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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初，《晨报》在上海出现，这是国民党夺取舆论和文化阵地的一项重大措施。《晨报》筹办之初，三友实业社那位姓季的画家，向《晨报》主人潘公展献策，主张每逢星销日随报附送一张画报，用以招揽读者，并推荐叶浅予为画报画一个漫画长篇，填补《上海漫画》的空缺。这个主张为《晨报》所接受，姓季的当即跑来找我，鼓动我干脆把《王先生》搬到《图画晨报》，答应给我每月一百元固定稿费，不过有个附带条件，就是要给《图画晨报》封面封底固定广告户画两幅现代仕女画，也就是把《图画晨报》的四版彩画全部包了。这笔报酬不算少，我心里掂了掂，《时代》每月二套，《晨报》每月四套，吃得消吗？听人说，上海这地方，只要有本事，拼着命干，日子一定过得好。何况那时我才二十多岁，已经有了一个家，开支够大的，于是壮着胆，把这任务接了下来，为《晨报》卖了五年力。 上海《晨报》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潘公展集资经营。潘是老上海，是国民党二陈派的重要人物，以前办过报。《晨报》每周附送一张画报，虽非创举，可是在和申新两大报的竞争中却是有利的。我接了这个任务，王先生从《时代画报》又跳到了《图画晨报入为了和《时代》的王先生有所区别，《晨报》的王先生定名为《王先生别传》，王先生的打扮也有所变动，原来穿西装的，改为白长衫和黑马甲（背心），头上仍戴白盔帽；其他人物一概照旧。原来的九格改为八格，顺序由左行改为右行。从那时起，除了兼任《时代画报》编务，我主要的精力放在创作《王先生》长篇上。任务是够重的，但比起1936年为南京《朝报》画每天四格的《小陈留京外史》却还算轻松。 《晨报》主编对“别传”内容从不过问，任作者自由发挥，因而我感到精神十分舒畅。记得有一期画的是王先生当了警官，带部下去监视学生示威游行，表现了一幕向学生求饶的丑剧，显然是讽刺政府当局的，事后却并未受到指责。另一次画学生募航空救国捐，王先生躲躲藏藏逃避募捐，意味着对募捐的反感，也并无反应。时间愈久，我愈明白，国民党的统治，也像只纸老虎，并不可怕。不过，你要真是异党分子，那可不客气，“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漏过一人。”王先生是个吸引读者的丑角，随便他干什么，绝不能成为异党分子。我这么想，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者反过来，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吧。 漫画细胞在我的肌体和血液中，在上海的十年中，无疑居于主导地位。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王先生》不能在日报画刊中存身，我却拿了这支画笔和漫画界的伙伴们，组织了漫画宣传队，奔走在抗日前线和后方，以另一种方式发挥漫画的战斗功能。即使在我从事中国人物画创作的年代中，漫画细胞仍然在我的作品中起到“发酵”作用。1982年的《长安怀古》，1984年的《神游天安门》，以及最近的新作《富春人物画谱》，无不反映我对历史和现实的讥讽诙谐态度。60年代“文化大革命’潮间，我被红卫兵造反派所迫，承认自己是个“游戏人间的玩世派”，这当然指我的漫画生活造成了我对人生现实的态度。但是，认真检查起来，这不能叫“玩世”或“游戏人生”，实际是指我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看法。这种讥讽和诙谐的态度，正是被这个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现实世界所逼出来的，逼得我不得不从反面来看这个世界，从丑恶污浊的一面来反衬光明美好的一面。 1936年我为南京《朝报》画的《小陈留京外史》表现南京小官僚的嘴脸，也是从这个观点来看堂堂首都的官场生活。我认为王先生是封建型的破落地主成分，不宜在官场鬼混，小陈则是上海殖民地出身的富家子弟，和南京官场可以有各种裙带关系。所以我把这两个丑角分了家，安排小陈单独进京去捞世界。《朝报》出现的留京外史第一篇，画的是小陈从上海乘夜车到达南京，清晨在和平门下车，遇到宪兵巡警检查行李。小陈大模大样打开衣箱，衣服上面躺着一封八行书介绍信，收信人不是某局长便是某部长，小陈仰着头似理不理，宪兵巡警只得盖好箱盖，在箱盖上用粉笔划个“已查”的记号。小陈便坐上来迎接的汽车，扬长而去。这个材料我怎么得来？说得巧，就是我初到南京在车站所见的真情实景，我便借用为小陈进京的威风。 在此之前，小陈乘车用的是免票，列车员来查票，一看是路局的免票，便问：“局长是谁？” 小陈答：“是我姐舅。” 又问：“处长是谁？” 答：“是我丈人。” 进京不久，小陈捞了个不大不小的局长官职，刚上任，第三天要做总理纪念周，局长是一局之长，纪念周上要背总理遗嘱，小陈练了三天，睡觉做梦都背遗嘱，坐在恭桶上也背遗嘱。临上场，“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凡……”把“四十年”忘得一干二净，大出洋相。这篇《留京外史》遭到非议，说我有意丑化总理遗嘱，《朝报》老板受到警告，和我商量，以后别画小陈了，还是请王先生登场吧。《留京外史》画了不到半年，改画《王先生到农村去》，半年以后，农村题材也出了毛病，触犯了地方政府的农业政策，最后不得不请王先生离开农村，到夫子庙茶馆书场当老板，把王的女儿阿媛送到书场上卖唱又卖相。卢沟桥炮声一响，王先生的穷途末路也告结束。 大约在1936年，上海杂志公司老板张静庐把我的《王先生别传》和《小陈留京外史》原稿全部搜去，印了六本画册，总算给我在社会上留下了一份遗产。而我自己手头所留的这六本画册，却在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走，至今尸骨全无，找不回来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满脑子教条，认为社会主义新中国，一切矛盾都不存在了，王先生和小陈已成为历史的残渣余孽，我举起一只脚，把他们踢进了历史垃圾箱。到了60年代“文化大革命”，把我叶浅予也当作历史垃圾，送进了牛棚，关进了监狱，当作历史反革命处理，这才使我从“左”倾教条主义中省悟过来，重新认识了我这段上海创业的历史意义。1986年，经毕克官帮助，从朋友处借到全部王先生和小陈画集，重新编印了一本《王先生与小陈》的选集。面对着这本选集，我思潮澎湃，感慨无已。 在我写这篇“上海创业”的历史过程时，身处浙西的天日山自然保护区，双目所见是古杉新竹，两耳所闻是鸟语虫鸣，心旷神情，一派虚灵。手头什么参考资料也没有，只能凭着心灵的飞驰，倒转时间的流向，沉思当年的艰辛岁月。可是，这位我所杜造出来的老丑角，总是对我嬉皮笑脸，不让我触动灵魂深处的创伤。我握紧拳头，向书桌一击，命令他收起那副怪相，老老实实帮我回忆十年的岁月。他似有所悟，板着脸向我诉起苦来。 他问：当初你硬要我这个瘦老头子模仿美国的那位矮胖子的惧内行为，向读者出丑，弄得我处处遭人调笑，那是为了什么？ 我答；王无能唱独脚戏，艾笑笑耍贫嘴，为了吃饭，天经地义，有什么可怨的？ 他问：不错，可人家美国佬吃饱饭跑俱乐部，闲得自找烦恼，跟我这乡下财主闲居上海，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为什么非让我学他呢？ 我答：问得有理。咱中国人吃饭拿筷，人家吃饭拿刀叉，习惯不同，不能一样生活。不过，上海这十里洋场，到处是西餐馆，罗宋汤一盆只收两角，你老王不也经常上霞飞路吃西餐吗？至于跑俱乐部，自寻快乐，这和你们王陈两家凑成一桌麻将有什么两样？至于惧内怕老婆，更是中国的老传统，怕什么丑？ 他问：上海漫画那阵，你那笔下，总把我王家的丑事加油加酱，硬教小陈和我女儿勾勾塔塔，把我女儿名声也败坏了。我见了陈太太，简直抬不起头来。你说这账该不该算？ 我答。你姑娘长得漂亮，又爱打扮，怪不得小陈眼馋。你别忘了，陈太太管小陈管得够严的，你姑娘聪明伶俐，从小在你的教育下，调教得心眼特别多，你还怕她受人欺侮？ 他问：不对！我姑娘是俊，是灵，有心眼，可不能和他老子相比！我姓王的乡下有田有势，只因共产党闹得我在乡下安身不得，才把家产卖了，来上海做个寓公。我家也是当官出身，懂得诗礼传家，我家姑娘更是知书明礼，洁身自好，你说她心眼多，好像是我故意调教出来的，这不明明在骂我吗？ 我答：这就问到点子上了。你姑娘那份聪明，不但要归功于你的调教，也和王家先天遗传有关。你别赖了，我对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简直摸透了。且不提你的姑娘，就说你自己吧。你别吹，你家祖上当过什么官，用不着查；你说共产党闹得你不能在老家存身，这可以查。你们老家根本没闹过共产党，你也够不上一个大地主身份，只不过因为家产被你吸毒吸穷了，才搬来上海找条出路。你说是不是？ 经我一点，王先生这才哑口无言。 争论刚完，小陈跳了出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丑化姓王的不算，还丑我姓陈的。姓叶的，你那支画笔，真够损人！你说我是洋行小开，富家子弟，没错，可我不是那种寻花问柳见色迷心的人。我和王家小姐来往，并无越轨行动，怎能说我和她勾勾塔塔？这事有我老婆为证，可以对天发誓。 我答：你陈家和王家的关系，到底从何而来，无关宏旨。王家是乡下小财主，和你们洋行买办家庭本来不搭界，你们来往如此热络，我从表面看问题，总觉得你和王家姑娘的关系不正常，因此猜想，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把你们两家拉到一起。怪我姓叶的社会经验少，文化水平低，把你陈先生看扁了，实在对不起。 陈说：你我在上海混日子，捞世界，井水不犯河水，用不着来这一套！不过，我那几年在南京当了一阵小官，你天天盯着我，出我的丑，未免过份了吧！老实告诉你，我的岳父老丈人最器重我的才华，才请我去南京显一显身手，这又碍你什么事？ 我说：也真巧，那阵子，我在上海呆不住，才到南京来摆画摊子。《朝报》老板给我出点子，要我画小京官的嘴脸，出出他们的洋相，又偏偏碰上你这个熟人，我就把你当作我新编故事的主角了。你别见怪，这原是逢场作戏，无中生有，你别往心里去。 他说：混帐！无赖！那次把我背总理遗嘱的窘态出尽了洋相，我岳父直生气，说一定要严办你这个造谣生事的臭文人，把你逐出南京去！幸亏我从旁说好说歹，只对报社老板提了一次警告，没把你怎么样。 我说：够朋友！咱们上海人讲义气，不能为一点小事扯破脸。以后你有什么宏图大略，比如竞选国大代表之类计划，事先给我个信，我一定从旁推波助澜，捧你上天。 陈说：这才够朋友！不过，那次西安事变，你派我到机场去等候蒋委员长，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害得我埋在雪里，差点透不过气来。这种玩笑绝对不能开！ 我说：你这就弄拧了，那天到机场迎接蒋大总统，我劝你不要轻举妄动。西安那边情况不明，张学良肯不肯放老蒋，还在和宋子文讨价还价，谁叫你如此莽撞，急急忙忙要去效忠，闹了个大笑话。 陈指着我鼻子，气冲冲问：就算这次去机场迎蒋，你曾指点我不要莽撞，我也多谢你把我理在雪里。怎么出洋相，也算表现了我对蒋老板的一片赤胆忠心。因此我不敢怪你。然而，那次在中山门轧死一个警察的事，分明是张冠李戴，硬算在我姓陈的账上，未免大欺人了！ 我说：口传是虚，眼见是实。我的根据是中山门派出所的交通事故登记册，那上面有你小陈的悔过认罪书，这怎么叫张冠李戴呢！ 谈到此处，姓陈的也哑口无言了。 我正在整理我和王陈二人对话的记录，好好总结一下“别传”和“外史”的创作经验，是否合乎我的漫画思维逻辑，从门外走进一个人来，看看面熟，一听口音，便认出是南京《朝报》老板王公韬，连忙请他坐下，问他有何见教？ 王说，听说你正在写创业历史，我特来提供一个信息。我问什么信息？他说，“留京外史”在《朝报》发表，着实给《朝报》带来了光彩，也带来了实惠，我得向你道谢。现在我要向你提供的信息是：小陈在纪念周上出洋相，我受到我的后台老板一次警告，当时不敢向你直言，只请编该版的陆小洛发稿时注意社会影响。后来机场迎蒋和轧死交警诸画发表，后台老板虽没说话，却有人直接向报社发行柜台提出书面质问，声言姓叶的再要信口雌黄，胡说乱编，小心你《朝报》的大门被砸！我这才叫小格和你商量，叫小陈休息一段时间，让王先生登场客串几天，平息一下社会的压力。 听了这话，我心里明白过来。当时社会对“外史”的指责，我也有所耳闻，但没想到压力如此之大。于是对王公韬说，实在对不起，都怪我在上海租界呆久了，对首都实情不甚了解。但也得怪你事先不向我提示在南京摆画摊应注意之点，免得触犯官场中某些大亨的疮疤，以致影响到报社的安危。 公韬哈哈大笑，拍拍我的肩膀说，老叶，《朝报》拉你供稿，一来为小报增光，二来让你在南京有个安身立命之地。《朝报》是个民营报纸，虽有蒋老板手下的幕宾作我的后台，却也从来没人于预报社的决策。你老叶大名鼎鼎，独立创作，谁都知道是个自由主义者，爱国家，爱民族。你爱画什么就画什么，我们全然放心，所以用不着什么提示，为你的创作思路设置框框。不过确有些胸襟狭窄，官病特大的人，容不得别人指指点点，所以发生了一些无理的行动。真所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千万别放在心里。不过，报社创刊以来，历经沧桑，经不起无理取闹，当时我们处在困境，不得已才请小陈暂时下冶，以度难关。我想你是能够理解的。 公韬说完，突然隐身，我神思恍惚，进入了另一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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