也再次打来了电话，那时他们已在克里姆林富了。最新消息是令人心情沉重的：武装人员已开始冲击“奥斯坦基诺”国家电视台了，那里的战斗仍在进行中、电视节目随时都可能中断。 我同科尔扎科夫商量我乘坐什么走为好，最后决定乘直升机，这样更快些。因为这时去克里姆林宫只有绕很远的路才能到达，新阿尔巴特街已完全被白宫保卫者们封锁了。我走向直升机。妻子和女儿们伴送着我，仿佛我去上战场似的。不过，也确是如此，我是去参加国内战争。 为了不让“毒刺导弹”轰隆一声把我们打下来，也许还考虑到其他类似的因素。我们绕了一点路。19时15分，直升机在克里姆林宫的伊凡诺夫广场降落。我又听了一些汇报，又一次同总理和实力部门的部长们进行了谈话。格拉乔夫通报说，他已下令让一些部队进入莫斯科。 而在20时，我和整个国家都成了这个惊心动魄场面的见证人。“莫斯坦基诺”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的第一、三、四频道的电视节目都中断了。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俄罗斯电视台焦急不安的播音员维克托·维诺格拉多夫。他报道说，本“新闻”节目是从位于“奥斯坦基诺”外面的后备播放室播出的，在位于科罗廖夫大街上的“奥斯坦基诺”那里战斗仍在进行…… 下面，我将逐分逐时地讲述所发生的一切，以便我们自己和未来的历史学家能够清楚。在这几个小时里，在莫斯科，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又一次同格拉乔夫通了电话，看来，这已是这天晚上第三次了。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说，军队正开赴莫斯科，他们将奉命去保卫重要的战略目标，同时协助保卫“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我问，还要多少时间，他们才能进城。他果断地回答说，他们马上就要入城了。 我给叶林打了电话，让他的小伙子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兵很快就到。这时，捷尔任斯基师的“勇士”分队负责守卫“奥斯坦基诺”的技术中心。配备着火箭筒和装甲运兵车的武装分子已占领了大楼第一层，并向机房发起冲击。他们打算从那里立即进入播音室。 在白宫，哈斯布拉托夫向被流血事件激奋起来的人民代表们宣布，“奥斯坦基诺”已被攻克。他声称：不久将拿下克里姆林宫。这一消息受到了热烈欢迎，鼓掌声、跺脚声、“乌拉”声响成一片。在远处依稀可见的入主克里姆林宫的虚幻梦境骤然间变得清晰起来。他们觉得，莫斯科马上就会躺在他们的脚下。 大约就在此时，一群全副武装的人员冲进了俄通社一塔斯社大楼。这伙武装分子宣称，他们是新总统鲁茨科伊的拥护者，要求通过塔斯社的通讯渠道向全世界发布俄罗斯政权更选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俄通社一塔斯社的全体负责人、所有工作人员以及社长维塔利·伊格纳坚科表现得十分勇敢坚强，令人钦佩。面对冲锋枪的枪口。他们断然拒绝了暴徒们的要求。 我从各处都了解到这样的情况，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国家的命运已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军队还没有进入莫斯科。他们是不愿意来，还是未来得及？近两个星期来，一直在强制性地要求民警不要使用武器，他们已无力进行回击。他们面对的不只是那些虚张声势的市民，而是真正的职业杀手，是一批不仅善于而且乐于作战的军官。 到这时，我心里已明白，攻打白宫已无法避免。我再次打电话给所有可能参与作战行动的人——叶林、格拉乔夫和巴尔苏科夫，请他们为可能发生的强攻准备好兵力。 我的外交事务助手德米特里·留里科夫通报说，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现已到了他那里。在这屈指可数的短短时间里，大多数文明国家的政府已及时辨明了形势，并一致坚决支持俄罗斯的合法总统。 ★ ★ ★ 我再次打电话给格拉乔夫。他告诉我，军队已进入莫斯科，他们正沿着列宁大街、雅罗斯拉夫尔大街和莫斯科其他公路向前进发。国防部大楼已完全被装甲运兵车封锁起来，一支强大的陆军分队正在接近“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马上就要被彻底夺回来。 我让人接通莫斯科市汽车检查局值班员的电话，要对方准确说出作战部队距“奥斯坦基诺”究竟还有多少公里。几分钟后，俄罗斯国家汽车检查局局长费奥多罗夫将军打来电话。他报告说，莫斯科市内没有任何军队，军队仍停留在莫斯科环城公路地区。我真想用拳头敲打桌子，并对他大声嚷道：怎么能停下来，他们应该到达电视中心附近才对！可是这跟国家汽车检查局局长有什么关系呢？ 我不时来到休息室。那里有一台开着的电视机。俄罗斯电视台是唯一还在播放节目的电视台。它拯救了莫斯科和俄罗斯。政治家、演员、商人、作家等，所有在这一时刻关心国家命运的人，通过某种方式了解到第二频道的播放地点后，便纷纷来到转播室，号召俄罗斯人起来保卫民主和自由。我一辈子都会记住那位全身微微颤抖、但同时又是那样坚定、勇敢的利姬·阿赫贾科娃。至今我忘不了她那激动焦虑的面容和柔弱而有些嘶哑的声音。叶戈尔·盖达尔向同胞们发出呼吁，号召所有莫斯科人都到莫斯科苏维埃大楼去。后来，人们因此而责备他不该让手无寸铁、易受伤害的人去对付那些武装歹徒。不过，他的号召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发表演说。总理坚定地说，一定要保卫民主、合法的国家政权。 我看到，已持续近一小时的新闻报道使人们紧张、惊慌的情绪得到了克服。关闭4个频道，尤其是主要频道——第一套节目，使人感到简直是一场灾难。我不知道“奥斯坦基诺”的领导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否正确。一些专家们说，当时，电视播放室有被占领的危险。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从技术上来说，现有的保卫力量不可能让武装歹徒在频道工作着的情况下闯进去。问题不在这里。我再重复一遍，国家电视节目的中断被很大一部分居民看成是一场灾难。而我在那一时刻，有一种似乎被击倒的感觉。但是，当俄罗斯电视台在这种情况下积极而又热情洋溢地(佯装是不可能的)投入工作后，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大部分人的惊慌感消失了。这是极为重要的转折。 在电视上露面的那些人中间，有许多人气愤地责问，为什么叶利钦默不作声，要求总统出来表态。 但那时，我不得不解决更为紧要的问题。很抱歉，根本顾不上演说。我在极力设法使自己的军事将领们摆脱紧张而又麻痹的状态。我意识到，尽管国防部长已作了保证，但军队出于某种原因并末立即投入保卫莫斯科的战斗。而内务部的力量又不足以对付首都全副武装的歹徒。 我同布拉金通了电话，知道“奥斯坦基诺”的战斗仍在进行。我再次同切尔诺梅尔金、格拉乔夫和叶林取得联系。格拉乔夫通报说，国防部部务委员会会议即将开始。我请切尔诺梅尔金主持这次会议，并表示我将尽快赶到。 这样，在深夜2时30分，我看到的是这样一种场面：“奥斯坦基诺”的战斗仍在电视中心的大楼里进行着；曾被要求不要卷入冲突的民警们，在第一次遭到攻击后便已撤离，结果听任武装暴徒们把城市搞得紊乱不堪；而在由250万人组成的军队里却找不到几千名战士，哪怕是一个团也好，能够马上来到莫斯科保卫这座城市。 这种场面，说得轻缓一些，是凄凉的。但是，不管多么令人奇怪，我此时此刻仍然坚信，警察和军队很快就会把市内耀武扬威的武装团伙完全控制起来。在这天夜里的几个小时内有几个人一直同我在一起。也许，过些时候，他们将撰写有关这一惊心动魄时刻的回忆录。他们能够证明，在这一时刻，我始终深信，10月4日将是俄罗斯历史上这场内战的最后一天。 我叫来汽车，穿上衣服，然后动身去国防部。从克里姆林宫坐车到阿尔巴特街附近的国防部总部只有；分钟的路程。时间不多，但已足以使我想清楚格拉乔夫那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据他所说，军队似乎在2小时前就应该收复“奥斯坦基诺”，包围白宫，并做好强攻的准备，可实际上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进入莫斯科。 所有的人——无论是我，总统，还是他，国防部长，无论是政府，还是我们的社会——我们大家都成了“军队不介入政治”这个漂亮提法的人质，我们还为如此深刻的民主口号而感到骄傲。而现在，当召唤军队保护社会不受法西斯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侵害的时候，我们感到诧异：为什么军队如此不愿作出反应？……为什么如此不听召唤？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找它，每个人都想把它拉到自己这一边来。幸亏没有随便找一个疯子似的团长，他完全可能让配有轰炸机的飞行中队起飞，到莫斯科来保护自己的朋友——骁勇的鲁茨科伊将军。我暗自庆幸：感谢上帝，这一切并没有发生。现在不应大声嚷嚷、歇斯底里发作似地要求这要求那。相反，应该支持他们，应当让人们看到，总统是镇静的，既相信自己，也相信军队。 ……这时候，部署在国防部大楼周围的装甲运兵车让开了一条通道，让我的“吉尔”车驶入院内。我上了楼，那里正在开部务委员会会议。首席上坐着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当我走进去时，大家沉静下来，默默地注视着我。我坐在稍稍靠边的地方，让大家继续讨论。 有个司令员报告说：一部分部队现正在莫斯科附近忙于于农活，9月21日以后，我们曾同卢日科夫商量过，决定不把他们从农田里召回来。总的来说，将军们的神态是沉重、愧疚的。看来，他们已意识到，局面是如此的荒谬绝伦：合法政权危在旦夕，而军队却不能保卫它，有的人在挖土豆，有的入不愿意去战斗…… 开始讨论有关攻打白宫的问题。大家都明白，这个点燃战争之火的主要策源地必须加以控制。切尔诺梅尔金一再问大家：“对此，还有些什么建议？”会场上的反应是，一片凝重、沉闷的寂静。 出乎我的意料的是，保卫总局局长科尔扎科夫请求发言。他说，由于他和他的几个工作人员曾在1991年8月周密细致地从事过白宫的保卫工作，自然，也研究过对方攻占大楼的各种方案，强攻可以从地下管道、房顶等地方开始。他请求让保卫总局的一名军官来讲一讲有关攻打白宫的具体计划。 在切尔诺梅尔金问过大家有无反对意见后，科尔扎科夫请一位头发斑白的军人进入会议室。他自我介绍说他叫扎哈罗夫，大尉军衔。看来，由于见到如此众多的星徽和将级肩章，他起初有些拘谨，说话声音有点不自然。但后来，他讲起话来充满自信。扎哈罗夫说：建议一开始便使用坦克，需要10辆，它们将从两侧逼近白宫，5辆部署在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公园。另外5辆从新阿尔巴特大桥方向开过来。炮击大楼的最高几层将使白宫里的武装分子惊恐失措。然后，伞兵部队开始行动，他们将掩护特种部队进入大楼。最后，潜伏在白宫内的“阿尔法”和“信号旗”特别行动小组将成为最后的打击力量。他还联系大楼本身的特点和防卫条件对每个步骤都作了详尽的解释。他认为，这样的攻打计划将会减少保卫人员的牺牲。 我看到，将军们活跃起来，切尔诺梅尔金也精神振作起来。一旦有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大家就轻松一些了。可以就它进行讨论，发表不同看法或对其进行补充，毕竟已有了一个起点。这时已是深夜3时。大概，正是从此刻起，所有参加会议的人精神上都有了转折。陆军司令和武装力量参谋长马上同师长们进行了联系。几分钟后，向部务委员们报告说。早上7时坦克将到达部署位置。 切尔诺侮尔金问道：“既然原则上大家都没有反对意见，那就通过计划吧？”大家赞成地点了点头。这时，格拉乔夫请求发言。他朝我转过身来。缓缓地说道：“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您批准我在莫斯科动用坦克吗？” 我默默地注视着他。他也用同样的目光直视着我，然后移开了视线。切尔诺梅尔金忍不住说道：“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您这是怎么啦，已经授权您指挥作战，为什么还要让总统来决定，您需要动用什么样的武器装备？！”格拉乔夫又讲了些什么，好像是说，自然，他会独自作出决定的，但是，对他来说重要的是需要更加明确…… 我的起身，请大家在我离开后进一步讨论这次行动的一些细节问题。而格拉乔夫说：“我将给您送来书面命令。”随后，我动身去克里姆林宫了。 回来后的第一件事是，召来伊柳辛，请他马上起草关于授权格拉乔夫指挥军队从盘踞在那里的武装分子手中收复白宫的命令。几分钟后，伊柳辛送来了拟好的文件。我签了字，当即吩咐机要交通员立即把命令送交格拉乔夫本人。 的确，我施加了压力，压得他们无法再犹豫不决。不允许再有麻痹松懈、迟迟疑疑和信心不足的现象了。几个小时的张皇失措就可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我的确表现得强硬而又坚决。大概。此时此刻，有许多人在抱怨我。但我已顾不上讲究礼节了。 从国防部回来后，指挥机制已全部运转起来，而且我绝对相信它将继续运转和工作下去，现在我可以对莫斯科人、俄罗斯人发表讲话了，我们克里姆林宫的电视摄影师亚历山大·库兹涅佐夫录制了我的电视演讲。我们没有邀请电视台的任何人。现在那里的每个人都很宝贵。整个录制过程末超过10分钟。备通讯社和电台很快就发出通告，说总统不久就要通过电视发表讲话。这时，载有我们保卫人员的汽车正在向电视台疾驰，通讯员手里拿着录像带。 至于是如何拿下议会大楼的，大家都很了解。我恐伯对此作不出什么补充了。CNN电视节目把攻占白宫的实况向全世界作了报道。而我再重复那些大家记忆犹新、亲眼目睹的事已没有任何意义。有坦克、有炮击、有冲锋枪的连发射击、有前来看热闹的人群，不过他们看到并非嬉闹而是动真格的杀人场面，此外，还有许多尸体。悲伤是共同的，不分我们和他们，我们大家很悲伤…… 晚上，我请切尔诺梅尔金、叶林、格拉乔夫和菲拉托夫到克里姆林宫来。到16时30分，我已得知，白宫所有上层人物都已被捕。就在这个时候，科尔孔科夫带着警卫队用装甲运兵车和步兵战斗车把他们送入列福尔托夫监狱。这个监狱已隶属于安全部，在这之前归克格勃管辖。我不知为什么会在这时想起巴兰尼科夫。我想像着，这位2个月前曾是将军、首长、而且还是这里的主人，而现在却会带着何等惊恐的心情走进囚房……。后来。我驱开了这一念头。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是他本人给自己签署了判决书。结果。他在几分钟后将出现在列福尔托夫监狱。关于其他的事我甚至不愿意再回忆了。 1993年的“10月革命”徒劳无益地结束了。 让我们祈祷死者安息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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